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3次就業高峰來臨 算上農村我國失業率高達20

第3次就業高峰來臨 算上農村我國失業率高達20% 2006-06-19 02:53:38 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 網友評論 12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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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大學生就業形勢一年難比一年

資料圖表：大學生就業開始流向小城鎮

記者 張俊才 田闊川/上海、北京報道

繼上個世紀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國企工人下崗浪潮后，第三次就業高峰已經到來。這次浪潮前鋒凸至，預計今年9月達到最高點，而且要蔓延“十一五”頭兩年。在解決就業難題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計”來形容——政府決策擲地有聲，企業充分挖掘社會責任，此外對青年“結構性失業”的心態調整，輔以專家的救治方案等等，這些措施都將是安全度過第三次就業高峰的保證。

第三次就業高峰進行時

“高校畢業生、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村轉移勞動力、下崗職工業、退役軍人??種種因素使就業剛性矛盾仍然突出，勞動力總量增加以及產能過剩、貿易摩擦等原因，即將到來的第三就業高峰形勢嚴峻，有可能超過前兩次。”5月19日，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相關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稱。

所謂“第三次就業高峰”，目前并沒有具體的起始時間表，但這個概念已經成為我國理論界的共識。國家信息中心高輝清博士對這個概念的描述是：“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就業高峰，把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算作第二次就業高峰，那么，我國經濟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導致第三次就業高峰已經到來，預計在今年9月達到最高點，而且要蔓延“十一五”頭2年。”

“兒子找工作的事讓我頭疼——大學畢業，幾段臨時工做完就沒有著落了。”5月8日，上海市虹口區陳同文在自己簡陋的居室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面色嚴峻。

53歲的陳同文現在是上海虹港駕駛員培訓基地一位教練，1981年從下放地安徽明光回滬，被分配到供銷社日用雜貨公司做裝卸工，不久，公司倒閉，待業3年后再次就業。陳師傅經歷了建國后知青返城、國企下崗兩次失業灼痛，像他這樣的境遇不在少數。

4月10日，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消息稱，今年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量將達到峰值，勞動力資源增量達1700多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數量將達到1400萬人。與前兩次就業高峰相比，形成第三次高峰的人群更集中在青年人，包括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技術人員和轉業軍人等，其解決方式也比前兩次更加多樣化。

實際失業人數到底有多少 中國社科院日前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2005年，下崗就業與社會保障成為城市居民最關心的社會問題，高失業率也成為了目前我國主要社會風險之一。

2月，國家發改委聯合其他部門共同發布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顯示，2006年，勞動力供大于求壓力進一步加大，16歲以上人口增長達到高峰，勞動力資源增量有1700多萬人。

發改委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其中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約900萬人，下崗人員460萬人和城鎮登記失業人員840萬人，按政策需在城鎮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和退役軍人約300萬人。

而今年新增的崗位遠不能滿足就業需求：如果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保持近年水平，今年可增加就業崗位800萬個左右，加上自然減員提供的就業崗位，預計今年城鎮可新增崗位僅有1100萬個。

因此，面對今年需要安排就業的2500萬人和1100萬個可新增崗位，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數量達1400萬人，這個數字比去年增加100萬人。

據中國社科院和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顯示，“十一五”期間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500萬到550萬之間。如果農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轉移1000萬勞動力，加上往年失業的人口，“十一五”期間可能有四、五千萬勞動力需要就業。因此，“十一五”的頭兩年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最快的兩年，也是就業壓力最大的兩年。

事實上，有關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情況比發改委預計的還要嚴重，“新增就業壓力大、轉移就業壓力大、再就業壓力大、總量規模壓力大”是我國就業的特點，未來一段時間就業壓力還將繼續增大。

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中國失業率大約在4.6％以內，中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員將達900萬人。農民工和大學生是中國近五年內的兩大就業團體，在謀求就業機會問題上，前者顯然比后者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從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 “目前國家公布的失業率只統計了城鎮失業情況，并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余勞動力。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燕波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另外目前的失業率統計中也沒有包括500萬下崗職工，因為下崗職工盡管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他還是企業的人，沒有和企業解除勞動合同。如果以后“下崗”和“失業”完全實現并軌，兩部分人就將合并計算，那么我們的失業率的數字就將更高。”

今年大學畢業生人數是2001年的3倍多

今年是我國高校擴招后的第三個畢業高峰年。據國家教委統計，2006年高校畢業生總量大幅增加，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比上年增加75萬人，畢業總數為2001年的3倍多。

又是一年畢業時，大學生就業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啃老族”的出現，“北漂”、“校漂”隊伍的不斷壯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日益迫切。

“今年的工作不好找，我投了12份簡歷，至今沒有任何回音。” 4月27日，復旦大學新聞系小劉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一臉沮喪，他已經經歷了近兩個多月找工作的折磨了。

