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的道德和人格力量

近年來，寫文章贊揚西南聯(lián)大者可謂多矣，例如說抗日戰(zhàn)爭時的西南聯(lián)大為中國教育史上之“奇跡”，它只存在了9年，卻培養(yǎng)出后來成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二人；說建國后成為院士者有當年聯(lián)大學生多少人，占全部院士的幾分之一；說我國原子彈、氫彈這“兩彈之父”就是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的鄧稼先；說西南聯(lián)大教授中大師如云，聯(lián)大教授的水平在世界上應屆一流，等等。這些話都講得不錯，可是有一點，即：大家都只談聯(lián)大教授的業(yè)務水平非常高超，卻很少人談到他們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也同樣是

第一流的我想補充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談這個問題，得先談“時代背景”，因為只有了解了這一“背景”，他們的高風亮節(jié)才更加突出，也更加不容易。抗日戰(zhàn)爭時，由于國民黨政府濫發(fā)鈔票，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聯(lián)大師生生活十分困難。1937年上半年(即抗日戰(zhàn)爭發(fā)生以前)，一個教授的平均月薪約為350元法幣(抗日戰(zhàn)爭以前一元法幣即一元銀圓，350元大約等于今天的人民幣一萬一千元)，到了1943年下半年，聯(lián)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為3697元法幣，而物價比1937年上半年上漲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這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維持一家?guī)卓谌说纳钅?惟其如此，才發(fā)生了這樣一件為我目睹并且震撼了我靈魂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去當時昆明最繁華的商業(yè)大街正義路一家拍賣行閑逛時，居然見到了我的法文老師、聯(lián)大法文專業(yè)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師母的游泳衣去賣。這一“慘不忍睹”的悲劇使我晨驚駭怪，把我嚇得喪魂失魄，趕快逃走了。也惟其如此，聞一多先生才于每天上午在聯(lián)大授課，下午在中學兼課，晚上批改了學生作業(yè)后，半夜還得為別人刻圖章賣錢!請看當時名震海內外的十二位著名教育家和學者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馮友蘭、楊振聲、姜寅清、朱自清、羅常培、唐蘭、潘光旦、陳雪屏、沈從文等碩

學鴻儒為先生所寫的“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輪老手，積習未除；占畢余閑，游心住凍。惟是溫摩(按：此字的讀音為nun意思是“手氣”——祥麟注)古澤，僅激賞于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于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

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于后。

聞一多先生如此，吳晗先生呢?當時抗日戰(zhàn)爭已經勝利，但吳先生因妻子久病，醫(yī)藥費和去上海的旅費無法籌措，乃于1946年4月寫報告給校長梅貽琦，向學校借錢。報告說，“九年困境，債臺高筑，游費、醫(yī)藥費及最少五個月之生活費，一無著落”，只好提出先向學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書籍變賣還債。再以法律系費青教授為例，費教授長期患病，經濟極為困難，只好請求學校收購他多年來的德、英、漢三種文字的全部藏書。1941年9月，北大法律研究部付了法幣3000元，購買了費先生的藏書。書籍是知識分子的“命根子”，進行科研必須有大量的參考書，而今上述兩位教授為了生活，居然決定出售自己的所有書籍，此中苦況，我們今天又如何想象!再如，教授中拖兒帶女，家屬人口眾多、負擔沉重者，為數不少。例如：全家人口有六人者為王力、馮友蘭、馮景蘭、楊武之(楊振寧之父)、潘光旦、劉仙洲、游國恩等15人；全家人口為七人者有林文錚、袁復禮、馬約翰、聞一多、羅常培、李繼侗等14人；全家人口為八人者有蔡維藩、徐繼祖兩人；而中外聞名的大學者和作家的朱自清則全家有十口人之多。像朱自清先生家庭負

擔如此沉重，他靠這每月8．3元大洋又怎樣生活?老師如此，學生的生活也不好過。我舉個自己的例子，說明經濟困難對我個人學習的影響：我當時是外文系學生，由于物價飛漲，聯(lián)大學生食堂不僅伙食質量極差，而且每天只能吃兩頓飯。上午10點和下午4點各吃一餐。也就是說要在早晨8點至10點上兩堂課后，再吃早飯。經濟情況較好的同學可以在7點多時，在街上攤販處買早點吃，我因無錢購買早點，肚子又太餓，無力氣去上課。有時只好干脆不去上頭兩堂課，在床上睡覺。今天講起來好像是“逃學”，很丟人，可是當時實在沒有辦法，肚子空空如也，委實無力氣去“枵腹上課”。

我從有關資料中，讀了不少聯(lián)大教授或“教授會”因經濟困難寫給當時教育部或聯(lián)大學校領導的報告，可以說是字字血聲聲淚，感人肺腑。今舉聯(lián)大“教授會”1941年12月寫給教育部的報告為例：??同人等昔已為涸轍之魚，今更將入枯魚之肆矣。??姑無論市井奸商操縱物價，轉手之間便成巨富，即同為政府機關，而亦有司書錄事之職，其薪津即多于教授者，至于自有收入之機關，其人員舉動之豪奢尤駭聽聞，一宴之資可為同人等數月之薪津!??同人等上不能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下亦不忍用國家之錙銖如泥沙，固不望如前線忠勇將士之多得實物，亦不愿如后方豪奢機關之濫耗國帑，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數及戰(zhàn)前十分之一二。無論數目之多少，總期其購買力能及戰(zhàn)前之五十元，俾仰事俯畜，免于饑寒。

