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政部專家稱我國宏觀稅負實際偏低

財政部專家稱我國宏觀稅負實際偏低

2010年08月23日

人民網-人民日報

本報記者 李麗輝

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累計全國財政收入43349.79億元，同比增長27.6%，遠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財政收入為何超GDP增長？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是高還是低？針對社會上普遍關注的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和專家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1.我國宏觀稅負實際偏低

在財政收入中，稅收占到了90%左右。財政收入較快增長，引發了一些人的擔心：財政收入增加這么多，是不是國家收的稅太多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太重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全面考量財政收入負擔水平的最重要指標，不是財政收入的絕對數，而是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稅負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規模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關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政府財政收入包括稅收、社會保障繳款、贈與和其他收入。按此統計范圍，我國政府除納入一般預算管理、可以統籌安排用于民生支出、提供一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共財政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從總體上看，我國宏觀稅負低于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IMF出版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8)對2007年全部有數據的53個國家的宏觀稅負進行了計算。這53個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39.9%，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3%，29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按這一口徑計算，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不僅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可用財力上看，我國可用于統籌安排的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明顯偏低。在現行管理體制下，除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對社會保險基金實行專款專用外，我國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實行專款專用，只有公共財政收入可以統籌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19.3%，2008年為19.5%，2009年為20.1%，明顯低于國外平均水平。

從人均指標上看，我國人均財政收入與國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國人均公共財政收入5130元，按當年匯率折算僅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2.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并非同步

通過國際數據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宏觀稅負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近年來我國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的變化，人們也能切身感受到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逐步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說，“減稅”是近年來稅收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主基調，國家除了適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調整個別礦產品的資源稅政策之外，基本上沒有出臺增稅政策。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000多億元；2008年以來，特別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結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施了結構性減稅政策，大幅減輕了企業和居民負擔，促進了企業擴大投資，拉動了居民消費。僅2009年，就減輕了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實施了力度這么大的減稅政策，為什么財政收入增長還會這么快？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高于GDP增長的原因是什么？

對此，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分析，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原因，是經濟較快增長帶動稅收增長。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7.6%，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5%，一般貿易進口增長56.6%，汽車銷售量增長47.7%，1—4月商品房銷售額大幅增長55.4%，直接帶動了營業稅、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和車輛購置稅等較快增長。

此外，受金融危機沖擊，去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下降2.4%，基數較低，也是造成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的一個因素。如果把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與2008年同期進行比較，增長僅為24.5%，折算到兩年中年均增長為11.6%，與GDP增長大致相當。經濟決定財政，但由于收入結構的差異、價格因素和統計口徑的差異、政策性及特殊性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和GDP兩者之間的增長不能進行簡單比較。比如，稅收的增長速度由稅基的增長速度決定的，而大部分稅種稅基的增長和GDP增長基本上沒有直接的數量對應關系。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稅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是負相關關系；證券交易印花稅稅基是證券交易總金額，其增長和GDP增長也不存在直接關系。另外，稅收政策的調整和稅收征管水平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稅收收入總量，而這種變化也與GDP的變化不存在直接的數量對應關系。

從增幅數據來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長達到6%，但財政收入卻同比下降近10%，遠遠落后于同期GDP增長；到了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1%左右，而財政收入增長27.6%，又跑到了前面。所以說，財政收入增長多少，并非與GDP增長完全同步。財政收入超GDP增長，并不是國家從制度上加重稅負的結果。

3.財政收支矛盾仍很突出

財政收入增加了，并不意味著政府花錢可以大手大腳，仍須精打細算過緊日子，把錢花到最急需的地方。

高培勇認為，財政收入每上一個臺階，都會對財政資金的支出結構和管理水平提出新要求。財政收入總量增加，意味著政府可支配財力水平提高，這不僅使政府有能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用于“三農”、教育、科技、社保、醫療等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也要求財政部門進一步加強財政管理，提高公共財政資金運行績效，確保財政資金更有效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記者從財政部了解到，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一直在向民生領域傾斜。2009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支出合計7253.1億元，增長21.8%；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計7422.56億元，增長31.7%。如果包括環境保護、交通運輸等方面涉及民生的支出，中央財政實際用于民生的投入還要更大一些。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支出用于教育、社保和就業、醫療衛生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增幅均高于同期GDP的增幅。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后一個時期，各級財政部門將進一步加大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增加對“三農”、科技、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促進民生改善和社會事業發展。堅決壓縮一般性支出，嚴格控制公務接待費、因公出國費用、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維護費等經費規模。同時，要以加強管理基礎工作和基層建設為重點，全面推進財政管理各項工作，進一步提高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水平，確保財政職能作用有效發揮，努力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要穩步推進預算公開，讓國家的“賬本”更透明，讓社會公眾更好地參與監督，確保財政資金花到實處、花出效益。

第二篇：財政部專家稱我國宏觀稅負實際仍偏低

財政部專家稱我國宏觀稅負實際仍偏低

2010-08-23 07:36:24 來源: 人民日報(北京)跟貼 314 條 手機看股票

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累計全國財政收入43349.79億元，同比增長27.6%，遠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財政收入為何超GDP增長？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是高還是低？針對社會上普遍關注的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和專家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編者

我國宏觀稅負實際偏低

在財政收入中，稅收占到了90%左右。財政收入較快增長，引發了一些人的擔心：財政收入增加這么多，是不是國家收的稅太多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太重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全面考量財政收入負擔水平的最重要指標，不是財政收入的絕對數，而是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稅負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規模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關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口徑，政府財政收入包括稅收、社會保障繳款、贈與和其他收入。按此統計范圍，我國政府除納入一般預算管理、可以統籌安排用于民生支出、提供一般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共財政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從總體上看，我國宏觀稅負低于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IMF出版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8)對2007年全部有數據的53個國家的宏觀稅負進行了計算。這53個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39.9%，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3%，29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按這一口徑計算，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不僅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可用財力上看，我國可用于統籌安排的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明顯偏低。在現行管理體制下，除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對社會保險基金實行專款專用外，我國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實行專款專用，只有公共財政收入可以統籌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19.3%，2008年為19.5%，2009年為20.1%，明顯低于國外平均水平。

