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歷史復習專題總匯1 專題一：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一、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變化

1、第一階段（1840年至19世紀60年代），本階段是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社會兩大矛盾互相轉化，更迭地起主導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居主導地位；后是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中國人民大眾的矛盾占主導地位。

1840年前后，歐美資本主義迅速崛起，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而當時中國在清朝的統治下，處于封建社會的末期，政治腐敗，經濟衰落，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為擴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場，英國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打開中國的大門，英國的殖民擴張要求和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政策，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戰前，這種矛盾集中在鴉片問題上。因此，圍繞鴉片問題上的矛盾和沖突，直接引發了戰爭的爆發。而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蓄謀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則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戰爭是以清政府的失敗宣告結束的。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的領土主權、領海主權、司法主權、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開始喪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利用侵略特權，逐漸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所以，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由原來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進入民主革命時期，中國人民肩負著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鴉片戰爭以后，英法不滿足于既得利益，為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擴大侵華權益，制造借口，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這是鴉片戰爭的繼續，故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僅沒有解決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太平天國運動由此爆發。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為完成戰爭賠款，加緊搜刮人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也乘機勒索盤剝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因此，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國內的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暫時緩和下來，退居于從屬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國運動主要打擊的目標是清政府。

2、在第二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1901年）

本階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經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雙重打擊，清政府調整了統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鎮壓人民革命。實行兩項舉措：

一、設立總理衙門，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務運動，以求“自強”。但好景不長，“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初步形成，中國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強通過總理衙門的設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向帝國主義過渡，它們加緊了對中國鄰邦和邊疆地區的侵略，造成了中國的邊疆危機。80年代，法國占有越南，簽訂《中法新約》。90年代，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完成，同時加強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列強強占以重要港口為中心的“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在瓜分狂潮中遲來一步的美國，為自己的長遠利益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強侵略的步步加劇，并不斷地提出新的特權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現了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頑固派支持、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列強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此時的清政府已喪失抵抗能力，“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在這一階段，清政府與列強的關系經歷了“和好”到再對抗，最后完全投降的過程。

面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都作出了反應。廣大愛國官兵為捍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尊嚴，前赴后繼，奮起抵抗。在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涌現出不少的民族英雄。為維護清朝的統治，地主階級的洋務派，試圖“師夷長技以自強”，推行洋務運動。19世紀末，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把學習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結合起來，推動維新思潮發展為愛國救亡運動。此時，光緒帝出于奪取最高權力和不作“亡國之君”的意圖，啟用維新派實行變法。“百日維新”剛結束，作為民族矛盾總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在山東揭開了序幕。“扶清滅洋”的口號，既集中體現了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及階級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的激化。帝國主義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采取先“撫”后“剿”，義和團運動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以上事實從不同角度說明，在第二階段，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外國資本主義（以后發展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社會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確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華政策的制定，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國社會的發展，清政府的對策和人民的探索、抗爭，諸種因素合力的結局。

3、第三階段（20世紀初到1919年）

本階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化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統治集團和北洋軍閥統治的矛盾上。

《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成為依靠帝國主義、維護封建統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國主義也調整了侵略政策，“以華治華”，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軍事侵略轉變為較“溫和”、隱蔽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侵略。與此同時，清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如海關、常關和鹽稅），都成了賠款的擔保，國家財政日益困難，于是更加緊了對人民的搜刮。因此，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這就使得人民大眾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導地位。這種高漲的反清情緒，把資產階級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臺。20世紀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廣泛傳播的基礎上，各地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紛紛建立，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隨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綱領，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為己任。同盟會一方面開展與保皇派的論戰，一方面組織、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把斗爭矛頭直接對準清政府，促進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為應付嚴重的國內危機，遏制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但結果適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統治基礎，引發了革命大風暴的來臨。此時，立憲派在四川組織保路運動。革命派利用保路運動創造的有利時期，發動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的成功，成為向清朝封建統治總攻擊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朝統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實告訴我們：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兩大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政府的對立和抗爭上。

辛亥革命只是趕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的官僚統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貴族的專制統治。從此，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的統治時期。北洋軍閥的統治暗無天日，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專制獨裁，人民怨聲載道。帝國主義又先后以袁世凱、段祺瑞作為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這時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其斗爭的焦點是共和與反共和、真共和與假共和的斗爭。這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繼續較量。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維護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則是稍后的新文化運動。

（二）第二階段

1、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和國民大革命時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時期（從1919年5月至1923年底），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運動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綱領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帝國主義分贓會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懾于全國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的聲威和壓力，北洋軍閥政府被迫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職務，沒有在“和約”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重要目標。華盛頓會議通過的《九國公約》，沿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中國的盟的。這樣，中國又回到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中國各派軍閥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引發多次大規模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中國政局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嚴酷的現實使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真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的革命。根據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簡言之，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可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身上，而帝國主義則是它的總后臺，是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北伐戰爭時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國仍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現為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中國有所發展的民族工業，重新受到列強的壓制。在帝國主義策動下，軍閥混戰繼續擴大，戰火彌漫全國大多數省份。“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愿望。在這種形勢下，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勃然興起。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針對社會問題明確提出：對內要打倒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對外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國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戰爭，同樣以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為目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反帝斗爭的新高潮。“三?一八”慘案，表明段祺瑞執政府與帝國主義公開勾結，鎮壓人民。北伐的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三個軍閥。它的勝利進軍，打擊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礎。帝國主義公開干涉中國革命，先后制造“萬縣慘案”、“一?三慘案”和“南京慘案”。中國人民給予堅決回擊，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可見，在北伐戰爭時期，盡管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北洋軍閥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但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也是社會主要矛盾之一。當時在民主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特別是爭奪軍隊領導權的斗爭異常尖銳；在中共黨內正確路線與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亦十分激烈。但它們受制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階段，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但從1931年至1937年，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敗后，出現了國共政權對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標志著國民黨***統治的建立，國民黨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的統治。改組后的國民政府繼續北伐。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統一，北洋軍閥最后退出了歷史舞臺。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內殘酷壓迫、剝削人民，對外依附于美、英帝國主義。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旗幟，進入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時期。“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錯誤，確定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則是這一時期的開始，為創建人民軍隊、中國革命從城市轉入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揭開了序幕。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革命找到勝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國先后建立了十幾塊根據地。1931年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頒布《憲法大綱》維護工農利益。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四次反革命“圍剿”，紅軍力量不斷壯大。在這個時期，盡管國民黨新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混戰連年；共產黨內部路線斗爭激烈，特別是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但這些都是局部范圍內的矛盾和斗爭，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不占主導地位的次要矛盾。

