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重慶市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情況的調查報告
關于重慶市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情況的調查報告
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
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在自訴案件審理中,組織雙方當事人就自訴人提起的刑事訴訟及附帶民事訴訟進行協商,最終達到促使雙方就經濟賠償問題達成一致,被告人得到了自訴人的諒解,自訴人放棄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結案方式。是中國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被國外譽為“東方經驗”。在刑事自訴案件審理中,它為人民法院正確處理輕微刑事案件,協調各方利益主體的矛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審判實踐中,因調解權被濫用而出現“隨意調解”、“重調輕判”和“調解程序混亂”等情況,從而導致“調解功能的擴張和判決功能的萎縮”的不正常現象,其負面效應日漸突顯。為此,今年初,我院將《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制度研究》作為2005年全市法院重點課題上報給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市高院批準并將該課題指令我院完成。我院領導高度重視,庚即成立課題組,制訂了周密的調研方案,對重慶市第一、二、三、四中級法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以及本市和外地21個基層法院審理自訴案件的情況,以實地座談、信函訪問等方式進行了歷時3個多月的調查。調查中發放情況調查表和調研提綱50份,召開專題座談會10次,較好的掌握了重慶法院及部分外省中、基層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情況、基本做法和存在的主要問題。現將該課題的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現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因此,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的調解表現為公權力和私權力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人介入調解過程,主導調解,并確保調解書的法律強制力;另一方面,調解協議的產生又是基于雙方當事人共同協商的結果, 使的調解協議為雙方當事人所接受。為此,同人民法院判決相比,調解具有其獨特的司法救濟價值,是人民法院“定紛止爭”的重要手段。從此次調研的情況看,重慶法院在審理刑事自訴案件時**部分都能把調解原則貫穿于自訴案件審理的始終,并不斷探索新的調解方法,調解已成為審理這類案件的必經程序,不僅在庭審前進行調解,在庭審中和裁判前也進行調解。有許多案件還進行了反復多次的調解工作。能調解結案的盡量調解結案,已成為審判人員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思想,并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總體情況
表一 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總體情況
年 度 數量 受理案件數 調解案件數量 調解率(%)
2002年 1105 658 59.54%
2003年 1078 628 58.25%
2004年 875 434 49.60%
表二 2002年—2004年重慶四個中院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情況
(注:本圖所指調解數包括因調解而撤訴的案件數)
一中院 二中院 三中院 四中院
受案數 調解數 % 受案數 調解數 % 受案數 調解數 % 受案數 調解數 %
2002年 678 398 58.70 232 149 64.22 136 71 52.20 59 40 67.79
2003年 659 392 59.48 240 124 51.66 115 80 69.56 64 32 50
2004年 570 305 53.50 166 77 46.38 61 24 39.34 58 27 46.55
1、通過表一可以看出重慶法院2002年—2004年刑事自訴案件的受案數、調解數及其調解率均呈逐年下降趨勢,并且下降的幅度還比較大,特別是調解率下降近10%。這似乎同當前“共創和諧社會”的大氛圍下,最高法院提倡的“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判調結合,結案了事”的司法理念不相符合。
2、通過表二至少可以看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重慶四個中院2002年—2004年刑事自訴案件的受案數、調解數及其調解率也均呈逐年下降趨勢,特別是四中院的調解率下降21.24%。二是四個中院的刑事自訴案件調解率下降幅度不平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調解率的下降幅度越低,而越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調解率的下降幅度越高。
根據實地調查、座談以及對收集到的有關資料的分析,我們認為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率呈逐年下降且各地區下降幅度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司法政策和法院工作內部評價機制的變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期,由于79《刑事訴訟法》對自訴案件的調解制度規定得較為粗略,致使自訴案件的調解在實務上不規范,從而給人民法院自訴案件的調解工作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并遭到實務界和學界的抨擊。為此,最高法院開展了以司法的規范化、技術化為代表的審判方式改革,該項改革的核心旨在提高庭審功能和審判質量,強調當事人主義,推崇對抗性和當庭判決率。調解作為非正式的庭審因體現不出法律的“威嚴”而受到冷落,調解率也不再是法院內部考核法官業績的標準,并且與獎勵等激勵措施也不再掛鉤,從而減少了法官誘發調解心理的動機。這種司法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一些法官尤其是年輕的受過正規法學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視調解,認為調解是理論水平不高和庭審駕馭能力不強的表現,熱衷于裁判權的行使和說理,追求快審快判,調解走過場,導致相當一部分有可能調解的案件“一判了之”。
2、公訴案件數量逐年遞增。以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為例,該院2002年—2004年公訴案件的受理數以每年15%的比例遞增,該院刑事審判一庭難有更多的精力從事調解工作。在調研中,基層法院普遍反應映,由于近幾年法院法官數量減少,而案件負擔逐年加重,這一矛盾也直接影響了調解率。
