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江西省農村信用社考試熱點：自由攜號轉網才能激活電信競爭(政公教育)

新京報社論

攜號轉網的實質，在于賦予消費者更大的選擇權，使消費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腳投票”;這項改革不一定會改變當前的電信格局，但會倒逼各家運營商提升服務，讓利于消費者。

近日，海南省正式向用戶提供雙向號碼攜轉業務實驗，除個別號段外，海南電信、海南移動、海南聯通移動網用戶均可自由攜號轉到海南省本地其他運營商網絡。

今年以來，國家關于促進電信競爭的動作頻頻，先是發展一批民營的虛擬運營商，后來又宣布所有電信業務資費均實行市場調節價。不過，對于這兩項措施能否促進電信競爭，降低資費，業內并不看好。

以虛擬運營商為例，不過是從三大運營商批發語音和上網流量，然后再轉賣給消費者，所以虛擬運營商所能帶來的競爭很有限，從目前各虛擬運營商公布的資費水平來看，與三大運營商相比并無多少優勢。“電信資費市場調節”同樣如此，由于三大運營商目前利益格局基本固化，誰都不會輕易發起價格戰，帶來兩敗俱傷的結局。

其實，從國際經驗看，促進電信競爭，降低資費最有力武器，是放開攜號轉網。此前有調查表明，超過7成的用戶表示即使不滿意運營商的服務也不愿換。攜號轉網的實質，在于賦予消費者更大的選擇權，使消費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腳投票”;這項改革不一定會改變當前的電信格局，但會倒逼各家運營商提升服務，讓利于消費者。這一點，從國外經驗就可得到佐證：英國實施攜號轉網后，每月簽約電話資費指數下降3%，包括預付費業務在內的所有移動電話資費指數下降近5%;美國攜號轉網之后，運營商T-Mobile也下調了某業務套餐的價格，調整幅度高達33%。

正因為攜號轉網直接沖擊現有的市場格局和利益格局，蠶食運營商的蛋糕。運營商對于攜號轉網的積極性并不高。此前，攜號轉網喊了很多年，但遲遲難以推開，即便個別試點攜號轉網的地區，均是單向轉網，形式大于意義。而且即便如此，為了留住現有客戶，運營商客觀上會設置各種條件阻礙轉網。比如享受優惠套餐的無法轉網等等。

電信消費，是拉動內需的一大利器，從電信業實現市場決定的目標看，攜號轉網的改革步驟需要進一步加快。2010年天津已經啟動了攜號雙向轉網，直到2014年才開始海南攜號雙向轉網;2010年兩個地區試點，2014年才拓展到五個地區。這個速度明顯偏慢。在總結天津和海南試點基礎上，明年應在更多地方全面推開。

另一方面，攜號雙向轉網也需要邁向全面自由。以這次海南放開攜號雙向轉網為例，170、157和188號段的用戶暫不參與號碼攜帶業務。把特定號段排斥在攜號轉網之外，可能是出于對個別運營商的保護，但它傷害的卻是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權。

攜號轉網不僅給消費者實惠，某種意義上說，對于運營商也是好事。因為只有在競爭的壓力下，運營商才會不斷去改善公司治理，壓縮成本，提高經營效率，如此將能大大提升各個運營商的競爭力。由此可見，無障礙的攜號轉網帶來的，最終將是雙贏格局。

第二篇：2015江西省農村信用社考試熱點：“事業單位入社保”是一個好的開始(政公教育)

《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已經2014年2月26日國務院第40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加社保、一年累計礦工超30工作日可解聘、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需訂閱聘用合同等內容引發社會廣泛關注。(5月15日新華網)

單就人事管理制度層面，《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的出臺，算是一種填空補白。但是，熟悉事業單位管理模式的人，都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一些管理規范的地方，很多事業單位都已經這樣做了多年。比如，簽訂聘用合同，再比如，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從這個人事管理條例中看到一些讓人欣慰的“新料”。

