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心得安降低門脈壓力

心得安降低門脈壓力

門脈高壓是肝硬變患者失代償期的臨床表現之一,持續的門脈高壓可導致上消化道出血,其中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病死率為50%～60%,降低門脈壓力是預防上消化道出血的關鍵。由于手術治療存在著嚴重缺陷,因此近年來開展了大量的門脈高壓藥物治療的研究,特別是血管活性藥物在門脈高壓治療中的應用。肝硬變門脈高壓與高血流動力學有由于門脈及其側支循環血流阻力增加[1]。目前藥物治療的目的是通過減少門脈血流量、降低肝血竇阻力和增加門脈及其側支血管的順應性來降低門脈壓。近年來,臨床上一直應用心得安治療門脈高壓,心得安為非選擇性β-受體阻滯劑,可使心率減慢,心輸出量減少,內臟循環血量相對減少進而降低門脈壓,還可阻滯內臟血管的β2受體引起的動脈收縮,血流量減少,肝竇內壓降低,致門脈壓下降[2]。由于門脈高壓發病機制復雜,單用心得安作用機制局限,越來越多報道其臨床有效率僅在30%～40%之間,且副作用較多,它可以減少肝血流量誘發肝昏迷,還可引起心動過緩,故僅適用于肝功能尚好的患者,心率小于60次/min者也不適宜。據報道,單一用藥很少可使門脈壓下降20%[3]。采取不同作用機制的藥物聯合治療是目前研究的新方向。波依定是一種新型的長效鈣離子拮抗劑,可使平滑機松弛,外周血管及肝內外門脈血管阻力降低,肝腎血流量增加,門脈壓隨之降低[4]。心得安與波依定合用,兩者作用于不同環節而無拮抗作用,還可緩解心得安使肝血流量減少的副作用,兩者合用副作用小,患者能更明顯降低門脈壓而不使肝側阻力增加。本組顯示:鈣離子拮抗劑與β受體阻滯劑合用治療門脈高壓癥療效較高,副作用小,能長期耐受,服用方便。

第二篇：如何降低呼叫中心一線員工的壓力!

在和呼叫中心班組長、話務員交流過程中，無不抱怨話務員工作的異常辛勞和壓力巨大，我們必須客觀地發現，很多的話務員已經患上了程度不等的“機房綜合癥”，即一進入呼叫中心機房就心情沉重，情緒低落、愁眉不展，而且不太情愿坐到臺席，有職業倦怠傾向，甚至不愿意戴上通話工具。不僅從呼叫中心的管理層，還是從班組管理層面，我們要正視話務員的現實心理現狀，想辦法、出方法盡量改善他們的心理狀態，心情好了，做事情效率更高了，與客戶溝通中也更為順暢了，隨之而來的是客戶滿意度也提高了。

首先，我們來簡要分析一下話務員的壓力構成，主要來自客戶壓力和公司內部壓力，話務員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客戶，接受不同問題的咨詢并解答，而且要讓客戶滿意；同時，公司內部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行為規范，又有嚴格的考核制度，還有頻繁的業務和技能考試的壓力。所以，作為一名基層的話務員，要盡善盡美地完成本崗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給呼叫中心的班組站提供一些幫助我們話務員有效緩解職業壓力的方法，如果運用得法，還是能取得一些效果的：

1、人都有兩種意識，下意識和上意識，下意識是基于人的本能反應，上意識是基于理性的自我控制，當客戶對我們發怒時，請記住：你肯定會有本能反應，如情緒暴躁、憤怒、不滿，但是你是面對的客戶，是工作場合，你要用你的理性和冷靜的上意識控制住你的上意識。

2、客戶情緒不好時，切勿雪上加霜，請降低你的聲調和語速，多點關懷、關心、細心和理解。

3、客戶不是上帝，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但不是唯客戶是尊，如果客戶總是喋喋不休，你應該很禮貌地提示他，并詢問他想要確切了解或解決得問題是什么。

4、每天都有新的客戶和你溝通，你應該感到很慶幸，因為你可以服務更多的客戶，想想你那天萬一不在呼叫中心工作了，也可以自豪地和大家說，你曾經和位客戶電話溝通過，也是一種美好的回憶。