庶幾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以求國家最后之勝利。

然而，就是在如此極端艱苦的情況下，竟然出現(xiàn)了這樣的“奇跡”：1942年10月聯(lián)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學校的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和各系的系主任，聯(lián)名致函校領導，拒絕教育部發(fā)給自己的特別辦公費(所謂“特別辦公費”者。翻譯成我們今天的術語，就是系主任的“崗位津貼”)。

這一封信寫得很感人，謹全文照抄如下：

敬啟者：

承轉示教育部訓令總字第45388號附非常時期國立大學主管人員及各部分主管人員支給特別辦公費標準。奉悉一是。查常務委員會總攬校務，對內對外交際頻繁，接受辦公費誼屬當然，惟同人等則有未便接受者。蓋同人等獻身教育，原以研究學術、啟迪后進為天職，予教深之外兼負一部分行政責任，亦視為當然之義務，并不希冀任何權利。自北大、清華、南開獨立時已各有此良好風氣，五年來聯(lián)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貫之精神，未嘗或異，此未便接受特別辦公費之一也。且際此非常時期，從事教育者無不艱苦備嘗，而以昆明一隅為尤甚，九傷十丐，薪水尤低于輿臺，仰事俯畜，饔餮時虞其不給，捷以同嘗甘苦，共體艱危，故雖啼饑號寒，尚不致因不均而滋怨。當局等師重道，應一視同仁，統(tǒng)籌維持，倘只瞻顧行政人員，恐失平均之誼，且今受之者無以對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別辦公費之二也。準此二端，敬諳常務委員會

鑒其困難代向教育部辭謝并將原信錄附轉呈為荷。

此上常務委員會公鑒

馮友蘭 張奚若 羅常培 雷海宗 陳福田 李繼侗 陳岱孫 吳有訓 湯用彤 鄭天挺 黃鈺生 陳雪屏 許湞陽

饒毓泰 燕樹棠 孫云鑄 查良釗 施嘉煬 李輯祥 章名濤 王德榮 陶葆楷 蘇國楨 楊石先 陳序經

讀到這封信時，我的靈魂受到強烈震撼。用咱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教授兼系主任，工作量增加了，工資貼補一點，天經地義，多勞多得嘛，有什么好說的!更何況是教育部統(tǒng)一的規(guī)定。但是，聯(lián)大這些教授不要，他們寧可繼續(xù)過自己的貧困日子。為什么?因為第一，他們認為多做一些工作，是自己的責任，不應另外多得報酬。第二，他們不愿享受特權。固然，他們全家饑寒交迫，生活極端艱難，可是一想起其他教師同樣困苦，他們不忍心自己單獨拿這筆錢。信里面“九儒十丐”一詞，叫人心酸。用的是元朝的典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對知識分子特別歧視，把全國人按職業(yè)分成十等，而最低下的三等為“八娼九儒十丐”，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比妓女還要低一級!抗日戰(zhàn)爭時的知識分子，薪水太少，地位低下，其社會地位名次排于國民黨兵痞子之下，人們把國民黨兵痞子叫做“丘八”，而大中學生則被稱為“丘九”。知識分子地位之低下，于此可見矣。正是在這種家庭生活極端貧困的情況下，聯(lián)大25位兼任行政領導工作的教授，毅然

拒絕了接受特別辦公費，真是高風亮節(jié)，彪炳萬里，正氣凜然，令人景仰!

然而，聯(lián)大教授的道德品質還不僅表現(xiàn)在這一方面，它同時還表現(xiàn)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老師和行政人員的精誠團結上。某些舊大學，盡管組成成分比西南聯(lián)大單純得多，卻不乏不同派系勾心斗角、窩里斗的“傳統(tǒng)”。可是西南聯(lián)大由三個學校臨時組成，不論常委會、教務處、總務處，或者是各個學院和系，一般說都有三個學校的人，卻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從沒有互相排斥、互相斗爭之事。三校老師和行政人員，大家都以大局為重，和衷共濟，親密無間。只此一點，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見，非常難得的。能做到這一點，最重要一條，在于三校的傳統(tǒng)好，和聯(lián)大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的素質高，思想品質優(yōu)秀。人人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以學校前途為重，不計較個人或原先“小團體”的榮辱得失。直到今天，雖

然西南聯(lián)大早已于半個世紀前解體，不再存在，而“聯(lián)大精神”卻依然芬芳撲鼻，永留人間。

——摘自《慶祝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成立65周年紀念特輯》

以下是西南聯(lián)大一些教授軼事

聞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在韭菜園圣經書院臨時大學召開出發(fā)誓師大會，會后即告別了三湘大地。臨時大學師生入滇的除了大部分乘火車繞道外，還有一部分是由湖南出發(fā)，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了。旅行團由267名家庭貧困的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組成，配有4名軍事教官及隊醫(yī)等。出發(fā)之前，每人發(fā)給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限帶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旅行團的最高軍事領導，是由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推薦的原東北軍少將師長黃師岳。聞一多、曾昭掄、李繼侗、袁復禮四位教授與學校派出的指導員黃鈺生共同組成輔導委員會。初春陰雨綿綿，200多名中國學子，腳踏草鞋，行進在泥濘的湘北大地。頭幾天還有人打傘，可細雨似乎永無停止地下著，為了行走方便，大家將油布傘往背后一擱，不撐了。棉衣濕透了，到宿營地攏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這年聞一多剛好40歲。他的經歷，在他那個歲數的知識分子中間，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時期他是清華的學生領袖之一，1922年赴美國留學，回國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詩人”和大學教授。這次參加旅行團，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學生問他：“聞先生，像您這樣的大教授，怎么放著火車、輪船不坐，和我們一起受這份罪？”聞一多笑笑說：“火車我坐過了，輪船我也坐過了。但對于中國的認識，其實很膚淺。今天，我要用我的腳板，去撫摸祖先經歷的滄桑。國難當頭，我們這些掉書袋的人，應該重新認識中國了！”經過68天的長途跋涉，旅行團終于到達昆明。