3、法官對調解的認可度。法官的執業背景、知識結構、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直接影響著對調解的認識和態度。經驗派法官與學院派法官、基層法院法官與中級以上法院法官對調解的態度就有很大的差別。一般來說,經驗派法官由于出生復雜,進入法院后邊培訓、邊工作,這部分法官在基層法院起著主力軍的作用,并用與鄉土社會接觸最為密切,他們對輕微刑事糾紛解決的合理性和社會效果比較關心,豐富的社會經驗與人生閱歷使他們對調解得心應手,能夠達到調解的效率與效果的統一。而學院派法官由于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對法律規則及程序有著理性的認識,更關注法律的技術性和規范性,強調程序的正當性與司法過程的嚴謹性,主張通過對抗性的程序、周密的證據規則體系、嚴謹的法律解釋和推理來闡釋法律的精神和判決的法理,并以此教育和引導民眾,弘揚司法的權威,對于非正規的調解“不太感冒”。不同級別法院的法官對調解的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就此次調研的重慶二中院轄區兩級法院來說,基層法院的法官因受錯案追究、上訴率、改判發回率等因素的影響,普遍看好調解的實用性,并注重調解。而中院的法官由于受這些因素影響較小,審案較為超脫,故對調解重視不足。
4、當事人方面的原因。在同基層法院的法官座談中,他們普遍認為,由于當事人法律意識的提高,使得調解的難度比上世紀90年代難度增**,法官的說理很難被當事人接受。其原因主要包括:(1)一個案件能否調解成功,一是要看案件本身是有調解的可能性,其內容包括:如案件的性質、被告是否到庭、代理人的調解權限、當事人對訴訟的期望值等;二是要看法官的調解能力和努力程度;(2)當事人的法律意識提高的同時,公共權力權威的下降使得當事人不再盲從公權力的操縱,這也使得法官的調解權威性減弱,僅靠法官的單方調解意愿并不可以改變當事人的選擇;(3)當事人法律意識所謂“提高”尚處于不理性的階段。包括:法律的不確定性使得當事人對訴訟的期望值過高;沒有調解誠意(以程序拖延訴訟),缺少理性的判斷能力和對訴訟成本效益的關心;對法官調解動機的懷疑;自身運作(通過關系操縱)司法的意圖和盲目自信;將訴訟進行到底(要個說法)才是法律意識提高的偏面認識等。
5、律師的參與。在座談中,法官們普遍認為律師參與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加大了其調解的難度。律師參與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一方面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和對當事人傳達信息,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法官在調解中的恣意行為,對調解起著監督作用,本無可厚非。但是,重慶市雖屬直轄市,但其“大城市、大農村”的格局使大部分律師的業務仍以訴訟為主,他們抓住當事人力求勝訴的迫切心理,寧愿將訴訟進行到底也不愿意進行調解,因為法院判決和調解兩種結果對律師收益的反差是明顯的。
(二)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具體情況
1、案件審理情況
表三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具體情況(受案數)
故意
傷害
重
婚
遺棄
虐待
侮辱
誹謗
侵
占
生產銷售
偽劣商品
侵犯知
識產權
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
非法侵
入住宅
2002年 1017 46 10 6 5 0 0 3 18
2003年 1016 40 3 2 2 0 0 1 14
2004年 816 32 8 3 3 0 0 2 10
表四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具體情況(調解數)
(注:本表所指調解數包括因調解而撤訴的案件數)
故意
傷害
重
婚
遺棄
虐待
侮辱
誹謗
侵
占
生產銷售
偽劣商品
侵犯知
識產權
暴力干涉
婚姻自由
非法侵
入住宅
2002年 630 10 5 4 1 0 0 0 8
2003年 598 25 1 1 1 0 0 0 2
2004年 400 20 5 1 1 0 0 0 7
(1)通過表
三、表四可以看出重慶法院2002年—2004年受理的刑事自訴案件中故意傷害罪占絕對多數比率,調解率也比較高,均在50%左右。這類案件人民法院在分清雙方當事人過錯的基礎上,只要被告人及時將賠償款到位或擬訂了還款計劃,一般均能調解結案。
(2)重婚案件雖然受案數量不多,但是其調解比率卻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3)其他案件因數量較少,調解率雖相對較高,但無可比性。
2、調解的階段及程序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對重慶四個中院及其基層法院的調解在時間階段上的劃分進行了了解。
(1)庭前調解。自立案庭實行大立案后,部分法院立案庭承擔了自訴案件的起訴狀送達和庭前調解工作,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如渝中區法院2002年收案22件,其中有15件是在庭前調解結案的。特別值得一提是酉陽縣法院,該院2002年—2004年共受理刑事自訴案件64件,其中有53件在庭前調解結案。
(2)庭審中調解。實施案件流程管理后,法官要在開庭時才正式接觸雙方當事人。在庭審階段的調解一般有兩種操作程序,一種是在法庭辯論終結后進行調解,其目的是為了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礎上促進調解,提高調解效率;第二種是在開庭前花10-20分鐘進行簡短的調解,主要是征求雙方當事人有沒有調解的愿望,如果有調解愿望且差距不大,就主持調解,如果沒有,待庭審結束后再作調解。從此次調研的情況看,絕大部分刑事自訴案件是在在庭審中進行調解,在方法的采用上,前述兩種方法均在交替使用。
(3)對于基層人民法院派出法庭的調解程序問題,由于各地管理模式不一,對調解的程序也不一致。在實行立審分立的法庭,法官在第一次開庭前也不見當事人,只有在庭審后才進行調解。而有的法庭沒有實行嚴格的立審分立,這樣調解的余地就多一些,如在給雙方當事人送達起訴狀時,就詢問當事人是否同意調解,如果同意,則有些案件不需要正式開庭就能調解結案。
3、調解的方式與方法
在座談中,我們與法官談論的話題更多的集中在調解的方式和方法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背靠背”是調解的主要方法。在座談中,多數法官認為,面對面調解幾乎是不可能的,主要還是通過法官來傳達當事人的信息,“背靠背”是普遍采用的方法。
2、在具體操作上,各地法院既能繼承一些優良的調解傳統,并也在實踐中有所創新。“批評教育”作為一種傳統的調解方法是法官借助社會普遍認同的一般道德準則采取說教的方式來促成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這種說教不僅僅是空洞的說服教育,往往還會參以法官的權威來加以實施。如黔江區法院基于自訴人希望通過自訴這一特殊的訴訟模式來實現經濟賠償的目的和被告人希望擺脫“牢獄之災”的愿望的情況,提出了“以情感人、以法逼人、以勢壓人”的調解方法。雖然這種表述在形式上尚需斟酌,但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3、以透露判決內容勸服當事人接受調解。大部分法官認為在事實清楚的情況下,可以透露部分判決內容的方法來勸服當事人接受調解。如一中院、二中院、奉節、秀山、沙坪壩法院的法官均認可其合理性。個別法官認為向當事人傳達判決信息,或拿出以前的類似案件的判決給當事人查看,并非透露判決信息,而是在事實清楚的情況下給當事人一個正確的引導和釋明,以避免當事人對判決的期望值過高,從而達成調解。
4、法官主動為當事人提出調解方案。課題組設計的《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情況調查表》中其中有一項關于“調解方式”的欄目,從統計的數據看,85%的案件是法官在考慮雙方當事人的具體情況下依職權提出解決方案的,其次是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協商提出,只有極少數的案件是當事人主動提出。
5、對于“久調不決”的現象,從調研中反映的情況看,由于當前審限管理較為嚴格,以拖壓調不是主流,只是極少數的現象,調解不成的,一般都在審限期內結案。
