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起土地使用權糾紛案件看行政復議程序的前置和終止

一起土地使用權糾紛案件看行政復議程序的前置和終止

內蒙古三恒律師事務所董敏喬勇斐 案情：

A于九十年代初出資創辦了一家獨資私營性質的預制廠，并取得了一塊土地的使用權，其弟B與其共同經營該廠。后A因故將預制廠交由B經營管理。2004年，A發現預制廠的土地使用權及房屋所有權變更在了B與他人設立的水泥制品公司名下。經向土地和房管部門查詢后得知，土地和房管部門在辦理權屬變更登記時的依據是水泥制品公司給土地和房管部門出具的介紹信和申請書，該介紹信和申請書的內容是：“工廠由于體制變更，由過去的獨資私營變更為現在的股份制公司，故申請將預制廠的土地和房屋的權利人變更為水泥制品公司。”土地和房管部門據此辦理權屬變更登記。A查明上述情況后，認為土地和房管部門沒有審慎審查，將自己工廠的土地和房產證非法變更在他人名下，損害了自己對土地和房產享有的合法權益。故委托律師先就土地權屬變更問題向頒發土地證的政府的上級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該市人民政府經過審理后認為：“被申請人（頒發土地證的區政府）為第三人（水泥制品公司）所持土地證更名的行為是因工商注冊引起的，其行政行為并無不當，另申請人在2002年第三人為其貸款提供擔保時已知被申請人為第三人變更土地使用者名稱的行為，申請人于2004年7月提起復議已逾法定復議期限且無正當理由”，故依據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的規定，決定終止行政復議。A收到該復議決定后的第二天，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以變更土地證權屬的區政府為被告，以水泥制品公司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問題：

該案一審A勝訴后，第三人水泥制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訴。進入二審后，在庭審中就下列兩個問題產生了認識分歧。

1、本案就頒發土地使用權證提起的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程序是否是訴訟必經的前置程序。

2、在復議機關作出終止行政復議決定書后，A是直接以為水泥制品公司頒發土地證的區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來維護自己的權利，還是以復議機關為被告就終止行政復議決定提起一個行政訴訟后，再以頒發土地證的區政府為被告提起另一個行政訴訟。

就上述第一個問題，有人認為，該案屬于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的復議情形，行政復議不是行政訴訟的必經前置程序。有人認為，該案的行政復議不屬于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的復議情形，本案的行政復議是提起行政訴訟的必經前置程序。

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正確，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的行政復議不屬于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三）項的情形，而是屬于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的情形。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的提起行政復議的情形，是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終止、撤銷的決定不服而申請行政復議的。從該條內容來看，行政機關單純地對有關許可證、執照、資質證、資格證等證書變更、終止、撤銷而引起行政爭議時，適用該條。而土地使用權證書顯然不在此列。比如行政機關吊銷某律師事務所或者某會計師事務所的執業許可證的，申請人可以依據該條提起行政復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的提起行政復議的情形是，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于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而申請行政復議的。從該條內容來看，同時包含了兩個內容，一個是確權，另一個是頒證，確權是內容，頒證是形式，確權在先，頒證在后。行政機關在對土地等自然資源的使用權或者所有權頒證過程中必然是以確權為前提條件的。就本案而言，區政府把預制廠的土地使用權證書變更在水泥制品公司名下，首先要從實體上審查、確定這種變更的合法性，這種實體審查事實上就是一種確權的過程，而不是單純就某個許可證等證件的變更、終止和撤銷的問題。

其次，行政復議法第三十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已經依法取得的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應當先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就本案而言，區

政府在辦理土地權利人變更登記時，是將預制廠已經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變更在水泥制品公司名下，根據上述法律規定，行政復議顯然是行政訴訟的必經前置程序。

再次，從法理上講，確定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是法律賦予行政機關的一項職權，是一種行政權。同時，行政復議又是行政機關系統內部基于層級監督而設置的一種自我監督、自我約束、自我糾錯的一種機制。法律規定在某些行政訴訟開始之前必須就該行政爭議提交行政復議，即法理上講的行政復議前置，一方面體現了司法權利對行政權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行政機關強化內部監督，實現自我糾錯，解決和減少行政爭議，節約訴訟資源的重要途徑。因此，對上述各類行政糾紛必須在起訴前進行行政復議。

