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司法實踐探討公訴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從司法實踐探討公訴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權利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王俊林律師

近年來，筆者接觸到許多被害人及其近親屬，他們多因對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案件的處理不滿經多次上訪后前來咨詢的，從咨詢的內容筆者發現：一起他們多次上訪的原因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不明原因的釋放；

2、被害人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保護和尊重；

3、案件久拖不決。那么，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事么呢？筆者通過在幾起案件中擔任訴訟代理人的經歷，并對相關法律進行研究認為：1997年1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雖然在理論上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被害人的保護方面，尤其是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的保護方面彰顯不足，筆者將結合司法實踐談及自己的看法：

首先，從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談起，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規定：“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依據該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在偵查階段是排斥于訴訟程序之外的，那么，被害人權益是否得到了保護？只能靠被害人自己去了解，然而，現行的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對被害人的回答往往是“保密”的，被害人向偵查機關陳述完自己受害的經過后，好像什么都和自己無關似的。譬如，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對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是否采取了強制措施？采取了何種強制措施？等等。從法理上講，受害人有權利從公安機關那里得到回答。但是，《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偵查機關向被害人的告知義務，經常出現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早已從羈押場所釋放而“逍遙法外”。由于偵查機關桎梏于偵查階段的“保密”規定，使得被害人對案件的了解形成“真空”，因此，偵查機關的“獨來獨往”難免使受害人產生不滿。更有甚者，即便《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被害人享有的權利，在偵查機關那里也會因“保密”為由將被害人推之于知情人之外。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知被害人”，但在司法實踐中，在需要“保密”的前提下，偵查機關忽視法律規定自己應當履行的義務，應當告知卻不告知，導致被害人喪失申請重新鑒定的時機。筆者曾在接受一位被害人父親的咨詢中了解到這樣的事：其兒子被毆打致死，尸體被公安機關尸檢后想知道尸檢的結果，在向公安機關了解時，公安機關以保密為由拒絕告知，筆者以被害人親屬的名義，要求公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告知結論時，該刑警隊的大隊長反問筆者說:”有這樣的規定嗎？”，后經再三協商，該刑警隊隊長才以“看在我的面子”送達了在該機關存放已久但從未用過的格式《告知結論通知書》。在偵查階段，當公安機關報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的嫌疑人不能被檢察機關批準時，《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公安機關認為有錯誤的，可以要求復議，也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并未規定被害人有何救濟措施。譬如：檢察機關能否將作出不批準的原因告知受害人？受害人街道檢察機關作出不批捕的決定以后，是否可以要求復議或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請復核？是否可以向檢察機關提供新的證據或線索？現行《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當中，當檢察機關做出不批捕的決定時，又有幾起案件被公安機關提請復核到上級人民檢察院的呢?雖然《刑訴法》賦予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利，但是，這對于權力本就受限的受害人來說簡直史如履蜀道。筆者認為這是《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的不足之處，也是一大缺憾，它使得被害人在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方面喪失了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關鍵環節。《刑訴法》沒有明確規定受害人在偵查階段應該享有何種權利，且斥訴訟代理人于偵查階段之外是被害人不能全面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主要原因，也是產生司法腐敗和被害人上訪數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其次，從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來看。在此階段，被害人既可以委托訴訟代理人，也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自己或自己委托的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進行申訴等，在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訴訟代理人的權限相比較偵查階段多些。但是，當我們仔細的分析一下卻發現這些權利非常的有限。由于被害人在偵查階段的知情權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審查起訴階段被害人可能會想這下我可以知道案件的情況了吧！但事實上并非如此，譬如：受害人的訴訟代理人是否享有向檢察機關查閱、復制法律文書和技術性鑒定材料的問題。檢察機關態度不一，有較多的檢察機關允許，少數檢察機關不允許，不允許的原因是《刑訴法》只規定被告人的辯護人享有此項權利，而沒有規定受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享有此項權利。辦案中，一位檢察官說：“工作這么多年，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受害人的律師也要求查閱、復制法律文書和技術性鑒定材料的情況”，這位檢察官當作筆者的面查閱了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后說：“沒有明確規定，我不能提供”。那么，司法實踐當中經常出現受害人直到法院開庭之前還不知道侵害人是誰也就不難理解了。假如，訴訟代理人的權利沒有受到上述限制，也僅能夠從公安機關的起訴書中了解到公安機關偵查認定的事實，如果被害人對公安機關偵查認定的事實以及采取的強制措施有異議有何救濟措施要求公安機關改變？《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由于沒有相應的救濟措施，只能在審查起訴階段向檢察機關提出，應該說審查起訴階段是保護被害人最關鍵的階段，但是，司法實踐當中，檢察機關往往不是很重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尤其是在對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上，公安機關采取了取保候審措施的，到了檢察機關很少被改變。因此，對于被害人來說權限也非常有限。從根本上講是不能保障其應當享有的訴訟權利的。