“現在招聘會上要求大專以上學歷的，就有好多研究生在投簡歷，其中好多都是復旦、交大等名牌大學，研究生找工作都這么費勁，我就更著急了。”小劉說。

“我女兒今年畢業，讀的是一般大學，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4月28日，上海大眾出租車公司的司機劉師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像以前都是國家分配，不管企業好壞，總是餓不到。我女兒現在光找工作就花出去2000元了，什么面試報名費啊，服裝費啊，制作簡歷費啊等等，錢花了很多，卻一份稍微體面點的工作還沒找到。”

“大學生就業是最難的。現在下崗的人只要你肯做，不去挑三揀四，總有個工作適合你。像我現在車子不開了，我可以去做保安，去做保潔工人。現在的大學生肯做嗎？”劉師傅一臉嚴肅。5月22日，復旦大學學生服務聯合體唐曉林主任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前幾年，畢業生是賣方市場，我們等信息，學生挑單位；現在，我們要主動聯系用人單位，學生等待別人遴選。復旦今年畢業生7000多人，到目前為止，簽約率跟去年基本持平（截止5月22日，該大學畢業生簽約率達到50%以上——編者注），我們也同時引導學生擺正位置，正確擇業。”

“我感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高校畢業生太多了，不值錢了。以前的時候應聘的大學生比較少，一個崗位一般有十個八個的應聘者，現在稍微好一點的崗位就有幾十個應聘的。像我們現在招聘的研究生比較多了。”5月11日下午，上海普陀區某外資化工廠人事部門的王先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大學畢業生除了崗位難求，工資待遇也有下降的趨勢，“98年新進單位的大學生月平均工資是1500元，到了2003年，新進的本科生的工資就有1800元了，但是近兩年本科生的工資開始下降了，有些崗位工資已經降到1200塊一個月。”王先生對記者說。

職場突圍 青年人失業數量巨大

事實上，大學生找不著工作只是青年就業問題的“冰山一角”，我國每年都要面對包括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內的一個龐大的青年失業人群。

而有關青年失業的統計一直缺失，直到2005年5月，一份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 障部的《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才問世。

該調查顯示，15歲至29歲的中國青年總體失業率為9%，高于中國目前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72%失業青年長期失業（指失業一年以上）。

近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宣稱今年我國的登記失業率將控制在4.6%以內。而同時有專家分析，這個指標的準確名稱應該叫‘城鎮登記失業率’，即統計在城鎮失業的勞動者到就業部門進行登記的數量。《中國經濟周刊》在采訪中發現：目前感受到就業壓力的主要存在三類人員，即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企業下崗失業人。上海市的“4050”政策，就是專門解決后一類人員的問題，即男50歲、女40歲以上的大齡下崗失業人員，確實難以參加就業市場的競爭，由政府出工資，招這類人員做保安、交通協管、報灘、搞綠化、搞衛生，有人將此做法稱為“政府出錢買崗位”——專門安排就業困難人員。

而目前，這種“4050工程”正在擴大到“3040”階段。

另據了解，因為生育周期原因，上海市中小學出現明顯的生源不足問題，該問題引起學校合并，教師超員，分流在即的連鎖反應。產銷脫節，生產規模的張縮，造成的“假性失業”已經出現。

“年紀稍大的教師可以提前退休，那么，年青的教師怎么辦？我們學校就多余9個語文老師，怎么辦？教學水平都差不多，都不愿意下崗，怎么辦？”上海市徐匯區一中學副校長面對《中國經濟周刊》一連3個“怎么辦”。

上海的問題并非個案，據了解，我國明年下半年開始實施新的失業率統計方法，民工等階層也將被首次納入統計范圍。這將使青年失業的數據進一步擴大。

“目前，我國城鎮年約有300萬待業青年。在1300萬下崗失業人員中，青年占30%左右。青年就業形勢面臨嚴峻考驗。”6月2日，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鄧偉志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憂慮。

如何面對就業高峰

——三次高峰應對措施各有側重

與前兩次就業高峰的主因——知青返城和國企改制相比，以產能過剩為主要原因的第三次就業高峰，問題更加多元和復雜。在解決方式上，也更加靈活多樣。重塑就業觀、鼓勵創業、加快中小企業發展等等都是重要的解決之道。

第一次就業高峰 ——返城知青以“國家安排”為主

隨著前兩次危機消化基本完畢，也造就了一群最有容忍力的就業人群，他們與第三次就業高峰中的年輕人命運相關相息。

“上世紀70年代，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開始‘驚心動魄’的回家——返城。1953年，全國中小學畢業生猛增到213．4萬多人，大批畢業生無法升學，就業成了一大社會問題。先后有1700萬知識青年加入上山下鄉行列，數十萬部隊在新疆、黑龍江等地墾荒種，這是舉世無雙的壯舉。”《知青返城浪潮起落紀實》如是描述。

