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懷二胎后被逼引產 體制內身份成隱形繩索

公務員懷二胎后被逼引產 體制內身份成隱形繩索《1》等待“二胎”

他們是一群夢想生育二胎的人，這個夢想很卑微，但他們卻無法實現，盡管即將施行的“單獨二胎”新政為生二胎放了一個小口子，但他們不是“單獨家庭”，不合政策條件。他們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繼續做夢??

記者_郭麗萍 廣州報道

生兩個孩子，是她的夢想。

嚴琳是一個9歲孩子的母親，為了留下肚里意外懷上的另一個孩子，她考慮過給兒子辦殘疾證，試了假離婚，提出辭職，但還是沒能突破計劃生育的森嚴壁壘。她和丈夫體制內的身份，那份“好聽”、越來越多人擠破腦袋企盼的工作：公務員，在關鍵時刻，反而成了綁架她、掙脫不了的隱形繩索。

計生人員威脅，領導辱罵，最終連家人也沒與她站在同一邊。這個母親不明白，懷孕這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卻成了一場噩夢，自己只不過是想生個孩子，怎么被當成了罪人。

在嚴琳被迫引產肚中已有明顯胎動的孩子21天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那只大手將二胎生育權的大閘門抬起一道縫隙，將單獨家庭放了出去。但嚴琳和許許多多等待生二胎的非獨家庭一樣，依然被擋在門的這一邊。

戈多，始終沒有出現。

想生二胎的人

2013年的夏天，再次發現意外懷孕時，34歲的嚴琳決定留下這個孩子。

嚴琳心疼孤獨的兒子，想生個弟弟或妹妹好讓他有個伴。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計劃生育全面實行之前，嚴琳有個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們都慶幸體會過家里人多熱鬧的氛圍，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應。但是到了自己兒子這一代，三十幾年的計劃生育使得鄰里年齡相近的小朋友都少了，到了周末或假期，兒子連一起玩的伙伴都沒有。

另外，嚴琳的哥哥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至今未婚，以后結婚生子的可能性也很小。嚴琳的父母覺得，如果她能再要一個孩子，也算是填補這個遺憾。

而且，生了一個孩子之后，嚴琳也覺得自己在育兒方面更有經驗了。夫妻二人工作穩定，經濟上不算特別富裕，但也承擔得起再生一個孩子。年齡在一年年增長，已經不容許她再多地猶豫、等待。

讓許多與嚴琳相似的家庭生二胎的想法更加迫切的，是對“失獨”這個潛伏的幽靈的恐懼。獨生子女家庭被認為是在走鋼絲的風險家庭。人口學者易富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推算，1975年到2010年間，中國產生了約2.2億個獨生子女家庭。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約有4%的孩子在25歲之前死亡。到2035年，這2.2億個家庭就有近千萬家庭不幸遭受失獨之痛。

33歲的董民誠，有個6歲的孩子，也是一位走在鋼絲上的父親。失獨對他來說，不只是抽象的數據，而是身邊真切的悲劇。一位親戚唯一的兒子在大學畢業之際，患白血病離世。這無異于整個世界的坍塌，夫妻倆都崩潰了，他們的狀態沒法用“活著”來形容，只能說“還沒有死”。這位親戚一聽到鞭炮聲就哭：“孩子在的話，也該結婚啦，咋就沒了。”而他的妻子更是不停念叨“寶貝哪去了，寶貝哪去了??”董民誠的父親不相信宣傳標語所說的“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地震、三聚氰胺、疫苗、幼兒園門口的兇殺事件、教師虐童??各種天災人禍，隨時可能奪去獨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寄托。傷亡嚴重的2011年豐縣校車事故，離董民誠家不到8公里。他希望董民誠生兩個孩子，使家庭抗風險的能力大一些。“沒有世外桃源”

但在得知妻子意外懷孕之后，嚴琳丈夫的第一反應是“這孩子不能要。”

