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辯論稿：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應為環境污染埋單(正反方論據都有)

1.定義：

1.發展中國家：指經濟、社會方面發展程度于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尚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國家。

2.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人均發展指數較高的國家（部分國家有較高的生產總值，但未必有較高的科技）

3.責任：指分內應做的事和自己沒有做好的工作而承擔的不利后果和強制性義務。4.國家責任：一個國家不僅要為其國民生存發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續發展承擔與履行責任，同時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出于道義和社會責任，應為全人類的安全幸福和可持續發展承擔和履行責任。

5.環保：人類為解決現實的或潛在的環境問題，維持自身的存在和發展而進行的各種實踐活動的總稱和防止環境破壞或變質的方法和控制措施。

2.發達國家應買單 2.1論點

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不同，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一直排放大量溫室氣體，時至今日，仍然如此。美國大約消耗全球能源的1/4，排放出世界近30%的溫室氣體。而發展中國家排放量增加是近年的事，所以目前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溫室氣體，大部分是發達國家排放的。發達國家消耗的是自己的資源，至于時間中國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了鋼鐵的冶煉，對環境污染也是功不可沒。而環境問題不是一個排放多少的問題，正如不同地區的環境標準不一樣，這是一個危害大小的問題，發達國家工業革命時期排放二氧化碳是環境自凈能力還是很強的，而現在發展中國家明知環境污染嚴重還沒有節制的污染環境。

二、達國家通過進口、在發展中國家設立工廠等方法轉移污染。正如英國“新經濟基金會”政策總裁西姆斯所說，中國的快速發展促使西方國家把工廠轉移到中國內地。消費更多資源和能源的人就是制造更多污染的人。發達國家在國外建立工廠在一定程度上市拉動了經濟的發展，只是發展中國家一味尋求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治理，未往環保方面投入足夠的資金。

三、由于人口懸殊較大，比平排放污染的絕對數量并不公平，比人均排放數量才更為合理。拿中國、印度的絕對排放量與美國相比不公平。如中國人均排放量為4噸，僅是美國的1/6。發達國家的個人平均消費量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環境污染量是認為與自然污染量與環境自凈能力的差值，對于人口稀少的發達國家，相對應的環境自凈能力也比較強，用人均污染量來計算是絕對不合理的，我實在找不到讓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人口壓力買單的理由。

四、其溫室氣體排放中，主要是“生存排放”，是為維持較低生活需要而進行的排放，而發達國家很多是“奢侈排放”，因此，發達國家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西方尤其美國安逸和舒適的生活方式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資源，美國人口占世界6%，卻消耗世界能源年產量的1/3。一個美國人的電力消費相當于18個中國人。美國城市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電量為1.56萬度，特殊家庭用電量則是天文數字。戈爾一家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時間就用掉19.1萬度電。又如一個美國嬰兒用紙量相當于中國30個嬰兒的用量。合理的方式是與其問商品產于何地，不如問消費于何地。我們不能單純的比較產品的消耗量，我們可以看看資源的利用量，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努力與發展才有今天的技術與能力，他們可以享受今天的安逸生活，我們不能把嫉妒別人的安逸更不能仇視。

五、國際會議和國際公約都規定發達國家承擔更多義務。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宣言》、《21世紀議程》，明確指出，發達國家要為保護全球生態環境和生物資源承擔更多義務。《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要求締約各方遵循公平和有區別責任的原則，強調，為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發達國家應率先采取行動。發達國家只有44個，而發展中國家卻有130，古語有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每個國家肯定是更多的為自己的國家考慮，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把責任推給少數的發達國家是不可避免的，1997年，美國拒絕簽訂京東協議就是發達國家對于這種不公平的吶喊。

2.2論據

世界自然基金會今年5月在曼谷會議上所表示的，美國這個世界頭號溫室氣體排放國是氣候變化的“罪魁禍首”。以美國為例，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不到，CO2排放量卻占世界的24%，第3 中國 960平方千米第4美國 933平方千米

西方尤其美國安逸和舒適的生活方式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資源，美國人口占世界6%，卻消耗世界能源年產量的1/3。一個美國人的電力消費相當于18個中國人。美國城市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電量為1.56萬度，特殊家庭用電量則是天文數字。戈爾一家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時間就用掉19.1萬度電。又如一個美國嬰兒用紙量相當于中國30個嬰兒的用量。發展中國家平均每人每年耗用原油不到1.5桶，而美國則超過40桶。

