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法院反映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遭遇司法難題

基層法院反映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遭遇司法難題

近年來，伴隨著農村土地的大量征收，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矛盾越來越突出，不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土地補償費分配過程中限制或剝奪了部分成員，尤其是農嫁女、上門女婿、離婚婦女、超生子女、大中專在校生等人員的權益，使得該類糾紛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通過對臨安市人民法院近三年案件分析發現，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主要存在調撤率低、自動履行少、信訪現象多等特點。

目前，處理此類糾紛過程中難點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集體成員資格認定難。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沒有明確的立法解釋或相關規定，各地法院實務操作中做法也很不一致。司法實踐中認定成員資格的標準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有無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判斷依據；另一種是以是否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常駐戶口，是否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長期生產、生活即以成員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聯系的密切程度來判斷。然而，無論采取以上二種標準中的任何一個，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二是農村集體土地交易合法性審查難。當事人一般不會主動請求審查土地交易的合法性，即便法院主動審查土地交易的合法性存在諸多難題。首先，當事人不對土地交易的合法與否進行舉證，法院難以發現土地交易違法的證據。其次，法院即使在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中發現了土地交易違法的證據，據此作出合同無效，也面臨執行難題。第三，征收一般為政府行為，由基層法院糾正地方政府的不合法行為存在一定的難度。

三是分配方案的司法審查難。土地補償費的分配應屬村集體的重大事務，但相關法律僅規定其分配應經過一定的民主議定程序，更詳細的具體分配程序卻沒有見之于法律。這就使實踐中的操作趨于混亂，且缺乏有效的監督，使具有嚴重侵犯村民權益內容的分配方案出臺且得不到及時的糾正，貽誤解決矛盾的良機。

四是服判息訴難。法律規定與農村習慣的沖突使村民對法律存在抵觸情緒，村民往往尋找“更大”的權力來推翻司法結論，結果就是不斷地上訪。

基層法院建議，一是通過戶籍與農戶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相結合的原則來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二是主動審查土地交易的合法性，一旦認定土地交易違法，應判決其行為無效并相互返還合同收益；三是明確分配主體，完善分配程序，努力在一定地區做到相對統一和公平；三是出臺規范農村土地征收補償費分配的指導意見，建立多元化調解機制，綜合多種手段，盡力化解矛盾。（臨安市）

第二篇：當前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問題及解決途徑

當前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的法律問題及解決途徑

目前，隨著我市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村民因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不斷增多，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公布實施以來，我院先后萬章云訴彭州市天彭鎮愛國村村民委員會等四起案件。另外，還有幾起當事人到法院信訪。這些案件涉及人數眾多，法院最終也難以兌現，成為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大矛盾。

一、當前農村土地征地補償費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是農村土地現狀比較混亂是糾紛產生的歷史性根源。建國以來，我國土地政策一直處于多變的不穩定狀態。如農業學大寨時期，鼓勵農民開荒，有的村社在別的村社開荒，當時未明確所有權，當所開荒的土地被占時，村社之間為補償問題便發生矛盾。二是土地的本質屬性與法律、政策的不協調是糾紛產生的法制性根源。三是農民利益分化是糾紛產生的結構性根源。我國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現階段首當其沖的表現就是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增多。

二、目前審理農村土地征地補償費案件的主要類型

當前，產生的糾紛主要是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分配，然而有資格才有權利，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問題是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核心問題，從我院受理的系列案件來看，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外來戶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權被剝奪。外來戶落戶本地原因很多，平時與當地村民相安無事，但在涉及利益分配時，當地村民往往進行排斥。例如原告鄧少仙等五人訴彭州市天彭鎮花龍村4社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五原告于1981年舉家遷入原清平鄉花龍村4社，分得3.2畝承包地。但四社在分配土地補償費時，卻以原告是外來戶拒絕分給。

（二）農民輪換工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權被剝奪。農民輪換工是國家在特定時期的政策產物，農民往往認為輪換工有別于農民，不同意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對待。劉光興、李萬益訴彭州市致和鎮四方村村民委員會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劉光興、李萬益均系輪換工，村委會認為他們喪失了農民資格，不同意支付分配款。

（三）新落戶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權被剝奪。當事人基于各種原因，或通過一定關系遷入，但村民卻不認同。例如原告劉春梅即屬此類，劉春梅生于1987年7月18日，后由其親屬收養。1999年8月，劉春梅又回到出生地致和九江村，并落戶到該村3社。村民認為劉春梅的落戶是以新生兒的名義，其行為違法，故全體村民討論一致同意不分與以糧計息的分配款。

（四）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公布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喪失是否仍享有分配權。土地征用時間跨度較長，在具體分配時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可能喪失，分配權的界定眾說不一。例如原告萬章云的父母生前均系彭州市天彭鎮愛國村6社的村民，從1992年起至2002年愛國村6社的土地陸續被征用，1999年、2002年9月原告萬章云的父母先后死亡，2004年12月24日，愛國村6社確定了土地補償費分配方案時以原告的父母已死亡為由，認為不享有分配權。

（五）士官服役期間的分配權。對農村青年應征入伍，戶口未變動，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受相應的土地補償分配權不容置疑。但當農村青年成為士官時，農村戶口成為城鎮戶口。當士官服役期滿后，作為原籍是農村的士官可能回到原籍當農民。但在服役期間，特別服役較短的三級士官是否享有土地補償分配權，也是當前分配糾紛的一類。

（六）在校大學生的分配權。農村學生考上大學后，農村戶口便遷到大學所在地，農村學生是似乎不再具有農民身份，但是我國就業政策已發生根本變化，大學生不再包分配。農村大學生同樣存在畢業就失業的情形，完全可能回到原籍成為新農民。但在校期間農村大學生是否享有土地補償分配權，各地作法不一，糾紛時有發生。

