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投資者向有限責任公司實際出資不是確認其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投資者向有限責任公司實際出資不是確認其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羅新瓊等四人訴成都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知情權糾紛案

周繼峰發布時間：2010-05-23 16:23:58

[案情]

上訴人（原審原告）羅新瓊，女，漢族，1949年2月19日出生，住成都市成華區新鴻路8號3棟2單元1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劉福生，男，漢族，1949年7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區營門口路401號1棟1單元1樓1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王生蓉，女，漢族，1952年3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區光明巷7號2棟4單元8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江仕荇，男，漢族，1948年1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錦江區槐樹街6號1棟3單元2樓2號。

上述四上訴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筱平，四川建設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成都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華區玉雙路7號。

法定代表人賈敏，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魏臻，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

天臺大酒店公司于2002年1月22日經成都市成華區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冊成立，法定代表人為賈敏，公司注冊資本為5610000元，實收資本為5610000元。天臺大酒店公司由原四川省公路機械廠（股份合作制企業）全體股東所屬資產分割組建成立。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均為該公司實際出資人，持有公司股東出資證。受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的限制，天臺大酒店公司在設立公司時采用了以賈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東代表持股的形式，該48名股東代表經工商登記，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名冊，而包括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在內的其他出資人未被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的股東名冊。2005年9月23日，天臺大酒店公司第一屆三次股東大會決議對《轉讓成都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全部股權》正式表決通過。被上訴人天臺大酒店公司于2007年10月23日與宜賓市永競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成都市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的框架協議》。2008年3月26日，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會對《成都市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整體股權轉讓實施方案》正式表決通過。2008年6月3日，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在與宜賓市永競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以及與天臺大酒店公司簽訂《成都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與個人終止勞動、人事、工傷、經濟關系協議》時，發生糾紛，引起訟爭。

原審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三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紀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本案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以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身份，要求行使股東知情權，應首先確認其股東資格。對于股東資格認定的問題不僅要求符合股東的實質要件，還要符合股東的形式要件，而法律規定的股東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工商部門登記，且形式特征中以工商登記公示性最強，其效力應優先其他形式特征。因天臺大酒店公司在注冊時，受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的限制，采用了以賈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東代表持股的形式，該48名股東代表經工商登記，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名冊，而包括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在內的其他人未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名冊，因此，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等出資人事實上是天臺大酒店公司的隱名股東。由于隱名股東不具備股東的法定形式特征，故不能確定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的股東資格，因此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以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身份要求行使股東知情權沒有法律依據。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三款、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六十四條、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判決駁回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50元由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承擔。

宣判后，上訴人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請求判令撤銷原判，改判支持上訴人的訴訟請求，一、二審訴訟費由被上訴人承擔。其上訴主要事實及理由為，被上訴人不能否認向公司900多人發有股東出資證明的事實，工商登記的48名股東只是公司股東代表；被上訴人僅僅因為《公司法》中對有限責任公司登記股東人數規定的限制，未經任何選舉與授權便將賈敏等48名股東進行工商登記，否定了包括上訴人在內的900多名在冊股東的合法身份。

被上訴人天臺大酒店公司辯稱，上訴人不是《公司法》規定享有知情權的適格主體；上訴人要求查閱被上訴人的審計報告的上訴要求，在請求范圍上與《公司法》第34條之規定不符，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

二審中，上訴人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提供了《成都天臺大酒店有限責任公司關于提議董事會、監事會的通知》、《天臺大酒店公司的股東名單》、王生蓉的股東表決票、《公司監事會候選人提名表》、《四川省公路機械廠關于修改章程的說明》、公路機械廠于2005年1月25日發表的意見通知、2005年4月20日收到的決議表決，擬證明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均是公司的合法股東。被上訴人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有異議，認為不符合證據規則的要求，不予質證。本院認為，對上訴人提供的上述證據，不能證明上訴人是在公司章程中和工商登記檔案中記載的股東，對其證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經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查明事實一致，對一審認定的事實和證據本院予以確認。

[審判]

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紀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的規定，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要行使股東知情權，首先要明確其是否具備股東身份，即是

