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事不再理原則案例分析

【基本案情】：

原告某置業有限公司和被告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10日簽訂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原告將自行開發的某工程發包給被告修建。2009年3月25日，該建筑公司向中院起訴要求解除原被告間的施工合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置業公司與建筑工程公司就撤場問題進行了磋商。2009年5月31日，中院裁定建筑公司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5日內退場。建筑公司提起復議，2009年6月5日，中院裁定中止執行2009年5月31日的裁定。同年12月31日，中院作出一審判決解除原被告簽訂的施工合同，雙方當事人均提起上訴。但建筑公司至今拒不撤離施工現場。現置業公司訴至工程所在地基層法院，要求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即撤離該項目施工現場，并將該施工地及已完成工程交付原告。被告在舉證期限內以撤場問題已由中院裁定，案件應由高院管轄為由向基層法院提出管轄權異議申請，主張該基層法院對該訴訟無管轄權，要求將本案移送至高院管轄。

【處理意見】：

對該案如何處理，形成三種處理意見。第一種處理意見認為：基層法院不應受理，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本案已經由中院裁定，中院已經對本案行使管轄權，現該案已上訴至高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所體現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基層法院理應不再受理，裁定駁回原告起訴。第二種處理意見認為：基層法院應裁定對本案有管轄權，繼續審理。根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判決的做出必須以原告的訴訟請求為前提。該某置業有限公司并沒有在中院審理案件過程中提出反訴，中院判決也沒有涉及撤場的內容。所以雖然中院裁定被告退場，并不影響基層法院對該案的管轄權，因此應裁定對該案具有管轄權，繼續審理。第三種處理意見認為：基層法院應裁定中止訴訟，等待高院最終判決。雖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基層法院應該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裁定駁回起訴。但是，鑒于原告的訴訟請求的基礎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解除，而目前高院尚未對合同是否解除做出終審判決，現基層法院不宜立即下裁定。再加上中院所作出的裁定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有可能會撤銷此裁定。若簡單裁定駁回起訴，就會使當事人陷入訴訟無門的尷尬境地，造成事實與法律的嚴重不符，有損司法公正與權威。因此在對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綜合考量之后，基層法院不宜立即裁定是否駁回原告起訴，而應該裁定中止訴訟，等待高院判決。

【評析】：

對本案的處理，之所以會產生三種不同的意見，最重要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與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筆者認為第三種處理意見較為適宜，即本案應該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但是又不能立即裁定駁回，而應中止訴訟，等待高院終審判決，理由如下：

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古羅馬人對“審判”結果的敬畏，后又逐漸發展為羅馬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在羅馬法中，一事不再理原則包含了訴訟系屬的效力與判決的既判力兩層涵義，具體來講即時當案件尚在訴訟系屬時，被告可以針對原告的雙重起訴實施“訴訟系屬的抗辯”，使原告的所能夠請求不至于產生訴訟系屬之效；當案件的訴訟系屬已因判決確定而消滅時，被告對原告方的再次起訴可以實施“既判案件的抗辯”，是原告方的訴訟請求不能系屬于法院。[1]一事不再理原則發展至今，在對其進行定義時，產生了狹義說與廣義說之分歧。狹義說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僅指判決的既判力，既判決確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五項

之規定：“對判決、裁定已將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訴處

理，??”；廣義說則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仍將訴訟系屬的效力和裁判的既判力視為一事不再理的兩層涵義，不僅判決確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而且訴訟已經提起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次起訴，關于訴訟系屬的效力如《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之規定，“對于正在法院系屬中的案件，當事人不得重復提起訴訟。”，此即為“禁止二重起訴原則”。從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起源來看，廣義說更能體現該原則的歷史演變進程；但我國立法長期秉承狹義說，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僅包含判決的既判力，縮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內涵，有失偏頗。

但是案件的審理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特別是在成文法國家，因此本案的處理只能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中對“一事”并不存在爭議，本案的焦點也就為中院所做的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

既判力即是指終局判決一旦獲得確定，該判決對請求之判斷就成為規范今后當事人之間法律關系的基準，當同一事項再度成為問題時，當事人不能對該判斷提出爭議、不能提出與之相矛盾的主張，法院也不能做出與該判斷相矛盾或抵觸之判斷。[2]早期，發生既判力的裁判形式是確定判決，判決已經確定后，無論其對與否，當事人及法院均受同一判決內容約束，不得就判決內容再次起訴。這是源于對國家司法權力強制性的認可和對當事人及其訴權的尊重。隨著社會的發展，司法實踐開始要求理論界對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的問題作出回答。裁定一般分為訴訟裁定和非訴裁定，由于本案分析需要，縣重點討論訴訟裁定的既判力問題。對該問題我國學界存在三種學說，裁定既判力否定說、裁定既判力肯定說和裁定既判力限制說。

裁定既判力夠定說認為我國裁定多數針對程序性事項，少說裁定涉及實體問題但又不是針對訴訟標的法律關系作出的，因此裁定不具有既判力。此說顯然未顧及到民事訴訟對裁定所判斷特定事項必須具有約束力的實際需要，缺乏實踐意義。裁定既判力肯定說則認為民事判決、裁定一經生效，非經法律程序不得改變，就應該對法院、當事人和社會一般人產生約束力。這里似乎賦予裁定與判決一樣的完全的既判力，又有絕對化之嫌。裁定既判力限制說認為無論裁定是針對程序問題還是實體問題，均具有既判力，但是不同客體的裁定，其既判力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一般說來，其基本立場體現為只要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終局性，就應該賦予其既判力，無論該裁定是針對程序性事項還是實體性事項。相較而言，筆者認為限制說更加合情合理，既承認部分裁定的既判力，又未將既判力效果過分擴大，是綜合考量法律與實踐的結果。[3]

結合上述結論，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裁定種類中，如不予受理的裁定、對管轄權有異議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裁定、準許撤回上訴的裁定、鐘姐訴訟的裁定等因為對所涉事項具有終局性效力，因此一般都承認其具有既判力；而類似于財產保全裁定、限于執行的裁定、中止訴訟的裁定、準許撤回起訴的裁定、補正判決書中的筆誤的裁定，因其可能在訴訟過程中被法院更正不具有終局性而不應有既判力。本案中，中院對被告退場事宜作出裁定是對雙方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確定，該裁定一經作出立即生效，并不會隨著訴訟的進程需要而改變，因此該裁定是對撤場事宜的終局性裁判。雖然被中止執行，但是并不影響裁定對該事項的終局性效力，因此該裁定理應具有既判力。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規定，基層發法院應當駁回原告之起訴。

筆者之所以又主張不宜立即裁定駁回起訴，乃法律規定與社會效果之博弈的結果。

首先，裁定被告限期撤場的前提是原、被告之間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已經解除，否則在合同存續期間，被告是有權利占據施工現場的。雖然中院已經判決解除雙方之間的合同，但是目前案件已上訴至高院，即是說一審判決效力并未生效，《建筑施工合同》也尚未解除，那么，中院作出裁定的基礎法律關系未確定。如若二審改判，維持合同效力，則中院責令被告限期撤場的裁定無疑是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嚴重侵害，終審判決與中院之裁定相互矛盾，會使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產生質疑，消弱司法權威。

其次，中院之裁定的合法性也是值得商榷的，高院可能會撤銷此裁定。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決定了法官所作裁判的行使和內容。在案件審理中，除非當事人的行為違反法律規定，或者法律明文規定法院應當行使國家干預權，法官一般都應該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作出相應的裁判。在本案中，原告并未在前訴中提起要求被告撤場的訴訟請求，在沒有訴訟請求的情況下，中院作出責令被告限期撤場的裁定的基礎何在？因此，中院作出的裁定本身的合法性有待商榷，高院在對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的審查過程中，有可能會撤銷該裁定。那時高院未對被告撤場問題作出判決，原告訴至基層法院，基層法院又已經駁回起訴，就造成原告陷入訴訟無門的尷尬境地。

