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濱海縣檢察院首例建議禁止令被法院采納

濱海縣檢察院首例建議禁止令被法院采納

日前，濱海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被告人劉小

二、薛崴、孟某某聚眾斗毆一案提起公訴，庭審中公訴人對被告人孟某某提出建議適用緩刑的同時，建議法院對其判決禁止令，被法院當庭采納。

公訴人指出被告人孟某某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根據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是未成年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被告人孟某某有自首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此建議判處被告人孟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六個月，可以適用緩刑。同時指出被告人孟某某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為在網吧上網結識不良社會“朋友”，因此建議法院在判處被告人孟某某緩刑的同時，對其判決適用禁止令，判處禁止其在緩刑考驗期間到網吧、游戲廳玩樂。

公訴人的建議被法庭當庭采納，判處被告人孟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同時禁止其在緩刑考驗期三年內到網吧、游戲廳玩樂。

（趙廣宇）

通聯：江蘇省濱海縣檢察院

郵編：224500

第二篇：鐘祥市檢察院“建議書”監督社區矯正機構“禁止令”執行

鐘祥市檢察院“建議書”監督社區矯正機構“禁止令”執行

（通訊員 ：杜琰秋）“禁止令”是針對判處管制和緩刑的犯罪人員有針對性地決定禁止其在管制執行期間、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的一項或者幾項內容。鐘祥市檢察院通過發揮檢察建議書的作用，督促社區矯正機構加強禁止令的執行，幫助監外執行人員回歸社會，有效的確保了管制、緩刑的執行效果

今年以來，鐘祥市檢察院不斷推進鐘祥市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深入開展，通過延伸監督觸角，依法建議人民法院準確適用“禁止令”，維護刑罰執行嚴肅性，取得了良好的社區矯正監督執行效果。

2014年2月，鐘祥市檢察院對提起公訴的徐某非法持有毒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訴，庭審過程中，法院擬對徐某判處緩刑，并將社區矯正機構的緩刑調查意見交由公訴人質證。公訴人質證后認為徐某犯罪情節輕微，依法可以適用緩刑，但在公訴意見中，公訴人向法院提出禁止令建議，建議禁止徐某接觸涉毒人員，進入涉毒場所，進行涉毒活動，法院判決時予以采納。

然而2014年4月，鐘祥市檢察院審查吳某開設賭場、容留他人吸毒一案時，發現已判處緩刑的徐某明知吳某為招攬生意，在其所開設的賭場內提供毒品供參賭人員吸食的情況下，仍在賭場內吸食毒品，后被公安機關查獲并對其行政處罰。

根據《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鐘祥市檢察院遂對徐某的社區矯正機構進行調查，調查發現該社區矯正機構在徐某緩刑期間未對其禁止令部分進行有效監管，致使徐某出入涉毒場所。鐘祥市檢察院針對此情況依法對該社區矯正機構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予以糾正。

據鐘祥市檢察院公訴部門負責人講，在禁止令規定實施以前，對緩刑期間的犯罪人員只有定期匯報思想、隨叫隨到等措施相對空泛、管理松散的狀態，而有了“禁止令”，等于加了一道“緊箍咒”，一些約束更有針對性，可避免“交叉感染”。

第三篇：財務經理如何向老板提財務建議,才能輕松被采納？

財務經理如何向老板提財務建議，才能輕松被采納？

財務經理，作為一個管理角色，其素質和能力要求遠遠超出財務的技術范疇，這也是當前企業對財務經理的要求和財務經理對自身認知的矛盾的根源。是公司對財務經理的要求太高嗎？不是，是你-財務經理，該重新審視“財務經理”這個角色內涵的時候了！

很多大公司都有財務經理的職位，這個是屬于企業管理層的，而在有些公司不設該職位，因此處于中層的財務經理就充當著財務經理的角色。財務經理在適當的時候需要向領導提財務建議，那怎樣才能讓領導采納你的建議呢?