否是天臺大酒店公司的股東，這是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三款規定：“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因此，確認某一自然人或法人是否是公司股東，是否享有公司股東權益，應首先考察公司登記機關的登記，因為公司法明確規定了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機關登記的公示效力確立了以其公示記載的股東作為認定股東身份的首要依據；其次，當股東名冊未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或登記不完整時，股東名冊記載的股東除不能對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據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且當出資證明書等文件的記載與股東名冊的記載之間出現不一致時，應當以股東名冊的記載為準，這是由股東名冊的確定效力、推定效力所決定的，即實質上的權利人在尚未完成股東名冊登記或者股東名冊上的股東名義變更前，不能對抗公司，只有在完成股東名冊的登記或者名義變更后，才能成為對公司行使股東權利的人，也就是說，公司只以股東名冊上記載的股東為本公司的股東。顯然，上訴人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不是天臺大酒店公司在工商登記機關登記的股東，如果以登記機關登記的股東來認定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是否系天臺大酒店公司的股東以及是否應享有相應的股東權利，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本案須解決的問題恰恰是，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以其向天臺大酒店公司實際出資為由，以公司股東身份行使股東的知情權問題。

眾所周知，當公司發起設立時，自然人或法人之間首先形成共同的投資意向，在達成合意的情況下簽訂出資協議，擬定公司章程，確定出資人及出資額，而這一切行為應屬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行為，在此基礎上才能有進一步的驗資、登記注冊等設立行為，這是就公司設立的一般程序而言；從公司法規定的角度看，在公司設立登記時須向公司登記機關提交由全體股東簽字確認的公司章程、經合法驗資機構出具的驗資報告等，公司登記機關才能依據公司提交的章程等資料經審核后進行公司的注冊資本、股東及出資額等的登記。由此可見，出資人的合意即共同簽訂出資協議書及擬定章程是公司設立之基礎，也是公司置備股東名冊和進行公司登記的依據，即公司置備的股東名冊和公司登記的股東應與公司章程和驗資報告中的出資人及出資額一致。事實上，本案中的天臺大酒店公司是由原四川省公路機械廠（股份合作制企業）全體股東所屬資產分割組建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現行《公司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為股東符合法定人數，即股東必須在50人以下，之所以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作出限制，主要考慮到有限責任公司雖是以資本聯合為基礎組成，但股東是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基礎上進行聯合，以及有限責任公司不公開募集股份，管理上較為封閉，股東人數過多反而影響公司的決策和經營；而且，股東人數的限制，既指參與公司設立時股東人數，也包括公司設立后因各種原因而新增的股東，即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人數要始終符合50人以下的法定人數規定。天臺大酒店公司成立時，雖由原四川省公路機械廠900余人股東所屬資產向新公司出資，但受限于公司法關于股東人數的規定，采用了以賈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東代表持股的形式，該48名股東代表經工商登記，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名冊，而包括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在內的其他人未記載于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名冊，只能選擇48名代表中的一人作為自己的出資代表，顯然，公司改制時實際出資的900余名職工均清楚公司法的限制性規定，并為實現新公司順利設立的目的并認可以賈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東代表其持股的形式，雖天臺大酒店公司并不否認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等人的出資行為，也向其出具了股東出資證書，但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的股東身份并沒有在工商機關進行備案登記，也沒有記載于公司章程所登記的股東名冊中，事實上，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等人只是以天臺大酒店公司的出資人身份記載于公司內部的名冊中，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是通過賈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東代表而具體體現的，其不具備公司的股東資格，因此羅新瓊、王生蓉、劉福生、江仕荇不能以天臺大酒店公司股東身份要求行使股東知情權，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審理程序合法，基本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文所稱的實際出資人又稱隱名出資人，系指雖然實際出資認購有限責任公司股份，但卻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或其他工商登記材料中記載為他人（顯名出資人）的投資者。在學理研究中，隱名出資人也被稱為隱名股東。但是，基于隱名出資人是否具有股東資格及享有相應的股東權利本身還處于不確定的狀態，本文不采用隱名股東的概念。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因有限責任公司實際出資人的存在而引發的股東權糾紛日趨增多，由于相關法律規定的缺位和對公司出資人法律地位認識的不同，各地法院對此的認定或處理存在很大差異。本案系一起典型涉及公司實際出資人股東資格認定的股東知情權案件，根據公司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股東知情權的行使主體必須為公司股東，故本案的焦點實際在于判定向天臺大酒店公司實際出資的四原告是否具有公司股東身份。法官在審理本案時，緊緊圍繞案件爭議焦點，結合公司法關于股東資格的現行規定和相關法理進行闡析，最終得出未記載于公司章程、股東名冊或工商登記資料的有限責任公司實際出資人并不必然具有股東資格的妥當結論。我們認為，從學理研究觀點、相關立法意圖及證據運用規則等三方面考慮，投資者向有限責任公司實際出資并非確認其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一、從股東資格認定的學理研究觀點看，實際出資并不是確認隱名出資者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從學理研究來看，股東資格認定包含實質條件和形式條件兩方面。實質條件即指股東實際出資；形式條件又稱外觀形式要件，是指股東資格為他人所認知和識別的形式，包括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公司登記文件、公司發給股東的出資證明書或股票等對股東姓名或名稱所做的記載。在實質條件和形式條件同時具備的情形下，確定公司股東資格自然沒有問題，但隱名出資人因其通常只具備實質條件而沒有形式條件，如何確定其股東資格就成為股權糾紛的常見疑難問題。目前學界對于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認定存在諸多爭議，主要有“形式說”和“實質說”兩派觀點。“形式說”以表示主義為理論,認為投資作為一種商事活動,應當以商事外觀主義與公示公信原則為基礎，故投資人必須具備股東的外觀形式要件才能被認定為股東；而隱名出資人并不符合這一條件，因此其不應該具有股東資格。“實質說”以意思主義為理論,注重投資人內心真實意思的表達,而不單純以外在形式確定行為效力；其認為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及工商登記只有證權性質而非設權依據,不能以此確立投資人股東資格；如果一心欲與公司構建股東關系的人是隱名投資人，且其實際出資認購公司股份并參與了公司經營，就應當認定其股東資格。在對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認定問題上，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論反應了不同的價值趨向，“實質說”旨在維護傳統民法的意思自治，強調隱名出資人已向公司出資，履行了作為股東的基本義務，即應當享有公司股東權利；而“形式說”旨在加強行為的外在表征，以內心意思的外在表示——登記公示來保障交易安全，維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我們認為，上述兩種觀點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均有不足之處。在處理涉及善意第三人