在本案中，如果嚴格遵守法律規定，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不僅不能解決糾紛，還可能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不良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在對法律規定和社會效果的綜合考量之后，對本案的處理應該采取第三種處理意見，即應中止訴訟，等待高院的終審判決。

最后，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原告在中院一審過程中提起反訴，中院針對其訴訟請求作出一審判決，現案件上訴至高院，本案又應該如何處理，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否還是應該中止訴訟，等待高院判決？

如前所述，我國《民事訴訟法》采納狹義一事不再理的定義，僅承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既判力，而沒有就前訴法院已經受理還未作出判決的案件，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作出相關規定。本案中，如果原告曾在中院一審過程中提起反訴，現案件進入二審程序，尚未終結，就不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法院應該受理。但是從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起源來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重復起訴，避免司法裁判相互矛盾。若法院裁定繼續審理此案，無疑是開了允許重復起訴的先河，任何案件只要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決，當事人就可以再次提起起訴，而法院在一般情況下還必須受理，這必然將導致無法估計得司法資源的浪費，而且勢必會影響整個秩序的安定。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使用中，理應適當考慮適用“禁止二重起訴”原則，賦予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訴訟系屬的效力，對前訴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法院不應受理。

【結語】：

我國民事訴訟法僅規定狹義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并未對前訴尚未作出判決時原告再次起訴的情況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作出相關規定。但是在司法實務中，司法機關往往會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應由涵義來決定是否受理起訴的案件，這是因為在法律規定和社會效果的博弈中，法官選擇了社會效果而非法律規定。我們可以看到法官在司法裁判的過程中，首先應當嚴格依照我國法律的相關規定，這事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官又不能僅僅考慮法律效果而忽視了社會效果，這是由我國立法尚不完善的國情所決定的。將法律規定與社會效果結合考慮，不僅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還有利于保證司法公正，加強司法權威，能夠最大程度的解決社會糾紛，是構建和諧司法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社會效果往往游離于法律之外，法官僅從社會效果的角度進行裁判，實質上也是對法律的背棄，對法律來說，無疑是給了其當頭一棒。所以，在對法律規定與社會效果進行權衡時，社會效果的不確定性就要求法官的態度必須要慎重，不能讓社會效果成為某些法官枉法裁判的借口，在根本上動搖法律的尊嚴。

第二篇：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事不再理原則

1、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羅馬法，近現代刑事訴訟法普遍將其作為保障被告人人權的一項訴訟權利。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訴和審理。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一項古老的訴訟原則一直延續至今，是基于現代刑事訴訟功能的多元化取向。《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規定，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應遵循的國際準則。

2、原則起源：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羅馬法的“訴權消耗”理論。所謂“訴權消耗”，是指所有訴權都會因訴訟系屬而消耗，對同一訴權或請求權，不允許二次訴訟系屬。訴訟系屬是指因為訴的提起，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就有爭議的法律關系受有管轄權的法院審判的狀態。在訴訟已經發生訴訟系屬后，到訴訟終結的時候止，稱為在訴訟系屬中。古羅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實際上包含了訴訟系屬效力和判決的既判力雙重內涵。在古羅馬法中，案件的審理分為“法律審理”和“事實審理”兩個階段。原告先向法官提出告訴，就訟爭進行陳述，被告進行申辯，然后由法官決定訴訟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否應當受理，這就是“法律審理階段”；如果是應當受理的訟爭，就進入“事實審理階段”，由選定的承審員進行審理，查明事實，作出判決。法律審理的終點是“證訴”，經過“證訴”，訴訟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系屬于法院，同時原告的訴權即行消滅，不得再對同一案件起訴。此即“一案不二訟”，是一事不再理的第一重內涵。但是雖然“證訟”產生的“一案不二訟”的效力可以制止原告對同一案件再次起訴，卻不能阻止敗訴的被告另行起訴，由于其在前訴中未行使訴權，“證訴”并不能消滅其權利，所以其敗訴后可另行起訴，控告勝訴的原告，從而導致判決的不穩定。于是，為了維護判決的穩定，古羅馬法學家在“一案不二訟”效力的基礎上發展了判決的“既決案件”效力。“既決案件”效力發生在案件的事實審理階段，以判決作為終點。判決作出后，當事人對案件均不得再起訴。這是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第二重內涵。

另外，羅馬人奉行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因為當時奉行的是神示證據規則，對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力的大小由神來判斷，通過神的啟示對爭端作出裁判，因此該裁判代表著神的意志，由此法院的裁判在古羅馬人眼中具有絕對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一事不再理原則首先在民事訴訟中確立下來，后來在刑事訴訟中也適用。

現代刑事訴訟普遍將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被告人的一項重要訴訟權利，但由于理論基礎和價值評判不同，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對該原則在適用上也有所不同。大陸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直接接受了古羅馬“既決案件”的理論，發展為既判力理論，強調生效判決的既判力，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再理”；而英美法系國家繼承了古羅馬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精髓，并將其發展為“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3、英美法系的“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其基本含義是一個人不能因同一行為或同一罪名受到兩次或多次審判或處罰。雙重危險原則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最古老的法律原則之一,它曾在英國教會法與國王爭奪審判權中發揮作用。12世紀在英國的法庭中,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被斷斷續續地引用來。在13世紀,法庭中確立了這樣的規則,即由追訴人起訴的案件,其結果無論是無罪或有罪都將阻礙該追訴人對同一被告人另行起訴。但是當時只對死刑案件適用雙重危險原則。直到17世紀下半葉,雙重危險原則才在英國法中受到嚴肅的重視,確立了由一個有司法權的機構進行的審判可以阻止其他同樣有管轄權的司法機構進行重復的做法。17世紀,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到1789年,雙重危險原則載入了美國憲法。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理論基礎是：國家不得運用其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對一個公民或者一項犯罪行為實施反復多次的刑事追訴，從而達到定罪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一限制，被告人就永遠被迫生活在焦慮和不安全的狀態之中，而且那些本來無罪的被告人受到定罪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此可以說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主要功能就是防止國家濫用追訴權，從而保障公民合法權益。

4、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區別

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和一事不再理原則在很多方面還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則中，只有那些已經生效的法律判決，才具有既判力，才會發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而在法院判決生效之前，只要控辯雙方依法提出上訴，案件都會進入第二審程序甚至第三審程序，從而接受上級法院重新審判。與此不同的是，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強調的是任何人不得因一行為受到“雙重危險”，即任何一個已經接受過審判的被告人不得再受到第二次起訴和審判。根據英美法系國家具體情況，只要陪審團或者證人宣誓就位，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既發揮作用。兩者在發生效力的時間上不一致。另外，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主要功能不是防止國家濫用追訴權，而是通過防止法院對同一事實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以維護司法的威信，保證法秩序的安定性。而與此相對應的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主要是一項追訴原則，其基本精神在于強調對國家追訴權的限制。再者，由于雙方在發生效力時間上的不同，兩原則在對同一事的界定方法也是不同的。一事不再理原則一般用公訴事實的單一性、同一性來對“一事”進行界定，而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適用中法院審判的對象是訴因，公訴事實一般指犯罪的自然事實，而訴因還包括對事實的法律評價。

