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我國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我國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在建國初期我國的醫療主要是中醫中藥、西醫很少。但是不論中醫還是西醫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小城市的醫生幾乎很少，農村更是十里八村或有一位中醫大夫或神婆雖然技術有限，仍然忙的不可開交。大部分農民患病只有聽天由命，請醫生治療幾乎是一種妄想。一旦遇到疾病流行，各村死亡幾人或幾十人是常有的事。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送瘟神>>就充分說明了當時我國的醫療衛生狀況。黨中央國務院為了改變我國傳染病肆虐流行、民不聊生的貧窮落后面貌，走捷徑，迅速在全國農村培養了赤腳醫生，成立了衛生室，在我國辦起了農村農民合作醫療，開創了我國有史以來的農村醫療衛生的新局面。

赤腳醫生大部分都是用新中國的建國理念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成年和青年，早在五十年代他們有的就積極響應黨的消滅地方病的偉大號召、在疫區大搞愛國衛生運動。特別是在1965年毛主席的6?26指示發表以后、在國務院和衛生部的領導和部署下赤腳醫生迅速在全國普及。經過短暫培訓之后、他們就積極的投入到了全國性的防病治病衛生大軍。她們有的師承力學，有的在公社醫院或衛生局舉辦的各期赤腳醫生學習班或醫士學習班學習。他們一邊學，一邊臨床實踐治療，一邊又在群眾中宣傳普及衛生知識。學習畢業或結業后、各自回村在當地衛生防疫主管部門的指導和安排下，帶領村民大搞愛國衛生運動。對各種傳染病和地方病進行全方位的防治，對重點疫區重點防治。定期打掃街道。夏天定期往水溝里撒藥消滅蚊子，往村民家庭里和廁所里撒藥消滅臭蟲和蒼蠅。往田間放藥消滅鼠患等等。在疾病流行季節，除集中整治環境衛生外，有選擇性的在各流行地、為各年齡段的適齡人群、免費進行口服預防藥或預防接種疫苗。如接種天花疫苗（牛痘疫苗），百白破疫苗，流腦疫苗，乙腦疫苗，破傷風疫苗，麻疹疫苗，卡介苗，乙肝疫苗，嬰兒癱糖丸，瘧疾藥，血絲蟲病藥等等。在山東的鄒縣、藤縣、嶧縣（現在改名棗莊市）一帶除瘧疾和其他傳染病流行以外，血絲蟲病的流行更為廣泛、危害更嚴重。血絲蟲進入人體以后、在人體內滋生繁殖、嚴重破壞人體的淋巴系統。造成橡皮腿，鞘膜積液，乳糜尿等。當時在當地就流傳著這樣一個民謠：“鄒、滕、嶧縣，粗腿大蛋，不論男女，染上完蛋”。在普查普治血絲蟲病和瘧疾病的年代、為了消滅血絲蟲病，疫區的防疫人員、要確診血絲蟲病人，必須為疫區的人民查血、查到血絲蟲才能確診。所以赤腳醫生白天要整理好村民人名單表格和查血涂血用的玻璃片等物，到晚上9至10點以后待村民熟睡時、再到村民家里叫醒村民進行抽耳血涂片、以備化驗查找血絲蟲，一直忙到夜晚1----2點鐘才能回去休息。有時因為時間緊、季節不等人。要保質保量按時完成抽血查血人數。時常要通宵達旦的工作。有時要幾個公社協同作戰。離家遠的赤腳醫生一般要一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他們吃著自帶的瓜干煎餅和咸菜；喝的是白開水，從沒有一個叫苦的。在確診血絲蟲攜帶著以后、再針對性的給與藥物治療和全民藥物預防。在瘧防工作中，為了徹底消滅瘧疾病，赤腳醫生也和預防血絲蟲病一樣，除了給現癥病人服現癥治療藥以外，還要為全體村民服預防藥。赤腳醫生要帶著瘧疾藥，挨家挨戶地送，把藥送到每個村民的手里、看服到肚才算完成。為了達到預防效果，不漏服每一位村民、有時赤腳醫生要為一位村民來回跑幾次、說很多好話村民才能把預防藥服下。有時赤腳醫生還要帶著預防藥、茶水和茶缸跑到田間地頭，把藥送到干活的村民手里看服到肚。經過全國醫務工作者和全國赤腳醫生幾年或幾十年的努力，在我國基本消滅和控制了各種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甲類傳染病和大部分乙類傳染病。