其三，我們從人民法院的審判階段來看。司法實踐中，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訴訟地位往往被忽視，審判機關以公訴案件由檢查機關代表國家行使了追訴權利為由，對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的意見不是很重視。筆者經歷的兩起公開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中，法官對公訴人提出的公訴意見以及提交的證據進行質證時，不問被害人的意見，當筆者提出時，法官不以為然。更有甚者，在刑事附帶民事的案件中，法院有一個普遍的做法就是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除不能查閱刑事部分事實材料外，庭審中僅能就民事部分進行陳述。民事部分如在庭前得以解決或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如想了解庭審情況，不得以被害人的身份參與訴訟，只能以旁聽人員的身份進行旁聽。筆者在一起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擔任訴訟代理人，因民事部分在庭審前和解，當要求參加庭審時被告知只能以公民身份旁聽，而庭審時出奇的快，前后不到五分鐘就做出了一審判決，對于這樣的庭審，被害人又怎么能保護自己的權利呢？

另外，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有關民事賠償的范圍也有諸多非常不利于被害人的規定。從審判實踐來看，審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主要依據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00年《規定》）、2002年7月20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2002年《批復》）進行審理。根據2000年《規定》與2002年《批復》中的內容，刑事附帶民事的范圍僅包括人身權受到侵害及其產生的直接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在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中，對精神損害賠償均強調其慰撫功能，而將其稱之為“精神損害慰撫金”，旨在最大限度減輕被害人所受的痛苦。但是，2000年《規定》中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批復》中進一步明確：根據刑法第36條和刑訴法第77條，對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后，被害人

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最高院2000年《規定》及2002年《批復》中規定的賠償范圍和2004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賠償范圍由著非常大的差異，尤其是有關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同時與2001年3月10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不相吻合。因此，有學者呼吁：我國現行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到了必須認真加以檢討和重構的時候了！同樣，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范圍和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也有非常大的差異。而司法實踐當中，很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受到傷害以后，關注的更多的是在民事上能夠得到多少賠償。由于最高院的上述規定，當被害人等到刑事附帶民事的判決結果時就會非常的失望，雖然被害人享有待刑事判決生效后另行起訴的權利，但等到那時，因賠償于量刑無益，被告人即使有能力賠償也不再考慮賠償的問題。更多的是被告早已轉移了自己的財產，即使判決生效也難以執行，就更不利于維護被害人的權利。

綜上，由于我國現行司法體制不健全，加上我國《刑事訴訟法》在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權利方面缺乏明確、有效的保護性條款，使得這部法律在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方面存在諸多弊端，因此，筆者建議在即將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在訴訟個階段的權利，增加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在偵查階段介入權，以利于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減少司法腐敗，維護良好的司法秩序。

第二篇：公訴案件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探析

公訴案件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探析

公訴案件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探析2007-02-06 12:27:1

1近年來，人權保障問題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人權是一個以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為前提，以肯定個人的自由和平等為基礎的概念。人權，就其性質和作用來說，包含著是人的權利、是人作為人的權利、是使人成其為人的權利和是使人成為有尊嚴的人的權利等多個層次。聯合國年在維也納召開的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所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就指出：一切人權都緣于人類固有的尊嚴和價值，人是人權和自由的中心主體，因而是實現這些權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并應積極參與其中。

一、公訴案件被害人訴訟地位的法律評價

隨著法制的進步以及中國對國際

事務參與性的不斷增強，我國政府對人權保障問題日益重視。年國務院發表了《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和積極評價。《白皮書》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聯合國通過的有關人權的宣言和一些公約，受到許多國家的擁護和尊重。中國政府對《世界人權宣言》也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它作為第一個人權問題的國際文件，為國際人權領域的實踐奠定了基礎。基于上述事實，我國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法律層面的人權保障體系日益嚴密。如果說刑法是犯罪人的大憲章（貝卡利亞語），那么，刑事訴訟法則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憲章。當然，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主體不僅僅是被告人，而且包括被害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告人的地位問題始終處于許多國家刑事司法領域的核心，被害人僅被賦予證人的地位。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中期，被害人

