第一篇：惡意訴訟

惡意訴訟，是當事人利用訴訟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由于惡意訴訟往往是惡意當事人犧牲對方的利益來換取自己的不正當利益，法院若處理不當不僅會侵害到當事人的個人利益，同時會影響司法的權威和聲譽，因此杜絕惡意訴訟勢在必行。本文從產生惡意訴訟的原因入手，對杜絕惡意訴訟應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以期有助于這一難題的解決。

編輯本段

案例 說法

不久前，人民法院報刊登了這樣一起案例：2001年6月，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的法律教師史鵬程，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校長于申侵犯了他的著作權，請求法院確認《海關權利的法律思考》、《論海關權力》兩文的著作權屬于其本人，并要求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其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人民幣16800元。出人意料的是，經過主審法官的調查發現，事實真相竟是原告冒用被告的名義發表了自己撰寫的論文，而后又以被告侵犯自己著作權將被告告上法庭，而原告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是史鵬程在校期間為自己出書，冒用單位名義在外搞征訂，違反了學校財經制度。被發現后，經校領導討論對其做了處分，史鵬程為報復校領導而采取了這種惡意訴訟的方式。基于此，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駁回原告史鵬程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000元由原告負擔。學法“玩”法的史鵬程，終究在法律的正義面前敗下陣來。案件至此已真相大白，似乎可以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但對于常見諸各種媒體的惡意訴訟案件，我們不得不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讓一向畏懼訴訟，不愿與官司扯上關系的中國人大膽到敢利用訴訟來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究竟我們的司法制度出了什么問題？

所謂惡意訴訟，是指當事人以虛假的事實提起訴訟，利用訴訟獲取自己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惡意訴訟對司法制度和社會安定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司法機構，特別是法院若對此處理不當，勢必會造成公眾對訴訟的不信任感和對社會的抵觸情緒。就個人而言，惡意訴訟往往是惡意當事人以犧牲對方的利益來獲取自己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因而對對方當事人而言，司法機關是否能正確處理案件對其至關重要，稍有不慎便會侵害到其個人利益。但同時，惡意訴訟又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從形式上看，這類訴訟行為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切要求，主體資格、事實理由也往往具備程序法要求的條件，特別是當事人為達到目的，在起訴之前就會為案件今后的審理做好充分的準備和鋪墊，因此，在訴訟初期很難判斷其為惡

意訴訟，即使是在案件審理開始之后，案件的審理者也很容易被惡意當事人的精心策劃所迷惑。可以說，如何識破并徹底杜絕惡意訴訟，對司法工作者而言是個不小的難題。

我們知道，我國是一個崇尚“和為貴”思想的國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向懼訟的當事人反而利用起了訴訟，以往很少聽說的惡意訴訟卻在近幾年屢次見諸報端呢？我們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多年來法制意識的宣傳和教育使得 “依法治國”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人們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法官、律師、當事人的文化素質和知識水準也得到較快提高，而且大多數中國人以往根深蒂固的懼訟心理有了極大改善。不可否認，這種現象是可喜的，但法制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制度的建設、意識的培養應當協調進行，缺一不可。那么我國的司法制度現狀如何呢？應當說，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一直以來深受封建專制和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影響，實行的是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審判實踐中都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立法不完善、不穩定，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法律法規處在修改和進一步完善階段；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審判法官包攬一切司法活動的情況。盡管從90年代開始，我國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缺陷，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審判方式改革，立法活動也逐漸趨于成熟，但仍屬于法制進一步建設和逐步完善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就很容易被已經逐漸習慣使用法律武器的人加以利用。

其次，當前的法制教育和宣傳缺乏對誠實信用的足夠重視。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進行經濟活動的道德準則，同時也應當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解決民事、經濟糾紛應當奉行的道德準則，他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和解決糾紛過程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誠實信用原則在訴訟中應包括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當事人之間的誠實信用。不僅法官在訴訟中不應越俎代庖，給予當事人應有的訴訟主體地位，而且當事人之間也應當講究誠實信用、不詐不欺，不得使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正當手段利用有利于自己的訴訟法規和規避不利于自己的訴訟法規。由于我國傳統的訴訟觀念和訴訟體制的制約和歷史慣性作用，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沒有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至今，訴訟理論對誠實信用原則也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導致當事人的法律意識雖逐漸增強，但卻不夠完善和健全，也成為惡意訴訟出現的思想根源。

再次，我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漏洞和缺陷，這成為惡意訴訟屢次發生的客觀原因。我國傳統的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的職權色彩十分濃重，對訴訟的發生、發展、變更和消滅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官私下單獨接觸當事人的情況時有發生，訴訟結果很可能為訴訟主體違背良心和道德準則的行為所左右，惡意訴訟因此而發生就不足為奇了。基于此，民事審

判方式的改革將審理案件的重心由庭下轉為庭審當中，但由于庭審方式仍處于改革階段，改革過程中暴露出的許多漏洞就會被別有用心的當事人所利用，因而徹底杜絕惡意訴訟的條件之一就是盡快完善訴訟體制，根除惡意訴訟產生的客觀土壤。

最后，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懲罰措施不明確也是惡意訴訟日漸泛濫的原因之一。針對惡意訴訟對訴訟個人和整個司法實踐帶來的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應有與其相當的懲處措施，經濟上的懲罰和刑事上的懲處應當相結合。而我國在這方面規定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從另一個側面加速了惡意訴訟的滋長。

