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的變遷野人是人嗎——兼議法律關系的主體與客體

野人是人嗎——兼議法律關系的主體與客體的變遷

摘要：當各大新聞媒體陸續報道發現“野人”蹤跡時，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們不禁要問：“‘野人’是人嗎?‘野人’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呢”?當然，筆者在文中試圖重新構建人之所以成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原因或者說是理論，抑或是是說是重新構建要成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條件來回答法律人的以上問題。但是，在重構法律關系主體成立條件理論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對原有法律關系的主體和客體的范圍重新“洗牌”。所以，在對法律關系客體的范圍的“洗牌”時，筆者將以“人能否被拋棄?”作為起點附帶初步探討人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問題。

引言——發現“野人”的蹤跡的報道，引起理論的困惑

當我們在因特網上的搜索引擎上輸入“野人”兩個字的話，那么排列在網上前端的肯定是關于發現“野人”的報道，有國內的報道，也有國外的報道。剔除這些報道中的虛假成分，法律人會有這樣的疑問：“‘野人’是人嗎?‘野人’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嗎”?實際上，法律人的這一個問題可以分解為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話，那么是否因為他們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對他們進行對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話，那么，我們是否也會因為他們的特殊性而使他們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呢?

對于分解過后的兩個問題的回答，筆者認為，第一個問題應該是不難回答的，爭議也應該不會太大的。但對于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筆者就認為我們就不能夠草率地回答了，因為它包含了一個新的，但也是十分復雜的法理學問題——某些特殊物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呢?

筆者認為，這一個問題我們暫時還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們可以逆流而上追問這樣一個問題“承認某些特殊物可以成為法律關系主體會有什么意義呢”?法律人也許對于這樣一句話不會太陌生“主體是權利義務之所屬，客體是權利義務之所附，法律事實是權利義務之所成”[1]。從這句話，我們不難看出法律關系主體范圍的變遷會給法律關系的種類帶來“革命性的沖擊”。所以，筆者希望對法律關系現有的研究理論的反思來重新構建法律關系主體成立的要件，進而探討法律關系主體與客體的變遷問題。

一、對現有的關于法律關系的理論研究的反思

眾所周知，法律關系這一概念是在德國的法理學研究中提出的，而這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這一個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鮮有學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統的研究。但是，法律關系在法理學中的地位的飛升并非在德國而是在前蘇聯，這是前蘇聯法學家的功績。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法律關系產生于德國而發展(發達)于前蘇聯。目前，國內對法律關系的研究基本處于停滯階段，對其認識的研究基本處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法律關系概念的認識

何謂“法律關系”?我國學者有以下幾種表述：

1、李步云教授認為，“法律關系是受客觀因素制約的關系”[2]。“這種客觀制約的含義主要有二：一是，法律關系是法律確認和調整社會生活關系的結果，是社會生活關系的結果，是社會生活關系的外殼，因此，任何法律關系必然要受到相應的社會生活關系原型的制約;二是，法律關系總是存在于特定的時空條件之下，特定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政治生活條件、歷史文化傳統和主導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必然對法律關系的狀況構成制約。[3]”

2、呂世倫教授認為，“法律關系是法律規范所確立的人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4]”。“法律關系具有以下三種屬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會物質性”[6]。

3、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關系是法律規范在指引人們的社會行為、調整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聯系，是社會內容和法的形式的統一”[7]。法律關系“是法律從靜態到動態的轉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態”[8]。法律關系也是法律價值得以表現和實現的形式[9]。”[10]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學者在對法律關系的概念的認識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這樣的認識：法律關系是由法律規范規定的，是受制于客觀因素(尤其是經濟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態和法律價值的表現和實現的形式。

(二)、對法律關系的產生條件的認識

1、呂世倫教授認為，“任何具體法律關系的產生，都得具備三方面的條件：首先，必須具有相應的法律規范，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須有具有權利能力的主體，這是主體方面的條件。最后，必須許具有法律事實，即現行法律規范所規定的特定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條件[11]。”

2、雖然張文顯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構成法律關系的條件，但是，他卻提出了以下標準作為檢驗一個社會關系是否是法律關系。他認為法律關系應該具備以下四個特性，即“相關性、對稱性、可逆性和雙向性[12]。”

以上兩位學者的觀點中透露了一個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關系僅僅是人際相互關系[13]。”他們認為人對物、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屬于法律關系，用張文顯教授的四個標準來檢驗的話，那就是這兩者“在實質上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隨著這幾年國內外學者對人與環境的關系的研究和認識，我們就會對傳統的環境法律關系提出質疑。比較具有典型的學者的觀點是武漢大學法學院蔡守秋教授關于環境法律關系的論述，他認為環境法律關系的范疇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而且他認為其中人與自然(環境)的法律關系是間接的法律關系，它們并不直接發生關系。看來，傳統的法律關系的產生條件是要面臨新的挑戰了，那也就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構建法律關系法律關系構成條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

從哲學上將，“主體相對于客體而言，主體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為主體，就必須具有自在、自為的屬性。自在是指主體具有不依賴于外在事物的獨立價值;自為是指主體具有能動的屬性，即認識和實現自己價值的能力[15]”。但是，這只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認為法律關系主體是法律規定的，而且從屬于其他客觀因素[16]。