5、一事不再理原則與我國刑事訴訟法 我國目前存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相關內容的規定，但并沒有明確規定出來。然而一些規定恰恰與一事不再理原則所倡導的法律精神相悖。這一現象主要體現在：（1）我國刑法第10條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這不僅違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且不利于我國參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2）新刑訴解釋第181條第四項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三項規定宣告被告人無罪后，人民檢察院根據新的事實、證據重新起訴的，應當依法受理。這條規定并沒有對舊刑訴解釋的相關規定做出改變，意味著已經接受法院生效裁判的被告人依然存在被再次提起訴訟的危險。（3）新最高檢《規則》第40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四款規定（對于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決定不起訴的，在發現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時，可以提起公訴。

這些規定都表明了我國刑事法律中沒有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

6、我國再審制度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沖突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關于因證據不足宣告無罪的案件的重新起訴與審理。新刑訴解釋第181條第四項規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三項規定宣告被告人無罪后，人民檢察院根據新的事實、證據重新起訴的，應當依法受理。也就是說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被檢察機關的起訴所變更，而且這一做法沒有次數限制和時間限制，這無疑使已經接受法院生效裁判的被告人處于不安定狀態，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權利。（2）關于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理由。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理由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在認定事實上或者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這里沒有區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形，而是只要確定裁判有錯誤，無論是否有利于被告人，都可以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增加了已經接受生效判決的被告人被再次起訴的不確定性。（3）關于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具體程序，我國的相關規定仍然比較混亂，尤其是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主體多元化，顯得雜亂無章，因而不利于程序的安定和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更不利于提高辦案效率和樹立生效判決的權威。

究其原因，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雙方面的刑事訴訟價值方面，我們以往的做法就是傾向于控制犯罪，當然這也受有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不枉不縱的刑事政策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權衡下，我們弱化程序公正的刑事訴訟觀念，以及司法并沒有真正獨立，并沒有樹立起法律特別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它應有的威嚴。

7、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構建

雖然我國并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相關規定，但鑒于我國人權事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轉變訴訟觀念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法的需要、合理規制國家權力的需要、糾正社會公眾歧視心理和司法人員思維誤區的需要、我國刑事司法制度走向統一的需要以及進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需要，我們具備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必要性。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確立這一原則的可行性，訴訟理念的更新使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建立在理論上成為可能，憲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為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刑訴法的再修改為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建立提供了立法空間。由此看來我們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條件，那么在我國建立這一原則時可以以本國的基本國情為基準，借鑒兩大法系的成功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去推動我們刑事訴訟法的又一進步。

第三篇：論 一事不再理原則

論一事不再理原則

姓名：張達 學院：西南政法大學 郵編：400031 QQ：664969676 【摘要】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判決或裁定已經生效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再起訴，也不得在受理的訴訟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從產生到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被許多國家視為刑事審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在理論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作為對一項法律原則的最終確認形式的立法上卻對其沒有一個準確的規定與定位，立法缺位問題也直接導致了該項原則在進行司法適用時缺乏立法支持以及適用標準，因而也形成了法官在司法過程中無法可依，缺陷很大。【關鍵詞】一事不再理原則 司法適用 正文： 一、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歷史發展

1：一事不再理原則起源于羅馬法的“訴權消耗”理論。[1]英美法系將其稱為“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即為我 國不 受重復刑法，我國通說采用“一事不再理”的稱謂,但也有的學者將其稱為“禁止重復追究原則”[2] 或“一罪不二罰原則”。[3] 所謂“訴權消耗”，是指所有訴權都會因訴訟系屬而消耗，對同一訴權或請求權，不允許二次訴訟系屬。訴訟系屬具體而言，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的特定請求，已在某個人民法院起訴，現存在于法院而成為法院應當終結的訴訟事件之狀態。[4]還有的學者認為,羅馬共和國時期提出“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理由“在于案件已經法院審理判決就產生了‘既判力’,因此不得對其再行審判,加以推翻。這一原則在當時是為了維護奴隸主法院的判決的尊嚴和穩定性而提出的。”[5] 也有人認為,在15 世紀以前的英國,任何不受重復控訴的保護似乎是用于阻止私人控訴的濫用。[6]對于“一事不再理”原則產生的根據,盡管有維護法院判決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實現訴訟經濟及防止管轄權沖突等不同理解的爭論,但該原則在產生之初與人權無緊密關聯則是不爭的事實。對與公元前二世紀以前的古羅馬共和國時期創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多數在今天看作是犯罪的一些行為被作為 “侵權行為”處理，并沒有形成專門處理刑事問題的程序。案件的審理分為法律審和事實審兩個階段。法律審階段以“證訴”為終結標志。經過“證訴”，案件發生 “一案不二訴”的效力，案件系屬于法院，原告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證訴”雖然可限制原告的重復起訴，但對被告沒有約束力。即使對案件做出判決，但如果被告敗訴，他仍然可就同一案件起訴原告。這同樣一事不再理原則會造成對同一案件的重復審理。因此，為了維護判決的尊嚴和穩定，避免當事人濫訴，古羅馬法學家在一案不二訴的基礎上又發展了既決案件的效力，形成為“一事不再理”原則。該原則的精神是，“當事人對已經判決的案件，不得申請再審，既決案件的判決被看作是真理，決不允許被推翻”。此時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具有絕對性。到了羅馬帝國時期，一事不再理原則有了新的發展。為了糾正不正確的裁判，當時實行了一種根據皇帝恩典恢復審判的制度。即當事人如果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不服，可以向皇帝提出申訴，皇帝可以決定對案件恢復審判。這種恢復審判制度便是一事不再理原則例外的發端。

2；近現代刑事訴訟法普遍將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保障被告人人權的一項訴訟權利。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資產階級國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逐漸被規定到一些國家的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中。在大陸法系國家中，法國于1791年將一事不再理原則寫入《憲法》，并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任何在法律上無罪釋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一事實而重新被扣押或起訴，即使以其他罪名立案。”德國在其《基本法》第103條第3款確立了一事不再理原則，并將這一原則作為德國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英美法系國家未采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概念，與之相似的是“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或科刑。《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接受兩次生命或肢體上的危害。”此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對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還進行了系統的解釋。但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和價值評判，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該原則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大陸法系國家接受了該原則“既決案件”的理論，發展為既判力理論，并對該原則的例外-刑事再審制度設置得較為完備。我國的刑事再審制度則排斥了該原則，且與國際公約相違背，有必要進行重構。二、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價值

1保障人權的價值目標：對于被告人來 說，如果 其犯罪，國家將對 他所犯的 罪具有刑法權，但是 刑法權也需要 通過一定的 條件和 程序來 實現的，而國家就是 使用這種權利來 維護社會安定和人民生命 財產，通過 刑事訴訟來 達到刑法所要 保護的 法律 效益，這樣，盡管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與進行將會侵害被告人的權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義務。但在 并 不 代表國家對侵害被 害人 的 權利而無所節制，在法律規定的 程序上，國家對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實只擁有一個刑事追訴權，只有一次追訴機會。一旦國家行使了這一追訴權，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提起了追訴，無論結果如何，則該追訴權即告耗盡，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實再次追訴，否則，即屬刑事追訴權的濫用，將過度侵害被告人的權利。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設置正是為了限制國家追訴權的濫用，通過禁止檢察機關對已經追訴過或尚未追討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實進行重復追訴，來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訴訟中的基本人權。［7］

2：實現法律的秩序價值：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過：“由于法律力圖增進社會的程序價值，因此它就必定要注重連續性和穩定性的觀念”。刑