身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他深諳，體制內的人違反計劃生育后果更嚴重。他們不符合生二胎的條件，“超生”不僅要交一大筆社會撫養費，還將意味著被“雙開”。這個群體仰賴體制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同時又被體制牢牢束縛，在計生政策前沒有反抗的余地。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時候，嚴琳就被要求“上環”。那時候，她還是一名老師，學校里負責計生的工作人員頻繁地給她打電話。雖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并沒有關于“上環”的規定，但現實中，“一胎上環，二胎結扎”卻近乎強制規定，與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證明”、新生兒戶口登記掛鉤，甚至被一些地方的計生部門列入考核指標。耐不過每個月一次的催促，在生完孩子半年之后嚴琳上了環。

但是，嚴琳遇上了她原先所顧慮的一系列副作用。嚴琳原以為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婦科炎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不得不頻繁地去醫院，找過中醫、西醫，服下一帖帖的中藥，卻一直沒見效，直到2012年取了環。取環也有嚴格的要求，必須有單位書面證明體質不適合戴環。

在嚴琳夫妻考慮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時，華南理工大學副教授蔡智奇已經被告知，有人舉報他違反計劃生育生了兩個孩子，校方要求他盡快自動離職。2013年11月19日，蔡智奇正式接到華南理工大學人事處《關于給予蔡智奇開除處分決定》的通知書。蔡智奇給學生寫了一份公開信：我已經被剝奪了當老師的權利，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再當你們的老師了。在華工攻讀博士學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學。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師公寓樓下，貼著一份街道辦的《舉報計劃外生育懷孕有獎》，獎金最高達3000元。有不滿的人對此作了回應，在告示的顯眼處畫了個大圈，里面寫了兩個大寫字母：SB。

2007年，蔡智奇作為留學人員前往美國從事博士后研究。其間，陪讀的妻子在美國生下了大女兒。回國前，妻子意外懷孕，在回國后的2010年1月生下了第二個女兒。

近些年，在蔡智奇的身后，越來越多有條件的家庭紛紛遠赴境外生育，入當地籍，以規避計劃生育政策。但深圳等地已經出臺計劃生育新規，將這種情況定性為“超生”。

蔡智奇認為他與這些人不一樣，他沒有違反計劃生育。她的大女兒是美國籍，不占用出國前獲得的生育指標。而且，2002年國家計生委印發的《出國留學人員生育問題規定》中提到，夫妻雙方在國外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學人員，不符合國家有關計劃生育法律、法規的規定，在國外生育或者懷孕后回中國內地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回中國內地后不予處理。而且，12月初，蔡智奇向校方提交了申訴，不過，一個月過去，他還未收到答復。

意外懷孕之后，苦惱、矛盾的嚴琳試圖尋求網絡的幫助，她加入了一些因想生二胎這個共同訴求而集結起來的QQ群。在那里，嚴琳第一次認識了幾個近些年積極呼吁停止獨生子女和計劃生育政策人士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易富賢。

醫學出身的易富賢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研究人員，他從2000年開始關注中國人口問題，并在2002年進入婦產科領域之后，系統反思和批判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這些年，易富賢的業余時間幾乎全部花費在人口研究上。他一直通過電子郵件給數百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資料，希望通過法治的途徑停止計劃生育。

嚴琳看過他的博客，開始試著給他寫信，講述自己的經歷。易富賢收到嚴琳的郵件后，將她的經歷發到了微博上。不少網友質問：如果真的這么在意孩子，為什么不選擇離開體制？

嚴琳不是沒有想過辭職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職主婦，而北方這座小城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像樣的企業特別少，她這個年紀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難。計生部門的人還威脅，即使她辭職生孩子，她老公也會被開除。生二胎需要繳納的社會撫養費約13萬(當地普通公務員一年工資3~4萬)，是筆不小的開支，而且以后兩個孩子的負擔將更重。

易富賢回應那些質問嚴琳這類體制內家庭的網友：“即使離開體制，計劃生育仍然是基本國策，沒有世外桃源可逃。”為了生二胎，易江的妻子在懷孕前提前辭去了公立中學老師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個孩子。這個逃離體制的家庭，依然沒有逃出計劃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繳納近5萬元的社會撫養費，2012年易江在一家國企準備辦入職手續的時候，因為“超生”，最后只能簽第三方合同，成為“臨時工”。因為觸碰計劃生育這條紅線，他還失去了申請積分入戶廣州的資格。

