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法的誠信原則

一、誠實信用原則內涵的界定及各國的立法例

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民法中的“帝王條款”，也是所有法律體系中十分重要的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宗旨，是為了維護某一種秩序，這種秩序是建立在一定道德基礎上的。就內涵而言，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人們在進行社會活動時必須具備誠實、善意的內在狀態。就外延而言，誠實信用原則有一定的擴張性，可以補救法律規定的不敷使用。誠信是一個社會道德規范的核心，在一個不講誠信，投機成風的社會里，法律規定的再細致也是徒勞的。這因為法律不可能細致到對現在已經出現，將來可能發生的所有的情況做出規范。所以，誠實信用

是一個人必須遵守的原則。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一向十分重視誠實信用這一倫理的標準，朋友之間以誠信為本。到了現代社會，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乃至歐美的其它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基準進一步提升到民事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如瑞士民法典第二條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又如日本民法典新增第一條規定“權利之行使用義務之履行，應依信義誠實的為之。”，還如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誠實信用原則之重要性。因此，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作為

每個人不得不遵守的基本原則。我認為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

誠實信用原則對民事活動主體與法官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按定義理解，它涉及的是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當事人之間，各自應本著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以方便實現應該得到的利益，這就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要求。當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失去平衡，一方以如欺騙的步伐手段非法侵占他人利益時，法官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重新調整當事人的利益關系，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復，以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的良性發展。在當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依照社會法學流派的觀點，應該把社會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人不得損害社會利益，誠實信用原則也正體現了這一點的要求。使得當事人通過合法的途徑去獲得正當的利益。同時，誠實信用原則又賦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法律所所要追求的最終的目標是“公正”、“正義”。而法官正是正義的守護者。民事活動紛繁復雜、變化多端，很難用硬性的法律條紋把每一個細節都刻畫下來。在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起著解釋和補充法律的作用。

第二篇：我國合同法誠信原則

我國合同法誠信原則

“誠信”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早在中國古代時就被廣泛推廣。在中國古代一般就治國思想分為儒家、法家、道家，但不管是哪家的學說，說道底都是在“誠信”上做的文章，僅僅是論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作為西方文明發源地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更是將“誠信”上升為法律原則。在中國歷史上，由于人治的原因，“誠信”在許多時候被作為判罰的依據。由此可見，誠信原則在中國是有其悠久歷史的，它扎根于中國的傳統道德，成為中華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意義上的為各國廣泛采用的“誠信”源于羅馬法。就當代中國而言，對“誠信”的理解已經同起源于羅馬法中的“誠信”基本一致，與中國古代關于“誠信”的理解已有很大的不同了。概而言之，誠信原則要求民事主體以善意的心理狀態從事民事活動、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其次誠信原則本質上是一種道德規則，它從道德要求出發，以法律的手段規制人們的行為，確立起牢固不可動搖的交易道德準則。而誠信原則又與公平正義原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等共同構筑了市場主體行為的范圍，要求市場主體得在不損害他人與社會利益的范圍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誠信原則不僅是守法原則，更是司法原則，從而實現民法理念以及填補法律的空白與漏洞。

信用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內容。整治經濟秩序，重塑社會信用不僅需要強化誠信觀念，而且要建立長期、穩定的市場監管法律體系。通過法律手段整治社會信用。而我國合同法就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個重要原則。

隨著科技社會的不斷進步，交易的日益頻繁與復雜，經濟走向規模化、社會化，合同自由原則的地位似有所下降，而誠信原則經過學者的推崇，已漸上升為合同法中的核心原則，甚至被尊為“帝王條款”。可見其在合同法，乃至整個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在交易中講究誠實信用，已不僅是道德需求，更多地具有了經濟價值。合同法誠信原則因其對合同行為全過程的規制，在維持交易秩序，保護交易安全，降低交易費用，鼓勵交易成功，解決交易糾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誠信原則與自由原則被稱為是合同法的兩大主線,貫穿合同成立、履行、解釋等階段,在合同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執行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相信雙方在進行一個都能獲利的交易,在當事人進行交易的整個過程中,需要最低限度的信賴,誠信原則作為一個法律與道德的保障,在合同法中的功能非常突出。它要求當事人必須具有誠實、守信、善意的心理狀態,也就是說當事人有誠實、善意的主觀愿望，在從事交易活動中,應當忠于真相,不得欺騙他人,損人利己。在訂立合同后也應恪守諾言,任何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都是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其次，誠信原則要求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關系,都是各個交易主體追求不同利益而產生的,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和矛盾,需要以誠信原則來加以平衡。并且誠信原則不僅要平衡當事人的利益,還要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即要求當事人不得亂用權利,損害國家、集體和第三人的利益。最后，誠信原則具有解釋法律合同的作用，要求在法律和合同缺乏規定或規定不明確時,司法審判人員應根據誠信、公平的原則,準確解釋法律和合同。

我國《合同法》明確了誠信原則的地位和適用范圍。當事人在合同的訂立、履行的過程中及合同訂立前與合同終止后,都要遵守誠信原則,嚴格依據誠信原則行使權力和履行義務。第一,在合同訂立階段,雖然合同尚未訂立,但當事人之間已產生了邀約或意向上的關系,雙方都有向對方如實告知的義務。如一方當事人應如實陳述商品的瑕疵、質量情況;如實向對方陳述一些重要情勢(財產狀況、履約能力);履行相互協助、通知、保密等義務。第二,合同訂立后,雙方當事人都應當依據誠信原則遵守諾言,認真做好各種履約準備。如果一方在履約前出現造成合同無法履行的法定情勢,另一方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要求暫時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對方提供履約的擔保。但是,在行使中止權利時應遵循誠信原則及法律規定的條件,不能因對方暫時的困難便借故終止合同。第三,在合同實施階段,當事人應嚴格履行合同規定的權利義務。一方當事人以善意方式履行其義務,另一方當事人要積極配合,相互協作。根據誠信原則的要求,當事人應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誠實、善意地履行義務。第四,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根據誠信原則也可以提出變更或解除合同,但應提前通知對方協商進行,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第五,在合同關系終止以后,盡管雙方當事人不再承擔合同義務,但也應根據誠信原則的要求,承擔一些附隨義務。如受雇人在雇傭關系終止后,對雇傭人的商業秘密等情況負有保密義務。

