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電視媒體逐漸擴大的話語權——《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書筆記（小編推薦）

岳譜：電視媒體逐漸擴大的話語權

——《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書筆記

岳譜

最先看到《透視山西運城滲灌工程》這期新聞調查的節目，是在一節有關電視新聞的課上。片子中，記者一步一步逼問滲灌工程建設時的情況時，不禁讓我們為王利芬捏了一把汗，感慨這記者，太犀利了。這期節目原本已經被運城方面的相關人員“公關”成功，主管部門連看都不看片子就要斃掉不播。制作人員拿著帶子去找主管領導，“逼著”領導看了一遍之后，用“真實”打動了領導，才最終獲得了播出的權利。

中國電視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所獲得的話語權的擴大的一個過程，而輿論監督是媒體獲得話語權的一種很重要的體現。很難想象，類似的片子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輿論監督類的節目在中央媒體上出現，不能不說是中國政府越來越成熟與自信的一種體現。朱镕基總理親自給《焦點訪談》題的詞“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似乎意味著媒體從黨的“喉舌”到群眾的“喉舌”的一種轉變。朱總理甚至表示，自己也是《焦點訪談》要監督的對象。“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意味著大眾媒介從傳播者本位到受眾者本位的轉變，也同時意味著大眾媒介從單純的“對上負責”到逐漸的“對下負責”的一種轉變。

輿論監督類型節目的產生和發展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媒體自身有義務報道一定的負面社會狀況，以使得媒體所報道的情況更加接近現實情況；另一方面在競爭逐漸激烈的現代社會，我們需要輿論監督來保障社會各個機構在脫離政府完全的支配之后能夠順利的運行。而因為輿論監督是一種對由權力大小和財富多少所決定的監督權的一種否定，所以輿論監督在實行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這兩方面的阻力。這就使得一方面輿論監督節目的出現需要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反過來輿論監督節目也能促進外部環境的更加寬松。而這種“更加寬松”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一個新聞節目被稱為“政府鏡鑒”的“改革尖兵”，被上升到國家發展的高度的原因也正由于此。

朱镕基總理一直走在推動“輿論監督”發展的最前沿，這大概是因為這位處在中國經濟改革風口浪尖的掌舵人更能夠帶有前瞻性的意識到輿論監督的必要性。如果沒有總理的首肯，《盜伐危及大動脈》這樣的初見批判監督端倪的欄目不可能受到鼓勵而繼續發展，而如果沒有《焦點訪談》逐步深化監督，逐漸把監督的對象擴展到穿著制服的公務員乃至于高層領導，輿論監督的環境也不可能有現在這樣寬松。

除了對輿論監督的推動，朱總理對電視話語權擴大的推動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中央電視臺作為唯一一家全國性質的電視媒體，沒有哪一家其他國內電視媒體可與之同臺爭鳴。而鳳凰衛視獲得在中國合法廣播的權力，就打破了這一局面。作為首家獲得中國大陸廣播權的海外電視臺，鳳凰衛視如何進入大陸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朱總理在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點吳

小莉的名，并說喜歡看她的節目，則是一種對鳳凰衛視新聞報道的一種肯定。雖然鳳凰衛視也是老老實實的按照大陸的要求，不敢越雷池一步進行“監督”功能，但是鳳凰臺在大陸本身就能夠與中央電視臺形成競爭作用，逼迫中央電視臺開發自己的資源，不斷前進。

當時創建之初的鳳凰衛視的資金人員力量是不能與中央電視臺相比較的，甚至和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欄目也是相形見絀。由于在資源人力物力上的不足，鳳凰衛視在硬新聞的采訪上難以取得能夠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與中央電視臺相媲美的素材。為了生存下去，鳳凰衛視便另辟蹊徑：硬新聞不足，便邀請知名人士對為數不多的信息進行講解評論。直到1999年北約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鳳凰衛視策劃的《中國人今天說不》系列節目逐漸成了氣候，在電視中做評論的做法才廣泛的被電視媒體所接受，一直到出現了現在“評論員”白巖松，“約評論員”周慶安等我們熟知的名字。

但是在電視中做評論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既然是說話，免會受到個人主觀的感情的影響，但是一家中央媒體又必須負有引導全國輿論導向的作用，因此在《實話實說》所表現的輿論導向與國家所倡導的輿論導向所不符合時，它就被“限期整改”停播一段時間了。

當然電視媒體的話語權逐漸放大也并不一定是好事情，當欄目的權威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這時候也就要開始防止電視節目“話語霸權”出現。新聞媒介本來是要告知公眾事實信息，但是它的輿論監督功能強大起來之后就容易引導公眾對于某一特定的對象產生反面的情緒。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求在進行輿論監督的報道時要平衡報道優點與缺點以及平衡報道對象的來源范圍，另一方面就更要明確媒體報道的是事實，要盡量減少報道者自己的感情影響，只要事實清楚公道自然明。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很多情況下會出現的新聞媒介的報道對于司法審判的負面影響。

但是電視新聞評論就更加難以只是客觀的報道事實，評論員個人的感情就更加不可避免的要加入到所評論的事情當中。但做評論員的大都是資深媒體人，更有能力避免對觀眾的負面引導。這方面也似乎沒有出現過什么問題了。