另一位長期反對計生政策的人士楊支柱，正在籌劃寫一本書，叫《一百個人的被計劃生育經歷》。介入2012年的陜西鎮坪強制墮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項新內容：接待計生受害者，為他們介紹律師和記者。而這些人里不僅有體制內的人，也有體制外的人。

蔡智奇已經請了律師，準備打官司，他已經有心理準備，知道這條路會很難走。楊支柱告訴他，法官得聽縣領導的，縣領導的烏紗帽又被計生這條線管著，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輸了。

一票否決制

在省重點中學老師董民誠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兩對夫妻因為計劃生育被開除，同時兩位中學校長、一位教育局的科長受牽連，被調離工作崗位。董民誠所在的學校對計劃生育一直查得緊，育齡婦女一年復檢4次，以確保沒有超生二胎的可能性。他的妻子不忍心丟掉工作，也不希望因為自己，讓無辜的領導、同事受牽連，所以他們一直在想生但不敢生二胎的路上徘徊、等待。

這就是已經在全國范圍內通行多年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嚴琳幾乎考慮過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寶寶的方法。她曾留意到，周圍有一些同事、朋友，通過各種方法拿到專家或醫生鑒定，做假病歷，給小孩辦殘疾證，從而拿到二胎準生證。不過這個過程很復雜，她已經來不及走這條路。在網上搜索“公務員怎樣才能生二胎”的過程中，“假離婚”三字進入視野。嚴琳決定鋌而走險。她與丈夫倆反復討論、爭論了兩個月，在2013年8月辦了離婚手續。第二天，嚴琳花了15000元和一個雇來的未婚男人登記結婚。不過，這一切都是形式，嚴琳跟丈夫還在一起。

不過，嚴琳在事后才發現自己“太天真”，事情根本沒有她想的那么簡單。中國的計生政策之嚴格，讓她驚訝。

申請二胎證時，計生部門要求嚴琳出具民政局開具的關于結婚、離婚、再婚的時間。因為離婚和再婚的時間隔得太近，而體檢的時候已經懷孕三個月，嚴琳被列為“高度懷疑對象”，因此申請二胎證被拒絕。嚴琳從工作人員的口中了解到，不只她一個人在走這條路，被查出來的就有好幾起，其中就有當地國企的職工。

“他們像敵人一樣對待我們，嚴格審查。”嚴琳說。計生部門的人到家里、到單位調查，看兩個人是不是真的結婚，有沒有辦酒席，還到嚴琳丈夫單位調查是不是真離婚。

真相很快暴露，噩夢開始了。

以“審查辦案”自稱的計生人員告訴嚴琳，如果她堅持要生下這個孩子，那她將是他們這個地方30多年來第一個公開超生的公職人員。

領導知道后大為光火，說話很難聽，甚至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語言。嚴琳再怎么解釋是意外懷孕，領導也沒有任何同情和理解的表示。嚴琳被告知，如果堅持要這個孩子，同事的升遷、提拔，單位的評先進，各方面都要受到影響，全單位的人都會記恨她。鑒于嚴琳的年齡和前一次流產不全的病例，醫生告訴她手術有一定的危險，不建議做手術。嚴琳求領導，但領導認為她在撒謊，還威脅嚴琳要是不去流產，計生部門有的是辦法，會抓她去醫院。嚴琳知道，領導在鄉鎮上做過計生工作，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計生方式比較野蠻，超生的真會被抓去醫院引產。

出生于北方農村的董民誠清楚地記得，他的一位鄰居1990年生了一個兒子后，1996年偷偷懷上了二胎。胎兒6個多月時被舉報，鄉鎮直接來人把鄰居綁到醫院，強行用藥之后送回。董民誠親耳聽到她在家痛苦地叫了一夜，死胎才出來。

嚴琳這個地方，這幾年計生工作也稍微收斂了一些。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地的生育率很低，達不到省里下達的指標，超生一部分對計生部門沒有影響。計生人員跟嚴琳解釋，假如她不是公務員，他們有可能放她一馬。

