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來源危害分析方法及治理措施0
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來源/危害/分析方法/治理措施
摘要:畜禽養殖業是我國經濟結構中一個重要產業,在某些地區的規模化養殖業發展很快,隨著畜禽飼養數量的增加,畜禽養殖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其中,存在于養殖廢水中的抗生素,如果不加以有效地處理,會對廢水的有效處理產生不利影響。本文結合多篇文獻,對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來源、危害、分析方法及治理措施做一簡略介紹。
關鍵詞:養殖廢水 抗生素 分析方法 治理措施
1.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來源
中國是抗生素的生產和使用大國,據統計每年約有6000噸抗生素用于飼料添加劑,占全球抗生素飼料添加劑使用量的50%,此外,大量的抗生素還用于畜禽疾病的預防和治療過程。畜禽養殖業中抗生素不合理應用的現象非常普遍,75%左右的抗生素會隨動物體糞便排泄出來, 例如,綿羊口服的土霉素(Oxytetracycline, OTC)中21%通過尿液排出體外,而對于幼牛17-75%的氯四環素(Chlortetracycline, CTC)未經代謝就以母體化合物的形態被排出體外,導致畜禽養殖廢水成為自然界中抗生素污染的重要來源。其中,浙江大學孫建平[1]做的研究表明,豬場廢水中含有抗生素阿莫西林、氟苯尼考、金霉素、磺胺二甲氧等,他們通過發光細菌毒性試驗研究表明,豬場廢水中常見的幾種抗生素均有毒性。在畜禽養殖廢水中最常見的抗生素主要有以下幾種:四環素類,喹諾酮類,磺胺類,大環內酯類,氯霉素類。2.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危害
抗生素在藥物設計時主要是針對人體和動物體內的病原性致病菌,這就使其必然也對人體和環境中其他有機體產生潛在的健康威脅,包括“三致”(致癌、致畸、致突變)作用,人體對此類藥物的長期暴露,通常不會造成急性中毒,而主要是引起慢性中毒。
Sanderson等(2004)采用QSARs和現有的水生生態毒理學試驗數據,對226種抗生素的生態危害性進行了評價[2]。結果表明:1/5的抗生素被預測對藻類非常毒;16%的抗生素對大型溞極毒(EC50<0.1mg/L), 44%為非常毒(EC50<1mg/L);幾乎1/3的抗生素對魚類非常毒,而超過1/2的抗生素對魚類有毒(EC50 <10mg/L)。張勁強,董元華[3]等人對獸藥抗生素在土壤環境中的行為的研究中提出了以下幾種危害:
1)微生物
由于獸藥抗生素藥物的設計是專門用來控制動物體內的細菌;這顯然使其對細菌和環境中的其他微生物具有潛在的危險。通過對費氏弧菌的長期(24h)毒性研究表明,四環素的EC50值為0.0251mg/L,而Hamscher等在土壤表層中檢測到的四環素最高平均濃度為198.7μg/kg。顯然,在相應的環境濃度下,土壤中的四環素藥物可能對某些敏感的菌株造成影響。
2)植物
有人研究了金霉素和土霉素對生長在營養液和土壤中植物的影響作用,結果表明,在相同濃度處理下,生長在營養液中的植物更易受毒害。同時,不同植物對不同抗生素的耐受性也不相同。
3)水生生物
水體環境研究的資料表明底泥中的獸藥抗生素可能對其他生物而非靶細菌產生毒害。一般抗生素對水生無脊椎動物或魚類為中等毒性,而急性毒性研究顯示EC50值多在25 mg/L到超過500mg/L的范圍內。
4)土壤動物
日前的研究表明土霉素和泰樂菌素對土壤動物的毒性較低,效應濃度EC10值約為150 mg/kg,其顯著低于不產生影響的最高濃度(NOEC)值。Baguer等研究了土霉素和泰樂菌素對3種土壤動物(蚯蚓 ,跳蟲和線蚓)的效應。結果發現在環境相應濃度下,二者對其均無效應。最低觀察效應濃度是3000mg/kg,而大多數情況甚至在最高測試濃度5000mg/kg下也未觀察到效應。此外,土霉素等獸藥抗生素在土壤中吸附能力強并持久存在。隨糞肥施用至土壤后,在其中積累成為持久性較強的土壤污染物,對食物鏈可能造成污染。
此外,有關抗生素抗性基因(一種新的環境污染物)的研究也有所進展,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主要來源是動物養殖業帶來的畜禽糞便污染。畜禽糞便中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在土壤及地下水中遷移、傳播,并很可能將抗性質粒帶人食物鏈,最終在各個環境介質中遷移、轉化,最終使抗生素污染具全球性。3.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檢測方法