據英國廣播公司2007年10月19日報道，英國政府出資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稱：“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中，有1/4來自出口到發達國家的產品。”實際上，還有些產品，跨國公司將其轉移到中國生產。

中國政府采取積極態度，近年查處環境違法案件3萬余起，關閉污染企業2600多家，制定了《全國危險廢物和醫療廢物處置設施建設規劃》，安排新建設施331個，并實施了能源結構調整、集中供暖、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項目。而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大國在環境問題上卻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不惜違反國際法，采取雙重標準，不公正、不道德地對待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問題。“發展中國家生態威脅論”是它們拒絕承擔環境污染、推卸全球氣候變暖責任的主要借口。

目前，發達國家釋放的二氧化碳約占全球釋放量的70%，其中美國占首位，還是1995年，美國就釋放了54億噸二氧化碳，比1997年京都會議上承諾的水平高1.08億噸。目前，全球每年排放溫室氣體179.3100億噸，僅美國就占70.6700億噸。然而，作為排污大戶的美國卻無視國際法，不承擔減排的義務。布什上臺后，美國政府于2001年3月收回承諾，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說什么，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存在不確定性，減排對美國經濟影響太大，還說什么，發展中國家沒有有效參與減排，對美國不公平。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在英國南威爾士開設的高毒多氯聯苯生產廠雖然早已填埋，但至今，毒氣仍在外泄。美國對其“好朋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對待被它視為另類的發展中國家了。將過期、發霉、變質的醫療垃圾作為“慈善捐贈”運來中國就是典型事例。去年，荷蘭將有毒垃圾運到科特迪瓦，造成當地10人被毒死，包括大使在內的多名中國大使館人員亦中毒。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已將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拉美國家。為保護美國人，美國也將39%以上的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20多年來，我國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的污染密集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之一。據統計，1991年，外資在我國設立的生產企業中，污染密集產業占總數的29.12%，占總投資額的36.80%，主要分布在橡膠塑料、化工、化纖、能源、造紙、制革等行業。在1995年來華投資的3.2萬家企業中，高污染企業達39%。第一，外資企業的逐利本性導致其將污染嚴重、資源消耗較多的產業向其他國家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加重了新興發展中國家原先已經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惡化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來自環保總局的一份年報顯示，在中國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存在外資企業環境違法行為。這些外資企業多數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涉及食品、電子、化工、機械制造等諸多行業，對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第二，由于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環境法規的嚴格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于環境標準的執行也不夠嚴格，一些發達國家的污染密集型企業為了逃避本國嚴格的環境法規，降低環保成本，紛紛將生產基地轉往新興發展中國家，這類外資企業將會對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環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最為典型的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施以后，美國和墨西哥在環境規則實施方面的差異推動污染較重的紡織業從美國向墨西哥轉移。第三，外資企業環境污染與國際金融危機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在一些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對外資重數量輕效益的現象仍然存在，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置高污染外資可能引起的環境問題于不顧，對中國整體的生態環境造成損害。據統計，在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2008年，工業廢水排放量巨大、對環境具有較大負面影響的造紙及紙制品業的外資增長率達到11.6%；同年，工業廢氣排放和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巨大的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也出現了高達58.1%的外資增長率，遠遠高出2009年的24.5%。

據有關方面統計，美國每年產生的電子垃圾有上億噸，其中僅淘汰的舊電腦就有3億臺，另有1億手機報廢。德國每年產生電子垃圾180萬噸。法國150萬噸。整個歐洲約600萬噸。日本每年廢棄家電1800萬臺，重量在60萬噸。如此大量的廢物，處理起來，會產生嚴重污染。如廢塑料等垃圾焚燒會產生致癌物，填埋會污染水和土壤。而且處理費用昂貴。

據報道，根據廢物毒性水平的差異，歐美等國對廢棄物處理的成本大概是每噸160美元至3000美元，平均每噸廢物處理成本約為1000美元；而在發展中國家平均的垃圾堆放費用僅為25美元。從本國利益出發，一些西方國家當局置《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賽爾公約》于不顧，默許、縱容國內企業向外轉移廢物。