第二篇：《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書筆記

朝發夕至，路上十年

——《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書筆記

一本523頁的書，平淡無奇地放在書架上。然而翻開它，十年的光陰清晰無比地從書頁中穿梭而出，精彩紛繁，真實而可愛。

翻開《十年》，扉頁上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有些書是用來消遣的，而有些書是用來思考的。《十年》無疑是后者。讀著《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一書，心中仿佛總有一股潛流在暗涌。這是一部鼓舞人心的著作。作者孫玉勝用平靜沉著的筆調，內容卻充滿了豐富的生命體驗和激情光輝。書中將大量詳實可信的事實及的深入淺出的新聞理論嵌入中國電視新聞10年發展變革，而穿越這些故事，作者表達了“一個群體所倡導的，有分量的情感與精神，以及作者內心對十年電視實驗得失的觀察與反省”，讓我無論是從知識上還是精神上都汲取頗豐。

電視人著書立說的不少，有寫個人傳記或隨筆的，（如陳魯豫的《心相約》），也有寫欄目或者電視臺的發展歷程的，（如梁建增的《〈焦點訪談〉紅皮書》），但從來沒有哪一本像《十年》這樣得到如此廣泛的認同。我認為，此書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將孫先生對于十余年的電視人生涯的細致感受、對于電視的深刻思考以及作者對于電視的理論認識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一部理論與實踐、反思與展望結合的佳作。

語態，這個詞對于電視來說不僅僅“說”的東西，它至少還包括畫面的敘事結構，是一個整體的表現樣態。改變電視的語態，這在中國媒體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東方時空》開始，中國電視有了實質上的從“播”到“說”的轉變；從《焦點訪談》開始，電視形式的深度報道和媒體監督啟動了一道危險又充滿力量的門??不過《十年》的一半章節并不是純粹沿著節目的線索在走，而是孫玉勝本人對于電視和對這種媒體的規律的一些認識。他將電視定位為家用媒體、技術媒體、主持人媒體和制片人媒體，而對于電視本身在過程中體現懸念的規律，以及近看和遠看的一些區別也有自己的切身體會。對于付費電視和頻道專業化問題，他在其試點的幾年前就有了清楚的認識。在評論是內容還是形式的爭論上，他有自己的理解；對于電視的新聞性，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失落的底線；而線人這個和媒體有特殊關系的群體在孫玉勝的眼里已漸漸遠去了；對于電視的未來，也許通過直播才可以看得到。通過作者講述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背景，我們能夠從故事與故事關聯中發現前因后果，并尋找到在背后支撐并推動這些欄目一路走來的電視理念，這充分體現了《十年》的獨特性。

縱觀全書，可以發現作者背后一個重要的信念：理想主義。白巖松也曾在文章里說過：“尊重人，改變態度，敢于嘗試，推動了上一個十年的腳步，但是當你剛剛開始總結，新的一頁其實就已翻開，因此，打開《十年》，如果你愿意尋找，就還能看到一個關鍵詞，那就是：理想主義。” 對于這，孫玉勝先生的后輩曾概括了兩句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一個是媒體人的道德良心、民族責任和啟蒙熱情，一個是以抒情懷、創新沖動和精品意識。前者是人品，后者是作品。它們互相結合，就能創造出一種令電視人十分向往的精神氛圍。靠著這種理想主義，就有了熱情和勇氣，不斷優化內部機制，提升作品質量。

書中提到的“把關人”概念，我十分感興趣。孫玉勝先生說，主持人需要有“主持人主權”，賦予主持人主權的同時還要求主持人具有“把關人”意識，負起社會和政治責任，我十分贊同。這種權力并不是絕對的，它必須服從欄目和節目的設計程序。因為在直播節目中，一旦把談話的權力交給了主持人，演播室談話內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決定了。現場的把關者再多，也只能從大處把握節目的走向和談話內容的詳略，根本無法控制每一段話的具體表達方式。因此主持人表達能力的提高不僅需要知識、經驗和寫作基礎，同時也需要良好的新聞素質和政治素質。

《傳播學引論》中提到，“把關人”是傳播學上的一個概念，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傳播學四大先驅之一盧因。把關是指對信息的篩選與過濾。盧因說：“在信息網絡中到處都有把關人。其中包括記者，??包括編輯，????包括圖書管理員，??甚至可以包括餐桌旁的丈夫，??”根據上述情況不難看出，把關是傳播偶活動中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事實上每個人在信息的大循環中都在有意無意地充當把關人的角色。

這里我產生了疑惑。孫玉勝先生說“深度來源與事實”，阿諾德.湯因比也曾在他的《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精神的表達要置于真實的表達之上。”而根據以上理論和巴斯的“雙重行動模式”，最后傳播給受眾的信息之前已經經過了新聞采集階段和新聞加工階段的層層傳播，路經許多人之手，而在這過程中，實際上每個人都是一個把關人，他自己在把信息傳播給下一個人之前就經過了個人有意或無意的篩選。而人不同于機器，他有感情、有思維，因而他不可能保持純客觀，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個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從各自的觀點上，對信息進行篩選與過濾。孫玉勝先生所說的“主持人主權”表明主持人是一個重要把關人，雖然“我們對事實的認識取決于我們所處的地位和我們的觀察習慣”（《公眾輿論》），而出于主持人所處的地位和主持人的觀察習慣和一些節目要求“節目要對社會和政治負責，要服從欄目和節目的設計程序”，應該說已經算是比較客觀的了，但畢竟是人，而且“一旦把談話的權力交給了主持人，演播室談話內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決定了”，難道節目的公正和嚴肅就依賴一個人的臨場發揮嗎？之前的把關人和最后的把關人之間的分歧怎么辦？節目到底采用誰的定位呢？