一、行動方案

首先，應分辨清楚的是，他一向是比較喜歡聽你說呢?還是只喜歡讓你聽他說?這一點判斷，很重要。因為提意見和勸告時，縱然自己覺得不錯，卻并不一定受領導歡迎。有時，你的意見真的不錯，但因態度過分得意，領導還會刻意殺殺你的銳氣。

其次，要內容豐富、言之有物；以數據為依據，和經濟利益掛鉤，讓老板決得你是在為他省錢，為他在創造利潤！讓老板感覺你是和他是站在同一立場上的。萬一有獨排眾議的建言，尤需有強而有力、不容忽視的說服理由。

再次，要注意時機。一是當老板一個人并且心情比較好時，他可以耐心傾聽并不怕別人打擾，這時如果能暢快的表達自己的管理思想將充分獲得領導的支持，另外這樣的溝通方式也可以建立與領導之間的信任關系。

二是當公司遇到重大變化時，當外部環境不斷變化、出現新產品等情況時，公司需要調整財務管理體系或者針對新的情況制定專門的管理流程，財務就必須提出管理建議了。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情況，如新到一個單位。但剛到一個企業任財務負責人，一定要了解清楚老板的做事風格和對你的信任程度。

比如一個老板是屬于急性子，如果他讓你做財務領導就是因為對公司原來的財務管理人不滿意，希望你盡快改變狀況，那你就需要盡快提出財務建議;并且你要考慮信任程度，如果程度不夠，你還要去動一些非常關鍵的部門或者人，那就是自尋死路了。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財務負責人，并且已經有幾年了，我認為是應該經常提，這樣會使領導關注財務管理，并且可以使事情在萌芽狀態就解決掉;加強與領導 的密切關系，形成老板的圈內人士。而不要以專題報告的形式匯報，這樣會使很多人知道你向老板以大字報的形式控訴其他部門，這會影響團結并給自己樹敵，使領導很難辦。

如果是新的財務領導，個人認為財務建議的提出不是因我是新的財務領導就需要變化的;而應該是根據工作的需要進行的。這個工作的需要是長期性的，因為如果你馬上提出建議，很有可能是別人設的陷阱;也有可能你還沒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況下，這時就千萬不要盲目去建議，并否定別人的工作。

提建議技巧三步法

第一步叫做承認。

無論如何，首先要認可對方，特別是當對方是你的領導的時候，這個認可就顯得極其重要。如果他的主意不好，就認可他的眼光;如果他的眼光也不好，就認可他的原則;如果原則也是錯的，那么至少要認可人家積極的態度。

總之，一定要找出一些可以認可的東西來，以真誠的態度加以贊揚。這樣可以取得對方的信任，為以后的進言做好鋪墊。

第二步叫做同化。

也就是說，要在說出建議內容之前有一個表態。怎么表呢?要領就是在前一步認可的基礎上，講一講自己認可的那些東西對自己的啟發和教育作用，進一步指出自己后邊的想法都是在這個重要啟發下的基礎上形成的。

這個表態非常重要，它表示出了自己的立場不是和領導對立的，而是和領導站在同一個隊伍里的，是受了領導的啟發才有所建議的。這樣，建議錯了，立場還是對的。這樣，領導自己就會消除敵意，周圍的人(即使一些小人)也不好做落井下石的舉動。

第三步叫做附加。

這其實是整個建議的核心部分，在前邊做了兩步鋪墊的基礎上，這個核心部分才可以登場。而且說得時候，不說成是自己的建議或想法，而是說成“受了前邊的啟發以后的個人的一點不成熟的想法，作為對領導意見的補充，供各位參考”。這樣，就可以不顯山露水地把自己的意見講出來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減少抵觸情緒、減少沖突和敵意，使得自己的建議真正地被大家所重視，被領導所考慮。

第四篇：禹州法院首發禁止令 90后被禁光顧娛樂場所

禹州法院首發禁止令 90后被禁光顧娛樂場所 在酒吧內為一名女服務員發生爭執后，為了斗氣，糾集同伙聚眾斗毆。5月20日，禹州市法院刑事審判庭在禹州市看守所對被告人甄某宣告禁止令，這是該院自《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宣告的首個禁止令。