總之,由于當事人自行磋商的能力較弱,如果法官不積極司法,調解將陷人盲目性。因此,實踐中,法官往往靈活地采用各種方法,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至于調解的效果,法官們常常說的是“由于法律程序自身的局限性,有時一個不太好的調解甚至比一個好的判決具有更好的社會效果”。事實上,由于當前經濟的發展,信息的透明、通訊的便捷以及當事人接受法律服務的機會增多,調解過程中當事人不明白的問題,往往會及時咨詢親朋好友或者法律服務所以及律師等,部分的抵消了調解程序本身所帶來的弊端。
二、當前重慶法院運用調解制度處理刑事自訴案件的基本做法
通過對重慶和成都兩級法院實地調研,并通過一些典型的案例,課題組發現了在自訴案件調解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領導重視,審判人員負責,把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工作作為一項十分必要的審判工作來完成。各級法院的領導嚴格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把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工作作為“服判息訴、定紛止爭”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如奉節縣法院在年度《崗位目標責任制》中規定自訴案件調解率不低于25%,每低一個百分點扣一分,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加一分,并作為年終評優爭先的依據。為此,該法院審判人員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對調解工作高度負責,不是簡單地走一下程序,而是盡心盡責、不厭其煩地做好調解工作,有的為了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深入當事人所在地,反復多次地做雙方當事人的工作。
(二)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調解方式。法官主持調解一般有調解準備、調解陳述和調解協商三個階段。在調解準備時,法官充分了解案情,針對當事人特點,制定調解計劃,掌握調解重點。在調解陳述階段,仔細頃聽被害方的陳述和要求,同時也了解被告人的情況,分別對其進行教育,在這個階段還為雙方當事人分析調解和判決結案的利害關系。在調解協商階段,由法官主持,并提出調解的方案,雙方當事人進行面對面的協商、解決。
(三)充分發揮訴訟代理人、當事人親屬、基層組織的作用,促使調解成功。對于一些矛盾激化,難以調解的案件,通過訴訟代理人、當事人親屬和基層組織與當事人比較親近,當事人比較信任的特點,讓他們做當事人的工作,使當事人容易接受調解,起到很好的效果。
(四)調解時把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聯系起來,作為平衡當事人利益請求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實踐中,自訴案件的自訴人之所選擇自訴程序,其目的是利用刑罰對被告人的威懾力,實現其經濟賠償,至于是否必須對被告人處以刑罰并不迫切追求,為此在自訴案件的調解中,對被告人要以所謂的“以法壓人”方式,迫使原告人積極履行民事賠償責任,求得自訴人的諒解,促使調解成功。
(五)在調解時注重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引發案件的根源問題。在一些自訴案件中,雙方矛盾長期存在,最后激化引發案件,在調解時注重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引發案件的根源,就能使調解能夠順利地進行。如果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矛盾的根源不能得到解決,就很難調解,有的即使表面上調解了,但還會產生糾紛。因此,不少法院在調解這類案件時,依靠基層組織和政府部門,首先妥善解決糾紛的根源,使案件順利調處,有利于平息矛盾,維護穩定。如黔江區法院審理的張某某故意傷害案,張系在校大學生,因鄰里多年糾紛在寒假期間將鄰居打成輕傷,依法應判處刑罰。但法院考慮到張家貧窮,且張某某系目前張家唯一的一名大學生,若依法對其判處刑罰將葬送張某某的一生,故合議庭的法官不辭辛苦,甚至大年三十也通過當地居民委員會多次給自訴人做工作,最后以自訴人撤回自訴,結案了事。
二、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在當前日益受到重視的法院調解工作中,人民法院立足于實用主義看到了調解的無比優越性。首先,調解可以圓滿、經濟的解決糾紛,達到息訟、減少上訴、再審、申訴、纏訴等現象,緩解訟累,降低成本;其次,調解協議以合意為基礎,更易為當事人自覺履行,可避免執行難;再次,從訴訟整體上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最后,調解可以減少對抗性,有利于在解決糾紛時維護當事人長遠的利益和友好關系,從而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達到維護穩定的政治功能。因此,在這樣一種強大的利益驅動下,以至于法院只追求調解的結果,而忽視了調解的正當性,調解成為審判工作的目的。另外,由于調解有利于社會穩定,所以法院應當著重調解這一錯誤邏輯,使得司法政策對法院維護穩定的政治功能過分強調,也影響了法院調解的合理性。
為此,考察法院調解制度的問題,必須立足于一個科學的判斷立場和標準。我們的立場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時,任何制度的實施都需要成本和代價,我們在充分發揮調解的優勢時,如何保持程序的正當和司法的效率。就當前刑事自訴案件調解的公正與效率而言,一方面,從審判機制整體運作的角度,適用調解可以減少訴訟環節,避免不必要的無意義的上訴和纏訪纏訟,能夠節約訴訟成本和審判資源,然而,就自訴一審過程中,適用調解不一定能夠起到提高審判效率的作用。從調研中也發現,結案總數與調解的比例普遍成反比,調解所花費的時間總是要多于判決的時間。另外,調解的有效適用需要對法官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比判決更多,使法官沉溺于繁瑣的調解事務中;同時,一個有著較高法律素質的法官未必就適合從事調解工作。而基層法院當前案多人少的局面,也會因為過分強調調解而使得審判資源難以有效利用。基于這種立場,現將此次調研中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歸納如下:
(一)以調解程序代替審判程序,從客觀上縱容某些審判人員違反程序法辦案,使法定的程序形同虛設,從根本上損害了實體正義。
調解程序與審判程序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程序。從要求上看,調解程序比較簡單,可以由審判員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議庭主持,并盡可能就地進行,可以用簡便方式通知當事人、證人到庭。在事實基本清楚的基礎上,只要當事人自愿、調解協議合法,法律上并無特別的程序要求。從適用范圍上看,我國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范圍寬泛,且規定調解不得上訴,這無疑為法官規避嚴格、具體的審判程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調解本身所具有的這些特點能給法官在處理自訴案件時帶來回避作出困難的判斷、風險較小等益處。出于對自身利益關系的考慮,一些法官傾向于選擇快速、省力、風險小的調解,而回避費時、費力、風險大的判決。法官的這種調解偏好使得調解在實踐中仍站主導地位,一些本應該適用審判程序結案的案件被代之以調解程序結案,使得嚴格遵循程序規則進行操作的狀態發生了變異,最終損害實體正義。
(二)以“和稀泥”代替“查明事實真相”,對法治建設形成長遠的、深層的危害。
