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店司法所查找可能引起職務犯罪因素的分析材料

張店司法所查找可能引起職務犯罪因素的分析材料

職務犯罪作為犯罪的一種形式，其發(fā)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的。主要表現在：

（一）職務犯罪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我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而封建社會對官員的選拔制度是“躍龍門”式的科考制，在嚴格的等級制度約束下，由于對身份和地位的極度崇尚，多數人通過各種途徑“躍龍門”，一旦獲得一官半職，便利用所獲得的特權進行各種“活動”。權力、金錢居于社會的支配地位。而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在從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只經歷了短暫的資本主義發(fā)展，而對作為資本主義所具有、提倡的許多先進的內容卻沒有成熟的吸收。可以說，這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不完全進化。我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不完全進化的背景下邁進了社會主義的門檻。因此，官僚主義的腐朽思想及錢、權這兩個封建等級社會所極度崇尚的東西被現今社會的多數人所“繼承”下來。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則表現為對權力的崇拜和對金錢的貪婪，這種“利欲熏心”的官僚主義直接導致了一部分公職人員目無法律，走向犯罪道路，從檢察機關所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來看，很多犯罪分子都是具有嚴重的官僚主義思想。

（二）體制弊端是職務犯罪產生的重要原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展開了對城鄉(xiāng)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改革為我們的黨和社會增加了活力，但在這種轉換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體制并存的局面，兩種體制在發(fā)揮有效作用的同時，其缺陷也疊加在一起，使得有的人鉆管理的漏洞，抓住時機，混水摸魚。而在經濟生活中，由于政企分開無法解除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經濟權力化、權力經濟化，權力與經濟互相轉化的現象還相當嚴重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監(jiān)控機制，一些不正之風便成為職務犯罪的溫床，在這中情況下，政府批文、領導的簽字等都有可能成為商品。因此，某些公 1

職人員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與有為了獲得批件、批文的人進行權錢交易。在這里，權和錢發(fā)生了共振的效應，從客觀上為職務犯罪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中的權力配置存在著弊端。首先是權力過于集中。這是我國政黨領導體制中的傳統弊病。鄧小平同志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過分集中往往把黨的領導變成個人的領導，過分集中的權力為某些掌權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膨脹了個人意志。其次，權力在使用過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沒有制約的權力容易被濫用。當權力過度集中而有失控或約束不力的情況下，個人的意志常會處于無壓的情形下，從而使掌握權力的人隨意使用手中的權力；而由于缺乏制約機制作保障，權力行為常常喪失原有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得不到真正的貫徹。所以說，權力越大就越是應當予以規(guī)范和約束。而現實中則是相反，即權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約和監(jiān)督越弱，使得有些人有恃無恐，肆意妄為。再次，權利對權力的監(jiān)督力度不足。這里說的權利是指法律賦予公民的監(jiān)督權。然而，在我國，監(jiān)督制度尚未健全，權利對權力的制約缺乏有效的實現手段，公民對其權利行為組織性差，制度的保障也不夠，對公職人員的各項權力遏制等方面尚未建立起嚴密的權利參與和保障制度，使得某些公務人員無視群眾的抨擊。而權力一旦離開了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必然會造成濫用的后果。

（三）法律制度的滯后和不健全是職務犯罪發(fā)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經歷了幾千年的人治，雖然在某些封建王朝的某些時期也曾較為注重法律的作用，但其所謂的“法治”仍是建立在人治基礎上的。直到社會主義中國成立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法律制度仍處于極不完善的狀態(tài)。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立法活動才真正的步入正軌。近年來我國雖每年都有不少新法律、法規(guī)、制度出臺，但法律制度建設在飛速發(fā)展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仍是顯得滯后，與職務活動有關的法律制度的建設也不例外。一是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事務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公職人員在履行職務時主觀性強，隨意性強，缺乏明顯的規(guī)范，使某些公職人員利用這些漏洞謀私利己，鉆法律的空子。二是懲治職務犯