2008年11月21日晚，被告人甄某（男，20歲）等人在禹州市藥城路某酒吧內因為一女服務員，與他人發生糾紛，隨后雙方分別糾集數人在該酒吧聚眾斗毆，并致一人輕微傷。

禹州市法院在審理中認為，被告人甄某公然藐視國家法紀，侵犯公共秩序，積極參加持械聚眾斗毆，其行為已構成聚眾斗毆罪。鑒于其犯罪時未滿18周歲，應當減輕處罰；且認罪態度較好，可酌情從輕處罰。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以聚眾斗毆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零三個月，緩刑三年，并禁止被告人甄某在緩刑考驗期內進入夜總會、酒吧、迪廳、網吧等娛樂場所。如違反禁止令，情節嚴重的，依法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禁止令的實施，不僅是對犯罪分子的一種約束，更是強化社區矯正效果的一種有益嘗試，它將促使被告人以健康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及早融入社會。宣判后，被告人甄某表示服判不上訴，決心完全遵守禁止令的要求，努力改造自己，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

第五篇：【歷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議恢復高考,被鄧小平當場采納

【歷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議恢復高考，被鄧小平當場采納

【歷史】武大教授査全性建議恢復高考，被鄧小平當場采納

2014-10-11 武漢大學

珞珞的話

現在的高考對于我們有很重要的意義，大家絕大多數都是通過高考進入武漢大學的。在剛剛恢復高考的時代，高考更可謂是改變許多人命運的渠道。可是大家知道是誰提出要恢復高考的嗎？珞珞要自豪地告訴大家，是武漢大學的教授——査全性。今天珞珞為大家帶來《人民日報》海外版的關于查全性的報道。

查全性

1977年教育工作座談會后的合影，鄧小平右側為劉西堯，左側為方毅，第三排左起第八人為查全性。

考場氣氛肅靜，秩序井然

1978年2月，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大學校門。圖為清華大學1977級的學生在課堂上。

閱讀導語

查全性的獨特貢獻：鄧小平原打算從1978年恢復高考，查全性一番慷慨陳詞，鄧小平改變主意提前一年從1977年恢復高考，幾十萬青年從此改變命運。這一年招生27.3萬人，其中很多人成長為社會棟梁，他們之中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外交部部長王毅。

歷史為什么選擇查全性？因為他實事求是、敢想敢講、善抓機遇。

（一）查全性先生，武漢大學教授。祖籍安徽涇縣，出身書香世家。祖父查秉鈞，清朝翰林。父親查謙，早年赴美留學攻讀物理，后任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第一任院長。

查全性生于南京，長于武漢，1950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留校任教。后留學蘇聯莫斯科大學。回國后繼續在武大任教。他這一輩子，最大的“官兒”是武漢大學化學系主任，最高的“職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最高榮譽是全國勞動模范。查先生大腦袋亮堂堂。治學嚴謹，做人認真。說話辦事，一絲不茍。

我問：“查老師，您今年高壽89吧？”他搖頭：“多點。”“90歲？”他又搖頭：“少點。”“啊啊，您現在是89歲零四個月！”他這才微笑，點頭。

他生于1925年4月。我采訪他，是在2014年8月5日。查先生是電化學家，本職工作是從事電極過程動力學的研究和教學，是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學科發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屆“中國電化學成就獎”的獲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他撰寫的《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一書，1976年出版，此后30年，一直是我國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研究生們稱之為我國電化學的“圣經”。

讓查先生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職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他在鄧小平面前慷慨陳詞，建議1977年恢復高考，鄧小平從善如流，當場采納他的建議。這，成為“文化大革命”后，中國教育界撥亂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二）1977年7月底的一天，查全性記不住具體在哪一天，也記不住哪一位校領導通知他，說教育部來了通知，點名要他到北京開會。既沒有說開會內容，也沒有說會期有多長。從“文化大革命”至此時，他一直沒上講臺，在學校實驗室搞科研。既然不知開會內容，他也沒有為發言作準備。

8月1日，坐飛機到北京，到機場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劉道玉。劉道玉在調任教育部之前，是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