從人均指標上看，我國人均財政收入與國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國人均公共財政收入5130元，按當年匯率折算僅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并非同步

通過國際數據之間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宏觀稅負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近年來我國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的變化，人們也能切身感受到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逐步下降。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說，“減稅”是近年來稅收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主基調，國家除了適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調整個別礦產品的資源稅政策之外，基本上沒有出臺增稅政策。

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000多億元；2008年以來，特別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結合改革和優化稅制，實施了結構性減稅政策，大幅減輕了企業和居民負擔，促進了企業擴大投資，拉動了居民消費。僅2009年，就減輕了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實施了力度這么大的減稅政策，為什么財政收入增長還會這么快？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高于GDP增長的原因是什么？

對此，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分析，上半年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原因，是經濟較快增長帶動稅收增長。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7.6%，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5%，一般貿易進口增長56.6%，汽車銷售量增長47.7%，1—4月商品房銷售額大幅增長55.4%，直接帶動了營業稅、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和車輛購置稅等較快增長。

此外，受金融危機沖擊，去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下降2.4%，基數較低，也是造成今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長的一個因素。如果把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與2008年同期進行比較，增長僅為24.5%，折算到兩年中年均增長為11.6%，與GDP增長大致相當。

經濟決定財政，但由于收入結構的差異、價格因素和統計口徑的差異、政策性及特殊性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和GDP兩者之間的增長不能進行簡單比較。比如，稅收的增長速度由稅基的增長速度決定的，而大部分稅種稅基的增長和GDP增長基本上沒有直接的數量對應關系。關稅和進口環節稅稅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是負相關關系；證券交易印花稅稅基是證券交易總金額，其增長和GDP增長也不存在直接關系。另外，稅收政策的調整和稅收征管水平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稅收收入總量，而這種變化也與GDP的變化不存在直接的數量對應關系。

從增幅數據來看，2009年一季度，GDP增長達到6%，但財政收入卻同比下降近10%，遠遠落后于同期GDP增長；到了今年上半年，GDP增長11%左右，而財政收入增長27.6%，又跑到了前面。所以說，財政收入增長多少，并非與GDP增長完全同步。財政收入超GDP增長，并不是國家從制度上加重稅負的結果。

第三篇：丘區鹽亭縣宏觀稅負偏低的成因及對策

丘區鹽亭縣宏觀稅負偏低的成因及對策

陶 榮

今年，在全省丘陵地區國稅工作會議上，張崇明局長指出：加快丘區國稅事業發展，要努力提高收入貢獻水平，不斷提高丘區宏觀稅負，努力保持經濟與稅收協調增長，努力增加對地方財政和全省稅收增長的貢獻率。為此，本文試圖從鹽亭丘區農業縣的實際出發，以國稅收入的宏觀稅負狀況為著眼點，從鹽亭的客觀經濟條件以及經濟運行、發展和國稅征管現狀入手，分析影響宏觀稅負偏低的原因，力求探尋提高宏觀稅負的途徑。

一、宏觀稅負現狀

鹽亭縣是典型的丘區中等農業縣，基礎條件差，資源貧乏，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特別是工業板塊小，總量低，經濟發展緩慢。2005年末，總人口60.3萬人，幅員面積：1645KM2，地區生產總值：27.74億元，稅收規模2866萬元，分別占全市的11.37％，8.1％，5.74％，1.35％；鹽亭在全省67個丘區縣中，綜合經濟評價被排為66位。宏觀稅負：1.03％，占全市平均宏觀稅負4.39％的23.46％。表一 2005年全市及丘區縣宏觀稅負及彈性系數比較表 單位：萬元

區域 稅收收入 地區生產總值 宏觀稅負％ 差距％ 人均地區生產總值 差距 全市 211，947 4，829，000 4.39-3.36 0.98-0.47 游仙 8，932 430，000 2.08-1.05 0.91-0.4 三臺 9，220 634，000 1.45-0.42 0.53 0.02 梓潼 2，202 203，000 1.08-0.05 0.58 0.07 鹽亭 2，866 277，000 1.03 / 0.51 / 表二 2005年全市及丘區縣三次產業結構情況比較表

單位：億元

區域 地區生產總值 第一產業 比重％ 差距％ 第二產業 比重％ 差距％ 第三產業 比重％ 差距％ 全市 482.9 110.58 22.89 +33.09 197.02 40.80-23.78 175.29 36.30-9.3 游仙 43.02 11.74 27.29 +28.69 15.32 35.61-18.59 15.96 37.10-10.1 三臺 63.35 27.17 42.88 +13.1 14.44 22.79-5.77 21.72 34.29-7.29 梓潼 20.34 9.72 47.78 +8.2 4.15 20.40-3.38 6.47 31.81-4.81 鹽亭 27.74 15.53 55.98 / 4.72 17.02 / 7.49 27.00 / 表三鹽亭縣工業、商業近三年宏觀稅負情況表

單位：萬元

項目 工業 商業

GDP 兩稅 稅負％ 彈性系數％ 社會消費占零售總額 兩稅 稅負％ 彈性系數％ 2003 35，047 600 1.71 1.1 75，305 1000 1.32 1.21 2004 38，568 746 2.19 2.4 86，375 1034 1.19 2.3 2005 45，720 1029 2.25 2.05 109，868 1039 0.95 0.018 合計 119335 2375 1.9 / 271，548 3073 1.13 表四 鹽亭2005稅收彈性系數與全省、全市比較