在各國刑事領域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視，刑事被害人學迅速興起，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年月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號決議《為罪行和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這是聯合國通過的關于被害人問題的第一個重要聲明。它標志著被害人問題在國際范圍內，已從理論研究階段進入立法實施階段。

長期以來，被害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地位一直被忽視、淡忘，年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后，雖然賦予被害人以當事人的地位，并規定許多新的訴訟權利，如申請復議權、申請回避權、申請抗訴權等。但事實上，被害人的權利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很難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公訴案件中，在強大的國家追訴職能背景下，被害人的權利往往被忽略，造成結案后，被害人不滿案件處理結果，不斷申訴，浪費了大量國家司法資源和訴訟成本的同時，被害人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

此，如何確立被害人的訴訟地位、保障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是刑事訴訟法需要著重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

被害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被害人泛指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包括公訴案件的被害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及反訴成立的部分反訴人，狹義的被害人僅指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在公訴案件中強調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是我們司法工作者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建立平等訴訟機制，使刑事訴訟架構更趨均衡

從宏觀來看，被害人訴訟地位問題，不僅關系刑事訴訟公正的實現，同時影響刑事訴訟具體制度的完善。從微觀上說，被害人的訴訟地位決定著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定位，同時也關系著被害人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刑事訴訟結構的是否均衡的問題。被害人作為法律規定的人，社會都應尊重他作為目的的個體的存在，不能對他貶低、奴役，不

能純粹地將他視為實現他人目的、社會目的的手段，被害人應當得到人格上的法律尊嚴。人的尊嚴構成要素甚多，其中平等、自主是其中最基本的兩個要素。很久以來，在現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尊嚴的主要意義似乎不在于被害人，而在于被告人。因為，面對國家權力的侵犯，任何個人是無助的。被害人遭到社會邪惡力量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國家，而被告人遭到國家侵犯后，就再也沒有其他力量能夠與國家抗衡，鑒于人權是實現人的尊嚴的手段，因此，長期以來，人們的焦點都集中在保障被告人人權，以維護被告人的尊嚴上，被害人的尊嚴問題，在整個刑訴歷史上被嚴重地忽視。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是將被害人視為證人，規定被害人有協助國家追訴犯罪的義務。這樣，作為刑事犯罪承受者的被害人就完全被貶為國家懲罰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但實際上，作為犯罪行為的受害者，被害人要求與被告人同等享有做人的尊嚴并不為過。聯合國《為罪行和

濫用權力行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第條規定，對待罪行受害者時應給予同情并尊重他們的尊嚴。這可以說為被害人在訴訟中的基本法律地位作出了闡釋。維護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尊嚴，保障被害人基本的訴訟權利，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提高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訴訟地位的提高能夠為被害人在訴訟中自主性實現提供充分保障，同時增強訴訟的平等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人性、人格尊嚴的要求，應當同等承認并尊重被害人的人格，保證雙方當事人訴訟地位上的平等。

三、實行公力救濟，是現代司法理念的價值取向

在原始社會，沖突的解決主要靠氏族組織所提供的私力救濟。國家產生后，首要任務就是維持社會存續所必須的秩序，這樣，國家強制力干預糾紛的公力救濟由此產生。與私力救濟有暴力性復仇手段相對，公力救濟采用了和平而文明的手段。但是，傳統的觀點認為，犯

罪是對于國家的暴力侵犯，刑法和訴訟法是國家和違法者之間的調停制度，刑事政策應以罪犯為本位，刑事訴訟的目的旨在為了社會的利益，實現公眾的懲罰權，對于任何私利的考慮，都是與此刑事訴訟的宗旨相沖突的。由此相關的法律在制定時更注重對公共利益的維護，而忽略了對被害人正當權利的保護，從而使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被強大的國家追訴職能所掩蓋甚至取代，無法得到彰顯和凸出。隨著認識的不斷提高，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發展，現代刑事訴訟理念更強調司法公正的價值取向，犯罪被認為不僅僅是侵害了國家利益，而且侵害了個體利益，為此，國家作為糾紛的裁判者和罪犯的懲罰者介入到糾紛的處理過程中，給被害人以支持和救濟，其救濟的目的主要在于補償被害人所受到的損失。各國法律專門制定刑事救濟方面的規定實現對被害人的補償，很多國家的法律還賦予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為了取得更好的控制犯罪效果，人們將視角轉向了被害人。在這種背景下，被害人學運動逐漸產生并迅速壯大。人們在控制犯罪的同時開始尋求刑事司法利益保護的平衡。對被害人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補償，在精神方面的損害也需要通過刑事訴訟來解決。特別是通過被害人對刑事訴訟的參與來修復被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創傷。因此，可以說，就公力救濟的目的來講，已經從傳統上強調對被害人進行補償轉換到對被害人所受創傷的恢復上來。基于此，現代刑事訴訟理念更趨于對被害人精神、心理進行診療。