我想，新聞媒體在處理新聞的過程中，每個階段和環節都有把關人，從超越可能傳播的新聞中進行選擇，決定取舍，一個人的判斷難免會有失公正。我認為，最好策劃者與審查者是同一班人馬，至少是策劃者、創作者、制片人和最后的把關人之間形成一個比較標準的共識（當然其要符合節目效果的要求和社會的價值體系），從而可以在同一類共識里互相牽制。如果評價體系和判斷標準都不一樣，欄目就很難準確定位，很難形成合力推出精品，更談不上創造品牌。

另外，我還覺得，把關人作為節目的第一觀眾，其角色和功能都是雙重的，他既要從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判斷一個節目播出的社會效果，同時也要從職業的角度判斷這個節目是否已經具備了可以播出的專業水準。在實踐中，這些判斷并不是很容易把握，有時甚至需要很大的勇氣。

同時，我也看到了孫玉勝對于央視新聞欄目的反省與檢討。作者甚至單獨拿出一章來“檢討十年”，這充分表現出了作者的清醒認識和勇氣。在這些檢討中，有的是關于直播的無法順利實現，有的是關于香港回歸直播報道的失利，有的是關于談話欄目難以規避的風險、有的則是關于口語化播報的不能得到良好貫徹。或許是出于個人身份特殊性的考慮，也或許是對于言論尺度的擔心，我們看到作者在做出這些檢討和反省時，在作出一些個人的分析評論時，一些觀點往往淺嘗輒止，欲說還羞。比如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了關于體制的話題，但是卻都在即將進入核心的思考時不幸夭折。我想應該理解為作者的有意為之，畢竟作者仍處于中國媒體的風口浪尖。而正因為這些“遺漏”，使本書更偏向于理論思索的貢獻。

全書讀來是引人入勝的，更是引人思考的，鼓舞人心的。一本好書是能改變我們的，《十年》改變了我關于電視的認知，關于電視節目制作理念和精神的認知。許多學校的新聞專業將《十年》作為一本教材，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老師的做讀書報告的方式。因為這本書不僅僅能教給我們知識，更能教給我們理念，我們能與作者的生命體驗產生共鳴，在鼓舞中回歸一顆赤子之心。

最后，我想用作者在后記中的文字來結束本文的寫作：多年后的今天，電視的語態仍然需要我們繼續改造，我們對電視新聞理念的探索也永無止境，依舊“在路上”。學海無涯，惟有孜孜以求。

第三篇：《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后感

《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讀后感

金容恩

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感覺到這位作者是一位敢說敢做的，實力派的電視新聞界人士，實屬難得。作為學習新聞專業才剛剛第二年的學生來說實在不能不使自己敬他三分，應該是到了崇拜的地步。這本書并非描述他在創業十年間經歷的新聞類史書，那些關于新聞類史書只是一個對當時創業經歷屬實的單純性回憶，亦并非只是敘事類書籍，即使書中大部分是以作者親身經歷乃至感受為記載主體，講述激情奮進的一群創業青年（包括作者）在經歷無數自我犧牲于風險中得到的自我安慰和無可比擬的成就感，在穿插這些故事情節當中作者要著實表達的卻是一種由群體所倡導且具有群眾份量的情感支柱，從而傾瀉作者自己內心深處對于自己從事的電視新聞行業的十年之久當中的電視實驗得失的觀察以及深刻反省。也像眾所周知的一樣，本書故事內容有著不為眾人所知的背景因素，極具敏銳洞察力的作者從中捕獲相關的前因后果，并透徹揭示出其背后所支撐并推動這些欄目中的電視理念，創新思維以及在此期間所經歷的慰撫與艱辛。它語氣平穩沉靜，但在不時地繃緊我們的心弦，叩擊這我們的思維，就像他在介紹本書時講道：“本書是平和的、沉靜的，但始終總有力量在扣擊思維。希望在閱讀過程時時引領讀者走進電視新聞理念的深處－用以閱讀的書籍能夠伴隨閱讀者，而用以思考的書籍有可能改變閱讀者。

十年前，這些滿懷理想的激情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吸引他們的是創業，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礎仍然是創業－是一種創新機制使得這個集體充滿活力。盡管創業的過程充滿艱辛，但我的同事們卻用激情和意志堆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巒。他們用自己年輕的感受，獨特的視角，開放的理念,全新闡釋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追求，宣揚著他們對生命意義和人文精神的理解。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為了追求一種不平凡的生活，為了給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個有分量的交待，義無反顧地走進了一個他們認為能夠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華的地方。”作為有新聞理想的學生來講，這就是我們的圣經里傳播的福音，趨勢我們也有用勇氣去以他為楷模。