但該書的筆觸未能細節展現知青返城的就業苦況。

4月30日晚，記者來到上海普陀區周女士家中，今年54歲的周女士是69年下鄉的老知青。“我當時是到了安徽省六安市。去了整整10年。”周女士語調平淡，“當時，我爸爸在上海市染料公司，公司為了解決子女返城搞了一個集體企業——上海染料化工四廠，我于79年進廠工作，在醫務室里一直干到退休。”

“我們當時一起去六安下鄉的一共4個小姑娘，跟我一起下放的時候還有3個女孩，72年的時候有政策允許獨生子女可以回城了，所以她們三個在73年全都回來了。我等到79年才回城。她們3個后來都進了街道里的生產組，兩個是做包的，還有一個是做紙盒。平均工資一天也就9毛錢。”周女士有點感傷。

周女士認為，那時找工作不像現在，基本上是國家分配，都有活做。進國有企業是最好的選擇，其次是進街道辦的集體企業，而這些崗位都不容易進入，尤其是到了79年開始，大批的知青都開始返城。

“那段時候回來的，大多數人進了里弄工作，就是進街道辦生產組，做服裝、做包、做鞋、紙盒，工資是最低的。還有一種就是頂替父母退休，可以進去接班。”周女士說。5月12日晚，上海市閘北區長安大廈，老知青陸祖衍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也描述了同樣的情形：“回城的過程也是很苦的，有一些知情落在當地就回不來了，在外地有工作的就不能回來了，在外面成家了也不能回來了。”

“現在很多老知青還是希望繼續工作，但是根據他們下鄉之前的受教育情況的不同，返城之后以及現在的就業情況是不同的。下鄉以前，只有初中畢業水平的人，男的如今大多做黑貓（注：即為保安），女的要么在家沒事做，要么就是去做鐘點工、清潔工等等。如果下鄉之前是高中畢業水平的人，今天的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大多混得比較好，比如鳳凰衛視兼言論部總監曹景行。”這位曾做過吉林省琿春市計劃與經貿委經濟運行辦工業總調度長的老知青談到。

6月2日，《中國經濟周刊》從上海市民政部門了解到，當時上海知青下鄉的有109萬人，基本去了七個地方：黑龍江，吉林，安徽，江西，貴州，云南，內蒙古，69年到73年間知青下鄉是最多的，當時去吉林的有4萬多人。

“這些人因為散居，無法統計準確的在業數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離崗了。”上海市民政部辦公室一人士匆匆對付了記者的問題。

第二次就業高峰——下剛職工由“政府＋市場”解決再就業

周女士認為，她們這一代人是“比較苦、比較郁悶”的一代——很多知青返城后，又趕上了90年代的下崗。“真的像投胎似的，投錯了年代。”

像陳同文一樣，這一批失業者往往有2次失業經歷；而第三次就業高峰造成相當的家 庭“三世同堂”的職業境遇。

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資料，到今年6月底，中國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已經達到2611萬人，其中91%進入各企業自辦的“再就業中心”，依靠政府和企業發放的基本生活費維持生活，但實現再就業則困難重重。“我們老百姓吃得起苦，什么都干，輕松的工作找不到，辛苦一些的工作還是能找到”。5月1日下午3點，楊浦區邯鄲路保潔員張女士對記者說。

張女士今年51歲，是原來上海國棉19廠的下崗職工。“現在學校里紡織廠的下崗過來的保潔員挺多的。”張女士邊掃著地上的落葉邊說，“這個活以前是兩個人做，現在放假了，由我一個人做”。

“我76年參加工作的，剛剛工作的時候，廠里的待遇還可以，到了后來，紡織行業不景氣，98年的時候我們企業員工開始就下崗了。”談到下崗，張女士有些遲疑，“當時向我的這種情況很多，光我們廠當時下崗的就有3，4千人。”

張女士給記者算著帳，“上海紡織企業很多的，光上棉廠就有30幾個，還有很多針織企業等等。基本上紡織企業的大多數員工都下崗了，你說有多少人？”

“我們當時下崗是一步一步地，剛開始三十工齡還沒到的時候就叫一些人回去了，回去之后給們一些生活費，后來‘4050’政策出來，大批的人都回去了。我屬于‘大批人’里的一個。”張女士回憶當時下崗的情形。

“剛開始下崗的時候真是挺難的，單位里給很少的補貼，兩、三百元。當時找工作是很困難的，下崗的人實在太多了。政府有一個指導就業的機構，像我后來就找了保潔員這份工作，一個月700元，”張女士神色坦然，“現在我在廠里已經退休了，每個月拿退休金有1000多元。雖然也遠遠趕不上老師、公務員他們的工資，但總算過來了。”

上海市勞動保障局透露，下崗職工到便利店很多都是紡織廠的下崗職工。記者經過調查發現，目前上海市內超市的下崗職工比例超過6成，超市也成了解決下崗就業的好去處。

36歲劉先生，是原上海協昌縫紉機廠分廠的工人，2002年下崗，他是記者采訪下崗人員中最年輕的一個，屬于“3040”工程范疇。

“我們廠是集體企業編制，我于2002年2月下崗，買斷工齡，收了單位的10400元。”劉先生說：“與我一批下崗的同事，現在只有一半能找到工作。現在我的生活靠父母來維持，父母親每月退休金一共有2000多元，我老婆在國美電器賣空調，每個月700元。我的經濟來源只是有時間就在南匯拉‘黑車’。”