事訴訟案件的 程序一旦啟動，就必須得經過一定的 程序和 步驟，最終產生一種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判，具有即判力，就是 所謂的 強制執行力。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確立，明確了這項裁判是法院對于刑事審判過程而做出的一個最終結果，它是代表國家對于這一刑事案件所做出的解決方案，是一種權威性的象征。它一旦生效，就具有可執行性，對控辯雙方便具有“定紛止爭”的法律確定力和約束力，它樹立了法律的至上的權威，有利地保障并維護著社會秩序的安定性。［8］ 3實現訴訟效益的價值目標：當今時代屬于經濟化的 時代，效益就是利益的 具體 體現實現訴訟效益的重要途徑是保證訴訟程序的經濟發生，臺灣學者陳樸生教授曾就此提出了兩項規則：一為不“過剩”，即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如調查證據、詢問、傳喚等如屬于不必要的，則不得為之；二為不“重復”，即已經起訴的同一案件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終結其訴訟關系。”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內容正是禁止已經開啟或者已經終結的刑事訴訟程序再次啟動，其的正是為了避免程序的重復運作，實現訴訟經濟。

三，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內容

（一）法律對一事不 再理原則的 相關規定

1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國際法律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規定，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判刑。因此一事不再理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應遵循的國際準則。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20條又對該原則做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該條規定：第一，除本規約規定的情形外，本法院如果已經做出某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不得就同一行為再行審判該人；第二，已經被本法院判定有罪或無罪的人，不得因該罪行而再由其他法院審判；第三，對于已經由另一法院審判的人，不受本法院審判。這些規定確立了國際刑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

2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的隱含體現：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

九、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 第177條：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并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

第117條：

（四）依照本解釋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人民檢察院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十、自訴案件第一審程序

第188條： 對于自訴案件，人民法院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自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

（六）除因證據不足而撤訴的以外，自訴人撤訴后，就同一事實又告訴的；

上述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同的規定（民訴中一般受理，刑訴中一般不受理），其根本在于民訴中當事人有相當大的訴權處分權。我國學理界長期以來秉持狹義說，本人認為這應對狹義的說法進行深刻反思。

（二）一事不 再理的 兩種學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來，我國越來 越多 的 學者對開始關注一事不再理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得到 進一步的 深化，但是也 出現分歧，主要有狹義和 廣義之說兩種，狹義之說：“一事不再理在 法院 在盤 生效后才 阻止對 同 一 案件這次 審判 的 原則。”若將一事不 再理原則 表述為：對于 判決 發生效力的 案件，除了 法律 另有 規定 外，不 得再行起訴 和 受理。［9］“一事不再理是指對于判決、裁定已發生法律效應的案件或者自訴人撤訴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律外，不得再行起訴或受理。”［10］“法院對于任何已經生效裁判加以處理的案件，不得再行審判；對于所有已被生效法律裁判確定為有罪的被告人，法院不得在于審判或科刑。”［11］這種觀點現在仍然得到部分學者的贊同，如龍宗智教授就認為：“‘一事不再理’，即被宣告確定判決的行為不得再次起訴和審判。”［12］事實上，前述各種觀點受到大陸法系國家刑訴理論的影響。廣義說從兩方面去理解一事不再理的含義，又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一事不再理包括訴訟系屬與判決效力兩方面內容。如謝佑平教授認為：“初始意義上的或曰本來意義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應當包括兩層涵義：

1、訴訟系屬效力，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訴之案件，于訴訟系屬中再行起訴；

2、判決的既判力，即判決確定后，當事人不得就已判決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訴。”［13］

（三）一事不再理原則機制 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適用于同一案件。訴訟系屬的效力只能禁止檢察機關就已經起訴的同一案件雙重起訴；判決的既判力也只能禁止檢察機關就已經判決的同一案件再次起訴。

1同一被告人和 同一犯罪事實：對于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歸屬于同一被告人。所以，如果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只及于已被起訴或者已經判決的被告人，而不能涉及其他共犯，同樣：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效力只適用于被告人已被起訴或已經判決的同一犯罪事實，不及于被告人的其它犯罪事實。否則就 違反 了 一事不再理的 原則，那樣可能侵害當事人的 利益，也 花費不必要 的 司法 成本。

2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有效期限

A訴訟系屬效力產生的時間。所謂訴訟系屬上面已經作了敘述，是指因為訴的提起，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就有爭議的法律關系受有管轄權的法院審判的狀態。在訴訟已經發生訴訟系屬以后，到訴訟終結的時候上，我們稱其為在訴訟系屬中。從時間角度看，訴訟系屬自訴訟的提起時發生，到裁決確定時或撤回起訴時而消滅，自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至裁判確定或撤回公訴這一段期間內，均產生訴訟系屬的效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禁止就同一案件雙重起訴。檢察機關就已經起訴之同一案件，于訴訟系屬向同一法院重復起訴的，法院不予受理；同一案件已向甲法院起訴后，又向乙法院起訴的，乙法院應根據競合管轄制度加以處理，如無管轄權利不予受理。B、判決的既判力產生的時間。按照法理說法，判決自其確定時才產生既判力，所說的判決的確定則指判決已經不能通過通常申請的方法發生爭議。判決確定的具體時間，根據判決種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a不允許上訴的判決即終審判決，自判決宣告時確定；b允許上訴的判決，自上訴期間屆滿時確定；c撤回上訴的，自上訴人作出撤回上訴的意思表示時起，判決確定；d放棄上訴權的，自上訴權人作出放棄上訴權的意思表示時起，判決確定；e駁回上訴的，自駁回上訴的裁定確定時起，原判決確定。一旦刑事判決經由上述途徑而確定，就產生既判力暨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最后，檢察機關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訴。

4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間對一事不再理原則適用

由于調整對象的部分重合性，刑法與民法中的侵權行為法可能出現規范競合，即行為人的一個違法行為既構成犯罪又構成侵權，在發生規范競合時，侵權責任和刑事責任是可以同時并用的。行為人承擔民事不應影響他承擔刑事責任，反之亦然。但是，由于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應分別通過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進行，因此，就存在行為人的同一違法事實在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間是否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問題。A訴訟系屬效力的適用。由于刑事訴訟代是 檢查機關代表國家對 當事人進行的公訴，他所代表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而非個人 利益，而而在 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 利益是居首位的，但是 相對 公共利益 而言，民事訴訟代表的是個人私益，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根據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則，刑事訴訟被置于優先的地位。案件一旦被提起公訴，則屬于法院，當事人對民事訴訟部分 是 不 得提起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只能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民事兩附帶加以解決。

B判決的既判力的適用。具有 兩種形式，一是消極適用，即對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訴，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積極適用，法院 必須以確定判決的內容為標準處理后訴，對于法院在后訴中不得作出與前訴內容不一致的判決。那樣就 違反了 一事不再理的 原則，但是由于法條競合的情形來是說，既判力的消極適用受到抑制，刑事判決的既判力并不能阻止民事法庭受理民事訴訟，但是，刑事判決的既判力仍發揮著積極功能，民事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刑事法庭已經作出的判決的約束，具體來說，不允許民事法官無視刑事法官就構成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共同基礎的犯罪事實的存在，其罪名以及對受到歸咎的人查否有罪所作出的必要而肯定的決定。”換句話說，刑事訴訟中的有罪判決將對民事訴訟產生既判力，民事法庭不得作出與刑事訴訟中的有罪判決相矛盾的判決。

四、我國一事不再理存在的問題 一事不再理原則的精髓在于限制國家追訴權的重復行使。根據現代刑事訴訟遠離，行使國家追訴權的機關與起訴機關，法院作為中立的裁判者不再行使追訴權。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機關和起訴機關行使國家追訴權。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不具有追訴的職能。但人民法院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以及司法實踐中的有些做法，在實質上行使了國家追訴權，或者實質上幫助起訴機關行使了追訴權，并且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相沖突。檢查機關 的 重復追訴是 當事人受到重復審判 的 原因，有關 司法 解釋規定，檢查 機關可以 重復行使追訴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57條規定：“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發現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延期審理建議的，合議庭應當同意。但是建議延期審理的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法庭宣布延期審理后，人民檢察院在補充偵查的期限內沒有提請人民法院恢復法庭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按人民檢察院撤訴處理。”