參加會議的人員，都住北京飯店老樓。查全性與吉林大學著名的唐敖慶教授住在一個房間。此時，他才知道，這次會議名叫“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科學界領頭的是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教育界領頭的是教育部長劉西堯。參加座談會的33位同志，絕大多數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清華大學校長何東昌，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復旦大學副校長蘇步青，還有中科院的吳文俊、王大珩、鄒承魯等等，年齡多在六七十歲。查全性算是年紀輕輩份淺的，52歲，副教授。

為什么要開這樣一個座談會？查全性并不知道，一個大人物早就謀劃著科學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正在把查全性拉近這件大事的中心。

（三）這個大人物就是鄧小平。

年輕人看到本文題目《查全性與恢復高考》，可能好生奇怪：恢復高考？難道有不要高考的時候？有。從1966年至1969年4年，大學停止招生。大學老師到“五七干校”，在校學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鄉。這4年是新中國大學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澤東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高校恢復招生，招收初中畢業經過兩年以上勞動鍛煉的工農兵學員。從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參加這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之前，這7年按照教育部規定的“自愿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查”的十六字方針招生。工農兵學員基本上是好的，他們填補了7年的空白，成為經濟文化建設的骨干，他們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觀地看，十六字方針有兩個嚴重問題：一是沒有剛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眾推薦”往往走了過場，“領導批準”為領導走后門提供了方便。當時還流行“血統論”，出身不是工農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薦無望。另一個問題是取消了文化考試，學員文化程度差異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對11所高校搞了一個調查，學員入學前文化程度，相當小學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大學上課，學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須補初中、高中課程。一個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學文化的，老師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學教育質量可想而知。

1975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就想到了恢復高考。他開展全面整頓，其中就想整頓大學招生方法和教學質量。他準備在中國科技大學搞試點，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誰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來，鄧小平再次打倒。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結束，正式恢復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鄧小平主動提出分管科學和教育。鄧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復職務，查全性他們7月底就接到參加科教座談會的通知，可見鄧小平對科學和教育的撥亂反正多么著急。7月23日，他在同長沙工學院臨時黨委負責人張文峰、高勇談話時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門”。可見他當時就有明確的恢復高考的決心。7月29日，他在聽取中科院負責人方毅和教育部長劉西堯匯報時，談到找什么樣的人參加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說：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是行政人員，與“四人幫”沒有直接牽連的人參加。按照鄧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確定了參加座談會的33位專家學者。教育界15位，由高教司司長劉道玉選定。武漢大學誰來？劉道玉選上了查全性。

（四）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召開，這是鄧小平再度復出后主持召開的第一個會議。鄧小平說：“ 這次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意見。題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個現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們的意見。方法，就是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發言可長可短，講一次兩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話都可以。自由一點，什么話都可講。這里沒有棍子，要消滅棍子。三個公司，鋼鐵公司、帽子公司，還有鞋子公司，都丟掉。” 鄧小平是真心想聽到專家學者的意見。5天座談，只有半天因外事活動沒有參加，其余時間，天天到場，從頭聽到尾。查全性回憶：參會的都是著名學者，我開始兩天沒有發言，聽他們講。后來，看小平同志這么認真，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把自己的思考講出來，很可能解決問題。于是，開始在本子上寫講話提綱。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

黨委負責人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是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

鄧小平插話：那就干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么大學！

這個話題一下子觸動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對教育危機的感覺、感受、感慨，當著小平同志的面，噴涌而出： “鄧副主席，我要發言。”

“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原因呢？一是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但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的問題。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了招生制度，每年從600多萬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知識青年中，招收20多萬合格的學生是完全可能的。”

“現行的招生制度，有四個嚴重弊端：一，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那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去了招生名額，這是極不合理的。二，現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沒有特殊關系的工農子弟上大學。群眾反映說：解放前上大學靠錢，“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現在靠權。解放前，我們沒有錢，現在沒有權，靠分還能有份。三，壞了社會風氣，助長不當之風，而且越演越烈。據我所知，今年招生還沒有開始，已經有人開始請客送禮，走后門。制度不改，走后門不正之風剎不住。四，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現在，甚至連小學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學不需要憑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