2003年非典爆發流行的時候，鄉村醫生在沒有任何防護和沒有任何待遇的情況下，認真完成了上級交給的各項防護任務。在實現全國衛生防疫的一盤棋上做出了貢獻。在治療方面，赤腳醫生以合作醫療為依托，堅持【三土?四自】自種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藥。中西醫結合為村民防病治病。在很多地區村民就診一次、只要交5分錢的掛號費藥費全免。這在6?70年代無不是個奇跡，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在莊稼成熟的季節赤腳醫生就身背藥箱和村民一起到地里一邊收莊稼一邊就近為村民治療輕傷小病。保證和支持了當時農村勞動力的出勤率，有力的支援了農村的夏種秋收。也徹底改變了農村無醫無藥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赤腳醫生的自學成才，治好了無數受疾病折磨的病人，挽救了無數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生命。保證了村民的身體健康。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使老百姓普遍感覺到了共產黨給人民辦了實事。感到了共產黨的溫暖。人們普遍有一個生活在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的幸福感。有力的支援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老百姓說得好：“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為了改變赤腳醫生亦農亦醫的身份，1981年2月27號《國務院批轉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的通知》。通知中明確指出：【凡經考核合格者、相當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原則上給予相當于當地民辦教師水平的待遇。對考核不合格者發給?衛生員證書???????】。根據以上通知精神，全國大部分省份于1982年對赤腳醫生進行了考試考核。考試及格者發給了鄉村醫生證書。從此{赤腳醫生}改為了~~~“鄉村醫生”。可是鄉村醫生相當于當地民辦教師一樣的待遇至今沒能落實。赤腳醫生的名稱改了，實際上仍然是赤腳醫生。1983年“人民公社”更名“鄉、鎮”，生產大隊解體，農村第一次合作醫療也隨之跨臺，村里給赤腳醫生的待遇也隨之解除，從此一部分赤腳醫生和大部分衛生員轉行他業，剩下大部分熱愛本職職業的赤腳醫生轉由鄉鎮衛生院管理，有的在自己家里、有的租房辦起了簡單的衛生室，合醫不合藥繼續為村民防病治病。到了1991年鄉鎮衛生院對赤腳醫生重新進行了培訓再教育、對衛生室進行了整頓。拋棄了一批炕頭衛生室。在沒有衛生室的村莊建了新的衛生室，填補了沒有衛生室村莊的空白。衛生院對整頓后的衛生室實行了【兩管?五統一】的“異體”化管理。村民治病仍然合醫不合藥。赤腳醫生以藥養“醫”*。注*：赤腳醫生的以藥養“醫”的這個“醫”除醫治疾病以外還包括：“兒童計劃免疫、衛生宣傳、村民健康管理、計劃生育宣傳和衛生室的水、電、暖、筆、墨、紙、桌、椅、登、以及各種學習費用、各級各部門的各種檢查費、證件費，還有貧窮村民和五保戶看病的減免，地痞無賴的賴賬，小偷的盜竊等等”。一旦出了醫療事故全由赤腳醫生自己承擔，有的甚至傾家蕩產。由于赤腳醫生提心吊膽的工作，加之收入過低不能維持正常生活等，又有一部分赤腳醫生相繼轉行他業。特別是邊遠山區的村莊再次出現了衛生室的空白，村民又回到了無處治病的境地。長期以來，“赤腳醫生”即是農村衛生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農民健康的第一守護人，也一度成了干活有人叫，吃飯無人管的公共人物。大部分赤腳醫生之所以能從6?70年代默默無聞的工作到現在。他們除有?懸壺濟世?的精神支撐之外、主要是盼著和民辦教師一樣的待遇，盼著成為一名正式的醫生。