第177條 在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要求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理由，并作出是否準許的裁定。《高檢規則》348條：檢察機關在庭審中申請延期審理或撤回起訴有如下理由：

1、發現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遺漏罪行、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補充偵查或者補充提供證據；

2、發現遺漏罪行或者遺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雖不需補充偵查和補充證據，但需要追加或者變更起訴的；

3、需要通知開庭前未向人民法院提供名單的證人、鑒定人或者經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證人出庭稱述的。根據上述規定可以發現，公訴機關提出延期審理或撤回起訴主要是因為證據不足。一事不 再理原則的 現狀具體 體現在下列幾點；

1法院變更起訴機關指控的 罪名與一事不 再理有 沖突；《解釋》第一百七十八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人民檢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應當就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依照本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的有關規定依法作出裁判。《解釋》257條：

（二）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只是認定的罪名不當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罰的情況下，可以改變罪名；

2發回重審的與一事不 再理的 沖突：《民事訴訟法》189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民事訴訟法》16

2（三）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3人民法院 自行啟動審判監督程序與一事不 理的 沖突：《民事訴訟法》205條：第二百零五條： 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所以按照 最高 人民法院 的 司法解釋，完全 可以 規避上訴不 加刑的 規定，達到 加重被告人 刑法的 目的。

五我國一事不再理的完善：

一事不再理原則因其蘊涵之價值與人類之追求相統一而被世界各國所廣泛引用，但在我國，其不但沒有在憲法、刑事訴訟法及其它相關法律中得到體現，相反，還有被視為異端而邊緣化的傾向。其突出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1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的規定，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理由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在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上確實存在錯誤。對該規定，本人以為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根據規定，終審裁判只要發生了錯誤，那就沒有終局，即任何時候都可以再次進行審判，這明顯與一事不再理原則所追求的司法安定性相違背的，根據一事不再理原則，終審的判決一旦作出，訴訟就終結了。只是發現生效裁判錯誤的話，并不能成為啟動再審程序的充分條件；二是該規定沒有區分有利于被告和不利于被告的情形，而是只要確定裁判有錯誤，不論是否對被告人有利，都可以提起審判監督程序。

2我國過分強調有過必改與有錯必糾，這也是與一事不再理所蘊涵的某些價值理念所相沖突的，一方面，一事不再理原則盡管不排斥有錯必糾，但其對“錯誤的糾正”卻有著嚴格的界定，一般說來，糾正的只能是結果有利于被告人的錯誤，或者，在嚴格限制的條件下，對某些基于刑事訴訟中故意犯罪而導致的錯誤，可予以糾正。但我國審判監督所強調的有錯必糾卻不問錯誤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問這種錯誤的性質是什么；另一方面，我國的有錯必糾所注重、強調的并不是通過總結審判經驗的方式來減少、避免以后犯錯誤，而是通過職權機關對以往的錯誤一個個予以糾正的方式來減少錯誤。這無疑是一種想通過擴大司法機關的追訴權來保證對犯罪追究的思路，但該思路卻明顯違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則所蘊涵的價值追求：首先，以追訴權之擴大來保證對犯罪之追究容易導致追訴權的濫用，不利于人權保障；其次，司法機關反復的行使追訴權并不利于維護法的安定與社會的穩定，其往往會對被告造成極大的壓力，也會使其它市民社會的成員產生人人自危的心理危機；再次，通過對追訴權的擴大適用來保證實體正義的實現，通過“必糾”來實現“正義”，其所得到的司法公正是值得懷疑的，其對程序價值的背離是值得惋惜的，其所導致的司法效率低下、司法機關業務能力參差更是值得我們權衡的。3應將一事不再理原則確立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

我國傳統觀點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只是在審判階段適用的原則。其實，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包括偵查、起訴、審判等一系列的訴訟階段，刑事訴訟在縱向上是一種“流水作業式”的構造。而刑事審判前的訴訟活動也會涉及到對案件的重復受理的情況。若把一事不再理原則僅僅認為是一項審判原則，就容易導致偵查、起訴等階段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約束的傾向，那么，一事不再理原則所具有的保護人權的價值自然而然在審判前程序中被忽視，所以，應該把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貫穿于刑事訴訟整個過程之中。【14】?對此，學者也是有所共識的，如由陳光中教授所主持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組所擬定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第二十一條就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15】?` 4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是順應時代潮流之需一事不再理原則為學界倡導多年，于近年終見能確立之曙光，曙光背后，固然是飽含著學者奔走相告、大聲疾呼的辛勤汗水，然實際上也包含著對時代召喚的一種呼應，可以說，到了今天，我國終于具備了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時代背景。首先，第一個背景，就是人權保障進入了憲法的規定。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背景，因為它意味著國家認可了人權保障及其重要性，也意味著國家對那些有利于保障人權的司法原則的主動推進的態度；第二個背景，就是司法改革的迫切需要已為各界所共識。法的修改固然需要國家自上而下的推動與支持，當更離不開的則是自下而上的支撐與鞏固，就目前而言，作為實踐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作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一事不再理原則已為民界、學界、實務界所熟知，其改革之迫切則更是已經成為了各界的普遍共識；第三個背景則是我國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在人權公約里面，有大量的關于刑事司法的國際最低標準方面的內容，而刑事司法的最低標準意味著，這是刑事司法最起碼要達到的、應當實現的標準。這些標準，當然的，一事不再理原則也是忝列其中。目前，盡管我們只是簽署了“人權公約”，還沒有批準加入，但是我們的法律應當為批準加入作好相應的準備。因為作為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如果連最起碼的標準都 達不到，那將是很慚愧的。?【16】

5，但是，由于傳統和條件的限制，在完善一事不 再理原則的 同時，我們也 應該強化再審制度，保護 當事人的 利益，4應明確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例外從各國立法來看，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立法或判例在堅持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同時，規定了一些相對的例外情形。如在英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33條規定，根據被告人申請，如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庭可以批準對被告人重新可以重新審判；在法國，其《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567條規定，刑事審查庭的裁定、重罪法庭、輕罪庭、違警罪庭的終審判決和裁定，如果違反法律，可以因檢察院或敗訴一方根據不同特點向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而撤銷；在德國，其《刑事訴訟法典》的第359條規定了有利于受有罪判決人或被告人的再審，但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要受到諸多的限制。?我國要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已是無疑之事，但是預見到堅持完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諸多困難與風險，兼考慮到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還是應以確立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為宜，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明確規定再審必須有利于被告人、追訴必須有時效和次數的限制等 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例外情況，對其進行限制。【17】應以一事不再理原則為依據對再審制度進行改革，我國刑事訴訟立法與實踐向來“重實體輕程序”，固守“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因而往往與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左而顯得隨機性頗強。首先，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只要認為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就可以提起再審；再審啟動存在任意性和隨機性，有時可以反復啟動再審程序，有時則可以全然不顧被告人之申訴；再審不區分有利被告和不利被告，且沒有時效和次數的限制。其次，“再審基本不具有‘訴訟’的基本特征”，法院可以“不告而理”；檢察機關與被告人在申請再審方面處于嚴重不平等的地位；相對于不利被告的再審而言，有利被告的再審則難以啟動。最后，再審案件一般由原審法院進行重審，這使生效裁判中的錯誤難以得到糾正。【18】

