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民事訴訟中,私家偵探秘密錄制的音像資料是否有證據能力

在民事訴訟中，私家偵探秘密錄制的音像資料是否有證據能力

音像資料——作為法律上一種獨立的新的證據種類，且已經被民事訴訟等領域確認。在《關于民事證據規則的若干規定》施行后，法院主動調查取證的范圍大大縮小。在當事人不便直接取證的情形之下，通過聘請私家偵探偷拍、偷錄的音像資料被廣泛地應用到訴訟實踐中來。但在民事訴訟中，私家偵探秘密錄制的音像資料是否有證據能力，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基于司法實踐的要求，最高法院1995年3月做出了《關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取得的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批復》，指出“證據的取得必須合法，只有經過合法途徑取得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根據。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系不合法行為，以這種手段取得的錄音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該批復對于法院在司法實踐中認定私自錄音的證據能力具約束力，但生活中允許對方錄制其在法庭上對自己不利的談話內容作為證據的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此批復使部分當事人因舉證困難或無法舉證而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無法對權利人進行有效的保護。

鑒于上述情況，最高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此問題作出了新的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第六十八條）。但另一方面證據規定又規定“有其他證據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制件，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效力”（第七十條第三款）。然而，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權益”、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規定籠統模糊，因此，這就給了法官以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對于在實踐中出現的聘請私家偵探跟蹤、秘密錄制音像資料的行為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權益以及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但應該根據不同情況來考量：

其一，在決定應予排除的非法證據時必須考慮到案件性質和社會危害程度，必須考慮到當事人取證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對于一般民事案件，不嚴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證據應持一種較為寬容的態度，也是民事訴訟的本質屬性使然。

其二，要區分被錄制者的表達是在意志自由的情況下作出的，還是受到了欺詐、威脅、利誘等惡意方式的不良影響。通過欺詐、威脅、利誘等手段取得的視聽資料所提供的信息多為虛假的，不具備真實性，因此必須排除在定案證據之外。但是，如果被錄制者雖然對錄制活動一無所知但其意志處于自由的狀態，其談話、行為等也是其內心意思的自然表露，而不是被迫作出于己不利的虛假陳述，那么對于這樣的音像資料若一概因未經對方同意而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對于取得音像資料的一方當事人難謂公允。

其三，要查清音像資料錄制中，雙方當事人是否存在惡意串通,共同損害第三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當對方當事人在庭審中認可此自行錄制的音像資料時，審判人員應查清事實并加以判斷，如有確認雙方當事人在主觀上是否有惡意串通，損害國家、社會或第三人利益的故意的情況，則排除該音像資料作為證據使用。

其四，音像資料經過鑒定沒有經過剪輯。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中有關規定，“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三)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第六十九條)音頻經過剪輯，一般情況下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因為通常情況下無法排除音頻的疑點。總之，我認為，在不損害公民基本人權的情況下，或者說在衡量兩種權利保護先后次序后可優先保護的，而后秘密錄制的音像資料，都應該賦予其證據能力，在這一大前提下，再對其合法性和客觀性進行嚴格的審查后，確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即是否可以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只有這樣才有利音像資料證據在我國民事審判中的良性發展。

第二篇：論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

論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

通過本學期對民事糾紛處理這門課的學習，我對民事訴訟法有了初步的認識和理解，并了解了一些有助于糾紛爭議順暢解決的途徑。當遇到一些民事爭議時，當事人可以通過自決、和解、調解、民事訴訟等多種方式來解決糾紛，以維護自身的權益。雖然不是所有的糾紛都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但民事訴訟的強制力和嚴格的規范性使它能幫助當事人更好的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因此它成為了平等主體之間解決糾紛的重要途徑之一。

在民事案件中，所謂有理而說不清的案件是數不勝數的。有理就是當事人自己覺得有理，也就是所謂客觀上有這回事;但說不清，就是指無證據加以支持。無證據加以支持的所謂“理”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理”，也就是僅僅是法外之“理”。比如說，親朋好友之間借款一般不打借據，等到發生糾紛，訴訟到法院，權利人往往拿不出證據來證明被告曾向其借款的事實，這樣法院就不能認定該事實的存在，就要判決原告人敗訴。原告人之所以敗訴，其原因無它，就在于他缺乏證據。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確的裁判。以事實為根據，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要依靠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查明事實真相。民事糾紛的案件事實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人民法院審判人員不可能預先知道或者了解案件事實的全部。因此，在受理案件以后，審判人員必然要從證據入手，依靠證據來查明案件事實。可見，證據制度在民事訴訟活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自認為有權利但缺乏證據支持，就干脆不要到法院去訴訟了。因為訴訟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證據對于民事訴訟的順暢解決是至關重要的。