在這十年中，電視媒體在探索中不斷的前進。從《東方時空》的創立，到《焦點訪談》的開播，從《實話實說》的開辦，再到《新聞調查》的成功，等等的一切說明了，這些年里，電視已經成功地“從過去企圖讓人們仰視的‘邪壇’上走了下來，回歸到受眾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民用媒體’”。但是，在我理解看來中國電視的改革尚未完結，曾經的探索還需繼續。因為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難堪和困境，電視傳播制度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未必自圓其說之規則”。它并不是一味追求商業利益而背信棄義的行業而是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行業，其承擔的宣傳以及教育的工作及其負重，然而一貫乏味的教育式新聞已經在具有比較健全的形態一是的老百姓面前已經行不通了導致無法迎合群眾的胃口，直接引起收視率大大跌折，膽大而又據煽動性的揭露性報導卻會碰觸到另一個極大的障礙---“政策的范圍”。于是，媒體開始陷入兩面為難的大坑里面，不得自由動彈。為了提高收視率，為了不冒任何政治風險，不犯政治錯誤，中國的媒體選擇遠離政治，掀起娛樂化，以達到媒體的經營為目標。

電視節目“通過無休止地刺激人們的享受欲和將人們引向娛樂領域的方法，來轉移社會成員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力”，娛樂化已成席卷全球之勢。伴隨著這股娛樂化浪潮，一些節目也越來越往低俗化方向發展。從煽情新聞到虛假新聞，媒體的泛娛樂化趨勢不知何時止步！

有人說，如果上帝給每個傳媒工作者面包的話，可能大部分傳媒工作者都會是天使。從某個角度來說，可是如今的局面，或許真的不該完全責怪媒體。或者說，責備媒體，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媒介要盈利，要生存、發展，也無可厚非不是嗎？因為當國家切斷他們的資金供應后，無論是電視，還是其他媒介都必須依靠自身的經營來自負盈虧。就像初學游泳者，在潮頭浪尖，自身都無法保全，又怎樣兌現為他人、為公眾服務的諾言呢？

據說，2005年9月10日，國家廣電總局發出了《關于批準中國廣播電視協會<中國廣播電視播音主持人自律公約>通知》，《公約》明確要求主持人“脫俗”，對主持人的用語做出了許多明確的要求。可是這項《公約》真的能起作用還以待效。節目考評制度沒有變、收入分配機制不做調整，要求主持人“脫俗”、節目嚴肅、健康向上，都只能是紙上談兵。節目健康向上的，收視率低，是“較好不叫座”。節目低俗的、收視率高，是“叫座不較好”。必須改良現有的評價制度，才能使節目在收視率與社會效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末位淘汰制并不合理。不同頻道、不同時段，不同節目類型的收視率并沒有很大的可比性。所以應當對它們的收視指標區別對待。除了收視率考評外，還應當將節目內容、質量、對社會輿論的導向等方面也納入考評范圍，以保證節目的整體效應。對一些社會效益好，但廣告投入低的節目，政府相關部門應當適當的給予扶持。如一些農業節目、老人健康類節目。因為電視媒體的最終目標并非單純的追求商業利益，它還必須為公眾利益服務，發揮它在社會公共領域的積極影響力。

第四篇：跳房子——讀《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有感（精選）

潘登：跳房子

——讀《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有感

潘登

孫玉勝很喜歡一句古老的希臘諺語：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他說每當默讀這句話時，“內心都會充滿創業的激情”。《十年》是一本記錄中國電視領域創業的書，“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這種精神照耀進了孫玉勝的字里行間，貫穿了一群電視人探索、嘗試、創新、改變的漫漫十年歲月。

然而，縱使“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這一方法論聽起來無可限量，但是孫玉勝筆下的創業其實并非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易事。實際上，每一次嘗試都是小心翼翼的。比如，《東方時空》的誕生充滿煎熬和忐忑：最初的名稱是“新太陽60分”，臺領導不甚滿意，后來才定名為“東方時空”；欄目組向臺里申請約900萬元的節目經費，申請提交上去之后卻一連幾個月都遲遲沒有回音，節目開播在即，臺里才發話下來希望欄目組以廣告收入自行解決所需經費問題??“臺里”好似一道門，欄目組各種各樣的創意好似一群初生的小鳥，它們興奮地揮動翅膀，卻不知道這道門是否會為自己開啟，放自己去更廣闊的天空飛翔。

正是因為這種無形的束縛，孫玉勝等人的十年創業很像跳房子游戲。依照格子里數字的遞增順序前進，難以掌握平衡的單腿跳、雙腿跳，出界、踩線或跳錯格子都宣告游戲失敗。《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查》這些新生的電視節目的成長軌跡也是如此，總趨勢是大膽向前的，但步伐是謹慎的，雖然談不上如履薄冰，卻仍要顧慮諸多因素。