可見，導致惡意訴訟滋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意識上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不足。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

第一，既然惡意訴訟產生的根源在于意識上的缺陷，那么首先就應從意識上入手。在法律意識的培養和教育過程中，加強對誠實信用思想的宣傳。同時誠實原則也應規定在民事訴訟法中，作為一項法定原則加以貫徹。市場經濟不但是法制經濟，也是道德經濟，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糾紛解決，不但要遵循程序法的具體法律規定，而且也要體現善良、誠實的訴訟意思內容。事實上，民事訴訟所具有的時效性、合理性的特點本身就包含著公序良俗的道德內容，因此將與糾紛的解決息息相關的道德要求納入民事訴訟原則范疇，有其現實根據。另外，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是不能為其他原則所替代的。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當事人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訴訟公正的要求，但都只側重于民事訴訟的某一方面，尤其是側重于程序規范方面，而誠實信用原則既是對其他原則的補充，同時其自身也可發揮在意識領域內的獨特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立法也都對此作出了規定。例如，1985年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訴訟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國民事訴訟法都規定，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惡意陳述虛偽事實的，法院可以處以罰款。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國家的民事訴訟實踐中逐漸擴大了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

第二，加快改革我國現行民事訴訟體制的步伐，堵塞審判實踐中現有的漏洞，防止惡意訴訟當事人利用訴訟侵害他人利益。例如，我國現行訴訟機制中，訴訟費用的收取存在很多缺陷。實踐中常見的問題主要是惡意訴訟中的惡意當事人一旦一審敗訴，明知一審判決正確，沒有勝訴的可能，仍提起上訴，上訴后以利用二審法院向他們送達繳納訴訟費通知困難為借口，規避法律，不在規定的期限內依法繳納上訴費，使一審勝訴的當事人無法申請執行，中院不能很快立案進入二審程序，又不能下裁定自動撤回上訴處理，案件長期處于懸而不決的狀態。那么針對這種情況就應當制定相應的對策，明確告知當事人在上訴的同時應當交費及交費的金額。對此，已有部分法院采取了對應措施，如江蘇省南通市中級法院出臺的《當事人預（催）

交上訴費等事項的通知》的規定，在實踐中就發揮了良好的作用。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審前準備制度的不完備、當事人辯論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民事審判執行的不及時等都為惡意訴訟的產生埋下了隱患，這些都亟待改革和完善。

第三，針對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懲罰措施不明確的現狀，立法上要加以健全和改善，民事訴訟法律法規中應明確規定對惡意訴訟當事人的懲戒措施。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明確規定一旦法院認定案件為惡意訴訟，則原告不允許撤訴。這是由于原告以虛假的事實提起訴訟，這一起訴行為已經在原、被告同處的環境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如果準許其撤訴，案件沒有實體結論，很可能使被告受到這一起訴行為的不良影響。因此考慮到原告的這一行為可能會影響他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禁止其撤回訴訟。另外，惡意訴訟事實上也是對國家司法制度的藐視，禁止其撤回訴訟也是對國家司法權威的維護和對濫用訴訟權利的當事人的警戒。其次，規定對惡意訴訟當事人經濟上的處罰措施。之前我們已提到，奧地利、匈牙利和德國的民事訴訟法中都規定，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惡意陳述虛偽事實，法院可以處以罰款，對此，我們應當加以借鑒。實踐中，大多數法院對惡意訴訟當事人往往僅判決其承擔訴訟費用，這對于懲處惡意訴訟當事人和警告廣大公民是遠遠不夠的。法律應根據訴訟標的和案件影響程度對經濟懲罰措施的標準有一個合理的、統一的規定，并賦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以便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有一個正確的處理。最后，對性質極其惡劣、影響極大的案件，法律應規定對惡意當事人的刑事懲罰措施。當然，在民事案件中采用刑事制裁措施本身需要制度上的合理規定和部門間的配合。法律可采用由民事審判庭直接交由刑事審判庭審理的方式或建議在惡意訴訟中受到利益損失的當事人提起刑事訴訟的方式。總之，只有懲罰措施逐步完備，才能從另一方面杜絕惡意訴訟的進一步滋長。

這里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惡意訴訟與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有著根本的區別。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是指由于當事人主觀或客觀上的原因沒有依照程序法的規定實施的訴訟行為。法律對此考察的重點在于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而訴訟行為本身的內容是否合理、合法不是訴訟行為瑕疵所考慮的范圍。與之相對的，惡意訴訟則重在考察當事人訴訟行為的本質是否合法、實施訴訟的動機是否端正。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的出現，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不能一概而論。因此，作為法院，在審查判斷當事人的瑕疵訴訟行為有效無效時，就應當慎重考慮。訴訟行為是人為的行為，更是關系到當事人切身利益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要求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不能有絲毫的錯誤。事實上，當事人訴訟行為出現瑕疵的機會一定程度上是現行法律制度所賦予的，因此，在考慮程序安定和訴訟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將程序利益與當事人利益進行比較后作出明智的選擇是必要的。而對于惡意訴訟，盡管這種訴訟現狀的出現有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的原因，但由于惡意訴訟會給公民、法制和社會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社會的穩定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對惡意訴訟則絕不能姑息。[

第二篇：惡意訴訟論文[最終版]