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日本帝國主義趁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紅軍之機，加快侵華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一?二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日民族矛盾開始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時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抗日宣言，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華北事變之后，民族危機加重，中共變“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領導“一二?九”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促進中華民族的新覺醒，在全國范圍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西安事變，是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條件下爆發的。它的和平解決使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揭開了國共兩黨從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這些事實表明，當時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著國內的階級矛盾、國共兩黨的關系。

3、在第三階段，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動員、組織全民族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內容和中心任務。

在民族危機千鈞一發之際，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在中共的倡導和努力下，工農紅軍得以改編，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被承認，國共兩黨再次實現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為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發動人民戰爭，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共召開洛川會議，制定全面抗戰路線，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向全國人民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道路。為鞏固根據地和爭取抗戰勝利，中共制定了各項政策，順利渡過難關。如實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加強各階層人民的團結；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對于國民黨頑固派，中共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堅持團結、進步和抗日的方針，既予以回擊，又維護統一戰線。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肆進攻，直接威脅著南京政權的生死存亡，國民政府才發表自衛宣言，表示抗戰，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先后組織了四次大會戰。也由于受日本帝國主義誘降政策的影響，在武漢失守以后，蔣介石集團雖然繼續抗戰，卻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其反共的傾向日益增長。由于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和發展，這就決定了蔣介石集團政治態度的兩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棄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與之關系徹底破裂。總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的關系以及其他各種矛盾。

4、在第四階段，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強國，積極推行全球戰略，妄圖統治世界。為控制中國，實行扶蔣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因此，隨著抗戰的勝利，國內的階級矛盾迅速上升，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一直貫穿于這一時期的始終。這一時期的基本內容和階段特征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打著“和平建國”的旗號，堅持獨裁、發動內戰，妄圖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打退國民黨的進攻，發動了戰略反攻和戰略決戰，并開展土地革命，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后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

二、中國近代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除原有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外，又產生了無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北洋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和在中國從事傳教、工商業等活動的外國資產階級。階級結構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1、農民階級翻身作主。

英國的大炮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顯示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侵的決心，太平天國運動把幾千年的農民運動推向最高峰，義和團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實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區農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

2、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鴉片戰爭后（40-50年代）外國資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區經營的船舶修造廠中雇傭的中國工人是最早的產業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而言雖處于胚胎狀態，卻顯示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從表面上看19世紀60年代起在洋務派興辦的軍民企業中又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創辦的確近代工業中也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中國無產階級早于民族資產階級產生，從產生之日起就對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展開了英勇斗爭，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等自發性的經濟斗爭。1919年五四運動后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獨立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并在本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了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3、民族資產階級未完成歷史使命。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近代民族工業的出現，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產生。馮桂芬、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張是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先驅。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康有為等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等上歷史舞臺。變法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兩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政治代表孫中山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實業救國”成為當時并存的兩大思潮；但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歷史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摧殘、壓迫而步履維艱，新中國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贖買政策，開始為社會主義建設做應有的貢獻。

4、買辦資產階級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鴉片戰爭后，外國商行開始直接雇傭一批中國人為其服務，這些人組成買辦階層。其生存發展完全依附于外國資產階級，是外國資產階級侵略中國的工具。象袁世凱、蔣介石這些大買辦還出賣國家主權，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而買辦資產階級又是近代較早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人。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完成該階級退出歷史舞臺。

5、北洋軍閥張牙舞爪。

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一支特殊的軍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凱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為基礎、通過籠絡親信、培植黨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事集團。1912年袁世凱建立地主、買辦聯合政權后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反對。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各派軍閥為爭權奪利不斷混戰給人民帶來空前災難。1928年奉系政府垮臺，從而結束了16年的北洋軍閥統治。繼之而起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同樣給人民帶來災難。

6、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黑暗。

1927年蔣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政治上獨裁、經濟上搜刮，對內不斷挑起內戰，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官僚資產階級在大陸的統治被推翻。

7、外國資產階級得逞一時。

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在租界內開銀行辦工廠、走私販毒的同時又設教堂、辦報紙進行文化侵略，還藏污納垢、干涉中國內政，成為生長在中國肌體上的毒瘤。英國等侵略者在“領事裁判權”外衣的庇護下產生了一批“治外法權化”人員。如，赫得控制中國海關達48年，各海關稅務司的洋人雇員、華人雇員觸犯法律，在傳訊之前要得到洋人稅務司的認可，中國海關成為總稅務司統轄下的獨立王國；洋教勢力以暴力和條約為后盾進入中國后，在圣潔面紗的掩蓋下一方面開辦學校、醫院傳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產、欺壓農商，包攬詞訟。為害鄉里，還收集情報充當侵略者的馬前卒。隨著洋教的傳播和教徒的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一個以上帝為核心的新階層，沖擊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