鹽亭 全市 差距 全省 差距

2005年彈性系數 1.16 0.68 +0.52 1.34-0.18 以上所列各表中可以看出：

一是鹽亭稅收總量和經濟總量低。僅占全市的1.35%和5.73％。

二是宏觀稅負偏低。宏觀稅負1.03%，低于全市平均值76.6％，絕對額分別比全市、游仙、三臺、梓潼低-3.36％、-1.05％、-0.42％、-0.05％；

三是鹽亭縣經濟結構第一產業高于全市平均值及丘區縣游仙、三臺、梓潼絕對值分別是：+33.09％、+28.69％、+13.1％、+8.2％；第二、三產業分別低于全市平均值及游仙、三臺、梓潼縣絕對值為：-23.78％和-9.3％；-18.59％和10.1％；-5.77％和-7.29；-3.38和-4.81％。

四是鹽亭2005年稅收彈性系數為1.16％較全市平均值絕對額高0.52％，較全省低0.18％；工業稅收彈性系數較高，主要原因是2003年消化超收紅字調減基數，2005年石油天然氣開采稅收增幅大；商業稅收彈性系數偏低。原因主要是執行省局67號生豬增值稅文件后減收。

二、成因分析

鹽亭宏觀稅負偏低是國稅工作面臨的主要問題，如何科學地尋求出路，必須認真深刻地從目前縣域經濟和征管現狀中分析查找原因。

（一）客觀方面：經濟決定稅收。經濟總量、經濟結構、經濟運行狀況和稅收規模直接影響宏觀稅負，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產業結構不合理。首先，第一產業比重大影響了宏觀稅負，與全市第一產業平均值高33.09％，由此帶來的無國稅國內生產總值為9.18億，從而影響宏觀稅負。假如扣除超平均值的無國稅國內生產總值，2005年的宏觀稅負為1.54％；較原宏觀稅負上升0.51％；與丘區縣第一產業較高的梓潼縣比較仍高8.2％；由此帶來的無國稅國內生產總值為2.27億，扣除超平均值部份的宏觀稅負為1.13％，較原上升0.1％；其次，第二產業比重過低影響宏觀稅負，與全市平均值比低23.78％，由此低于平均值而減少的國內生產總值為6.6億，減少的國稅收入為679萬元，影響宏觀稅負為0.25％，與丘區較高的游仙比將減少國內生產總值5.15億元，減少國稅收入531萬元，影響宏觀稅負0.2％；再次，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影響宏觀稅負。與全市平均值比較低9.3％，由此減少的國內生產總值為2.58億，減少的稅額為265.7萬元，影響宏觀稅負0.1％；與丘區較低的梓潼比，也影響國內生產總值1.33億，影響稅額137萬元；根據以上分析，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與市平均值的差異將影響宏觀稅負降低0.86％；

2、工業整體稅收負擔偏低。鹽亭近三年工業平均宏觀稅負為1.9％；2005年為2.05％，與全市宏觀稅負平均值分別相差：-2.49％和-2.34％主要原因：一是農產品初級加工行業稅收貢獻極低或為零，影響工業宏觀稅負。由于政策調整，初級農產品的進銷項均按13％進行計算抵扣，且進項含稅，銷項不含稅，從而形成大量留抵稅。2005年農副產品加工行業工業總產值為20，099萬元，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44％；實現增值稅僅為47萬元，直接影響工業宏觀稅負降低1.1％；例如鹽亭縣東方公司2005年產值達3320萬元，年應繳稅金為零元；二是免稅政策形成工業產值無稅收，影響工業宏觀稅負。主要是化肥生產企業生產的化肥產品免稅銷售額達1841萬元；飼料生產企業5戶，產值達2761萬元，無稅可收。三是原材料、燃料運輸費漲價，使企業成本不斷上升，銷價的增幅低于成本的漲幅而影響工業宏觀稅負。

3、商業稅收負擔極低。首先，商業經營規模小。由于鹽亭經濟總量小，城鎮化水平低，人均GDP僅為全市平均值的52％，絕對額人均低4700元；整體的實力較差，2005年全縣批發、零售總額為8.5億元，僅占全市的3.15％；其次，規模以上的批發零售企業太少。全縣僅有3戶規模以上的批零企業，年銷售1億元，僅占全縣批零額的11.7％；再次，商業經營中享受稅收優惠的比重過大。一是批零經營農業生產資料的業戶有縣有25戶，經營額達5，200萬元；二是全縣不達起征點的個體業戶達2470戶，占全部征管戶的79％；經營額全年可達6.7億元。

（二）主觀方面：在分析決定宏觀稅負的諸多客觀經濟因素的同時還要從主觀征管措施方面查找原因。才能有效將稅源轉化為現實稅收。從目前征管工作現狀看，影響宏觀稅負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1、稅收精細化管理深度不夠。一是個體稅收征管質量尚有潛力。從2005年社會商品零售情況看稅收彈性系數為0.018％，扣除執行省局67號文件對生豬增值稅影響250萬元，稅收彈性也僅為0.9％，與2004年和2003年比較尚有差距。從現實征管看，2005年全縣登記個體工商業3125戶，達起征點326戶；占登記戶10.4％。每月個體雙定戶稅收不到10萬元，戶平稅負僅為288元；在不達起征點中，定額在3000-5000元以下的有204戶，如果除此部份業戶按一定的標準和程序，核定到起征點以上，全年可增加增值