檢察日報網站消息：偽造事實和各種證據，通過訴訟手段占有他人財物，這類惡意民事訴訟在司法實踐中屢有發生。如何遏制惡意民事訴訟？2003年10月30日，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和鄭州市人民檢察院就此進行了專題研討，為解決這一問題探求法律途徑。

惡意民事訴訟問題嚴重

案例一：1999年11月，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某退出該公司。2001年5月，社會人員李某拿著一份自稱和該公司于1999年4月簽訂的售房合同及收據起訴該公司，請求法院判令該公司退還所收房款17萬元及其利息。田某冒充該公司簽收了法院送達的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開庭審理時，該公司因此未能出庭。法院缺席判決該公司返還李某房款17萬元及其利息。判決生效后，法院強制執行時，該公司才知道這一民事訴訟。

案例二：1995年，某市塑料三廠為其技術人員王某向該市某公司購買了一套商品房，購房手續交給了王某。后王某因故離開塑料三廠，并退還了商品房，但未移交有關購房手續。2000年9月，上述售房公司自己辦理了該房屋的所有權證，并于2001年以王某使用房屋系租賃、塑料三廠未經準許占用該房屋屬侵權行為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權，搬出房屋。法院判決該公司勝訴后，塑料三廠申訴至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從銀行調取了1995年塑料三廠購買該房時向該公司支付房款的轉賬支票及雙方的銀行明細賬記錄，證實了該公司隱瞞主要證據進行虛假訴訟的事實。

據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民行處處長曹世聰介紹，類似上述案件，僅鄭州市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在辦理民事申訴案件中，近兩年就發現并糾正了42起，而在河南省絕不是只有鄭州市才發現此類案件，曹處長認為，虛假(惡意)民事訴訟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應當引起司法機關和學術界的重視。

產生惡意民事訴訟的緣由

河南省鄭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孫全友說，在辦案實踐中，他們發現惡意訴訟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原因：1.民事主體在民商事活動中缺乏應有的防范意識，在訴訟活動中缺乏應有的抗辯能力。如不注意保存合同及簽訂合同過程中形成的書面材料，或者對印章使用保管不善，存在管理上的漏洞，以致印章被盜用。2.個別法官未嚴格依照訴訟程序辦案。如在受理案件時對當事人的主體資格審查把關不嚴，或者在將訴訟文書送達當事人時沒有按照法定方式送達，打一面官司，缺席判決，等等。3。對惡意訴訟行為如何處罰，我國現有法律尚未規定，以至于對惡意訴訟的防范制裁不力。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邱星美認為，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民事訴訟法沒有賦予被惡意訴訟侵害的案外人以參加訴訟的權利，或者申請再審，或者請求檢察院抗訴的權利；第二，現有法律對這種惡意訴訟的制裁規范太少，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制裁力度不夠；第三，沒有相應的刑事責任規范，也沒有相應的民事賠償制度。這些原因的存在，客觀上縱容了惡意訴訟行為。

檢察監督是否師出有名

面對這一嚴重危害司法公正的行為，有人提出應發揮檢察機關的作用，檢察機關應對此

類訴訟行為進行監督。那么對惡意訴訟行為進行檢察監督有何根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榮馨認為，對民事訴訟進行檢察監督的理論根據，在于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需要平衡，而平衡就需要監督。惡意民事訴訟破壞了法律秩序和利益平衡，需要通過監督來恢復社會平衡。法律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但是該規定制定時未預料到目前有如此嚴重的惡意訴訟行為，因而有兩點不妥：一是檢察院對上述行為進行監督，不僅是權力，也應當是義務，表述為“應當”更準確些；二是不應只針對審判活動，也應當包括民事訴訟中的其他活動，如當事人的訴訟活動，證人、鑒定人的活動等，均應進行檢察監督。

邱星美說，檢察院抗訴看起來似乎是針對當事人的惡意訴訟行為，如果這樣就產生了抗訴對象是否合適的問題，即檢察院是否有權對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抗訴。對當事人的訴訟行為檢察院顯然是不可以抗訴的。事實上檢察院對此類案件的抗訴并不是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行為，而是針對當事人訴訟行為所產生的法院生效裁判文書。檢察院的檢察監督權涉及到的是法院生效的裁判文書所認定的事實是否清楚，法官對當事人提出的證據審查、認定是否準確，以及當事人是否適格。因此對此類案件檢察院提起抗訴是有法律依據的。

湘潭大學副教授廖永安認為，檢察機關對惡意民事訴訟應發揮應有的監督功能，具體表現為參加訴訟和提起抗訴。參加訴訟要限于涉及國家重大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對于抗訴則不限于上述案件。因為惡意訴訟不僅有違訴訟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國家審判機關的權威性，也浪費了司法資源。檢察機關通過提起抗訴，有助于發現并及時糾正違法犯罪行為，從而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經濟秩序。中國政法大學民事訴訟法研究所所長宋朝武教授指出，檢察院的監督主要針對法院的審判權是否正確、合法行使，對當事人的行為一般不應監督，除非當事人嚴重違法或侵犯國家利益。

法律如何遏制惡意訴訟

楊榮馨指出，檢察機關現有訴訟監督權僅限于事后監督(即只針對生效的判決、裁定)，這是不夠的，訴訟監督權力應當擴大，應包括公益訴訟、一審抗訴等其他方面。檢察院起訴是否應交訴訟費？如果敗訴了，應否承擔賠償責任呢？他認為，可以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檢察院提起民事訴訟免交訴訟費。檢察院提起訴訟，勝訴不享有實體上的權利，敗訴也不應負擔實體上的義務，因而不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果給被告造成損失應如何處理，則仍需要進一步探討，但監督權力應予擴大是無疑義的。