就上述第二個問題而言，有人認為在復議機關作出終止行政復議決定書后，A應當以復議機關為被告就終止行政復議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筆者認為，A應當以頒發土地證的區政府為被告直接提起行政訴訟即可。理由如下：

1、關于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的性質問題。

本案是因區政府將A自己投資設立的私營企業的土地使用權非法變更在水泥制品公司名下、嚴重侵害了A合法權益，A為尋求法律救濟而引起的。根據《行政復議法》第六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一款的規定，A在提起行政訴訟之前，先依法向上級市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復議。市政府在對申請人的申請進行實質審查的情況下，依據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的規定，下達了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終止復議的理由是：“被申請人（區政府）為第三人（水泥制品公司）所持土地證更名的行為是因工商注冊引起的，其行政行為并無不當，另申請人在2002年第三人為其貸款提供擔保時已知被申請人為第三人變更土地使用者名稱的行為，申請人于2004年7月提起復議已逾法定復議期限且無正當理由”。從上述終止復議的理由來看，復議機關既然認為“被申請人（區政府）為第三人（水泥制品公司）所持土地證更名的行為是因工商注冊引起的，其行政行為并無不當”，就說明復議機關事實上是從實體上維持了原來基層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但結論部分卻從程序上終止了復議。

顯然，上述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存在以下問題：

（1）、行政復議終止在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五條中有規定，即行政復議決定作出之前，申請人撤回行政復議申請的，行政復議終止。而《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卻擴大了行政復議終止的情形。該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后，發現有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終止行政復議，及時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被申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并說明理由”。而該辦法并未規定行政復議的受理條件以及當事人不服行政復議終止的決定時如何尋求法律救濟等，致使當事人對行政復議的終止的決定無所適從。

（2）、行政復議終止本來是對行政復議程序的停止而言的，但是，從上述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的理由中卻可以看出，該通知書對實體問題也進行了審查，實際上是維持了原來的具體行政行為，卻以終止復議通知書的形式，從程序上終止了復議。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3）、該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也并未告知申請人對此享有訴權以及如何進行法律救濟。

2、關于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與訴訟。

依據我國行政復議法的規定，當事人就某項具體行政行為申請行政復議的，只有三種結果：一種為不予受理或者在法定期間內不予答復；一種為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一種為決定撤消、變更或者確認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依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于上述前兩種結果，申請人可以以原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為被告，提起訴訟，對于第三種結果，可以以復議機關為被告提起訴訟。而行政訴訟法和行政復議法等法律中，并沒有規定在終止行政復議后可以將復議機關列為被告。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本案而言，在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中，復議機關盡管從程序上終止了復議，而事實上是從實體上維持了原來基層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對此，申請人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對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提起訴訟，完全合法。至于法院如何對待該行政復議決定，最高法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復議決定維持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人民法院判決撤銷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復議決定自然無效。

3、申請人有無必要對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提起行政訴訟。

就本案而言，正如前面分析，復議機關只是在形式上終止了復議程序，同時內容上又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了實體審查和評價，實際上最終認可和維持了原具體行政行為。對該行政復議終止通知，申請人還有必要提起另外一個行政訴訟嗎？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因為復議機關盡管從實體上審查、評價和認同了原具體行政行為，但最終只是程序上終止了復議程序，按照法律規定，此時申請人應當以做出具體行政行為的原行政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何況如果僅因為終止復議而提起訴訟，不僅申請人無法確定訴訟請求，法院也無從判決，申請人的實體權力亦不能通過起訴復議機關得到救濟。為了解決申請人的問題，只能通過對原具體行政行為的做出機關提起行政訴訟。如果同時還要對復議機關另行再提一個訴，不僅是對司法資源的嚴重浪費，也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再者，如果本案的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僅以超過復議時效為由終止行政復議，那么申請人寧愿認可該行政復議而起訴原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而不是再提一個訴，因為行政復議時效與行政訴訟時效完全不一致，對超過復議時效而沒有超過訴訟時效的，當事人當然可以通過提起行政訴訟來尋求法律救濟。但是，本案的終止復議決定書卻從實體上認可和維持了原具體行政行為，對此，當事人以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沒有任何不妥。退一萬步講，如果法院認為申請人必須對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提起行政訴訟，那么，法院可以將該案終止審理，由申請人針對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再提起一個訴訟，等該訴訟結束后，再恢復該案的審理。但是如前所述，這樣做是沒有任何必要的，這樣做也是對法律的曲解和對訴訟資源的嚴重浪費。