利益的公司外部糾紛時，堅持“實質說”不符合商法的效率等基本原則，會損害市場效率和交易安全；在處理涉及公司內部關系的糾紛時，片面堅持“形式說” 將有悖于當事人投資的初衷，危及法律之公平與正義的價值目標。因此，我們應堅持“雙重標準，內外有別”的原則來處理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認定問題，具體而言，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外部情形下，應堅持“形式說”以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此時不應認定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內部情形下，應考慮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特點，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確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這里的條件主要包括兩個：一是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地位有明確約定，且該約定屬于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此時應確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二是在公司存在多個股東的情形下，公司其他股東對隱名出資人和顯名股東的關系知情，隱名出資人也實際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或以其他方式讓其他股東知曉了其隱名出資人的身份，此時可以確認其股東資格。由此看出，無論是涉及隱名出資人的公司內部還是外部糾紛，實際出資均不是認定隱名出資人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二、從股東資格認定的現有立法意圖看，實際出資并不是確認隱名出資者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我國現行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并未對隱名出資人及其股東資格進行明確規定，但從現有相關法律規定中，我們能夠發現立法者和最高法院對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認定的傾向性意見。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章程應當載明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第三十二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應當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第三十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于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公司法強調取得股東資格是以具備外觀形式要件為必要條件，隱名出資人不能因其是實際出資人就可以當然取得公司股東資格。同時，現行公司法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由原來的法定資本制變為折衷資本制。公司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個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公司個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其余部分由股東白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5年內繳足。第二十八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應當按期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各自認繳的出資額；股東不按照前款規定繳納所認繳的出資，應當向已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公司法第二十六及二十八條關于股東可以分期繳納出資的規定進一步表明，法律允許實際出資與取得股東資格的條件相分離，即只要符合法定外觀形式，即便沒有出資也可合法取得股東資格。綜上，盡管現行公司法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認定沒有明確規定，但其著重強調股東資格的外觀形式要件和登記公示力，且實際否定了實際出資這一作為股東資格認定的實質要件，由此看出，現行公司法對根據實際出資來認定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持非鼓勵態度。