同胞們想想看，據有關統計數字資料報道：全國有400多萬醫生，要為全國13億多同胞醫療服務，這是什么概念？其中有100萬赤腳醫生要為全國近8億農民同胞服務，這又是一個什么概

念？俗語說得好：“一人難稱百人意”。可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在人民的生活普遍提高的今天，部分人卻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底線，處處自以為是、不把同胞情民族愛放在心里，更不把公共道德放在眼里。個別人因就診看病、不隨自己的心愿、就對救死扶傷的一線醫生大打出手，有的甚至危及醫生生命。特別是100萬弱勢的農村赤腳醫生、從20世紀6?70年代就赤著腳為農民治病。至今21世紀還是“赤著腳”、仍是農民為農民治病??????。幾十年來她們無怨無悔地把黨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現在她們已經人老珠黃、最小者也已近花甲，至今仍是三無，她們老無所依多么渴望改革的陽光照到她們身上！！。

同胞們想想看：70年代以前我國有多少傳染病和地方病？如：幾乎每家都發生過的瘧疾病，天花所致的“麻臉”的人，因嬰兒癱病所致的“爬行兒童”，缺典造成“大癭脖子”等病人。山東省從曲阜到臺兒莊一帶、到處可見因血絲蟲所致的“粗腿?大蛋”的血絲蟲病人，浙江省嘉興一帶血吸蟲所致的“大肚子細胳膊”的血吸蟲病人等等。還有因黑熱病，麻風病，天花，鼠疫，霍亂，流腦，乙腦，中毒性麻疹，中毒性瘧疾、白喉、破傷風等病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現在看看，這些病在社會上還有多少？這些疾病的消滅，無不傾注著祖國醫學科學家、對傳染病潛心研究的心血，無不傾注著赤腳醫生、對傳染病防治消滅的艱難。在六?七十年代全國有近一百五十多萬赤腳醫生和一百多萬衛生員，現在僅剩不過100萬赤腳醫生，其中六?七十年代的老赤腳醫生僅剩30余萬。這30多萬當中、現在還在不斷減少，這個減少不是他們轉行，而是他們懷著和民辦教師一樣待遇的期盼、和擔心傳染病再在世上流行的雙重心里、永遠地離開了個世界。他們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為祖國建設服務的弱勢群體、多么期盼公道、公正、公平和尊嚴。

胡錦濤主席明確指出：“構建和諧社會、關注弱勢群體、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

在全國城鄉和農村看病難看病貴的一片呼聲中黨中央國務院及時進行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于2004年在我國實行了新型合作醫療，特別是自【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

伍建設的指導意見】下發之后，全國各地大部分地區、加大了農村衛生室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填補了空白村的衛生室；對赤腳醫生進行了培訓考核，進一步提高了赤腳醫生的醫技水平。赤腳醫生又重新搬進了集體的衛生室。使我國大部分農村村民都參加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遍布全國各地區各民族、服務與各地各民族，她對維護各民族的團結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根據形勢的發展，為使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國務院規定的農村合作醫療政策。讓赤腳醫生更好的發揮她們的作用。

建議：特提出如下建議：

1、制定全國統一的鄉村醫生政策。

2、轉換赤腳醫生身份，3、將赤腳醫生納入鄉鎮衛生院編制，享受鄉鎮衛生院職工待遇，鄉醫+村醫=真正的鄉村醫生，人員可互動。

4、使衛生室成為衛生院的直屬單位，收支歸衛生院。

5、對60歲以上的老赤腳醫生醫和衛生員職工一樣退休，根據從醫年限給她們應得的退休金，給她們尊嚴！這樣既體現了對老年人的關懷又體現了黨和政府以人為本的光輝形象，又符合新型合作醫療穩定人才的需求。織牢三級醫療網的網底、是對全國人民的負責。農民給農民看病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國的國際威望。赤腳醫生的發展史、就是中國農村衛生的發展史，解決了赤腳醫生的歸屬問題，是寫好新中國歷史的重要篇章！讓赤腳醫生變成真正的鄉村醫生，更好地服務于農民，切實夯實我國的國民基礎！。

愿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

第二篇：政研論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肩負著振興中華、強國富民的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執政都在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斗。說到底，就是為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進行艱辛探索。

新中國6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從思想理論上說，這是毛澤東思想和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偉大豐碑。怎樣總結它的基本經驗？這有多種視角，可以進行這樣那樣的概括。本文根據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思路著重論述五點。

一、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新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指南

實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獲得輝煌成就的偉大指南。

首先要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用實事求是思想來概括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使之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偉大貢獻。作為思想路線，它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工作取得成就的基本經驗。新中國60年的歷史發展也證明：凡是凱歌行進之時，就是堅持和創造性地運用實事求是思想所獲得的豐碩成果；凡是發生曲折和挫折之時，都是違背實事求是思想種下的禍根；最后糾正錯誤、撥亂反正，也要高擎實事求是思想旗幟，才能使黨的路線和作風，重新回到正確軌道上來。

新中國60年按照歷史的發展，可以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先看前“30年”的情況。新中國建國后頭8年在總的方面堅持了實事求是思想，遭受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新民主主義建設全面展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黨的八大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一五”計劃進展順利，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鄧小平同志說：建國后的前8年，我們搞得不錯，政策是恰當的，發展是健康的，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當然，在個別方面也存在不實事求是的缺點。但是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黨的指導思想就逐漸違背甚至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作風，“左”的錯誤越來越嚴重。鄧小平同志總結這段歷史指出：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我們犯了“左”的錯誤，后來又搞“文化大革命”，走到“左”的極端。這一“左”，差不多整整20年。他強調：“二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對前“30年”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

1978年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就是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改革開放的“30年”，就是高揚實事求是思想的“30年”。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實事求是思想本身的內涵得到很大的豐富和發展，被正式確立為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被視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雖是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但它被明確為黨的思想路線卻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是由鄧小平同志首次倡導的。他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指出：“三中全會確立了，準確地說是重申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1982年十二大的新黨章基本沿用這個表述。鄧小平同志還十分強調實事求是思想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他在許多講話中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統統歸結為“實事求是”，明確指出“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在黨代會報告中，比如十四大和十六大報告在論述思想路線內涵時，對鄧小平同志講的“解放思想”和江澤民同志講的“與時俱進”思想還展開作了分析，強調改革開放實踐對黨的思想路線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從動態的、發展的眼光拓展實事求是思想的內涵。