鑒于上述事實和理由，筆者認為，A在取得行政復議終止通知書后，以原具體行政行為的作出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完全符合有關法律的規定，理應當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法律思考：

在上述案件的基礎上，我們再來審視和反思《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行政復議終止及行政復議實踐中對該條的認識和使用。

對于行政復議的終止，只有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五條中有規定，即行政復議決定作出之前，申請人撤回行政復議申請的，行政復議終止。而《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卻擴大了行政復議終止的情形。該條規定“行政復議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后，發現有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終止行政復議，及時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被申請人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并說明理由”。而行政復議法、《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等法律、地方性法規中卻未對終止行政復議的條件進行規定，同時對終止復議后的行政或者司法救濟措施也未進行規定。這使得復議機關在復議工作中有很大的隨意性，同時，也使得行政相對人對終止復議的決定無所適從。

布小林主編的《行政復議理論與實踐》一書的作者認為，在行政復議過程中，因客觀情況錯綜復雜，有充分證據證明申請人超過法定申請行政復議的期限，申請人不具備申請資格、被申請人不合格的等不應受理行政復議的情形出現時，可以依據《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終止行政復議。從該條規定的內容和該書作者對其的理解來看，盡管《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相對于行政復議法而言，擴大了行政復議終止的范圍，但是可以看出，行政復議終止僅限于對行政復議程序的停止，是行政復議過程中程序層面上的問題，而不涉及對行政復議案件實體內容的評斷。如果終止行政復議決定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是是非非等實體問題進行了評價和判斷，那么就不應當使用終止行政復議決定；如果使用終止行政復議決定，那就是對法律的錯誤理解和錯誤適用。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行政復議法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行政復議終止本身并沒有錯，只是作為一個地方性法規，應當同時對行政復議終止的情形以及當事人對行政復議終止決定不服時的行政或者司法救濟等作出詳細的規定，從而規范復議機關終止行政復議的行為。

第二篇：關于一起涉嫌特大合同詐騙案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報案材料

關于一起涉嫌特大合同詐騙案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案報案材料

一、報案人：庫倫旗庫倫鎮西皂戶嘎查村委會及絕大多數村民，村委會代表人：青春***陶格套老*** 法律顧問：王德存通遼市148指揮中心第三法律事務所法律工作者。通遼市老年法協會秘書長，***

二、被報案人：庫倫三家子林場，法定代表人：包金海，原場長德力格爾扎布。

三、報案機關：通遼市公安局

1刑法224條。2最高人民檢察院、公

四、越級報案法律依據：○○安部《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69條：合同詐騙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詐騙對方當事人財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追訴：

1、個人詐騙公私財務，數額在5000元至二萬元的；

2、單位直接負責的專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詐騙，詐騙所得單位所有的，數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3《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8條：○“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重大涉外犯罪，重大經濟犯罪，重大集團犯罪和下級公安機關偵破有困難的的重大刑事案件的偵查。”

而本案涉及到詐騙林地和村民集體土地5000畝以上而且涉及到旗政府負責人，旗國土局，庫倫旗黨委政府以及旗林業部門等單位負責人，庫倫旗公安局很難辦理或有利害關系不宜辦理。同時三家子林

場場長為旗紀委書記原司機。

五、涉嫌犯罪的事實與理由：

2010年7月21日，我嘎查部分群眾到旗政府上訪，主要反映原嘎查班子利用職權之便，私自出售集體所有林地、土地，涉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等總共23個重大問題。

