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送法下鄉活動報道通訊稿

9月17日上午，縣司法局服務“三送”巡回送法下鄉活動在xx鄉xx村正式啟動。法制宣傳活動邀請律師、公證、法律援助、社區矯正、法制宣傳等法律工作者及職能科室工作人員參加，主要目的是宣傳黨的惠農政策、法律法規，以強化群眾法律意識，提高鄉村群眾的法律素質。

宣傳活動主要通過展示“六六”普法宣傳成果展板，對照展板以案說法，發放法律知識讀本、法律宣傳資料、現場提供法律咨詢等方式方法，宣傳法律法規和惠農政策，著重宣傳了農村危舊土坯房改造政策、“96333”服務熱線的重要意義、服務內容、使用方法等。通過法制宣傳教育，教育群眾學法、用法、知法、懂法、守法，營造鄉村法制氛圍，引導群眾依法辦事，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創建和諧民主文明鄉村。

此次活動發放農民基本法律知識讀本、人民調解法律單行本、法律援助、土坯房改造、“96333”服務熱線等宣傳資料1000余份，接受群眾法律咨詢220余人次，受教育群眾達千余人，駐合坪縣、鄉、村全體“三送”隊員參加了法制宣傳活動。

第二篇：送法下鄉活動總結

為提高我縣全體公民的素質，特別是法律素質，改變山區的貧窮與愚昧，深化四五普法活動，推動普法工作向縱深方向發展，擴大受教育者的覆蓋面，霍山縣司法局在荷蘭王國扶貧資金的大力支持下，積極開展送法下鄉活動，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一、制定方案，落實措施

送法下鄉是“法律援貧”活動的繼續和深入，是“法律進萬家”活動的延續，是法律進村入戶的具體體現。旨在不斷提高農民群眾依法維權及抗御經營風險能力，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幫助。為此，縣司法局高度重視成立了法律扶貧工作領導組，并根據社字（2002）09號協議書，制訂了詳細的實施方案，并在5月17日項目區司法所長會上予以落實。組織精干力量，編印法律讀本，法律讀本緊扣實際，順應發展，對再版的《農村常用法律知識問答》中有關“婚姻法”部分進行了修訂；組織律師、公證、法援、“148”法律專業人員分工編寫了《農村經濟法律知識100問》、《外出務工人員法律知識100問》、《婦女、兒童、老人權益保障100問》。在編寫體裁上注重普及與提高，一般分三部分：問答、法律原文、相關法律索引，四種讀本各編印2000（請登陸政法秘書網）冊，為普法活動深入開展奠定了基礎。縣局要求各所以村為單位分解任務，按實名發放，在8月底完成發放任務。各所每兩月組織人員登門輔導一次，解決群眾學習中的疑難問題。

二、點面結合、發放讀本

根據農村不同對象，滿足社會不同層次的需求，有針對性地編寫了4種讀本，編印成冊后，及時地分解到各所，以便及時、快速地發放到農戶手中。送法下鄉采取點面結合，集中發放與各所分片發放相結合。各司法所采取以村為單位，進行分解，先摸排然后根據群眾實際需求，按實名發放。在發放過程中，同時兼顧全局，力保每個村民組不少于一套書（4本）。各個司法所嚴格按照縣局要求，于8月底全部完成讀本發放任務。在各所分片發放的同時，縣司法局集中時間、集中人力，組織了兩次大型的集中發放讀本活動。7月17日-18日在上土市鎮、桃源河鄉開展集中發放讀本活動。8月6日-8日分別在太平畈、落兒嶺、諸佛庵三鄉鎮開展了有針對性地發放儀式。其中在太平畈集中發放《婦女、兒童、老人權益保障100問》，在落兒嶺集中發放了《農村經濟法律知識100問》，在諸佛庵集中發放《外出務工人員法律知識100問》。集中發送活動，得到了所在地、鄉（鎮）、村的大力支持。發送場面熱烈、群眾爭相領取。有少數群眾不辭勞遠，趕到司法局詢問讀本有沒有了，想拿本看看。由于此套書編印數量有限，未能滿足廣大群眾的需求。據統計通過送法下鄉共計發放法律讀本7690冊。