最能夠吸引人的“新料”，筆者認為，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參加社保。長期以來，事業單位與行政單位都在養老方面“獨樹一幟”，擁有一些特權，不參加社保，由公共財政買單，造成的結果是，公共財政的負擔加重，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比企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待遇高不少，這長期被社會所詬病。也是實實在在的社會不公。今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將參加社保的規定，是剔除特權、維護社會公平的表現。

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加入社保，是一個好的開始。雖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事業單位人員從什么時候開始加入社保，一些地方的公共財政是不是能夠支撐這樣的改革，但這樣的態度至少是公允的負責的。除此之外，事業單位人員建設績效工資制度、公開招聘制度也都會進一步規范事業單位的用人習慣，對于“蘿卜招聘”以及暗流涌動的“接班制度”，都可能會有一些約束。

但是，這一條例距離公眾期待的事業單位用人規范，似乎還有一定差距，還有諸多問題需要解答。首先，事業單位現在適用人事管理制度，是向行政部門看齊，而并沒有適用于《勞動合同法》，對于正在改革的事業單位而言，究竟是利是害，似乎很難說清。至少，這會形成一個矛盾：身份確立為“鐵飯碗”的事業單位人員，卻在社保問題與企業人員等同。再者，事業單位改革已然“在路上”，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精神，一些單位可能要改為行政部門，一些單位可能要改制為企業，那么，在改革過程中，工作人員的身份又當如何轉換?

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權力監督的問題。許多事業單位，擁有公共權力，這個公共權力得不到監督，也會出現貪污腐敗;許多事業單位也擁有獨立的招聘權力，即便面向社會公共招聘，也很難完全避免“因人設崗”的現象發生。可以肯定，如果事業單位的權力仍然無法得到有效的監督，政企不分、管辦不分、行政化嚴重，則這個人事管理條例很可能會被現實架空。

第三篇：2015年江西省農村信用社考試申論熱點：如何看待“當經濟作物不再“經濟””問題(政公教育)

時事評論背景：

下個月，新的棉花就要開始了。連續實施了3年的棉花臨時收儲政策今年不再繼續，目標價格改革試點正式啟動。今年棉花市場情況會怎樣，各方都在關注。這幾天，跟山東的幾個通訊員通電話，聊起棉花種植情況，他們都反映近幾年他們那里的植棉面積在不斷下降。這種情況似乎不是個案。資料顯示，近年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棉田面積的確呈縮減趨勢。為啥會這樣？農民的感受最真切。他們說，棉花雖然是經濟作物，但已經不太“經濟”了。

時事評論觀點：如何看待“當經濟作物不再“經濟””問題

首先，勞動投入已不“經濟”。現在種其他糧食作物，從播種到收割，基本已經可以實現全程機械化了。農民會算賬，自己真正在田里勞作的時間，頂多不超過一個星期。但是種棉花不行，棉花生產周期長、環節多、機械化水平低。打棉杈，掐邊心，殺棉蟲，拾棉花，就連地都要耕上好幾遍，里里外外至少要干一個月。就拿采摘環節為例，數據顯示全世界大約有30%的棉花是由機器采摘的，而我國的機采率在2012年時只有8.2%左右。在農業生產機會成本不斷升高的背景下，讓農民把大量勞動投入到棉花生產中，顯然不太合算。

其次，種植收益已不“經濟”。同樣一塊地，種棉花只能種一季，種糧食可以種小麥和玉米兩季，種蔬果可以種多季。雖然如今的棉花價格依然較糧食價格要高，但由于小麥最低收購價連年提高，農民對于糧棉比價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滿意。來自山東的數據，去年該省皮棉單產為65公斤/畝。按照已經發布的2014年棉花目標價格19800元/噸計算，每畝地收入約為1200多元。這基本和種兩季糧食收入相當，與種蔬果的收入差距很大，和外出打工收入相距更遠。收益與預期不符，棉農的種植熱情如何提高？