第三次就業高峰

——重塑就業觀是首選

上海的例子僅體現出局部的問題，目前在我國困難地區、困難行業和困難群體的就業問題更為突出，2006年全國勞動力供給增量中，約有60%是農村新增勞動力，其中絕大部分需要到城鎮尋找就業機會。

據專家介紹，解決就業要遵循規律，從企業規模結構來看，開始是幾萬人的大企業能夠提供大量崗位，隨著社會的成熟，中小企業越來越成為解決就業的中堅力量。

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經驗顯示，65%到80%的從業者在中小企業就業。“2004年我國就業率最高的是私營企業，其次是有限責任公司，第三是個體戶，它們占全部新增就業的80%。”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說明發展自由職業、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是提高就業率的出路之一，其特點是小本、微利、資本有機構成低，但抗風險能力低，承受有關部門收費罰款和攤派的能力弱。”

據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大確立了“抓大放小”方針以來,中小企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目前已占我國全部企業數的99%。中小企業為城鎮提供了75%的就業機會。即便這些企業不減員，只要不再吸納新的勞動力，就會使得整個失業人口急劇增加。

近年來，大型企業擴大就業的能力與資本的增長呈反比例的變化，勞動密集型的特征正在迅速淡化，而中小企業將成為今后吸納青年就業的一個重要渠道。

“同時，鼓勵千百萬人創業，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也是解決就業的一個重要手段。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把‘創業’看作是與‘就業’和“出國”兩大出路并行的第三條出路，在教育系統與勞動力市場的整合方面下功夫，指導開展職業見習項目。”上海政協經濟委員、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任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第三次就業高峰的“頑疾”

——結構性失業

在解決就業難題上，各方的努力可以用“千方百計”來形容——政府決策擲地有聲，企業充分挖掘社會責任，此外對青年“結構性失業”的心態調整，輔以專家的救治方案等等，這些措施將保證第三次就業高峰會安全度過。

政府全力以赴解決就業高峰問題

事實上，國家各相關部門對高校就業問題已經到了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視。

早在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千方百計擴大就業”。

《中國經濟周刊》從國家教育部獨家獲悉，6月份北京的軍博館、農展館，上海的8萬人體育場、光大會展，廣州，深圳，西安，成都，武漢等地，都將舉辦百場高校畢業生招聘會。

有就業愿望的應屆畢業生9月1日后仍未就業的，可到入學前戶籍所在城市或縣勞動保障部門辦理失業登記，按照有關規定為最低生活保障或臨時救助。

6月1日，中組部、發改委、勞動保障部及團中央等14個部委員聯合下發《關于切實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實做好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

通知要求，各省級政府有關部門最遲應在今年6月出臺具體實施意見，落實青年就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應取消落戶限制，簡化有關手續。

“依據相關精神，要把凈增就業崗位等作為對各級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比如一個市長，要發展城市，可以去搞工業項目，也可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但是如果老百姓的就業解決不好，失業率特別高，這個市長恐怕就不好當了。”煙臺煙臺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周旦對記者說。

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勞動保障部門，網上招聘活動內容要每天更新。

美國惠而浦公司亞太區人力資源副總監鄧濤先生則建議，對雇主給予培訓補貼政策，使青年培訓落到實處；政府承擔一定的培訓成本，并通過強制手段強化企業的培訓責任。

事實上，各地已經在這方面開展了各項工作，湖北省堅持統籌社會實踐和就業見習，近年來組織100家企業為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提供了10000個見習崗位，增加了大學生就業的機會和經驗值；

早在2002年，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推出了《關于在本市實施失業青年培訓見習補貼計劃的試行方案》,規定見習青年與單位不建立勞動關系,由政府給予見習者生活補貼并提供見習期間的綜合保險，對見習單位還給予必要的費用，這樣就鼓勵中小企業接納大量的失業青年。去年，北京也推行大學生實習證書等一系列措施。

揭開大學畢業生失業真相

據專家介紹，在我國本科以上學歷青年的失業主要是結構性失業。

我國從業人口中具有各類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僅占5%，而1998年工業發達國家的這一數據為26%。顯而易見，我國還需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以培養更多的高學歷、高素質勞動者。從總量上來說，我國目前還不至于會出現大學生失業。

青年中出現的大學本科以上學歷人才的失業并不是就業機會不夠造成的，而是他們的素質結構、操作技能不適應市場需求，在擇業上存在觀念認識上的問題等原因造成的。調查表明，有的大學生寧愿等待，也不愿到與自己期望差距較大的部門、單位、地方工作。