很明顯,誠信原則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實際包含的相當難以把握的規范性內容,而在于其作用,使一些寬泛的道德準則具有了法律效力。在《合同法》中,誠信原則在很多條款中都有所體現。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完善,誠信原則將成為合同法中人與人交往永不敗落的規范。

第三篇：灌陽縣原代課人員誠信承諾書

灌陽縣原代課人員誠信承諾書

本人鄭重承諾：

我所填寫的“灌陽縣原代課人員身份認定和工作年限登記表”中的(姓名、性別、出生年月、身份證號、辭退時間及原因、從教年限、人員類別、從教經歷、證人證明材料、聯系電話等）所有基本信息真實可靠，提供的證人證明及相關材料真實，所有信息及材料絕無虛假。

本人將嚴格遵守以上承諾，并愿意承擔提供虛假信息及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自愿接受有關部門的處理，同時自動放棄本次養老保險補助的申請資格。

承諾人：（親筆簽名，加蓋手印）承諾人工作單位（或居住地）：

年月日

第四篇：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去魅

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去魅

關鍵詞: 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誠信原則;披露義務

內容提要: 保險法學說和理論不妨對“最大誠信原則”予以淡化和去魅，因為該原則的普通法淵源并不明確，其與大陸法系民法中的誠信原則也并無歷史關聯，且已有學說和司法認為其語義浮夸誤導。不僅如此，保險商洽中的披露義務并不依附于“最大誠信原則”;這也意味著該原則在保險法上并非必要。

通說認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投保人告知義務是該原則的典型表現。[1]35-36 此外，由于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合同法乃至整個民法體系中具有至高地位，因此大陸法系中的保險法學者通常容易純粹從邏輯上傾向于認為最大誠信原則不過是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但是，仔細深究可以發現最大誠信原則在判例法中淵源不明，也與民法法系中的誠信原則沒有歷史關聯，其意義本身空虛矛盾，而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足以涵蓋之。

一、“最大誠信原則”的判例法淵源并不明確

雖然保險制度濫觴于歐洲大陸，但現代意義上的保險法乃是伴隨著英國近代歷史上發達的海上貿易而肇始于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因此，追溯保險合同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首先應該從英美法著手。最早以成文法明確保險合同為“最大誠信”合同的法律是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但該法主要是對此前英國保險領域判例法的法典化編纂。[2]20 因此，追溯“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時不能止于該法，而應進一步上溯至相關判例。在此方面，英國1766年Carter v Boehm案[1]在“最大誠信原則”的學說史上似乎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不少論著舉凡論及“最大誠信原 1

則”的判例法，必然會先從曼斯菲爾德勛爵(Lord Mansfield)就該案的判詞開始。無怪乎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原則最早源于該案。[3]47

但是，曼斯菲爾德勛爵在Carter v Boehm案中“只是強調保險合同需要當事人的‘誠信(good faith)’”[2]，并未言及“最大誠信”。在審理該案時，曼斯菲爾德勛爵指出：“保險乃是基于投機的合同。賴以估算事故之偶發概率的特殊事實主要僅為本案被保險人獨自知悉;本案中，承保人信任被保險人的陳述，相信被保險人為了使承保人誤以為本案所涉情形并不存在而隱瞞其(被保險人)知道的事實。在此基礎上，承保人對風險進行評估，以為并不存在風險。實際上，被保險人隱瞞本案所涉情形，此為欺詐，故保險單無效。盡管此種隱瞞可能由于錯誤而發生，盡管被保險人并無詐欺之意，但合同依然無效：因為承保人實際承擔的風險完全不同于其合同訂立時所理解、評估并擬承擔的風險。如果承保人隱瞞事實，則保險單同樣無效。比如，承保人承保一艘航船，但其暗中已知該船已經安全到港。此種情形下，被保險人可起訴請求承保人返還保險費。這一原則適用于一切合同和交易。依據誠信(good faith)，任何一方當事人都不得隱瞞僅為自己暗中已知的情形、并從對方的不知情和誤以為真這一狀態中獲得交易。?? 這一規則旨在防止欺詐、鼓勵誠信(good faith)。”[3]

顯然，曼斯菲爾德勛爵在此并未明示或者暗示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對此，已有學者指出：對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課加如此嚴苛的“最大誠信”義務并非曼斯菲爾德勛爵之本意;此后的英格蘭法院長期以來對上述判決的理解脫離了判決書的整體語境，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法院從此以后通過判決錯誤地使被保險人負擔了遠遠比Carter v Boehm案中更加嚴格的義務。[4]616-617

最早直接在字面上言及“最大誠信”的判例是1798年 Wolff v Horncastle案，[5]435但是主審該案[4]的布勒(Buller)法官并未進一步說明什么是“最大誠信”，也并未說明這一原則更早 2 的淵源。這是一個關于保險利益的判例，法官只是一言帶過提及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contract uberrimae fide)，在這一點上其甚至并未援引被奉為圭臬的1766年Carter v Boehm案。這樣看來，“最大誠信”的淵源似乎是一樁無頭案。也有文獻指出：[2]105 Carter v Boehm案之前更早的關于最大誠信的判例是普通法院審理的Seaman v Fonereau案[5] 和衡平法院審理的 De Costa v Scandret案[6]。經查，這兩個案例中的主要法律問題的確都是關于投保人/被保險人的告知義務，但是法官在判決書中并未提及“誠信”或者“最大誠信”原則。