罪的刑事法律不夠周密，遠不能夠適應職務犯罪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形勢。一些職務犯罪分子們仍逍遙法外。三是有關打擊和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保障不足，尤其是預防職務犯罪，迄今為止未見有一部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出臺，這直接導致了預防職務犯罪無法可依，無法形成全國性的強有力的預防職務犯罪體系。四是民主監(jiān)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國憲法規(guī)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雖有一些法律制度有關于群眾監(jiān)督的零散規(guī)定，但迄今也是沒有一部關于民主監(jiān)督的法律法規(guī)。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科學的、具有足夠透明度的、真正體現民意的、對人民負責的法律制度保證，使民主監(jiān)督無法落實。另外，我國長期以來由于行政權力的干預，往往使司法不能真正的獨立依照法律對職務犯罪人作出公正的判決，這使很大一部分有腐敗思想的公職人員心存僥幸，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種腐敗思想的蔓延。

（四）公職人員個人素質低劣是職務犯罪的主觀原因。

在現今在職的公職人員中有較大一部分素質較差。首先是個人品質和政治素質低。在同樣的條件下，有的公職人員個人品質好，秉性忠直，不謀私利，任勞任怨，對于外界的各種誘惑能夠自覺的抵制，在處理問題時能夠秉公執(zhí)法，在對待工作時能夠認真負責，即使身處滋生職務犯罪的土壤中仍能將腐敗拒之門外。反觀凡是參與職務犯罪的人員，由于缺乏傳統革命思想的教化，大多沒有良好的思想基礎，又放松自身的學習，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往往對名利的追求過于苛刻，不能夠嚴格自律，因此，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極易受西方拜金主義、享樂注意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侵蝕，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使人生觀、世界觀產生錯位，價值觀扭曲，把手中的權力當作撈取金錢的工具，以權謀私、錢權交易，把工作的原則和規(guī)范拋之腦后，無視公正，最終走向了職務犯罪的道路。其次是部分公職人員法制觀念淡薄。職務犯罪的人員大多數都是沒有樹立起牢固的法律觀念，對法律、規(guī)章、制度缺乏足夠的學習、認識和理解。因此，其在實際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覺的遵照法律規(guī)定做到依法辦事。有很多一部分人往往會認為其在工作中不會出現問題，不會犯錯誤，就是出現違法違紀的情況后，仍然

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在這種心態(tài)支配之下，往往其對工作便會缺乏高標準和嚴格要求，不能兢兢業(yè)業(yè)的對待每一項工作

（五）家庭因素對職務犯罪的影響。

家庭是通過血緣關系、婚姻關系和收養(yǎng)關系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社會微觀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好的家庭風氣對于社會風氣的進步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在倡導反腐倡廉的今天，家庭因素對職務犯罪的發(fā)生是有著重要影響的。犯罪學普遍認為家庭對犯罪的發(fā)生有著直接的影響。職務犯罪人員大多有著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的公職人員的家庭成員常會提出不恰當的要求，而這些職務犯罪人員對于這些不恰當要求會產生趨同心理。有的領導干部在單位一言九鼎，盛氣凌人，可一進家門就成了“妻管嚴”，經“枕邊風”一吹，就將國法、黨紀吹到腦后。有的則是因為子女對生活現狀的不滿而逼迫其利用手中權力去謀取私利以滿足他們的“改善”生活的要求。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因為家庭成員之間的麻木不仁，使得這些公職人員失去了避免犯罪的最佳時機。有的公職人員在產生以權謀私心理甚至已經初步開始進行犯罪活動的時候，由于缺少家庭成員的及時提醒，使大多數職務犯罪者錯過預防形成犯罪的機會，使“開小差”的想法變?yōu)榉缸铮″e釀成大錯。

（六）職務犯罪產生的其他原因。

由于受經濟條件的制約，在社會上長期存在著分配不公，這也是我國社會當前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勞動或付出很少勞動就可以一夜之間 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而有的公職人員的工資收入卻幾乎與這些人不成比例，這種生活條件的差距極易使公職人員產生內心的一種不平衡感，進而促成了一種攀比的心理行為。當他們不能通過自己的工資收入來滿足這種攀比心理的時候，必然會出賣手中的權力，通過出賣權力來獲得他人已有的現代化生活設施。這種出賣權力的行為表現則是出賣國家法律、貪贓枉法、私放罪犯、出賣國家機密等行為。貪污、受賄、行賄、挪用等職務犯罪便由此而生。而權力一旦成為交換或