由于抗生素在廢水中的濃度相對較低,所以抗生素的檢測一般都是微量或是痕量分析,常采用具有高靈敏度的儀器進行檢測。目前各研究機構對畜禽廢水中抗生素的檢測技術主要有色譜法和其聯用技術、酶免疫分析法、毛細管電泳法等[4]。
3.1.色譜分析方法
液相色譜法(LC)在廢水抗生素的檢測中是最常見的,LC具有分離效能好,檢測速度快且重現性好的特點。文獻報道較多的LC法所用的檢測器有紫外檢測器(UV),熒光檢測器(FLD),以及二級管陣列檢測器(DAD),近年來各種色譜與質譜的聯用技術(包括質譜串聯技術)在畜禽養殖廢水中抗牛素的檢測應用較多,發展迅速。
3.1.1.液相色譜(LC)(高效液相色譜,HPLC)—紫外檢測器(UV)
LC-U V聯用檢測技術是最早用于環境中抗生素的分離檢測,由于其操作簡便以及成木低,目前仍然被用于畜禽廢水中抗生素的檢測,MOHD M A[5]等建立了LC-U V檢測養豬廢水中8種磺胺類的抗生素的檢測方法,其中磺胺、磺胺嘧啶、磺胺噻唑、磺胺二甲氧嘧啶和磺胺惡喹啉的LOQ(最低定量限)均為5.0ng/L,磺胺甲嘧啶、磺胺二甲嘧啶和磺胺甲氧嗪的LOQ均為7.5ng/L。Esther T等建立了利用HPLC-UV技術在被畜禽養殖廢水污染過的河流和湖泊中檢測到了9種喹諾酮類抗生素,對河水和湖泊的檢測限分別為8~15ng/L和8~20ng/L。3.1.2.液相色譜(LC)(高效液相色譜,HPLC)—熒光檢測器(FLD)液相色譜—熒光檢測器(LC-FLD),因為其檢測限低所以也被用于畜禽廢水中抗生素的檢測,通常對本身具有熒光性的抗生素LC-FLD可以直接檢測出,但是對于本身不具有熒光性或熒光性差的抗生素,需要對其衍生化來提高目標物的熒光特性以便檢測。
3.1.3.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技術(LC-MS/MS)
色譜可以用于多組分混合物的分離和分析,可以對有機化合物進行定量分析,但是定性較困難,質譜儀能夠對單一組分提供高靈敏度和特征的質譜圖,但對復雜化合物無分析能力。所以將色譜與質譜進行聯用(或是串聯質譜),對復雜化合物中微量和痕量組分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意義。由于畜禽廢水中有多種類的抗生素同時存在,利用色譜和質譜的聯用技術可以提高抗生素的定性、定量分析的可靠性、準確性、靈敏度。潘尋、強志民建立了一種超聲萃取—固相萃取—液質聯用測定畜禽養殖廢水固相中九種抗生素的分析方法。結果表明該方法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及準確性,方法檢出限為0.6-7.1μg/kg,九種抗生素平均回收率為77.3-108.8%,并且相對標準偏差(RSD)小于17%。3.2.酶免疫分析方法(ELISA)
ELISA具有操作簡單,前處理簡化,分析成本低、靈敏、特異性強、檢測快速,不需要昂貴的儀器等,而且可以同時測定幾個樣品,但是ELISA對試劑的選擇性高,很難同時分析多種成分,對結構類似的化合物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分析分子量很小的化合物和不穩定的化合物有一定的困難。3.3.毛細管電泳法(CE)
CE法是離子或荷電粒子以電場為驅動力在毛細管中按其速度或分配系數不同進行高效分離分析的新技術。毛細管具有良好的散熱效能,可允許在毛細管兩端加上高電壓,因此毛細管電泳法反應快,分離效力高的優點。4.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的治理措施
目前,抗生素廢水的處理技術可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化學、化學氧化等三類,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但是單一的處理工藝一般都不能使抗生素生產廢水處理達標排放,一般均需要多種類型的處理工藝進行復合,發揮各類工藝的優點,才能使抗生素廢水達標排放。因此,廢水的處理工藝應由物化處理、生化處理、化學氧化處理等進行有機組合。鑒于養殖廢水中抗生素濃度相對較低,目前相關的研究有:
李文君、藍梅[6]采用UV/H2O2聯合氧化法去除畜禽養殖廢水中抗生素(磺胺甲惡唑、磺胺噻唑、磺胺甲噻二唑、磺胺二甲氧嘧啶、磺胺二甲嘧啶),優化了反應過程中的初始pH、H2O2投加量、反應時間,結果表明,在UV波長為245nm、抗生素質量濃度為2.0mg/L、pH為5.0、H2O2投加量為7.0mmol/L、反應時間為60min的條件下,5種抗生素去除率均達到95%以上。