當投入和產出環節都不能令人滿意時，這也就難怪為啥農民覺得種棉花“不經濟”了。當經濟作物不再“經濟”，也就難怪種植面積會下降了。

棉花生產面臨的難題警醒著我們，糧食生產要謹防這種“不經濟”的情況出現。近年來，糧食生產高投入、高成本的趨勢日益明顯，種糧比較效益低的局面短期內很難改變。與此同時，農民從事非農勞動的收入大幅上升，來自非農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速，一些地區的農民開始“厭農”“棄農”，即便選擇務農，生產非糧化的傾向也較為嚴重。

保障糧食安全，離不開農民種糧務農的積極性。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核心在于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保證農民種糧收益，一要補，二要扶。今后，一方面要在繼續擴大補貼總量的同時，探索形成農業補貼同糧食生產掛鉤機制，保證多種糧者多得補貼，保持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讓糧價保持在合理水平，通過價格支持保證農民增產增收。眼下看，正如轉變生產方式、提高機械化程度、降低生產成本是棉農的現實選擇一樣，種糧農民也應如此才能保證投入和產出更加經濟劃算。

第四篇：2015江西省農村信用社考試熱點：官員“記者”為何不能見容于當地官場(政公教育)

從為民請命寫報道，到選擇“繳械”沉默，再到在江永“違規進人案”中被逼著發聲，熊國劍的遭際，折射出當地官場劣幣文化之弊。

熊國劍在湖南江永曾以仗義執言聞名，作為官員的他，年輕時曾寫過多篇為民請命的新聞報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負面新聞發生，民間和官方總認為是熊國劍干的。在2003年后，成為交通局副局長的熊國劍卻一改往日刺頭形象，再未寫過一個字的批評報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違規進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當地許多人猜測，是熊國劍引爆此事。雖然自己并非那個舉報人，但為“保護自己”，他選擇了盡可能將此事公開。

如果像馬丁·路德·金所說，“歷史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那歷史也必將記錄，一個不愿過度沉默者的遭際。不論是屢屢陷入“自證清白”的尷尬，還是因得罪官場而感到的害怕，熊國劍的經歷，展示的正是他作為“體制內不良現象反對者”的艱辛與苦澀。

我們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結果，是熊國劍在江永的處境越發艱難。他受訪時就說，“我真的壓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獨。”這發人深省：一種不愿意“沉默”的選擇，為何只剩下曠野吶喊式的悲壯?

這樣一個官員“記者”的艱澀經歷，正是當地官場的現實鏡像。它讓我們看到，一些“庸常的惡”如何在無形間形成利益共同體，并使得“惡”成為可以接受的潛規則，而與之相對的善則成眾矢之的。據了解，在江永官場，不少人對因“違規進人案”而被查處的官員充滿同情;在此案最初被舉報時，違規案件本身沒成為焦點，江永官場卻一致聚焦于“誰是舉報者”這個問題上。這導致江永官場暗流涌動，也使得幾個懷疑對象苦惱不已，紛紛借機表明清白。

僅從這場追查“內鬼”行動來看，不難發現這地方的官場文化有著怎樣的價值錯亂。熊國劍不可能成為這種官場文化當中的英雄，只能成為“異類”。如果說，正是這樣的一種現實，使得年輕的熊國劍一度仗義執言，那也同樣是這樣一種現實，使得他數年間選擇“繳械”沉默，更是這樣的一種現象，最終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為官員“記者”的熊國劍的確是一個樣本，讓人可一窺某種劣幣文化的積弊。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種不良現象太普遍了、太嚴重了，好像不良現象就變成了體制。其實體制內還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許有人會說，熊國劍在當地官場感到的孤獨，是一種局限，因為他還有輿論支持。但這不免失之矯情。要知道，使熊國劍淪為異類的畸形環境，恰恰是一種負能量的自我強化。

而要避免讓不良現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場規則內部，要讓熊國劍們不復成異類，關鍵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與民眾利益相同的共同體，找到法治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