梁思成“屈才”蓋茅房

當時，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到了昆明。聯(lián)大校長、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就請梁思成夫婦為西南聯(lián)大設計校舍。兩人欣然受命，花了一個月時間，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個中國一流的現(xiàn)代化大學赫然紙上。然而設計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聯(lián)大不可能拿出這么多經費。此后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樓變成了矮樓，矮樓變成了平房，磚墻變成了土墻。幾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淚。當梁思成夫婦交出最后一稿設計方案時，建設長黃鈺生很無奈地告訴他：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的屋頂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蓋茅草，土坯墻改為用粘土打壘，磚頭和木料使用再削減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調整。此時的梁思成已經忍無可忍，他沖進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紙狠狠地砸在梅貽琦的辦公桌上。他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還要我怎么改？我??已經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梅貽琦嘆了口氣說：“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師們對木材的用量嚴格計算啊。”梁思成聽著，心軟了，流下了眼淚，哭得像一個受傷的孩子??為西南聯(lián)大設計茅草房，也許是梁思成一生中最痛苦、最委屈的工程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滿了原來空蕩蕩的校園空間。

費孝通飽受磨難

1940年12月的一個下午，寒風凜冽，從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畢業(yè)的聯(lián)大教師費孝通博士扶著即將分娩的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8架日本飛機從他們頭上掠過，扔下了炸彈。“不好，我們的家被炸了！”妻子驚叫起來，隨后感到腹部一陣劇痛，便跌倒在地。費孝通扶起痛苦掙扎的妻子，想找個小屋。然而別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妻子要生了。這兒農民的風俗是接納別人家的孕婦在自己家生孩子就會倒霉。費孝通扶著即將分娩的妻子，走了一家又一家，始終沒有人肯接納他們。夜幕已經降臨，妻子的腹痛一陣緊似一陣。5年前，費孝通在廣西大瑤山，已經失去了一個妻子，她叫王同惠，是燕京（大學）才女，和費孝通同是社會系的同學。然而他們的婚姻只維持了108天。當新婚夫婦在廣西大瑤山考察時，費孝通不慎落入獵人設下的陷阱，王同惠拼命奔走呼喊。結果，費孝通獲救了，王同惠卻在奔走中墜入深澗身亡。現(xiàn)在費孝通又急得走投無路。最后，聽說縣城背后的小山坡上住著一位廣東醫(yī)生，他趕緊把妻子背到那位醫(yī)生家，這時已是子夜，妻子破水已經2個多小時了。醫(yī)生同意他們在自己的診室里把孩子生下來。但他十分遺憾地說，他是一名牙醫(yī)，對生孩子的事一竅不通。費孝通的女兒是在凌晨的寒風中降臨人世的。那一夜，費孝通憔悴了許多。

華羅庚租住牛圈

1938年，華羅庚到西南聯(lián)大數學系任教，剛開始，一家6口與聞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廂房里。后來因為擁擠不堪，華羅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個牛圈，用最便宜的價把牛圈上頭用來堆草的樓棚租了下來。牛住下頭，他們一家人住上面。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貧苦農民，也極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

而數學大師 華羅庚以其驚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著殘腿，跋涉十幾里路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樓棚，潛心于他的數學專著和論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癢癢，常常搞得整個樓棚搖搖晃晃，人坐在樓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或得了美尼爾氏綜合癥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飛舞，虱子跳蚤也來吮吸大師的血液。在這樣的條件下，從1938年到1945年這短短7年間，華羅庚為世界數學史開創(chuàng)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攻克了10多個世界數學史上的難題。不久，華羅庚的第5個孩子又降臨人世，窮困中的華羅庚給新生兒子起了一個有意味的名字：華光。他常常對人自嘲：“華光華光，全部花光，哈哈??”為了教育這些孩子，華羅庚在家中采取了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每天早晨，孩子們聽到哨聲起床穿衣，每人拿一個小盆，排成一列縱隊，由華羅庚吹哨子，帶他們到河邊洗臉漱口，三伏三九皆不例外。

吳大猷化裝撿牛骨頭為妻治病

從1937年到1943年底，昆明的物價在6年中上漲了400倍，教授們的工資一天比一天

不值錢。吳大猷早年留學于美國密歇根大學，他的博士論文《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結構》，對現(xiàn)代物理學的影響十分重要。吳大猷的妻子患有嚴重的肺病。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吳大猷聽說喝牛肉湯能治這種病，便每天到菜市場買牛肉來熬湯，送到女生宿舍給他這位女友當藥喝。吳大猷的執(zhí)著打動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國后兩人結為終生伴侶。然而到了昆明，吳大猷的薪水，再也無法每天去買牛肉熬湯了。為了病妻的身體，有時吳大猷不得不化裝成貧民，到菜場去撿拾剩余的牛骨頭，回家給妻子熬湯。當地的回民們得知此事都很感動，常常將一些剩牛骨頭替他留著。