查全性這一段慷慨陳詞，完全不同于前幾天座談會上平淡的發言，顯然擊中了鄧小平的心弦，鄧小平聚精會神傾聽。查全性接著提出建議：“一，應該建立全國統一的招生報考制度，招生名額不要下到基層，由省、市、自治區掌握。現在名額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門很嚴重，名額分配上，多的漲死，少的餓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嚴防泄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三，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能按自己志愿選擇專業。大學生可以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也可以從社會青年中招。有些人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上達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資歷的限制。” “只要采取了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質量，就會大為改觀，收到十分顯著的效果。”

查全性一番話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座談會上插話踴躍，氣氛熱烈。吳文俊、王大珩、汪猷、溫元凱等紛紛發言，贊同查全性的主張。

查全性又鄭重建議：“一定要當機立斷，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就在這個座談會之前一個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經召開了全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會議，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這個方案還是沿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招生方針：“自愿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查。”也就是在座談會召開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將1977年的招生方案報送國務院了。查全性更不知，就在5天前的8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方毅、劉西堯的匯報時指示：“一年準備，從明年開始兩條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從別的路子來，特別是理工科。開學的時間，統一在秋季好。”

鄧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時間做準備，1978年正式恢復高考，生源一半是應屆畢業生，一半來自社會青年。所謂社會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學停止招生的“老三屆”，還有后來沒有恢復高考期間畢業的初高中生。

眼前這位查全性，卻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復高考。

“今年就恢復高考，還來得及嗎？”鄧小平側身轉頭，問教育部長劉西堯。

查全性趕忙插話：“來得及！來得及！寧可推遲兩個月高考，不然，又招來20多萬人，好多不合格，浪費損失可就大了！”“來得及！”劉西堯的回答，進一步增強了鄧小平的信心。鄧小平一錘定音：“改嘛！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 從此，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沒有高考的歷史。

（五）高考在冬季。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錄取新生27.3萬人。1978年夏季考試秋季招生，錄取新生40.2萬人。

恢復高考，鄧小平從1975年第一次復出就開始醞釀，1977年第二次復出就抓緊籌劃，準備1978年恢復。查全性獨特的貢獻就在于：他在關鍵時刻關鍵的建議，打動了鄧小平，使得恢復高考提前到1977年。鄧小平的決策，查全性的建議，改變了幾代青年人的命運，改變了中國教育的走向。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學的知識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成為日后中國社會的棟梁之材。

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鄧小平，慷慨陳詞提出具體建議的鏡頭。但是，有關查全性在發言前找南開大學楊校長了解生源情況，則是虛構的。查全性說，他發言前沒有找人征求意見，也沒有人單獨指示他怎么發言。當然，這是電視劇，基本事實準確就行，細節可以虛構。

在采寫本文的時候，筆者有一個問題縈回在腦際：為什么是他？歷史為什么選擇查全性而不是別人提出那個偉大的建議？

歷史的必然性在于：恢復高考是遲早的事。

偶然性在于：因為有從武漢大學調到教育部當高教司司長的劉道玉，教育部才知道有個并不出名但敢講真話的查全性。但是，能夠參加座談會、能夠見到鄧小平的有33個人，都是專家學者，都是科學教育界的行家，對恢復高考都有強烈的要求，但為什么等到第三天下午，才有查全性一語驚人？ 當時，壓力還是巨大的。這一年的3月，華國鋒主席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兩個凡是”。“四人幫”認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兩個“基本估計”，還沒有人推翻。而主持座談會的鄧小平因為敢講真話被打倒才剛剛復出。座談會的前兩天，有的學者還在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許多人顧左右而言他，不敢觸及敏感問題。

查全性后來說： “我能夠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并不是因為我特別有創見，當時大家都是這樣想的。只是我有這個機會講真話，這個機會難得。我敢于說，主要覺得小平同志親臨會議，如果說了，可能解決問題。冒一點風險是值得的；如果不說，錯過這個機會太可惜了。”

正因為查全性，有實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說之膽，善抓機遇之智。于是，歷史便選擇了查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