曾燕波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了不同生源大學生對于就業地區的考慮（%）。（見表二）這些數據顯示出，近年來外省市大學畢業生大量涌入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四個地區，加劇了結構性失業。這些學生在選擇就業部門時，大都定位在三資企業、國有大企業和政府機關，對于工作條件的期望值較高。

根據達倫多夫的社會沖突理論，社會沖突是隨著“準群體”轉化為“顯群體”而最終爆發的。原來的失業大學生可以說是社會沖突形成過程中的“準群體”，他們把失業主要認為是自己的原因，沒有共同的利益認知，整個群體處于一個松散的聚合狀態。

而現在，擴招后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把失業的原因集中認知為政府方面的措施不利，并且開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認識，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他們就有可能擁有共同的群體意識，逐漸形成社會沖突“顯群體”。而這正是結構性失業的突出特點。

“高校畢業生是中國就業市場潛在的最大壓力，我們的社會應該創造條件，改善就業環境，公開、平等分配就業機會，這樣才能夠、坦然面對業已沉重的就業危機。”6月12日，華東理工大學閻海峰教授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中國的一些單位，只要進去了，不犯錯誤，你就可以干到底，很多好的企業，尤其是事業單位，一個人一輩子平平安安坐在一個位置上，即使很平庸，也不會中途淘汰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王海峰博士說，“中國就業實體的崗位缺乏流動性，能上不能下，成為痼疾，這樣勢必影響年青人的進入競爭。”

有專家向記者尖銳提出：欠成熟的選拔考評機制、裙帶關系影響巨大、隱藏的社會矛盾無法消弭，這些因素可能使第三次失業風險更大。“而如果縮短工作周期，分割一部分時間給年青人，則會使創造社會的動力增加，財富效果也會好，社會矛盾也得到消化。”該專家建議說。中國經濟周刊

第二篇：關于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因素分析...范文

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調查

【論文摘要】分析了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因素給農村勞動力就業帶來的影響；同時，針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現狀，提出了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具體對策。

【論文關鍵詞】農村勞動力 轉移 流動

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連續出現兩位數增長的業績，特別是在世界經濟出現極大波動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成就，給我國農村勞力就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農村勞動力就業人數達到6．6億多，占農村勞動力就業人口的87%。但是也必須看到，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外部環境依然存在著政策封鎖、勞動力市場體系不健全，國際勞務輸出環境不理想等諸多不利因素。為此，政府決策者或參謀者應重視和考慮這些因素帶來的影響，并采取有力措施，為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創造寬松的外部環。

1、轉移服務需求分析

1.1自身方面

大多數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想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改善自身及整個家庭的經濟條件。農村的收入低，而城市的高工資率、高預期收入給他們的遷移帶來了動力。同時，遷移本身需要一定的成本，如貨幣成本、機會成本、心理成本等。

1.2 轉移者在成本與預期收益中尋找平衡點

外部原因：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工業化戰略、戶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蔡昉將其稱為“一項戰略，三駕馬車”）

1.3 束縛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發展，使農村積存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

農村改革之后，人們的束縛被減輕，新興的產業部門對勞動力也有大量需求。這樣，農村和城市就從兩個方向對勞動力轉移起著推力和拉力作用

1.4此外，那就是轉移者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轉移的勞動力一般都是他們農村中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年輕人。隨著社會的發展，城市 1

幾乎成了高水平、高質量的生活的代言詞。他們充滿著激情和夢想，城市生活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

2、保定市工商業發展對用工需求有多大

調查組對本市目前二三產業招用工市場進行了認真調查分析，用工需求主要分布為：

2.1重點建設項目用工

2007年，全市竣工項目預計需求勞動力約4600余人，隨著招商引資，項目建設的推進，對用工需求將逐年遞增；

2.2現有企業擴建擴招用工

全市民營企業發展迅猛，規模不斷擴展，隨之而來的用工需求不斷增長，對“藍領”技術工人每年需求約在2000人左右；

2.3各類商貿服務業用工

市商貿服務業發展較快，走在本市街面上，“誠招服務員”，“誠招實習生”等字樣常年，隨處可見。每年用工需求約在1000余人（如便宜坊，美味超市，泰和商貿樓的改擴建，對理貨員，營業員等需求較大）：四是各鄉村小項目用工。各鄉鎮，街村的小項目，小企業，農村自辦小門店等，大體每年需要3000人左右。

綜上，辛集市每年工商業發展增加用工崗位約在1萬個左右。調查中還了解到，這些用工需求有兩個共性：一是年齡段要求以青年為主。無論是重點建設項目的專業技能人才需求，還是商貿服務業的服務人員需求，年齡段上多集中在16至30歲的青年。二是崗位需求以專業技能人才為主，如皮革鞣制，機械加工，車床等專業技能人才（申科儀表廠表示，只要是技術工，該廠常年隨來隨收）。