第二篇：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的趣事

“七七事變”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國民黨軍節(jié)節(jié)敗退，武漢、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的師生們在戰(zhàn)火中輾轉遷徙，最后來到云南昆明黃土坡的大普吉村，組成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稱“西南聯(lián)大”。抗戰(zhàn)勝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師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復北大、清華、南開大學三校。在前后8年時間里，西南聯(lián)大師生與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結下了深厚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譽海內外的教授們身上發(fā)生了許多有趣的故事，頗耐人尋味。

校長夫人賣米糕

抗戰(zhàn)期間，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家的生活隨著時局的動蕩而愈發(fā)艱苦。當時，梅校長家有五個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彥、梅祖芬，孩子們都在求學讀書。梅校長的夫人韓詠華當時沒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貽琦微薄的薪金來勉強糊口。為了減輕家庭負擔，讓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業(yè)，韓詠華與趙瑞云及袁復禮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種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她們別出心裁，把這種米糕取名為“定勝糕”，取抗戰(zhàn)一定勝利之意，并用紅糖漿在米糕表面寫上“定勝糕”的標簽。起初，她們把米糕批發(fā)給昆明“冠生園”糕點鋪寄賣，可這種“二道手”的生意利潤不大。為了多賺些錢，夫人們分頭行動，背著背簍，手提籃子直接在街上叫賣。有一次，一個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貴婦人前來買米糕。當她得知韓詠華就是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時，十分敬佩地說：“清華大學校長夫人賣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約更多的姐妹來買‘定勝糕’讓抗戰(zhàn)早日勝利。”打那以后，教授夫人們的生意還真紅火了起來。

(在當時的情況下，夫人人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不被困難所壓倒讓人欽佩)

“特殊屏障”隔不開患難真情

數學系教授華羅庚一家安在黃土坡上的一處簡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這樣的陋室還是遭到了敵機的轟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當時外出，躲過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華羅庚一家只好在野外當“山大王”。聞一多得知后，熱情地邀請華羅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當時，聞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區(qū)典型的“一顆印”民居。所謂“一顆印”就是當時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樣狹小的代名詞。這套住房兩層樓，樓下為炊房，堆放雜物，樓上住人。華家搬來后，聞一多騰出稍大一點的一間給華羅庚。由于中間沒隔墻，生活上總有些不方便。聞一多只好掛幾條花花綠綠的床單隔開。華羅庚幽默地對聞一多說：“聞兄，你在室內掛屏風，我們兩家人好似住進賓館了。”一席話，逗得兩家人圍在一起捧腹大笑。后來，華羅庚回到北京，當他得知聞一多、李公樸在昆明遭特務暗殺的消息后，悲傷地翻出當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當街賣畫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龍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間破舊小屋里傳出一聲響亮的嬰兒啼哭，物理學教授趙九章的二女兒誕生了。小女孩的降臨為小屋平添了許多歡笑，也給這狹窄的陋室增添了雜亂。僅十來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趙教授的書房。室外破舊的門柱上貼著趙教授親筆書寫的一副楹聯(lián)：上聯(lián)是“寧靜致遠”，下聯(lián)是“淡泊明志”。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間一件大喜事，可趙教授卻整天愁眉苦臉說啥也高興不起來。戰(zhàn)亂時期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天真活潑的孩子們衣衫破爛，生活上更是營養(yǎng)不良。趙教授看著孩子們日日受苦，心里很難過，最終他含淚賣掉了一幅家傳珍寶——趙子長臨摹的山水畫。據說，趙子長是明永樂年間進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撫。有一次，他去五臺山巡游，畫下了這幅藍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圖，至今已有800多年歷史。全國解放后，趙教授曾為賣掉這幅祖?zhèn)髡孥E而捶胸頓足：“我對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們經常往返于城邊的家和學校之間。那時，雖說通了公路，但他們仍無車可乘或沒錢坐車，進城主要靠開動“雙腿11路”。當時社會治安很亂，回來晚了還會遭遇土匪搶劫。1943年5月的一天傍晚，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無線電研究所所長任之恭，就在路上遇到了搶劫。兩個土匪不但搶走任教授的交通工具——一輛破爛自行車，而且還把他身邊的財物洗劫一空。為了防止他呼救，土匪將任教授的雙手反綁，口中塞上毛巾。土匪走后，任教授反綁著雙手一步一滑地走回家中。夫人見狀大吃一驚，忙將丈夫身上的繩子解開，取出口中的毛巾，急問出了什么事。任教授幽默地調侃說：“土匪是要錢不要命，我是要命不要錢。他們搜走了我身邊的一塊懷表和那輛破舊自行車，然后將我綁起揚長而去。試想，如果當時我這個文弱書生反抗，還有小命回來向夫人請安嗎？事情經過就是這樣，還望夫人發(fā)落。”妻子一聽無奈地說：“都啥時候了，還開這種玩笑。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娃娃頭”楊振寧