三、多種形式、送法下鄉

為把“法”真正送進千家萬戶，除發放法律讀本活動外，縣司法局還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送法下鄉活動。走進田間地頭，為農民朋友解難釋疑。在村、鎮人口密集的小集鎮設立咨詢臺，張貼宣傳標語，散發宣傳單，出動宣傳車。在廣播上開辟《農村普法之聲》欄目，在霍山報上開辟《法律信箱》，在電視開辟《法制園地》。利用大眾媒介覆蓋面廣的特點，宣傳法律，把“法”真正送進千家萬戶。

四、效果明顯，意義深遠

送法下鄉活動在中荷項目辦的大力支持下，在全體司法行政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宣傳了法律，教育了群眾。通過發放法律讀本，解決群眾學習中的疑難問題，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懂得什么是法律保護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遇到山林、土地、家庭糾紛過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做到“法律進萬家”。

2、密切了干群關系，減輕了政府壓力。將法律扶貧讀本送到老百姓手中，廣大群眾在學習過程中，逐步認識到政府是為民辦實事的好政府，干部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并為之服務的好公仆。許多在基層的小矛盾、小問題通過村兩委和法律明白人的工作，得到化解，使得政府主要領導從紛繁、復雜的瑣事中得到解脫，減輕了政府工作壓力，保證了政府中心工作的順利完成，富民強鎮步伐加快。

3、“送法下鄉”活動，有利于基層的穩定。“送法下鄉”以來，共解答廣大人民群眾疑難問題500余件，其中大多數為土地、山林使用權糾紛，由于解答及時、恰當，化解了許多矛盾。同時，廣大群眾耳聞目睹通過學習知識什么是違法犯罪行為，什么是合法行為，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得到了各級領導的肯定。

第三篇：送教下鄉通訊稿

新泰市“送教下鄉”活動在龍庭鎮中心小學成功開展

（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化，為了更好地把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送往偏遠山區，以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教師專業的均衡發展。橫山縣教育局經認真調研，統籌規劃。開展了本學期首次“送教下鄉”活動，本次活動的首站選在近年來發展較為迅速的響水鎮中心小學。

10月16日，教研室兩位教育專家xxx,xxx來到龍庭鎮中心小學為廣大教師指導業務工作。兩位專家先后聽了響水中心小學所有科任教師的課程，然后通過個別指導、集體評議等活動開展業務指導工作。在評議課程的環節當中，兩位專家細致地指出了我校各位科任教師在課堂中的優點及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存在的優點和問題，專家又詳細的介紹了如何進一步發揮出課堂教學優點，以及如何規避目前我校教師在教學過程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同時，他們對《新課程標準》進行了深入地解讀，就如何將《新課程標準》與教學實際相結合，深化教學改革等問題，為廣大教師排疑解惑。其間，他們還向我校教師介紹了當前一些前沿的教育教學理論和實踐成果。鼓勵我校教師刻苦鉆研教材，大膽嘗試新的教學理念，勇于創新，敢于實踐。全方位、多角度的為我校教師充電。

經過兩位專家三天的精心指導，我校教師的業務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本次“送教下鄉”活動為我校教師提供了轉變教學觀念、更新教育理念的發展空間，實踐證明“送教下鄉”活動是提高偏遠地區教師專業化水平的最便捷、最迅速、最有效的培訓方式。“送教下鄉”有著豐富的實踐成果和充分的理論依據，它的成功開展，有力地說明這項活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送教下鄉”活動是橫山縣教育局為謀求我縣教育事業可持續發展，所做出的一項高瞻遠矚的決策。它有力地推動了橫山縣城鄉教育事業的均衡發展，實現了資源共享，共同進步的整體目標。為橫山教育事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17年11月21日

第四篇：送教下鄉報道（定稿）

傳經送寶下鄉來

受縣教研室安排，10月18日，，老師奔赴周田中學，開展送教下鄉活動。，，老師為我校初一級學生開設了一堂《情境作文》示范課。他們嶄新的教學理念，精湛的教學藝術，優秀的教學設計，扎實的專業功底，優雅的教態和良好的課堂組織能力不僅很好地與學生進行了有效地互動，也獲得了我校全體語文老師、領導的一致贊譽和高度評價。在課后老師們就就隨筆化寫作經驗進行了交流教師們就教學理念、課堂教學方式、學生能力的培養尤其是作文教學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研究。此次活動為我校進一步交流與研討搭建了一個良好的學術平臺，幫助解決了課堂教學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為我校教師送來教育新知識、新方法和新理念，加深了相互間的了解，促進了我校教師的互相學習和探討，提升我校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文化素養