3、我國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影響

3.1對遷出地的影響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沒有為農村的發展造成阻礙，反而是資源的更有效利用。在外出戶的農業生產中存在著資金對勞動的替代。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是一個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過程。返鄉農民工帶回的資金、技術、先進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然而，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對遷出地也有一些不利影響，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大量土地因缺少勞動力而被拋荒；二是育齡婦女大批外出使計劃生育變得困難；三是大量鄉村精英的轉移不利于當地經濟發展；另外，外出者會給家庭留守人員帶來情感壓力。

3.2對遷入地的影響

多位學者分析新增勞動力對遷入地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但積極評價占主導：新增勞動力一方面填補了城鎮地區結構性勞動力短缺，豐富了城鎮的行業構成和就業結構，使其產業和就業結構趨于合理；另一方面還促進了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開放，推動了城市化和現代化。總之，在宏觀環境上，不管是對遷出地還是遷入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都有較大的積極影響，也推動了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就業制度的改革，在縮小城鄉差距、建設和諧社會等發面都起了促進作用。

3.3對遷移主體的影響

遷移本來就是一個重要決策，轉移成本與收益的矛盾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實踐才能解決，但到時不管對錯，遷移都不可逆轉，否則成本更高。而且，遷移也會對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勞動技能、行為規范等方面產生多種影響，他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適應新的環境。本人認為，適度的勞動力轉移有利于我國現代化建設，但目前很多省份的農村已經出現只剩下老弱婦孺的現象，即勞動力轉移過度。這使我國本來的人口分布不均問題愈加嚴重。這種極度不均衡現象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即使有好處也只是暫時的，不會得到長足的發展。遷移者總生活在“不是家的地方”，沒有歸屬感，也不利于他們及其后代的發展。

4、我國勞動力轉移的前景

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國必然會實現向工業社會的過渡，農民也會轉向非農民，至少不會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民。但是，要實現這種轉變，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準備時間，也需要經過社會、政府多方面的努力才能達到。專家、學者為此提供了很多建議和意見，總結一下，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4.1開展農民工培訓

開展引導性素質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加強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投入，提升其軟實力，增強就業競爭力。

4.2消除體制障礙

全面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體制方面的障礙，使農村人口在就業崗位、工資待遇和福利保障上都不至受到歧視。

4.3加大農業產業化的力度

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將一、二、三產業有機結合起來，使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4.4走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的程序一般是農村農業—鄉村農業—城市非農產業。我國現階段，中小企業的吸收能力遠強于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著重發展這些中小企，才能推動我國城市化的進程。

4.5

本人認為，促進勞動力的轉出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優惠政策，吸引有知識有技術的人才到農村去激活當地經濟，將當地的剩余勞動力就地消化，把現代農業與工業結合起來才能走得更久更遠。

參考文獻：

[1]中國農民的現狀，當代中國人口；

[2]蔡承榮，農業剩余勞動力，宏觀經濟；

[3]盛來運，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2008.10；

[4]張正河、譚向勇，論中國鄉城人口遷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財經問題研究，1999年第1期，總第182期；

[5]張曉莉、李輝，從我國勞動力轉移的歷史看勞動力面臨的主要問題，實證分析，85。（作者單位：重慶大學貿易與行政學院）

第三篇：關于鼓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赴海外就業的提案

關于鼓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赴海外就業的提案

作者:海外再造中華

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形勢，我國出口出現大幅度下跌，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都減少員工雇傭數量；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導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2008年，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大概是1.3億人，據測算，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

針對上述問題，為開辟農民工新的就業渠道,我們認為國內就業問題應當“全球化”視野下考慮，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利用我國的農墾系統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帶動中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

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區開展國際農業經濟技術合作。這種國際合作能夠將我國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可以考慮把赴海外租種土地或承包工程作為一個關鍵切入點，這樣一來就有利于我國國內的剩余勞動力走向世界就業市場。

二、可以考慮由中投公司在非洲拉美地區開展大型農業開發投資，既可以引導我國農民工在海外就業，又可以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

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應該緊緊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就業難的問題，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資本和勞動力完全可以結合起來“走出去”。中投公司內部可以成立專門的負責國際農業投資開發的部門，也可以考慮成立專門的農業投資子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然后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開發。這樣一來，既可以解決部分農民工在國內無法就業的問題，將中國農民工就業的問題推向全世界；又可以開辟我國國際投資的新空間，擴大我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影響力。

三、在宣傳報道方面，建議中央電視臺和其他中央級媒體開辟專欄，全面報道中國農民在非洲拉美等國家創業的情況，同時加大海外就業方面的信息傳播力度。

我國很多農民都有出國發展的意愿，但是對海外的很多情況都不熟悉。我國媒體在報道農民工在國內創業就業信息的同時，應該大力提供海外的就業機會和創業商機。我國人口壓力很大，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創業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趨勢，這是個很重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我國媒體的宣傳報道應該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

四、對于赴海外自主擇業的農民工，有關部門應做好貸款資金支持和社會保障工作。

我們建議，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鼓勵更多農民工“走出去”同時，必須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應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應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提供意外險、醫療險等保險服務；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錢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規定出國務工參加社會保險、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繼續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最大程度減少外出務工者后顧之憂。