由于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具備查明事實的功能。從此次調研的情況看,有大量的自訴案件,是在法院未查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當然有的案件也無法查明事實真相),強行調解結案的。其基本做法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不做審查、判斷證據的工作,而是向雙方當事人“做工作”,“講道理”。因而調解結果不是“解決”糾紛,而實際上是“化解”糾紛,只要糾紛不存在,調解就達到了目的,不管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是否明白了。這樣做,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大量糾紛經由調解這種雙方自愿、自主的方式解決了,實際上既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的保護和對犯罪行為的制裁不力,又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行使無益;更嚴重的是,最終損害了當事人對法院的信任,從而對法治建設形成長遠的、深層的危害。
(三)強制與自愿的矛盾,使自愿原則難以實現。
“自愿”反映了刑事自訴案件調解的本質屬性,通過調解解決爭議與用判決方式解決爭議的實質性區別在于:前者是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協議,后者是法院的強制性解決。調解是以自愿為根基的;判決是以強制為特征的,它們原本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我國刑訴法卻把兩者相結合,使得自愿原則難以得到落實。因為在這一訴訟模式中,法官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調解者。作為調解者,他只能幫助雙方當事人澄清爭議事實,進行說服教育,以軟化彼此的對立情緒,消解雙方的分歧,引導雙方就解決爭議的方案進行協商或向雙方提示解決爭議的方案;促使、幫助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另一方面,他又是訴訟的指揮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他在與當事人形成的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由于法官的這種雙重身份,在當事人心中會形成很大壓力:如果否定調解方案,會不會在審判員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會不會有否定審判員權威之嫌?會不會因此而在審判過程中吃虧?這樣當事人在對待調解方案的問題上,就會有諸如此類的非自愿的顧慮,并有可能影響其他自主決定。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審判員主持調解的過程中,已形成“先入之見”,如果有一方當事人不接受調解結果,他可能主觀地認為事實已經清楚,沒有繼續審理的必要,從而徑行判決,以調解代替審判,或者可能會在審判過程中走過場,不認真審查、判斷證據,在實際上以先前的調解方案當作判決內容。來自法官的這種潛在的和實際的壓力,對當事人充分自主地參與調解過程是相當有害的,自愿原則因而不可能得到實現。
(四)原來的法院調解制度與當前的審判方式改革互相沖突,嚴重阻礙了改革的進行
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核心內容是強調“當事人主義”,逐步廢除法官的“庭外調查權”。這樣一來,法官和當事人在程序上的分工就發生了逆轉,當事人成為推動程序展開的主體,其展開程序的基本動機是說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結論。也就是說,舉證責任在邏輯上要求判決成為規定程序開展的目標。而自訴案件的調解制度,法官的目的是通過取得當事人的和解、合意來結束訴訟。為此,法官在說服教育當事人的同時,還有必要調查收集證據,以及提供正確的調解方案,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做出判決。很顯然,這樣的情況使法官自然成為推動程序發展的主體,這與“縮小和弱化法官的職權,擴大和增強當事人權限”審判方式改革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還要求法院貫徹公開審判制、實行法官獨立審判和責任制、強化對審判活動的民主監督等等。而自訴案件調解的程序結構,主要內容是法官積極的職權調查和說服教育當事者的活動,這些活動完全可以在法庭之外或者在只有一方當事者在場的情況下進行。這使得訴訟調解缺乏有效監督,同時也違背了公開審判的原則。法官的獨立審判和責任制是指法官享有獨立審理和裁判案件的權力,同時對自己的不正確或錯誤裁判承擔完全責任的制度。而依我國的刑事訴訟法調解不存在上訴問題,調解書發生法律效力后,既不屬于本院院長和上級法院依審判監督程序主動進行再審的范圍,又不屬于檢察機關抗訴的范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況又極少發生。因此,調解對于法官來說是一種風險小的處理案件方式。而且調解無論是在程序法的適用,還是在實體法的適用上都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在這種情況下,調解協議明顯違法的現象并不多見,而違反自愿原則,迫使合法、有理的一方當事人作出讓步的所謂隱性違法時有發生,但因為隱性違法具有隱蔽性的特點,再加之缺乏有效的監督,追究法官的責任實際上往往無法落實。上述種種無疑都嚴重制約著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
三、對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的幾點思考
從現代世界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趨勢來看,為克服訴訟遲延、法律職業人匱乏、訴訟費昂貴等諸弊端,調解作為解決輕微刑事糾紛的訴訟機制,無論在大陸法系還是在普通法系;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無論在立法層面還是司法層面,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對調解制度的完善也處于不斷成熟之中。有“訴訟王國”之稱的美國,大量輕微刑事案件經過調解程序得到解決,只有極少數案件才進入法庭審理階段;日本通過調解解決的輕微刑事案件占受理總數的53%到54%,訴訟中經調解解決的案件達35%。雖然各國的調解程序并非完全相同,但通過協商解決糾紛、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和減輕法院案件過多的負擔是各國法律設立調解制度的本意所在。同時,法院調解制度具有訴訟外和解與審判優勢相結合的特點,理性的當事人可以積極的在司法公正與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點,以最大限度的滿足自己的需求。隨著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單純的訴訟外和解與單純的民事訴訟其價值都無法滿足社會對司法救濟制度的多樣化的需求。另由于個人自由理念的提升,希望通過在訴訟的過程中,積極參與糾紛的解決。而法院調解則是將訴訟外和解與民事訴訟中審判的制度予以調和的產物,同時滿足人們對調解與審判優勢進行融合的需要。在這種模式下,當事人可以在程序保障與效益、公正評價與利益協調之間尋求平衡點,以最大限度的滿足自己的要求。可以說,法院人力不足的困境及糾紛雙方對糾紛解決的多元化需求是法院調解存在的根源。
(一)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應遵循的原則
1、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原則
調解不是“和稀泥”,自訴案件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是非分明的基礎上進行,只有查明了事實,分清了是非曲直,明確了當事人的責任,才能有理有據,有針對性的對當事人進行教育和疏導,正確的適用法律和政策,對案件做出準確的處理。