而從張文顯教授在上述的檢驗是否是法律關系的四個標準中，我們可以推倒出一個結論：法律關系主體之間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兩位教授的觀點，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夠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而無論它有多“特殊”，它始終是物。但是，筆者想問這樣一個問題“植物人為什么能夠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難道他(她)們符合兩位教授的標準嗎?”此外，還有國外某些國家民法典對胎兒繼承權的承認，認為胎兒是繼承法律關系的主體。

不難看出，以上學者對人為什么能夠成為法律關系主體的認識還不是很深入的。記得在《法學家茶座》(第一輯)里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范忠信教授在談到一則關于小狗歡歡的繼承權的案子中，他認為，當前我們之所以認為植物人是法律關系主體主要是基于這樣三個理由：

1、植物人是我們人類的同類;

2、人有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3、法律規定了人是法律關系的主體而且規定了代理制度。這樣的理由讓想到了世界司法審查第一案——“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確認司法審查制度時馬歇爾大法官的如下邏輯推理：

1、憲法也是法律;

2、憲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

3、所以，一切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是無效的。這兩者相比較而言具有極其相似的特點。看來似乎我們對人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論證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邏輯的。但是，筆者不禁要問：“難道動物就沒有生存需要了嗎”?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動物怎樣行使自己權利呢”?那我還想問：“植物人、胎兒能夠行使自己的權利嗎?他們也需要由他人幫助自己才能夠行使權利啊。難道動物就不能夠有人幫助它行使權利嗎?”。實際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會呼吸的靜止的肉罷了”。看來，我們之所以規定人能夠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原因還是看在他們是我們的同類的份上。但是，這樣一來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種“物種歧視”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種歧視”呢?筆者認為并非這樣。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到社會資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貴性，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人剛剛解決溫飽問題，生活資料還很不充足。所以，人們當然不希望動物享有繼承權利了，不然他們會認為是“狗權”高于(大于)“人權”了。筆者認為，這還只是膚淺的、表面上的認識而以。實際上，筆者認為，我們此時不承認動物的繼承權是因為我國《民法通則》、《繼承法》等

相關法律中已經規定了對于無人繼承的遺產收歸國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體組織成員的，就收歸集體組織)。通過這種方式，社會資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實現了社會資源分配的“矯正的正義”。至于為何這樣做不會有“物種歧視”之嫌?筆者認為，關鍵問題是動物可以在一些場所得到看護，而且它們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們無需占有主人遺留下來的大筆生活資源。否則，就會有資源浪費的問題。

所以，筆者認為決定法律關系主體的根據是生產力，進而表現為生產資料(生存資料或者生活資料)的豐富程度。筆者認為這是唯一的能夠站得住腳的。筆者發現，目前社會上的白領階層(往往是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頗豐)喜歡過單人生活，但同時為彌補不足而飼養寵物，并把這些寵物視為家庭成員之一，他們當然希望“家庭成員”(寵物)能夠享有繼承權利(即希望它們能夠成為繼承的法律關系主體)。這樣，在他們遇到不測時，寵物也還能夠在他們留下的資源的幫助下繼續生存。

當然，正如筆者上述所言，法律關系主體取決于生產力，進而表現生產資料(生存資料或者生活資料)的豐富程度。試想，當我們社會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資源十分豐富的時候，人們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寵物成為法律關系主體時，我們的法律規定動物可以成為法律關系主體又何妨?

三、人能夠被拋棄嗎?——人能夠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嗎?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有價性，即對主體具有價值，能夠滿足主體需要。其二，法律性，即為法律所規定和調控[17]”。這也正同張文顯教授對客體的評價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拋棄呢?有人認為，當未成年人父母拋棄自己的兒女，而棄子(女)為他人所撫養時，親生父母是否有權要回子女呢?他們認為，此時被拋棄的子女可與民法上的拋棄物同等處理。所以，此時的被拋棄子女是法律關系的客體。所以，親生父母不得要求返還子女。

在這里，筆者對該觀點是不敢茍同的。因為這種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歷史發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論上，我們通說認為，父母對未成年的子女無所有權，而有的只是撫養、教育的職責。所以，我們不能以之與物權相比而處理。

其次，在歷史發展中，我們不難考察到人類是從法律關系的客體中逐步地解放出來的。在奴隸社會大量的奴隸是法律關系的客體(實際上奴隸也是人)，他們可以被任意的買賣、打殺等。到了封建社會奴隸才得到解放，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雖然此時解放出來的奴隸的地位還很低下，但是，畢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國人主要是英國當時受迫害的新教徒，他們在當時的英國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說是把人當客體的待遇)。到了近現代，在德國納粹執政時，德國納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視為法律關系的客體的法律，但實際上，卻是把人當作法律關系客體的“惡法”。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戰中的暴行。而這一切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膚之痛的國家所警惕，比如美國、德國等國家，他們在立法上關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規定為法律關系的客體是與歷史想悖的，是與歷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則，就有可能夠發生上面那些違背歷史發展立法而出現的種種悲劇。

小結

人們總是在不斷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發現自我，實現自我。所以，筆者認為，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法律關系主體范圍的逐漸擴大，某些特殊物成為法律關系主體在將來也是可能的。在這一點上，國際(公)法的主體的擴張現象也許可以為我們找到一條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歷史向前滾動車輪決不會讓人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