8、地主階級分化瓦解最后被消滅。英國侵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也驚醒了林則徐、魏源等地主階級愛國分子，他們反對清政府的閉目塞聽，要求重新認識世界，去“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從洋務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會新思潮的激蕩下康有為等維新派走向封建主義的對立面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在統治階級內以光緒帝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的斗爭說明統治危機的來臨；20世紀初年立憲派的主張被清政府愚弄后，內部分化，有的人轉向革命，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州貴族的專制統治，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地主階級銷聲匿跡。

總之，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各個階級和各個政治力量分化組合、相互斗爭的歷史，其復雜變化的影響集中表現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的同時商品經濟也有一定發展；西方的思想、科技傳入的同時，中國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變化；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被奴役、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第二篇：中國近現代史基礎知識專題(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中國近現代史基礎知識專題

（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一、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變化

1、第一階段（1840年至19世紀60年代）

本階段是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社會兩大矛盾互相轉化，更迭地起主導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居主導地位；后是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中國人民大眾的矛盾占主導地位。

1840年前后，歐美資本主義迅速崛起，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而當時中國在清朝的統治下，處于封建社會的末期，政治腐敗，經濟衰落，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為擴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場，英國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打開中國的大門，英國的殖民擴張要求和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政策，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戰前，這種矛盾集中在鴉片問題上。因此，圍繞鴉片問題上的矛盾和沖突，直接引發了戰爭的爆發。而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蓄謀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則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戰爭是以清政府的失敗宣告結束的。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的領土主權、領海主權、司法主權、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開始喪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利用侵略特權，逐漸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所以，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由原來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進入民主革命時期，中國人民肩負著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鴉片戰爭以后，英法不滿足于既得利益，為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擴大侵華權益，制造借口，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這是鴉片戰爭的繼續，故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僅沒有解決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太平天國運動由此爆發。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為完成戰爭賠款，加緊搜刮人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也乘機勒索盤剝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因此，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國內的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暫時緩和下來，退居于從屬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國運動主要打擊的目標是清政府。

2、在第二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1901年）

本階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經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雙重打擊，清政府調整了統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鎮壓人民革命。實行兩項舉措：

一、設立總理衙門，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務運動，以求“自強”。但好景不長，“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初步形成，中國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強通過總理衙門的設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向帝國主義過渡，它們加緊了對中國鄰邦和邊疆地區的侵略，造成了中國的邊疆危機。80年代，法國占有越南，簽訂《中法新約》。90年代，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完成，同時加強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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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強強占以重要港口為中心的“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在瓜分狂潮中遲來一步的美國，為自己的長遠利益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強侵略的步步加劇，并不斷地提出新的特權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現了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頑固派支持、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列強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此時的清政府已喪失抵抗能力，“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在這一階段，清政府與列強的關系經歷了“和好”到再對抗，最后完全投降的過程。

面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應。廣大愛國官兵為捍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尊嚴，前赴后繼，奮起抵抗。在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涌現出不少的民族英雄。為維護清朝的統治，地主階級的洋務派，試圖“師夷長技以自強”，推行洋務運動。19世紀末，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把學習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結合起來，推動維新思潮發展為愛國救亡運動。此時，光緒帝出于奪取最高權力和不作“亡國之君”的意圖，啟用維新派實行變法。“百日維新”剛結束，作為民族矛盾總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在山東揭開了序幕。“扶清滅洋”的口號，既集中體現了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及階級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的激化。帝國主義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采取先“撫”后“剿”，義和團運動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以上事實從不同角度說明，在第二階段，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外國資本主義（以后發展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社會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確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華政策的制定，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國社會的發展，清政府的對策和人民的探索、抗爭，諸種因素合力的結局。

3、第三階段（20世紀初到1919年）

本階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化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統治集團和北洋軍閥統治的矛盾上。

《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成為依靠帝國主義、維護封建統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國主義也調整了侵略政策，“以華治華”，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軍事侵略轉變為較“溫和”、隱蔽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侵略。與此同時，清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如海關、常關和鹽稅），都成了賠款的擔保，國家財政日益困難，于是更加緊了對人民的搜刮。因此，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這就使得人民大眾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導地位。這種高漲的反清情緒，把資產階級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臺。20世紀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廣泛傳播的基礎上，各地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紛紛建立，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隨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綱領，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為己任。同盟會一方面開展與保皇派的論戰，一方面組織、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把斗爭矛頭直接對準清政府，促進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為應付嚴重的國內危機，遏制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但結果適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統治基礎，引發了革命大風暴的來臨。此時，立憲派在四川組織保路運動。革命派利用保路運動創造的有利時期，發動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的成功，成為向清朝封建統治總攻擊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朝統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實告訴我們：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兩大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政府的對立和抗爭上。

辛亥革命只是趕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的官僚統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貴族的專制統治。從此，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的統治時期。北洋軍閥的統治暗無天日，對外出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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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主權，對內專制獨裁，人民怨聲載道。帝國主義又先后以袁世凱、段祺瑞作為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這時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其斗爭的焦點是共和與反共和、真共和與假共和的斗爭。這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繼續較量。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維護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則是稍后的新文化運動。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變化