三、當前農村土地補償糾紛應當注意的幾個法律問題

土地補償問題涉及群體眾多，少則一個社，多則一個村的村民，處理不好還可能產生連鎖反應。有的問題是歷史問題，有的問題是政策引起的，我們從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旨意出發，提出了解決此類問題的基本辦法和標準，以統一對該類案件的認識。

一是人民法院是否應當依法受理土地補償費糾紛案件。《解釋》第一條第四項規定“承包地征收補償費分配糾紛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此類問題又可具體分為：

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否享有參與征地補償費分配權利；

二、集體經濟組織與其成員之間對土地補償費具體數額發生爭議。此兩種情況從解釋中可以看出，第一類應按第二十四條的規定處理，而第二類按照第一條第三款規定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補償費分配數額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是集體經濟成員資格標準如何確定。按照《解釋》的第二十四條、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等規定，土地補償費分配以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是否享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為構成享有分配權的主要要件。審判實踐中，法院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標準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戶籍主義模式。二是戶籍加義務結合模式。我們認為，第二種模式較合理。

三是特殊群體人員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如何確定。在一些特殊群體人員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上無法用上述標準確定。對特殊群體人員的成員資格問題處理上應從尊重集體經濟組織習慣和合理合法兩個方面考慮。

1、對三級士官以下服役軍人和在校學生，特別是因讀書遷口的大學生，集體經濟組織一般將其視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2、對未成年和超生子女，只要其父母其中有一人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并隨其父母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生活的，未成年和超生子女不管其辦沒辦戶籍登記，應視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3、對輪換工，我們認為應按其繼受對象的身份來認定，與他對換人員原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輪換回來的人員就應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4、對盡義務但戶籍不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的人員，這部分人員主要是個別因結婚進的女婿或媳婦，可以不視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四是認定參與土地補償費分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時間標準。參與土地補償費分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該有時間限制，這個時間應是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才能享有分配權利，在這之后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人不應參加分配。

五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死亡后的補償費收益能否繼承。我們認為在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在土地補償費分配前死亡的，才有補償費收益份額保留和繼承，在安置方案確定前死亡的成員不能保留補償費收益份額，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具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在補償費分配后死亡的也不發生份額保留的問題。

六是集體經濟組織“村規民約”效力如何認定。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定和具體分配上，多數集體經濟組織都通過村民會議等形式制定了“村規民約”，對這方面的內容予以了規定，并多年按此操作。對“村規民約”內容部分違法，部分合法的情況，在案件審理和裁判中可以對合法的部分內容予以支持。

七是村民小組能否作為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的被告。村民小組有權經營、管理集體所有土地，可以討論決定土地補償費分配。實踐中國土局征用土地很多時候也是以村民小組為單位的。從而村民小組與土地及相應權益聯系極為緊密，由其作被告，有利于糾紛的及時有效解決。

八是村民遷入戶口時限制分配權利的承諾如何認定。實踐中存在個別村民為了把戶口遷入集體經濟組織，在辦理戶口遷移手續時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承諾不享受有關分配權利。作了此種承諾的村民事后常以當時是為了達到遷戶口目的所作的不真實意思表示反悔，并要求法院認定該承諾無效。此種承諾一般應認定為對分配權利的放棄，是民法上的權利處分行為。

四、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法院難以破解的難題

農村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案件涉及社會穩定，作為原告而言可能僅一戶農戶而已，作為被告也可能僅是一村或一社，但涉及的利益群體就是一村或一社數百或上千農民，法律調整的糾紛隱含的人數眾多。我們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對該類糾紛應以行政處理為主。

一、慎重受理農村土地補償糾紛。我們對農村土地補償糾紛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可以說思路清楚，案件審理也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但對于這起矛盾易于激化，對立人群較多的訴訟，法院最終難以徹底破解。一是這類糾紛由來已久。從我院受理的前述案件看，這類糾紛短則幾年，長則數十年。有的是政策不明形成的，有的是農民自身狹隘的個人利益觀形成，司法的介入將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法院將成為口誅的對象。二是司法救濟難以取得實效。保護弱勢群體是司法的原則，要使這種救濟得以實現就必須執行兌現。但農村土地補償糾紛往往是分配之后，農民才提起訴訟。農民已將土地補償費進行了分配，村、社又是空架子，法院執行不可能再到每戶農戶家中收取，也無法收取，法院執行不可能滿足權利

人的要求。這樣就形成了權利找法院要補償費，當地群眾認為法院多管理閑事，法院兩頭不取好的境地。三是這類糾紛政策性較強。農村土地補償糾紛看起來僅是補償費的分配，但其中隱藏著較強的政策，如輪換工問題，各地做法不一，法院無論是支持與否都可能帶來一定的沖擊，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涉及此類糾紛一定要慎重受理，至少應當有可供執行的財產。

二、正確把握村民意思自治。農村土地補償問題一般都通過村民大會，由村民表決分配方案，人民法院對村民意思要堅持不告不理的原則，不主動介入村民自治糾紛；堅持合法性審查的原則，不審查和判決干預其是否合理、是否合乎科學性等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堅持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原則，要化解矛盾糾紛，促進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切忌方法簡單、粗暴。

三、強化行政解決此類糾紛的力度。行政介入比司法介入更加積極主動，也更靈活。政府各級部門應當在解決土地補償費分配糾紛過程中發揮積極主導的作用，嚴格對村規民約的審查把關，建立健全對承包經營權、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等相關權益的分配的監督機制，當此類矛盾糾紛發生時，政府部門更是責無旁貸地要起到主持協調的作用，防止大量的糾紛涌入法院，并造成法院自身無法解決，使社會矛盾聚集在一起，影響人民法院的權威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