5、不要讓呼叫中心布置地像個戰場，而應該像個小家，有溫馨和熟悉的感覺。

6、你不要整個板著臉對著你的話務員，而應該讓你的臉部肌肉放松下來，然后帶上甜蜜的微笑面對他們，他們內心會感覺愉悅。

7、如果公司沒有硬性規定，在制度允許的范圍下，鼓勵話務員按照個人喜好，把臺席稍微布置一番，讓他們找到屬于自己的感覺。

8、晨會或例會上，多點鼓勵，少點批評，多點表揚，少點指責，鼓勵先進，樹立流動標兵。

9、對于員工的業務技能考試，你要鼓勵他們在工作之中也是一種學習，不是突擊，不是臨時抱佛腳，而是隨時隨地學習、吸收和應用業務技能知識，這樣可以分解他們的心理壓力。

10、事前規范比事后規范更重要，因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不要做事后諸葛亮，做一些秋后算賬的傻事。

11、員工的心情好不好，從他們的雙眼、表情就可以觀察出來，每天在他們值班前，多觀察他們，發現有異常，就要立刻去和她溝通。

12、不要在話務員工作時，總用眼睛盯著她，否則會讓她感覺你對他的工作不放心，沒有必要制造無端的心理壓力。

13、好好利用好班組活動經費，活動不要太頻繁，只要精心準備即可，每次組織活動鼓勵大家放開心扉，玩得盡興。

14、開展班組活動，建議不要帶上某位領導，否則整個活動氛圍都讓這位領導給壓住了

15、注意與話務員的語言溝通方式，和善親切，畢竟他們是你的部屬，也是你的內部客戶。

16、不要認為你高高在上，是因為他們的支持才讓你能夠坐在這個位置上，對員工多點感恩的心態。

17、如果某位員工和客戶產生了沖突，客戶越級投訴了她，請記住，你要保護你的員工，不能在你的領導面前說你員工的壞話，因為你是班組的第一責任人。

18、一日之計在于晨，如果有晨會，請多組織并讓話務員參與一些互動的活動，調節整個班組的氛圍，讓整個團隊沉浸在快樂、輕松和愉悅中。

19、盡量為你的班組爭取一些公司的資源和條件，為話務員創造最佳的工作環境。20、如果客戶投訴了你的員工，請不要指責你她，而應該先聽聽她自己的想法。

21、告訴你的員工，客戶盡管看不到你的樣子，但可以感受到你的服務態度，從業務投訴到服務投訴只有一步之遙，要把客戶想象成就在你面對面地溝通，你的服務態度就不一樣了。

22、組織班組活動而應該放在野外或郊區更合適，放開心情，換個環境等于換種心情。

23、要讓話務員了解壓力的客觀存在，但又要讓他們明白如果情緒失控造成的危害和不良后果，同時引導他們在每次坐到臺席前工作時，先快速調整好自己的情緒狀態，平和，內心平靜，并且自己對自己至少微笑三次以上

24、對于業務技能考試不佳的員工，主動幫她分析員工，查找差距，適當個性化輔導。

25、鼓勵話務員之間多溝通，每個話務班組內部一定要有好的文化，上進、積極、快樂、友好、和諧應該是主基調。

26、讓員工多參與班組內部管理的決策，充分尊重他們的建議，增強她們的歸屬感。

27、呼叫中心內、外部提高跨部門溝通意識，培訓、業務、質檢等分部門、前臺和后臺、內呼和外呼，形成互動，以及良好的內部溝通。

28、冷漠、麻木、易躁、易怒、焦慮、無神、發呆均是不良情緒的表現，發現話務員有這樣的苗頭，最好讓她休假或暫休，等調整好了，再正式上崗，不要把不良情緒傳染給客戶。

29、呼叫中心的機房也應該改造一番，多點通風透氣、活潑圖畫、綠色盆景、舒適活動間、各類飲料等，讓機房不再呆板和單調

30、你是員工的上級，你就要對員工的心理健康擔負起一份責任，因為大部分的不良的情緒問題是因工作或者是你而生。

第三篇：門脈性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教案

《門脈性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教案 桐鄉市衛生學校沈衛鋒

【授課班級】10級中專護理7班 【課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課時

【授課時間】2011年4月

【教具的準備】肝臟模型、多媒體。【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掌握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了解肝硬化發生的原因。能力目標：（1）學會分析門脈性肝硬化各臨床表現發生的機制。（2）能夠將所學病理學知識運用到臨床實踐中。

