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孫某交通肇事逃逸案——交通肇事后離開現場又投案自首是否構成肇事后“逃逸”

交通肇事后離開現場又投案自首是否構成肇事后“逃逸”

【提 要】

刑法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對肇事人加重處罰的情節，意在避免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遭受二次傷害，促使肇事人履行救助義務。結合立法原意，作者提出，只有肇事人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肇事后“立即投案”這兩個要件，肇事人離開現場才不構成“逃逸”，否則其離開肇事現場的行為就構成“逃逸”。供參考。

【案 情】

原公訴機關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孫某

被告人孫某于2006年5月20日16時15分許，駕駛重型貨車違反交通信號燈規定行駛，造成被害人徐某當場死亡、張某受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公安機關事故責任認定，被告人孫某是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過錯方，負全部責任。

被告人孫某肇事后，曾撥打電話報警，并將被害人張某扶至路邊，后棄車離開現場。次日下午，被告人孫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審 判】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孫某在肇事后棄車逃離現場，且沒有及時向有關部門報告，應當認定其有肇事后逃逸的情節。鑒于孫某系自首，依法可予減輕處罰，故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孫某有期徒刑2年。

被告人孫某不服，以其向公安機關報警后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不屬“逃逸”、原判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我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 析】

本案審理過程中主要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孫某肇事后離開現場的行為屬于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由于“逃逸”與“自首”分屬兩個法律情節，因此其逃跑后又自首的行為，并不影響逃逸情節的成立，應分別予以認定；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孫某的行為不屬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理由在于孫某肇事后很快到公安機關投案，其主觀上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和動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交通肇事后逃逸指肇事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實施“逃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存在“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情況，也存在“害怕遭到被害人親屬的報復毆打或人身傷害而逃跑”的情形。因此，正確理解“逃避法律追究”的含義是本案定性的關鍵。從刑法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可以看出，立法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使交通肇事的被害人能夠得到及時救助。

據此，筆者認為，認定肇事人是否具有“逃逸”情節，關鍵在于肇事人離開現場后是否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立即投案”兩個行為。如果肇事人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后沒有立即投案，或者雖然肇事人立即投案但沒有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均屬于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為。只有肇事人在離開現場后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立即投案”兩個行為，方可排除其存在“逃逸”情節。

第一，肇事人離開現場時是否 “積極履行救助義務”是評判“逃逸”性質的本質要件。交通安全關系著人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交通事故發生后，搶救傷者是肇事者的首要任務。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被害人的利益。正因為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才明確規定交通事故發生后，車輛駕駛人應當履行救助等義務，我國刑法也將交通肇事以后置被害人生死不顧的逃逸行為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如果不將“積極履行救助義務”作為評判“逃逸”性質的要件之一，會使法律規定的肇事人保護現場、搶救傷者的義務無法落到實處。“履行救助義務”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包括電話求救、向有關部門報告救助等。

第二，肇事人離開現場后是否“立即投案”是評判“逃逸”性質的形式要件。依刑法理論，自動投案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自動向有關機關或個人投案，如實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的行為。由于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逃逸”是指“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因而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人離開肇事現場后是否“立即投案”，能夠反映出肇事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如果肇事人“立即投案”，說明肇事人離開現場與“主動投案”兩個行為之間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反映出肇事人在主觀上具有“接受法律追究”的意向，客觀上已經開始實施了“接受法律追究”的行為；如果肇事人離開現場后“事后投案”，則說明肇事人的“離開”與“投案”分屬兩個獨立的行為，難以排除肇事人系逃逸后又因畏懼法律或者其他原因而投案自首的可能。故“事后投案”不必然成為否定肇事后“逃逸”的理由。

第三，“積極履行救助義務”與“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現形式，二者具有內在聯系。多數情況下，交通肇事后的逃逸都存在逃離現場、不履行救助義務及畏罪潛逃的情形，但也不排除“救助后逃跑”或者“不救助但投案”或者“先救助后逃跑再投案”等情況。從法律文意理解，“逃逸”應當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逃離現場，不履行救助義務；二是為逃避法律追究而畏罪潛逃。從這一角度而言，“畏罪潛逃”包含了“不履行救助義務”，“不履行救助義務”是“畏罪潛逃”的外在表現之一。因此，筆者認為“積極履行救助義務”與“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現形式，兩者具有內在聯系，缺一不可。如果僅以“立即投案”作為“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則不符合立法本意。刑法設置交通肇事逃逸加重處罰的目的，在于禁止肇事人對公民生命財產權的漠視，并非僅僅為了保障國家追訴權利的實現。國家追訴權利的實現與保障公民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相比，法律更關注的是后者。如果將“積極履行救助義務”的條件排斥在外，可能造成肇事人因“立即投案”而規避積極履行救助的義務，“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規定也將無從落實。反之，如果僅僅以“積極履行救助義務”作為“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排除“立即投案”，那么“接受法律追究”也就成為空談。

本案中，被告人孫某交通肇事后離開肇事現場，雖然具備了撥打電話報警、將被害人張某扶至路邊等行為，但孫某并無進一步的救助行為，也未立即投案，具有“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情節。原判根據被告人孫某的自首情節，依法對其減輕處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罰原則，并無不當。

【附 錄】

作者：許任剛

裁判文書：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6)滬二中刑終字第490號刑事裁定書

合議庭：孫成剛(審判長、承辦法官)孫國祥 嵇瑾

第二篇：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1、逃逸人主動到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投案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電話向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報案，等候處理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門或當地有關部門報案，等待接受處理的。另外，根據規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認定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偵部門立案處理：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傷亡的;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遺棄，致使被害人因無法得到及時救助而死亡或嚴重殘疾的。

以上認定標準在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和法院具有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