三、從股東資格認定的證據運用規則看，實際出資并不是確認隱名出資者具有股東資格的唯一要件

根據公司法第二十五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及《 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九條之規定，現行公司法在司法實踐中認定股東資格的主要證據包括公司章程記載、工商注冊登記、股東名冊、出資證明書、實際出資、股東簽署章程行為及實際享有股東權利等，這些不同的證據形式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同的證明效力。與前述股東資格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相對

應，大多學者把上述證據分為形式證據和實質證據：公司章程記載、工商注冊登記、出資證明書及股東名冊記錄等屬于形式證據；實際出資、股東簽署章程行為及享有實際權利等為實質證據。

具體來講，形式證據的功能是對外的，是為使相對人易于判斷和辨識，它在與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爭議中對于股東資格的認定比實質證據更有意義，其中公司章程的記載具有確認股東資格的最高證據效力，因為公司章程是股東出資意思表示的直接證據，而股東的出資意思表示才是成為股東最重要的前提，故公司章程記載的效力優先于其他形式證據；其次，工商登記相比較出資證明書和股東名冊具有較強的證據效力，因為公司注冊登記是公司成立的必要條件，登記事項能產生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登記的內容在客觀上具有使出資人成為股東的推定效果，即公司登記材料的記載不具有創設權利的效力，只具有權利推定的效力；再次，股東名冊的效力高于出資證明書，在沒有相反證明的情況下，股東名冊具有確定股東資格的效力；當股東名冊未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或登記不完整時，股東名冊記載的股東除不能對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據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且當出資證明書等文件的記載與股東名冊的記載之間出現不一致時，應當以股東名冊的記載為準，這是由股東名冊的確定效力、推定效力所決定的；最后，出資證明書的效力低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記的效力，出資證明書是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的憑證，是公司對股東履行出資義務和享有股權的證明，這只是股東對抗公司的證明，只具有對內效力，而不具有對外公示的效力。而實質證據的功能主要是對內的，用于確定股東之間的權利義務，在解決股東之間的爭議時其意義優于形式證據，其中，股東簽署章程行為反映行為人作公司股東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其又優于實際出資、享有實際股東權利等其他實質證據。綜上，在處理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認定時要根據是內部關系（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之間）還是外部關系（股東與第三人之間）而優先采用形式證據還是實質證據，此即是實踐中隱名出資人股東資格確定的證據運用規則。從中不難發現，實際出資遠非確認隱名出資者具有股東資格的必備要件。

（作者單位：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

第二篇：向公司投入資金行為性質不明的股東資格確認問題——王文劍等訴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

【裁判要旨】

實踐中，公司股東之外的第三人向公司投資的表現形式多樣，對于僅向公司投入資金，而未與原公司股東達成入股公司合意、未實際行使股東權利且所投資金未轉化為公司資本的投資人，可否將其認定為公司股東仍是法律適用領域的難點之一。本案例旨在就該難點問題進行分析，為出資性質的認定提供可資借鑒的思路，并認為此種情況下，該類投資人不應被確認為公司股東。

【案情】

原告：王文劍

被告：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17日，成立之初注冊資本為人民幣500萬元；原始股東為上海恒通置業公司、上海百士企業發展公司、上海大得經貿有限公司；公司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

1998年2月，原告王文劍向被告繳納4萬元，被告向原告出具書面憑證一份，載明：公司內部職工股權，人民幣肆萬圓整，落款日期1998年2月，編號9***（系原告的工資單序號）。該書面憑證上蓋有被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朱文玉的印章。現原告據此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其為被告的股東并享有被告公司0.80%的股權。