宋朝武說，國外多在刑法中對該行為予以規定，如西班牙規定在民事訴訟中提供偽證可處以長期監禁或者罰款，意大利規定可處6個月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他認為造成對方當事人重大損失(如企業停產、破產等)，應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雖然規定偽造、毀滅重要證據等行為可追究刑事責任，但如何追究卻無相應具體規定，對此刑法亟須作出完善。另外，民事訴訟法中規定對個人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下，對單位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對于惡意民事訴訟行為，這種罰款數額顯然過低，必須加大罰款力度。即使對惡意民事訴訟行為不能以犯罪論處，也要使其在經濟上受到相應的制裁。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張友亮教授指出，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

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規定，這種虛假民事訴訟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這一規定有其合理性，許多惡意民事訴訟行為并不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但是，有一種情況不容忽視，如被告不知欺詐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交出財物，則原告行為應構成詐騙罪。另外，當原告與法官串通作出錯誤判決時，對法官可按枉法裁判罪處理。

孫全友建議，在刑法中增設偽造證據罪和訴訟欺詐罪，前一罪狀可表述為：當事人毀滅、偽造、隱匿證據，通過民事訴訟借助審判機關的強制力以達到非法目的，情節嚴重的行為。犯罪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后一罪狀應表述為：偽造證據，虛構事實，通過民事訴訟借助審判機關的強制力非法取得他人財物，情節嚴重的行為。犯罪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其法定刑，可參考詐騙罪的法定刑，并應重于后者。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張力提出，防止惡意民事訴訟、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利，應當注意兩個基本問題：一是要遵循民事訴訟的基本規律，二是在進行制度構建時要做到制度協調與整合，不能僅僅為了解決惡意訴訟而簡單地進行設計。廖永安補充說，應進一步完善審前準備程序，通過審前證據交換明確爭議點，從而對惡意訴訟起到有效地遏制和預防作用；對于關涉公益的案件，如集團訴訟案件等應適當強化法院的職權作用；進一步完善法院送達制度，設立訴訟通報制度；對于國有企業訴訟，如涉及國家重大利益，法院應當通知檢察院派員參加訴訟，防止因惡意訴訟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劉金林)

第三篇：惡意訴訟分析（xiexiebang推薦）

惡意訴訟

所謂惡意訴訟，是指當事人以虛假的事實提起訴訟，利用訴訟獲取自己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惡意訴訟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從形式上看，這類訴訟行為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切要求，主體資格、事實理由也往往具備程序法要求的條件，特別是當事人為達到目的，在起訴之前就會為案件今后的審理做好充分的準備和鋪墊，因此，在訴訟初期很難判斷其為惡意訴訟，即使是在案件審理開始之后，案件的審理者也很容易被惡意當事人的精心策劃所迷惑。可以說，如何識破并徹底杜絕惡意訴訟，對法律工作者而言是個不小的難題。本文通過以下案例，對杜絕惡意訴訟應采取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以期有助于這一難題的解決。

前一段時間我參與的一個案件就屬于這種情況，委托人李某是一個公司的法定負責人，他有一個離職員工楊某（主管財務）向法院起訴他的公司，要求返還借款及利息，并向法院出具了“借款證明”，在右下角有公司的印章和打印的日期。李某不承認有這次借款，一口咬定這個證明是偽造的。我這了解到如下情況：楊某在任職期間主管財務，因為經常需要使用公司印章，為了業務便利，公司印章一直由楊某保管，而且楊某離職后也拒不返還公司的印章，李某不得已更換了新的印章，已使用好幾年。與原章相比，新印章要大一些，經過比對，“借款證明”上使用的印章就是原章，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借款證明”上的借款日期恰好在原章使用期間。

經過分析，我認為該“借款證明”原件是為訴訟臨時偽造的。為了給法院提供有力的證據證明“借款證明”是偽造的，我方向法院申請了文書鑒定，主要鑒定兩個方面：

1、“借款證明”原件上的印刷文字是不是落款時間形成的；

2、“借款證明”原件上的印章是不是落款時間形成的。結果不出我所料，鑒定結論支持我的推論：“借款證明”原件上的印刷文字和印痕不是落款時間形成的，也就是說，該“借款證明”是偽造的。楊某知道鑒定結論后，很快撤訴了。

以上案例說明，針對惡意訴訟，作為被告的一方，我們不是沒有辦法，只要方式方法得當，我們也能勝訴。面對惡意訴訟，首先我們要頭腦清醒，要揭露對方的真面目，只要通過分析找出破綻，才能對癥下藥。另外在平時要加強風險防范意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周芳衛

2014/6/19

第四篇：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的民事規制

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的民事規制

論文提要: 本文共7877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概述，包括行為類型化分析、行為的結構、訴訟設臵的解構；第二部分為惡意串通型訴訟行為的認定，包括促使被告充分行使訴訟權利、被告本人未到庭時的證據查明、訴訟目的相關證據的考察；第三部分從當事人的角度和訴訟調解制度的角度闡述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的產生原因；第四部分分別從訴前調解及立案審查階段、立案后的審理階段以及完善訴訟監督三個階段闡述了串通型虛假訴訟的民事程序規制。以下正文：

