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媒體侵權 對《足球》報被王珀訴誹謗案的法律思考

浦志強：對《足球》報被王珀訴誹謗案的法律思考 王珀對《足球》報的起訴，緣于該報在已有報道基礎上結合記者的采訪，于今年三、四月間刊發的六篇系列報道。王珀認為文章描寫屬無中生有的誹謗，文章的觀點則構成對其人格的侮辱。

我們認為：這六篇報道有其他媒體在先的報道、知情人陳述、工商登記檔案佐證，經過了記者的采訪，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文章援引知情人言論和觀點時做了提示，并給予了王珀申辯的機會。本報在采寫和編發上述報道時，盡到了媒體應盡的注意義務，不存在損害王珀名譽的主觀惡意。

一審法院歸納的爭議焦點有兩個，即文章是否構成侵權和訴訟請求應否得到支持，司法解釋要求的損害事實是否發生、報道內容是否基本真實以及是否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

報社提交了數十份網上下載的報道和證據，包括《中國足球協會紀律處罰辦法》、中國足協《取消陜西國力足球俱樂部注冊資格的決定》、記者采訪記錄和資料照片、相關證言和律師的調查筆錄，以及若干由王珀控制的法人的工商檔案。煌煌四十三份證據，被采信的只剩下幾份被控侵權的報道和工商登記檔案，至于人所共知的王珀的口碑、國力俱樂部欠薪、假球、賭球**并被取消注冊資格等事實，一概未能成為印證《足球》報道內容的事實依據。最后，一審判決否定了報社關于媒體此前已有報道和沒有侵害王珀名譽權主觀故意的抗辯理由，以報道時“未盡到應盡的審查義務，導致刊發的文章部分內容不準確、不真實，且在文章中使用帶有貶低或侮辱性的語言，使王珀的社會評價降低”為由，判決報社構成侵害，要求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道歉聲明，并賠償王珀精神撫慰金5萬元。我們認為，一審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均有錯誤。技術原因是法庭對舉證責任分配、認證規則掌握和證明事實程度上出現錯誤，深層原因則在于司法理念的滯后。一審法院要求的“核實、審查”并保證內容“真實、準確、公正”的義務，不僅《足球》報難以做到，而且古今中外所有媒體都無法勝任。一審判決的錯誤，在目前國內司法實踐中帶有普遍性。

根據證據規則第2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或者反駁對方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原告既應就其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也應

對其反駁和否認某些事實提供相反證據。第9條規定，對于“眾所周知的事實”和“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

第64條證據規則，是“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該司法解釋第66條還規定，“審判人員對案件的全部證據，應當從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各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一審法院的表現，與上述要求相去甚遠。

根據對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8條和《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的規定，結合對上述證據規則條文的理解，我們認為，一審應考察受害人名譽是否確有損害、行為人行為是否違法、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間是否有因果關系，以及行為人是否有主觀過錯。只要報道所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容，即不應認定為侵權成立。只有新聞報道嚴重失實并導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時，才能被認定為侵權構成。當“新聞單位根據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公開的職權行為”進行客觀準確的報道時，不應認定為構成侵權。

無損害即無責任，假如沒有損害事實發生，誹謗訴訟便無從提起。兩件司法解釋的規定體現，行為構成侵犯他人名譽權的前提，是被害人名譽是否受到實際損害。

憲法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言論自由權利，媒體侵權案件往往體現為兩種權利的沖突，即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時損害了他人的人身權利。法院審理新聞侵權糾紛，應區分報道題材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新聞內容是否涉及公共事件、原告身份是否屬于公共人物等情形，做到既尊重和保護公民人身權利，又保護新聞自由權利，并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兩種合法權利的先后。

現行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缺陷，既不愿意承認客觀事實永難還原，也不考慮有些真相連司法調查都難以證明。表現在此類案件中，便是普遍忽略媒體的行業局限，不對客觀真實、法律真實和新聞真實加以區分，要求媒體“一步到位”地證明有待逐漸接近的客觀真相；在事實證明程度上，法院習慣把