有人認為,調解強調的是當事人的合意,有些人不愿意公開糾紛的真正原因和事實經過,有些糾紛事實查得越清楚,是非越明確,更容易激發有理一方當事人的不滿情緒,得理不饒人,反而增加了調解的難度。認為只要當事人自愿,事實是否清楚,責任是否明確就沒有實際意義了。對此,我們應該明確,調解的基礎是被告人或者責任人認清過錯,提高認識,對被害人賠禮道歉并取得被害人同意,而不是毫無道理的“調和”,如果事實不清、責任不明,在此基礎上進行盲目調解,很難求得被害人的同意,調解無法達成,而且,這種調解也違反了法律的根本精神。
2、雙方當事人自愿原則
首先,在刑事自訴案件的審理中是否適用調解,必須尊重當事人意愿。一般由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并且取得對方當事人同意后方可進行。法院也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向雙方當事人提出進行調解的建議,并且為此進行必要的說服,但這種建議和說服必須建立在當事人同意的基礎上,如果當事人堅決不同意調解,人民法院不得強行調解。
其次,調解的自愿原則還體現在調解是否能夠達成協議以及協議的內容都必須是當事人自愿協商的結果,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審判人員在進行調解中也可以提出適當的方案,并且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說服和勸導,也可以將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方案轉告對方當事人,并征求其意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審判人員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更不能強迫一方當事人接受對方的意見。在審判實踐中,有的堅持“硬性調解”的做法,即對有過錯的被告人采取逮捕等強制措施,以“不接受對方意見將被判刑”來迫使其接受調解;對一些提出過高要求的自訴人,則以“駁回起訴”等要挾,迫使一方當事人接受對方的調解方案。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違背了調解的基本原則,是錯誤的。
3、調解必須合法,并且不得損害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的原則。
自訴案件調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項審判活動,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在調解中應當貫徹依法公開的原則,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合法權益,遵守必要的程序。調解成立后,應按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的要求制作刑事附帶民事調解書或書面調解協議。
調解的內容必須符合法律和有關政策的規定,并且不得侵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由于自訴案件調解的后果是受害人放棄對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的請求,往往是一種單方面的讓步。因此,要特別注意被告人犯罪情節的輕重,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以及是否必須追究刑事責任等情況,防止出現不當調解,使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罪犯逃避法律的懲處。
4、實行誰主張準舉證的原則。證據是查清事實的基礎,在自訴案件調解中,應堅持誰主張誰舉證。對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證據,申請人民法院調取證據的,人民法院確認為有必要,可以依法調取。
5、參照民事訴訟法原則。人民法院在進行自訴案件調解時,遇到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的問題時,可參照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應注意兩點:一是參照僅限于程序上的問題;二是參照不等于適用,不是將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完全套用到刑事自訴案件中。
(二)刑事調解的實施
1、調解的組織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進行刑事自訴案件調解一般由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一人進行。審判人員一人主持進行調解的案件,一般是指事實清楚,證據比較充分,當事人雙方爭議不大,社會影響較小的案件。合議庭主持調解的案件一般是那些案情比較復雜,當事人雙方爭議較大和社會各界比較關注的案件。
2、調解的步驟
自訴案件的調解活動的關鍵是對當事人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疏導工作,因此必須從促進當事人團結的目的出發,耐心、細致,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實踐中一般采取以下步驟:
(1)在查明案件事實和區分責任的基礎上,盡量摸透當事人的真實思想和相互關系,以了解調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進行刑事調解時,首先應掌握雙方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司法實踐中,被害人被害后主要有以下心理:憤怒心理、報復心理、恐懼心理、抑郁心理、絕望心理、補償心理、請求法律保護心理、反抗心理和顧慮心理等。具有前五種心理的被害人與被告人的對抗情緒大,調解難度也大,后五種心理狀態的被害人較易接受調解。被告人在犯罪后,往往有以下心理:悔罪心理、抵賴心理、反社會心理和氣憤心理等。有第一種心理的被告人易于接受調解,而后三種情況下,被告人不易接受調解。了解當事人心理狀況,有助于把握案件是否適于調解以及調解的方式和調解的前景。對不同心理狀態的當事人應采用不同調解方式。對于對立情緒較大的當事人可采用宣泄法,讓其將內心憤恨發泄出來,使其情緒穩定下來,理智處理問題。同時可讓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然后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律、政策教育,逐步使其接受調解。對于抱有抵賴心理的當事人,可以在充分證據的基礎上對其抵賴、狡辯行為進行揭露,使其消除僥幸心理。對于漫天要價的當事人,要用法律規范調整當事人的不合法要求,引導當事人從合法性、合理性方面去認識。
(2)針對案件的實際情況,有重點地對雙方當事人進行教育,向他們宣傳法律和政策,使其認清各自的過錯和責任,為調解打下基礎。
由于當事人的責任和訴訟地位不同,對其疏導教育的內容也應有所區別:對有過錯的被告人主要是通過法律、政策和是非教育,使其認清自己的罪過,從而端正態度,幡然醒悟;對于自訴人(被害人)則主要是通過勸導,消除對立情緒,使之從長久和睦相處的大局出發,解怨釋仇,團結和好。對于雙方均有過錯的當事人,應當引導其客觀地分清案件經過,正視自己的責任,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從而淡化矛盾,緩解對立,創造冷靜客觀的氣氛。
(3)要在雙方當事人認清各自責任的基礎上,讓有責任的被告人(一方當事人)向對方賠禮道歉,并承擔其侵害行為給對方造成的經濟損失,以求得對方的諒解。如果雙方均有過錯,則應根據實際情況,對雙方進行相應的批評,并讓其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自訴案件的調解中,要把損害賠償解決好。能否妥善地解決損害賠償,往往直接影響到調解能否成功。只有有過錯一方賠償了對方的損失,才可能求得對方的諒解,建立調解的基礎。否則,被害人會認為對方沒有認錯的誠意,而不同意調解。同時,還應解決其他有關問題,例如:對于侮辱、誹謗案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為被害人澄清事實,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對于重婚案件應當宣告解除被告人非法的婚姻關系等等。