四、公訴案件被害人訴訟權利現實保障的幾種設想

（一）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損失，有些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解決，更多的則是附帶民事訴訟所不能解決的。由此，犯罪導致的被害人死亡、傷殘及其經濟損失，往往因犯罪人無力賠償致使被害人承受無限期的被害延續。目前，我國尚無有關對

被害人實行國家補償的立法，因而，被害人獲得補償尚未獲得法律與制度化的保障。有鑒于此，我國應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給被害人以必要的撫慰與補償。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被害人獲得補償一般應當同時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必須無法從被告人處或其他途徑得到補償；第二，必須是嚴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損害；第三，被害人對自己被損害的結果不承擔或者承擔很少的責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國家應當根據其生活來源狀況，給予適當補償，而不考慮其責任大小；第四，必須是及時報案，并且與司法機關積極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會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僅包括物質損失，還包括精神損害，僅用賠償的方式無法從根本上彌補、平復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由此，有可能導致被害人脫離社會自我封閉的心理傾向，因

此，建立完善的社會援助制度尤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務機構，如被害人醫療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詢中心等，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詢或醫療服務，針對一些特殊的被害人，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更應當成立專門機構為其提供細致的人文關懷和精神診療。建立完善的社會援助系統，《宣言》對此亦有具體規定。在整個法律過程中，受害者應從政府、自愿機構、社區方面及地方途徑獲得必要的物質、醫療、心理及社會援助。應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這些服務和援助。為了確保被害人得到適當的和迅速的援助，應對警察、司法、醫療保健、社會服務及其他有關人員進行培訓，使他們認識到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們對準則有所認識，以確保適當和迅速的援助。

（三）建立辯護律師代為詢問制度。從被害人學角度看，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在訴訟過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實

踐中，被告人經常借盤問機會讓被害人反復回憶遭受犯罪侵害的情況，特別是性犯罪的審判尤其如此，這就給被害人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有鑒于此，英國法律規定，對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實行強制辯護制度，即當被害人出庭接受盤問時，被告人本人回避，由其律師代行對被害人的盤問。這樣律師在盤問時，會注意盤問的方式、問題涉及犯罪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以避免給被害人造成新的傷害。這種對被害人二次傷害的情形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也屢見不鮮，在庭審過程中，上述做法我們可以借鑒。再者，對有些被害人，我們可以不要求其親自到法庭去接受盤問，而通過閉路電視回答問題，以減少對被害人的精神傷害。另外，檢察人員在詢問、聽取被害人意見，追究、揭露、控訴、打擊犯罪的同時，也應當考慮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從保障被害人角度，在詢問態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對被害人身心的保護。

（四）完善被害人對不起訴案件、撤銷案件的監督制度。刑事訴訟法第條第項規定：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訴。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及時了解案件的進展情況，及時收到有關的訴訟文書。包括：公安、檢察機關的不立案通知書、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書、撤銷案件決定書。但公安、檢察機關的有關規定對此未予以明確。為了保障被害人對此類案件的起訴權，完善被害人對此類案件的監督，立法或有關司法解釋應當明確將撤銷案件決定書的副本送達提出控告的被害人。在司法實踐中，有時還會出現辦案機關對被害人提出的控告是否立案長期拖延不作決定或者故意不向被害人送達不立案通知書的情況，致使被害人無法及時提起自訴。基于被害人的刑事訴訟當事人訴訟地位，公安、檢察機

關應及時向被害人送達有關法律文書。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處理情況應當以書面形式及時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請復議、申請檢察機關進行法律監督，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

第三篇：從涉企案件來看公安機關如何以權利清單規范公權力助力企業發展

從涉企案件來看公安機關如何以權利清單

規范公權力助力企業發展

摘要：執法規范化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安執法的進一步規范，對于推進依法行政，建立健康、文明、進步的社會法法治環境，起著積極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公安執法暴露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日益成為依法治國方略向前推進的障礙。本文從當前公安機關執法實踐出發，分析公安機關在涉企執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和困難，進一步思考和完善執法規律，以期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能力。