就“最大誠信(utmost good faith)”這一表述，著名保險法學者R.A.Hasson 教授曾經在其論文的篇首直接指出：“一個具體法律規則的‘名頭(rubric)’是決定該規則之命運的重要方式之一。??拉丁文Uberrima Fides 自然比英文 utmost good faith 更加動聽、更能令人銘記于心。”[4]615 “最大誠信”這樣一個普通法淵源不甚明確的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著一些法官對Carter v Boehm案的片面理解、并憑借著拉丁語的華麗外表而在過去幾百年里一路傳承下來，并最終被編纂成為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和澳大利亞《1984年保險合同法》第13條和第14條。盡管普通法系的成文保險法是對判例法的確認，但既然“最大誠信”原則的判例法淵源并不明確，則其在成文法中的確認看似言之鑿鑿，實則似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最大誠信原則”與 “誠信原則”并無實質歷史關聯

十八世紀以來，曼斯菲爾德勛爵在保險合同領域作出了大量裁判。這些裁判確立的保險法規則隨著英國的殖民擴張而廣泛適用于其他普通法系國家，最終成為現代保險法的基礎，其若干基本原則亦為現代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主要法域所共同繼受。

但是，追溯英國(英格蘭)合同法的發展軌跡，我們會發現“最大誠信原則”與大陸法系民法學界耳熟能詳的誠信原則并沒有歷史關聯。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合同法從未在一般意義上認可誠信原

則。曼斯菲爾德勛爵在Carter v Boehm 案中提出的“誠信適用于一切合同”這一主張實際上也并未為后世英國司法所采納。[7] 幾百年來英國合同法的絕對主流是不承認誠信原則，只是以一些具體規則應對當事人的不誠信行為。[6]58-59

既然英國合同法上并無誠信原則，則何談“最大誠信”原則是合同法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英國尚未一般認可誠信原則，因此憑借“最大誠信”這一術語來確定當事人的義務既無益處也無必要。[7]341 美國合同法大體上確立了誠信原則，但其不適用于合同商洽階段，而是僅適用于合同的履行和執行(performance and enforcement)。[8] 美國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既然不適用于保險合同的商洽或者訂立階段，則難以認為其是保險合同最大誠信原則的基礎。

英國保險法的淵源固然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紀地中海沿岸歐洲城市國家的商人法，但現有研究尚不能表明最大誠信原則源于彼時的歐洲商人法。雖然早有意大利注釋法學時代的法學家維維亞諾·托斯科(Viviano Tosco)對《優士丁尼法典》的規定“合同中的誠信即公平”注釋到：“在所有的合同中都存在誠信，而不僅僅存在于誠信訴訟中。”[8]5但是，難以確定其謂“所有的合同”在當時是否包括保險合同。考慮到在“注釋法學”時代(11世紀末至15世紀)后期，即從14世紀開始，意大利城市國家的保險事業已經比較發達，[9]6 因此不妨假定其謂“所有的合同”包括保險合同。但這也只是意味著保險合同是誠信合同，并不意味著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個多世紀之后的1681年《路易十四海商律》(Maritime Ordinances of Louis XIV)中，“最大誠信”依然闕如。該法是其時最有影響的法典化保險法，其明確指出了商業保險的重要性、并詳實規定了保險法的諸多規則，[9]10比如其第38條、第39條和第40條的規定類似于被保險人告知義務，[10]417但其并未言及“最大誠信”，甚至“并未嚴格適用最大誠信原則”。[10]418該法關于實答義務的規定也可被理解為凸顯了誠信原則，[10]418 但始終并未明確提及或者規定“最大誠信”。

眾所周知，誠實信用原則在大陸法系合同法乃至整個民法體系中具有至高地位。鑒于此，在邏輯上固然可以推論認為“最大誠信原則”不過是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領域的強化。遺憾的是，這種純邏輯推論并不符合二者發展的歷史脈絡。簡單說來，當“最大誠信原則”在英國被逐漸奉為保險法基本原則時，誠信原則尚未在民法法系的法典中得到確認。因此，難以認為前者是對后者的強化。具體而言，英國保險法在十八世紀中期開始成長時，現代意義上的歐洲大陸諸國民法尚未產生。從1756年曼斯菲爾德費勛爵就任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開始，英格蘭普通法才開始關注保險法。被封為圭臬的Carter v Boehm案判決形成于1766年。到1788年曼斯菲爾德費勛爵退休時，英國保險法的基本原則已經確立。這都遠在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和1804年《拿破侖民法典》頒布之前，更遑論1811年奧地利普通民法典、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和1896年德國民法典。1756年巴伐利亞民法典雖然是歐洲在啟蒙時期里最早的一部民法典，其以優士丁尼的《法學階梯》為藍本。但是，羅馬法有誠信原則卻并無“最大誠信”原則。[9] 因此，在法制史上，1756年巴伐利亞民法典不太可能是最大誠信原則的淵源。綜言之，很難斷定民法法系合同法的誠信原則是保險法“最大誠信原則”的歷史淵源。如果說“最大誠信原則”是對誠信原則的強化，則意味著“最大誠信原則”的確立須晚于誠信原則，然而歷史正好與此相反。