3、調解成立
當事人雙方經過協商,自訴人放棄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并就其他事宜達成協議,即為調解成立。調解成立后,人民法院應依法制作調解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字后即發生法律效力。對于一些不能一次性交付完畢而需要事后分期執行或者需要有關部門及親友長期監督的案件(例如傷害案、虐待案等),也可以制作調解書,以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供當事人和有關部門作為監督執行的依據。人民法院的刑事調解書,在向各方送達后即生效。
(三)刑事調解中應注意的問題
在進行刑事調解時,要正確處理以下幾個關系:
1、人民法院在處理刑事自訴案件時應正確處理調解和判決的關系
人民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必須注重調解的原則,對于可以調解的案件,應盡量調解。根據審判實踐,我們認為可以調解的案件,一般是指輕傷害案,侮辱、誹謗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遺棄案等。對于其中犯罪情節尚不嚴重,當事人雙方是鄰里親屬關系,雙方矛盾不深,被告人能夠真誠悔改的案件,都可以進行調解;對于重婚案件中犯罪情節較輕,經過教育確有悔罪表現的被告人(主要是自訴人配偶),在取得自訴人諒解的情況下,從維護其婚姻家庭關系出發,也可以進行調解;至于破壞軍婚案件,由于這類犯罪不僅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往往嚴重地侵害國家和社會利益,因此,一般不適用調解。由于調解成立后將使一些客觀上已經或可能構成犯罪的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因此,在適用調解時必須持慎重態度,不能不加區別地一律適用調解。
2、正確處理教育與懲誡的關系
自訴案件調解中,自始至終貫穿著教育和疏導。可以說,除了案件性質、情節、危害后果等客觀因素外,教育疏導的效果往往可以決定調解的成敗。因此,要注意摸透當事人的矛盾根源,深人分析其思想癥結所在,有的放失地做好批評、說服勸導工作,把教育疏導貫穿在審查立案、調查取證、實體審理以及處理附帶民事訴訟的全過程。注意工作方法,因勢利導,堅持耐心細致,力戒簡單粗暴,爭取使激化的矛盾得到緩解,強烈的對立情緒得以消除,從而促進調解成立。
3、正確處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系
調解協議盡管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但必須經人民法院認可,調解的內容必須符合法律和政策。在調解中必須嚴格依法,堅持原則,既不能使必須定罪處罰的被告人逃避法律制裁,又不能過于遷就自訴人(被害人)的過高要求;對當事人提出的違反法律、規避法律以及顯失公平的調解條件不應支持,對內容含糊不清,有可能產生歧義的條款應予澄清。當事人不得再另行就同一內容私下達成與調解不符的協議,以規避法院的審查。
由于法律允許自訴人在一定范圍內處分自己的實體和訴訟權利,因此,在調解中應當具體案件具體對待,注意工作方法,充分考慮雙方當事人的實際情況,允許和鼓勵當事人在非原則問題上求同存異,在法律、政策的范圍內對調解條件作出適當讓步,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4、正確處理人民法院為主和爭取有關人員參加的關系
自訴案件調解不同于自行和解,必須由法院的審判人員主持進行,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發地協商。當事人的調解請求,必須向審判人員提出,調解內容也必須經審判人員審查。在調解中,審判人員應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積極地開展工作,努力溝通雙方當事人的思想。同時,法院也應盡力爭取外界人員協助開展調解工作。實踐證明,由當事人的親友、單位或基層組織負責人協助調解,對當事人進行教育,共同協商調解條件,往往比僅由審判人員調解的效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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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題組前期由本院原院長郭運發(正廳級巡視員)擔任課題組組長,后期由本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宋光仲擔任課題組組長,并從研究室抽調研究室副主任晉松、副主任吳比、高翔、傅沿組成。執筆人為傅沿。
第二篇:關于重慶市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情況的調查報告
關于重慶市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情況的調查報告
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
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在自訴案件審理中,組織雙方當事人就自訴人提起的刑事訴訟及附帶民事訴訟進行協商,最終達到促使雙方就經濟賠償問題達成一致,被告人得到了自訴人的諒解,自訴人放棄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結案方式。是中國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被國外譽為“東方經驗”。在刑事自訴案件審理中,它為人民法院正確處理輕微刑事案件,協調各方利益主體的矛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審判實踐中,因調解權被濫用而出現“隨意調解”、“重調輕判”和“調解程序混亂”等情況,從而導致“調解功能的擴張和判決功能的萎縮”的不正常現象,其負面效應日漸突顯。為此,今年初,我院將《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制度研究》作為2005年全市法院重點課題上報給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市高院批準并將該課題指令我院完成。我院領導高度重視,庚即成立課題組,制訂了周密的調研方案,對重慶市第一、二、三、四中級法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以及本市和外地21個基層法院審理自訴案件的情況,以實地座談、信函訪問等方式進行了歷時3個多月的調查。調查中發放情況調查表和調研提綱50份,召開專題座談會10次,較好的掌握了重慶法院及部分外省中、基層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情況、基本做法和存在的主要問題。現將該課題的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現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因此,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的調解表現為公權力和私權力的有機結合,一方面,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人介入調解過程,主導調解,并確保調解書的法律強制力;另一方面,調解協議的產生又是基于雙方當事人共同協商的結果, 使的調解協議為雙方當事人所接受。為此,同人民法院判決相比,調解具有其獨特的司法救濟價值,是人民法院“定紛止爭”的重要手段。從此次調研的情況看,重慶法院在審理刑事自訴案件時**部分都能把調解原則貫穿于自訴案件審理的始終,并不斷探索新的調解方法,調解已成為審理這類案件的必經程序,不僅在庭審前進行調解,在庭審中和裁判前也進行調解。有許多案件還進行了反復多次的調解工作。能調解結案的盡量調解結案,已成為審判人員審理這類案件的指導思想,并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一)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總體情況