作為中國國家電視臺，創業時不可避免地要有許多政治上的考量。孫玉勝在書中提到過《焦點訪談》2001年的一期節目《河道里建起商品樓》，這期節目圍繞武漢市建在長江河道中的違法卻獲得湖北省水利廳批準的商品房展開敘事，開啟了輿論監督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這期節目獲得成功的背后，其實有著艱難的決策過程——審過樣片之后，孫玉勝作為新聞評論主任，對于播還是不播的問題再三猶豫，由于節目內容牽涉省級單位，“輿論監督到這樣的級別，過去的《焦點訪談》還沒有過先例”。節目經過修改之后，孫玉勝權衡利弊，雖然“小心翼翼地提筆在播出單上簽了字”，但是一直提心吊膽。直到節目播出后，朱镕基總理表示違法商品樓“即使是金子做的也要炸掉”，聽到這樣的反饋，孫玉勝“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地了”。

如果是一年前的我，讀這一段時大概會很不屑，會輕率地把這個問題用“中國本來就沒有新聞自由”一筆帶過。雖然不敢妄論現在自己成熟了多少，但是在新聞自由這個問題上，確實見識了更多的觀點，看法也有所轉變。

上學期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有一節課是請水均益來擔任嘉賓。我記得他出乎意料地說“我知道現在你們都管我們叫CCAV”，他坦言央視作為主流媒體有時候不那么受歡迎也是無奈的現實。但是他在新聞立場方面的看法十分堅定。“以上言論僅代表嘉賓本人觀點，與本臺立場無關”永遠不可能出現在央視的字幕上，因為作為央視主持人，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完全

代表本臺立場。水均益的這一觀點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讓我開始試著理解中央電視臺的特殊處境，它不是一般的新聞媒體，還被賦予黨的“耳目喉舌”的使命，因此不能以是否具有新聞自由為標準來做對錯判斷。

退一步說，新聞自由本身也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概念。以前我理解的新聞自由是西方語境下的新聞自由，即新聞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第四等級”，不應該受到任何控制，尤其是來自于政府的。并且，我自然而然地將新聞自由與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聯系在一起，相信受到控制的新聞就無法做到客觀。但是現在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絕對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就算排除一切來自媒體外部的壓力，當編輯決定今天的版面要刊登哪些新聞、記者篩選采訪筆記中重要的引語時，客觀性其實已經喪失了，新聞報道能做到的只是盡可能的公正。并且，與“沒有全民的民主，只有階級的民主”是一個道理，新聞自由也是階級性的，鄒韜奮就認為“完全的言論自由，須等到沒有階級的社會實現之后才能辦到”。中央電視臺會有政治因素的考量，鳳凰衛視則有商業因素的考量，任何媒體在運作上都不可能“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其實也并非那么自由，比如9?11期間之后，美國政府就實行民族主義政策，命令限制有關阿富汗的報道，封鎖塔利班的聲音，并且懲罰了美國之音等“違規”媒體。目前，我所理解的新聞自由是比較中庸的概念，大致上就是將報道的客觀公正與媒體的社會責任結合起來。

這樣看來，孫玉勝一群人創業歷程如同跳房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道粉筆畫成的線，不是單純的來自上級的壓力，而是沉甸甸的社會責任。就好像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人的精神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構成，本我是天性，自我是環境約束下的自我，而超我則是道德、倫理作用下的自我。將新聞事實呈現出來，是媒體最基本的追求，但是所采用的視角、立場則是具有社會環境的約束的，對節目的審查、把握，其實也是對觀眾負責的表現。孫玉勝等人的跳房子游戲是成功的，比如早間節目《東方時空》“改變了中國人早上不看電視的習慣”。創新的確需要大膽，但并不意味著莽撞，不踩線、不出格的創新也能夠獲得成功，只不過是遵守游戲規則罷了。

第五篇：從傳播學角度淺析電視媒體責任與收視率如何做到和諧統一（推薦）

從傳播學角度淺析電視媒體責任與收視率如何做到和諧統一以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為例

【摘要】電視媒體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而收視率成為一個節目去留的決定因素，在關注收視率的同時，媒體責任又是至關重要的，本文以最近最為火爆的相親節目《非誠勿擾》為例從傳播學角度分析如何能將電視媒體責任與收視率做到和諧統一，從而創造一個和諧、健康的媒體環境。

【關鍵詞】媒體責任 收視率 和諧 傳播學

一、收視率

1、定義

收視率是指某一地域、某一時間、某一節目的收視用戶占該地總用戶數的百分比。收視率是衡量電視傳播效果的一項重要指標，它又同吸引廣告投放量有著密切關系。

2、收視率影響下的電視節目制作方向

從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定義來看，這里面“收視率是衡量電視傳播效果的重要指標”把收視率當成電視節目的重要指標，充分強調了收視率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的電視節目操作過程中，一個節目的產生、發展和結束這都是由欄目的收視率決定，所以收視率的“重要性”是可以決定一個欄目的命運，大到中央臺小到各個地方電視臺都會把收視率作為衡量節目好壞，以及決定節目去留的最大標準。學生爭的是分數，電視臺拼的就是收視率。