戶利霞、鮮啓鳴[7]通過構建水葫蘆浮床系統對豬場廢水中的土霉素進行削減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在土霉素初始濃度為4.7mg/L時沒有對水葫蘆產生直接毒性,且養殖廢水中土霉素的降解主要為光降解為主,水葫蘆浮床系統對來自廢水中土霉素的降解具有一定的促進和吸收能力。
參考文獻
[1]孫建平。抗生素與重金屬對豬場廢水厭氧消化的抑制效應及其調控對策。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09 [2]周啟星,羅藝,王美娥。抗生素的環境殘留、生態毒性及抗性基因污染[J]。生態毒理學報,2007,2(3):243-251 [3]張勁強,董元華,安瓊等。獸藥抗生素在土壤環境中的行為[J]。土壤(Soils),2005,37(4):353-361 [4]李剛,顏智勇,譚秀益,陳峻峰。畜禽養殖廢水中抗生素檢測技術研究進展[J]。綠色科技,2011,11:97-99 [5] Malintan N,Mohdma.Determination of sulfonamides in selected malaysian swine wastewater by high performence liquid chrimat-graphy [J].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2006,1 127(2):154-160 [6]李文君,藍梅,彭先佳。UV /H2O2聯合氧化法去除畜禽養殖廢水中抗生素[J]。環境污染與防治,2011,33(4):25-28 [7]戶利霞,鮮啓鳴。水中葫蘆浮床系統凈化豬場廢水中土霉素的研究[J]。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論壇2010暨第五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86-187
第二篇:城市建筑業揚塵的危害、來源和治理措施
城市建筑業揚塵的危害、來源和治理措施
建筑業揚塵污染是空氣中總懸浮顆粒物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也是PM2.5的來源之一。而城市的空氣總懸浮顆粒物是造成我國多數城市空氣污染嚴重的首要污染物。
建筑揚塵的主要危害:
(1)大多可以通過鼻腔和咽喉進入肺部,引起肺功能改變、神經系統疾病,肺癌等。并通過空氣傳播多種流行性疾病,很多病菌、病毒正是附著在揚塵表面傳染的
(2)大氣中顆粒物會降低能見度,易形成濃煙和霧,造成嚴重的視覺污染。
(3)空氣中灰塵、顆粒物增多容易形成降水,其中的酸性物質,可以形成酸沉降,對金屬,建筑材料及文物表面具有極強的腐蝕作用。
(4)建筑揚塵對于城市的綠色植物的生長可能造成影響,堵塞氣孔,降低其光合作用。
(5)空氣中揚塵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嚴重影響市容及民眾日常生活。
建筑揚塵的主要來源:
(1)由于建筑施工技術低下,施工前不注意設置遮擋防護墻,施工過程中產出許多粉塵,又無妥善處理措施或及時填埋、硬化等,輕風一吹,沙塵泛起,造成線狀污染,是顆粒物來源之一。尤其是反復施工,重復建設更是加重了污染。
(2)舊房拆遷主要依賴人工,效率低下,拆下的磚石、瘡土等不能及時清運,往往造成面源污染。
(3)市政道路的地段不止一次兩次的反復挖開,又不進行必要的圍護等防塵措施,道路沿線在施工期間由于機動車的交通影響,揚塵十分嚴重。
治理建筑揚塵的主要措施: 科學合理組織施工,從源頭減少揚塵。建筑揚塵的產生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不科學、不規范施工造成。因此,加強管理、科學規劃,協調統籌避免不必要的揚塵污染產生,具體措施如下:
(1)在建筑施工單位大力推行 1400 環境管理體系標準,將防止揚塵污染工作納人其日常管理,落實到每個具體工作崗位。建設單位在施工預算中應包括用于施工過程揚塵污染控的專項資金,施工單位要保證這部分資金專款專用。
(2)在施工方案確定前,建設單位應會同設計、施工單位和有關部門對可能造成周圍揚塵污染的施工現場進行檢查,制定相應的技術措施,納人施工組織設計。建筑施工單位在編制工程施工設計中,應同時編制施工現場環境保護管理措施。特別是對揚塵、廢棄物的控制,合所承建的規模、所處的地理位置進行編制,做到有措施、有落實、有監督、有成效。保證施工清潔、文明。