表一 2002年—2004年重慶法院刑事自訴案件調解制度運行的總體情況
年 度數量 受理案件數 調解案件數量 調解率(%)
2002年 1105 658 59.54%
2003年 1078 628 58.25%
2004年 875 434 49.60%
第三篇:刑事自訴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不需要經過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不通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而由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起的訴訟直接立案和審判。這類刑事案件,在刑事訴訟中稱為自訴案件。刑事訴訟法
第18條第3款規定: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這一規定清楚地表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只限于自訴案件。所謂自訴案件,是指由被害人本人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案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的規定,自訴案件包括下列三類案件:
1.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所謂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是指只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控告和起訴,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解決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人民檢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近親屬也可以告訴。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共有四種:即刑法分則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公然侮辱、誹謗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第257條第1款規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第260條第1款規定的虐待案和第270條規定的侵占他人財物案。這四種案件,犯罪情節輕微,案情都比較簡單,不需要偵查即可查清案件事實,所以適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需特別說明的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88條的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2.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是指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不需要進行專門調查和采取有關強制性措施即可查清案件事實的案件。這是對原刑事訴訟法關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所謂“不需要進行偵查的輕微的刑事案件”規定的修改,有利于防止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相互推諉而使被害人告狀無門的現象發生。這類刑事案件主要包括:(1)故意傷害案(輕傷);(2)重婚案;(3)遺棄案;(4)妨害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6)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7)侵犯知識產權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8)屬于刑法分則第4章、第5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等。
這類案件不僅案情比較輕微,而且事實明顯,被告人明確,被害人有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不需要動用偵查機關的力量去偵查,只需采用一般的調查方法就可以查明案件事實,所以也適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上述所列八項案
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被害人無證據或證據不充分的,人民法院應當說服其撤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偽證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3.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已作出不予追究的書面決定的案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3項的規定,這類案件從性質上說原屬于公訴案件范圍,若成為自訴案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被害人有足夠證據證明;二是被告人侵犯了自己的人身、財產權利,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三是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并已經作出書面決定的。這類刑事案件的范圍很廣,既包括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不立案偵查或撤銷的案件,也包括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案件。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公安、檢察機關立案管轄工作的制約,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告狀難”的問題。
上述由被害人起訴的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有無證據證明,是否屬于輕微刑事案件,應由人民法院根據立案標準予以確認,并可以進行調解(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3項規定的案件除外),這樣既可以簡化訴訟程序,避免訴訟的拖延,減輕群眾的訟累,又有利于案件的解決和處理。
第四篇:刑事自訴案件有哪些審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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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自訴案件有哪些審理程序
刑事自訴案件審理程序有哪些
對于自訴案件的調解,法律的規定較原則,這就給承辦人留下了較寬松的辦案環境和發揮余地的空間。
法律咨詢:
您好,刑事自訴案件審理程序有哪些?