當前，在人民法院審理的民事訴訟案件中，當事人出于不正當目的而相互串通，以訴訟為手段，通過人民法院調解、裁定或判決，圖謀得到非法利益或損害他人權益的虛假訴訟行為時有出現，這一行為直接損害了人民法院行使的國家審判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而其間接后果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影響司法權威、增加司法成本，還可能導致法官因瀆職而受到行政、刑事處罰。從實踐來看，由于制度缺失，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案件在訴訟中應當如何識別，特別是如何防范仍是很大的難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概述

通常來講，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通常是指訴訟參加人惡意串通，虛構民事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通過符合程序的訴訟形式，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從而達到損害他人利益、謀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違法行為。這類訴訟行為表現較復雜，一般最直接行為表象為被告方對原告方起訴狀中的請求、事實與理由均無異議，對原告方提交的證據也無異議，另外，當事人之間提交的證據證明是金錢之債但直接請求以其他特定物充抵債務。其實際目的均為逃避債務，雙方在每個訴訟環節上均可能表現出默契配合，被告不主動行使對原告不利的訴訟權利，其行為已超出社會上一般人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

（一）行為類型化分析

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的行為表現較為復雜，但在司法實踐中，此類行為通常包含以下四種類型：其一，原、被告惡意配合到法院訴訟，進行逃避償還案外人的債務；其二，企業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他人串通損害單位或其他股東利益，從而侵占財產，這一類型的虛假訴訟行為多發于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與公司之間；其三，規避法律型虛假訴訟惡意訴訟者原本與案外人之間有法律關系，應當履行交付特定物的義務。但是，為了規避義務的履行，而與他人串通進行訴訟，借用法院調解，達成調解協議，根據調解協議向該他人履行特定物的交付義務，損害案外人的利益；其四，訴訟代理人與其他方當事人串通損害被代理人利益。這一問題體現為授權委托書的授權范圍及授權委托書事由后添加的事項，訴訟代理人超出授權委托的范圍所作的對授權人不利的處分。

（二）行為的結構

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行為通常較為隱秘，結構復雜，但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由特定身份的人或其他主體，出于非法的目的，采用各種手段，故意實施的不正當訴訟行為，因此可以從這些角度進行解構。從目的上看，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行為主要通過欺詐司法工作人員，使得人民法院做出對其有利的調解、裁定或判決，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含實際既得權益與期待權益)，最終使自己獲取非法利益，即通過?損人而利己? 的方式獲得利益。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訴訟行為是一種典型的?零和游戲?，本身并不會增加或減少社會財富，而僅僅是對現有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從主體上看，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主要在訴訟當事人之間進行，而損害的通常是案外人的合法權益，這其中通常有熟知訴訟程序與實體規則的訴訟代理人的參與與指點，否則，就普通人來講，很難以串通形式走完整個訴訟過程而不被發現。從行為與手段上看，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主要體現為當事人之間一般沒有激烈的對抗或對抗呈現?走過場?，一方的調解愿望非常強烈，甚至雙方都主動要求法院盡快出具調解書，?方提出的訴訟主張被另一方輕易認可，或另一方對某一事實直接自認，或雙方達成調解協議請求法院直接確認，雙方配合默契或較為默契，與一般民商事案件或行政案件雙方激烈對抗的情形差別很大。這類案件同時出現數件甚至大批證據相似的同類型案件，案件特別容易和解、特別容易調解、特別容易執行。而雙方正是通過不正當的磋商而相互配合或惡意串通，并偽造事實上并不存在的證據，故意作出背離客觀事實或歪曲事實的陳述，從而騙取法院做出錯誤的法律事實認定，并做出對其有利的司法文書。從當事人舉證過程來看，這一類型虛假訴訟的證據往往存在瑕疵，不能完全證明整個案件事實。如在惡意欠薪案件中，當事人往往不能提供原始的勞動合同、相關的考勤表及工資發放記錄。另外，原告起訴的標的額往往較大且不合情理。如民問借貸案件中，往往動輒欠款幾十萬、幾百萬元，這么大數額的欠款往往僅有欠條為證，不能提供相關資金支付憑證。

（三）訴訟設置的解構

從訴訟制度方面來看，民事訴訟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為虛假訴訟提供可能。總體來說，民事司法活動只能保證法律真實而無法追求絕對的客觀真實，民事訴訟具有私法的性質，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對訴訟標的享有自由處分權。民事訴訟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絕對真實，而是為了解決糾紛。從民事訴訟的這一性質和目的出發，當事人主義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理性選擇的訴訟模式。在該訴訟模式下，法院和法官的職能，主要是居間裁判，法院在訴訟中要充分尊重當事人對訴訟標的的處分權，只對當事人請求的事項和在請求的范圍內進行審理，法院作出判決的根據也只是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證據。因此，在相互串通欺詐型案件中，在被告或其訴訟代表人對原告主張的事實無異議的情況下，法院是難以透過雙方制造的假象作出正確的判決的。但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運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條件的，即當事人存在利益對抗。但在惡意串通型訴訟的情況下，當事人往往有著共同的利益，并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利益對抗，也就不存在當事人雙方的利益沖突機制，從而導致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失靈。另外，在訴訟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參加訴訟的場合，具體實施訴訟行為的人本身不是實體利益主體，訴訟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具有雙重人格，當兩者利益發生沖突，而監督機制和制約手段不足以控制其侵害行為時，虛假訴訟便發生了。從法官的司法行為傾向性上來看，審判實踐中，部分法官追求的只是法律事實，為求多、快、好、省地結案，已習慣于淡化查明事實、弱化責任分擔，忽略了調解的合法性，只求調解的合意性和自愿性，多些調解結案，就能減少案件上訴后被改判和發回重審的風險。現行的法官業務考核制度也間接助長了法官的此類行為，這兩者均為虛假訴訟創造了乘虛而入的機會。