“收視率又同吸引廣告投放量有著密切的關系。”這里強調的是收視率與廣告投放的密切關系，通常而言，一個節目收視率就是決定廣告投放量的關鍵，因為收視率最直接的一個體現就是收看人數的多少，也就是一個欄目的人氣。商家要通過高收視率來獲得高回報率。而影響收視率的因素主要是電視節目類型和收視主體。電視節目類型主要分為電視新聞資訊節目、電視談話節目、電視文藝節目、電視娛樂節目、電視紀錄片、電視劇、電視電影和電視特別節目等八大類。【1】其中的電視娛樂節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為電視臺收視率貢獻的主流力量。【2】所以各大電視臺的娛樂類電視欄目也爭相創辦，娛樂類欄目的收視主體呈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14歲以下觀眾和55歲以上觀眾所占比例小，14歲—34歲觀眾和35歲—54歲觀眾是娛樂節目的主力觀眾。【3】由此可見，當今電視節目觀眾的主力群體就是青少年和中青年，而娛樂類電視節目又以青少年群體為核心觀眾。這就決定了電視節目制作方向是走娛樂化路線，甚至有很多電視臺的立臺之本就是綜藝娛樂，如湖南衛視的口號“快樂中國”打的就是娛樂牌。

3、爭搶收視率帶來的社會影響

娛樂節目成為各大電視臺爭搶收視率的主要陣地，如湖南衛視的品牌節目《快樂大本營》、浙江衛視的《我愛記歌詞》、江蘇衛視新播出不久的《非誠勿擾》等節目，雖然節目內容形式不同但是所走的路線都是娛樂大眾。爭搶收視率導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娛樂類節目泛濫，娛樂化的節目也直接導致了低俗化的傾向，從而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二、媒體責任

1、定義

媒體責任主要是指媒體的社會責任，是由其政治、社會屬性決定的，確切地說，媒體的社會責任包含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兩方面（百度釋義）。電視媒體作為社會發展的主流媒體時刻肩負著弘揚社會先進文化，發揚優秀道德品質，引導觀眾追求真善美價值觀的責任。

2、媒體責任與收視率

電視媒體的存在必然要追求它的商業利益和社會效益，既不能因為無限度的追求商業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也不能純粹的為了好的社會效益而舍棄商業利益。而往往在商業利益和社會效益之間，電視欄目為了爭奪收視率多會迎合普通受眾的需求，將一些社會的色情、暴力以及性等不健康的元素植入到節目當中以求娛樂大眾，贏得節目的噱頭，進而提高節目的收視率，獲得豐厚的商業利益。這也直接導致電視節目社會效益的大打折扣，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三、解讀《非誠勿擾》

1、《非誠勿擾》的定位

《非誠勿擾》是一檔適應現代生活節奏的大型婚戀交友節目。提供公開的婚戀交友平臺，高質量的婚戀交友嘉賓以及全新的婚戀交友模式。

2、《非誠勿擾》的高收視率和社會影響

《非誠勿擾》自開播以來，在全國范圍內獲得極大關注度，贏得了超高的收視率。索福瑞34城市快速監測數據顯示，2010年3月14日，該節目收視率達到2.61%，到了2010年5月9日，收視率上升至4.15%，成為全國綜藝節目的收視冠軍。《非誠勿擾》開播僅僅兩個月，就獲得驚人的成功。而同類型的許多相親節目，諸如湖南衛視的《我們約會吧》、安徽衛視《緣來是你》、浙江衛視的《為愛向前沖》以及東方衛視新出來的《百里挑一》這些都無法與之匹敵。

《非誠勿擾》之所以串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相親節目走起了高度娛樂化的路線。這其中出現的諸如“拜金女”、“富二代”、“中性女”、“歧視社會底層人”等話題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和熱議，審美性與審丑性觀點矛盾地糅合在一起，用爭議吸引觀眾從而帶來高收視率和人氣，與此同時嘉賓的出位言論，頗具爭議的話題也在不斷地挑戰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非誠勿擾順利播出34期后，不絕于耳的社會反對之聲引起了廣電總局的重視，連續下發通知要加強情感、相親類節目的管理力度。廣電總局發言人指出要對此類節目話題、內容、形式進行嚴格把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相親節目存在的問題：“這些節目為適婚男女青年提供相識和交往機會，體現了電視媒體的引導功能和服務功能，但也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如一些嘉賓身份造假、自我炒作、言論低俗、行為失檢、惡意嘲諷，主持人引導乏力，部分節目盲目追求收視率，放任拜金主義、虛榮、涉性等不健康、不正確的婚戀觀。這些做法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12日的《新聞聯播》和11日的《焦點訪談》對此進行了評論，認為“組織者單純追求收視率和知名度，沒有盡到媒體責任”。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副會長陸士楨認為這種價值觀對整個社會的婚姻觀產生不良影響，純物質化又是對家庭和諧，社會和諧的挑戰。這也極大地誤導青少年群體，容易產生“婚戀觀”的信任危機。

3、《非誠勿擾》未來方向

在廣電總局下達通知后，《非誠勿擾》欄目停播，此欄目要繼續進行下去，就要做到兼顧媒體責任與收視率，其中媒體責任放第一位。嚴格的做好把關，把好嘉賓關、把好內容關（言行關）、把好形式關。在節目當中避免惡俗的舉止行為，要將相親節目的服務性功能擺在首要位置。2005年10月，中央電視臺臺長趙化勇提出“綠色收視率”概念，他這樣解釋：綠色收視率就是努力提高收視率和收視份額，確保國家主流媒體對觀眾的影響力的對輿論的引導力，有效體現節目的思想性和導向性。同時，又要杜絕媚俗和迎合，堅守品位、抵制低俗，實現收視率的科學、健康、協調、可持續增長，增強中央電視臺的權威性、公信力和品牌價值。【4】“綠色收視率”的提出正是強調了媒體責任與收視率的統一性，在健康、真善美價值觀的引導下創造節目的品牌效益。