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的8年時間，是數學系教授楊武之家最為困難時期。楊教授家的人口多，有5個孩子需要撫養(yǎng)、教育。那時，楊教授的大兒子楊振寧17歲，已經是西南聯(lián)大學生，其他4個弟妹都還小。為減輕父親的負擔，楊振寧主動當起“娃娃頭”。為鼓勵弟妹們多念書，他制定了一些頗為吸引人的規(guī)則：一天之中，誰念好書、認真完成作業(yè)、聽母親的話、幫忙做家務、不打架、不搗亂，就給誰記上一個紅點，反之就要記黑點。一周下來，滿三個黑點的繼續(xù)罰做家務，星期天不準休息；滿三個紅點的會受到獎勵，由楊振寧騎自行車帶去昆明城看一場電影。這種“獎懲”辦法還真見效，弟妹們從此乖乖聽話，再也不敢打鬧生事。由于楊振寧當“娃娃頭”出了名，西南聯(lián)大教授的孩子們都喜歡到楊家來，聽楊振寧講英譯的故事《金銀島》《最后的摩西根》《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膾炙人口的童話故事。更為有趣的是，楊振寧還發(fā)明了一個簡單的幻燈機，制成遭到飛機轟炸人們“四處逃難”“哭爹叫娘”等土電影，增加孩子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

艱苦的工作環(huán)境和生活條件，并沒有使聯(lián)大教授們意志消沉。在嚴謹而緊張的科學研究之余，體育、音樂、橋牌、舞會等活動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最愛。清華三所墻外有一個排球場，只要不下雨，幾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間都組織排球賽。場上男女混打，拉拉隊喊聲震天，分外熱鬧。無線電研究所在公用的圖書館內安裝了一個柜式收音機和電動唱機，由愛好音樂的陳紹玲主持，經常舉行唱片音樂會。除此之外，所內還組織歌詠隊，不定期舉辦歌詠比賽，獲獎者予以鼓勵。所謂獲獎，一無鈔票二無物品，僅是手持一張書本大的獎狀而已。每當圣誕節(jié)來臨，教授們都要到附近山上采來松樹枝，做成圣誕樹掛上各色彩燈。當彩燈點亮、壁爐燃起時，大家一起唱圣誕歌、跳起歡快的舞蹈。前方將士抗戰(zhàn)英勇殺敵，后方的文弱書生也不甘落后。戴芳瀾和夫人鄭淑媛、段洪章和夫人許桂嵐、俞大發(fā)和夫人陳紹熙、婁成后和夫人祝宗嶺幾個家庭聯(lián)合起來，自編自演節(jié)目《黃河大合唱》《大刀進行曲》《我們在太行山上》等抗日名曲，極大地鼓舞了師生們的士氣。

如今，西南聯(lián)大曾居住過的大普吉村已經今非昔比，許多舊址都因歲月的流逝而不復存在。僅存的只有教授們居住過的惠家大院門樓、華羅庚舊居等少數遺址。抗戰(zhàn)時期，西南聯(lián)大教授們團結友愛、忠于事業(yè)、忠于國家的無私獻身精神，將永遠銘記在后人心中；他們克服困難、樂觀頑強的生活態(tài)度，值得后人們學習。

第三篇：魏書生：技術主義和權威人格的末路們

魏書生：技術主義和權威人格的末路們

作者： 蔡朝陽 文章來源：<<教師之友>>2004.1 魏書生享其大名也久矣。早在１０年前讀師范時，給我們講教材教法的老師就張口閉口魏書生，簡直把他供在了神壇上。但在今年１０月份之前，我卻沒有讀過他的一行字。這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就對主流媒體大肆宣揚的、對一干人眾熱烈追捧的所謂大人物，抱有深刻的戒心。

今年１０月，魏書生來到紹興，在孑民電影院作了一次講座，上了一堂示范課。我有幸躬逢盛事，坐在電影院的一角，聽了一天。這一聽，我起了疑惑：一個在語文教學界舉足輕重的權威、一個令廣大中小學語文教師抬頭仰視的高山、一個對中國教育產生深遠影響的重量級人物，怎么會是這么一個人呢？于是我到網上，打開Ｇｏｏｇｌｅ，鍵入“魏書生”三字搜索，找到了４２９０個結果。我把網上能看到的魏書生的文章和別人評論魏書生的文章，基本上通讀了一遍，整體感覺只有一個詞：不忍卒讀。如果光從魏書生的講座給我的感受而言，應該說，他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他的演講里充滿了自豪與喜悅，充滿了樂觀知足的精神。他的語言也質樸風趣，帶著濃濃的東北二人傳的風格。這使我想起了同是東北人，同樣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趙本山。我覺得，魏書生和趙本山確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他們都很聰明，言談舉止中也都充滿了成功的喜悅。有論者在談到趙本山時，說這個來自中國東北的聰明農民把全國人都逗樂了，也把自己逗樂了——他的高興是發(fā)自內心的，那代表一種勝利的喜悅。魏書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１９６６年從沈陽３２中初中畢業(yè)，便失去了繼續(xù)升學的機會，１９６８年下鄉(xiāng)到盤錦地區(qū)當知識青年，以后主要憑個人奮斗，才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和聲譽。這之中的酸甜苦辣，也許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沒有理由不自豪、不喜悅。我想，如果做普通朋友，魏書生或者是一個很可以親近的人吧。可現(xiàn)在，他竟然被捧為了語文教育界的權威，真讓人覺得莫名其妙，而這不也是語文教育界的悲哀嗎？