二、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行為的認定

總體說來，對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案件的認定，是基于對訴訟雙方或單方的訴訟目的及采取的不正當訴訟行為的審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5條的規定，對程序性事實和可能侵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案件，法院要依職權調取證據。在這一過程中，要注重對當事人各方的詢問，注重采用?分別詢問? 的方式，在當事人對一些細節沒串證前提下，對當事人分別從多角度發問并記錄在案，從而發現證據形成、證據來源方面不能排除的矛盾。而對于標的物，分析標的物是否是限制、禁止轉讓，及當事人債務狀況、經濟狀況，判斷其訴訟的正當性。要通過走訪、電話詢問、發函、上網查詢等獲取相關信息，收集有當事人真實簽字的檔案、文書、工資表等，以作為鑒定的樣本。而如果基于某一證據而產生的債務可能損害了案外人的利益，故原被告負有證明其債務真實、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具體說來：

（一）促使被告充分行使訴訟權利

對于被告到庭的，要讓被告充分行使舉證、申請鑒定、質證、辯論的權利，也可依申請調取證據，進行判斷。對多個證據的，要注意發現證據間不能排除的矛盾，分析矛盾產生的原因，以發現偽造、變造的證據； 對單一證據的，要認真審查被告的質證意見，考察雙方平時的交往、職業、經濟能力，根據證據的不同法定種類特點查清證據形成的過程及來源及有無間接證據、傳來證據，在確保當事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及審判員盡到注意義務后，考察證據是否具有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而確定其證明力。要審查原告方提交的證據，對單一證據的要求其提交補強證據。某些實體法也能起到判斷證據的客觀性作用，如《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規定的合同解釋方法。

（二）被告本人未到庭時的證據查明

對于只有原告到庭而被告本人未到庭，或者只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到庭的，要慎重對待，這也是目前審判實踐中面臨的較為棘手的情況。如果此時原告掌握被告有財產的信息，且被告委托代理人也予以承認，則要謹慎處理。第一，對于原告提供不同種類的兩個以上證據，要看各證據是否形成證據鏈，是否有不可排除的矛盾，如果有，其中可能有非法證據，應按證據規定予以排除；第二，對原告提交單一證據的，特別是欠條、借據類的，可要求原告提交補強證據，如其不提交或不能提交，應分析其理由是否充分、合理，如證據是原、被告之外的第三方出具的，必要時可核查。如證據是載有被告名字或印章的欠條、借據，可依原告申請或依職權收集被告單位在工商、銀行備案的印鑒及自然人在工作單位、社區、村委會、房產部門、金融部門、公安機關、婚姻登記機關、民政部門等留有的真實簽名，以作為鑒定的樣本。原告不能補強證據且法院無法核實欠條、借據是否是被告親自所簽，可視為原告沒有完成舉證責任，債權債務關系處于不明確狀態，而此時不應考慮被告的自認行為。

（三）訴訟目的相關證據的考察

發現當事人訴訟目的上的疑點，對認定、審查、判斷、防范虛假訴訟行為較為重要。一般情況下，正常民事訴訟對民事關系主體的主觀方面只考查到其主觀過錯程度，而不考查主觀目的。而對虛假訴訟的審查判斷，由于當事人是出于故意，主觀目的是為獲得非法利益或故意損害他人權益，故應當考察其主觀目的。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出于惡意，除當事人自認外，只能通過對其提交的證據、對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人民法院調取的證據及其訴訟中的行為進行判斷。在整個認定過程中，審查被告方當事人的質辯意見及反駁證據尤為重要，還要考察被告的負債情況、以往誠實守信情況，被告處分財產是否得到合理收益、被告處分的財產占其總財產的比重，被處分的財產是否是特定債務的標的，被告方是否因債務有其他的訴訟案件、執行案件，被處分的標的物是否是禁止或限制流動物，如被告方為單位，必要時可查看其會計帳簿，也可以用?分別詢問?的方法對債權債務的形成過程、經濟往來情況、證據的形成過程等問題進行查辨。

三、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的產生原因(一)當事人誠信缺失

惡意調解的起因是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到法院來進行虛假訴訟，因此可以說提起和進行虛假訴訟的原告和被告是惡意調解的罪魁禍首，是惡意調解的始作俑者。當前，我們正臵身于一個風險社會，這種風險不僅僅包括由于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帶來的污染加劇、大規模損害事件頻發，還在于社會轉型過程中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機。近年來出現的?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藥家鑫案件?是社會道德淪喪、人性潰敗的典型反映。愈演愈烈的虛假訴訟和惡意調解，只是在民事訴訟方面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潰敗增加一些證據而已，這些例證表明，一旦道德的堤壩潰決，人們就會不擇手段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二)當事人違法成本低