吳啟林

第五篇：送法下鄉讀后感

課程名稱：法律社會學研究教師姓名：易益典

田野調查：一種新的法學研究方式

——讀蘇力《送法下鄉》

班級：0902 學號：091030056 專業：憲法與行政法學 姓名：楊建鋒

一、引言

蘇力的這本《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簡稱《送法下鄉》）是2000年10月份出版的，與其之前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在當時引起中國法學界的一股學術討論潮。而那時，我還在讀初中。對于法學界，對于蘇力這樣的人物當然是一無所知。即便是到了本科，我也還沒自覺到會翻閱法律社會學方面的書籍來看。直到這學期學校為我們設置了法律社會學這門課，老師為我們推薦了《送法下鄉》這本書后，我才有幸讀到了這本十年前攪動中國法學界的著作。

作為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平時接觸最多的就是經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課堂或書本上討論最多的無外乎正義、平等、司法獨立、法律保留等問題。研究方法也只限于文本分析、法條分析、比較研究、歷史研究的方法，此外也注重一些實證研究的運用。但此種實證研究可能是由于學生身份的能力有限，只停留在一些資料、案例、新聞報道的引用和分析上。而閱讀蘇力先生的這本《送法下鄉》卻給了我這樣的學生一種全新的視角，一種在研究方法上的新鮮感。當然，蘇力先生的文筆以及其知識的廣博度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就時常讓我發出感嘆，引人入勝的寫作技巧也是煥然一新。在這我想談的卻是蘇力先生寫這本書時所用的一種最務實的研究方法，大多數人稱之為：田野調查。

二、對“田野調查”法學研究方法的一點認識

何為“田野調查”？縱觀這本書，我所理解的田野調查就是，作者試圖走近他想要研究的對象，采用訪談、記錄、觀察、調查等形式，通過經驗判斷和歸納等方法得出研究結論。在第一章“為什么送法下鄉？”中，作者介紹了下鄉收貸案。由這個案件的分析，作者得出了：第一，今天的司法下鄉是為了保證或促進國家權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農村有效滲透和控制。第二，傳統的、強大的國家權力能夠受到人文空間因素的影響而變得與人們一般的想象不同。即權力關系是可能發生流變的。第三，下鄉是國家權力試圖在鄉村中創造權威的戰略性選擇。雖然下鄉本身可能損害司法權威。但是基于自身職權，下鄉是必然的。此時需建立一種局部的、暫時的權力支配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調解便是它實施權力的有效工具。第四，司法在當代中國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的功能不僅僅限于西方經典司法理論對司法的功能界定：糾紛解決和規則確定，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作者自己在結語所說的那樣，對于他的分析也讓我有點兒吃驚。我以為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正是由于作者的“田野調查”方法才使得對司法下鄉的分析表現出了一種全新的學術感受。在下鄉收貸案中，作者并不是簡單的對下鄉的法官進行采訪，或者對執行情況進行記錄，也沒看相關的裁判文書。就這么一個簡單的執行案件，作者跟隨著法官一起，參與了這個執行案子的全過程，對執行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進行關聯性思考。比如其對陪同下鄉的民警，同村的村干部，甚至包括從北京來的作者本人在這起案件中的作用進行了思考。通過作者豐富的社會經驗，從經驗層面上對他們的作用進行了猜測也好，總結也好，總之作者的經驗歸納讓我們一下子就想通了是怎么一回事，引得了讀者的共鳴。還比如其對權力流變的論述，也是從經驗層面上進行的判斷。這種判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這往往容易被法學家所忽略。對于作者的此種研究方法，更明顯的表現在了第三章“基層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這個一般是研究憲法學、司法制度乃至法理學等公法學科都可以說上點事的題目。作者對法院審委會作用的研究方法，不僅包括對法院組織機構和人員配置進行解剖，對域外司法制度的考察，對司法獨立傳統理論的借鑒。更值得讀者注意的是，作者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大量運用了其對于基層法院法官的訪談作為研究出發點。并對于這種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又專門地以“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進行了分析。如果說這樣的一種進路體現了作者邏輯嚴密的話，那么，作者對自己運用經驗主義方法研究問題的辯護可以用用心良苦來形容了。作者反對從現實生活中發現一些支持或強化自己已經有的經驗、印象甚或是一個教條化的命題。在這里指的就是，法院審判委員會被一些學者理所當然的理解為違反司法獨立精神，甚至宣傳到一種處于教條化邊緣的地步。作者試圖通過對作為審委會成員的法官以及普通法官的一些論述中，結合中國現實社會和目前的制度安排，以一種“同情”的眼光來分析審判委員會的作用。這是之前研究審判委員會制度的一些文章所忽略掉的一個群體，即當事人群體。作者對法官的論述以及對法官論述的懷疑都是通過一般大眾都具有的一些經驗常識來分析的。比如，法官們對院長在多大程度上能決定或影響審判委員會的決策的辯護，比如普通法官對于審判委員會能夠用做抵制人情和保護自己的借口。這些結論都是文本分析和制度分析所得不出的結論。這些結論都是作者深入現實環境中挖掘出來，對研究審判委員會地