二是創造性地運用實事求是思想撥亂反正，制定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是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直接之源。

實事求是被明確為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之后，也就成為在實踐上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意識形態上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和根本點。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提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基于這個思想，在進行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撥亂反正的同時，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始了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全面開放的轉變歷程。實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獲得輝煌成就的偉大指南。

二、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新中國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

鄧

小平同志講到我們國家的歷史經驗時多次指出：“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還說：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這是說到了問題的根本。

什么是社會主義呢？最核心的是社會主義本質問題。過去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歸根結底就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長期以來的思維定式，認為社會主義有五大要素：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構成社會主義的總體概念。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開始探索這個問題，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正確政策，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經過長時間深邃思考，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這個界定，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為明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創造性回答，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還在于不了解我們國家所處的社會主義歷史方位。即一是沒有把握好社會主義的本質，二是沒有認識到我們國家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那時犯“左”的錯誤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源。我們黨在1981年的《歷史決議》中就提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問題。黨的十三大，從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兩個方面，闡發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作了新的界定，強調在這個階段要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2月，中央領導人撰文，進一步指出：講初級階段不光要講生產力的不發達，還要講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夠完善和不夠成熟；它有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這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強調：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只有這樣，才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個創造性發展。

三、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是新中國發展進步的正確政治路線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第二大要素，即作為一個基本點的四項基本原則；第三大要素，即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

如果說社會主義本質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主要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那么“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則主要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即在初級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基本路線的初始思想，在改革開放前已經有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在黨的八大決議已指出：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第二大要素，即作為一個基本點的四項基本原則，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是我們黨長期堅持的，盡管那時沒有這樣的說法。另一大要素，即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在黨的八大前后也有許多很好的思想，但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這兩大要素都不牢固，沒有一以貫之。上面三大要素更不可能作為一個完整的思想提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撥亂反正，不斷總結經驗，十三大對黨的基本路線內容第一次作了明確概括，并將其稱為我們黨的主要經驗。此后，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江澤民同志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大會上講話指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確處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關系。經濟建設與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上進一步強調它的理論意義說：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是我們黨、我們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

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新中國發展進步選擇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經濟體制和機制

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具創造性的探索和回答。

關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世界現代經濟理論的一大難題。上世紀20年代以來，世界上的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就在研究；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它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但一直沒能解決。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的領導人雖然沒有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認識，但毛澤東同志等已提出社會主義需要發展商品生產的思想。難能可貴的是有的經濟學家（如孫冶方等人）對此作了艱苦的探索，但是不僅被埋沒了，而且被視為“異端”遭到了批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使我們黨逐漸找到了破解這個理論難題的途徑。從實踐層面說，一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引發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二是興辦經濟特區推動形成全國對外開放格局，為探索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實踐基礎。從理論層面說，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的論斷，為探索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體制作了重要理論準備。黨的十四大，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做報告，明確提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而使我們國家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理論的創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破解了世界近現代史上的一大難題，使我們黨不僅實現了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認識的飛躍，而且對于整個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有巨大改變。這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偉大的理論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觀的重大發展。

五、提出科學發展觀為新中國發展進步，探索到正確的發展理念，總結出正確的發展規律

新中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社會的發展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對發展的認識不斷地走向全面和科學有密切關系。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肩負著振興中華、強國富民的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執政都在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斗。說到底，就是為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進行艱辛探索。既然是探索，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就會有勝利的歡悅，也有曲折的痛苦。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發展問題上誤入了歧途。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撥亂反正，也包括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方針政策在內，從此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當然，黨對發展的認識經歷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粗放到集約、由把握精要到更加科學全面的過程。由于國情的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在發展巨變的同時，前進中仍面臨著不少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鮮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個新的發展觀，在實踐上回答了在中國以什么樣的發展理念，采取怎樣的發展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把堅持以人為本和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賦予黨的發展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實現了由以社會為本的發展觀到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轉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理論的重大發展。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上述三個問題，即一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三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在我看來，是許多法寶中最重要的三大法寶。

新中國60年，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奮斗目標的良好開端。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新中國成立1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只要繼續堅持創造性地探索，回答前進中的各種問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一定能實現。

第三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歷程(1949-2007)和成就（共）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歷程（1949-2007）和成就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發展歷程（1949-2007）和成就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49-1956），第二個階段（1956-1966），第三個階段（1966-1976），第三個階段（1978-2007）第一個階段：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中國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過渡，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并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是恢復國民經濟，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中國真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確定了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1953年開始的這會主義改造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1956年的完成標志著中國真正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由于改造過于激進，粗糙留下了許多問題，但是總體上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回復和經濟的發展。

這一時期主要取得的成就是，成立了新中國，頒布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并且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順利的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的過度。