四、從傳播學角度來分析如何做到媒體責任與收視率和諧統一

1、傳播效果分析

《非誠勿擾》節目的播出，其受眾群體主要是青少年和單身男女。在這里對此作傳播效果分析。《非誠勿擾》欄目就是傳播者，廣大電視觀眾（以青少年為主）即受眾，電視即主傳播媒介。配以報刊、網絡以及手機等多種渠道，多種形式的副傳播媒介。節目所傳達的內容即婚戀交友以及其所引發的熱點問題都是傳播內容。

《非誠勿擾》節目里面所展現的是現代人部分群體的婚戀交友標準和態度，然而里面傳達出來的諸如“拜金主義”，“房子、車子、票子”一應俱全，“富家子”不娶“農村女”，速配講究所謂“眼緣”的憑相貌論好壞，以及中性女的婚姻觀等社會問題都被在電視上面放大，傳達出的是情感物質化，婚姻階級化以及“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金錢至上的婚戀觀

在傳播學當中的“魔彈論”其核心觀點：傳播媒介擁有不可抵抗的強大力量，它們所傳遞的信息在受傳者身上就像子彈擊中了軀體，藥劑注入皮膚一樣，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應；它們能夠左右人們的態度和意見，甚至直接支配他們的行動。這表明大眾傳媒擁有強大的影響。【8】

青少年亞文化群體是電視娛樂節目消費中最活躍的群體，他們的文化消費過程體現了非理性、重感覺、輕思考等特點【5】。對于價值觀和婚戀觀還處在形成期的青少年，此類節目所傳達的信息，他們還不具備分析和判斷好壞、真假、善惡的能力，也就會造成這種“中彈即倒”的影響。

電視媒體傳播的內容具有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傾向，這些傾向通常不是以說教而是以“報道事實”，“提供娛樂”的形式傳達給受眾，它們形成人們的現實觀，社會觀于潛移默化中。格伯納等人認為，傳媒的這種“培養效果”主要表現在形成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而電視媒介在“主流形成”過程尤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會屬性，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培養”人們關于社會的共同印象。【8】《非誠勿擾》所傳達出來的婚戀觀，里面有關于“女方有錢，男方可以少奮斗幾年”，“富二代炫耀金錢和女友”，“城市婆婆不接納農村女孩”，“20萬可以考慮牽一下手”等體現出來的婚姻階級化，金錢至上化是一種畸形的婚戀觀。而電視媒體呈現了這樣病態的婚戀觀，只是個別少數人的想法，當然這里面也不能排除作秀的嫌疑，嘉賓以出位的言論來博取關注度。這種由電視媒體創造出來的“象征性現實”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著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世界觀和社會觀，長此以往下去，這種病態的思想就會植入青少年體內，培養出畸形婚戀觀的惡土，這種傳播效果就是負面的。

非誠勿擾的高收視率為它的傳播內容奠定了一個大的平臺，一旦青少年對這種價值觀認知后，他們的心理哈態度就會相應地產生變化，從而在行動上就踐行這種錯誤的價值取向。

2、走好媒體責任與收視率的平衡木

西方傳播學的研究中的傳媒政治、經濟學的流派有一個很著名的“受眾商品化”的觀點，即有什么樣的節目就有什么樣的受眾。大眾傳媒制作節目的同時，生產出了這一節目的受眾，在西方學者看來，這種被生產出來的特殊商品叫做消費品受眾。【6】電視節目日益商品化的趨向，追求商業利益成為電視欄目的最大目標，電視媒體和觀眾之間的餓這種“買賣關系”日益凸顯，相對而言節目的社會效益就被嚴重削弱甚至是忽視。所以，呼喚和諧，健康的媒體環境成為當務之急，那么怎樣走好媒體責任和收視率的平衡木呢？這里從主客觀兩方面來分析。

（1）主觀環境的改造

重視“群眾適應性”

電視由于覆蓋面廣，普及面大，觀眾幾乎可以無障礙接收。因此，電視節目必須要考慮群眾適應性。【7】《非誠勿擾》這類相親節目由于與社會的人際交往、婚戀、感情緊密聯系在一起更應該考慮廣大觀眾的適應性。在節目播出的過程當中，很多觀眾反映，這只是一場秀，節目的嘉賓缺乏誠意，像戲劇一樣，很多嘉賓語言惡俗只為吸引人的眼球，很多家長由于害怕此類節目當中的不良價值觀影響孩子的思想，他們都禁止孩子收看，這就體現了群眾的不適應性。因此，對群眾適應性的問題要引起重視，違反人們道德底線和社會容忍度的價值觀都應該禁止或是正面引導。