位和作用具有一種新的學術價值。我們法學家一直再說，應賦予被侵害者以抗辯的權力。然而，我們自己在研究當中，卻常常將研究對象一幫子打死。蘇力先生的這種田野式研究更像是代表了這些研究對象們進行了與傳統觀點的爭辯。此種爭辯卻又不是無理的，保守的，而是貼近我們生活的，先驗但卻有著一定邏輯支撐的。

（一）“田野調查”所具有的學術意義

正如作者在導論“研究中國基層司法”的第四節“法律學術的意義”中所說的那樣，當前中國的法學研究充斥著大而空的研究，從條文到條文的純粹法條主義研究，好點的就是借鑒了域外的一些資料。研究者們普遍通過這種方式將一些研究結論上升到一種具有先驗性的普遍真理，一旦這種法學理論與中國社會的法律實踐不相符合時，他們往往用應然的論點代替實然的分析。面對極速轉型的當代中國社會，這樣的研究方法并沒有給迅速發展的中國法制給予回應，法學研究處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最底層。“田野調查”方式通過走進研究對象，傾聽研究對象的辯解，分析非正式制度對研究對象的制約和影響，使得讀者能夠更加深刻的體會研究對象所處的法治建設的起點和環境，從而提供讀者全面思考的素材。這種研究方式的價值就在于，深入實踐，以實踐為基礎，得出的結論和觀點也必將是考慮到現實社會環境而作出的。我相信，真正有價值的法學研究應當是來源于實踐的，這樣才有可能指導現實的變革。我們都說，制度的重塑和整合是一個過程，有待于與之配套的制度、機制和環境的形成。我們又說，對癥下藥方能藥到病除。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脫離于實踐，忽視了環境對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中人的影響。雖然其中承載著人類對于理想法治社會所有美好事務的期望，承載著當代中國法學家對于域外法治發達國家先進法制的向往，但是脫離實際，也就是未能對癥下藥；急于求成，也就是未能注重法制發展的規律。所以才產生了蘇力那時代乃至這個時代，中國法學界所疑惑的一個事實，即國外的先進法制及法治理念為何在中國屢屢遭受挫折甚至是排斥。病理就在于此。顯然，“田野調查”式的法學研究方法注重實踐，善于用經驗進行判斷，思考那些在人們看來“無須思考的應然”。

在我看來，“田野式”的法學研究方法的另一個價值在于，它促使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理由在于，此種實證研究的方法并沒有先期可供研究者翻閱參考的資料，也沒有提供研究者何種研究框架。研究的素材來源于研究者的觀察和思考，研究框架的建構來源于研究者思考問題的方向和程度。此種在經驗層面上的實證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就所有的現實環境進行考察，反對基于先驗性的結論刻意尋找支撐其論點的論據。這就要求研究者善于發現問題，而發現問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一個人對某一領域知識掌握的廣度和深入。法學研究有價值的理論成果不多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不會發現問題。

無論是作者在分析為什么是基層司法，法官對于審委會的評價有多少可信，還是在闡述為什么當代中國基層法院注重糾紛解決，規則之治在這種環境下的地位以及現代化與規則的關系的理由中，他都不斷的對自己前一部分的論述進行反思。一連串問題式的自問自答，都是基于前面實證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案件的細節，并用這些事例來印證其結論。