民事訴訟證據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獨特功能。一方面，證據是當事人維護自己民事權益的武器。對訴訟當事人來說，證據至關重要，是否掌握充分證據，常常直接決定訴訟的勝負。因為民事證據本身是客觀的、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虛構的、捏造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是在民事法律關系發生、變更、終止過程中形成的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當事人要想使自己的權利主張得到法院支持，就需要用證據來證明權利主張所依據的事實。如果當事人未掌握充分證據，即使當事人主張的案件事實是真實的，法院也無法從法律上予以確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會因此而得不到維護。這種所謂的錯誤，在法律程序上并不認為是一種錯誤，它依然是一種正當化的結果。更準確地說，它雖然是錯誤的，但卻是正當的。法律上認可的事實，并非必定是客觀事實;它承認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之間可以存在差異，這也是民事訴訟的一個弊端—法律事實不等于客觀事實。由此來看，證據在訴訟中實際上是一個焦點與核心;證據直接決定案件事實的面貌，而有什么樣的案件事實，便有什么樣的法律后果或裁判結果。在司法的邏輯中，證據是一個起點。而起點便是基礎，便是基石，正是在此意義上，英國學者邊沁才提出了這樣一個著名的命題：證據乃司法之基礎，也是正義之基礎。

另一方面，證據是法官查明案件真相的手段。法官裁判需要以事實為根據，以事實為根據，其實就是以證據為依據。因為案件的事實是發生在訴訟前，法官事先并不了解這些事實，這些事實也不會重現于法庭。而證據的內容與案件的事實存在著無可替代、無可脫離的直接或間接的特殊聯系。因此當事人在舉證時集中提供與案件事實有關的證據，既有助于將糾紛爭議過程再現出來，又有助于法院排除無關聯的證據，限定和縮小核實證據范圍。因此法官必須憑借證據才能最終達到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目的，并順暢的解決民事糾紛。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所有的證據都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作用，但證據不同，其證明作用力的大小也會有所不同，即證據證明力的強弱有所不同。例如，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證明力相比，直接證據的證明力就往往大于間接證據的證明力。傳來證據的證明力就弱于原始證

據的證明力。證明力的強弱或大小常常是通過對立或矛盾證據之間的比較顯現出來的。因此，當事人在收集證據過程中，更應注重證據的證明效力。通常來講，證據的證明效力越大，越能反映出案件的真象，就越能支持自己的訴訟主張?？梢?，證據的證明力對認定案件的事實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質證是人民法院事實認定的前提，也是審查和判斷證據證明力的基礎。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收集和提交的證據材料真偽并存，人民法院只有在證據材料查證屬實時，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為了使證據材料轉化為證據，只有充分發揮庭審質證的作用，排除與案件事實無關的、虛假的和非法收集的證據材料。然后，在此基礎上對于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分析和判定，才能幫助法庭查明案件的事實，作出正確的裁判。

由此可見，合法并有證明力的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一定要學會在自身合法權益遭到損害時充分利用證據來為自己辯護，只有如此，我們的合法權益才能真正受到法律的保護。

第三篇：淺談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在民事審判中的證據效力研究與分析

淺談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在民事審判中的證據效力

彭洋

所謂私自制作視聽資料是指除司法機關以外的公民、個人、單位等未經對方同意的錄制的提供的視聽證據。它與司法機關制作的視聽資料是有嚴格區別的，司法機關制作的視聽資料具備合法性、真實性和可靠性，故其一般都被合議庭認可并采納。而私錄偷拍行為因收集人地位、收集手段方式方法受到制約，且難以核實和審查，往往被審判人員定為瑕疵證據，對其效力所輕視，正是如此，作為審判人員更要對其客觀、全面的分析并加以正確認識。到目前為止，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法律法規對私自制作視聽資料作出限制性規定，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屬于瑕疵證據范疇，對其效力各國的規定卻有所不同，美國早在1897年各州就規定了根據強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規則。此后，最高法院又于1941年規定了對瑕疵實物證據的排除規則。60年代出現了著名的“毒樹之果”理論，即把程序比喻成樹，把實體比喻成果，如果訴訟程序不合法或有瑕疵，其訴訟實體必然是錯誤的或不完善的。為此，各州法院將程序上不合法的瑕疵證據一概予以排除，但引起了激烈爭論。1984年，最高法院在該規則的適用上增加了兩項例外，即對于以下兩種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1)“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2)偵查人員出于善意即不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憲所獲得的證據。英國的民事瑕疵證據被劃分為非法獲得的陳述和非法收集的物證(書證)以示區別對待，在瑕疵證據的適用上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對于前者，原則上予以排除;而對于后者，則予以采納。而意大利對瑕疵證據適用是全盤否定，該國法典規定，在違反法律禁令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不得加以使用。