當事人進行惡意調解不能說沒有風險，但是就目前的實踐狀況看，風險還是比較低的。如果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發現當事人可能是虛構事實來調解，法院一般只是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而不會對當事人進行制裁；即使是當事人惡意調解已經得逞，后來法院發現了，一般也只是對當事人采取罰款這一民事訴訟強制措施，而很少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樣一來，使得一些當事人就抱有這樣的心態：如果惡意調解成功了，可以大大地賺上一把；如果露了餡，不過是被法院駁回訴訟請求，充其量也就被罰點款，損失并不大。如果惡意調解獲利大而風險小成為一種常態，在道德約束極度軟化的情形下，惡意調解的高發將是難以避免的。

（三）調解制度上的缺陷

訴訟調解制度本是利弊兼備的程序制度，一方面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簡便高效地解決糾紛，促進紛爭雙方友好關系；另一方面，調解程序的隨意簡便、非規范化及非嚴格程序化，調解程序監督救濟機制不足，易被濫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確立的自認規則：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承認的，另一方當事人無需舉證。該規則明確了自認可以免除對方舉證責任，卻沒有明確自認的法律后果及法院如何對自認審查問題。現行民事訴訟法確立?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該原則要求處于中立地位的法院一般不主動介入案件事實的調查，對自認的真實性一般不作實質性的審查。司法實踐中惡意訴訟的當事人利用自認規則、證據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和法官中立性地位，事先串通發動訴訟程序，在訴訟調解中達成調解協議，并經司法程序予以確認。因調解結案案件法定不能上訴，得不到上訴程序的審查與監督。雖然，民事訴訟法第180條規定?當事人對發生效力的調解書，提出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調解協議違反法律，可以申請再審?，但此法條只賦予調解結案的民事案件當事人，調解結案再審程序啟動主體只限于當事人。事實上，當事人雙方合謀發起訴訟，利用調解司法程序，獲取損害案外人權利的調解書，實現其非法的目的，不可能會啟動再審程序。該法條還排斥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主動的監督。法益受損的案外人，一般只有另行起訴才能獲得救濟，案外當事人不能直接對調解結案民事案件申請再審。訴訟調解惡意串通行為的常發還與懲治依據不足，制裁不力有關。懲罰措施的缺失，惡意訴訟調解當事人無需付出違法成本。即便當事人惡意串通調解行為被發現，現行民事訴訟法并未將其納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范圍予以處罰。《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以及現行民法、刑法均未對此行為予以明確的規制，通常救濟方法只是啟動再審程序撤銷法院調解書的法律效力。現行的法律制度沒有對惡意串通調解行為法律后果作出明確規定，訴訟當事人常以經合法的司法程序認可推卸責任。加之，法院證明當事人訴訟調解行為為惡意調解司法成本過高以及關系到法院職權適度行使和法院已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很難也極少對當事人采取制裁措施。即便通過再審，撤銷調解，重新判決意味著僅僅對當事人違法行為結果的否定，當事人利益恢復至調解之前，卻無需承擔懲罰性的法律后果。

四、虛假訴訟的民事程序規制

（一）訴前調解及立案審查階段

以審慎的態度對待訴前調解。在這一階段，絕對不能因為雙方達成了協議而不予調查案件的事實與真相，不能僅僅看形式上的法律事實，而要追尋實質上的事實。不可為追求高調解率，而對雙方輕而易舉的合意與協議予以默許，因此，強調訴前調解的謹慎性非常重要。首先，要慎重審查當事人對有關事實自認的真實性，對于自認的事實，盡管法律規定了相對方無需舉證，但除了自認事實是為真實解決糾紛作出的讓步，否則，法官應加以甄別，應依實踐經驗和職業敏感作謹慎判斷。其次，要慎重審查當事人訴訟的目的，所謂無爭不成訟，既然雙方當事人已經就相關爭議達成一致，又何必到法院來要求法院解決糾紛，因此，針對這種雙方無實質爭議的情況，法官應當慎重對待，調解雖然強調尊重雙方當事人的意愿，但不能否定法官必要的職權干預。對無爭議案件可嘗試進行非訟化處理。對雙方當事人無事實、法律爭議的案件，應引導當事人接受調解，如能達成調解協議，就不予出具調解書。同時考慮降低庭前調解階段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并不賦予該調解協議對案件事實的證明力及強制執行力，而僅僅作為法院對雙方意思表示的確認。對當事人已達成的調解協議，人民法院應當嚴格審查該協議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再對其進行確認。對于債權債務關系明了確切的，可以確認該調解協議的效力。但對涉及以物抵債的調解協議，尤其是大額、大宗財產抵償少數人債權的，以及具有損害案外人利益、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以及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的，應嚴格仔細審查，盡量不在訴訟中確認，并予以釋明，對當事人超出訴訟請求之外的協議內容更要格外謹慎地進行審查。