1、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和國民大革命時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時期（從1919年5月至1923年底），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運動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綱領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帝國主義分贓會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懾于全國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的聲威和壓力，北洋軍閥政府被迫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職務，沒有在“和約”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重要目標。華盛頓會議通過的《九國公約》，沿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中國的盟的。這樣，中國又回到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中國各派軍閥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引發多次大規模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中國政局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嚴酷的現實使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真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的革命。根據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簡言之，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可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身上，而帝國主義則是它的總后臺，是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北伐戰爭時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國仍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現為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中國有所發展的民族工業，重新受到列強的壓制。在帝國主義策動下，軍閥混戰繼續擴大，戰火彌漫全國大多數省份。“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愿望。在這種形勢下，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勃然興起。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針對社會問題明確提出：對內要打倒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對外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國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戰爭，同樣以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為目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反帝斗爭的新高潮。“三·一八”慘案，表明段祺瑞執政府與帝國主義公開勾結，鎮壓人民。北伐的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三個軍閥。它的勝利進軍，打擊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礎。帝國主義公開干涉中國革命，先后制造“萬縣慘案”、“一·三慘案”和“南京慘案”。中國人民給予堅決回擊，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可見，在北伐戰爭時期，盡管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北洋軍閥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但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也是社會主要矛盾之一。當時在民主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特別是爭奪軍隊領導權的斗爭異常尖銳；在中共黨內正確路線與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亦十分激烈。但它們受制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階段，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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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益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但從1931年至1937年，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敗后，出現了國共政權對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標志著國民黨***統治的建立，國民黨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的統治。改組后的國民政府繼續北伐。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統一，北洋軍閥最后退出了歷史舞臺。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內殘酷壓迫、剝削人民，對外依附于美、英帝國主義。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旗幟，進入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時期。“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錯誤，確定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則是這一時期的開始，為創建人民軍隊、中國革命從城市轉入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揭開了序幕。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革命找到勝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國先后建立了十幾塊根據地。1931年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頒布《憲法大綱》維護工農利益。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四次反革命“圍剿”，紅軍力量不斷壯大。在這個時期，盡管國民黨新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混戰連年；共產黨內部路線斗爭激烈，特別是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但這些都是局部范圍內的矛盾和斗爭，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不占主導地位的次要矛盾。

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日本帝國主義趁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紅軍之機，加快侵華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一·二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日民族矛盾開始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時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抗日宣言，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華北事變之后，民族危機加重，中共變“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領導“一二·九”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促進中華民族的新覺醒，在全國范圍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西安事變，是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條件下爆發的。它的和平解決使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揭開了國共兩黨從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這些事實表明，當時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著國內的階級矛盾、國共兩黨的關系。

3、在第三階段，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動員、組織全民族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內容和中心任務。

在民族危機千鈞一發之際，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在中共的倡導和努力下，工農紅軍得以改編，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被承認，國共兩黨再次實現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為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發動人民戰爭，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共召開洛川會議，制定全面抗戰路線，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向全國人民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道路。為鞏固根據地和爭取抗戰勝利，中共制定了各項政策，順利渡過難關。如實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加強各階層人民的團結；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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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策，既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對于國民黨頑固派，中共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堅持團結、進步和抗日的方針，既予以回擊，又維護統一戰線。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肆進攻，直接威脅著南京政權的生死存亡，國民政府才發表自衛宣言，表示抗戰，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先后組織了四次大會戰。也由于受日本帝國主義誘降政策的影響，在武漢失守以后，蔣介石集團雖然繼續抗戰，卻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其反共的傾向日益增長。由于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和發展，這就決定了蔣介石集團政治態度的兩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棄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與之關系徹底破裂。總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的關系以及其他各種矛盾。

4、在第四階段，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強國，積極推行全球戰略，妄圖統治世界。為控制中國，實行扶蔣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因此，隨著抗戰的勝利，國內的階級矛盾迅速上升，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一直貫穿于這一時期的始終。這一時期的基本內容和階段特征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打著“和平建國”的旗號，堅持獨裁、發動內戰，妄圖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打退國民黨的進攻，發動了戰略反攻和戰略決戰，并開展土地革命，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后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

二、中國近代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除原有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外，又產生了無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北洋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和在中國從事傳教、工商業等活動的外國資產階級。階級結構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1、農民階級翻身作主

英國的大炮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顯示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侵的決心，太平天國運動把幾千年的農民運動推向最高峰，義和團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實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區農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

2、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鴉片戰爭后（40-50年代）外國資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區經營的船舶修造廠中雇傭的中國工人是最早的產業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而言雖處于胚胎狀態，卻顯示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從表面上看19世紀60年代起在洋務派興辦的軍民企業中又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創辦的確近代工業中也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中國無產階級早于民族資產階級產生，從產生之日起就對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展開了英勇斗爭，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等自發性的經濟斗爭。1919年五四運動后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獨立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并在本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了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3、民族資產階級未完成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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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近代民族工業的出現，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產生。馮桂芬、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張是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先驅。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康有為等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等上歷史舞臺。變法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兩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政治代表孫中山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實業救國”成為當時并存的兩大思潮；但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歷史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摧殘、壓迫而步履維艱，新中國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贖買政策，開始為社會主義建設做應有的貢獻。

4、買辦資產階級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鴉片戰爭后，外國商行開始直接雇傭一批中國人為其服務，這些人組成買辦階層。其生存發展完全依附于外國資產階級，是外國資產階級侵略中國的工具。像袁世凱、蔣介石這些大買辦還出賣國家主權，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而買辦資產階級又是近代較早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人。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完成該階級退出歷史舞臺。

5、北洋軍閥張牙舞爪

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一支特殊的軍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凱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為基礎、通過籠絡親信、培植黨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事集團。1912年袁世凱建立地主、買辦聯合政權后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反對。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各派軍閥為爭權奪利不斷混戰給人民帶來空前災難。1928年奉系政府垮臺，從而結束了16年的北洋軍閥統治。繼之而起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同樣給人民帶來災難。