五、相關政府部門應做好出國培訓工作、護照辦理工作、外交服務工作。

國內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應該做好語言培訓和技術培訓等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培訓服務。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盡量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目前一個農民工要走出去，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到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很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為促進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必須要盡一切可能簡化出國手續和降低出國成本。

外交部門應該盡量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

第四篇：關于鼓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赴海外就業的提案

關于鼓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赴海外就業的提案

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形勢，我國出口出現大幅度下跌，南方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都減少員工雇傭數量；大批來自中西部省份的農民工從沿海地區返鄉，這種“倒流”現象是極不正常的，將大大減緩我國正在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導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重新擴大，使未來農業規模經營變得很困難，非常不利于我國正在進行的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農業的發展，將給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巨大的阻力。根據國家統計局日前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2008年，全國離開本鄉鎮外出就業的農民工總量大概是

1.3億人，據測算，有15.3%的農民工現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人數達2000萬。

針對上述問題，為開辟農民工新的就業渠道,我們認為國內就業問題應當“全球化”視野下考慮，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利用我國的農墾系統與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業技術合作，帶動中國農民工出國打工、種地、定居、創業。

我國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農墾系統，可以考慮將這些機構逐步改制為大型的農業公司或農業投資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區開展國際農業經濟技術合作。這種國際合作能夠將我國國內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引向國際就業市場，減緩我國國內因為農民工返鄉問題帶來的壓力，為國內出現的農民工返鄉問題提供一條新的解決方式。可以考慮把赴海外租種土地或承包工程作為一個關鍵切入點，這樣一來就有

利于我國國內的剩余勞動力走向世界就業市場。

二、可以考慮由中投公司在非洲拉美地區開展大型農業開發投資，既可以引導我國農民工在海外就業，又可以開辟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新渠道。

我們現在的國際投資戰略，應該緊緊結合當前的國內就業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就業難的問題，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就業市場，為農民工出國就業創業提供服務。資本和勞動力完全可以結合起來“走出去”。中投公司內部可以成立專門的負責國際農業投資開發的部門，也可以考慮成立專門的農業投資子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承租大片的可耕種土地，然后招聘國內的農民工去發展規模農業開發。這樣一來，既可以解決部分農民工在國內無法就業的問題，將中國農民工就業的問題推向全世界；又可以開辟我國國際投資的新空間，擴大我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影響力。

三、在宣傳報道方面，建議中央電視臺和其他中央級媒體開辟專欄，全面報道中國農民在非洲拉美等國家創業的情況，同時加大海外就業方面的信息傳播力度。

我國很多農民都有出國發展的意愿，但是對海外的很多情況都不熟悉。我國媒體在報道農民工在國內創業就業信息的同時，應該大力提供海外的就業機會和創業商機。我國人口壓力很大，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大批中國人走出國門創業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趨勢，這是個很重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我國媒體的宣傳報道應該從戰略角度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高度考察國內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就業市場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好“走出去”戰略的引導工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走向國際市場服務。

四、對于赴海外自主擇業的農民工，有關部門應做好貸款資金支持和社會保障工作。

我們建議，自籌資金不足的出國打工農民工，可申請不超過10萬元的小額擔保貸款，并由政府財政予以全額貼息，將小額信貸作為出國務工的啟動資金，鼓勵返鄉農民工借助貸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這項政策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鼓勵更多農民工“走出去”同時，必須提供必要的保險保障。應結合海外勞務輸出現狀，開發在海外推廣應用的保險產品，為外出農民提供意外險、醫療險等保險服務；建議采取“政府資助引導、商業保險運作”的方式，由政府對出國務工農民購買保險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讓農民工以更少的錢獲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導農民工積極購買保險，為農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駕護航”；規定出國務工參加社會保險、按時繳納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返鄉后可繼續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最大程度減少外出務工者后顧之憂。

五、相關政府部門應做好出國培訓工作、護照辦理工作、外交服務工作。

國內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由于經濟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對國際經濟政治知識缺乏了解，在出國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許多現實困難。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應該做好語言培訓和技術培訓等工作，為中國勞動力進入世界就業市場提供培訓服務。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盡量簡化農民工的護照辦理手續和其他出國手續。目前一個農民工要走出去，辦理包括體檢、培訓、簽證、機票等各項手續的費用，至少要花到1-2萬元，高的甚至可達3-5萬，這筆錢對很多農村勞務工人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經濟負擔。為促進更多的農民工“走出去”，必須要盡一切可能簡化出國手續和降低出國成本。

外交部門應該盡量解決農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國家的簽證問題，爭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國家給予中國“免簽證”政策或“落地簽”政策。同時要在海外使館設立專門的部門，協助解決我國農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種種困難。

第五篇：促進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戰略選擇

促進我國農民轉移就業必須城鄉統籌．改變局限于農村或

城市、非此即被解決農民轉移就業問題的思路，從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的全局出發制定農村就業戰略，采取農村外部轉移和農