而在我國，對視聽資料取得的方式方法各大訴訟法也沒有具體而明確的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钡谝话僖皇畻l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有義務按照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要求，交出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即“人民法院對視聽資料，應當辨別真偽，并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也將視聽資料確定為一種獨立的行政訴訟證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5條也對視聽資料作了明確規定。不難看出，上述規定的視聽資料是指廣義上的，它包括偷錄偷拍情況下的視聽資料，可見，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可作證據使用是有其合法性依據的，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復[1995]2號規定：“證據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經過合法途徑取得的證據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其談話，系不合法行為，以這種手段取得的錄音資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一規定是對上述廣義上的規定的一種縮小解釋，而司法解釋是位階于法律之下的，很顯然，這一解釋是越權的。結合現實情況分析，民事訴訟當事人雙方處于對立的平等的訴訟地位，兩者之間對立程度包括感情的因素在內已相當尖銳，這種尖銳矛盾的利害沖突使雙方不可能在彼此爭議的事實上達成相互配合的意向，其合作根本是虛無的。一方出于取證的目的，要求對方當事人對其談話進行錄音表示同意，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而對方當事人出于身利益的考慮是不可能同意的，既使同意，他也決不會陳述對其不利的事實的，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該批復對于程序違法所取得的一切證據使用的規則為一概排除，但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法制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近年來的司法實踐充分證明了該《批復》對調整社會關系的影響總體上是消極的和帶有負面性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民事證據規則的若干規定》中，對視聽資料的地位重新審視，做出了新的規定，該規定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第七十條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

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二)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制件、照片、錄像資料等;(三)有其他證據作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制件?！鄙鲜鲋械囊暵犢Y料其含義無疑是廣義上的，它包含著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但對其效力如何認定?該《證據若干規定》第六十八規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顯然，這是對所有瑕疵證據在適用上的一種原則性規定，結合《證據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七十條的相關規定，從這些規定的法理精神上看，它實際上是以賦予了法官在采信證據上的一種有條件的自由裁量權。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在眾多領域中廣泛的加以利用。特別是新聞媒體的大量資料來源均是通過秘密制作的手段來完成的，如眾所周知的《焦點訪談》、《以案說法》、《東方時空》等欄目中的大量的珍貴鏡頭，又諸如交警部門在各交通要道設置的電子警察、各銀行營業廳設置的攝像機都在現實司法實踐中發揮了其重要作用。所以對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應分不同情況、比較客觀的加以區別規定，對能夠真實客觀的反映案件情況的視聽資料的證據效力應予以大膽認定。

我認為，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可以做為證據使用，并不等于說所有的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均可以做為證據使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第68條的規定，實際上對瑕疵證據設置了相應的排除規則和判斷標準，即：

1、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方法(如侵害他人的隱私權、名譽權等)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2、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社會公德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3、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如將竊聽器、針孔攝像頭安裝到他人住所進行竊聽偷拍)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因為視聽資料的特殊性，使得視聽資料可以人為的剪輯、疊音、移像、重影等偽造和變造，所以對此類證據的認定方法上，人民法院的主要責任在于審查其真偽，審查其效力。我認為，對于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的效力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判斷審查。字串

41、審查視聽資料來源。視聽資料的制作過程中是否存在著威脅、利誘、強迫等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違法行為;要區分是由司法人員制作的還是其他人員制作的;對于是原始證據的視聽資料，要著重審查其內容是否全面、客觀的反映案情;是傳來證據的視聽資料，要審查錄音錄像在轉錄過程中是否完整，有無遺漏和刪節。

2、從錄制內容上，應限于具有法律意義的民事行為或活動，但涉及個人隱私權或他人商業秘密的除外。

3、善于運用科學手段，科學鑒定是正確認識視聽資料真偽的一種手段，甄別視聽資料的真偽是一項專業性、技術性極強的工作，需要委托專門機構對其進行鑒定。但同時也要審查鑒定機構或鑒定人與當事人有無厲害關系，鑒定結論前后有無矛盾，形式是否合法。只有科學合法的鑒定結論，才能確定視聽資料的客觀真實性。

4、各種證據比較綜合論證。審查人員應當把視聽資料與其證據相互論證，把秘錄的視聽資料放置于案件整個的證據體系中，與其他證據聯系起來加以驗證，審查視聽資料是否與其他證據沖突，其相關性如何，是否與其他證據形成一個從各個方面證明案件事實的完整鏈條。通過對全案證據進行對比審查，確定全案證據是否相互協調一致，據此認定秘錄的視聽資料的證據資格和證明力。

綜上所述，對于非違法手段獲取的視聽資料，應當權衡利弊得失，將采用該證據所帶來的不利后果與其具有的證明價值大小進行比較，結合《證據規定》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完成個案中對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最佳取舍。當取證的違法程序是輕微的，無損于證據的真實可靠，并且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損害極微;另一方面，該證據對案情有關鍵的證明作用，一旦排除就會使債權人的利益遭受嚴重損失，從而造成不公正，對此法官應善于運用釋明權，使當事人充分運用自己的訴訟權利如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等，使

證據的三個特性充分得以展示，將瑕疵證據轉化為合法的證據而加以運用。所以應當重視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所反映的實體真實，把瑕疵取證行為與瑕疵證據本身區別開來，秘密制作的視聽資料只要未侵犯對方合法利益和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經過查證屬實，就應承認其具有證據效力，并作為定案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