(3)建筑工地周圍設置硬質遮擋圍墻。在建筑工程外側必須使用密封式安全網封閉,物料提升機架體外側應使用立網防護。在多層和高層建筑施工過程中,嚴禁拋灑廢棄物。禁止在工地內熔融瀝青,焚燒油氈、油漆以及其它產生有害、有毒氣體和煙塵的物品。禁止在建工地食堂使用燃煤泥、散煤的大灶。施工道路及作業場地采用混凝土硬化,平整堅實,無浮土工地大門門外用混凝土硬化。建筑工程完工后,施工單位應及時拆除工地圍墻、安全防護設施和其它臨時設施,并將工地及四周環境清理干凈整潔。
(4)建筑施工現場內堆放的建筑材料應按使用性質存放,堆放渣土、砂石等易產生揚塵的物質應采用灑水或覆蓋等方式減少揚塵污染。鼓勵推廣使用商品混凝土,推廣使用有效性、實用性、經濟性和友好性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性成果的綠色環保型揚塵覆蓋劑,有效控制建筑工地物料堆放、施工作業產生的揚塵。建筑施工工地的生活垃圾應當袋裝收集,密閉貯存,無害化處理。按規定時間隨時清理建筑工地各種垃圾,控制建筑物料、垃圾的揚塵污染。
(5)建筑材料運輸車輛的車廂應確保牢固、嚴密、運輸散體材料、液體材料清運物體,應當嚴密遮蓋和有圍護措施,防止在裝運過程中沿途拋、灑、滴、漏。施工運輸車輛不準帶泥駛出工地,駛出工地前進行輪胎沖洗。任何單位個人不得隨意傾倒、拋撒、堆放建筑垃圾。
(6)提倡清潔化生產,提高自動化水平。開展建筑施工工地的生態環境建設,防治建筑、拆遷、道路運輸和物料堆放的揚塵污染。加強生態建設包括增加建造噴水池、植草種花、提高綠化覆蓋率和鋪裝硬化地面面積,積極實施“黃土不露天”工程。
北京大鋼環境治理技術研究院
第三篇:“網絡水軍”社會危害分析及治理方法研究
摘 要 “網絡水軍”的興起是網絡時代出現的新挑戰,其在國家安全、市場秩序、公民權利、社會秩序等方面有巨大的危害,迫切需要對其進行規范管理;目前對其規制在法律層面已經有一些規定,這些規范目前尚不完善,本文進一步分析認為在強化法律作用的前提下還需要輔助軟作用力來實現長遠治理。
關鍵詞 網絡水軍 社會危害 法律規制 軟作用力
作者簡介:楊金春,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研究方向:憲法與法理;崔展豪,南昌大學法學院本科,研究方向:刑法。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77
近年來,網絡的飛速發展便捷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以“網絡水軍”為代表的新興現象挑戰著現行的社會秩序,因為缺乏有效的防控模式,其危害已經不能忽視,尋找有效的防控機制尤為必要。
一、網絡水軍的界定
(一)網絡水軍的含義
網絡水軍并非正式的學術概念,通常認為網絡水軍是指由公關公司、網站等機構操控,以獲取利益為目的,通過發帖、刪帖等方式為他人造勢、來獲取報酬的網絡人員。他們有專職與兼職之分,前者受雇于某些網絡公司,以在各大網絡論壇活動為業,后者是出于某種需要臨時招募的兼職人員,正是由這些專業人員與散兵游勇組成了數量龐大的網絡水軍隊伍。他們在網絡世界有著重要影響力,早在數年前的“3q”大戰中網絡水軍便已經顯現出威力,近年來他們的身影越發明顯。
(二)網絡水軍的特點
網絡水軍,顧名思義,其活動主要在網絡上進行,通過虛擬、快捷的網絡來造勢,以期引起大眾注意,甚至左右輿論走向,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其具有以下特點:
1.身份隱蔽,具備操作的靈活性、分布的零散性。
2.行為理性缺失,目標行動統一,趨利性突出。
3.入行門檻低,人員素質良莠不齊。
4.參與范圍廣,在網絡中基本上無孔不入。
因而,在監管不力的情況下,網絡水軍有著巨大的破壞力,危害之大,可以波及整個社會,雖然網絡水軍與傳統意義上的“槍手”、“托”有相似之處,但因為數量龐大,其危害遠非后者所能企及。
二、網絡水軍危害淺析
網絡水軍并非自發而是自覺形成,行為有著明確目的導向,發帖活動并非自我觀點表達,深層次原因是追求經濟利益,其危害也與普通網絡不當言論存在本質區別,具有主觀惡性。其危害按照侵害的對象不同,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對國家安全存在威脅