一、魏書生知識結構的致命缺陷 魏書生知識結構的致命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合格的語文教師。先說一下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應該具有的素質。按照對“語文”這門學科最普通的理解，“語文”包含著三個層次：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學，以及語言與文化。這里，我以為語言文字更偏向于語文的工具性，而文學與文化則更偏向于語文的人文性。教育界一直爭執(zhí)不休的問題是語文教育到底應該偏重于哪一方，殊不知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恰恰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誰也少不了誰，忽視哪一方都是不對的。所以一個合格的語文老師，他應該兼顧這兩面——他自然會注重訓練學生熟練掌握運用母語的能力，但更要緊的，他還應該是一個理解文學之美的人，他能夠引導學生在文學的詩性世界里徜徉，他能指導學生充分領略母語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世界是多么美妙。如果語文教育不能給學生以美的享受，不能引導學生進入文學藝術的世界，無論如何都是不完滿的。學者摩羅就一再呼吁出現(xiàn)“文學教師”，能夠“用他的詩性感悟照徹這些知識和現(xiàn)象”，也就是說，一個合格的語文老師，他應該懂得文學。但在魏書生那里，文學之美基本上是缺席的，更遑論藝術與思想。他的那一套，只是為應試教育而發(fā)明的授課技術，其目的指歸，只在于考試分數。什么詩意、什么美感，統(tǒng)統(tǒng)毫無蹤影。他發(fā)明的“六步教學法”、“‘學導式’教學法”，基本上跟文學不相干。只有“情景教學法”似乎照顧到了對學生的審美教育。在闡述“情景教學法”時，魏書生舉了教杜甫“絕句”這個例子：??教學時，根據這首詩的每一行寫一個景色的特點，創(chuàng)設出形象鮮明、色彩鮮艷、富于美感的投影片。這幅圖的景象是：兩個黃鶴在翠綠的柳林枝頭上鳴叫；一行白鷺正在蔚藍的天空中飛翔；依窗可以看見西嶺常年不化的積雪；門外停泊著要到萬里之外東吳去的船只??同時播放“絕句”的配樂詩朗誦錄音。隨著悠揚的樂曲聲，又操作黃鶴在柳林枝頭歡歌跳躍和一行白鷺飛上藍天的復合片。這樣化靜為動，化虛為實，學生仿佛置身于美麗的草堂，感受到課文所描寫的情景。看來還不錯，一個優(yōu)美的畫面似乎出現(xiàn)了。但讓我們再看看他對“情景教學法”的解釋吧：采用情景教學是否會削弱“雙基”教學呢？我的體會是：運用得當，更有利于進行字、行、句、篇的教學和聽、說、讀、寫的訓練，特別是在古典文學作品的教學中收效尤甚，關鍵在于教師精心設計畫面，備好情景教學課，切忌粗制濫用，或畫蛇添足。

我遺憾地看到，魏書生在這里對詩歌所營造的美麗畫面的描述，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已，其目的，還是為了所謂的“雙基”教學，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考試要用到的基礎知識。而作為語文教學本體之一的、作為目的本身的審美教育，在他這里根本就變味了。審美是人存在的本質之一，是人類實現(xiàn)自我發(fā)展需要的重要途徑。對這首詩歌的閱讀教學而言，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向的教師向學生的灌輸——教師描繪圖畫，學生被動接受。學生由于生活經驗、情感經歷各異，對詩歌自然會有自己獨特的領悟與闡釋，從而在某些方面與作者“相遇”。所謂審美教育，就是要充分顧及個體的多樣性，所謂“參差多態(tài)，才是幸福的本源”，可是魏書生認識不到。魏書生曾在各種場合大談他一個學期不上幾堂課，學生考試成績照樣優(yōu)異。我理解魏書生這種可笑的沾沾自喜，但恰巧在這里卻照見了他目光的短淺，也照見了他知識結構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不懂文學，不懂審美。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圍內，他從未有一篇文章談到文學，談到文學之美。什么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什么中國當代文學，統(tǒng)統(tǒng)在他的視野之外。我不是說語文教師必須是一個有深度的文學研究者，這太奢侈，可是，一個對文學基本無知的語文教師，難道就可以成為語文教育界的權威嗎？

活生生的，撞擊著我們的心靈、拷問著我們的靈魂的文字，魏書生感受不到，而那些矯情、虛偽、應景而作的文章，比如吳伯簫寫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菜園小記》一文，明明是一篇粉飾太平之作，卻被魏書生當作經典，講得津津有味。劉少奇在困難時期尚未過去的１９６１年５月３１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已經指出：“這幾年發(fā)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由此可見，吳伯簫此文，實在是和楊朔的《荔枝蜜》和《茶花賦》等應景的文章一樣，而魏書生卻不分青紅皂白，拿來就往自己既成的教學法上套。在這里我倒想問一問，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語文老師，在上課之前，是不是先要在心里對這篇課文有一個較為準確的評價呢？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魏書生自己心里跟明鏡似的，只是不敢說或不愿說罷了。照理說，作文教學也應該把審美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吧，可是魏書生的作文教學也和他的閱讀教學如出一轍。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培養(yǎng)學生批改作文的能力》，給學生定了這么幾條批改標準：１．格式是否正確；２．卷面是否整潔；３．錯別字幾個；４．有幾處病句；５．標點符號有幾處明顯錯誤；６．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鮮明、集中；７．看文章的選材；８．看表達方式；９．看語言是否簡練、通順、準確。