另查明，被告公司股權變更如下：1997年12月23日，被告召開第二次股東大會，確認三名原始股東的股權分別轉讓給中聯音像多媒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民成實業有限公司、朱文玉、朱成俊、朱曉敏、于峰、毛昭瑜、姜志申等八名新股東。1998年1月，被告的三名原始股東與八名新股東共同簽署《公司股權轉讓協議》一份，明確被告公司的注冊資本500萬元不變，新股東按照各自出資份額享有出資比例。1998年1月20日，被告的八名新股東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1999年1月20日，被告召開第三次股東大會，作出《關于確認本公司股權轉讓的協議》，確認股東中聯音像多媒體文化科技公司的240萬元投資，按原價將其中的200萬元轉讓給股東朱文玉。2002年4月，被告公司注冊資本變更為800萬元。至此，被告的股東為本案第三人朱文玉（出資635萬元）、朱成俊（出資100萬元）、毛昭瑜（出資20萬元）、姜志申（出資20萬元）、黃路陽（出資25萬元）。

又查明，1998年2月包括原告及本案第三人朱文玉、朱成俊、毛昭瑜在內的共31人向被告繳納款項并取得“內部職工股權”憑證。2006年至2011年期間，被告以繳納款項為基數，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向上述繳款人（董事會決定不予發放的除外）發放一次性錢款。截至本案訴訟之前，已有部分繳款人員因退休、跳槽等原因離開被告公司，被告均向該部分繳款人退還本金及不等利息，并收回“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予以作廢。目前，仍有15人持有“內部職工股權”憑證。原告訴稱，其出資購買被告股權后，被告向其出具股權證書。但認購股權后，原告從未享有過任何股東權利和權益，且從未從被告處分到過任何股紅和利潤。經律師調查，原告并未被確認為被告股東，其認購股權的出資僅被作為“集資款”計入被告公司某些高管持有的股權名下。原告出資的目的是認購被告股權，但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原告的權利，故請求法院確認原告的股東身份。

被告辯稱，原告訴請確認的股權既非原始取得，亦非繼受取得；且原告從出資起從未享有股東權利，亦未履行股東義務、承擔被告經營風險；其繳納款項性質非股東出資，應為借貸，故不應獲得股東資格。

【審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依據被告出具的“內部職工股權”請求確認其為被告的股東，而被告認為上述憑證系雙方建立債權債務關系的借款憑證，故該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原告向被告繳款后取得的“內部職工股權”憑證的性質認定，即能否據此認定原告取得被告公司股東資格。

對此法院認為：1.根據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股東資格的取得方式分為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兩種。原始取得是指因設立公司或增資而成為公司的股東，繼受取得是指因轉讓、繼承等受讓股份而成為股東。該案中，首先，原告向被告繳款的時間在1998年2月，而被告于1997年1月就已成立，故不存在原告出資系為了設立被告公司的事實，即原告不是被告的原始股東。其次，被告在1997年成立時已登記有三名原始股東，1998年1月原股東與八名新股東又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重新確定被告的股東及各自享有的股份。現原告不能舉證證明其與被告的上述三個原始股東或八個新股東之中的任何股東，存在達成轉讓被告公司股份的意思表示，故原告繼受取得被告公司股份的事實亦難以成立。由于原告提供的“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上并未記載其應享有的股權比例和股權來源等內容，故該份證據僅能證明原告向被告繳納了一定數額的錢款、被告向原告出具過此份材料。審理中，經釋明，原告明確其提起該案訴請的依據系基于公司增資擴股成為被告公司股東。法院認為，增資擴股并非一般形式上的投入出資，應屬于公司重大事項，必須履行股東會決議、出資驗資、工商變更登記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該案中，被告自1997年成立起截止收取原告款項之后的近五年期間，注冊資本始終為500萬元，并不存在增資擴股的事實，且原告向被告繳付的款項亦未經驗資，故不能認定為原告向被告履行了出資義務，原告的上述主張不能成立。

2.判斷原告是否成為被告股東的標準，除了考察原告是否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記載、工商登記機關登記、有無出資協議與出資證明書等要件外，還應考察原告是否實際作為股東行使了股東權利和義務，諸如參加股東會、行使知情權、獲取公司收益等。而該案中根據查明的事實，原告自1998年2月向被告支付款項獲取“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之后，從未參加被告的股東大會，也未參與決定被告的投資經營與高管的人事安排等事宜，即原告從未享有過與股東有關的權利或履行過股東的義務。故原告僅憑向被告繳款并獲取上述憑證的行為，要求認定其已實際取得被告的股東資格，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3.關于涉案“內部職工股權”憑證的性質，原告認為此系認定其股東身份之證明，被告則解釋系在當時為避免非法集資之嫌而出具的借款憑證。法院認為，只有在股份制合作企業中才存在內部職工股權，而該案被告自成立至今的性質始終為有限責任公司，也不存在原告訴稱中提及的股權改制事實，故原告以此主張其享有被告股東身份的理由不能成立。綜合上述理由，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均未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生效。