“培養”正確價值觀

電視節目塑造的是一個“象征性現實”，這種象征性的社會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由于電視傳媒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世界之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同時，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8】電視娛樂節目同大眾文化產品一樣在社會中應該不僅僅是文化商人賺取利潤的手段，它同時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文化功能。許多娛樂節目要能對娛樂化進行成功的倫理改造，將正義、協作、勇氣、溝通、純潔、堅強、自信等正面價值融合到娛樂元素中。塑造一個真善美的象征性現實，特別是對于青少年而言尤為重要，積極引導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品位”融入“品牌”之中

電視節目要提高收視率，必須能有品牌作為支撐，而這也帶來電視臺為追求品牌效應，形成俗套的跟風狀態。2005年由超級女聲引發的一系列的選秀節目，2010年相親節目大戰銀屏，為了商業目的形成惡性競爭。把品牌引進來也要能把品牌做大做強才叫創新，而這些節目都千篇一律的走進了模仿的行列，不敢大膽創新，求穩的心態遠大于求新。《非誠勿擾》作為一檔引進來的相親欄目，還未來得及水土不服就意外走紅而形成江蘇衛視的品牌欄目，品牌欄目要持久的發展下去必須要有品位的注入。品位是指對事物有分辨與鑒賞的能力，《非誠勿擾》這檔相親節目在注入情感元素的同時也帶來了關于金錢觀、社會階層觀、道德觀的拷問，節目越來越往商業化和低俗化方向發展，贏得了收視率失去了真善美。要提升節目品位就需要留下精華而去其糟粕，所謂的精華就是留住節目所體現的社會和人身上的真誠，善良和美麗，哪些一味只求抓人眼球和聽覺神經的低俗生理需求要舍棄，只有這樣才能做出有品位有格調高雅的節目，從而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和觀眾視覺的審查。

（2）客觀環境的改造

國家制度環境保障媒體公信力

電視媒體的存在需要培植它的制度環境，特別是在我國，媒體環境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來保障，但是這樣的單一不變的制度環境卻只能通過行政命令來管理電視臺和各大媒體，實施起來也不夠強硬。廣電總局對相親類節目進行整改，沒有從根源做起，只是等到節目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觸犯了社會道德才去整改，沒有把它做成制度化的規范管理，對電視節目要講究制度管理，借鑒國外對電視節目的分層管理辦法，不同的節目可以分為一二三四等級，對節目的內容、收視人群、放映時間等有明確的劃分，對于有些不適宜兒童觀看的節目在放映前要提醒家長，還有一些需要家長陪看的節目也要有明確的提示等。

電視媒體的發展要長久，就必然少不了樹立媒體公信力形象。媒體的公信力不僅需要自身內在品質的保證還需要外在環境的塑造。是衡量媒體權威性、信譽度和社會影響力的標尺，也是媒體贏得受眾信賴的能力。作為一種無形資產的媒體公信力，是媒體在長期的發展中日積月累而形成的。媒體公信力的高低，決定其輿論影響力的大小。媒體公信力是衡量、評判其輿論影響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標準之一。對于媒體來說，就是以其主體業務為核心形成的能夠贏得受眾、占領市場、獲得最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在眾多競爭對手中保持獨特優勢的資源和能力。

媒體環境呼喚和諧

和諧社會的定義：中國幸福學研究認為，人的本性是不滿足，不滿足就是指我或者我們都希望我或者我們的事物比別人的好，人的尊嚴就是不允許在公開場合踐踏人的本性。因此：社會中每個人的尊嚴都得到了公開的尊重和保護就是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提到的最關注的問題是以“人”為本，關注的是人的尊嚴的問題，而這樣一個和諧社會的大環境需要電視媒體去促進。電視媒體的和諧發展需要對媒體責任和收視率進行雙向把關。

在許多相親類節目當中，并沒有把這種人的尊嚴放在第一位這就是一種違背社會價值觀的做法，在《非誠勿擾》當中，女嘉賓多次對男嘉賓的長相、身材、家庭背景進行點評甚至是詆毀，說話言行絲毫不考慮男嘉賓的尊嚴問題，而作為公眾媒體去呈現甚至去放大這種現象其實是一種媒體犯罪，盡管這樣做可以招來收視率和關注度，卻違背了媒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所以，要促使收視率與媒體責任和諧發展，以人為本是關鍵。第一，以節目真實性為本，嘉賓之間以誠相待，去除階級觀念、拜金主義等不良社會風氣；第二，以觀眾接受程度為指標，去除作秀嫌疑，真誠的面對觀眾，畢竟話題不是一個節目生存的長久之計；第三，節目宗旨和定位要高雅，不能以滿足觀眾的生理需求為主，要提升觀眾的精神需求。“受眾商品化”概念的提出就是有什么樣的節目就有什么樣的觀眾，節目格調上升，觀眾品味也會隨之上升，和諧的媒體環境才能真正促成和諧的人際關系。

參考文獻

【1】徐舫州 《電視節目類型學》 浙江大學出版社

【2】【3】謝耕耘 王彩平《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市場報告》 來源：新聞界, 2005年第4期

【4】《廣播電視理論動態》 2006年第9期

【5】【6】陳龍 《走好收視率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木》 中國電視 2006年第5期

【7】尹鴻 《電視娛樂節目必須考慮群眾適宜性》 新聞與寫作 2007年 第一期

【8】威爾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 著作《傳播學概論》第二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