第二階段：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使國力增強，主要是發展生產力，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指明了發展的方向，指出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矛盾而不是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但是在建設中出現了種種“左”的錯誤，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雖然進行了改正但是不徹底。加上當時氣候的干旱不僅沒有真正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艱難。但是憑著當時人們的強烈熱情還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三階段：是十年的大動蕩時期，由于毛澤東對于形勢的判斷失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國家都處于混亂之中，由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破壞，經濟發展也進入一片混亂之中，打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被迫害，連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被打成“左派”。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的損失，但是交通工業和科學技術在這一時期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時間里國家建設基本在徘徊中前進。

第四階段：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黨和國家的一次偉大的轉折，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確立了一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并提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在思想上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以后，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國開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春天。國民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經濟，科學，文化，都走向了春天，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的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但是也面臨這種種挑戰，一直困擾人們的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在這時被解決。這時以江澤民為代表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接過重擔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了21世紀。以與時俱進為先鋒號，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思想，經受住了時代的考驗，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的輝煌。2002年中共十六大，建立了以胡錦濤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續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為重要指導思想，并創新的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為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更快、更健康地發展。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行到底。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在航天科學事業，國防建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神舟六號 神舟七號，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以取得世界領先的水平。

第四篇：我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及路徑選擇

我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及路徑選擇近些年來，不同類型的公共衛生事件在農村地區頻發不斷，不斷影響著廣大農民的身心健康，給政府和農村衛生事業工作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在新醫改方案的背景下，如何搶抓機遇，加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夯實農村三級醫療保健網絡的網底和基石，最大限度減少各種疾病給農民帶來的危害，是擺在各級政府和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管理者面前亟待解決的難題和挑戰，本文根據我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現狀，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對策與辦法，為我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提供有效的理論依據。

一、農村公共衛生工作的戰略重要性

（一）農村公共衛生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迫切任務

當前我國農村衛生工作比較薄弱，特別是農村公共衛生發展水平與飛速增長的農村健康需求水平及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不適應的矛盾日漸突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提出，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完善以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為基礎的醫療服務體系的公共衛生服務功能，促進城鄉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意見》還指出，大力發展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健全以縣級醫院為龍頭、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為基礎的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大力發展農村公共衛生，建立健全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是醫改工作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是國家重大決策能否真正落實，實現人人享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這一目標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農村公共衛生是農村衛生和公共衛生的交匯點

首先，農村公共衛生是農村衛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衛生關系到振興農村經濟、維護社會發展和穩定和諧的大局，對提高全民族素質具有重大意義。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公共衛生事業的延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不斷豐富著農村衛生工作內涵，使農村衛生工作內容逐步多元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當前，各級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將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工作作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精神的重要舉措來抓，說明了農村公共衛生在農村衛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次，農村公共衛生是公共衛生工作的網底。公共衛生服務的內容很豐富，包括疾病預防控制、健康教育、婦幼保健、慢病管理、精神衛生、衛生監督、計劃生育等。因此，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充分考慮農村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建設，必須將精力和財力向基層領域傾斜，將更多的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向廣大農村延伸，才能夠真正實現《意見》中提到的促進城鄉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公共衛生服務。

二、當前我國農村衛生事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農村公共衛生體系不健全，缺乏運行保障機制

由于當前對農村公共衛生投入不足，補償機制不健全，使得農村公共衛生防控工作形勢嚴峻，疾病預防控制、婦幼保健、精神衛生、愛國衛生以及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等能力極為薄弱。從當前了解的情況看，絕大部分農村基層衛生單位將工作的定位放在謀求生計上。為了生存，基層醫療單位依然走著以藥養醫的老路，缺乏足夠的精力和財力來發展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這種現象在村衛生室表現得尤為突出。絕大多數村衛生室都沒有納入鄉村一體化管理，多為自負盈虧，主要靠開展基本醫療業務創收，且收入十分有限。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收益僅僅只有每個月的100 元左右。業務收入微薄及公共衛生服務補貼不到位決定了村衛生室一方面在人員配置上不足，大部分村衛生室只有1～2 名村醫；另一方面要多看病，多創收，其結果是導致在公共衛生服務上精力不足。當前，能配備專職防疫保健醫生的村衛生室麟角鳳毛。因此，從整體看，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網底功能弱化，缺乏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的長效激勵機制，主動開展公共衛生工作的積極性不高。

（二）農村衛生人才極度缺乏，且配置不合理

由于農村工作條件、工資待遇的限制，導致農村衛生人才嚴重不足。目前能長期在農村基層醫療單位工作的大學生很少，大部分是學歷不高，年齡偏大，知識技能掌握不夠的人員。在鄉鎮衛生院，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員學歷偏低，未接受過公共衛生或預防醫學等專業教育，且由于財政困難所導致的人員編制缺乏，使得很多應該開展的公共衛生工作無法真正落到實處。