德育目標：激發學生學習臨床醫學知識的興趣，喚起對肝硬化患者的同情心，為臨床護理工作做好準備。

【學習重點】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學習難點】學會用所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分析門脈性肝硬化的各臨床表現發生的機制。【教學方法】

方法：啟發式教學法、多媒體演示法、任務驅動法、案例教學法。【教學程序】

一、課前準備:布置學生調查患過肝硬化的知名人士。

二、課堂實施：

（一）導入環節：（4分鐘）（1）、展示患肝硬化的知名人士（孫中山、傅彪、焦裕祿）的圖片，提問：同學們，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幾位知名人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們都是死于什么疾病呢？

（設計意圖：通過展示患肝硬化的知名人士的圖片，引出本課內容--------肝硬化，同時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喚起對肝硬化患者的同情心，使學生產生對學習本課知識的強烈欲望。）

（二）設置任務環節（6分鐘）

1、圖片比較：兩張肝臟圖片的區別。（圖片2中的肝臟發生了肝硬化，從大小、質地、重量、邊緣、表面和有無結節與正常肝臟是不一樣的）

2、設置任務：肝硬化患者有哪些臨床表現---這是我們今天要完成的任務。

（設計意圖：圖片比較，讓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來得出結論：從質地、表面、重量、有無結節進行比較，同時能加深對肝硬化的印象）

（三）分析任務環節（20分鐘）

1、復習相關知識：

復習1：正常肝門靜脈系統和側支循環：肝門靜脈系統由胃左、胃右靜脈，腸系膜上下靜脈和脾靜脈組成，它的三條側支循環是：食管下段靜脈叢、臍周靜脈叢和直腸周圍靜脈叢。復習2：肝臟的血供

思考：肝臟發生肝硬化后，肝門靜脈的血液能不能順利流入肝內？ 提出肝硬化的臨床表現為：門脈高壓癥和肝功能不全。

2、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1）、門脈高壓癥：

a.脾腫大：脾功能亢進，淤血所致紅細胞、白細胞、血小板減少貧血、出血傾向；

b.胃腸道淤血：胃腸淤血、粘膜水腫→食欲下降，消化不良；

c.腹水：是肝硬化患者晚期的臨床表現；

d.側支循環的形成：

食管下段靜脈叢曲張：破裂導致上消化道出血是肝硬化最常見的臨床表現； 臍周靜脈叢曲張：海蛇頭；

腸周圍靜脈叢曲張：導致痔瘡，引起便血和貧血。（2）、肝功能不全：

a.雌激素滅活↓睪丸萎縮，男子乳腺發育。蜘蛛痣、肝掌：雌激素↑→小動脈末梢擴張

b.出血傾向：肝臟合成凝血因子↓纖維蛋白↓脾功能亢進破壞血小板造成鼻、牙齦、粘漿膜、皮下出血。

c.肝細胞性黃疸：晚期→肝細胞壞死、膽汁淤積。

d.肝性腦病（肝昏迷）：腸含氮物在肝解毒↓→氨中毒,側支循環→有毒物直接→腦神經精神綜合征。

e.血漿蛋白變化：肝細胞受損→白蛋白合成減少及γ球蛋白產生增多→A/G ↓或倒置。（3）、實戰：展示一肝硬化患者的圖片，提問：你能在該患者身上找出有哪些臨床表現？（設計意圖：

1、復習正常的肝門靜脈系統和三條側支循環為學習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做好鋪墊；

2、通過圖片展示把肝硬化的病理與臨床聯系更好掌握。）

（四）評價任務環節：（12分鐘）

1.案例分析：男，60歲，因肝腫大3年，發熱、消瘦3個月入院治療。

現病史：患者3年前發現肝腫大，肝區隱痛，肝功能檢查出現異常，經治 療和休息有所好轉，曾多次反復發作。近3個月來，食欲減退，時有惡心，消 瘦明顯，精神差，并出現不規則發熱﹑腹脹﹑下肢水腫，2個月來皮膚黃染。過去曾患肝炎。

體檢：消瘦明顯，鞏膜、皮膚黃染，面部、頸部及手背有數個蜘蛛痣，有 肝掌，腹部膨隆，移動性濁音陽性，腹壁淺靜脈曲張，肝肋下5cm，質硬，脾 肋下3cm，雙下肢凹陷性水腫。