結語

一事不再理原則作為一項古老的訴訟原則一直延續至今，是基于現代刑事訴訟功能的多元化取向。刑事訴訟的價值目標不僅僅要懲罰和控制犯罪，而且應保障人權。國家權力的行使不應以損害公民的個人權利作為代價，同時應兼顧程序的經濟性。一事不再理原則通過對國家權力的合理限制，來達到保障人權的目的，實現訴訟經濟價值。限制國家權力，保護被告人的人權。注釋：

[1]參見:《德國刑事訴訟法典》,李昌珂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 頁。

[2]參見謝佑平主編:《刑事訴訟法學論點要覽》,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2 頁。

[3]參見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3 卷）,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2 頁。

[4]參見謝佑平、萬毅:《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原則重述》,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 年第2 期。

5]王以真主編:《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 頁。

[6]參見姚劍波:《終局規則下的利益平衡——關于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0 年第4 期

［7］ 宋英輝著：《刑事訴訟目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頁。[8][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頁。

[9]喬偉：《新編法學詞典》，山東人民出版社，第4頁。

[10]陳興良：《禁止重復評價研究》，《現代法學》1994年第4期。[11]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期。

[12]龍宗智：《刑事庭審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頁。

[13]謝佑平、萬毅：《一事不再理原則重述》《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3期。

[14]董琳.論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的構建[J].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15]陳光中.《刑事訴訟法修改專家建議稿》重點問題概述[EB/OL].[16]王敏遠.關于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意見[EB/OL] 2007.[17]桂軍、王書梅.一事不再理視野下的審判監督程序[J].法制與社會，2006.[18]賴聲利、葉陽.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原則構建[J]求索，2005

第四篇：一事不再理原則在司法適用中的的判斷標準問題

關于一事不再理原則在司法適用中的的判斷標準問題

一個訴要包括如下幾個要素：主體、客體與內容。客體就是雙方所爭議的訴訟標的，內容就是原告的訴訟請求及所依據的事實與理由。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案件都有它具體的訴的內容與要素，如果兩個訴的要素完全相同，可以判定它們屬于一訴，如果兩個訴的要素中有至少一項不同，那么就可以認為它們屬于兩個不同的訴，而兩個不同的訴是可以同時存在的，而兩個相同的訴是不能同時或者在不同的時空存在。所以，一個具體的訴不允許被法院重復處理。因此我們可以這么認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就是指的一訴。不再理當然就是指對于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不能做出第二個實體上的處理。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再來討論一事的判斷標準。以厘清什么是一事，以及應當怎樣判斷一事。

首先，主體一致。所謂主體一致也就是在兩個訴訟中主體相同，且訴訟地位相同的情況。主體一致的要求在判斷是否“一事”中是一個重要前提，如果不同的兩個案件中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不同的，那顯然不是一個訴，也顯然不存在適用一事不再理的前提。但在主體一致的問題上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兩個訴中，雙方當事人相同，但是在其中一個訴里一方為被告，而在另外一個訴中作為原告。這種情況下如何判斷是否一訴呢？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在兩個訴訟中原被告雙方顛倒，不會構成同一個訴。例如，在民事訴訟中，原告起訴被告，被告沒有提出反訴請求的，可以在本訴結束以后另行起訴原告，這兩個訴訟，主體相同，但訴訟地位顛倒，當然不屬于一訴，也就當然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約束。但是對于這種訴訟主體地位顛倒的情形，有一種情況也是我們在現實中會遇到的，比如在一起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中，公司甲向某基層法院起訴公司乙要求其返還３００萬元的工程款，基層法院受理了該起訴，而與此同時，公司乙向中級法院就該工程糾紛起訴公司甲，要求公司甲支付其未付清的工程款５００萬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怎樣認定兩個訴之間的關系呢。首先，主體訴訟地位相反的兩個訴，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約束，兩級人民法院均受理了其起訴，都是合法的。如果這兩個不同的訴訟分別被兩級人民法院審理后，有沒有問題呢？如果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上完全一致，那沒有問題，比如，一審法院駁回了公司甲的訴訟請求，而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公司乙的訴訟請求，這時沒有問題。但有一種情況是不能排除的，就是如果兩級人民法院在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上出現了相反的看法，比如一審法院支持了公司甲的訴訟請求，而中級人民法院卻支持了公司乙的請求，基于一個相同的訴訟標的出現了兩份相反的判決，問題就出現了，出現了雙方當事人各執一份對自己有利的判決，最終使判決無法執行。雖然兩級法院受理案件、審理案件到最后作出判決沒有任何問題，但造成的后果卻是不具有可執行性的判決的出現，最終損害了司法的統一性，損害了法院判決的有效性與權威性。所以，雖然當事人在兩個訴訟中的主體地位不同，不會受一事不再理的約束，但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會出現損害法院既判力的后果。這個案件，最終由中級法院一并審理，從根本上避免了不良后果的出現。這也提醒我們，雖然主體地位不同的訴訟不受一事不再理的原則約束，但是其所爭議的法律關系是相同的，不由一個法院審理而可能會出現不良后果的情況下，為了維護法院裁判的統一性與既判力，還是存在著一并審理的必要性。

其次，訴訟標的相同。訴訟標的也就是當事人雙方所爭議的法律關系。訴訟標的相同是判斷“一事”的重要因素。訴訟標的是民事訴訟的核心，訴訟標的的性質直接決定著案件的性質，也決定了法院在認定事實上的考察要點，以及適用法律的范圍。訴訟標的在這里應當做一個狹義的理解，即在一個案件中，應當將訴訟標的抽象為一個具體的法律關系，而不應當將其與案件所基于的法律事實混為一談。比如在一個隱名代理的案件中，甲為委托人，乙為受托人，丙為出賣人。代理人乙以自己的名義與出賣人丙簽訂了買賣合同購買一批貨物，甲按合同約定日期支付了貨款，而在收貨日期卻沒有收到丙發來的貨物。而后經乙向甲披露丙，甲遂向法院起訴出賣人丙，要求丙按照買賣合同的約定交付貨物。而出賣人丙抗辯其已經將貨物交付給受托人乙，據此，法院駁回了委托人甲的訴訟請求。委托人甲隨即向法院起訴受托人乙，要求乙交付貨物。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曾出現過兩種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甲既已向法院起訴要求丙履行合同，法院也作出了實體判決，所以其再次起訴，應當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裁定駁回甲的起訴。也有人認為不應當適用一事不再理駁回其起訴。實際上，這個案件中是不應當駁回甲的起訴的。甲的兩次起訴固然是基于同一個客觀事實，即甲委托乙代為進行買賣合同的事實，但是不是就此認定法院已對該事實進行了實體審理，而裁定駁回其起訴呢？顯然不應當，如果將這兩個案件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前后兩個訴訟實際上基于兩個不同的訴訟標的，即甲的兩個訴訟所爭議的法律關系是不同的。前一個訴訟是基于一個買賣合同關系，而后一個訴訟卻是基于其與受托人乙之間的委托合同關系。兩個訴訟標的不同，顯然不應當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駁回其起訴，而不再進行實體審理。所以，在判斷一事不再理原則的“一事”時不應當簡單地將案件所基于的客觀事實混同于爭議的法律關系，而應當將不同訴訟的訴訟標的具體地抽象出來，只有這樣，才能作為我們判斷的準確依據。