“基本真實”這一質的概念，誤作“全部真實”這一量的概念，以“部分事實有出入”為由判決媒體敗訴；對于平等適用法律的原則，則機械地“一刀切”或者“用一把刀去切”，殊不知這才是對平等原則的破壞；在分配舉證責任時，錯誤地把“誰主張誰舉證”誤解為“誰發表了文章誰舉證”，從而賦予媒體過重的舉證責任；在證據的形式要件和證人能否出庭作證問題吹毛求疵，不考慮有些證據不可能由媒體獲得，比如本案中王珀與銀行間貸款合同的原件。

上述缺陷是媒體屢屢敗訴根源，長此以往，人們將無緣看到真正的新聞，更無從了解社會的真相。涉案報道反映的問題是：王珀的公司曾拖欠工程款和貸款，他本人是欠款的始作俑者，有人向他討債；王珀曾冒充海軍大校和政要后代招搖撞騙；與王珀有關的公司或俱樂部面臨多起訴訟。國力足球俱樂部因欠薪和假球**被足協取消注冊資格；王珀曾公開承認打過假球，置身于賭球假球欠薪的風口浪尖上，是引發爭議的公共人物并且口碑很差。

我們認為，只要上述問題“八九不離十”，司法解釋所要求的“基本真實”便可成就，報道即不屬“嚴重失實”。至于公司欠錢是否等于本人欠錢，假球賭球的真相證明是否充分，以及是否經過了“權威部門”認可，個別侮辱性言詞和貶低性語言是否使王珀的名譽變得“更”差，則概屬雞毛蒜皮的枝節，不應成為錙銖必較的理由。

認證程序是否富于智慧，對法庭調查的質量至關重要。一方的簡單否認，不是對相應證據一概摒棄的理由。在本案中，一審法院顯然忘記了證據規則第64條的規定精神，不了解足協取消該俱樂部注冊資格，屬于人所共知的事件(至少哈爾濱人應該知道)——“國力出局”事件作為聯賽以來最具爆炸性的新聞，其引發的沖擊波堪與上市公司“水仙”的退市比肩！但王珀居然否認《足球》這兩份證據的真實性(即網上下載的足協“紀律處罰辦法”和“取消國力俱樂部注冊資格”的決定)，充分說明他慣于信口雌黃和毫無誠信。此時法庭本應將舉證責任轉移，責令王珀提供球會尚在運營和比賽的證據，并對其后續質證的表現予以高度關注和密切懷疑。遺憾的是，對這種拙劣的“一推六二五”的伎倆，一審法院居然毫無察覺。

對于媒體舉證的“原件”和證人是否出庭作證，法庭不應責之過苛。媒體本就無緣接觸某些證據的“原件”。出于保護證人的職業倫理保護公信力，也不應公開隱名消息來源，哪怕是面臨著機關的追索和法庭的訊問。試想若非《華盛頓郵報》四十年來的守口如瓶，當年披露民主黨“水門事件”真相并導致尼克松總統下臺的“深喉”，何以能安度余生！本案中王珀要求報社提交其公司與農行間的“貸款合同”原件，法庭以調查筆錄和采訪記錄存在形式瑕疵為由否定證據的效力，都說明庭審認證不當。

我們相信，對于足壇“黑假賭”現象的猖獗，誰都不會一無所知。

足壇“潛規則”與千夫所指的黑金政治和司法腐敗一樣，所有的交易都在暗地里進行——沒有誰會愚蠢到要《足球》報記者到場做個見證。賭球的復雜程度也遠非“搞掂”個把黑哨可比，既然足協的攝像機都拍不到黑哨的“證據”，法庭要媒體提交“充分證據”證明王珀打假球和賭球的事實，豈非天方夜譚！打假掃黑反賭球十余年的中國足協，足協作為“權威部門”的“調查”無日無之，但結論卻無不不了了之，從未拿得出來任何“確認意見”，這一方面說明足協的人太笨了，另一方面說明水太深了。但誰能否認“假球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現實呢？即便著名的馬賽隊和AC米蘭隊都曾因“假球”丑聞而降級，本律師依然不相信法國和意大利的足協掌握了交易的細節；當年利物浦隊的守門員格羅貝拉也曾經卷入假球**，但庭審過程依舊漫長無比。這說明，在賭球和假球的認定上，必須倚重專業人士乃至公眾的感受，那便是“說你假你就假，不假也假”——這才是司法都必須尊重的江湖規矩！

