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習近平強調領導干部加強調研 專家倡借民間智庫
習近平強調領導干部加強調研 專家倡借民間智庫 日前,中央黨校舉行2011年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出席典禮并講話。他強調,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再次明確要求,各級黨委要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組織力量開展調查研究,努力回答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要充分認識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按照胡錦濤同志提出的要求加強和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昨日,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所長何增科在接受南方日報采訪時表示,與群眾面對面的談話方式,有著網絡和文件調查等方式不能取代的價值。不僅領導干部的調研要深入,還可以結合學術調研的方式,由智庫提供意見,政治家負責對方案做決策,實現雙通道溝通。
調研前提是保密
領導調研時不能層層陪同,否則見到的不會是群眾,只是化過妝的相關工作人員,聽到的也是好話,起不到實際作用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調查研究是做好領導工作的一項基本功,調查研究能力是領導干部整體素質和能力的一個組成部分。現在交通通訊手段越來越發達,獲取信息的渠道越 1
來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領導干部親力親為的調查研究。領導干部不論閱歷多么豐富,不論從事哪一方面工作,都應始終堅持和不斷加強調查研究。
從9月20日起,《光明日報》陸續刊發了江蘇、山西、黑龍江、山東、湖南、廣西、湖北、云南等八省區書記在經過深入調研之后親手撰寫的調查報告。
“在新時期將我黨的好作風、老傳統發揚光大是有積極意義的。與群眾面對面的談話方式,有著網絡和文件調查等方式不能取代的價值,也能給政府的智囊團一個真實而極具價值的參考,這樣的調研方式永不過時。”何增科說。
“雖然領導干部深入基層,開展實際而有效的調研會起到垂范作用。但現在有些領導調研成本很高,效果有限。所以領導干部下基層調研的前提是要做好保密工作,調研時不能層層陪同,否則見到的不會是群眾,只是化過妝的相關工作人員,聽到的也是好話,起不到實際作用。”何增科告訴記者。
今年1月8日上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以“永遠和人民群眾在一起”為主題作了省委全會總結講話。汪洋提出,從今年開始,省領導帶頭,下基層進行專項調研時,做到“三不”:不準層層陪同、不作事先安排、不用記者隨訪報道。
“現在要解決的是政治溝通單通道的問題,如果光靠下級把情況逐級往上匯報,就相當于政治執行層面的人,自己
又對結果進行評估和反饋。如果實行溝通的雙通道制,則執行政策是一塊,評估效力是另一塊,能加強評估結果的客觀有效性。”何增科說。
杜絕“報喜不報憂”
現在有些地方有一種報喜則喜、報憂則憂的意識。一些領導干部做批示的時候,更愿意對成績作出批示
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是了解民情、做好決策、推進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我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說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鄧小平指出,“工作能不能落實,關鍵在于共產黨員是不是以身作則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不單單是老一輩的領導人,新一屆的領導人本身也都保持著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工作作風和情懷。雖然日常有大量的材料在往上呈報,然而領導干部親自下基層調研可以拉近與群眾的感情,能聽到真話,這樣的初衷很好。”何增科說。
習近平指出,搞好調查研究必須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必須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對調查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各種問題堅持有一是
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衡量調查研究搞得好不好,關鍵要看調查研究的實效,看調研成果的運用,看能不能把問題解決好。
“現在有些地方有一種報喜則喜、報憂則憂的意識。雖然有內參存在,但往往一些地方政府又通過平時公關等方式籠絡了這些渠道,報憂的數量也會遞減。一些領導干部作批示的時候,更愿意對成績作出批示,所以會有報喜不報憂的情況存在,而這種風氣一定要杜絕。”何增科告訴記者。
中央黨校教授張榮臣表示,干部行為是群眾認識黨的最直觀標志。很大程度上,群眾對黨群、干群關系的認識,不是根據其理論,而是根據黨員特別是黨員干部的表現加以判斷。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性質并沒有改變。但少數黨員干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和干群關系。
可購買民間智庫服務
領導干部無法顧及方方面面,事事親力親為,留下的空間就可以結合學術調研的方式,由智庫提供意見,政治家負責對方案作決策
習近平強調,在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方面,我們黨相繼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切實抓好貫徹落實。要堅持和完善先調研后決策的重要決策調研論證制度,堅持和完善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的調研工作制度,堅持和完善領導干
部的聯系點制度,使調查研究真正成為各級領導干部自覺的經常性活動。
“領導干部無法顧及方方面面,事事親力親為,留下的空間就可以結合學術調研的方式,由智庫提供意見,政治家負責對方案作決策。”何增科說。他表示,現在很多政府部門都會給調研機構和學術機構提供調研項目,學者進行田野調查,利用科學方法,通過發問卷或者訪談形式做調研,形成報告后再向上反饋。
何增科就曾參加過這種調研,政府有時會開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整理匯總,但他認為更科學的方式還是一對一個別訪談。最后總結出幾套結果和方案,可供領導選擇。
“廣東就有民間的調查公司,將調查的材料發給政府部門參考,我也經常收到他們寄來的調研報告,這就屬于社會層面調查,政府可購買民間智庫的服務。”何增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