稅48.9萬元，提升商業宏觀稅負0.04％；二是規模以下的工業增值稅尚有稅收潛力可挖。以2005年為例，全部工業總產值為4.57億，實現稅收1029萬元，其中：規模以上的企業16戶，實現產值3.4億，實現“兩稅”814萬元，稅負為2.4％；規模以下的工業產值為1.17億，實現稅收215萬元，稅負為1.8％，尚有0.6％的潛力可挖，可增收70多萬元。三是重點稅源管理尚有潛力。以我縣重點行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紡織業為例，2005年的行業稅負分別為0.57％，1.58％與全市公布的平均稅負預警下限比較尚差0.6％和1％；如果能達全市平均稅負水平尚可增收167萬元。

（二）資源配置利用欠合理。新的起征點政策和省局67號文件關于加強生豬增值稅管理文件出臺后，稅收逐漸從農村向城區和一些特種行業轉移，目前的征管格局已不適應新的形勢。主要表現在：一是機構設置與征管量不相配。以我縣負責小規模企業和個體戶的縣城云溪分局和三個農村分局征管量為例，縣城云溪分局有正式職工16人，負責16個鄉（鎮），征管1977戶，稅收任務418.3萬元，人均征管123.5戶，人均組織收入26.14萬元，而柏梓、玉龍、八角三個分局共有職工21人，負責20個鄉（鎮），征管1310戶，共組織收入任務392萬元，平均每個分局管戶436.6戶，僅為云溪分局征管量的22％，人均征管62.3戶，僅為城區的50％；人均組織收入18.6萬元，僅為云溪的71.1％；二是人力配備與收入規模不相匹配。2005年為例全縣共有管理人員43人，實現稅收收入2866萬元，其中：稅源管理科6人，完成收入2037萬元，占收入的72％，人均組織收入339萬元；其余分局37人，完成收入810.3萬元，占收入28％。人均組織收入21.9萬元，換句話說，12％的管理人員組織72％的收入；88％的管理人員組織28％的收入；且稅源管理科年齡均在四十歲以上，無一人是征管能手和專業人才，履行精細管理和納稅評估顯得人力不足和力不從心，征管力量顯得薄弱，影響管理質量。

（三）數據分析利用效果不佳。一是數據分析利用意識不高，往往就事論事，不能用聯系發展的眼光去分析利用數據；二是數據分析利用方法不夠科學和規范，在對企業或行業的宏觀稅負分析時，由于對數據的采集、歸檔、使用方法不同，分析的結果就不同，往住抓不住問題的實質；三是不善于利用數據分析查找原因，原V1.1系統的很多征管數據還是可用的，比如企業申報表與財務報表，以及防偽稅控系統的許多數據是可以相互比對利用的，通過相互間的邏輯勾稽關系分析，是可以發現問題，并通過納稅評估進一步證實和查找根源的，但利用的效果欠佳。

三、對策

（一）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有稅工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稅收貢獻最大的就算工業，要提升宏觀稅負，關鍵就是發展工業。一是抓支住產業，將現有重點骨干有稅工業企業，活性白土、國棟薯業、貝多化工、兩河絲綢、綠神絲綢做大做強，實現高速增長；二是抓實搞活中小企業。圍繞農業特點抓配套產業鏈，為骨干企業做好服務，實現以工促農，農工良性互動，確保第一、二產業良性轉移，提高工業增值。

（二）大力招商引資，提高農業產品深加工增值水平。根據本縣勞動力、土地資源和農業產品原料豐富的特點，一是創造優良的軟環境，出臺更多的優惠條件，大力招商引資；二是有計劃地引進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充分運用本地勞動力、林業、蠶繭、棉花、畜業資源，最大限度地擴大應稅工業產值，如：我縣也有基礎和歷史的紡織、服裝、木材加工行業，在我縣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三是有針對性地引進科技含量較高的農產品深加工行業，提高增值額。如東方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年產值上億，長期處于零稅負，如將現有初級產品白條肉及附產品向深加工發展，如生產中高檔熟食品、制革、制藥、箱包等，將有很大的增值空間，從而無稅產值轉化為高稅負產值。

（三）加速第三產業，推進整體經濟發展。一是發展好農業產業服務的服務業。初級產品代購、代儲、整理、技術服務，管理服務、會計服務。這些為生產服務的業務，具有技術與知識的融合。不僅能夠提高農業生產企業的效率，降低成本，而且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和稅源的增加；二是打造嫘祖旅游文化品牌，“嫘祖”是絲綢之母，中華母親，應加大開發力度，做到能引得來人，留得住人，旅游業的發展一方面增加流動人員、增長購買力；另一方面推動旅游產品的發展，增加增值額。三是農業產業化推進城鎮化，增強社會購買力。

（四）強化精細管理，提升征管質量

一是深化稅收管理員制度。第一，要進一步細化管理人員崗位、環節、對象、范圍的職能職責；并且對管理和評估崗由不同的管理員實施，實現精細管理和納稅評估相互監督制約。第二，加強對稅收管理員的綜合業務培訓。精細化管理的實施主體是稅收管理員，其業務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稅收管理水平。因此，目前應加緊稅收管理員稅收政策、財務會計和稅收軟件系統操作的綜合培訓。第三，完善管理考核制度。推進“一人管戶，雙人上崗”和進戶審批制；建立稅收管理員能級制度，根據工作能力大小，難易程度不同劃分若干等級，通過競爭上崗，實行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加大考核督查力度，繼續推行責任追究制度。

