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析本案中被保險人是否該得到保險公司理賠

本案中被保險人是否該得到保險公司理賠?

【案情】

1999年6月25日，姜某以自己為投保人和受益人，以丈夫胡某為被保險人，與某保險公司簽訂了身故保險金為30000元的終身保險合同。保險合同中約定：被保險人因違法、故意犯罪或拒捕、故意自傷、醉酒、斗毆造成人身傷害或身故的，保險公司應免除保險責任。2007年8月3日，胡某在追討其借給張某的2萬元賭資時，與張某發生口角，被張某用鋼管擊中頭部，導致經搶救無效死亡。之后，胡某之妻姜某在多次向某保險公司索賠未果的情況下，將某保險公司訴至法院，要求某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30000元。

【分歧】

本案在審理中，對保險公司應否承擔理賠責任，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認為，應駁回姜某的訴訟請求。理由是：胡某之妻姜某與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明確約定被保險人從事違法行為而導致身故的，可免除保險公司的保險責任。而胡某借給張某的20000元賭資具有賭博性質，是一種違法行為，不僅違反了合同的約定，而且其的死亡與其的違法行為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因此，保險公司不承擔理賠責任。

第二種認為，應支持姜某的訴訟請求。理由是：雖然胡某借給張某賭資具有賭博性質，屬于違法行為，但導致胡某死亡的真正直接原因并非是胡某提供賭資而被張某殺害，即，胡某追討賭資的行為與其被殺的損害結果之間沒有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合乎自然規律的聯系，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所以，保險公司不能免除自身的保險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胡某追討賭資的行為與其被殺身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據此確定保險公司應否承擔理賠責任，這就涉及到保險業中的一項基本原則——近因原則。對于近因原則，我國現行保險法并沒有直接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近因原則是判斷保險人應否承擔保險責任的一個重要標準。“判斷責任看近因，決定賠償看范圍”這句俗語已成為保險實務中一種不言自明的法律思維。所謂近因原則，是指危險事故的發生與損失結果的形成須有直接的后果關系，保險人才對發生的損失承擔理賠責任的一項原則。近因是指造成保險標的損失最直接、最有效的、起決定性作用或起支配性作用的原因，它并不一定是損失發生時在空間和時間上最接近的原因。

實踐中，引起損失的原因可分為單一原因和多種原因兩種情形。單一原因，是指保險標的損失由單一原因所致，該因即為近因。單一原因屬于保險責任的，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單一原因屬于責任免除項目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多種原因，是指保險標的損失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原因所致。認定近因和保險責任，主要分三種情況：一是多種原因同時發生導致的損失。該種情況中，如果同時發生導致損失的多種原因屬于保險責任或責任免除的，則保險人應負全部的或不負賠償責任;如果同時發生導致損失的多種原因不全屬保險責任，則應嚴格區分。對不能區別保險責任和責任免除的，可以協商賠付。二是多種原因相繼發生導致的損失。該種情況中，如果相繼發生導致損失的多種原因屬于保險責任或責任免除范圍的，則保險人應負全部或不負賠償責任。如果相繼發生導致損失的多種原因中的前因屬于責任免除且為近因，后因屬于保險責任的，保險人不承擔保險責任;反之，后因屬于近因，則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三是多種原因間斷發生導致的損失。該種情況中，由于在間斷發生的原因中，有一種新的獨立的原因介入，使原有的因果關系鏈斷裂，并導致損失，則新介入的獨立原因是近因。如果近因屬于保險責任范圍的事故，則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反之，則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本案中，胡某的死亡顯然不是單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追討賭資和被張某所殺兩個原因相繼發生導致。即胡某追討賭資是前因，張某痛下殺機的犯罪行為是后因，這兩個原因是相繼發生且前后銜接的。那么，胡某的死亡原因究竟是緣于追討賭資的行為還是來自張某的犯罪行為，也即，哪個原因是引起保險事故發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這就需要用近因原則來判斷。而本案胡某追討賭資時，張某如果沒有產生殺人的動機，并采取相應的暴力手段，而是如數交付，就不會導致胡某身亡。即，胡某追討賭資的行為作為前因，雖然給張某實施犯罪行為的后因客觀上提供了作案時機和條件，但張某實施的犯罪行為并不是胡某追討賭資直接的、必然的結果。也即，胡某追討賭資的行為與其的死亡后果僅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無法構成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因此，胡某追討賭資的行為作為前因不具備近因的條件;相反，真正導致胡某死亡的近因則是作為后因的張某實施的犯罪行為。故此，張某的犯罪行為不屬于保險公司的免責范圍，保險公司仍應承擔理賠責任。

隨著我國保險業的迅猛發展，近因原則已逐步成為我國保險業的一項基本原則，為保險人在分析損失的原因和處理保險賠付責任時所采用。筆者在此也建議，我國應在立法中明確近因原則在保險中的適用，這不僅符合國際保險業的趨勢，使我們在處理保險糾紛時能做到有法有據可循，而且也有利于促使我國保險事業又快又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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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解析本案財務科長侵吞財物是否構成侵占罪

本案財務科長侵吞財物是否構成侵占罪?