（三）農村衛生資源乏匱，醫療設施落后

首先，目前我國城鄉衛生資源配置和結構尚不夠合理。數據顯示，我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城市，其中2/3 集中在大醫院，基層衛生服務和農村衛生資源嚴重不足。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轉型，農村衛生工作失去了集體經濟的支撐，原有的衛生籌資機制、辦醫形式以及農民健康保障制度等受到影響。近年來，農民健康水平提高緩慢，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下降趨勢，城鄉衛生狀況和居民健康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如農村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均高于城市3倍，一些農村地區重大傳染性疾病、地方病發病率和患病率居高不下，甚至死灰復燃。其次，在我國廣大農村特別是貧困、邊遠地區農村中，農民普遍缺乏衛生知識，自我保健意識淡薄，小病扛、大病拖的后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導致勞動力喪失，甚至傾家蕩產。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制約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正在變成中國城鄉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巨額醫療費用或勞動能力的喪失使許多人的生活水平降到貧困線以下。縣鄉村三級醫療防疫保健網本是我國衛生體系的特點和優勢，在第一次農村衛生革命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其中，鄉鎮衛生院是三級保健網的樞紐，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承擔著預防保健、基本醫療等多項基本衛生服務；村衛生室是網底，在為村民群眾提供安全方便的常見病診治服務，在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大批專業醫療人員從農村返回城市，鄉鎮衛生院的人才大量流失。加之鄉鎮財政實力有限，大多數鄉鎮衛生院所獲的補助是越來越少，生存面臨危機。

第五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及政策演變——楊書群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及政策演變——楊書群

發表 發表單位: 市委宣傳部

2009.12.2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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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對建國以來我國關于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認識展開探討一直以來在理論界較為重視，本文對其研究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時期，并把這兩個時期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認識劃分為五個階段，全文對此五個階段進行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文章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發展艱難曲折，所經歷的五個階段可以簡單概括為從建國初對其發展的肯定到一度遭到否定再到充分肯定的認識過程。體現在對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認識上，即是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經歷了一個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過程，這是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質的飛躍和提升，對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今后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我國 非公有制經濟 認識 政策演變

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掌握國家政權和國民經濟命脈之后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是一個長期困繞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1949年10月開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艱辛的探索，既經歷過重大的歷史挫折，也取得過燦爛輝煌的成就。回顧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歷史和政策演變過程，分析這些政策產生的實際效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國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與發展社會主義關系的認識軌跡，尤其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黨的十五大以來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的新思路、新政策，不斷探索和完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更加堅定地貫徹和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戰略決策。

建國60年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認識歷程，大體上可分為兩個時期，即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以前為第一個時期以及從改革開放以后迄今為第二個時期，在先后繼起的每個時期，由于我國政策的變化比較大，因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帶有明顯的階段性和明顯的中國特色。

一、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及政策變化

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認識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1、限制利用階段（1949——1952）。從1949年建國到1952年底是我國認識和處理非公有制經濟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黨和政府從我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在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認識成果的基礎上，對非公有制經濟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分析判斷，采取了正確的政策。

早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1]在這一綱領的指導下，隨著解放戰爭的進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沒收和接管了屬于國民黨國家壟斷資本的金融和工商企業，從而構成了新中國最初的國有經濟的主要構成部分，向建立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型經濟體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大經濟綱領實現之后，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主要由五種成分組成。在五種經濟成分中，國營經濟處于領導地位，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在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國實施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基本經濟政策，達到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使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家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積極扶持合作經濟、鼓勵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對于國營經濟，政府在接管官僚資本的過程中，由于貫徹“原職、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較好地調動了管理人員和職工的積極性，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民主改革，使國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有較為明顯的提高。對于私營經濟，一方面實行以“節制資本、統制貿易和加強計劃”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政策，通過在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諸方面對私營經濟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國家通過調整工商業，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活躍市場流通，并且擴大了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和產品收購，從而使私營經濟獲得了正常利潤，能夠進行生產和擴大再生產。

在新解放區全面實行土地改革，使三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獲得了七億多畝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但“土改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性質”[2]，國家還從減輕賦稅，發放貸款，推廣技術等方面大力促進農業個體經濟的發展。這些政策措施調動了多種所有制成分的積極因素，促進了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和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1952年底，各種經濟成分按比重大小順序排列，“在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占41.5%，私營工業占30.6%，個體手工業占20.5%，公私合營工業占4%，集體所有制工業占3.3%；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私營商業占60.9%，集體商業占18.2%，國營商業占16.2%，農民零售占4.3%，公私合營占0.4%；在國民收入中，個體經濟占71.8%，國營經濟占19.1%，私營經濟占6.9%，集體所有制經濟占1.5%，公私合營經濟占0.7%”[3]。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和主體地位的乃是各種非公有制經濟。

這一時期，我國的國民經濟之所以能夠在極其困難和復雜的情況下得到迅速恢復，與當時采取的經濟政策，充分調動了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是分不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掌握國民經濟命脈，農民獲得了土地，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和城市手工業者擺脫了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官僚主義的壓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這種多種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非常適合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和各階層群眾的認識水平。如果當時我國能在一定時期繼續堅持這種政策，新民主主義經濟將會取得更大的發展，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創造更好的條件，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礎。