入院后經護肝及一般支持療法，病情曾一度好轉，但不久又惡化，腹脹明

顯，上腹部疼痛加劇，嘔咖啡色液體約500ml，排柏油樣大便。6個月后，病情惡化，并出現嗜睡，昏迷、死亡。

[分組討論] ： 你認為該男性患者患了哪種疾病？你的依據是什么？ 2.課堂練習：（設計意圖：讓同學們分組對案例進行獨立思考與分析，通過討論分析對前面所學知識進行鞏固，已達到牢固掌握本次課重點的目的，以及為以后臨床課的學習和臨床實踐打下基礎。）

（五）課外拓展環節：（3分鐘）

對相關的課外知識進行更全面的了解，為接下來學習臨床課打好基礎，另外運用所學知識對自己的親人進行體檢，關心家人的身體健康！

附：板書設計（二分法，左邊是多媒體屏幕，右邊是板書，板書主要采用提綱式、樹枝狀）

第四篇：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

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

標簽： 國際制度

● 門洪華

【內容提要】本文選取壓力、認知和國際形象三個變量，從歷史角度剖析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作者概述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將1949年以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歷程劃分為相對孤立、消極參與、部分參與、全面參與四個歷史階段，并具體剖析每一個階段中國的國際制度參與戰略。作者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在融入國際社會還是閉關自守幾經搖擺，但沒有停止深化與國際制度接軌的腳步，中國選擇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戰略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

【關 鍵 詞】壓力 認知 國際形象 國際制度 中國戰略

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炮艦外交強行納入世界體系以來，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充滿戲劇性波折，經歷了從拒絕到承認、從觀望到參與、從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爭重要發言權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兩個尚未最終完成的轉變，即從“中國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國”的轉變、從世界體系的“局外者”到“局內者”的轉變。中國崛起成為這兩個轉變的重要促動因素，而這兩個轉變過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視為中國崛起的一般性標尺。

本文選取壓力、認知、國際形象三個變量，從歷史角度剖析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任何國家在制定戰略時，通常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影響或壓力，一是國內各種較顯要的“壓力集團”和輿論的要求。這種狀況有時對執政者的決心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來自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戰爭與和平的交替轉折，一個新格局的形成，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都會迫使一個國家改變其戰略思路。[1]根據筆者的理解，鑒于中國的歷史積淀和歷史記憶，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過程中充滿了客觀壓力與對客觀壓力的主觀認知，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與二者有著本質性的聯系。中國所經歷的從主導大國到任人凌辱的歷史屈辱、從封建農業國家到現代工業國家的巨大轉變，決定了民族復興、祖國崛起一直是仁人志士的宏大夢想，而國內壓力與國際壓力交相呼應構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特定條件。建國以來，中國一直在壓力下成長，首先是獲得國際承認的壓力，其次是經濟發展的壓力，最近是讓國際社會放心的壓力，這些壓力造就了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潛臺詞。面對壓力，不同的國家組織形式和不同的領導人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也做出了不同的戰略反應，從而凸現了認知在戰略決策中的重要地位。一般來說，對于同樣的客觀世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會帶來不同的決策，因而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極端重要。所謂認知，即人們對感覺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據自己的理解做出反應。在戰略決策的認知過程中，對國家面臨的內外壓力的認識至為重要，它是做出戰略反應的基礎條件。伴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是中國的社會化學習和規則內化過程，以及由此引致的自我認知變化及其對自身國際形象的關注。所謂國際形象，即一個國家在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諸方面相互交往過程中給其他國家及其公眾留下的綜合印象。在當今國際社會中，國際形象作為一種可信度的標志，對于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逐步將國際形象納入其戰略框架，視之為制定大戰略尤其是國際制度參與戰略的重要因素。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三個變量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遞進關系，構成了剖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一條主線。

歷史的積淀：1949年之前的中國與國際制度

19世紀之前，中國一直在東亞相對孤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發展，與世界其他部分相對隔絕。19世紀中期，歐洲列強用堅船利炮將中國強行納入其主導的國際制度，從此開始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曲折歷程。