二是精細管理稅基，創新評估機制。首先，加強重點稅源監控。對重點稅源實行一戶多人管理制度，做到管戶到各個環節，建立各經營環節的預警監控制度；其次，對評估對象進行合理調配。對日常性的評估問題，由稅收管理員在職責范圍內實施，對市、縣指定的專項評估由征管科分配到管理分局和稅源科；對重點行業和連續三個月低、零稅負的企業由縣局組建評估小組實施。第三，強化督查評估機制。縣局每季應對各稅收管理部門的評估情況進行檢查督促，了解入庫和資料收集整理情況，督促評估處理意見的落實；第四，建立納稅評估的后續管理制度。對一戶或一個行業的納稅評估結束后，通過掌握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率，銷售變動率，資金周轉率等指標建立一套后續管理辦法，對納稅人的納稅申報進行有效監督控。

三是提高電腦核定定額系統的應用水平。首先，對達起征點和臨界業戶，通行分析測算和行業典型調查，充分掌握各行業情況，以及定額項目和標準的真實狀況；基次，結合縣情以丘區縣實際進行定額標準的調整和平衡；第三，廣泛宣傳電腦定額的科學性和必要性，爭取社會和納稅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建立定額信息的公布制度，確保公平、公正，接受社會和納稅人監督。

（五）推進全員征管，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一是調整機構，建立一體化運行機制。學習借鑒外地經驗，結合本縣實際，撤并基層偏遠的農村分局，將縣局建成像以前稅務所一樣的征管實體，縣局領導直接指揮干部開展征管，將大多數干部從內部行政事務中解托出來從事稅收征管，管理的主要力量要放在重點稅源管理上。對納稅人，由縣局提供一窗式、一站式、一條龍服務。

二是優化配置征管資源。一方面，縣局應客觀分類和分區域評估稅源級次；另一方面，根據稅源分布及評估級次分配征管的人力物力，實現資源利用效果最佳化。

三是創新農村稅收征管方式。收縮農村分局后，對農村稅收可實行巡回管理制度，定期到場交換信息；也可實行委托代征，嚴格審查代征主體，完善合同手續，實行定期不定期檢查；充分依*黨政建立協稅護稅網絡，建立新時期農村稅收征管的新模式。

（六）整合數據資源，實現數據分析利用增值。

征管數據整合與分析是在原有有征管系統的基礎上，通過數據挖掘，對信息的深加工，從中抽取運行規律，并從多角度加以量化分析，再把獲得的信息運用到稅收管理中去。為此，V2.0運行后，一是建立數據整合制度。如：稅征收管理系統和金稅工程的數據進行整合和增值利用；車購稅征收管理系統和電腦核定定額系統、征管系統的數據進行整合和增值利用。二是要建立數據分析利用機制。確定專門機構和人員定期對征管系統的數據進行分析，特別是對零負申報和長期低稅負申報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并出具分析報告。對查找的疑點和問題，一方面為征管源頭堵漏，另一方面可作為評估條源，實現數據分析利用增值。

第四篇：黨報稱我國宏觀稅負過高一說站不住腳44%稅率不嚴謹

統計數據偏差大 重復計算有水分

“宏觀稅負過高”一說站不住腳

近日，一則關于全國人均宏觀稅負水平的調查引發熱議，調查顯示的中國宏觀稅負達44%，人均宏觀稅負6338元，北京甚至超過2萬元。專家指出，這種只根據上半年經濟數據計算得出的宏觀稅負并不準確，從年平均數來看我國宏觀稅負仍處在合理區間。

“一個饅頭半個稅”引熱議

“宏觀稅負達到44%”的數據一出，公眾一片嘩然。有網友聲稱，按照這個標準自己的生活簡直是“一個饅頭半個稅”。有中小餐飲企業抱怨，當地餐飲業稅費有50項，稅費總額占營業收入的12.5%；有上班族感慨，每月個稅征收就要扣掉三四千，一年下來等于兩三個月工資都“打了水漂”。

給出44%這個數據的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表示，所謂宏觀稅負，一般包括4項內容：公共財政預算、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基金，以及國有經營性資產收入。這4項加起來，2014年上半年基本占到了GDP的44%。在他看來，“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

更有相關調查機構隨后做了測算，按照以2014年各省區市的公共財政收入預算為分子，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數為分母，得出上半年全國人均宏觀稅負水平約為6338.76元(考慮到人口相比六普時的增長可能這一數據會有下降)，地方人均宏觀稅負的前三甲是北京、上海、天津3個直轄市，分別為20347.8元、19192.8元和17993.5元。

所謂44%稅率不嚴謹

以上數字是否準確？需要回到宏觀稅負的計算標準上來。44%這一結果是以2014年上半年財政收入(11.86萬億元)除以上半年GDP(初步核算數為26.9萬億元)計算而來的，但實際上，我國政府部門按月發布稅收初步統計數據時，并沒有區分窄口徑和寬口徑的宏觀稅負數據，以此作為宏觀稅負的統計依據未免不夠嚴謹。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分析稱：“所謂宏觀稅負，并不僅是統計稅收，還要統計非稅收入。一般而言，普惠型公共產品如國防、外交、教育，采用稅收形式收取成本補償費用，專項型公共產品如社會保險會采用非稅收入形式補償成本以體現按人頭對應特征。半年GDP都是初步匯總的數據，最終數據要經過兩次調整得出，而且GDP的最終數據與初步匯總數據有時相差近8%。此外，政府收入的半年數據也是初步統計，而且我國是有收入預算的國家，政府各類預算收入都是一年期。所以，計

算半年期宏觀稅負與現實統計方法和預算制度有矛盾；另外，政府各類收入內月度間很不均衡。而且政府投入上下半年非均衡性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更為突出。因此，計算結果就會是一個分母低估、分子高估的數據。”

此外，從政府收入的“成分”構成上來說，簡單相加相關數據進行計算也不夠合理。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指出，財政收入不能簡單由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四大類相加，需要剔除里面重復計算的部分，否則就會算出來的宏觀稅負也會隨之“虛高”。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中國的宏觀稅負不超過35%(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屬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明顯低于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宏觀稅負過高問題。”賈康表示。稅負痛苦指數應降低