6、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黑暗

1927年蔣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政治上獨裁、經濟上搜刮，對內不斷挑起內戰，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官僚資產階級在大陸的統治被推翻。

7、外國資產階級得逞一時

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在租界內開銀行辦工廠、走私販毒的同時又設教堂、辦報紙進行文化侵略，還藏污納垢、干涉中國內政，成為生長在中國肌體上的毒瘤。英國等侵略者在“領事裁判權”外衣的庇護下產生了一批“治外法權化”人員。如赫德控制中國海關達48年，各海關稅務司的洋人雇員、華人雇員觸犯法律，在傳訊之前要得到洋人稅務司的認可，中國海關成為總稅務司統轄下的獨立王國；洋教勢力以暴力和條約為后盾進入中國后，在圣潔面紗的掩蓋下一方面開辦學校、醫院傳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產、欺壓農商，包攬詞訟。為害鄉里，還收集情報充當侵略者的馬前卒。隨著洋教的傳播和教徒的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一個以上帝為核心的新階層，沖擊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

8、地主階級分化瓦解最后被消滅

英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也驚醒了林則徐、魏源等地主階級愛國分子，他們反對清政府的閉目塞聽，要求重新認識世界，去“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從洋務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會新思潮的激蕩下康有為等維新派走向封建主義的對立面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

中國近現代史基礎知識專題

（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在統治階級內以光緒帝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的斗爭說明統治危機的來臨；20世紀初年立憲派的主張被清政府愚弄后，內部分化，有的人轉向革命，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地主階級銷聲匿跡。

總之，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各個階級和各個政治力量分化組合、相互斗爭的歷史，其復雜變化的影響集中表現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的同時商品經濟也有一定發展；西方的思想、科技傳入的同時，中國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變化；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被奴役、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史基礎知識專題(十)·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和階級結構的變化

一、中國近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演變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變化

1、第一階段（1840年至19世紀60年代）

本階段是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社會兩大矛盾互相轉化，更迭地起主導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居主導地位；后是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中國人民大眾的矛盾占主導地位。

1840年前后，歐美資本主義迅速崛起，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而當時中國在清朝的統治下，處于封建社會的末期，政治腐敗，經濟衰落，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為擴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場，英國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打開中國的大門，英國的殖民擴張要求和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政策，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戰前，這種矛盾集中在鴉片問題上。因此，圍繞鴉片問題上的矛盾和沖突，直接引發了戰爭的爆發。而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蓄謀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則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戰爭是以清政府的失敗宣告結束的。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的領土主權、領海主權、司法主權、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開始喪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利用侵略特權，逐漸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所以，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由原來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進入民主革命時期，中國人民肩負著反對外國侵略、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鴉片戰爭以后，英法不滿足于既得利益，為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擴大侵華權益，制造借口，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這是鴉片戰爭的繼續，故稱之為“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僅沒有解決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太平天國運動由此爆發。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為完成戰爭賠款，加緊搜刮人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也乘機勒索盤剝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因此，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國內的階級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暫時緩和下來，退居于從屬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國運動主要打擊的目標是清政府。

2、在第二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1901年）

本階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經過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雙重打擊，清政府調整了統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鎮壓人民革命。實行兩項舉措：

一、設立總理衙門，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務運動，以求“自強”。但好景不長，“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初步形成，中國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強通過總理衙門的設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向帝國主義過渡，它們加緊了對中國鄰邦和邊疆地區的侵略，造成了中國的邊疆危機。80年代，法國占有越南，簽訂《中法新約》。90年代，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完成，同時加強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列強強占以重要港口為中心的“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在瓜分狂潮中遲來一步的美國，為自己的長遠利益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強侵略的步步加劇，并不斷地提出新的特權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現了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頑固派支持、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列強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此時的清政府已喪失抵抗能力，“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在這一階段，清政府與列強的關系經歷了“和好”到再對抗，最后完全投降的過程。

面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應。廣大愛國官兵為捍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尊嚴，前赴后繼，奮起抵抗。在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中，涌現出不少的民族英雄。為維護清朝的統治，地主階級的洋務派，試圖“師夷長技以自強”，推行洋務運動。19世紀末，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把學習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結合起來，推動維新思潮發展為愛國救亡運動。此時，光緒帝出于奪取最高權力和不作“亡國之君”的意圖，啟用維新派實行變法。“百日維新”剛結束，作為民族矛盾總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在山東揭開了序幕。“扶清滅洋”的口號，既集中體現了農民階級的革命性及階級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矛盾的激化。帝國主義組成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采取先“撫”后“剿”，義和團運動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

以上事實從不同角度說明，在第二階段，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時期，外國資本主義（以后發展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社會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完全形成、確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侵華政策的制定，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國社會的發展，清政府的對策和人民的探索、抗爭，諸種因素合力的結局。

3、第三階段（20世紀初到1919年）

本階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化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統治集團和北洋軍閥統治的矛盾上。

《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成為依靠帝國主義、維護封建統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國主義也調整了侵略政策，“以華治華”，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軍事侵略轉變為較“溫和”、隱蔽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侵略。與此同時，清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如海關、常關和鹽稅），都成了賠款的擔保，國家財政日益困難，于是更加緊了對人民的搜刮。因此，國內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這就使得人民大眾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導地位。這種高漲的反清情緒，把資產階級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臺。20世紀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廣泛傳播的基礎上，各地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紛紛建立，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隨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同盟會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綱領，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為己任。同盟會一方面開展與保皇派的論戰，一方面組織、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把斗爭矛頭直接對準清政府，促進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為應付嚴重的國內危機，遏制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但結果適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統治基礎，引發了革命大風暴的來臨。此時，立憲派在四川組織保路運動。革命派利用保路運動創造的有利時期，發動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的成功，成為向清朝封建統治總攻擊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勝利，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朝統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實告訴我們：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兩大矛盾，集中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同清朝政府的對立和抗爭上。