作為應用文的教學，這個評價標準也許未嘗不可，畢竟語文還有工具性，而且，作文的基礎訓練也十分必要。可是，難道僅僅文從字順就是好作文了嗎？文無定法，或說理，或抒情，或敘事；可以偏重文學性，也可以偏重思想性。不過依照魏書生這么“嚴謹”的作文教學法，“參差多態(tài)”恐怕是談不上了，學生寫出來的文章不像工業(yè)流水線的產品也難。不說別的，就說文學性吧。法國當代哲學家德里達用“記憶與心靈”這個詞語來概括詩歌的特質，這意味著，作為一種精神現(xiàn)象，文學不僅僅是對母語的熟練運用，更重要的是文學還關乎靈魂，是心靈悸動的痕跡。離開了真實情感的自由表達，離開了對生命的真切感受，還有什么文學可言？作文本是學生發(fā)揮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性的地方，是學生豐富個性無拘無束的任意揮灑的自由空間。學生想象、虛構、創(chuàng)造的能力應該得到教師最大的鼓勵，而學生自身在充分發(fā)揮想象力、釋放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也將獲得藝術的極大滿足。可是在魏書生那里，寫作卻淪落到類似于某種“手藝”的地步。魏書生說他的班作文成績在全縣遙遙領先，難道這就那么值得驕傲嗎？我以為，一則，現(xiàn)行的作文評價機制存在的問題很大；二則，魏書生這一套寫作教學技術，完全是為應試量身定做。既然寫作訓練形成了一套規(guī)范，學生自然可以沿著這個套路照葫蘆畫瓢，進行“八股文”式的機械訓練，正如初中課文《賣油翁》里的話：“此無他，唯手熟爾！”這樣的作文教學，“政治掛帥”在所難免，“主題先行”暗含其中，我們從中看不到情感的主體，看不到思想的閃光，感受不到心靈真實的脈動！

第四篇：苗逢春教授寄語新學期里的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們：

苗逢春教授寄語新學期里的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們：

在寂寞中守望，于冷落處耕耘

新學期開始了，其他學科的教師又要出去賽課了，而信息技術教師又要在沉甸甸的繁忙中體驗新一輪的寂寞；秋天到了，一個本應該收獲的季節(jié)，但各地的信息技術教研員卻仍需要在這個似熱卻冷的學科里默默耕耘??

上下求索，道阻且長??

縱觀上下，我國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的現(xiàn)狀并不容樂觀，簡單地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各級信息技術教育管理機構重疊且功能不協(xié)調，軟硬件和教師培訓經費總量不足且相對不到位，對信息技術課程的監(jiān)管不力且質量監(jiān)控缺失，校級管理多追逐獎項課題等急功和近利而不愿致力于基礎性的教研工作，對信息技術教師多采用竭澤而漁式的破壞性使用而缺乏中長期教師專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而這些困難由于復雜的外部社會因素制約和內部教育體制的限制，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觀。盡管如此，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仍需在困難中堅韌地走下去。

默默堅守，負重前行??

環(huán)顧左右，盡管參與這個領域的人群很多，氣氛也頗為熱烈，盡管我不想否認其他群體的價值和貢獻，但我深信目前中國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最大的希望仍在于各地信息技術教研員和各校信息技術教師——他們是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的把關人，是他們在堅守著這塊被忽視卻實則關系國家大計的教育陣地。在新學期里，各種教研員和教師師仍需在寬容各種不公正待遇的同時，默默挑起“把關”重擔。

1.把好“開課關”，教研員尤其應頂住壓力確保有條件的學校都能開課。2.把好“質量關”，教師的教學質量體現(xiàn)在幫學生過以下四“關”： 興趣關：學生“愿意學、會學習”； 操作關：學生“會操作、會應用”；

能力關：學生“能做事、能合作”，即學生能利用信息技術解決問題，開展合作學習和健康的社會交往；

習慣關：學生學會“做好事、會做人”，即養(yǎng)成良好的信息技術使用習慣。

3.突破“整合關”，信息技術教師作為學校里信息素養(yǎng)最高、技術能力最強、接觸工具軟件和計算機網絡最多的一群人，應鼓勵和幫助學生學會應用信息技術開展學科學習和研究性學習，應倡導和支持其他學習教師在教學中適度有效地應用信息技術。反躬自省，知恥而進??

反觀自身，大量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的能力并不合格，更難以適應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迅速發(fā)展提出的新要求。教研員和教師需要循序漸進但又堅持不懈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突破“四關”，由不合格而漸至勝任，并由合格而逐步專業(yè)化。

學習關：利用上崗培訓、脫崗進修、集中教研和自我研修等各種機會，積極學課標或綱要、學理論、學案例、學技術、學自己（在反思自己教學得失的基礎上，重構和提升教學）。

設計關：單元教學前，做好學情分析和單元教材分析，選擇單元教學方法，設計課堂教學評價方法和總結性評價題目，設計每課教學任務和學習活動。

操作關：上課前，為學生的學習活動搭建穩(wěn)定安全的技術環(huán)境，熟練掌握相關技術操作，制作作品范例。

引導關：上課中，為學生做好概念理解的思維過程引導，任務或活動的問題解決思路啟發(fā)，操作和作品設計過程的操作示范，合作交流、評價改進的輔助引導。

胸懷學生，面向發(fā)展??