掠奪的手段，就必然會形成腐敗，權力的腐敗又繼續(xù)制造著分配不公，刺激不正當競爭，如此惡性循環(huán)，誘發(fā)了層出不窮的職務犯罪活動。

還有個因素就是長期的閉關自守，客觀上使公職人員的思想較為單純，在對外開放之后，人們的視野之間寬闊起來，發(fā)達國家的高水平生活打破了公職人員的心理平衡，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對部分人產生了巨大的誘惑。資本主義的金錢觀對傳統的價值理念產生了沖擊。許多公職人員由于對高水平生活的盲目崇拜和向往，最終沒能經得住誘惑，形成職務犯罪。另外，由于改革開放，對于國外的一些體制和制度的引入，在一段時期內與我國的固有體制和制度產生矛盾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漏洞，為職務犯罪的進行提供了可乘之機。

第二篇：警察職務犯罪的制度因素分析

警察職務犯罪的制度因素分析

管曉靜

制度是指一種公認和具有某種強制性的行為規(guī)則[1]。有效的制度可以促進秩序的形成,而無效或未能充分發(fā)揮作用的制度形同虛設,不僅不能形成秩序,反而會破壞既有秩序。近年來,為了凈化公安隊伍,減少民警職務犯罪,公安部門加大制度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制度的公正性、確定性、可操作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遠未形成有效的制度體系,這些不足不可避免地成為孳生警察職務犯罪的溫床。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1.對偵查活動缺乏有效制約。我國《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刑事犯罪案件主要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然后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最后由法院審理判決。在這一司法體制中,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的權力很難受到有效的制約。案件從立案到搜查、取證、預審、拘傳、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等都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和執(zhí)行。檢察機關是法律監(jiān)督機關,但在證明犯罪中與公安機關的方向和目標是一致的。在這種“法律流水線”的體制下,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很難實施有效的法律監(jiān)督。

2.未規(guī)定警察出庭作證。證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證,是抗辯式庭審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證。警察出庭作證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已成慣例,但在我國無此立法規(guī)定。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警察一般不出庭作證,只提供書面證詞或書面材料。警察不出庭作證是人權保護觀念的缺失,執(zhí)法官員偏重于對犯罪的控制而忽略對人權的保障,這樣使得偵查階段取得有利于指控的證言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定案依據,忽視了訊問犯罪嫌疑人以及獲得口供的過程與方法、關于物證搜集的情況等。由于諸多原因,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還沒有完全禁絕,這與警察不出庭作證不無關系。因為在警察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非法取證行為就很難揭露。法官在警察不出庭的情形下,也很難判斷警察的證言是否真實、是否可信,從而正確判斷被告人翻供和證人的翻證是否有理[2]。

3.沒有確立真正的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和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有“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規(guī)定,但對于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的問題,在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無相應的規(guī)定。盡管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已作出“以刑訊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鑒定結論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的規(guī)定,但只規(guī)定排除非法獲取的口供規(guī)則,對非法獲取的物證采取了曖昧態(tài)度。

在我國,犯罪嫌疑人還承擔著被迫自證有罪的義務。《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對于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即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的義務。這與我國政府1998年10月5日簽署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關于沉默權的規(guī)定明顯相悖。在實踐中,有些偵查人員錯誤地認為,口供是最可靠的,無供不錄案,獲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幾乎成為偵查訊問的唯一目的。因此,在有些情形下,如果犯罪嫌疑人拒不回答訊問人員的提問,或回答的不能令訊問人員滿意,極有可能遭到刑訊逼供。