辛亥革命只是趕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的官僚統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貴族的專制統治。從此，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的統治時期。北洋軍閥的統治暗無天日，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對內專制獨裁，人民怨聲載道。帝國主義又先后以袁世凱、段祺瑞作為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這時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其斗爭的焦點是共和與反共和、真共和與假共和的斗爭。這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繼續較量。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維護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反對北洋軍閥的統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則是稍后的新文化運動。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變化

1、第一階段，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和國民大革命時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時期（從1919年5月至1923年底），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運動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綱領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帝國主義分贓會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懾于全國規模的群眾愛國運動的聲威和壓力，北洋軍閥政府被迫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職務，沒有在“和約”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列強爭奪的重要目標。華盛頓會議通過的《九國公約》，沿用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中國的盟的。這樣，中國又回到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中國各派軍閥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引發多次大規模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中國政局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嚴酷的現實使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真分析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指出，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的革命。根據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簡言之，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可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身上，而帝國主義則是它的總后臺，是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北伐戰爭時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國仍處于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現為北洋軍閥統治集團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中國有所發展的民族工業，重新受到列強的壓制。在帝國主義策動下，軍閥混戰繼續擴大，戰火彌漫全國大多數省份。“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愿望。在這種形勢下，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勃然興起。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針對社會問題明確提出：對內要打倒軍閥，召開國民會議；對外要“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國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戰爭，同樣以打倒帝國主義，推翻軍閥統治，統一中國為目的。五卅運動，掀起了反帝斗爭的新高潮。“三·一八”慘案，表明段祺瑞執政府與帝國主義公開勾結，鎮壓人民。北伐的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孫傳芳和張作霖三個軍閥。它的勝利進軍，打擊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礎。帝國主義公開干涉中國革命，先后制造“萬縣慘案”、“一·三慘案”和“南京慘案”。中國人民給予堅決回擊，收回了漢口、九江英租界。可見，在北伐戰爭時期，盡管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北洋軍閥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但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銳，也是社會主要矛盾之一。當時在民主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特別是爭奪軍隊領導權的斗爭異常尖銳；在中共黨內正確路線與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亦十分激烈。但它們受制于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北洋軍閥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階段，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但從1931年至1937年，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敗后，出現了國共政權對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標志著國民黨***統治的建立，國民黨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的統治。改組后的國民政府繼續北伐。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統一，北洋軍閥最后退出了歷史舞臺。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內殘酷壓迫、剝削人民，對外依附于美、英帝國主義。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旗幟，進入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時期。“八七”會議糾正了右傾錯誤，確定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則是這一時期的開始，為創建人民軍隊、中國革命從城市轉入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揭開了序幕。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上為中國革命找到勝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國先后建立了十幾塊根據地。1931年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頒布《憲法大綱》維護工農利益。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四次反革命“圍剿”，紅軍力量不斷壯大。在這個時期，盡管國民黨新軍閥內部矛盾重重，混戰連年；共產黨內部路線斗爭激烈，特別是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但這些都是局部范圍內的矛盾和斗爭，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不占主導地位的次要矛盾。

為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日本帝國主義趁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紅軍之機，加快侵華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一·二八”事變，建立偽滿洲國。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日民族矛盾開始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當時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抗日宣言，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華北事變之后，民族危機加重，中共變“抗日反蔣”為“逼蔣抗日”；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領導“一二·九”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促進中華民族的新覺醒，在全國范圍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西安事變，是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條件下爆發的。它的和平解決使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揭開了國共兩黨從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這些事實表明，當時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社會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著國內的階級矛盾、國共兩黨的關系。

3、在第三階段，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動員、組織全民族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內容和中心任務。

在民族危機千鈞一發之際，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在中共的倡導和努力下，工農紅軍得以改編，共產黨的合法地位被承認，國共兩黨再次實現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開始。為動員全民族一切力量，發動人民戰爭，爭取抗戰的勝利，中共召開洛川會議，制定全面抗戰路線，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向全國人民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道路。為鞏固根據地和爭取抗戰勝利，中共制定了各項政策，順利渡過難關。如實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加強各階層人民的團結；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也有利于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對于國民黨頑固派，中共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堅持團結、進步和抗日的方針，既予以回擊，又維護統一戰線。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肆進攻，直接威脅著南京政權的生死存亡，國民政府才發表自衛宣言，表示抗戰，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先后組織了四次大會戰。也由于受日本帝國主義誘降政策的影響，在武漢失守以后，蔣介石集團雖然繼續抗戰，卻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其反共的傾向日益增長。由于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方針沒有改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日益壯大和發展，這就決定了蔣介石集團政治態度的兩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棄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與之關系徹底破裂。總之，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制約和影響了國共兩黨的關系以及其他各種矛盾。

4、在第四階段，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強國，積極推行全球戰略，妄圖統治世界。為控制中國，實行扶蔣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因此，隨著抗戰的勝利，國內的階級矛盾迅速上升，中國人民同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的矛盾，開始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一直貫穿于這一時期的始終。這一時期的基本內容和階段特征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打著“和平建國”的旗號，堅持獨裁、發動內戰，妄圖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打退國民黨的進攻，發動了戰略反攻和戰略決戰，并開展土地革命，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最后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解放了全中國。