這一結論，也可在當代英國司法中找到支持。英國上議院克萊德勛爵在2001年指出：“更令人覺得為難的是該法(《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17條的范圍漫無邊際。‘最大誠信’這一表述似乎源于該法律文本邊注中的拉丁文uberrimae fidei，但是這個拉丁文的淵源無從查證。不過，這一概念似乎并非源于民法法系，而且其被認為在民法法系地區并無存在之必要。實際上，南非共和國上訴法院在1985年Mutual and Federal Insurance Co Ltd v Oudtshoorn Municipality案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這一概念應該被摒棄。布萊克斯通在1876年第四版《英格蘭法律述評》第二卷指出，海上保險合同之本質在于其‘遵循最純粹的誠信(the purest good faith and

integrity)’，但是在Carter v Boehm案中，曼斯菲爾德勛爵只是強調保險合同需要當事人的‘誠信(good faith)’”。[10]

三、“最大誠信”并不比“誠信”具有更豐富的實質意義

已故英國學者Raphael Powell教授在1956年解釋英國合同法為何不要求合同當事人積極遵守一般性的誠信義務時指出：“有一類合同須當事人‘最大誠信’。這類合同的存在暗示著所有其他合同應該要求普通誠信。但是，使用‘最大’這一表示最高程度的詞匯，實在有些夸大其詞(hyperbole)。實際上，不妨只說投保人必須誠信投保，因此必須披露所有重要事實。”[11]26

此類反思至今未曾中斷。在具有民法法系傳統的英國蘇格蘭地區，也有學者提出詰問：為什么保險合同必須為“最大”誠信?難道誠信有程度之分、從而有(一般)誠信、“最大”誠信乃至“最小”誠信?難道不可以簡要認為保險合同須為誠信合同、從而要求當事人互相告知一切重要事實嗎?[11] 另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 這一術語“不過是以一種簡潔、方便的方式表明保險合同要求當事人雙方互負披露義務”，是一種“并不令人滿意的原理”;[12]86 “最大誠信”是“一種便宜的表述，其通常并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準確性”;[13]255 “這種表述可能并非審慎精選的結果;認為誠實具有程度之分可能并非明智。”[14]4

不獨學者如此反思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特征，司法界也有類似的反思。在以“混合法域”為法制特色的南非共和國，上訴法院法官米勒(Miller)在 Mutual & Federal Insurance v Municipality of Oudtshoorn案指出：“不應過于從字面上理解‘最大誠信’這一表述。一個人可能不那么誠信，但不可能比誠信更加誠信。” [12]因此，在米勒法官看來，誠信就是誠信，誠信無程度之分。審理該案的另一名法官儒勃(Joubert)也持類似觀點。他在查找羅馬法和荷蘭法淵源的基礎上指出：

“羅馬人熟知bona fides 和mala fides，但從未將uberrima fides 作為另一種誠信。我在羅馬—荷蘭法中找不到任何淵源能夠支持保險合同是最大誠信合同這一命題。相反，其無疑是誠信合同。?? 而且，‘最大誠信’這一表述并無魔力。誠信并無程度之分。一丁點兒誠信、較大誠信或者最大誠信這種區分完全不可想象。唯一的區分就是誠信和非誠信。我們的法律中并不存在將最大誠信作為第三類誠信的空間。??‘最大誠信’并不是一個具有準確內涵的法律術語，故不能將其作為具有準確法律意義的標準而予以適用。??我認為，‘最大誠信’是一個外來的、模糊的、誤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沒有任何意義。如我所述，我們的法律不能以‘最大誠信’作為保險合同締結之前的就重大事實履行告知義務之法律基礎。我們的保險法并無保留‘最大誠信’原則之必要，現在將之予以拋棄是適逢其時。”[13]

根據徐國棟教授的研究，“在中世紀產生了商人法和建立了商人法院的物質基礎上，法學家對于客觀誠信的研究貢獻了‘最大誠信’的概念和‘商人的誠信’的概念。噶依爾(Gaill)說：‘在商人中必須盡最大誠信的注意’。”[8]6徐教授認為噶依爾“無意中提出了誠信的級別問題”并認為“在誠信的領域,其中也分為許多等級”。[8]6這樣看來，誠信似乎果真有程度或者級別之分。

不過，徐教授也接著指出：“有的行為對誠信要求比較低，有的要求比較高，乃至于最高，商人們的行為即屬于此類。”[8]6徐教授這種進一步的理解表明，對誠信要求存在程度之分的是交易行為，而不是誠信本身。筆者認為，有的行為要求誠信“低”一些，有的行為要求誠信“高”一些，實際上因為不同行為關涉的價值不同，或者是行為的性質不同，而不是因為誠信本身有程度高低之分。日常用語經常描述某人在某事上“有點不誠實”、“具有最大誠意”;這似乎表明誠實/誠信有程度之分，但這不過是表明該事項或者行為所涉客觀經濟價值較小、或者其對行為相對方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力不一樣而已。集貿市場的菜販賣菜時缺斤少兩，其只會被斥為“有點不誠實”。金品店出售金品首飾時在純度方面欺騙消費者，則金品店大概會被斥為“很不誠實”。兩種

情形下的不誠實并沒有程度之分，本質上都是不誠實，只不過前者涉及的價值小，二者涉及的價值大而已。因此，反過來并不意味著金品店應該比菜販具有更多的誠信：他們應該無差異的具有誠信，有差異的不過是客觀上的交易價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對雙方的心理影響程度。

具體到保險合同，通說認為其要求“最大誠信”的主要原因在于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之間信息不對稱。但是，信息不對稱在現代許多種類的合同、即使是在司空見慣的買賣合同中也極為常見，卻不見買賣合同和其他許多合同被認定為“最大誠信”合同。司法確認的“最大誠信”合同的范圍和種類極為有限，[14]其在早期僅包括土地買賣、保證、合伙、債務免除與和解、婚姻與分居協議。[14]89

四、保險合同中的披露義務并不依賴于“最大誠信原則”