網絡水軍系受雇于他人而展開活動,對利益的追求往往會促使其突破法律的界限。網絡水軍被居心叵測的國外勢力利用,借此實施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活動,就很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這就有可能構成煽動分裂國家罪或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種可能在國外已有先例,俄羅斯就曾利用網絡水軍詆毀美國前國務院發言人詹妮弗?帕薩琪以及關于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計劃。很難保證國外勢力不采取類似的方式對我國進行攻擊,這是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現實威脅。
(二)擾亂市場秩序
網絡水軍的逐利性易被不良商家利用,在網上發表不實的言論來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與聲譽,或者為自己的產品做虛假宣傳,依靠短期內大量網絡水軍的參與,容易對受害方造成重大損失或者為雇主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這種非正當的競爭行為有違市場原則與經濟秩序,也會觸犯刑法的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或者虛假廣告罪。這種情況在我國比較常見,早年就有轟動一時的蒙牛攻擊伊利案。
(三)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
網絡水軍的入行門檻低,參與人員很多缺乏權利意識,在受雇過程中容易侵害他人的人身權利:名譽權、隱私權、人身自由權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例不在少數,比較惹人注目就是“鄧超‘出軌門’案”和“王健林告公眾號案”。當下,網絡水軍的巨大危害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對他人的人身權利侵害中,一方面,國人先天的權利意識缺乏,少有人積極維護自己的人身權,當面對侵害時傾向于消極處置;另一方面,此種侵害會涉及到自訴案件,不告不理,除非侵害已經達到某種嚴重程度,否則不會通過訴訟手段解決;也有人以言論自由來提出抗辯,無視對他人造成的客觀傷害??這些原因導致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案件很少出現在法庭之中。在現實中,對言論自由的濫用并不鮮見,網絡水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權還是以此為幌子侵害他人權利雖然存在爭議,但本文主張侵害說,因其主觀目的是追求利益而非表達自己的觀點,有著主觀惡意存在且行為明顯突破言論自由權利范圍,給他人造成了現實、真切、直接的損害,主張言論自由顯然對受害方不公平。
(四)影響社會穩定
網絡水軍博人眼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一些行動會影響社會穩定,造成人心恐慌。2011年通過網絡散布謠言引發的“搶鹽”事件 就是網絡水軍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例證,在事件中,不法分子營造假輿論熱點,造成了社會中的食鹽恐慌,一些地區甚至發生搶鹽等群體性事件,這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然而,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始作俑者僅僅受到行政拘留10天、罰款500元的處罰。
(五)其他危害
除去上述幾種危害,網絡水軍的活動還有以下幾種危害可能:
1.金融市場涉及到眾多人的利益,利用網絡水軍來傳播虛假金融信息可能造成金融管理秩序混亂,而且此種行為后果嚴重,波及人群廣、破壞力巨大。
2.造成媒體公信力下降,網絡水軍的集體行動往往短期制造偽民意,主流媒體的報道易被失實的水軍信息淹沒,媒體客觀上失去話語權,造成媒體的被動失聲,媒體報道的公信力下降。
3.缺乏人文關懷,網絡水軍在運作過程中往往缺乏人文情懷,對社會弱勢群體缺乏關心與理解,他們進行嘲笑與諷刺,以期惹人注目。
4.將虛假的社會現象傳遞給政府,誤導政府制定錯誤的公共政策,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甚至威脅社會穩定。
三、網絡水軍治理分析
(一)刑法觀下的治理思路
網絡水軍的危害巨大,其社會危害性可能會觸及刑法,某些網絡水軍行動達到了《刑法》第十三條的入罪標準,按照其行為侵害的法益不同,可分別按照刑法有關規定進行處罰。但是,法律相對于社會生活的滯后性,一些危害極大的水軍行動不能在刑法中找到適用條款,這就會助長網絡水軍的囂張氣焰,基于罪刑法定原則,刑法此時也略顯無力。