【評析】

《公司法解釋

（三）》第二十三條規定了認定股東資格取得的兩個條件，即取得方式條件和出資條件，但對于如何界定向公司投入資金行為的性質，即何種情況下可認定為股東出資，該條款并未予以明確。本案例旨在就該難點問題進行分析，為出資性質的認定提供可資借鑒的思路。

本案中，原告雖向被告繳納了4萬元，被告就此出具了“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但該款項是否構成股東出資，進而能否由此認定原告為公司股東，應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審查：

一、出資主體的適格性

由于有限公司存在一定的人合性及閉合性，故出資應系股東間合意，即新、老股東之間就增資擴股或股權轉讓等達成協議。加之，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

（三）”第二十三條的規定，出資人享有股權或系原始取得，或系繼受取得，即公司股東資格的取得方式有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兩種。原始取得是指因設立公司或增資而成為公司的股東，繼受取得是指因轉讓、繼承等受讓股份而成為股東。因此，主張享有股權的當事人應當證明該公司已經就增資擴股達成協議，或其與原股東之間存在股權轉讓協議。

本案中，原告并無證據證明其與被告的三個原始股東或八個新股東中的任何股東之間存在受讓被告公司股權的意思表示，也無證據證明被告公司股東之間已就公司增資擴股達成協議。所以，原告主張的股東資格既非原始取得，也非繼受取得，并非適格的出資主體。

二、出資程序的法定性

就出資程序而言，由于出資行為會產生公司資本直接或間接的變動，對公司資本的穩定性存在影響，故法律對于出資行為設定了嚴格的程序，包括公司決議程序和對出資行為的驗資登記等程序。

1.公司決議程序。增資擴股顯然屬于公司的重大事項，應當經股東會決議。本案中，被告自成立起至接受原告款項之后的近五年期間，注冊資本始終維持不變，并不存在增資擴股的事實。

2.出資驗資、登記程序。根據公司法對于出資的要求，原始出資還需要履行驗資、工商登記等法定程序；受讓股權除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外，也需履行工商登記變更手續，此外還可能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相應其他手續。本案中，原告支付被告的款項也并未驗資，亦未辦理工商登記手續，故其向被告支付款項的行為，不符合出資程序，難以認定為出資行為。

三、出資資金的穩定性

就出資的資金性質而言，根據公司資本確定、資本不變原則之要求，出資后的資金屬于公司資本，不得隨意撤回或抽取。本案中，1998年2月共有31人（包括原告及本案第三人）向被告繳納款項并取得“內部職工股權”憑證。截至本案訴訟之前，已有部分繳款人員因退休、跳槽等原因離開被告公司，被告均向該部分繳款人退還本金及相應利息，并收回“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予以作廢。由此可以認定，上述職工所繳納之款項，并不符合公司資本的性質，難以認定其已轉化為公司資本。

四、出資效果的復合型

由于股東權屬于綜合性權利，兼具財產與人身權的雙重屬性，出資人進行出資行為的法律目的即獲得股東權，繼而產生享有股東權利，履行股東義務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現為股東不僅享有利潤分配權，還享有參與公司決策表決、選擇管理者、知情權、不抽逃出資等權利義務。

本案中根據查明的事實，原告自1998年2月向被告支付款項獲取“內部職工股權”憑證之后，僅每年享受被告公司以繳納款項為基數，按一定比例發放的一次性錢款，而從未參加被告的股東大會，亦未參與決策表決，即原告從未享有過與股東有關的權利、亦未履行過股東相應的義務。其雖事實上向公司投入資金，但并無證據證明其獲取股東資格、享有股東權利，亦無證據證明其實際上行使了上述權利或履行了相應義務。

綜合以上四點，根據“公司法解釋

（三）”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原告所投資金不能認定為其向被告公司的出資，因而無法認定其為公司股東。

（作者單位：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