歷史上，中國科技曾領千余年風氣之先，其國民生產總值在19世紀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且早就確立了自成一體的帝國體系。但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固步自封，缺乏創新精神和擴張意識。相形之下，擺脫中世紀束縛的歐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對外擴張的步伐。17世紀，歐洲列強就把殖民觸角伸到中國東南沿海。19世紀中期，在運用外交手段與清帝國建立更廣泛、更直接聯系的努力接連受挫后，西方列強訴諸武力，發動一系列對華戰爭，用堅船利炮砸碎了中國天下一統的格局思想，肢解了中國的朝貢體系，將中國本土強行納入國際制度體系。中國經歷了從天下一統格局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轉變，即從“中國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國”的轉變。由于被強迫納入國際制度，中國長期受到列強的欺凌，領土被肆意瓜分，更談不上主權的維護了。幾經掙扎、幾經失敗塑造著中國對待國際制度的心態：時而強烈期望全面參與國際制度，時而期望回復到閉關自守。

進入20世紀，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姿態已經從以天朝上國自居變為爭取平等地位。隨著國際制度由區域性擴展到全球，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自近代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但是，在安排未來國際制度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不僅無權參與戰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無法得到維護，中國第一次親身體驗了國際制度的實質。加入國際聯盟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步驟。然而，日本于1931年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中國一度對國聯爭端解決機制寄予厚望。中國向國聯提出申訴，要求它主持正義，根據盟約規定制裁侵略。國聯雖然派出調查團并發表了調查報告，但該報告偏袒日本，拒絕宣布日本為侵略者。中國試圖搭國聯便車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承擔了遠東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軍主力的任務，為打敗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作為主要大國參與了聯合國的成立過程，并成為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其大國地位在聯合國機制中得到肯定。中國第一次成為國際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參與國際制度的建立并體味了實力對國際制度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大致如此。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全球性的現代國際體系從萌芽到基本成熟，全球性國際制度在逐漸確立，與此發展相對照，中國經歷的卻是百年屈辱，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運命，加上以被拋到谷底的方式被強行納入國際體系的尷尬，中國始終將國際社會的既有秩序視為不公正、不合理的產物，并形成一種被凌辱的受害者心態。西方列強任意宰割這塊沃土和國際聯盟的外交失敗對中國的震撼之大，時至今日尚有余音。如此，中華民族復興作為國家的一個遠景目標被歷史鎖定，成為中國崛起的本原性動力。同時，歷史經驗和教訓往往成為戰略決策的重要參照，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或許不過是中國歷史長河的一段激流，但就其影響力而言，卻堪稱一瞬造就的永恒。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均可從中找到歷史蹤跡。

相對孤立（1949-1970年）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后，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承認盤踞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而且支持國民黨政府繼續竊據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席位，中國大陸被排除在國際制度之外。中國領導人在權衡之后做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決策，正式成為國際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戰者。20世紀60-70年代，國際力量呈現大分化、大組合：中蘇盟友關系破裂，社會主義陣營宣告瓦解；資本主義陣營則呈現美歐日三足鼎立的趨勢；發展中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臺。中國改變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要求“兩條線作戰”甚至“四面出擊”，進一步挑戰霸權及其主導的國際制度。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壓力未有緩解。從國內角度看，經過數十年的戰亂洗禮，社會經濟百廢待興；蔣介石政權退居臺灣，但仍時常給新生政權制造威脅。從國際角度看，冷戰格局確立了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和戰略態勢上的針鋒相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不僅面臨著美國組織的包圍和遏制圈，而且受到蘇聯的擠兌和利益要挾，而且后者的威脅愈演愈烈，終于成為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作為新生事物的社會主義建設更是一波三折，國內建設的全面政治化無限放大了內部壓力，并將之與國際壓力結合起來，構成中國認識國際環境和制定國際戰略的基本依據。源于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需要，中國曾積極尋求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地位——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也曾積極參與新獨立國家組織的國際會議（尤以1955年的萬隆會議為代表），但這些努力大多未果，并未從根本上緩解中國的國際壓力。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1949年以來，國際環境變化無常而且常常對中國是不利的。和蘇聯的關系影響深遠，并有某些積極的成果，但她最后給中國帶來的是失望，并導致幾乎完全的閉關自守”。[2]接連不斷的國內政治革命和“一邊倒”、“反兩霸”等國際戰略，實際上決定了這一階段中國對待國際制度的基本戰略，即局外者和挑戰者，這既是客觀因素導致的，也與主觀認知有著極大的關系。面對多變然而不確定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的判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偏差。受意識形態、政治斗爭經驗等因素的影響，這種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壓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國內部日趨發展的左傾思想造成的，這種思潮部分來源于教條，部分來源于對以往經驗的迷戀。[3]鑒于此，中國深為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挑戰者地位自豪。