然而,法律有明顯的補救功能,近年來刑法修正案的制定越發頻繁,比較及時適應了社會生活,法律制定也有相當大的預見功能,對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出前瞻性規定。如2015年11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就對社會熱點校車、考試舞弊等做出回應,部分條文也涉及網絡水軍,只是不全面。如果將治理網絡水軍的重任全部交給刑法不可取,這樣一方面有著提高入罪率的傾向;另一方面在實際中難以操作,因為網絡水軍的監管面臨四大難題:追責難、定性難、調查取證難和法律適用難。也就是說單用刑法治理網絡水軍,在理論中不合理,現實中難實施。
除了刑法本身,還有司法解釋可以參考。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在《決定》中,就有對網絡水軍造謠、誹謗、惡意煽動、虛假宣傳等行為的規定;2013年,最高法與最高檢也發布過《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在該《解釋》中明確提出“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追究網絡水軍組織人員的法律責任。可知,我國有相應的刑事法律對網絡水軍行為進行管理,對數量廣大的水軍沒有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方面是水軍中個體情節顯著輕微,達不到入罪標準;另一方面,水軍數量太過龐大,法庭不能對千萬計的人員同時審理。這不是說不能追究網絡水軍參與者的責任,在《解釋》中也提及在一定時間內利用次數累計來追究水軍的刑事責任。而且在未來的立法思路中,不排除增加新的法律條文來治理網絡水軍問題。
(二)其他法律途徑治理
刑法是法律的底線與保障,開始就動用刑法有些嚴苛,從其他法律途徑中尋求治理方法有必要性。從我國對網絡水軍的治理上看,通過民法的救濟方法可能更加可行。刑法對證據的要求嚴格,涉及的更多的是人的基本權利:人身自由權、財產權甚至是生命權,必須得嚴謹慎重。民事訴訟強調的是證據優勢原則,受害人勝訴的可能更大,民事上的救濟措施:賠償損失、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等對受害人來說更具有現實意義,受害人更愿意主張自己的權利,網絡水軍的行動受到阻礙,人人主張權利,網絡水軍將面臨四面楚歌的窘境,當網絡水軍,尤其是其雇主得不償失時,這種灰色產業鏈將在很大程度上受挫,甚至逐漸消失。
(三)法律途徑外的治理
針對數量驚人的網絡水軍,人民法院因為其調整個案性,在采取法律手段之外,還需要輔之其他手段。如2011年中國開展整治非法網絡公關行為專項行動 就因為行政力量的介入,在短時間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這也是采取行政措施的優勢:普遍治理、效率高、見效快。
但是,行政專項行動只能是短期運用,從根本上治理網絡水軍,還需要建立進行管控與引導相結合的治理機制。網絡水軍并非從最初就站在大眾對立面,他們只是受到特定人的利用,成為某些人實施犯罪的“工具”,其情節輕微且數量太多,不能直接訴至法庭,如何管理這支“大軍”是一個難題,當直接的治理不能達到目標時,可以從間接出發。間接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通過政府引導、宣傳教育、行業自治來進行管理,從網絡水軍產生的根源處進行治理。這需要政府及學校、媒體等進行廣泛的教育與宣傳,發揮輿論的正確導向作用,讓占網絡水軍大多數的人在潛移默化中醒悟,自覺地退出網絡水軍,對剩下的部分進行行業自律,將違法的網絡行為祛除出去,留下合法的網絡公關行為。
四、結語
網絡水軍作為網絡時代出現的新興群體,因為其逐利性與非理性,給多個方面帶來了負面影響,危害不能放任,必須采取措施治理。而其治理,需要企業與行業的自律、媒體的監督及政府的引導與監管 ;需要刑法措施與其他法律措施保駕護航;需要發揮文化的同化作用,在軟作用力的輔助下,最終形成對網絡水軍的有效治理。這一設想正在逐步進行實踐,就目前的狀況而言,雖然軟作用力并不明顯,但在法律與其他硬性措施的協作之下,網絡水軍也很難制造特別重大的社會事件,可見治理有一些成效,未來將文化的力量加入進來,實現對網絡水軍的治理將不再是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