4.對刑事執(zhí)行行為缺少約束。根據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管制、拘役、剝奪政治權利由公安機關執(zhí)行,同時公安機關又是緩刑考察機關、假釋的監(jiān)督機關,法律賦予了公安機關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對有關人員是否遵守相關法律,是否按照考察機關的規(guī)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是否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guī)定等有絕對的考查權和決定權。這直接意味著公安機關對罪犯是執(zhí)行緩刑、假釋,還是撤消緩刑、假釋收監(jiān)執(zhí)行的問題,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

二、警察管理制度不科學

警察管理制度是指對警察的錄用、培訓、考核、職務升降、獎懲等進行管理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同程度存在問題,主要包括:

1.“入口”制度把關不嚴。人民警察法對警察的任職要求比較低,如對文化程度只要求“高中

以上”。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標準,更何況還不能排除現實中的各種暗箱操作。這里存在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國家標準過低而且操作彈性較大;第二,制度不完善導致現實中有太多空子可鉆,警察素質難以保證。

地方組織的考試內容與方法的設計缺乏科學性,不能很好地體現“為用而考”、“考用一致”原則,面試的標準也難以把握。考試制度缺乏完善的監(jiān)督系統、法律保障系統以及技術支持系統。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影響到警察隊伍的素質,素質較低難以辭退,而一些具備良好素質的人又可能被拒之門外。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進人關難把”成為困擾隊伍建設的一個難題。有的城鎮(zhèn)派出所已成為安插當地政要和權勢人物子女親戚所在。這些“后門警”,不少是既難管理又不易辭退的“包袱”。這種狀況目前盡管有所改善,其造成的影響顯然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從而影響公安執(zhí)法質量。

2.日常管理制度不規(guī)范。關于育人制度:一方面,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灌輸式”、“號召式”、“訓導式”的,沒有建立起職業(yè)道德、業(yè)務素質培養(yǎng)的長效機制;另一方面,許多基層公安機關對于崗前培訓、任職培訓、專門業(yè)務培訓、更新知識的培訓沒有完善的、長期的分類規(guī)劃,培訓目標不明確,培訓流于形式化。這樣的培訓教育顯然偏離了使警察道德素質、政治素質、業(yè)務素質與時俱進的使命。

關于用人制度:目前對于崗位的難易、危險程度沒有合理的劃分與相應的待遇匹配,導致一線警員不滿情緒大,“熱門”崗位紛爭多。部分地區(qū)也存在因人設崗的問題。“公平競爭、合理流動、注重表現、擇優(yōu)選調”的機制沒有完全發(fā)揮作用,直接影響了警察工作積極性的發(fā)揮,更影響了警察形象。

關于激勵制度:有些激勵制度的運用與現實狀況有很大偏差。第一,標準設置不夠科學合理。傳統的由低發(fā)案率、低犯罪率、高破案率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越來越不適應現實需要。這一指標體系過分強調了公安機關對社會治安的控制能力,而對警察的工作形象沒有相應的評價標準也沒將其作為獨立的評價指標納入獨立的評價指標考核系統。第二,警察激勵的動力源畸輕畸重。以政治導向為動力源已不能滿足警察客觀合理的需要,主要滿足警察精神需要、次要滿足其物質需要的激勵手段已不能在當今發(fā)揮足夠的作用。第三,考核劃分等次偏少,成“稱職”的大平臺現象,混淆了警察的行為差別。這些偏差顯然損害了制度的激勵功能,不利于發(fā)揮警察個體的潛能對于樹立形象的強大推動作用。

3.“出口”制度不暢通。“出口”制度暢通,才能保證隊伍新陳代謝的良性循環(huán)。但在具體執(zhí)行中避重就輕,以辭職代辭退、以辭退代開除等現象的存在,不能使公眾信服,而且造成群眾對警察機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拿原則作交易的反感。這些問題影響了警察隊伍的凈化與更新,既加大了警察機關的財政與管理壓力,又消磨了隊伍的活力,嚴重制約了良好的警察形象的樹立。

三、警務保障制度不完善

警務保障制度是指為了更好地完成法律賦予警察的各項職責,而在公安部門建立的工作經費保障、警務人員職位職務保障、合法權利保障、生活待遇保障等制度。我國當前警務保障制度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對警察利用職務之便違法亂紀甚至犯罪起了助長作用。主要體現在:

1.經費保障制度不完善。人民警察法對于警察經費裝備的規(guī)定過于原則、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如對警察經費中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的比例、項目裝備標準、開支渠道、撥付辦法、經費使用的監(jiān)督管理等都缺乏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以致實際操作中無所適從,實際上難以為解決警察經費困難的狀況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在國家財政實行分級管理的體制下,地方財政在編制財政預算時,通常不給公安機關安排足夠的預算,或者即使有足夠的預算,也要公安部門先創(chuàng)收,然后再返還。國家投入不足、警察辦案經費與薪水需要得不到合理滿足,就導致了一種潛在的市場機制在起主導作用,公安機

關“為錢辦案,辦案為錢”的現象比較嚴重,自籌經費調節(jié)著警察的實際收入。有的公安機關迫不得已向被害人索取辦案經費。生存的需要還迫使不少公安機關靠收費、罰款、攤派、“以罰代養(yǎng)”來緩解經費困難。部分公安機關 “以罰代法”,罰款成為違法犯罪的通行證,一度時期成為公安財政的“潛規(guī)則”[3]。不難看出,缺少對公安經費的制度性保障是目前我國公安機關“以罰養(yǎng)警”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

2.警察個人權益保障制度不完善。警察個人權益保障制度主要包括職位保障、合法權利保障和生活待遇等保障制度。在這些涉及警察的切身利益方面,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職位設置不合理。我國現有警察170萬,其機構設置是按政府的行政機構模式來設置的。與政府同等級別的部門相比,公安機關人員多,其行政領導崗位少,這就導致與政府同等級別部門的公務員相比,晉升難度大,競爭大。尤其是縣一級以下的公安部門,有80%的民警可能一輩子都做普通民警,到退休有一部分可能爭取到科級待遇或所謂的股級待遇,有相當一部分連科級或股級都爭取不上。

我國警察職位的問題,難免會影響一些民警執(zhí)法的公正和對職業(yè)的敬業(yè),從而影響警察工作質量,有的還可能用極端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各種職務犯罪的產生也證實了這點。

第二,合法權利難于保障。警察從事的是危險職業(yè),經常要與各種犯罪分子打交道,隨時有受傷或犧牲的可能。據統計,平均每天有1名多警察犧牲,近17名警察受傷[4],幾乎“天天有犧牲,時時有流血”。改革開放后,經濟迅速發(fā)展,社會沖突日益激烈,執(zhí)法環(huán)境迅速惡化,違警、擾警、襲警事件持續(xù)發(fā)生。而我國現有法律對警察執(zhí)法保護存有相當缺陷,體現在保護不完全,對擾警、襲警的立法規(guī)定過于模糊,保護不足,缺乏對惡意投訴的處理辦法,警察在遭遇襲警時的自衛(wèi)權規(guī)定不足,而且規(guī)定僅在危及“生命安全”時才可使用武器,不包括人身安全。民警的工作環(huán)境使他們面臨各種壓力,他們成為和平時期最具危險的職業(yè),這一切有可能使某些民警變得格外敏感和脆弱,在某種情境的刺激下,極有可能超出控制力,作出沖動的行為。

第三,生活待遇過低。警察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其工作不分白晝、不分工作日與休息日,警情就是命令,身體經常處于透支狀態(tài)。有調查顯示,中國一線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小時,平均每三周才能休息一天。中國前衛(wèi)體協對公安民警進行了一次體檢調研,結果表明,基層民警患病率達86%。公安民警平均壽命要比其他行政機關人員低13·8歲,而一些基層實戰(zhàn)部門民警的平均壽命不到45歲[5]。分析造成此狀況的原因是大多數公安民警在工作中長期處于高壓疲勞狀態(tài),導致肌體功能紊亂、營養(yǎng)結構失衡。警察也是血肉之軀,也需要養(yǎng)老育幼,但警察的勞動消耗與警察勞動報酬懸殊太大,這也是導致警察職務犯罪的重要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分配最大限度的合理性,在警察機關中顯得尤為重要,長期處于一種“吃不飽”的狀態(tài),勢必對手中特權的合法使用產生沖擊,出現違法、犯罪問題也就難免。