旗政府還算很重視，派出由旗林業、國土局等所組成的調查組，于2010年8月27日向旗人民政府寫出《關于庫倫鎮西皂戶沁嘎查部分群眾反映原嘎查領導出售集體財產，發包林地所收資金等情況的調查處理意見》（附后）可惜這個“調查處理意見”即未交我村委會也未交上訪群眾，我們直到2012年初才知此事 復印。

“調查處理意見”基本上沒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很難達到客觀公正。諸如本次“處理意見”的第13個問題，即我們這次報案所說“合同詐騙”一案，其中是這樣表述的：

“關于2001年當時擔任嘎查黨支部書記的滿達拉，嘎查達鐵柱，文書小呼和巴拉利用職務之便，把中心河南約150畝土地，5條林帶全部出售，所收款項未公開的問題，對此事進行調查，走訪相關知情人三家子林場原場長德力格爾扎布，確認畝數為178畝，5條林帶，于2005年春季和三家子林場位于庫一中新造林地南側的178畝幼林進行了互換，有雙方當事人簽訂的《調整林地協議書》為證。處理意見：林帶未出售，屬正常調換”。

如果是局外人，看了以上一段似乎“很合理”，其實，這一段“結論”恰恰是三家子林場濫用“旗調查組”名義的顛倒黑白，隱瞞事實

真相為目的的說法，完全符合《刑法》224條“合伙詐騙罪”的客觀條件。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第27條：“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2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一）客體要件：本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即侵犯了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市場秩序。

（二）客觀要件：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在本案中，數額豈止是“較大，”而是“數額特別巨大”一是體現在數量上，侵占集體林地和土地已達5000余畝，按土地價值每畝地2000元計，已達千萬元之巨。僅以其中林地面積467畝計，就算每畝林地僅值一萬元計，也已將近500萬元。再從侵占年限上看，從2005年至今，已經達8年之久。

對于以簽訂合同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認定行為人是否“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關鍵在于查清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合同內容是否虛假，是否屬于“欺騙”？

且看雙方所謂“調整林地協議書”內容：“為了便于集中經營管理，通過三家子林場與西皂戶沁嘎查雙方領導充分協商后，在實際測量的

基礎上簽訂如下協議”：

西皂戶沁嘎查混在三家子林場南梁片林中的5條林帶，總面積178畝與三家子林場在庫倫一中新造林地南側的片林178畝對調。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西皂戶沁的5條林帶（見附表）采伐成材后林地歸三家子林場所有。三家子林場在庫倫一中新造林地南側的178畝幼林歸西皂戶沁嘎查所有（見附表）。本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林場方代表人為原場長額日格木圖，西皂戶沁嘎查代表人為原村書記滿達拉和村主任通拉嘎，二人簽字（均有公章）

本合同內容完全虛假。

第一為標的物虛假。合同中所說的“三家子林場在庫倫一中新造林地南側的幼林”經調查實際上本來就是屬于西皂戶沁嘎查四組所有。等于說西皂戶沁嘎查自己用自己的地與自己“對調”，乃是天大的笑話。

第二為標的物的數量百分之百造假。西皂戶沁嘎查位于庫倫鎮南山的“五條林帶”是真，但五條林帶及各林帶中間屬空地總面積為5.310畝，怎么可能是“178畝”呢？事實上，三家子林場不僅“從本合同簽訂之日起”而是在“合同簽訂之前”就已把上述巨額林地侵占了，包括合同上未寫的近5000畝林帶空地。是“疏忽大意”嗎？邊都不沾，鬼都不信，作為國有林場，確定林地面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既熟悉地形地貌又有先進的測量儀器，只能是“明知”的。“揣著明白裝糊涂”。本來，用一個雞蛋換一枚原子彈，已經是萬分便宜的了，可是在本案中，三家子林場太有才了，太聰明了，連一個雞蛋

也沒出，空手套白狼，套來5.310畝林地土地的金元寶。

而作為西皂戶沁嘎查的“村代表”原村書記滿達拉和村主任通拉嘎二人，怎么會“糊涂”到如此地步呢？建議公安機關查清，他倆是與三家子林場串通一氣，共同作案，還是非法轉讓大量集體林地土地，抑或是合同瀆職了？