既然宏觀稅負按照嚴謹的計算方法來看并不算高，那么民眾的“稅收痛苦”感覺又從何而來？

“問題出在了我國的稅收體制上，我們國家現在是流轉稅為主，而流轉稅按照具體的分析，比較大的可能性是最后歸于由消費者承擔，所以居民在我國現有稅負結構里承擔了稅收歸宿的大頭，間接稅比重過高導致民眾?稅收痛苦?高。”賈康分析稱，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問題凸顯，要回應公眾訴求，降低實際的“稅收痛苦”程度，可以在總體稅制結構中應適當地、逐步地提升直接稅的調節作用，以及提高直接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

居高不下的“稅負痛苦指數”已經成為中小企業盈利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負擔，一些企業在高稅負下長期虧本經營，業內專家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財稅體制改革已經從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清理亂收費、降低融資成本等多方面著力為企業減負，未來仍應從財政體制上進一步推動結構性的減稅措施，“除了進一步調整稅負結構，例如加快營改增改革、調整財產稅和資源稅比重，政府更需要加強對社保、醫療等領域的投入和轉移支付，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財政收支結構。”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說。（記者 宦佳）

第五篇：財政部駁我國稅負痛苦世界第二

財政部駁我國稅負痛苦世界第二：水平并不高

2011年11月15日 14:18

來源：新京報

據新華社電 今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與之相關的話題受到關注。14日，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

我國人均財政收入遠低于美日德法

根據國際通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我國政府財政收入，除公共財政收入之外，還應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這位負責人介紹，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計算，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6.4%，2009年為25.3%，而2009年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4%，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40.8%，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32.9%。

這位負責人還介紹，從人均財力水平來看，我國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2010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按照當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166美元，而根據預測，2010年，美、日、德、法等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都在14000美元以上。

福布斯指數不能反映國民總體稅負狀況

2009年，福布斯雜志發布了“稅負痛苦指數”榜單，其中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為159，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二。近期，這一話題再次引發熱議。財政部負責人指出，稅負痛苦指數的統計方法并不科學。

按照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的統計方法，各稅種都選用最高的邊際稅率來計算痛苦指數。按照此方法，我國個人所得稅痛苦指數為45，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用痛苦指數為49，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痛苦指數為23，增值稅的痛苦指數為17，財產稅的痛苦指數為0，直接加總得出中國內地的稅收痛苦指數為159，僅次于法國的167.9，名列全球第二。

這位負責人表示，這種稅負痛苦指數在反映稅負高低問題上存在缺陷。一是指數選取的名義稅率不等于實際稅率，實際稅率往往比名義稅率低。二是最高的邊際稅率只適用很小比例的納稅人，不能反映一國居民的總體稅負狀況。三是簡單相加的假設前提是對每個稅種賦予同等的權重，而這一假設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

2009年宏觀稅負

中國 25.3%

世界各國平均水平36.4%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0.8%

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2.9%

宏觀稅負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政府收入規模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程度。

新華網評: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與中國的稅負水平

2011年09月26日 08:49

來源：新華網

編者按

最近一些媒體又在爭論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其實福布斯今年根本就沒有公布所謂的“稅負痛苦指數”，這是一則舊聞，但還是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的分析模式是否科學、公平，其真實性、客觀性究竟有幾何？新華網評論頻道推出系列專家評論，予以分析解讀。

張 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

2009年福布斯雜志發布了“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為159，在公布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二。近期，福布斯所謂“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名世界第二“的話題再次引發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如何看待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中國當前的稅負水平是否過高？對這兩個問題可以做如下分析：

福布斯“稅負痛苦指”的統計方法是將公司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稅、雇員繳納的社會保險稅、增值稅等稅種的最高檔次稅率相加。這種計算方法本身存在著很大問題，不同稅種的最高檔次稅率并不代表實際的稅負，如中國個人所得稅最高檔次稅率為45%，但適用這一稅率的納稅人和征稅數量很少。而且，不同稅種在各個國家稅收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將不同稅種的稅率簡單相加難以反映實際的稅負水平。

如果以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即實際稅負來衡量，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的數據，2010年中國稅收收入為73210.79億元，GDP為401202億元，稅收占GDP的比重為18.25%。如果以財政收入83101.51億元衡量，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0.71%。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稅收收入和財政收入并不包括社會保險繳費、政府性基金、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的預算外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政府收入。將上述收入匯算，全口徑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約在30%左右。即使以這個口徑計算，中國的稅負水平也排不到世界前列。

既然從總體上看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實際稅負并不算高，但為什么有人些竟然認同福布斯的排名呢？這可能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稅負分布不均衡，中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體，消費環節的稅負較重；直接稅，如個人所得稅和對居民直接征收的財產稅的比重較低。由于隨著收入的提高，消費占收入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這種稅制結構造成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相對較重，不利于收入分配的調節。

二是預算的透明度較低，財政支出結構需要調整。稅負的高低最終是以社會公眾通過財政支出獲得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來評價的。近年來，財政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農業等諸多領域增加了投入，民生支出有了較快增長，優化了財政支出結構。但同時，預算的透明度較低，社會公眾缺乏參與和監督預算制訂和執行的有效渠道，“三公”消費等居高不下，財政支出結構和效益與公眾理想狀態還有距離，這是社會公眾感覺稅負較重的主要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面對人口老齡化、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等一系列的急迫任務，政府在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城市化建設、環境保護、教育、醫療等諸多方面均需要增加投入，在這個意義上，未來中國宏觀稅負的核心問題并不是降低總體稅負水平，而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解決結構問題：