中國試圖與各種國際組織建立聯系，主要目標是獲得國際承認，鑒于意識形態的追求，中國不可能認可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的合法性。在努力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失敗之后，中國進一步強調國際制度的局限性，宣稱聯合國是政治交易的骯臟舞臺，呼吁建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在國際關系的處理上，中國不甘于蘇聯小伙伴和忠誠盟友的角色，追求“獨立盟友”的地位，[4]強調對民族解放的熱情支持和對帝國主義的堅決反對。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時代，中國體現出充足的革命性，其革命者、挑戰者的國際形象甚為鮮明。在國際制度方面，中國也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將改變國際制度本身作為追求目標。[5]

消極參與（1971-1978年）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國調整國際戰略，提出“三個世界”理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國也隨之淡化了挑戰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標志著中國贏得了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但這個時候的中國仍然搖擺于國際制度局外者與局內者之間，被動、消極參與者的國際形象甚為突出。

在這個階段，中國首先為了打破國際孤立和敵對大國的包圍而努力。1969年發生的中蘇珍寶島事件成為中國調整國際制度戰略的轉折性事件。中蘇武裝沖突的升級和蘇聯的核威脅使得中國深感國家安全問題的嚴重性，蘇聯威脅也成為中美開始相互倚重的戰略基礎。中國意識到通過某種建立國家聯盟加強國際地位的必要性，開始淡化自己的國際體系挑戰者的角色。中國不再孤立于世界，逐步淡化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堡壘的角色，而強化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對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這個時候的中國依舊充滿了革命性因素，只是戰略上更有明確對象罷了。以上因素構成中國改變其國際制度戰略的基本條件，換言之，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基本目的仍然是政治承認和外交需要，由于對國際制度規則的不熟悉，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活動多是被動、消極的，實際上是以局外者的心態處理相關國際事務。一位聯合國代表指出，中國人在聯合國的行為是“他們來了，他們笑了，他們走了。” [6]這一幕堪稱中國在國際制度內之形象的經典寫照。

中國在這個時期著重發展對外政治關系，以加入政治性國際制度為重點。以恢復聯合國席位為標志，中國逐步加入了聯合國專門組織和附屬組織，如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并與國際奧委會、歐共體等建立合作關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參加國際環境機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周恩來總理1972年率團參加了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并促動中國在國際環境機制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總體而言，中國在這一期間參與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數量并不多（僅僅從1個增加到了21個），但畢竟成為了國際制度的真正參與者，盡管參與程度不夠、參與態度也不積極。中國的國際戰略空間因之而擴大了，中國追求的獨立國際形象和大國地位得到了初步實現。

部分參與（1979-1991年）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國際制度的步伐。中國終于放棄了“局外者”的身份，成為多數全球性國際制度的參與者。中國開始采取建設性的態度，表明了推進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愿望。中國已經放棄了挑戰者的角色，但由于歷史因素和現實景況的制約，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步伐還有些搖擺。鑒于中國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總體戰略目標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時期中國的戰略尤以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為核心，充分體現出目標導向和經濟利益導向的特征。