第三為“誰的樹混在誰的樹里面”混水摸魚，公然造假。西皂戶沁嘎查的五條林帶是分別在1958年到1962年前后造的，那時三家子林場還沒出生呢，直到10多年后它才建立，“調整林地協議書”中怎么會說“西皂戶沁嘎查混在三家子林場” 呢？

西皂戶沁嘎查放牧員葉喜、吉日嘎拉等人證實，三家子林場“利用老百姓林帶中間種蕎麥不長的空地零星造點樹苗，當時他們承諾，地還是你們村的，樹長大后更新再還給你們地”。

根據法律規定：在他人林地上增添附屬物的應當恢復原狀，賠償損失，停止侵害。

第四為在五條林帶的面積上，基本都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如一號林帶本來面積為162畝，林場的“合同”上卻胡說是23畝，隱瞞七倍。二號林帶和三號林帶均為108畝左右，合同上卻分別為31畝和33畝，四號林帶為67畝，合同上卻變成27畝，隱瞞40畝。

合同詐騙罪的主體要件為一般主體。凡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者均構成本罪。

四為主觀要件明顯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既包括行為人本人意圖對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單位意圖或第三人

對非法所得的占有。

據說，三家子林場上述非法所得進行了“瓜分，”林場職工有人分得一、二百畝，有人分得三、四百畝不等。也有人向有關部門“送了人情”確否清詳查。

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及其它詐騙犯罪界限關鍵在于詐騙犯罪是否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是則構成否則不構成。

處罰；根據刑法224條的規定，犯本案數額特別巨大，以二萬元為立案起點，而本案已達到幾百萬元甚至千萬元，說輕些也應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且具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所以說直接負責人求刑應在10年以上，并處罰金最小應在10萬元以上。是否有當請有關部門參考。

單位犯本罪的，應對單位并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專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負責人員，應按刑法規定追究刑則。

劃清本罪與一般合同糾紛的界限，一要看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有無欺騙行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是否愿意承擔違約責任以及合同未履行的原因等。

六、認定合同詐騙罪的基本證據：

1號證據：三家子林場2005年3月2日與西皂戶沁嘎查簽訂的《調整林地協議書》復印件；

2號證據:2012年3月16日，三家子林場為促使詐騙成功，以及進一步合法性，再次提出《調整林地協議書》，遭到西皂戶沁嘎查村委會的拒簽。

3號證據：2005年3月2日與三家子林場簽訂“合同”的原西皂戶沁嘎查村委會主任通拉嘎，2012年3月18日寫的“證實材料”證明原協議書上寫的二塊地都是我村所有的地，等于用我自己的地換我自己的地。

4號證據：庫倫旗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頒發的《林權執照》，證明原元寶山公社西民主大隊，即現在的西皂戶沁嘎查第四組位于庫倫鎮南梁的181畝用材林，林權為西皂戶沁嘎查四組所有。

5號證據：2012年3月經林業部門測量，證明西皂戶沁嘎查在庫倫鎮南山五條林帶的總面積為5.310畝，并有《庫倫鎮西皂戶沁嘎查南山五個林帶位置圈》。

6號證據：現年82歲的擔任過西皂戶沁嘎查大、小隊干部將近39年的蒙古族老人小喇叭，證明庫倫鎮南山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所有權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7號證據：證人布格特證言，證明5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8號證據：證人德喜，證明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9號證據：證人吉日嘎啦，證明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10號證據：證人葉喜，證明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11號證據：證人巴圖布和，證明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

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12號證據：西皂戶沁嘎查全體村民，證明五條林帶及5.310畝林地、土地均為西皂戶沁嘎查所有。

七、法院判本村6個人有期徒刑：有人認為“這已經夠嗆了，再查事情更多了”，因此未再深查下去。

西皂戶沁嘎查到北京及旗政府等地信訪后，有關政法機關先后判6個人有罪，分別是：原村書記滿達拉，判了10年原村主任鐵柱，判三年，原會計呼和巴拉，判三年，原村書記哈斯德力格爾，三年監外。原村主任通拉嘎，三年監外。另有一個當過8個月村長的海山，因種種原因未判。

八、我村問題很大很多：信訪23個問題基本未解決，舉報怕報復，請上級為民做主。

201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