第一，規范政府收入形式，調整政府收入結構，通過稅費綜合改革提高可統籌用于公共服務的政府收入。

第二，推進稅制改革，調整稅制結構，實現稅負的公平。通過進一步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和增值稅“擴圍”改革降低流轉稅負擔，同時通過個人所得稅、房產稅改革適當增加高收入者稅負。

第三，進一步調整支出結構，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壓縮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府運行費用。同時，提高預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構建和完善社會公眾參與和監督政府收支行為的有效渠道。（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稅收研究室主任）

馬滌明：稅負水平別總是選擇性對比

2011年11月16日 08:21

馬滌明

來源：齊魯網

今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與之相關的話題受到關注。14日，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11月15日《新京報》）

“稅負痛苦”注定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所關甚多，自打福布斯說法出籠，官方與坊間一直爭論至今，然而，到現在官方與某些專家的否認并不能服眾——官方說辭中，帶有明顯的片面性，或說選擇性。

財政部負責人否認稅負水平高，一是說，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口徑計算，2010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6.4%，2009年為25.3%，而2009年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為36.4%，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40.8%，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32.9%。這樣看，我們確實不高。二是說，從人均財力水平來看，我國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樣看，世界主要國家的征稅水平遠高于我們。然而，官方說法中回避了另一些重要的可比性問題，一是回避了收入與物價層面的可比口徑。同等比例的稅負面前，收入越高，稅負水平越低；物價越低，稅負水平也越低。有財經評論人士算了一個賬：美國2010年人均收入大約為5萬美元，相當于人民幣32萬元；北京2010年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29073元；紐約CBD附近一居室租金最低為6400元人民幣，北京為3000元人民幣，與人均年收入相比較：紐約為2%、北京為10.3%，北京是紐約的5倍。那么，對比一下相差5倍的基本生活價格、10倍多的收入差距，再看宏觀稅負上我們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幾個百分點，官方的對比口徑便不科學，很片面。

旅美人士發布的中美物價對比中的“吃肯德基、下館子、買車、褲子、鞋”等等的對比，已無需再舉。而說到物價問題，不能不說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征稅方式的不同。我國實行低工資高物價，征收過多的商品價內稅，而不是西方國家實行的高工資低物價，更多的是商品價外稅，比如所得稅、財產稅等。這種窮人富人一律“無差別納稅”，加重著占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者的稅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那么我們這里，低收入者的稅負痛苦感受無疑更深。

至于說“人均財力”，也就是人均征稅，拋開人均收入水平對比這個問題，同樣不科學。2010年我國人均政府財政收入折算為1166美元，美、日、德、法等國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都在14000美元以上??為什么不說說人均收入與人均GDP的對比情況呢？

還有一些不叫“稅”的稅，比如公路收費、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但這些實實在在的“稅負”都不在官方對比之列。

稅負痛苦指數的統計方法是否科學，我國稅負痛苦指數排名第幾，我認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現在的稅負真實情況如何？是否超出國民承受力？

稅負痛感揭示中國財政改革方向

2011年09月19日 08:26

來源：新華網

稅負概念，眼下存在諸多混淆之處，這妨礙了國人對于稅收和稅制的深入認識。

實際上，談稅負問題，起碼有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含義。宏觀稅負，指一國的稅負總水平，通常以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稅收總量占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比例來表示。微觀稅負，則是單個納稅人的實際稅負，由于存在稅負轉嫁，這里是指最終實際納稅人的負擔，而不是名義納稅人。

不同國家之間宏觀稅負的比較，本來不該有太多爭議。但由于我國與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有不少“以費代稅”和其他政府收入形式存在，因此真實的、廣義的宏觀稅負，要遠高于狹義統計口徑的宏觀稅負。這也是為什么大家在討論宏觀稅負時經常發生理解的偏差。

如果就狹義宏觀稅負的國際橫向比較來看，按照稅收收入/GDP的口徑，目前我國在20%左右，在全球來看并不高。但政府的全口徑收入，還應包括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還有未納入預算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這些都加起來，廣義宏觀稅負就相對比較高了。據2010年的數據計算，全口徑廣義稅負略高于30%。由于數據統計難以準確反映各級政府全部財政性收入，也有人估計這一比重已達40%左右，這在國際上應算是較高的宏觀稅負水平了。

無論如何，談論宏觀稅負，最大的問題不在于稅負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幾方面因素：一是能否真正規范預算之外的各類收費，尤其是亂收費；二是在財政支出安排中能否更直接用之于民，如宏觀稅負較高的國家，往往也是高福利國家，包括教育、醫療、社保和就業在內的福利性支出占總支出比重大多在50%以上，因此納稅人的怨言相對較少，我國目前這幾項支出加起來大約只有30%左右；三是有沒有真正減少不合理的支出與財政資金浪費，這里不僅是消費性支出，而且也有投資性支出的效率問題。

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是不同角度的概念，納稅人更多直接感受的是微觀稅負。如果一個納稅人在狹義的宏觀稅負不高的情況下，卻感受到較大痛苦和不滿，無非有幾方面原因。或者是過去稅收征管的彈性較大，有時可以人為地調節稅收進度、實際執行稅率等，正是近年來征管力度有所加強，使更多人感受到痛苦；或者是納稅人被征收了非稅收入，這些政府性收入相對不透明，但又切實地從納稅人手里被政府部門收走，因此也容易產生不滿；或者是財政支出的后評價機制不完善，缺乏財政收入與支出在微觀層面上的有效關聯，納稅人沒有感受到太多稅收收入被最終用到個人身上；或者存在部分主體的偷稅漏稅，征稅出現了“鞭打快牛”的現象，從而即使宏觀稅負不變，也可能使納稅人的平均稅負上升。