（二）立案后的審理階段

對雙方惡串通到法院訴訟的，可裁定駁回起訴。這里的訴權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程序上的訴權，即民事訴訟法確定的賦予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基本權利。二是實體意義上的訴權，即當事人通過人民法院向對方當事人提出實體請求的權利。我國法律規定，當事人的民事權益受到侵犯，或者權利義務關系發生爭議時，有權進行訴訟。民事實體法確定當事人在何種情況下有權提起訴訟，民事訴訟法則確定具備何種條件有權進行訴訟。雙方當事人惡意配合到法院訴訟，一般是規避法律或排擠第三人的合法權利，其目的缺乏正當性，從實體意義上的訴權不應得到保護，而從程序性的訴權看，雙方本質上無爭議，是一種惡意行使程序性訴權的表現，所以一經發現，不應保護雙方的訴權。從起訴的實質要件看，原告是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所謂‘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財產權、人身權或其他權益直接遭到他人的侵害或者直接與之發生了權利、義務的爭執，以及依法保護他人權利的個人和組織因受其保護的權利被他人侵害。利害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權利義務的尖銳沖突，是一種法律上的利益關系?。惡意配合到法院訴訟，其原告可視為與本案不具有本質上的利害關系，故可據此駁回其起訴。具體說來，對于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高發的借貸類案件，當事人只提供單一欠條、借據，無其他證據佐證且不能確定是否存在真實的借貸關系的，可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5條規定中止審理。如原告方惡意提起訴訟被確認后，因本訴對對方造成實際損害的，如果對方提起反訴的，應裁定不準予原告方撤回起訴。經實體審理，對沒有事實根據或不受法律保護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請求，判決予以駁回。若當事人惡意訴訟的案件的裁判文書已發生法律效力，在符合再審條件時，可以依當事人申請，檢察院抗訴、本院院長發現及上級人民法院指令再審，而進入再審程序。針對企業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他人串通類的虛假訴訟，還要結合合同法關于表見代理、公司法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忠實勤勉義務規定、集體、國有企業對企業重大事項決策機制、刑法的相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65條、第166條、第168條、第169條)進行審查判斷。另外，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可以以一定事由將訴訟的情況通知單位的其他管理人員及公司的監事、其他董事、股東，避免相關人員的惡意訴訟。

（三）完善訴訟監督，全程防范虛假訴訟

對于可疑案件，辦案人員要依職權全面調查，發現疑點較多者，應將案情及時上報分管領導。如經審查虛假訴訟嫌疑較大，可將案件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尤其對于原、被告均申請調解處理的案件，要重點、嚴格審查。同時，按照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于已經生效的調解書，檢察機關不能抗訴。由于調解是在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進行的，對處理公民私權利的內容國家無權干預，但當調解損害國家和公共利益時，檢察機關應依法行使監督職能，以強化調解工作的外部監督。現行規范下民事程序法規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可以說，現行的民事程序法下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行為可謂?防不勝防?，而適當擴大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范圍，賦予權利被惡意訴訟侵害的案外人以訴訟參與權，并擴大申請再審主體的范圍，賦予權利被惡意訟者侵害的案外人以請求撤銷生效裁判的權利等設臵顯得尤為必要，但卻無法在近期實現，因此，強化訴訟調解工作的外部監督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篇：針對華蓋創意惡意訴訟的初步意見

針對華蓋創意惡意訴訟的初步意見

就貴司與華蓋著作權糾紛一案，經查閱相關法律及相關案件，現初步分析如下，供貴司參考：

就本案來看，我們就可以從原告方訴訟主體方面、經濟損失及律師費方面及我方的宣傳冊方面、圖形方面著手應對。

1.原告方訴訟主體方面

蓋帝公司及華蓋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其對涉案的圖片享有著作權。

首先，蓋帝公司副總裁的授權確定書不能證明蓋帝公司對本案圖片著作權，更沒有證據證明可以授權華蓋公司對本案圖片有相應的權利。華蓋公司在中國起訴，首先在證明其享有相關圖片的著作要權，由于華蓋公司的權利來自于蓋帝公司，因此首先華蓋公司要證明蓋帝對相關圖片有著作權，并將相應權利許可給華蓋公司，并且華蓋公司有權能夠以自己的名義來起訴，否則起訴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次，數碼照片易復制、易修改人特點，蓋帝公司、華蓋公司作為專業的圖像公司，應有責任及有個能力進一步證明蓋帝公司系涉案圖片的權利人，應提供清晰完善的著作權權屬證明。若我方能在這個方面，就是第一道防線對抗住對方，我方勝訴或不賠償的可能性較大，但現在深圳及全國的實踐來看，這方面有一定難度。但作為專業律師，會盡全力爭取。

2.經濟損失及律師費方面

律師費方面，因從貴司給我的證據來看，現在還沒有看到對方已支付律師費的證據或發票，到時我們可以對這筆費用要求法院不認可。經濟損失7000元方面。這個是由法院根據侵權情節，過錯大小等來確定，以前華蓋一張圖片侵權就是賠償7000元，到時我們跟法院講對方沒有提供損失的證明，對方也沒有證據證明侵權的嚴重程度或我方通過侵權獲利的情況，因此到時要求法院降低這個賠償。同時我也會到相關圖片網站查一下兩張圖片的情況或要求法院參照購買這兩張圖片使用權的市場標準來確定，減少我方賠償及損失，爭取盡量少賠償。我方的宣傳冊方面

我方將否認此宣傳冊是我方所印刷或使用，增大對方要求賠償的難度，減少我方的主觀上的惡意，對于賠償會有一定幫助。另外，對方稱拿到我方侵權宣傳冊是在2012年9月2日到25日的第九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但我方的地址在工商信息中已表明于2012年7月31日作了變更，這一點到時跟法院講明。圖形方面

我們可以稱地圖圖形不是侵權圖片，與侵權圖片有較大不同。證據方面：

1，看貴司能否提供新的宣傳手冊給我做參考。

2，到時我也會向法院提交一定的證據來支持我方舉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