關鍵詞：涉企

執法

公權

規范

2016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深化公安執法執法規范化的意見》。強調建立公安機關行政執法權力和責任清單，根據職權和責任原則，明確執法的權力和責任，加強法治教育。公安執法權是一種典型的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基本原則是規范或恢復社會秩序。當公共權力需要介入私權或私權需要救濟時，要么是基于當事人的申請，要么是基于公共利益。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公共權力機關必須規范介入私權的范圍和程度。否則，很容易構成侵犯私人權利的行為。

一、從公安機關執法實踐來看公權力面臨主要問題

公安機關在執法時應特別注意權力的邊界，防止以公共利益為借口越界行使執法權而侵害私權利。當我們在公共利益的基礎上限制或剝奪某一個人的利益時，這種個人利益必須是對社會和他人的真實或潛在的損害，或是對私人權利的濫用，并應依照法律程序和要求加以限制和剝奪。

“廣州醫生譚秦東與鴻茅藥酒事件”在網上傳播得沸沸揚揚。譚醫生因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神酒“鴻毛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的帖子，被內蒙古涼城警方以涉嫌損害商品聲譽罪跨省抓捕，并且因為這一文章，導致2家公司、7名個人要求退貨，造成損失共計140余萬元。其本人也先后被采取刑拘、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并被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經媒體披露后這件事情引發了軒然大波。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指示，涼城縣人民檢察院責令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改變強制措施，辦理取保候審。同時，公安部作出回應，立即啟動相關執法監督程序，已責成內蒙古公安機關依法開展核查工作，對整個案件進行調查。在當天下午，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上級檢察機關、公安部門積極回應、推動問題解決，體現了規范權力的鮮明態度，也為眾多執法者撞響了警鐘。

“廣州醫生譚秦東與鴻茅藥酒事件”中，一篇文章，何以引發千里奔波的追捕？警方的逮捕通知上顯示，系因涉嫌“損害商品聲譽罪”。跨省追捕，須慎之又慎，謹防權力“任性”。在全面依法治國與執法規范化的大背景和嚴格要求下，類似跨省追捕的決策制定與執行，必須經得起法律的審視，經得起事實與時間的檢驗。在民警執法的日常執法工作當中，尤其是民事、行政、刑事法律關系等領域，民商經濟領域的合同糾紛和犯罪領域的合同詐騙，都出現了許多問題。由于缺乏權力邊界意識，執法者不能準確地確定其屬于公權范疇或民商事私權調整范疇。因此，侵犯公民的私權或者權利保護的缺失很容易引發新的糾紛。公安機關在執行國家賦予的職能，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通常都是處于社會問題的焦點前沿地帶，往往也會處于公權力和私權利交叉的核心區域，為此，要有強烈的執法權力邊界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講，警察執法權力的邊界，在于平衡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前提、基礎和邏輯起點。

二、從公安機關涉企執法來看存在主要問題的分析

為防止公安機關介入經濟糾紛，公安部發布了《關于禁止越權干預經濟糾紛的三條通知》、《禁止公安機關從事經濟糾紛的通知》。公安機關處理經濟糾紛的通知。嚴禁干預經濟糾紛，糾正經濟案件中的各種違法行為和不良行為。有些人知道糾紛的性質是一種經濟糾紛，但由于種種原因和濫用職權。它嚴重損害了人民警察和政府的形象和聲譽，忽視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給社會帶來了不穩定。同時，在履行國家賦予的職能的過程中，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公安機關往往處于社會問題的最前沿，往往處于公共權力與私權交叉的核心區域。因此，執法意識應有強烈的邊界意識。從某種意義上說，警察執法權的邊界是平衡權力與權力的關系，這是公安執法規范化建設的前提、基礎和邏輯起點。

近年來，各級公安機關堅持抓黨建帶隊伍，立足崗位創滿意，以人民期盼為念，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高品質公安工作的新需求，深入推進和打擊各種涉企類的多發性侵財犯罪行為，破獲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案件，進一步增強了人民群眾，尤其是企業商戶的的安全感，保持了社會治安大局持續平穩，但為什么仍有部分企業商戶仍對公安工作還存在一些不滿意呢？從種種實踐中的案件來看，“錢、權、人”是引發違紀違法問題的關鍵因素，也是在我們公安民警執法工作中需要加強監督的重點環節。

三、如何應對和破解涉企執法中公安機關公權力存在的問題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運用法治思維，按照“功能科學、權威和責任、嚴格”的標準執法、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廉潔、依法治國，遵循公安執法規律的特點，實行權力清單制度，消除權力尋租空間，這是規范公共權力的重要舉措，也是使公安執法真正走向法治公安的道路的重要基石。