如前所述，通說認為：保險合同是典型的“最大誠信”合同;這方面最典型的規則是被保險人的“披露義務”(duty of disclosure)。[15] 但是，“最大誠信”合同并不僅限于保險合同。依據英國早期的學說以及判例，最大誠信合同還包括土地買賣合同、保證合同、合伙合同、債務免除與債務和解合同、婚約與分居協議、以及其他在商洽階段存在披露義務的合同，因為這些合同都與保險合同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在合同商洽階段至少一方當事人須向另一方披露重要事實。[14]89盡管土地賣方確實負有披露其權利瑕疵之義務[16]，且保證關系中的債權人有義務向保證人披露主合同關系中可能不利于保證人的不尋常事實[17]，但后來的司法判例仍將土地買賣合同[18]和保證合同[19]排除在前述最大誠信合同的種類之外。這便引出一個邏輯上的追問：披露義務是否依附于“最大誠信”原則?如果在學說上拋棄“最大誠信”原則，披露義務是否會出現“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困境? 8

前述司法判例概況顯然表明英國的司法和學說在這一問題上并沒有統一的具體認識。但一個一般共識是：“最大誠信”合同的范圍相當有限[20]，故不得將其作為一項原則擴張適用到新型案件中;即使對屈指可數的這幾種合同，也“應該視不同合同的具體情形而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最大誠信原則”。[14]92

筆者認為，這種所謂“不同程度上”的“最大誠信”，在思維上便有悖形式邏輯的矛盾律。如果“最大誠信”實際上就是指最大程度的誠信，那么豈能有“不同程度上”的最大程度的誠信?!這種悖論產生的原因在于對“最大誠信”這一本身無實質意義的術語被賦予了司法適用的意義。可以說，在英國的學說和司法中，“最大誠信”和披露義務的關系處于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

然而，只要能洞悉“最大誠信”的無意義，這種關系便“理得清、剪得斷”。在邏輯上，“最大誠信”原則與披露義務的關系有三種可能：其一，以“最大誠信”為因，以披露義務為果;其二，以披露義務為因，以“最大誠信”為果;其三，“最大誠信”主要就是披露義務，披露義務是“最大誠信”的具體化。但是，如前所述，相對于“誠信”而言“最大誠信”并無實質意義。因此，前兩種情形意味著沒有實質意義的原因或結果。第三種情形則不過是為先合同披露義務造設了一個沒有實質意義的同義詞而已。如此種種，不如索性摒棄“最大誠信”這一沒有實質意義的表述和“原則”而直面披露義務的具體規則。

余論

綜上所述，“最大誠信原則”的法律淵源并不明確。相對于“誠信”原則而言，其并沒有更多的實質意義，因為誠信本無程度之分。給“誠信”這一“帝王原則”冠以“最大”這一最高級修飾，并不會造就一個 “王中王”，不過是在王冠之上加戴一個草帽。

偏好于在論證中形成諸種法律原則，是民法法系的特點之一。因此，我國學界基本一致認為“最大誠信原則”是保險合同法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立法機關在2002年修訂《保險法》時特意增訂形成的第5條表述為“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該條并未采用“最大誠實信用”這一表述。2009年修訂《保險法》繼續沿用了七年前的表述。立法機關如此“罔顧”法學專家的共識，并非毫無道理。“如果存在一般性適用于一切合同的誠信原則，那么這類‘最大誠信’合同便毫無特別之處。”[11]26既然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已經明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那么此規定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足以適用于保險合同。《保險法》第5條也重述了這一原則。因此，在被保險人披露義務這一規則上，我國具有現成的、自足的法律基礎，不需要再借鑒一個來歷不明、夸大其詞、甚至有些嘩眾取寵的域外法原則，否則便有畫蛇添足之憾。所幸的是，我國立法者避免了這一遺憾。德國的情形也是如此，其《2008年保險合同法》并未一般規定“最大誠信原則”，而是設定了相關具體規則。如果“最大誠信原則”果真是保險合同法中具有普適性的基本原則，那么德國學界和立法者斷然不會對之熟視無睹。

學界似乎也可以在認識上淡化“最大誠信原則”這一淵源不明、意義空虛的美麗傳說、并對之予以去魅。相比之下，保險合同法中的披露義務這一具體規則，是更值得品味研讀的真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最大誠信’這一術語固然確立已久，但其實用性值得懷疑;它似乎使人們偏離真正的問題：某種合同是否要求當事人負有先合同披露義務?如果是，披露的范圍或者內容是什么?”[7]339披露義務與其他類似的義務有何異同?這些異同會造成什么實際的法律效果?諸如此類的具體規則問題更加需要我們共同詳細探討。

第五篇：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

論文摘要：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保險業在迎來開放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考驗，需要在各方面苦練內功，提高競爭力。西方發達國家保險業發展的經驗以及近年來國內保險市場出現的種種失信、混亂狀況給保險公司帶來的不良影響告訴我們，誠信是保險公司規范經營、防范化解風險的關鍵，誠信是其提高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保證。2003年1月1日起新實施的《保險法》將作為保險四大原則之首的誠信原則被明白無誤地寫進了法律，在新增的6條規定中有3條與誠信有關，新的《保險法》規定“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保險經營的宗旨寫進了第一章“總則”中，新的《保險法》還對保險公司對代理人的培訓、管理、信息披露都有了明確規定，并對投保人的誠信原則也做了相應的規定。由此可見，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顯得至關重要。本文首先從誠信對保險公司的重要作用入手來闡明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及深遠意義。其次從《保險法》對投保人誠信原則的相關規定來論述如投保人違背誠信原則將構成保險欺詐以及給投保人帶來的后果。再次，從只有有效防范保險欺詐入手，才能將誠信原則落到實處。來進一步說明誠信原則的重要性，最后來論述如何打造中國的誠信保險，使中國的保險業立于不敗之地。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保險業在迎來開放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考驗，面對入世后“洋保險”的大批涌入，我國廣大保險人都已經認識到誠信是立業之本，是保險業的生命線，是維護保戶利益的根本保證。但建立和完善誠信保險品牌卻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項長期而系統的復雜工程。而打造誠信保險品牌，決非保險人一家就能完成，還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2003年元月1日起新實施的《保險法》將作為保險四大原則之首的誠信原則被明白無誤地寫進了法律。在新增的6條規定中，有3條與誠信有關。“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保險經營的宗旨寫進了第一章“總則”中，“保險公司應當加強對保險代理人的培訓和管理，提高保險代理人的職業道德和業務素質，不得唆使、誤導保險代理人進行違背誠信義務的活動”，更是切中要害，“保險公司的營業報告、財務會計報告、精算報告及其他有關報表、文件和資料必須如實記錄保險業務事項，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和重大遺漏”，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下面就誠信原則對保險公司的持續穩健發展的重要作用加以論述：