四、監(jiān)督制度不透明

權力在本質上是一種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內含著無限擴張的傾向,歷史經驗表明,沒有監(jiān)督的權力容易導致職務犯罪。在公安機關,監(jiān)督制約機制還很不完善,對人民警察的內部監(jiān)督和外部監(jiān)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

1.內部監(jiān)督存在的問題。內部監(jiān)督是指公安機關內部上級對下級,內部所設立的黨的紀檢、法制、監(jiān)察、督察等機構對本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職權和遵守紀律的情況進行監(jiān)察、督促、檢查和糾正的活動。但目前這種監(jiān)督仍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監(jiān)督意識不足。在公安機關中普遍存有抵觸監(jiān)督的情緒。負責抓監(jiān)督的領導對監(jiān)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表現為日常工作中只注重抓業(yè)務工作,片面追求辦案率,有的只重視問題出現后的處理,忽略平時的監(jiān)督;專職從事監(jiān)督工作的人員認為監(jiān)督是得罪人的工作,有畏難情緒;監(jiān)督對象認為監(jiān)督是找茬、整人、治人,有抵觸情緒。以上不良的監(jiān)督意識存在于具體的執(zhí)法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中,必定會成為監(jiān)督工作順利開展的絆腳石。

第二,監(jiān)督過程弱化。監(jiān)督包含監(jiān)察和督促兩部分。監(jiān)察的重點在事中或事后,而督促則在平

時,是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內部監(jiān)督中事前監(jiān)督主要指平時有針對性的督促工作,具體表現為常規(guī)教育、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定期、不定期的檢查形式。但目前督促工作存在的問題是:平常對民警的執(zhí)法環(huán)節(jié)、履行職責的情況很少過問;對一些民警表現出的苗頭性問題無引起足夠的警覺,忽略了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和監(jiān)督檢查,長期失管、失察;即使行使監(jiān)察權也不免有走過場之嫌,以至在發(fā)現問題時往往已釀成大禍,悔之晚矣。事前監(jiān)督是積極主動出擊,追求長遠成效;事中監(jiān)督是有的放矢,注重現時成效,主要起控制作用。但在實踐中如刑訊逼供、收受賄賂、以權謀私等問題的出現無不說明事中監(jiān)督的缺失。如果在處理每個案件過程中能發(fā)揮事中監(jiān)督的作用,就可避免更多職務違法犯罪行為的出現。

第三,監(jiān)督力度疲軟。目前的監(jiān)督工作主要存在“失之過寬”的問題。主要指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監(jiān)督的缺失和乏力。表現為,在對違法違紀民警處理上采取無原則的寬容、掩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tài)度,懲罰措施難以落到實處,為民警的職務違法犯罪起到了一定的推進作用。在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上的乏力使監(jiān)督制度形同虛設,嚴重影響了法的運行和執(zhí)法工作的質量,給國家、社會和個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實質上是不依法監(jiān)督或以行政管理代替監(jiān)督,是監(jiān)督隨意性的一種表現。