一是要實現權力的法定化、明晰化、具體化。

現代法治的核心是規范公權力，保護私人權利。由于公共權力本身具有自我擴張和擴張的傾向，如果不依法加以規制，可能會導致侵犯私權。政府是執法的主體，我國一些法律法規雖然也規定了政府機關所享有的權力，但這些規定過于籠統和原則，這就難以對公權力的行使形成有效的約束。依法行政需要法律權力，一切行政行為都必須以法律為基礎，任何政府部門都不應被允許建立法律權利。在實踐中，一些政府機關究竟享有哪些權力，權力的邊界如何確定，始終是模糊的。有的政府機關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權力，認為沒有政府機關做不了的事情。如果權力邊界不明確，就不能保證權力的行使，因此有必要通過執行行政許可，理清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行政審批、管理和行政處罰權，并向社會公開，從而有效地約束公權力。要對公權力的內容和范圍進行全面的列舉，詳細列舉公權力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范圍、內容、行使等相關要素。通過權力清單對公權力的內容和范圍列舉得越詳細，就越能有效約束公權力的行使、為公權力套上“緊箍咒”，切實做到“法無許可不可為”“法無明文允許即為禁止”“無法律則無行政”。

二是要實現對權力行使的監督。

不言而喻，權力不應該沒有正當理由而被打折，制定清單的目的并不只是為了劃定公權力的范圍，而且需要將清單向社會公開，這就可以對公權力的行使形成外在的監督。長期以來，由于法律法規所規定的一些公權力機構享有的權力范圍比較模糊、籠統，不僅老百姓不清楚這些權力范圍有多大，這些部門自己也說不清楚，從而導致在實踐中，不能有效地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也導致權力行使的行為是否正當、是否越位、應否追究其責任等的認定都成為難題。實踐中出現的以權尋租、野蠻執法、侵害公民權利等現象，都與此有關。權力清單是有效約束權力的一種方法，為了加強對公權力行使的監督，除了依靠私權對公權力的行使進行限制以外，還應當積極借助公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實現對公權力運行的監督與制約。

在權力清單公開之后，公權力機關必須按照清單所列舉的權力依法行使，不能不作為，也不能亂作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規定不可為。公權力與私權利不同，后者是否行使，個人有權自由決定，但公權力一旦列舉，政府部門即應當積極履行其職責，公權力的行使通常關系到特定公共目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公權力部門不僅有權行使公權力，它還必須行使公共權力和履行其職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權力清單可以清楚地列舉出公共權力機關的權力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公權力的行使事無巨細都由清單作出規定。社會生活紛繁復雜，具體事件又千差萬別，給公權力機關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也是必要的，但這種自由裁量權必須是合理的，必須在必要的范圍內，其行使也要受到必要的監督。

三是實現簡政放權，真正實現權力的“瘦身”。

權力清單的制定也應與當前權力的釋放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相結合，為政府權威的“體重”和“健康”提供制度保障。用政府權力的“減法”來換取市場活力的“倍增”。防止明放暗不放、中間截流和中間梗阻現象。應當減少和規范行政許可，以批準、備案、達標、驗收的形式消除變相許可。根據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市場主體具有行為自由和運行自由，沒有政府機構的批準和干預。權力清單應該與負面清單相結合。在制定權力清單的過程中，既要明確權力運行的邊界，又要根據簡單和分權的精神來限制行政權力的范圍。用政府權力的“減法”來換取市場活力的“倍增”。

四是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實公正司法要求。

要不斷完善司法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務組織，提供綜合性、窗口化、一站式服務。依法保障各類投資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公開、公正參與投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繼續深化司法改革，全面落實立案登記制，提高立案效率。進一步規范商事合同糾紛案件審理程序和實體處理環節，顯著提高司法審判和執行效率，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五是建立問責機制，加大對違法失職的處罰力度。

權力清單一旦制定，為判斷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明確的依據，這也有利于行政機關對違法或玩忽職守的責任追究。我們認為私權的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無義務的權利是特權，而與公共權力相對應的是責任，沒有責任的權力也是特權，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為了避免公共權力被濫用的權利，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程序，否則，應通過相應的問責機制對公共權力和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進行調查。法治的關鍵是要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這正是法治的核心要義和精髓。建立權力清單制度有助于建立科學的決策體系，建立強有力、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這也是規范公共權力，實現依法執政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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