一、誠信對保險公司持續穩健發展的重要作用誠信是維護市場秩序的必要條件。信譽、信用、信義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企業要講誠信這不僅是社會的要求，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企業與社會之間有一種根源源于誠信原則的承諾，不遵循這種承諾的企業，可以蒙混一時，但不可能長久生存下去。保險公司的經營特點決定了在其發展中，誠信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保險公司的立業之本和持續穩健發展的基礎。

（一）誠信是保險公司行為規范的重要方面。誠信即忠誠老實，遵守信用是人們行為的一種規范，也是協調人際關系的基本要求。做保險首先要學會做誠實守信的人，因此可以說，保險企業行為規范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誠信。《保險法》明確規定從事保險活動要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保險公司推行誠信原則的關鍵是用誠信價值觀凝聚全體員工，用誠信服務規范約束全體員工，使員工的思維與行動成為體現公司價值觀和目標的有機統一體。集體目標的實現來自于每個個體的 [!--empirenews.page--]1共同努力，個體理性是集體理性的必要條件，保險公司的良好信譽必須建立在全體員工誠實守信的基礎之上。

（二）誠信是保險公司展業的基本準則，發展業務要以誠信為前提，對客戶要真誠相待，要為客戶提供全面的信息咨詢服務，設計最合適的保險方案，核保理賠要按照法律、法規和合同條款的規定，及時、準確、高效地完成。因此，從本質上來講，保險公司經營的是一種信任關系，以誠信為本是其生存發展的內在需要，加強誠信建設，提高公司的誠信度，營造良好的誠信氛圍是提高保險公司競爭力的重要任務。

（三）誠信是保險合同的基礎，是保險公司維護信譽的基本要求。保險從其含義來講是一種通過合同方式來處理風險的經濟補償制度，它是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一中契約行為,是一個關于未來的承諾,它為保戶安排了一個可以理性預測和確定的未來,保險合同的確定來自于雙方當事人對合同標的的共同價值的認可，由于有關實際價值的信息是不對稱的，為了保證保險合同的有效公平，雙方必須堅持一種基于誠信的協商與合作態度。營銷員要向投保人正確地解釋條款，而不能誤導客戶，客戶也要如實告知自己的真實情況。這是確保能夠順利履行的基礎。

（四）誠信是保險公司品牌管理的核心。市場是企業賴以生存的土壤，擴大市場份額，培育和開發有潛力的未來市場，都離不開品牌建設。不論哪一家保險公司，要想獲得穩定長久的發展，都必須加倍珍惜，維護自己的品牌。入世以后，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不僅將與國內保險公司競爭優質保源，爭奪保險人才，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將通過其優良的品牌、先進的技術以及優質的服務贏得客戶的信任。保險經營的最高增界是要在社會公眾中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此實現自身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而品牌管理的核心是堅持誠信，保險公司唯有誠信才能贏得客戶的忠誠。

二、《保險法》對投保人違背誠信原則的相關規定新的《保險法》為體現誠信原則的重要性不僅加大了對保險人的監管、監督力度，同時也對投保人的行為進行了約束，投保人一旦違背誠信原則進行“騙保”，保險欺詐，不但得不到保險金，還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下面通過幾個實例來闡述2投保人違背誠信原則進行保險欺詐造成的后果及危害，從而進一步說明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

（一）故意不如實告知。《保險法》規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并不退還保險費。具體來講，就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投保前就有殘疾，疾病或不適癥狀或正在服藥治療，或者其具有一定的職業類別，業余愛好，生活習慣、家族病史等重要情況，這些情況是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附加條件承保，但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不告知保險人，而保險代理人為促成業務明知有隱情卻不促其如實告知，而是與當事人互相勾結，待簽訂保險合同一段時間后即以在保險期限內發生保險事故為由申請理賠。例如：2002年4月5日，長春某保險公司接到報案，稱被保險人陳某于2002年3月29日在家中死亡，申請死亡保險金37.5萬元。因為案件涉及金額較大，該保險公司非常重視。理賠人員仔細審閱理賠材料，廣泛調查，搜集證據，并請司法機關介入后，終于使這起涉案金額近50萬元的帶病投保騙賠案件告破。保險公司業務員與投保人及其親屬相互串通，故意偽造被保險人的健康和財務狀況，隱瞞被保險人身患癌癥的重要事實，采用代簽名、代繳保費的方式來騙取保險金。[!--empirenews.page--]