2、根本改造階段（1953——1956）。從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醞釀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國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第二階段。在此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位降低。

在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過渡時期。我黨經過充分醞釀，于1952年底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從1953年開始，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成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經歷了統購統銷、加工訂貨、公私合營等階段。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采取了合作的道路。個體農業的改造經過了農業生產互助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三個階段；個體手工業經過了手工業供銷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合作工廠三個階段。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私營商業戶數的82.2%，分別納入了公私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加入合作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數的87.8%；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4]。

當時我黨認為，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即把當時非公有制經濟占主體階段變為公有制經濟占主體階段，從而使我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1956年同1952年相比，“國民收入中各種經濟成分的比重，國營經濟由19.1%上升為32.2%，合作經濟由1.5%上升為53.4%，公私合營經濟由0.7%上升為7.3%，以上三種經濟成分之和由原來的21.3%上升為92.9%，而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則分別由原來的71.8%和6.9%下降到7.1%和0.1%。在工業總產值中，社會主義工業占67.5%,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占32.5%,資本主義工業接近于零；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占68.3%,國家資本主義商業和由原來的小私商組織的合作化商業占27.5%,私營商業只占4.2%”[5]。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結果，不僅是由于在這一階段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采取了從限制到消滅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黨對馬克思主義某些論斷進行簡單教條的理解和嚴重脫離了中國的具體實際。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黨內絕大多數人由于受傳統經濟理論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只能由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經濟成分組成，非公有制經濟不論其所占比例大小，都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相容的經濟成分。對非公有制經濟理論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性和嚴重脫離我國具體實際的分析，是我國過早過快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層原因，也是從所有制上消滅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原因。歷史地分析，當時我國的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比，已取得了優勢，但還不能說居于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當時的私營經濟的存在還有能力和可能干擾國家經濟秩序。因此，我國主張對其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那樣如此徹底迅速的改造，其必要性則很值得懷疑，出于黨內存在的讓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絕種的觀點則更是極“左”的觀點。事實上如果當時我們采取各種措施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限制、引導、監督和管理的話，完全可以把非公有制經濟引導、限制在為公有制經濟服務的范圍之內，更何況我們有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和國民經濟命脈作后盾。

3、取締消滅階段（1957——1978）。從1957年到1978年間，我國對個體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積極探索，逐步返回正確道路到完全陷入迷霧的過程。

黨和國家領導人于1956年底開始認識到發展個體經濟的重要性，于是在翌年初對個體經濟進行了一次短暫的再探討，提出了利用個體經濟形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一系列正確思想：提出了長期保留個體經濟獨立經營的主張；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個體工商戶出現的新情況，提出了調整所有制結構的新思路；提出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的觀點。但是這些思想并未從根本上突破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認識框架，也未制定具體的政策加以鞏固，仍然把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完全公有制當作我國現實目標去追求。對個體經濟在我國的積極作用和發展商品經濟的歷史必然性認識不牢固，因此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相反，1958年之后，由于對主要矛盾判斷的失誤，黨內經濟建設方面急躁冒進思想的發展和政治上“左”傾觀念深化，經濟體制的變動服從于“大躍進”的需要，服從于提前建設社會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口號的需要，對“三大改造”后剩下的個體工商業者采取了更加嚴厲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組織入社，對個體手工業戶，除極個別的特種工藝手工業戶外，都要組織加入手工業合作社；二是把集體工商業并入或轉入國營企業。1958至1959年，絕大部分的集體工商業都已經轉為國營，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實際上都歸對口國營企業統一核算。

“文革”期間，由于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任何經濟成分，把個體經濟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異己和障礙，必欲除之而后快，連個人修修補補的，理發的、賣油條的等行業都不能容忍，都要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大割，甚至把調整時期剛剛恢復的集體商業、手工業、個體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的溫床大加砍伐，并提出什么“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等等荒謬口號；另一方面，片面強調全民所有制的優越性，低估集體所有制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級”，“窮過渡”和“合并運動”，將“一大二公三純 ”作為判斷所有制形式先進與否的標準。至1978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企業占77.6%。集體經濟占22.4%。個體經濟幾乎不存在。在國民總產值中，國有經濟占56%，集體所有制經濟占43%，個體經濟僅占1%；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商業占54.6%，集體商業占43.3%，個體商業占0.1%，農民零售占2.0%”[6]。至此我國的經濟結構已基本上成為單一的公有制，事實上這一結構已嚴重脫離了中國國情，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及政策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批判地繼承前述認識的基礎上，對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理論發展已經有了重大性突破，這一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