關于訴訟標的問題，還有一種情形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訴訟標的并不完全相同，但互有交叉，原被告雙方當事人分別提起訴訟，且互為原被告。這種情形下，法院應當作何種處理呢？實際上，根據我們所了解的一事不再理的規則，這類情況完全可以由兩個法院分別受理這兩起訴訟，分別做出處理。這在我們只考慮一事不再理的前提下當然沒有什么疑問。但還是會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湖南華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廣兆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劉廣建質押合同糾紛一案的復函中有這樣的答復：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深圳市廣兆信息咨詢有限公司訴湖南華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追繳增資投資款糾紛一案雖無不當，但該案與我院于2002年3月6日指定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湖南華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訴深圳廣兆信息咨詢有限公司質押合同糾紛一案，訴訟請求交叉，系同一法律事實，雙方當事人相同，且互為原被告……鑒于我院已將前質押合同糾紛一案指定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為使兩案能夠得到及時、公正審理，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深中法經一初字第432號民事判決，將該案全部案卷材料移送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從最高院這個復函我們可以看出，對于訴訟標的不完全相同，但互有交叉，且基于同一法律事實的，雙方當事人相同的案件，雖然不受一事不再理的約束，但特定情況下也應當由一個法院一并審理為好。這也是為了確保司法尺度的統一，達到維護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與權威性、嚴肅性與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需要。也是人民法院在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最后，確立是否“一事”的另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訴訟請求相同。這里的訴訟請求相同不能做嚴格的理解，不能要求兩訴的訴訟請求完全相同才認定為訴訟請求一致。筆者以為，訴訟請求的相同主要包括下面幾種情況：一是訴訟請求完全相同；二是表述不同但實質相同；三是第二次的訴訟請求與前次比較具有補充的性質；四是第二次訴求具有可以在前次訴訟中提出的情況。第一種與第二種情況自不必說，可以肯定地認為兩次訴訟請求是相同的。第三種情況比如在追索醫療費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的訴訟中，在前次訴訟中要求賠償一定數額的醫療費，而第二次訴訟又在此基礎上增加費用數額。這種情況下，法院應當駁回其起訴或者不予受理。法院的審理活動因對案件實體作出的判決而歸于永久的終結，對于同一事件、同一法律關系顯然不能做出第二次判決。這也是為維護法院判決既判力的要求。判決一經作出，便產生了程序上及實體上的既判力，除以審判監督程序推翻外，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將其改變。正是出于這一理由，產生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則與要求。但是，對于第三種情況也有例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九條第二款之規定：“醫療費的賠償數額，按照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實際發生的數額確定。器官功能恢復訓練所必要的康復費、適當的整容費以及其他后續治療費，賠償權利人可以待實際發生后另行起訴。但根據醫療證明或者鑒定結論確定必然發生的費用，可以與已經發生的醫療費一并予以賠償。”本解釋第三十二條也有類似規定：“超過確定的護理期限、輔助器具費給付年限或者殘疾賠償金給付年限，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繼續給付護理費、輔助器具費或者殘疾賠償金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賠償權利人確需繼續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民法院應當判令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相關費用五至十年。”從這兩個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后續發生的治療費等費用，賠償權利人再次起訴要求給付賠償金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作出判決。應當說這種情況下，訴訟請求性質相同或對前次請求具有補充的性質，但是該司法解釋仍然規定受理起訴，作出判決。

我們這時也許會有疑問，該規定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的規則呢？從表面上看，這種處理方式似乎是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但是，如果從實質與邏輯上來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公正與效率以及判決的穩定性與嚴肅性正是一事不再理規則所蘊含的重要價值內核。這種情形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法院受理起訴的例外情況，或者認為是法院對案件裁判進行的一種技術處理。在某些費用沒有實際發生的情況下，又由于后續醫療費等費用的不可確定性，以及這部分費用的應予賠償的性質，決定了法院不可能一次解決全部糾紛，只能待實際發生后具體確定其數額，這一方面維護了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同時也維護了法院裁判的權威性與嚴肅性。法院的判決要產生既判力需要用充足的事實來支持，對一個沒有具體數額的費用作出賠償判決，有失公正與嚴肅，不利于糾紛的解決。所以，賠償權利人的再次起訴、法院作出判決是對法院前次判決的補充。因此，在這里對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做出適當限制，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權利，樹立法院裁判的公正性、權威性與嚴肅性。第四種情況比較容易理解，就是說原告在前次訴訟中應當一并提起的訴訟請求而沒有提起，在新提起的訴訟中又重新提起，法院基于一事不再理的原則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其起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之規定：“當事人在侵權訴訟中沒有提出賠償精神損害的訴訟請求，訴訟終結后又基于同一侵權事實另行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一條關于在侵權訴訟后又單獨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即是屬于這種情況。人民法院對基于某一特定法律事實與法律關系的訴訟應當在一個訴訟過程中一次永久性地解決，這源自于法院判決的既判力與穩定性的要求。除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外，不能通過任何程序推翻或變更一個已生效判決。對于當事人應當在前一次訴訟中提出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對其在新的訴訟中提起的，應當不予受理或駁回其起訴。這也正是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內在要求，也反映了法院審判程序對公正與效率的追求，對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與穩定性的維護與重申。

第五篇：馬原案例分析

一、隨著德國貝塔斯曼公司停止中國書友會運營的宣布，這個有著170余年歷史的圖書巨鱷正式退出中國市場。為什么在歐洲極其成功的貝塔斯曼公司會在中國折戟，苦心經營十三年而未實現盈利？我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強制消費。除了入會費之外，貝塔斯曼公司規定會員每季度必須購買一本圖書，否

則取消其會員資格，這一協議是最為讓中國消費者厭惡的，沒有考慮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以及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同時背離了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2、圖書定位狹窄。書友會會員數量攀升后，公司沒有考慮更有內涵的讀物，依然力推 勵志及言情書，難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

3、價格高。讀者剛入會時可以得到低價購得圖書的機會，但此后只能以九折購書，而 加上郵費之后往往價格會高出原售價。

4、開設實體店的戰略。2002年公司更換CEO之后力推在法國成功的實體店戰略，然

后在歐洲書價高、房租低，但在中國書價遠低于歐洲，而房租幾乎持平，于是這一模式反而成為公司的累贅。

5、標準外企的管理模式。在國外CEO的帶領下，公司走的完全是西方式的管理道路，與當地文化完全為進行融合，同時也忽略了書本身的文化內涵和特點。

6、海外的出版運作模式。貝塔斯曼在國常常是針對作家買斷版權，一本《克林頓自傳》

就要付出1000萬，這與國內與作家談稿費、稅率、印量的作法完全不同，使得公司耗費了大量資金而銷量卻往往不甚理想。

7、大型網絡書店的迅速崛起。由于價格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是非常敏感的指標，當當

網、卓越網等網絡書店的崛起給貝塔斯曼帶來了致命的沖擊，由于高郵費的弊端，使得讀者群大量流失。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告訴我們，聯系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多樣性的特點，并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貝塔斯曼公司沒有考慮到其經營模式與中國固有圖書市場的聯系，一味的堅持自己的原有經營理念，違背了事物的客觀規律。同時事物是永恒發展的，隨著中國經濟的利好訊息，圖書市場也在不斷地發展著，自然存在新舊交替的歷史必然過程，貝塔斯曼的經營理念不能遵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自然只能被淘汰。

所以，這件事帶給我們的啟示就是，看待事物要從科學的、理性的角度，遵從歷史以及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要知道事物是普遍具有聯系的，并且是永恒發展的。作為偉大祖國的未來復興的中堅力量的我們，自然更是要學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學會更加科學的看待事物，更好的認識世界理解世界。

二、我認同“成功的模式絕不可能完全復制”這一觀點。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稱之為矛盾的普遍性；不同矛盾各有其特點，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的發展過程各有不同的特點，構成事物的諸多矛盾一級沒一個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性質特點，稱之為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個性。