（二）故意制造保險事故。《保險法》規定，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險事故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除有相關條款規定外，也不退還保險費。致使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或者支出費用的，應當退回或者賠償。具體表現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受益人違背社會道德為被保險人購買保險，然后惡意制造保險事故，以騙取保險金。由于此類保險欺詐行為往往與違法犯罪聯系在一起，因此盡管此類案件較少，但其所造成的影響和危害卻最嚴重。1997年[1][2][3]下一頁 9月3日，劉某為其開出租車的妻子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一份終身還本保險，保險期限一年，受益人為劉某本人。根據條款規定，如在保險期限內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身故，保險公司將給付6萬元的保險金。1997年12月14日上午，劉某因瑣事與妻子爭吵，早有殺妻之念的他，將妻子活活掐死，并用剪刀在其右胸部刺了一刀后，偽造現場故意翻箱倒柜，將妻子身上的金銀首飾取下藏起來后，溜出家門。原本劉某希望鄰居發現后代他向警方報案的。但他在外轉了一圈回來后，家中仍無半點動靜，無奈之下，劉某只好自己報案。警方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取證后，認為劉某有作案的嫌疑。為進一步取證，警方欲擒故縱，故意將已置留2天的劉某放回，發現劉某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3到保險公司申請給付其妻子的6萬元身故保險金。后經公安機關的審訊和進一步調查取證，一樁殘忍的殺妻騙賠案終于告破。

（三）出具虛假證明或虛假發票。《保險法》規定，保險發生后，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以偽造、變造的有關證明、資料或者其他證據，編造虛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損失程度的保險人對其虛假的部分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致使保險人支付保險金或者支出費用的，應當退回或者賠償。具體表現在，被保險人出險后為了騙取保險金，一些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采取各種手段，從有權部門開具虛假的證明或發票。而一些有權部門往往因為各種社會關系或是接受了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好處，或者認為“反正不要我掏腰包”，便不顧原則，玩忽職守，為保險欺詐大開方便之門。如在為被保險人進行傷殘鑒定時，有意夸大傷殘等級，被保險人明明是因自殺或疾病身故，卻應投保人或受益人的要求開出意外身故的證明。證明被保險人原有的殘疾是由保險事故造成的，虛開醫療費用發票等等，還有一些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為騙取醫療補貼或醫療費用保險金，故意小病大養，呆在醫院不出來，或以住院為名行掛床治療之實，或以保險事故為名治療不屬保險責任范圍的疾病等，有的干脆挺而走險制造假證明、假發票。下面一起“騙保”案就屬于這一類型。周某，男，某國稅局職工，2002年初參加城鎮職工大額補充醫療保險。2003年1月19日周向該縣社會醫療保險管理處提出理賠申請，稱其在2002年共住院7次，發生費用總額153146.22元。根據保險條款及協議規定，保險公司應在醫保統籌基金支付21000元后支付大額醫療費用108778元。經理賠部門人員審核，發現理賠材料中有3張醫療費用發票為手開發票，涉及金額140209.8元。理賠人員前往該醫院調查，證實這3張發票均為自制的假發票，因為該醫院實行電子化管理，根本沒有手寫發票。[!--empirenews.page--]

三、只有做好保險欺詐的有效防范才能將誠信原則落到實處以上的幾個保險欺詐、保險騙保案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保險人及社會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民族保險業要想持續穩健的發展，就必須將誠信原則落實到每一筆保險業務中，并且需要全社會都要共同關注。因此，保險公司在發展業務的同時還要有效地防范保險欺詐，保險騙保。如果忽視了這種現象，將會給保險公司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讓消4費者對保險公司產生誤解，產生投保容易，理賠難的看法，對保險業的發展將非常不利，所以我認為將誠信原則落實到保險經營活動的每一項工作中，還應該做好有效防范保險欺詐、保險騙保、保險業應從以下方面來防范風險，才能確保保戶利益，中國的民族保險業才能夠做大做強。

（一）從保險公司內部著手

1、要完善保險條款，減少保險欺詐發生的可能性。盡管保險條款是由保險人單方面預先制定的，但是保險合同簽定后，保險條款就轉化為保險合同的內容，對投保人和保險人均具有約束力。因此，保險人在擬定保險條款時，必須用詞準確、規范、明確具體說明保險責任和除外責任。目前我國的許多保險條款均沒有明確列明保險欺詐、保險騙保 除外責任，僅僅是在除外責任中籠統地規定對于因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造成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這樣的規定顯然沒有包含保險欺詐的全部內容。為了更好地防止保險欺詐的發生，應該明確保險條款，完善保險合同的內容在除外責任中應列明欺詐責任。只有這樣才能減少保險欺詐的發生。

2、提高理賠人員的素質，建立科學的理賠程序和規范理賠制度。必須按承保和理賠分離的原則，建立專門的、高水平的理賠制度。現場查勘，必須嚴格認真，以弄清保險事故發生的原因和損失情況，對保險金請求人所提交的有關證明，要仔細審查是否齊全、屬實。要建立健全核賠制度，對理賠實行監督。具體地說，保險公司的各級理賠人員，都必須嚴格依照規定的程序和權限進行理賠。每一起理賠都必須經過主管領導或上級公司的審批，必要時還應經過專家論證。保險公司還要建立規范的理賠制度，實行接案人、定損人、理算人、審核人、審批人分離的制度和現場查勘雙人制。做到人人把關，各司其職，互相監督，嚴格防范，以確保理賠質量。同時理賠工作應嚴格按審查程序步步深入，并建立事故查勘報告檔案，以備復核和總結經驗教訓。在理賠工作中，若發現以賠謀私或內外勾結欺詐的，必須嚴肅處理。只有這樣，才能把好理賠關，有效地制止和杜絕保險欺詐行為的發生。

3、完善保險公司內部監控機制，嚴格管理，謹防疏漏。保險公司內部要建立承保核審制度，對所承攬業務的風險要按程序進行反復識別，評詁和篩選。以便有效控制風險。對承保審核人員要有相應的資格認定，評聘制度，只有具有系5統專業知識，強烈的工作責任心，且富有實踐經驗的人，才能充當核保人。除此之外，還需建立承保核保檔案和審核人員的崗位責任考評制度，以完善的管理確保承保質量。