這個時期，中國參與國際制度迅速增加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國內進步基礎之上的外交戰略調整相關。斯時，中國再次面臨百廢待興的艱巨任務，而提高執政黨的威信、合法性和人民生活水平迫在眉睫。國內壓力的增加與國際壓力（尤其是本土安全壓力）的部分減緩構成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條件。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了資本、經濟、技術進步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方針，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認為世界大戰可能避免，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發展是可能的，決定把國家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中國開始實行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外交政策，更加強調獨立自主、與所有國家發展正常關系的原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界限發展與各國的關系，對外盡力爭取相對穩定、有利的國際環境，努力保障國內的經濟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概言之，鄧小平以其雄才偉略造就了中國歷史的新轉折。鄧小平時代的來臨是以推動中國對外開放的角色作為基點的。中國開始強調與國際潮流接軌，完全放棄了國際制度挑戰者的身份，并著力塑造積極參與者和嚴格執行者的角色。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社會學習階段，即新加入者將國際社會的規則和價值觀念內在化的過程。[7]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關于國際社會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遵循國際社會的規則，參與主要的全球性國際制度，不再把革命當作變革國際社會的途徑，而把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作為現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徑。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階級劃線，而是將國家視為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并從國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認識國際社會，處理國家間關系，逐步但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并開始關注本國的國際形象。從這個階段開始，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開始出現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自己的國家角色，從一個堅持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國際經濟組織援助的迫切尋求者。據統計，從1979年1983年，中國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等接受了2.3億美元的援助。促進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成為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核心目標，因而中國的行動是從國際經濟組織開始的，凸現了將國際制度視為國家利益促進工具的意識。中國1980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理事國，此后逐步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亞洲開發銀行等，為恢復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做出了積極努力。中國從國際經濟組織獲得了大量的技術、知識和資金。中國開始學會利用國際規則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表現也是令人滿意的，中國代表在國際制度內堅持討價還價，然而一旦達成協議，中國的執行可謂無懈可擊。[8]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活動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它不僅引進了新的觀念，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決策模式，還促進了中國對其他國際制度的參與。即使在極其敏感的政治領域，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也是引人注目的。自1979年起，中國就參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并于1982年成為其理事國。1978年，中國決定參加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的活動。自1980年起，中國開始參與聯合國裁軍談判會議，并逐步簽署了一系列裁軍、軍控文件與協議。參加裁軍會議大致上與鄧小平重新評估戰爭不可避免論調相適應，這種修正又與中國需要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和平國際環境相關。中國參與裁軍會議與期望被視為負責任大國相關聯，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強調負責任大國形象。

這個階段，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但總體而言，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行為是被動的，中國很少提出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更多的是發表原則性聲明，中國并不是議程的制定者，缺乏參與及議程創設意識。

全面參與（1992年—）

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以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冷戰結束為界點，這是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壓力變化以及應對這些壓力的戰略認知所導致的，其目標不僅是打破當時的外交孤立，更重要的是透過國際制度找到與各國重大利益的契合點，尋求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模式。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是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力，而且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先兆。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關注促成了中國與國際制度良性互動的自邏輯。鑒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歷和全國性思想觀念進步，中國走向強大的歷程也伴隨著走向法治、民主和國際主流，國內政治條件、社會條件的逐步優化反過來成為促進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制度的推動力。在改革、轉型、進步相約而行的時代，各種壓力和要求不期而至，成為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推動力。還需要提及的是，冷戰結束以來，臺獨成為中國主權安全的最大威脅，也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制度、防止臺獨勢力利用國際制度達到分裂祖國圖謀的推動力之一。

20世紀90年代是全球化浪潮洶涌的時代。全球化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成為中國戰略決策必須思考的重要外部變量。冷戰結束以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之下，國際社會也開始步入轉型時期，國際關系的內涵大大豐富，國際政治讓位于世界政治，國際關系中的相互依賴加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觀念深入人心，國際關系的主旋律由國際沖突轉向國際合作。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之下，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可想而知。國際社會進入轉型時期，各國將著眼點放在未來的綜合競爭上，中國的特殊性益發凸現。打破外交孤立只是問題的第一步，而如何成為被國際社會接受、讓國際社會放心的大國才是中國戰略的重點，惟有如此，中國才可能確保實現國家發展基本目標的國際環境。在這樣的情勢下，確保獨立自主與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構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基本思考點。由于美國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世界體系的接觸政策和“織網”戰略（Enmeshment）明顯體現出經濟接觸與戰略遏制的兩面，[9]昔日中國自身需求所致的國際制度參與開始構成中國的外在壓力因素。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加快，中國的戰略空間在擴展，但中國遭受外部沖擊的脆弱性在增加。非傳統安全問題往往根植于各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深層土壤中，具有相當強的慣性，短期內難以化解，也非靠少數國家的努力能夠解決，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因而凸顯。此外，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發展，“中國威脅論”在特定時段形成對中國的國際壓力。歐美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對中國所在的東亞經濟合作其產生了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發展機遇，成為中國促動東亞一體化的外在動力。

壓力往往就是進步的動力。國際風云變幻是戰略謀劃的背景，更擴展了戰略思維的空間。以上壓力堪為中國實現向“世界之中國”和世界體系“局內者”轉變最為強大的動力，促使中國的認知發生重大變革。中國對自己所處的國際環境有了更為準確的判斷，對自己的國家實力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所設定的國家發展目標也更具有可操作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開始自視為崛起大國，在外交上開始大打經濟牌，進一步確立了以經濟主義促進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戰略。進入21世紀，中國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更加客觀，更加強調以提高中國的亞洲地位為戰略基礎，將區域主義視為實現戰略目標的核心手段。