二、中國近代階級結構的變化和影響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除原有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外，又產生了無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階級、北洋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和在中國從事傳教、工商業等活動的外國資產階級。階級結構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1、農民階級翻身作主

英國的大炮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顯示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侵的決心，太平天國運動把幾千年的農民運動推向最高峰，義和團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實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區農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經濟上翻了身。

2、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鴉片戰爭后（40-50年代）外國資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區經營的船舶修造廠中雇傭的中國工人是最早的產業工人。作為一個階級而言雖處于胚胎狀態，卻顯示了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從表面上看19世紀60年代起在洋務派興辦的軍民企業中又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創辦的確近代工業中也產生了一批產業工人。中國無產階級早于民族資產階級產生，從產生之日起就對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展開了英勇斗爭，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等自發性的經濟斗爭。1919年五四運動后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覺的獨立的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并在本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了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歷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3、民族資產階級未完成歷史使命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近代民族工業的出現，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產生。馮桂芬、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張是康有為維新思想的先驅。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康有為等發動的維新變法運動，使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等上歷史舞臺。變法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改良道路在中國行不通，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兩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政治代表孫中山發動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實業救國”成為當時并存的兩大思潮；但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歷史使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摧殘、壓迫而步履維艱，新中國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贖買政策，開始為社會主義建設做應有的貢獻。

4、買辦資產階級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鴉片戰爭后，外國商行開始直接雇傭一批中國人為其服務，這些人組成買辦階層。其生存發展完全依附于外國資產階級，是外國資產階級侵略中國的工具。像袁世凱、蔣介石這些大買辦還出賣國家主權，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而買辦資產階級又是近代較早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人。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完成該階級退出歷史舞臺。

5、北洋軍閥張牙舞爪

北洋軍閥是中國近代一支特殊的軍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凱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為基礎、通過籠絡親信、培植黨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軍事集團。1912年袁世凱建立地主、買辦聯合政權后對內壓迫人民、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反對。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各派軍閥為爭權奪利不斷混戰給人民帶來空前災難。1928年奉系政府垮臺，從而結束了16年的北洋軍閥統治。繼之而起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同樣給人民帶來災難。

6、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黑暗

1927年蔣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后，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政治上獨裁、經濟上搜刮，對內不斷挑起內戰，對外出賣國家主權，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官僚資產階級在大陸的統治被推翻。

7、外國資產階級得逞一時

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在租界內開銀行辦工廠、走私販毒的同時又設教堂、辦報紙進行文化侵略，還藏污納垢、干涉中國內政，成為生長在中國肌體上的毒瘤。英國等侵略者在“領事裁判權”外衣的庇護下產生了一批“治外法權化”人員。如赫德控制中國海關達48年，各海關稅務司的洋人雇員、華人雇員觸犯法律，在傳訊之前要得到洋人稅務司的認可，中國海關成為總稅務司統轄下的獨立王國；洋教勢力以暴力和條約為后盾進入中國后，在圣潔面紗的掩蓋下一方面開辦學校、醫院傳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產、欺壓農商，包攬詞訟。為害鄉里，還收集情報充當侵略者的馬前卒。隨著洋教的傳播和教徒的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一個以上帝為核心的新階層，沖擊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

8、地主階級分化瓦解最后被消滅

英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同時，也驚醒了林則徐、魏源等地主階級愛國分子，他們反對清政府的閉目塞聽，要求重新認識世界，去“師夷長技以制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統治階級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國藩為代表的洋務派，從洋務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會新思潮的激蕩下康有為等維新派走向封建主義的對立面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在統治階級內以光緒帝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的斗爭說明統治危機的來臨；20世紀初年立憲派的主張被清政府愚弄后，內部分化，有的人轉向革命，統治集團內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運動徹底廢除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剝削土地制度，地主階級銷聲匿跡。

總之，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各個階級和各個政治力量分化組合、相互斗爭的歷史，其復雜變化的影響集中表現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的同時商品經濟也有一定發展；西方的思想、科技傳入的同時，中國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變化；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結束被奴役、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第四篇：淺談中國近代性工作者職業變化

淺談中國近代性工作者職業變化

【摘要】娼妓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文化現象，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婚姻制度、道德倫理以及種種約束人類行為的社會規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它又是這些制度和規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前提，并不是對或錯就能簡單判斷的。

【關鍵詞】 地位 利益 合法化

性工作者，俗稱妓女，一直以來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備受關注，同時作為不被我國法律承認的邊緣群體，其從業者往往備受爭議，不被社會大統所認識和接受。但是，娼妓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文化現象，它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婚姻制度、道德倫理以及種種約束人類行為的社會規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它又是這些制度和規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前提，并不是對或錯就能簡單判斷的。本文在此就對我國近代以來的妓女職業變化做簡要研究。

1.妓女的起源。

說法很多，但據現最近的說法是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時代，齊國管仲之設女閭，即其始作俑者。《戰國策》二卷“東周”引周文君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按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則一閭為二十五家。管仲設女閭七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管仲設女閭，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我國娼妓制度，既自“女閭”開其端，自此以后，無代無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后，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約分家妓、公妓兩種。長安都城中有所謂“北里”、“平康里”輿“教坊”者，即為當日風流淵蔽。娼妓后來之走向繁盛，是在唐宋兩朝，至明代中晚期更達到它的巔峰狀態。