（二）從保險公司外部環境著手[!--empirenews.page--]

1、加大《保險法》的宣傳力度。嚴厲打擊保險欺詐行為。首先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要認真學習和宣傳我國新修訂的《保險法》及其他有關法律，領會其有關保險欺詐規定的精神實質，并積極向社會各界宣傳，使公眾對參加保險有正確的認識，自覺地防止各種保險欺詐行為的發生。要讓公眾知道，反保險欺詐不僅將使保險公司得益，廣大被保險人也將從中受惠。同時應建立舉報獎勵機制，可考慮設立專項獎勵基金，公開舉報電話，利用知情人的求財心理，獲取社會面的反欺詐情報。實踐證明群眾的舉報對保險欺詐案的偵破非常有效，其次，保險人要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利，與保險欺詐行為作斗爭。當保險欺詐行為發生后，保險人應積極向有關部門揭發、檢舉、督促他們對欺詐者予以行政或刑事處罰，決不能因為怕失去保戶而姑息遷就，最后，司法部門要嚴格執法，切實做到有法必依，違法必究。要正確處理好每一個案件，不僅需要辦案的司法人員有扎實的法律功底，還要有全面的保險知識，因此，必須切實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業務水平，以利于及時發現和查處保險欺詐行為，維護保險人的合法權益。

2、借鑒歐美國家成功經驗，成立全國或地區性的反保險欺詐組織。歐美國家保險同業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成立了許多反保險欺詐的聯合組織，開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借鑒。聯系我國現狀，可考慮在保監會的政策引導下，由保險行業協會牽頭組織，各保險公司參與，公安、檢察機關配合，聯絡各保險中介組織，共同出資成立全國或地區性的類似“保險欺詐調查協會”的組織，要制定工作章程，規定各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統一行動綱領，從立體層面開展綜合治理。

3、加強保險行業與公安、檢察、司法等部門的聯合，發揮各自特長。在目前條件下，合作的方式應該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既包括高層合作，也包括基層單位間的相互合作，可上一頁[1][2][3]下一頁 以是個案合作，也可以成立相應聯絡機構。合作內容可包括，編輯保險欺詐案例，交流和傳授保險欺詐案的偵破方法，以及在保險欺詐案發生時，聯合協同破案等。

四、如何打造誠信保險6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的確很重要，但是面對入世后“洋保險”的進入，中國的民族保險業應該怎么做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呢？也就是說應如何打造中國的誠信保險呢！除了上面談到的有效防范保險欺詐外，我認為還應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增強保險理念。保險行為是以合同為紐帶，以信用為保障的資源配置機制，保險人要以最大誠信原則為基礎，把誠信作為一種與資金、設備同等重要的“資本”，通過市場的優化配置來參與競爭，與被保險人建立起相互信任、共守承諾的良好關系。

（二）提高行業整體素質。由于中國保險業起步較晚，在發展中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制約和規范機制，一些代理人受到利益驅動，做出了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這直接影響了保險公司的聲譽。因此，在整頓、規范保險市場時，各保險公司要加強對從業人員，特別是一線展業人員在展業技巧、服務手段、道德修養等方面的培訓。同時，要對代理人、經紀人嚴把“進入”關。通過必要的培訓，考核和行政、經濟手段，使其具備較高的業務素質和道德水準。積極履行職責，為保險公司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empirenews.page--]

（三）提高服務水平。保險業服務水平的提高，不僅有賴于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先進的硬件設施，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每個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服務技能，增強服務意識，使服務理念滲透到保險業務的每一項工作之中。

（四）完善市場規則。新修訂的《保險法》將保險業的誠信原則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對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人分別增加了在誠信方面的具體要求，還增加了保險公司在保險委托代理關系中的責任和義務。同時加大了對保險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這些規定對規范保險人的經營行為起到了積極作用，使保險公司必須更注重對員工的誠信教育。

（五）延伸誠信管理體系。保險人在打造保險誠信品牌的過程中，要建立起職責分明的內部管理體系。市場銷售、財務、業務部門都是這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險人要認真執行保險誠信監管的各項規定，負責對投保人和展業人員進行評估建立起客戶信用管理檔案和誠信管理系統，制定保險業的誠信規則。監督業務部門的操作流程，對理賠案件進行回訪跟蹤。

（六）建立真實完整的信息披露制度。真實而完整的信息披露既有利于保險7人的自身發展和壯大，也有利于政府管理部門實施有效監管，增加行業透明度。因此，保險人有責任和義務向上級監管部門與社會公眾提供內容真實、材料翔實的信息，政府監管部門則要對這些信息進行分類把關，制定相應對策，維護保險人的合法權益。

（七）加大保險監管的制裁職能。保險監管機構不僅要對保險人進行日常業務監管，而且還要制定一套對保險信用進行監管的方案，通過對信息采集，對保險人的信譽度進行綜合測評，對信用較差的保險人加以行政、經濟制裁，對信用較好的保險人則予以適當獎勵，并定期向公眾披露保險人信譽度的測評情況總之，通過以上的論述及對幾個案例的分析、論證，充分說明了誠信原則在保險經營活動中無論對保險公司的長遠發展來講，還是對維護廣大保戶的切身利益來看都頗為重要。因此，誠信建設是保險業的基本原則。正如《保險法》所規定的那樣。“保險活動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保險這一經濟助推器和社會穩定器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保險人和投保人之間的信任，保險業就不會發展壯大，詐保、騙保就會防不勝防，整個保險業就會失去發展的環境，存在的空間。而時代需要保險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強烈呼喚誠信回歸。因此，只有建立和完善保險誠信體制，打造保險業的誠信品牌，保險公司才能持續穩健發展，中國的民族保險業才能夠做大做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