1、允許發展階段（1979——1996）。從1979年到1996年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第一階段。在此階段，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補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人深刻反思了國內外有關所有制結構問題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并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國情出發，經過不斷的實踐和認識，把馬克思主義的非公有制經濟觀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從1979年開始，我黨及時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并逐步開放了城鄉市場，恢復了多年來幾乎絕跡的個體生產經營，個體飲食服務行業、個體專業戶、農民搞販運相繼出現，帶徒弟、請幫工和雇工經營的現象應運而生。我黨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一改過去歧視、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觀念，不是取締而是容許、不是壓抑而是支持這些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及時給予總結和充分肯定。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國在改革與建設的新時期對個體經濟的最早認可，也是我國重新認識個體經濟的起點。

1981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的規定》的文件，該文件從個體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作用角度進一步深化了對個體經濟的認識，認為“從事個體經營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獨立經營者”。1982年12月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都把肯定個體經濟適當發展和合法地位的范圍從城鎮擴大到農村。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如何對待改革開放后的私營經濟，是我國所遇到的非公有制經濟成份中最為敏感且又復雜的新問題。最初我黨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規定個體工商戶經批準只可以請一、二個幫工或不超過五個學徒。由于私營經濟大都是從個體經濟發展而來，因此這一限制性的個體工商戶雇工政策實際上就為私營經濟的發展開了“綠燈”，各地出現了不少雇工人數遠遠超出了這個限定的“個體大戶” 或“雇工大戶”。而對私營企業的大量出現和剝削現象，經中央政治局慎重研究，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針。1983年中央《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文件，提出對私營經濟實行 “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的“三不”政策。實質上就是對私營經濟的保護。從此全國出現了一大批雇工大戶，有的雇工達數百人。

1987年黨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必然同具有優勢的公有制相聯系，并受公有制的巨大影響”[7]。1988年七屆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指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維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同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有關法規，從立法角度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存在和健康發展。從此，中國私營經濟才名正言順地出現在國家統計報表上，也就是說才正式領到“出生證”。它代表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由1953年以后的改造和消滅政策，向允許、鼓勵政策的轉變已經完成。從此，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逐步得到改善。非公有制經濟“先出生后發證”的過程說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道路是先有實踐后有政策的道路，我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是對客觀實踐的正確反映，而不是主觀臆造的產物。

1992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對非公有制經濟有了突破性的認識，標志著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的模式；第二，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第三，指出“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經濟形式的聯合經營”。這表明，我國已把非公有制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共同處于一個所有制結構之中，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生機和活力。

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方針作了進一步說明：一是“就全國而言，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應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換言之，可以根據生產力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有些行業，非公有制經濟甚至能占居優勢，如我國的經濟特區、沿海城市如溫州、珠三角的佛山市基本上是如此。二是“國家要為各種所有制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這就突破了以往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劃等級、劃分優劣的觀念，意味著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和公有制企業在市場中都是平等競爭的伙伴關系，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2、鼓勵發展階段（1997——現在）。從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迄今，是改革開放以來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第二階段，非公有制經濟是作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平等享受“國民待遇”的市場主體的時期。

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歷史性突破還是在黨的十五大上，著重體現在十五大報告中的“一個基本、兩個重要”的理論闡述上。關于“一個基本”的表述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并指出：“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這一新的界定和理論說明，走出了長期以來把公有制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誤區。事實已雄辯證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本來就不應該是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而應該是一個多元的大家庭，個體、私營經濟和國有、集體經濟一樣，都應該是這個大家庭的正式成員。關于“兩個重要”的表述是：“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樣的闡述，使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從“補充” 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重要作用”上來。雖然非公有制經濟屬于非主體經濟，但過去認定它是一種“補充”，則把其視為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的經濟成分，而現在認定是“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作用”，則把它看成是不可沒有、無法替代、關系全局的經濟成分。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標志著我國非公有制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基本制度層面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同時還指出：要推進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促進個體、私營和中小企業發展。法律上的“平等”保護和經濟上的“平等”競爭這“兩個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論上的重大亮點。

十五大以來關于非公有制經濟論斷的科學表述既突破了早期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在過渡時期消滅私有制的觀念，又突破了列寧、毛澤東曾經提出過的關于在過渡時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并存發展的思想。由此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像公有制經濟那樣，具有鐵的必然性、崇高的歷史地位和重要的歷史作用。

三、結語

通過以上對非公有制經濟觀的回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認識經歷了五個階段，與此相對應，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先后經歷了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并列——從屬——非法——重要補充——重要組成部分這樣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體現在對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認識上，即是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經歷了一個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或單一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過程。縱觀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史，反映了建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上的階段性變化。尤其是黨的十五大至十七大我黨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一系列嶄新的認識和闡述，使人們的認識產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和提升，使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又一次遇到了溫暖的春天。筆者相信，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正確指導下，非公有制經濟在加快我國生產力發展方面必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必將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加速發展會變得更加的牢固。

（作者系中共佛山市委黨校經濟學部，經濟學副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