律師解答:
(一)程序的審查判斷
1、對于自訴案件,人民法院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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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符合自訴案件的條件的;
(2)證據不充分的;
(3)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4)被告人死亡的;
(5)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6)除因證據不足而撤訴的以外,自訴人撤訴后,就同一事實又告訴的;
(7)經人民法院調解結案后,自訴人反悔,就同一事實再行告訴的。
2、對于已經立案,經審查缺乏罪證的自訴案件,如果自訴人提不出補充證據,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自訴人經說服撤回起訴或者被駁回起訴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再次提起自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3、自訴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對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訴的,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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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并視為自訴人對其他侵害人放棄告訴權利。判決宣告后自訴人又對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實提起自訴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訴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他被害人參加訴訟。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參加訴訟或者不出庭的,即視為放棄告訴權利。第一審宣判后,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實又提起自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不受此限制。
4、被告人實施的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分別屬于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審理公訴案件時,對自訴案件一并審理。
5、人民法院對于決定受理的自訴案件,應當開庭審判。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審判程序參照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的規定進行。
6、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應當中止審理。被告人歸案后,應當恢復審理,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
(二)證據的審查判斷
1、書證、物證均應提交原件、原物,提交復印(制)件應與原件、原物核對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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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人出庭作證的,應當在開庭前一定期限內提交證人名單,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到庭的,經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
3、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音、錄像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4、當事人(自訴人及被告人)在下列情況下,可以申請法院調取、核實證據:
(1)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且已不能繼續舉證證明的;
(2)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
當事人應當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對其申請,由主審法官審查,并在3日內作出是否采納申請的決定。
5、人民法院調查收集到的證據,應在開庭時質證;對未能調查收集到的證據,人民法院亦應告知當事人。
(三)調解、撤訴或者自行和解
1、人民法院對告訴才處理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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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訴。
2、對于自訴人要求撤訴的,經人民法院審查認為確屬自愿的,應當準許;經審查認為自訴人系被強迫、威嚇等,不是出于自愿,應當不予準許。
3、對于已經審理的自訴案件,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應當記錄在卷。
4、調解應當在自愿、合法,不損害國家、集體和其他公民利益的前提下進行。調解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制作刑事自訴案件調解書,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署名,并加蓋人民法院印章。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發生法律效力。調解沒有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簽收前當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判決。
5、人民法院裁定準許自訴人撤訴或者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被告人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應當立即予以解除。
6、自訴人經兩次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準許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按自訴人撤訴處理。
自訴人是二人以上,其中部分人撤訴的,不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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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述自訴案件的第(三)類案件,不適用調解。
8、對于依法宣告無罪的案件,其附帶民事訴訟部分應當依法進行調解或者一并作出判決。
(四)反訴
告訴才處理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訴訟過程中,可以對自訴人提起反訴。反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反訴的對象必須是本案自訴人;
2、反訴的內容必須是與本案有關的行為;
3、反訴的案件必須是自訴案件的第(一)、(二)類案件。
反訴案件適用自訴案件的規定,并應當與自訴案件一并審理。原自訴人撤訴的,不影響反訴案件的繼續審理。
(五)審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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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訴案件應于1個半月內審結,屆時不能審結的,報庭長、院長審批。
2、對當事人羈押的,應按公訴案件的結案要求,于1個月內結案,至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
3、附帶民事訴訟的,參照民事訴訟相應的審限。
4、按自訴程序受理的自訴案件經審理后認定屬于公訴案件的,應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相關法律知識:
自訴案件的法理依據是國家將這類案件視為主要侵犯公民個人權利的案件,因此,賦予被害人起訴權。作為公民的一種權利,被害人對于這種訴權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正是基于這種處分權,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還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撤回自訴。可見自訴案件有一些民事案件的特征。我院在審理時運用了民事案件的審理方法,給當事人留下處置權益的時間和空間,充分利用調解手段,讓當事人互相諒解、化解矛盾,并解決了執行難的賠償問題,創造了和諧的當事人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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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自訴案件的調解,法律的規定較原則,這就給承辦人留下了較寬松的辦案環境和發揮余地的空間。在查清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只要雙方當事人愿意,不違背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法院對當事人自行達成的協議是認可的。但是,很多當事人很難自行達成協議,往往需要法官的正確引導和耐心勸說,這就要求我們辦案法官深入領會法律的精髓,堅持公正的立場,并根據案件的具體實際情況處理案件。大多數的自訴人是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為手段,達到獲得較高賠償數額的目的,所以自訴人積極追求調解,并以放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為前提。而被告人為了避免被追究刑事責任,也希望達成調解,同時,考查被告人的經濟狀況和“人格可信度”,一般我們掌握的標準是,不能即時清結的要求被告人簽收調解書時至少支付大部分的賠償款。因為調解書一旦簽收,雙方當事人的關系就轉化為純粹的債權債務關系,否則,如果被告人拒不付款,自訴人不僅失去了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權利,還可能得不到賠償款,這樣自訴人權益就難以得到保護。
當事人在庭外自行和解的,自訴人在和解以后會到法院撤訴。我們要了解當事人和解的經過,查明其中是否有脅迫、欺詐行為,以及賠償情況。一般來說,無外來因素影響,雙方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自行達成和解且賠償款全部付清,應當裁定準予撤訴。不能和解、調解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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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立即開庭審理。簡易程序的適用并當庭宣判,大大縮短了辦案時限,提高辦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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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對當前刑事自訴案件審理的調查報告[范文模版]
在近幾年的司法實踐中,筆者對某一基層人民法院2007年至2008年受理的9件刑事自訴案件統計發現,2007年受理刑事自訴案件3件,2008年受理刑事自訴案件6件,同比增長100%,其中調解2件、撤訴1件,調撤率33.3%。
一是審查把關不嚴,盲目立案。刑事自訴案件往往是當事人一紙訴狀,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嚴格的審查把關,致使刑事案件不斷增多。
二是易立難審,久審不決。由于立案審查把關不嚴,受案后發現許多問題,加之雙方爭執較大,而又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難于收集定案證據,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調又調不成”的局面。
三是濫用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屬輕微刑事案件,自訴人可以撤訴,也可以與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決定對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應當嚴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態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對其采取逮捕措施。不僅給審判工作帶來被動,而且容易激化雙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決后,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執行,案結事未了。由于審判人員在審判中對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濫用職權,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觸對立情緒較大,本來可以調解或和解結案的案件,不得不判決結案。而被告人難于接受,致使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兌現執行。
針對上述狀況,筆者建議,人民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改進:
一是要把好立案審查關。嚴格審查自訴 案件有關 刑事部分,如果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訴人堅持提起刑事訴訟,則裁定駁回起訴或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審理中的處理工作。如發現受案后刑事自訴案件不屬于本院管轄,應將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關部門處理;證據材料不足,不能證明被告人構成犯罪,就應宣告被告人無罪。更不能認為需要被告人賠償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極其慎重穩妥的采取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在審查核實證據的基礎上,確實認為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律,不采取強制措施不利于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或者產生不良社會后果,才可采取強制措施。同時要嚴格審批手續。
四是要注重調解,增強良好社會效應。刑事自訴案件多是鄰里糾紛,往往是小事釀成大禍,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調少判,這樣一來有利于社會穩定,促使當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順利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