另外，還有可能是預算不夠透明，或者政府財務報告不完善，即使有些福利性支出已有所提高，多數人還是未能看明白財政收入的來源和流向；我國以流轉稅為主的體系中存在更多稅負轉嫁，而由于市場競爭機制在很多領域還不完善，因此稅負往往會被轉嫁給市場弱勢群體，這又增強了這部分人群的稅負痛感；不得不承認，我國部分稅種的負擔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如購車承擔的稅費。如果讓更多納稅人參與到政府預算過程中，直接影響和決定稅收征收和財政資金使用的過程，則納稅人的痛苦感將會大大減少。

上述所列問題，筆者以為，凸顯出的正是我國財政改革的方向。

稅收是決定政府與企業、個人經濟關系的基礎，是為市場經濟法治的出發點。

為此，稅收制度合理性的基礎首先是稅收法治，而稅收法治則始于稅收立法。

因此，推動稅收立法權的統一，實現稅法制度的統一，減少行政性因素干擾，才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選擇。其次，反思基本稅收原則。長期以來，在稅收效率與公平這對永恒的矛盾之前，我們遵循的一直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問題是效率又分為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率，前者是少花錢、多收稅，后者是通過稅收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前者曾是我們最重要的原則，而后者則是轉型的目標，這一點甚至比公平更加重要。其三，調整稅制改革思路。如果說1994年稅改旨在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利益分配，那么迫切需要的第二輪稅改則應解決政府與企業、個人之間的稅收利益分配。應該說，堅持“初次分配放權讓利，二次分配重視人本”的思路，才符合改革最初的大方向。其四，事權決定財權的思路值得商榷，也就是政府是否該承擔過多的經濟建設事務值得討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邊界，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但可以肯定，向任何一方偏離都會帶來過猶不及的負面影響。

總之，稅收直接關系到現代法制社會的基礎，正如古老的英國諺語所言，只有真正實現納稅人至上，才能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

如何看稅收增長高于經濟增長

2011年12月13日 07:05

何雨欣/徐蕊

來源：解放日報

新華社記者 何雨欣 徐蕊

根據財政部最新發布的數據，今年前11個月，全國財政收入 97309億元，同比增長26．8％，其中稅收收入85216．4億元，同比增長24．7％。

如何看待稅收收入的增長高于經濟的增長？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如何看待稅收與物價上漲之間的關系？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近日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記者：從理論上講，經濟稅源的規模就是GDP的規模，稅收收入應與GDP保持基本同步。近幾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長高于經濟增長的現象持續出現，應該如何看待？

高培勇：應當說，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高于經濟的增長是從1994年開始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是1994年我國實行了稅制改革。

1994年稅制改革之前，我國的稅制尚處于初建階段。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很不規范。從1994年起，才逐漸建立起比較規范的稅收制度。稅收制度的相對規范，為稅收收入的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

再一個因素，就是納稅意識。真正讓老百姓感受到稅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融入稅收，也是從1994年開始的。

第三個因素，就是稅收征管。1994年之前，我國稅務機關的征管水平是相對偏低的，稅收實征和應征之間的比例大約只有50％。在1994年之后，嚴格意義上的稅收征管體系才逐步建立起來。作為一個必然結果，稅收實征率開始上升，現已達到75％以上。這種變化奠定了1994年以后我國稅收收入高速增長的基礎。

稅收收入的增長高于經濟的增長，我覺得應該從兩部分考慮，一方面，稅收收入的增長應該與經濟增長直接掛鉤。從歷史經驗上來說，稅收收入的增長應該略高于經濟增長。在1994年以前的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稅收收入的增長是慢于經濟增長。故而，在一定意義上講，1994年以后，稅收收入以高于經濟增長的速率增長帶有補償性質。

另一方面，我國稅收制度雖然逐步建立，但稅制結構有很大的不均衡之處，有些經濟領域稅負比較高，有些則較低，甚至有些領域稅負為零。換言之，我國現行的非均衡的稅收制度布局，使得經濟結構與稅制結構之間并不呈現一種直接的對應關系。

記者：現在國際國內有很多聲音，包括質疑，認為我國的稅負重，我國的稅負水平究竟如何？

高培勇：這個問題要從宏觀稅負談起，宏觀稅負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衡量稅負水平的標準，是指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然而，這說的只是總量，沒有涉及結構，更沒涉及我國現實的特殊國情。

在我國，目前，可以計算稅收總量的口徑大致有三個，一是純稅收收入，這是最窄的口徑。二是財政收入。三是所有政府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渠道，這是較寬的口徑。

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傾向于用較寬的口徑與國際做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雖不能算低，但絕不是世界最高的，它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

從縱向比較來看，1994年之后，在稅收收入增長持續快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宏觀稅負水平肯定會呈現逐年提高的景象。這是必須承認的基本事實。

記者：目前，我國的物價水平仍處于高位，有觀點認為稅收因素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價，應該怎么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

高培勇：稅收是內嵌于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稅收往往是按商品價格的一定比例征收的，也就是比例稅。所以，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稅收也會相應提高。反過來，稅收的增長也會相應推高物價。

稅收與物價之間的這種密切聯系，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在我國有特殊之處，那就是我國的稅制結構有所不同。我國的現行稅制體系中，70％以上為流轉稅，也就是間接稅。其余的不足30％為所得稅等直接稅。大家知道，能夠進入到商品和服務價格中的稅收一般而言是流轉稅或間接稅。

這種稅制結構與工業化國家差別較大。在后者的稅收體系中，占較大份額的是所得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所以，即便同樣的宏觀稅負水平，但因稅收結構的差異，稅收進入到價格的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稅收收入總量的70％都有可能進入價格，而在一些國家，可能只有30％。由此可見，我國的稅收對價格形成的影響無疑更大。

（據新華社北京12月1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