第四,監(jiān)督模式單一。由于公安機關的性質,決定了在公安機關內部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以命令和服從為特點。該特點造就了目前我國公安機關內部自上而下的單向監(jiān)督模式。這一模式的本身符合行政管理的特點,有利于上級調控下級的活動,提高行政效率。但上級是否需要監(jiān)督,該用何種方式監(jiān)督,不夠明確。從目前的警察職務犯罪來看,處在各級領導崗位、具有一定職權的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貪污、受賄等常見的職務犯罪,往往與行為人所處的地位、擁有的職權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五,監(jiān)督機構職能重疊,責任不清,人員配備不均衡。按照現行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目前公安機關內部執(zhí)法監(jiān)督部門有政工、警務督察、紀檢、監(jiān)察、法制、審計、信訪等。這些部門的粗放式分工導致監(jiān)督職責權限不明,實踐中各監(jiān)督部門的工作互有交叉,有的部門越權監(jiān)督,有的部門則消極監(jiān)督,客觀上制約了監(jiān)督工作的有效開展,工作效率低下;另外,缺乏協調性也是目前內部執(zhí)法監(jiān)督機制無法正常運轉的一個關鍵問題,在監(jiān)督系統中,既存在著大量重復性勞動,又存在互相牽制問題。在這樣一種局面下,監(jiān)督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發(fā)揮。各級監(jiān)督機構人員配備不平衡,由于警力有限,公安機關把主要警力都投在業(yè)務工作中,尤其是在基層,紀檢、監(jiān)察機構和人員設置不到位,力量薄弱,無法正常發(fā)揮紀檢監(jiān)察工作職能,不能做到對民警的執(zhí)法進行強有力的監(jiān)督,致使其在基層一線執(zhí)法單位和民警中影響力不足。

2.外部監(jiān)督存在的問題。外部監(jiān)督來自于公安機關之外的監(jiān)督,其存在的問題是:

第一,媒體監(jiān)督不到位。媒體監(jiān)督是社會監(jiān)督的預警系統,但遠未發(fā)揮到位,表現為:一是輿論監(jiān)督的立法滯后,迄今為止尚未出臺新聞法,新聞媒介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沒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具體的規(guī)定。二是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往往事后監(jiān)督多,事前監(jiān)督少;監(jiān)督敏感性問題多,一般性問題少;監(jiān)督領導干部少,監(jiān)督一般人員多;宏觀性監(jiān)督多,針對性監(jiān)督少。

第二,群眾監(jiān)督日趨弱化。群眾監(jiān)督對于警察公共權力而言是弱勢力量,是否監(jiān)督有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權力機關是否密切聯系群眾、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要求。而警察和群眾之間關系的 “四難”現狀(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使群眾的監(jiān)督越來越弱化。第三,檢察監(jiān)督乏力。法律監(jiān)督是檢察機關的職能,包括對公安機關的刑事立案監(jiān)督、提請逮捕的審查、對刑事案件起訴的審查。既包括對發(fā)生的違法假釋、監(jiān)外執(zhí)行、虐待被監(jiān)管人、私放在押人員、失職致使在押人員脫逃、超期羈押等事后監(jiān)督糾正,也包括防止上述情形發(fā)生的事前監(jiān)督。但在實踐中,基于人員、機構、職能等原因,使檢察監(jiān)督主要集中于事后監(jiān)督,往往發(fā)生了職務犯罪行為,檢察部門才積極介入,而在事前預防中投入過少。

五、處罰制度不公平

對警察職務犯罪打擊不力的具體原因還體現在處罰制度上的不公平。主要體現為:

1.部門保護嚴重。警察職務犯罪是警察在工作中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往往以工作之名掩蓋犯罪之實,因此,在調查有關情況時,一些涉案部門對查處工作不主動積極,能壓則壓,能躲則躲,能拖則拖,盡量大事說小,小事說無。有些公安機關擔心查處民警執(zhí)法違法或犯罪問題有損于警察形象,有損于本單位聲譽,甚至設置重重障礙,不予配合。在處理時,如果沒有造成很嚴重后果,一般只批評教育了之,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聞不問,一味放縱。

2.治吏寬于治民。現實中如發(fā)現問題,在處理時間上,對一般民警處罰比較及時,而一旦某級領導出現問題,在處理上往往拖延。在處理程度上,對領導干部的處理,首先考慮的是黨紀、政紀處理,用降職、降級作出處罰,而對普通民警往往采用開除公職、追究刑事責任等更為嚴厲的懲戒方式。

3.刑罰處罰過寬。和普通犯罪相比,對警察職務犯罪的處罰上相對要輕。比如,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的法定刑,根據《刑法》第247條的規(guī)定,一般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致人傷殘、死亡的才按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民警業(yè)務能力低下,法律意識不強,在辦理刑事案件中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在法庭上指出,或沒有造成很嚴重的后果,一般都不認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