著眼教學,對于任何一個學科的教師而言，只有“心里裝著學生，腦中想著課堂，紙上才出好教案”：教師只有細致地了解充分分析學生的已有水平、學習能力和發(fā)展興趣，才能獲得學情的“視像”。然后才能結合當地技術條件和課時限制，確定教學設計的“心像”，即技術的深度、活動的難度、內容的廣度及教學過程的大致序列。這樣，一系列好的教學設計才能了然于心或躍然紙上。

對信息技術教師來說，還要做到“手上有點技術，嘴里有些知識，教學方可有效果”：信息技術教師不但要能講解知識、啟迪思維，還要指導軟件操作、引導技術實踐，唯此方能使學生動手與動腦結合，漸入“知其道、用奇妙”的學習境界。

對地方和學校而言，面對學生現(xiàn)實的升學和就業(yè)壓力，信息技術的任務選題和教學方式務求對 “升學確有幫助，就業(yè)真有用處，學習才會有動力”。但展望日益強調基本素養(yǎng)和綜合能力考查的高考趨勢，信息技術教學還應回歸素養(yǎng)培養(yǎng)的課程目標，不可完全屈就機械應試；放眼學生中學后多樣化的發(fā)展取向，信息技術課程安排應逐步實現(xiàn)寬口徑、多路線的基礎性學段特點，不宜由地方或學校人為剝奪學生的彈性選擇空間。

鼎新革故、吐故納新?? 直面課改?? 從本學期開始，幾乎所有的高中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都要開始接受高中新課程的檢驗，小學和初中也面臨早已迫近的課程改革的學習壓力。本已舉步維艱的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們，在課程峰回路轉之際，多感焦慮困惑甚至茫然無助??

其實，新課程標準和綱要是從已有課程理念中衍生建構出的引導性國家文件，不是無根基的“空中樓閣”。教研員和教師完全可以以已有理論修養(yǎng)為基礎從容理解建構，在理念上鼎新革故，不必恐慌畏難。

課程標準和綱要倡導的教學方式是對一線教師已有成功教學經驗的總結提升，不是教學上的“大躍進”。教師應敢于繼續(xù)弘揚自己的成功經驗，不必全盤否定自我、完全顛覆過去；同時積極反思不足、吐故納新，學習借鑒他人經驗、重構提升自己的教學，不能抱殘守缺。

當新課程成為流淌在教研員和教師心中的理念，新型的教學方式逐步融匯成教師一言一行里的教學習慣，信息技術素養(yǎng)會自然積淀為學生在信息社會自信生活、自主擇業(yè)、終生發(fā)展的能力基礎。

謹以此文與廣大中小學信息技術教研員和教師們共同銘志、一起守望??

第五篇：西南農業(yè)大學戴思銳教授和我院農經系老師、研究生一起前往共青團農場調研考察

西南農業(yè)大學戴思銳教授和我院農經系老師、研究生一起前往

共青團農場考察調研

受學院邀請，5月31日上午，國務院農林經濟管理學科評議組專家、西南大學博士生導師戴思銳教授在我院王力副院長的陪同下和農經系老師、研究生一起前往農六師共青團農場考察調研。

中午一時許，受兵團、大學委派擔任農六師共青團農場黨委常委、五家渠市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石河子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廖和榮接待了來訪的專家和我院師生一行。他首先對各位專家、領導老師及研究生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緊接著帶領大家參觀考察了農六師與正大集團合作建設的現(xiàn)代畜牧業(yè)產業(yè)化示范項目、農業(yè)節(jié)水灌溉示范基地、設施農業(yè)示范基地等。在參觀過程中，戴思銳教授、王力副院長和廖教授積極探討示范區(qū)項目建設情況和基地發(fā)展情況，也不時與講解員還有農經系老師和研究生們一起互相溝通與交流。

圖一，廖教授為大家講解農業(yè)示范區(qū)規(guī)劃沙盤

圖二，在農六師與正大集團合作建設的現(xiàn)代畜牧業(yè)產業(yè)化示范項目前合影留念

下午五時許，在共青團農場場部，主管農業(yè)的李玉虎副場長熱情接待了來訪的專家與師生，并在會議室召開了座談會。李場長首先代表場黨委歡迎來訪專家和師生一行，接著就共青團農場基本情況、十二五規(guī)劃還有未來展望作了簡單匯報與展示，并承請各位專家、老師們指導。王力副院長對李場長、廖教授還有共青團農場對于我們的熱情接待深表感謝，并請戴思銳教授和場部領導還有農經系研究生及老師展開此次調研和考察的交流。戴教授結合自身的人生經歷和當前的學科研究熱點，充分肯定了農場的現(xiàn)代化建設和未來發(fā)展規(guī)劃思路。同時，他也勉勵青年師生關注國內外農村經濟發(fā)展現(xiàn)狀，不斷提升自身素質，積極參與科研，為人生的成長奠定扎實的基礎。

據悉，2011年，共青團農場已獲批成為國家級現(xiàn)代農業(yè)示范區(qū)和國家級現(xiàn)代農業(yè)科技園區(qū)，成為兵團對外展示農業(yè)現(xiàn)代化的平臺、窗口和名片。示范區(qū)集中體現(xiàn)了兵團農業(yè)規(guī)模化、集約化、現(xiàn)代化的突出優(yōu)勢，并建成全國現(xiàn)代農業(yè)的“三大基地”（節(jié)水灌溉示范基地、農業(yè)機械化推廣基地、現(xiàn)代農業(yè)生產基地）。

此外，戴思銳教授將于近期為我院師生開展專題講座，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2012年5月31日

文/馬永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