但單位領導只給嚴琳一個選擇：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辭職，單位當年的評先進也會受到影響。嚴琳壓力很大，同時覺得委屈：“他根本不會把你肚子里的孩子當成一個生命來看。”

令嚴琳最終感到絕望的是，迫于各方壓力，她的丈夫、父母、公公婆婆沒有一個人支持她要這個孩子。2013年10月25日，嚴琳她走進手術室，做了引產手術。那時候胎兒5個月，嚴琳已經能明顯感覺到胎動。

如今，經歷了一場噩夢的嚴琳覺得，自己也不應該完全去記恨為難過她的領導，包括那些計生人員。“我們領導也快到退休的年紀了，計劃生育一票否決，他們大概也是身不由己。”

無望的等待

就在嚴琳做引產手術之后21天，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放寬了中國的二胎政策，但僅限于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

繼“雙獨”之后，計生政策又給這個國度增添了“單獨”、“非獨”兩類標簽。由于中國此前實行城鄉有別的計生政策，農村的獨生子女遠少于城市。因此，“單獨二胎”新政，影響的主要是城鎮育齡夫妻，覆蓋面在1500萬至2000萬人左右。國家衛計委前期做過生育意愿調研，這些人里，僅50~60%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

新政策使得一些人欣喜的同時，也讓嚴琳、董民誠這些非獨家庭二胎夢破碎。一直關注生育政策進展的董民誠，在獲知了“單獨二胎”政策之后出離地憤怒：“作為一個老師，我也不得不對這一政策說‘他媽的’！”從兒子出生之后，董民誠一直沒辦獨生子女證。他認為，辦獨生子女證，是對殘忍的“一孩政策”的屈服。

在董民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村里那些被強制計生的人的哭叫聲，在他當時的眼里還只是一種熱鬧。成為一名父親之后，在等待政策生二胎的過程中，一次次希望之后又失望，董民誠成為了親歷者，越來越切身地體會到那種痛苦、無助。倒是村里的人近幾年只要愿意交3萬~4萬元，就可以生育二孩。村干部樂意幫忙給小孩上戶口，從中落些好處，打工者基本上能交起這個錢。

“單獨二胎”政策出臺后，董民誠的父親也徹底絕望了，他覺得自己間接掠奪了兒子生二胎的機會，并內疚不已。他遵循農村“一孩半”政策，在生下董民誠和他姐姐之后沒再生育，還被評為農村計生先進戶。父親背磚、背沙供董民誠讀完重點大學，使得兒子得以順利取得城市戶口成為別人羨慕的體制中一員。但在新的計生政策之下，這些竟都成了董民誠不能如愿生二胎的原因。

如今，董民誠的父親經常拄著拐杖孤獨地站在家鄉的路上，對放學歸來的小孩說：“幺兒，別讀書啦，將來像你大爺(董民誠)一樣，不能生兩個娃娃。你看你爹娘多好，都能生兩個娃娃。”

從1984年起采取的農村“一孩半”政策、到上世紀末開始的“雙獨二胎”，生育率過低以及老齡化、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調等一系列問題，使得“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寬”一直是近些年的熱點話題。從學者的角度來說，易富賢覺得這次人口政策調整步伐太小。

像董民誠這樣體制中的非獨家庭，只能在沉默中繼續等待著：要么不顧政策，頂著一切困難把二胎生下來，可能會丟工作，可能會開除黨籍，可能會交很多罰款，可能會離婚，可能會失去現在安穩的生活??要么屈服于現有制度，放棄生二胎的想法，老老實實守著一個孩子，每天祈禱老天眷顧，讓孩子一生健康、平安。

嚴琳在身體恢復后回到單位上班，她想盡快忘掉這件對自己傷害很大的事。但嚴琳的領導因為這件事對她有了成見，同事提醒她找個合適的時間去道個歉。嚴琳很難受：“難道真的是我錯了嗎？”

在內心深處，嚴琳還是希望有機會能再生一個孩子，但同時又很絕望。“我不知道這兩次手術之后身體還允許不允許，醫生說要過半年以后看恢復得怎么樣。我對政策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從單獨二胎到全面放開二胎，間隔不可能很短，而我馬上要超齡了。”嚴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