中國對自身脆弱性的認識因“****”、蘇東巨變、海灣戰爭、臺獨日益猖獗、亞洲區域和多邊論壇的增加、美日加強同盟等事件而加強，失去了冷戰期間的戰略杠桿的中國將國際制度視為加強自身戰略地位的重要途徑，國際制度在中國大戰略的地位進一步上升。這些年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穩健而積極，經歷了一個隨著國內發展及需要而逐漸適應、逐步深化的過程，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隨著中國對國際制度認識的逐步深刻，參與欲望也進一步上升。中國已經基本認可了當今國際體系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制度。中國對國際人權制度的參與堪為例證，中國參與了國際人權領域的所有重大活動，多次發表人權白皮書宣告自己的人權主張，中國的政策與國際標準越來越一致。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繼續駛入快車道，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有所加快，并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角色。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更是一個明確的戰略宣示。它意味著，中國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主權為中心的、獨立自主大國的傳統認同與負責任大國的新認同相關聯，后者與融入國際制度有著直接的關聯，而國家行為越來越受到國際制度的調節，中國愈加期望自己被視為國際制度的積極而負責任的參與者，而對被視為孤立、頑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設性、負責任的國際形象目標就這樣在中國與國際制度的互動過程中建構起來。

在這個時期，中國參與國際制度以全面性、戰略性、長遠性為基本特征。中國明確意識到加入國際制度是打破包圍、贏得負責任聲譽的重要條件。在國際社會里或重大全球問題上，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制度，變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國簽署了《生化武器公約》、《全面核禁試條約》等，主動接受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戰略武器的限制。《全面核禁試條約》的簽署表明，中國愿意付出代價，爭取負責任大國的地位，促進自己的國際形象。[10]中國接受苛刻條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并積極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制定相關實施細則，保持了遵守國際制度規則的一貫良好記錄。江憶恩指出，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一貫支持全球自由貿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迄今為止支持現有自由貿易體系的最明確行動。[11]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議定書》簽字國、沒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指標和義務的中國宣布批準該條約，中國因之獲得巨大政治聲望。此外，中國不僅擴大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也越來越積極，開始體現積極參與者的特征，其議程創設能力也有所提高。

總體而言，當前國際制度基本滿足中國的利益訴求，因而中國不是國際制度的挑戰者（美國有時甚至將中國視為現狀維持者），而是全球性國際制度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參與者、區域性國際制度的建設者乃至主導者。以區域國際制度的建設為例，1994年4月，中俄等簽署了在亞太地區建立信任的第一個多邊條約，確保周邊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開始發揮建設性作用。兩國推動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把莫斯科尋求控制其邊陲的努力與北京建立多極世界的抱負結合到了一起，為中亞局勢穩定提供了基礎條件。中國積極支持和參加東盟地區論壇（ARF）、亞信會議（CICA）、朝鮮六方會談等多邊安全對話，推動建立多層次的亞太多邊安全制度。中國在經濟領域區域多邊制度的建設上的積極作用更是功不可沒。中國為自身形象計，在亞洲金融危機之際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承受出口競爭力被削弱的壓力，博得周邊國家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喝彩，開始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積極促動東盟與中日韓的全面合作，將東亞一體化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

簡短的結論

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在融入國際社會還是閉關自守幾經搖擺，但沒有停止深化與國際制度接軌的腳步，中國選擇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戰略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從主要因素角度看，國內發展與進步的壓力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最主要的推動力，而國際壓力作用亦不可忽視，同時國際制度的約束力、國際制度內的互動改變了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認知，成為中國戰略調整的重要推動力。隨著中國進一步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規則和規范逐漸融入中國的認知和政治結構之中，規范認同開始成為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中國認識到，參與國際制度，可以為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同時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而輕視或抵制國際制度會損害國家作為合作者的聲譽和作為高度責任感國家的形象，損害國家利益，中國對國際制度的積極作用愈加肯定。與此同時，國際制度越來越打上中國的印記，中國塑造國際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1] 陳樂民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2] 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頁。

[3] 章百家：“改變自己 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4-18頁。

[4]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180-184.[5]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6] 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7]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16.[9]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9, No.1, pp.129-139;James Shinn,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etc.[10] Samuel S.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75.[1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本文責編：linguanbao

發信站：愛思想網（http://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