案情:甲系某鎮政府下屬的鄉鎮集體企業玉山煤礦的財務科長，2003年12月，市政府決定將鄉鎮煤礦資產全部收歸國有，并開始清產核資。2004年2月初，玉山煤礦通知與煤礦有業務往來的乙前來核賬，甲在審核時發現乙所持欠款單據中4張已核銷過。乙則以弄出錢來平分并打欠條為條件，誘使甲同意入賬。經核算，該4張收條的欠款總額為8萬余元，2月10日，甲將發票及單據簽字后入賬，乙給甲寫了一張4.3萬元的欠條。2004年2月25日，玉山煤礦將資產移交給市礦業有限公司，企業性質由集體企業變更為國有企業，市礦業有限公司對玉山煤礦的原欠債務進行分批清償。乙先后從礦上領取了8萬余元欠款，并分4次給了甲4.3萬元。

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甲乙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乙具有侵占公共財產的主觀故意，甲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且利用了甲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兩人應定貪污罪。

評析:筆者贊同第一種意見，本案應定性為職務侵占罪。主要理由為:

第一，從“行為與責任同在”的原則分析，作為實行行為的是在玉山煤礦改制前甲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侵占行為。作為刑法的一項重要原則，“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的原則，是指行為人的主體身份、主觀罪過、犯罪目的和辨認控制能力的認定，應以犯罪的實行行為時為準，而不是指實行行為前或實行行為后。我國刑法所堅持的主客觀一致的原則，實際上也包含了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的內容。因此，厘清犯罪嫌疑人的哪些行為是實行行為，對于判斷某一行為是否為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具體本案而言，二行為人的實行行為究竟主要發生在玉山煤礦改制前還是改制后呢?從二人合謀，到甲利用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利用重復報銷的手段，將8萬余元的單據在該煤礦入賬，已經使刑法所保護的單位財產的法益，受到了直接的、現實的侵犯，因此是侵占改制前單位財產的不可或缺實行行為。而在玉山煤礦改制為國有企業后，二人所實施的將虛假債權憑證轉化為財產的行為，不過是二人在侵占單位財產的行為實行終了后，繼而發生其他危害行為。這種行為，對改制前二人利用甲的職務便利侵占單位財產的行為，具有補充和從屬作用。也就是說，二行為人利用甲的職務便利實施侵占單位財產的實行行為，主要是發生在玉山煤礦改制前的階段。而在此階段，甲的身份是非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具有侵占單位財物的故意，客觀上利用了玉山煤礦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實施侵占單位財物，完全符合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應對甲乙的行為以職務侵占罪定性。

第二，從因果關系的角度分析，在玉山煤礦改制前甲利用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侵占行為對危害結果起了決定性作用。本案中，一方面，甲利用在玉山煤礦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實施了虛假平賬的行為;另一方面，其又利用了在改制后的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確認了虛假債權。這里牽涉到對因果關系中原因的認定問題，即要在多種事實原因中，梳理出對危害結果產生決定性作用或主要作用的危害行為，作為本案事實原因的有兩種職務行為，到底哪一種職務行為是對危害結果(公共財產或單位財產的損失)的產生起了決定性作用呢?筆者認為，這里的決定性作用，是指這些行為自身已經包含了獨立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力，無需其他因素就能合乎規律地造成危害結果。而本案中，如果沒有甲利用在玉山煤礦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使乙獲取了8萬多元的收款條，不管該煤礦轉制為何種性質的企業，都不會產生侵占單位財產的可能;相反，即使玉山煤礦改制后甲沒有再擔任財物科長一職，乙也完全可以憑著煤礦出具的收款條，按照公司的正常還款程序領取到欠款。可見，對危害結果的產生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甲利用其擔任玉山煤礦財務科長的職務行為。

第三，從犯罪對象的角度分析，甲乙二人在玉山煤礦改制前已經實際控制了財產性利益。通常將犯罪對象———是集體財產還是公共財產，作為區分貪污與職務侵占的區分標準之一。筆者認為，一般情況下，職務侵占罪的犯罪對象是作為非公共財產的單位財物，但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卻未必都是公共財產。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依照貪污罪定罪處罰。而這里貪污罪的犯罪對象顯然是非國有單位的財物，并非公共財產的范圍。也就是說，非公共財產，既可能是職務侵占的犯罪對象，也可能是貪污的犯罪對象。

應注意到，為適應新形勢懲治賄賂犯罪的客觀需要，現行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對“財物”外延的適當擴充，即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的一種特殊形式，從而賦予了“財物”概念更廣的內涵。這一點，在“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第八條已作了明確規定，其將賄賂的范圍由財物擴大至財產性利益。上述意見雖然是針對商業賄賂罪而言，但與同樣作為職務性的侵犯財產犯罪———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從這個意義來說，本案中，乙與甲合謀利用甲擔任財務科長的職務便利，所獲取的以玉山煤礦名義出具的含有8萬多元的收款條，屬于乙擁有的對該煤礦的債權權利憑證，是一種可以用金錢計算的財產性利益。獲取該收款條后，即屬于實際控制了該單位的財產性利益，因此已屬犯罪既遂。而之后二人將該財產性利益轉化為現實財物的行為，只應對案件的量刑產生影響，而與犯罪的完成形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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