在王珀“嫖娼”和他人“代付”嫖資的問題上，《足球》報同樣陷入證據困境。法庭應當明白，足球圈的“性交易”和“性賄賂”(比如“安琦**”)并不鮮見，但交易哪怕真的發生過，聲稱“代付”了嫖資的殷傳生也不會是“目擊證人”——他頂多在事畢買單而已。試想假如王珀一味否認，除了闖入現場的“掃黃”警察(此處純屬虛構)外，能“充分證明”事實真相的，恐怕只剩下那位特定的性工作者了，誰又能“充分證明”真相呢？我們認為，在色情丑聞過多的當今足壇，《足球》報相信并報道殷傳生的“報料”并無不當。相比之下，《成都商報》因報道周璇指稱“性交易”被張鐵林起訴，北京第二中級法院判決報社不構成侵權，顯然更有道理也更能服人。

對于國力俱樂部被取消注冊資格等眾所周知的事實，對于經推論得出的事實真相，《足球》報本就無需舉證。法庭以對方異議和形式瑕疵為由一概排斥，只能是走向事實的反面。我們認為，王珀的劣跡在圈內眾所周知，從業者誠信普遍缺失，假球黑哨賭球罷賽不勝枚舉，都屬于通過“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根據證據規則第9條的規定，對此《足球》報無需舉證。綜上所述，系列報道所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

名譽權是指公民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名譽則是一個人的社會評價。名譽并非人的主觀自我評價，主體不能以個人情感受到傷害為由，主張行為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根據前述司法解釋的規定和對舉證責任的分析，本案王珀的名譽受到現實損害，是其主張名譽權保護的前提，報社行為的違法性是侵權構成的必要條件；而這里行為人主觀上的過錯，并非簡單的故意或者過失，而是在主觀上應具有“實際惡意”，即《足球》報明知事實虛假而又漠視真偽地予以發表。

市場化的足球屬于公共產品，王珀因球會集假球、賭球、欠薪等丑聞于一身而聲名狼藉，屬于典型公共人物。“莊家”操縱下的比賽，足球早已不再是圓的，比分沒有了懸念，在反賭球、反俱樂部和球員參賭的背景下，足協下發“紀律處罰辦法”并取消國力的注冊資格，足以表明王珀其人的罪孽深重！既然球迷無從欣賞真的比賽，卻有緣探尋黑惡的真相，媒體便應不遺余力地挖掘和披露真相！《足球》報刊登有關王珀的系列報道，恰為新聞媒體所必需。對于惡評如潮的王珀而言，報道中個別言辭的尖刻，已不足以致其社會評價降得更低。畢竟說一個騙子是騙子，只能是屬于客觀評價而非侮辱性言辭。

捕捉熱點問題、鞭笞丑惡現象、弘揚社會正義，更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新聞不同于司法結論，報道不具有法律強制力，采訪需要采訪對象的協助；媒體沒有公共財力支持，不具備偵查取證的權力。這些都決定了媒體在事務演變進程中了解的真相與司法機關在事后所得出的調查結論相比，常常是有限和有出入的。媒體從業者并非法律學者，也不是熟諳實務的律師，對事實的評論和判斷也會出現差錯。更為重要的，媒體不需要也不應成為司法機構。新聞的積極、敏捷和鮮活性特點，與司法的消極、嚴謹、程式化特征一樣，在任何社會都是缺一不可的。

司法對媒體行為應予以必要的寬容，應容忍對公共事務的非惡意性錯誤報道，應當允許媒體自由評論公共事務，要求其謹慎評論私人事務。本案涉及到社會誠信和公共利益，當王珀作為公共人物的名譽權與媒體監督權沖突時，法律應弱化對前者的保護而傾向于保護媒體權利。

學界在這一領域的探討已逐漸深入，實踐中也不乏令人驚喜的判例。陳志武教授歸納的通說認為，當被報道對象是公共人物(包括行政人員和其他行使國家權力的人)時，法律應向媒體言論權傾斜；當報道內容涉及公眾利益時，媒體言論權應先于名譽權；當評論對象是一般公民或者內容無關公眾利益(如私事)時，媒體言論權應后于名譽權；當報道對象是法人時，媒體言論權應優先于法人的名譽權。正如審理《中國改革》雜志社被訴誹謗案的巫國平法官所言：“一個社會對媒體的寬容有多大，這個社會的進步就會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