（二）“田野調查”的局限

蘇力在運用“田野調查”實證研究方法上，招致了一些法學家的懷疑和批評。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部分學者存在著一定的誤解，另一方面也體現出這種實證研究方法的一些缺陷。通過實證的研究運用歸納法得到的結論往往是一種綜合命題，可以給我們提供新的知識，但同時也意味著是可證偽的。邏輯上看，通過歸納法得到的結論的確不像用演繹法推到出來的結論那樣具有必然性。這個問題蘇力自己在文中也有辯解。此外，由于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分析得出的結論不容易被普遍接受，并且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被認可。而作者通過“田野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對現實環境的研究，由于我國目前處在急劇變動的時期，一旦社會條件出現新的情況或法制有了新的發展，蘇力先生的這些結論至少會部分不再那么符合現實。從這個角度看，“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存在著時代局限性。

另外，基于這種方式得出的研究結論不可避免的會存在經驗型成分太多，而具有理論性的分析欠缺，同時有可能偏離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則。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并不僅僅是實踐的理性，而應有著更高一層的追求。對于法學的研究應當體現的是對于最終追求的關懷。這種最終追求便是蘇力先生所唾棄的大而空的諸如“正義”、“平等”，“人權”之類的詞匯。純粹的實證研究容易陷入保守主義的泥潭，變成制度受益者的唇舌。“田野調查”得出的經驗判斷和結論，至少需要輔之以一種理論上的分析。這樣的論述，其邏輯才會顯得嚴密，論述也不會缺乏普遍性。經驗層面的判斷理應上升到理論上的創新。同時，我們還應警惕的是，這種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可能恰恰偏離了法治的基本原則。西方國家的法治，按照蘇力先生的“地方性知識”來看，可能不具備普遍性。但是這些世界各國人們通過艱辛卓越的實踐得出的目前來說是治理人類社會最好的工具，必然具有一般意義上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重視實踐，強調真理來自于實踐。但卻得不出能夠指導實踐更好發展的真理。如果一味簡單的總結出實踐中基層司法樣態，但得出的結論卻存在著反經典司法理論的嫌疑，其指導意義就會偏離法治原則。正如一位學者在評價《送法下鄉》時說的，“倘若我們發現中國基層司法的主要運作邏輯既不是法治的邏輯，也不是禮治的邏輯，而是治理的邏輯；不是規則導向的，而是結果導向的，是實用主義甚至機會主義的，我們如何在這樣的邏輯上提煉一套關于規則的理論——因為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本來就不是遵守規則，而是利用規則。如果這樣的司法理論或者法學理論不是關于規則的，而是關于反規則或者潛規則的，那它還是司法理論或法學理論嗎？”

最后，“田野調查”得出的結論可能過于武斷。蘇力先生這本書研究的是中國基層司法制度。但是其研究選取的地點是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研究選取的事例也只是幾個具體的事例，其訪談對象的范圍也有著一定的范圍。通過對這些農村地區、事例和人物訪談進行研究，最后試圖將從這些研究資料中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到整個中國，恐怕這個結論是武斷的。比如第十章“基層法院法官的專業化問題”中，作者在論述“為什么目前基層法院的法官專業化程度不夠”時，作者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并不是基層法院排斥法學院學生，更不是復轉軍人排擠他們，而是他們自己不愿意去；目前的根本問題似乎不在于法律院校的畢業生少了（當然可能還是少），進入不了縣法院，而是即使進入了基層法院，這些法院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留住這些法律院系畢業生。這樣一個結論在一個湖北省也未必具有普遍意義。1

三、最后的最后

蘇力先生在下到田野，運用自己從田野調查出來的研究資料時，始終堅持著經驗主義、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標準，強調制度、法律的實際功能，反對形而上學的先驗性，強調具有可觀察的效果和可比較的效用，反對大而空的“大詞”。“田野調查”的方法在技術上要求能通曉當地語言，注意參與性觀察和思考，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不給被調查者不利后果或者獲利的預期。在價值上要求價值無涉，也就是蘇力先生自己所說的“盡量采取一種‘冷靜又熱烈’的‘同情的理解（包括批判）’的態度，盡可能設身處地地考察我所研究的對象，包括對自我以及我所在職業的反思和批判，盡可能的公道。”雖然這種方法也存在著某些不能十全十美的局限。但蘇力先生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時所采用的論證方法和過程以及其思考方式或許更值得當代法學研究者關注和學習。趙曉力：《基層司法的反司法理論？——評蘇力<送法下鄉>》，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唐志容、蘇治：《走進“田野”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讀蘇力<送法下鄉>》，載《法治時代》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