2.鴉片戰爭以來妓女的轉變。

古代娼妓又稱青樓女子、風塵女子，她們大多數屬于奴隸身份。多是罪犯、罪犯家屬、販賣人口或戰俘，她們是不能獲得報酬的。由于她們完全沒有人身自由，除了極少部分外，沒有改變身份的任何可能，而且由于古代提供性服務的人群多提供舞蹈表演、吹拉彈唱、詩詞歌賦等內容，因此娼妓在古代的文化發展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許多文學作品是在妓院（古稱青樓、勾欄）中產生的。但鴉片戰爭以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無路的婦女被迫賣淫，而由于列強入侵，租界成為藏污納垢之地，更是對賣淫起著示范和保護作用，而據民國六七年年對北平地區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妓院就達到406家，從事這一行業的有3880人之多。而至此，妓女的性質也由古代的才藝表演和肉體交易并存轉變為肉體交易為主才藝表演只是用于助興的輔助工具，賣淫成為她們用以保命以及生存的不得已手段。而她們的社會地位更是愈見低下，直至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慘無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對無辜的中國同胞展開屠殺，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先后被逼迫為日軍的性奴隸，她們的生活豬狗不如，常常吃不飽，穿不

暖，每天要供十幾個、甚至二三十個日本官兵泄欲。她們被摧殘得不似人樣，有的慰安婦由于多次墮胎造成終身不孕，而且常常被輪奸后再被殺害，此外在中國文革時期，幸存的慰安婦往往受到嚴重的歧視和相當程度的迫害和侮辱。

解放之后，毛澤東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掃黃打黑”運動，通過查封妓院、懲治鴇頭和改造妓女等措施取締了娼妓制度。到1957年，賣淫嫖娼活動基本禁絕。但從70年代末即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由于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暗娼的賣淫活動在中國重新出現，尤其在開放城市和沿海地區更呈現出蔓延擴展的趨勢。

3.性工作者是否應該合法化。

目前這個問題眾說紛紜，但是我們的觀點是應該合法化進行管制，性產業的出現，是社會上各個利益合力使然，無法從根本上取締消亡，如果僅從價值進行簡單的趕盡殺絕，只會使得這些高危群體轉入地下，使得艾滋病的防衛工作舉步維艱。而承認合法化以后，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的對娼妓業進行整頓和管理，維護妓女本身的利益，維護其人身安全，同時也是維護更多婦女的利益。

【參考文獻】

《中國娼妓史》王書奴上海三聯書店ISBN：7-5426-0024-9

《近代中國娼妓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02-02052-1

《中國近代妓女史》邵雍編黃艷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ISBN： 9787208056329

第五篇：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

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

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教師有必要向學生闡述清楚。即:“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轉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理由有二,一是能正確解題。如這樣一道考試題“: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是:A.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B.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C.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D.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矛盾。”其正確答案為B項,結果多數學生都選A。如果講明是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這道題的正確率會大大提高。

二是依據現行各種版本的中學教材,無論是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還是國共十年內戰或抗日戰爭時期都涉及了不同時期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這就決定著我們必須講清楚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的變化,否則學生則很難理解不同時期的歷史階段特征。

那么,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是怎樣變化的呢?

1)1840～1901年(除1840～1851、1851～1856、1860～1864年外)和1935～1945年間,隨著列強侵略的深入,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在中國社會起決定性作用,也可以說是最主要矛盾。

①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這一時期(除1840～1856、1860～1864年外),列強的侵華政策是要瓜分、滅亡中國,具體表現為:軍事上,先后發動五次侵華戰爭,即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經濟上,逐步把中國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中國變為列強的原料掠奪地和商品、資本輸出地;政治上,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列強獲得種種特權,如割地、賠款、開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特權,如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掠奪路礦、設廠權等,甚至在19世紀末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樣,中國社會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外民族矛盾不斷激化,中國人民先后進行了多次反對外來侵略的斗爭,如三元里人民抗英、義和團運動等,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表現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這一民族矛盾。

②1935～1945年間,日本侵華戰爭不斷升級,1935年華北事變使得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標志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直至1945年中國人民抗戰勝利。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它是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的一個具體體現。

2)1840～1851、1851～1856、1860～1864年間和1901～1949年間,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與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

①1840～1851年鴉片戰爭后。一方面,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程度還不是很深,廣大人民感受更多的是以增加賦稅為表現形式的封建主義的壓迫,而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另一方面,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范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南的東南沿海地區。因此,此時期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自然經濟受列強沖擊開始瓦解,東南沿海地區的中國人民與列強之間的矛盾比較尖銳。所以就全國范圍而言,此時期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

②1840～1856年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前半期。太平天國運動是以推翻清統治,建立農民階級的大同社會為主要目的,矛頭直指清政府。因此,這一時期,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依然是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具體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③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尤其是在《北京條約》簽訂后,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因此,1860～1864年,階級矛盾再次上升為最主要的矛盾。

④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表明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由直接瓜分、滅亡中國轉變為以華治華,具體表現為首先扶植清政府,此后又先后扶植北洋軍閥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這表明中國政府已經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因此,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出現了匯流的趨勢,但主要表現為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這一階級矛盾,只是不同時期其具體表現不同:辛亥革命時期表現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君主專制之間的矛盾;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表現為中國人民與北洋軍閥統治之間的矛盾;國共十年對峙時期的1927～1935年間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表現為國共矛盾。

綜上所述,首先要明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其次,從理論上來講,民族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最主要矛盾。但在分析原因的過程中,要運用主次矛盾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即在不同歷史階段,矛盾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只有一種矛盾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即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民族矛盾并不始終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最主要矛盾,而是隨著列強侵華政策的變化和中外反動勢力的勾結,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間不斷變化。

(作者單位:河北省霸州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