村內部就業并重的方針。既要全面提高我國城市化水平，又要大 力開發農村內部消化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潛力。

1實施內部轉移戰略。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一是充分利用農業結構調整，生產適銷對路的農產品。農村消費 能力有限．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可將目標主要確定在城鎮，根據城

鎮居民需求生產，vishay電阻提供服務。二是拓寬就近就地轉移渠道。進一 步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利用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

調整，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加快發展林業、瓜菜等勞動 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對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涉及生態環境的 非耕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挖掘就業潛力，增加就業崗位，改善 農村消費環境，實現農民增收。三是利用成本低的優勢，大力發 展鄉鎮企業。要推動鄉鎮企業實現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擴大

鄉鎮企業的就業容量。同時提高企業檔次p擴大生產規模，吸納 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鄉鎮企業，就業一人，致富一家。

全面推進農業生產產業化，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空間。在現有條件下，要實現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吸納是非

常困難的。數量巨大的民工潮，給交通運輸和城市生活秩序造成 了壓力和問題。為了防止農村人口過多涌向城市，誘發城市病，就必須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充分挖掘農業內部 的就業潛力，便農業部門能繼續充當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

池作用。必須積極引導農民走農、林、牧、副、漁綜合發展的道路，大力發展名、特、優、款、稀農產品，達到以深化農業內部生產來 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目的。同時，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全面推 進農業產業化。實現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的一體化經營。通過發展農村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帶動關聯產業群的發展，將產業優勢和產品優勢轉化為農民的就業機會．拓展農民的就

業渠道。

實施“土地流轉”政策，解決轉移勞動力的后顧之憂。在穩定 現行土地承包關系的前提下，讓土地充分流轉，實行所有權、承 包權、使用權“三權分離”。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農戶，使用權 可以流轉。不僅不會改變、動搖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制度基礎，而且有利于促進農業的規模經營以及提高土地的產出效益。尤

其是使用權流轉能有效地消除進城民工的后顧之憂，對解決農

村剩余勞動力的“不徹底轉移”至關重要。因此，有關部門必須積 極探索適合該市情況的土地流轉措施。其中必須堅持的一條基

本原則就是“自愿、依法、有償”。

2其施外部轉移戰略。把增強城市承載農民遷移的能力作

為實施農村外部轉移戰略的重點。增強城市承載農民遷移的能

力，是化解城鄉長期分治積累起來的利益矛盾，避免農民轉移就 業加重“城市病”、確保城鄉雙員的關鍵所在。增強城市承載農民 遷移的能力．目的是突破兩個約束。一是城市承載流動人口能力的約束。農民無論是剛b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轉移．還是向小

城鎮轉移，客觀上都存在著一個遷移量的上限約束。從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城市承載流動人口的能力與城市規模高度正相

關，城市規模越大，對流動人口的承載力越強。例如，北京目前市 區可容納的流動人口約為300萬人，而在小城鎮，能夠承載的流

動人口一般只有萬人左右。二是城市承載流動人口融人市民社

會能力的約束。所謂流動人口融入市民社會，即流動人口在城市

定居，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獲得與當地市民平等的權利和義

務。城市承載流動人口融人市民社會的能力，誠然受以戶籍制度

為核心的城鄉分治制度的制約，但從根本上看，還受城市財政收

入、就業空間等經濟因素，城市公共設施狀況、市政管理水平以

及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能力等社會因素，以及城鄉文化彼此間的融合和認同程度的制約。

增強城市承載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力。在增強城市承載

農民遷移能力的戰略選擇上，既不能孤立發展大城市，也不能只

抓小城鎮；既不能幻想依靠一個紅頭文件就把農民工變為市民．

也不能對城里的農民間題熟視無睹，而要尋求“第三條道路”。

一是實施城市規模升級戰略．提高城市承載農村流動人口的能力。對北京、上海、廣州等現有大都市，采取都市團發展戰

略；對武漢、蘭州等省會城市和具備條件的地級市，鼓勵其發展

為中心城市；對現有的縣級市，有條件的鼓勵其發展為地級市；

再通過撤鄉并鎮，規劃建設一批10萬人以上的小城鎮。

二是實施城市布局優化戰略。把解決中西部城市發展滯后

問題作為今后加快我國城市化的戰略重點。國家在財力、物力和

相關政策上要優先支持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城市發展為中心城市

和開放城市，在中西部縣級市的基礎上規劃建設一批有活力的中等城市，panasonic電阻發揮中西部城市對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轉移就業的 帶動作用。

三是在城市規模升級和布局優化過程中推進“城鄉分治”體

制的改革。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分治”，應統一規劃、分步實施，從 戶籍制度、農民教育、就業管理以及住房、醫療和養老保障等單

項改革人手，由小城鎮向大中城市推進，都市圈外圍的衛星城市

先行改革．分階段實現國家對社會治理的城鄉并軌。w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