任何一個人或集體追求成功的過程都是艱辛的并且充滿著各種各樣的矛盾的，這些矛盾之間具有共性也具有其各自的個性，有必然聯系卻又不盡相同。同樣，在不同的人或集體追求成功的過程中充斥的矛盾，自然也有相通的共性，也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個性，即矛盾的特殊性。既然矛盾尤其特殊性，那么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所走的路線和采取的方法必然不同，所以每個人和集體在追求成功的模式上完全照搬是必然會失敗的。

貝塔斯曼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失敗，更是從實踐的層面說明了這一觀點。貝塔斯曼將其在歐洲的成功模式完全照搬到中國，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卻沒有想到矛盾的特殊性。正是因為貝塔斯曼忽略了在中國市場開拓疆土的特殊性，在13年經營而未盈利后終于退出市場。

所以我們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一定要充分認識自身，認識矛盾，從而更好的解決問題，將矛盾轉化為成功的奠基

1“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出爐有著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繼前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之后，人們相信社會主義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財力加速推進經濟發展。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毛澤東認為應批評右傾保守，發動“大躍進”。“大躍進”首先表現為農作物產量的虛報浮夸。環江制定了放“衛星”的具體實施方案，并選擇城關農業社的一塊面積為1.13畝的試驗田作為“衛星”田，讓社員先將田里的禾苗全拔出來，再進行深耕并施放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于田中。接著，組織當地人從100多畝中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密植到試驗田中并不斷施肥。在收割時，反復過秤，才創造了這個虛假的記錄。我認為“水稻畝產十三萬斤”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世界上的事物有其自身運動發展的規律。人們要認識世界就是要認識世界的發展規律，并遵循這些客觀規律，自覺地改造世界。然而，所謂的“水稻畝產十三萬斤”違背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規律是事物的本質的聯系，任何規律都是事物的內在根據和本質聯系；規律是事物的必然聯系，任何規律都是事物必定如此，確定不移的趨勢；規律是事物的穩定聯系，任何規律都是同類現象背后的共性，是豐富多彩的現象背后的穩定聯系。規律是客觀的，客觀性是規律的根本特點，它的存在不依賴于人的意識。相反，人的意識活動要受規律的支配。唯心主義者否認規律的客觀性，規律的客觀性表明，人們不能藐視規律，更不能創造和消滅規律。“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犯了蔑視規律的主觀隨意性和經驗主義，給黨，政府和人民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2“水稻畝產十三萬斤”中吸取這樣的教訓：要遵循自然與社會的客觀物質性，遵循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辯證關系的原理是我們反對唯心論，形而上學，反對“右”和“左”的錯誤思想的武器，否認客觀規律性，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會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其表現為“精神萬能論”，在革命和建設中往往會導致超越歷史發展的階段。。。31.主觀能動性是指人們能動地認識世界和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實踐能力和作用。人在規律面前又不是無能為力的，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在認識和把握規律的基礎上，根據規律發生作用的條件和形式利用規律，改造客觀世界，造福于人類。

2.尊重客觀規律是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尊重客觀規律，才能更好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人們對客觀規律認識愈深刻、全面，主觀能動性愈充分地發揮。如果違背客觀規律，就會受到它的懲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認識、掌握和利用客觀規律的必要條件，因為客觀規律是隱藏在事物內部的。要正確地認識必須通過實踐，依靠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利用客觀規律改造世界。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的。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把堅持唯物論和辯證法有機統一起來。

3.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規律性辯證關系的原理告訴我們在想問題、辦事情的時候，既要尊重客觀規律，按規律辦事，又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且要反對片面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否認規律的客觀性、盲目蠻干的唯心主義錯誤；也要反對片面夸大規律的客觀性，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無所作為的機械唯物主義錯誤。4.在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必須尊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同時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把革命熱情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才能開創新的局面，加速我國四化建設。既要反對不尊重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規律的唯心主義、精神萬能論，又要反對拜倒在規律面前，否認發揮人民群眾主動性、創造性的機械論，才能不斷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勝利

1、本案例是對人類認識光的本質的科學發展史的回顧，反映了認識真理道路的曲折性

問題以及真理與謬誤的對立統一問題。真理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認識。人類的認識活動從總體上講是為了獲得真理，并用真理知道實踐，以取得實踐的成功。真理具有客觀性。真理作為一種主觀的思想形式，是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外部客觀世界作為認識對象的。在這段科學發展史中，人們對于光的本質的認識是主觀的思想，而光的本質是客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檢驗真理的標準也是客觀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們通過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又牛頓總結，提出了“粒子說”；正是一個個實驗證明了光的波動性，打擊了“粒子說”；而又是光電效應的發現是“波動說”轉入下風，最后愛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這又體現了真理的相對性，即真理的有條件性，有限性。任何真理都會受到人類實踐水平和范圍以及認識能力的限制，它只能是對無限的無紙世界發展的某一階段、某一方面、某層次的認識，因而是有限的。“粒子說”“波動說”輪流占上風，最終統一于波粒二象性，體現了真理與謬誤的對立統一。

2、光既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動性，即現在被絕大多數人承認的波粒二象性。具體來

說就是某物質同時具備波的特質及粒子的特質。二者在經典力學中是對立的，但“粒子說”無法解釋光的干涉和衍射現象，光電效應又無法被“波動說”闡釋。1905年愛因斯坦提出了光電效應的光量子解釋，人們開始意識到光波同時具有波和粒子的雙重性質。即光的粒子性和波動性又是統一的。因此二者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對光的本質的認識經歷了“粒子說”和“波動說”輪流占上風，最終統一于“波粒二象性”的曲折過程。現實在實踐中的經驗告訴人們光是粒子組成的，后來光的衍射和干涉實驗打擊了這一理論，并提出了嶄新的光的波動性學說，而后隨著實踐的發展，二者互相矛盾卻不能解釋全部的光學現象，愛因斯坦的光量子學說，統一了二者，在現階段被多數人認可。

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其基本特征是生產過剩。在二戰以前，英國是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處于領先發展資本主義的情況下，生產力的發展自然是比其他起步晚的國家要快一步，這樣私人資本便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積累，生產資料掌握在少數的資本家手里，而勞動人民的支付能力卻沒有增長到和生產力擴大的速度，導致這種供需矛盾逐漸激化，最終以生產力過剩為特征爆發了經濟危機；在二戰時期，美國本土并不是主戰場，這在客觀上為保存美國的經濟實力奠定了基礎，而英國在二戰中不單單是財力物力耗費大，本土上的戰爭也使得曾經建立起來的工業帝國破敗，工廠大多被破壞；此外，美國在二戰后技術研發領域領先，特別是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誕生，開啟了信息時代，使得美國至今仍是技術領域的巨頭，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使得美國的工業產值在國際市場上占了絕大的份額，產值的增長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表現形式，所以二戰后經濟危機都是由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興起。

經濟危機的產生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資本主義，這種矛盾就無法消除，因為這矛盾就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無法脫離的。資本主義，就是靠著資本去獲得剩余價值，這種剝削的本質就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而來。此外，社會資本的再生產是具有周期性的，總是經歷著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四個階段，它總是循環往復不會停止，這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必然出現。

戰后的經濟危機，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是范圍大。因為再二戰以后，隨著各國整頓恢復國內的生產，國際之間的貿易頻繁，逐漸發展起來的海上運輸，空中運輸更是為國際貿易提供了便利，市場開始變成全球的市場，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來源，以及產品的消費開始以全球為市場，不再只是在自家門里做生意，所以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使得在經濟危機爆發時波及的范圍很大，彼此牽扯。

此外，戰后經濟危機對金融領域的影響更敏感。戰前主要是生產產品過剩，而人們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而戰后，隨著金融行業的繁榮，證券市場對經濟的影響更大，銀行的信用制度一旦遭到破換，就會引發經濟危機，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