不久前，英國政府當局的一份報告自稱，中國每年將160億英鎊貨物運往英國，英國將190萬噸垃圾運到中國。英國環境大臣本?布拉德尚還占了便宜又賣乖地說，此舉對全球變暖影響很小。還說什么，中國把貨物運來，不捎運垃圾，空船回去是種浪費。英國的做法、大臣的講話，不僅令中國人憤怒，一些英國人也感到震驚。英國自由民主黨環境事務發言人克里斯?胡尼表態說，這是英國的恥辱。據有關方面統計，1991年至1993年美國向我國出口有色金屬廢液及廢舊汽車蓄電池等廢物達12884噸。僅1995年6月至8月，我國海關就查處各種“洋垃圾”案件9起，數量達1850噸。

根據海關統計年報的不完全統計，1990-1997年，發達國家出口到我國的廢物的數量和金額逐年遞增，1997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達到1119萬噸，金額猛增到29.5億美元。在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密切關注環境問題的今天，2007年2月11日，廣東邊防海警在深圳官湖海域截獲一艘千噸貨船，清理出日本舊衣物1600包和700多臺廢舊洗衣機、冰箱共200多噸。危險廢物、污染密集產業的轉移對轉移目的地的水、空氣和土壤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影響了人民的健康。

1984年12月，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帕爾農藥廠發生毒氣泄露事故，導致50萬人中毒，20萬人受到嚴重傷害，2500多人死亡。污染的轉移暫時保護了轉移國的環境，但對全球環境的污染是等量的，而對轉移對象國的污染卻是極其嚴重的。

自稱“負責任”的超級大國－美國，在指責發展中國家排放量上升的同時，卻在布什上臺后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理由是《議定書》給美國經濟帶來負擔。不僅背棄承諾，在減排技術上還進行封鎖。“碳捕獲和儲存”（CCS）是一項減排新技術，即把煤炭燃燒后的產生物捕獲起來，然后液化，輸送到封閉的地方－地層里面，埋起來，不參加大氣循環，二氧化碳就不會增加。但目前美國等掌握這項技術的西方國家卻不肯通過國際合作渠道低價轉讓。而是計劃在2015年前使之商業化，以賺大錢。這叫做要逼發展中國家減排，又要在他們減排的過程中讓資本家賺大錢。不肯轉讓技術，卻大肆轉移污染。美國《新聞周刊》說，2006年，美國出口到中國的舊汽車、舊鐵釘、廢紙等廢品達67億美元。美國每年輸出到中國的垃圾占垃圾出口的四成。2007年10月，印度喀拉拉邦官員發現了一批來自美國紐約的裝有腐爛食物的一批集裝箱。當地政府下令將這些集裝箱送回美國。

3.發展中國家應買單 3.1論點

一、從發展中國家自身發展要求上，發展中國家有責任為了長期的發展而尋求新的方向。面臨物種多樣性減少，資源銳減，環境破壞等多種環境問題，發展中國家不應指望通過發達國家的幫助甚至施舍來改善我們的環境，而應樹立起環保意識，勇于承擔責任，才能改善自身及世界環境狀況。

二、分清能力與責任是很有必要的，有能力并不代表有責任。正如社會上的有錢人沒有責任幫助窮困者，窮困者該做的不是等待救助，而是自己靠雙手奮斗出自己的生活。只能說發達國家有領先的技術水平與經濟實力，但能力、責任不能夠畫等號。當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完全的能力對發展中國家的污染問題負責時，這份責任只有發展中國家自己扛起來。

三、從現有污染的角度來說，發達國家在環保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不論是技術改造還是法律制定方面都很健全，提升空間不大；發展中國家約占世界80﹪的人口和70﹪的土地，人口密度大，非清潔燃料，建筑揚塵等。眾多的人口對環境保護的影響是無可估量的，因為人口多了所以需要的能耗才多，而能源的利用是直接產生污染的原因，工業設備和汽車落后，主要是國內的工業和汽車相關的環保技術沒有跟上，并且沒有嚴格的空氣環境保護法律。

四、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戰后，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俄羅斯的經濟恢復,東盟和金磚國家的概念的提出等等，都表明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高污染產業比率不斷上升，對資源的利用率低下。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中較發達的國家，如中國都在通過提高科技水平，減少污染，治理污染。發展中國家中欠發達的國家也應該以自己的方式承擔環保的責任，可以尋求國際支持，但并不代表可以把這份責任推卸給發達國家。

3.2論據

如日本，進入本世紀之后，在推進生態城市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相繼出臺一系列法律。2000年出臺了《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法》、2002年出臺《土地污染對策法》和《自然再生推進法》、2004年出臺《景觀法》。日本當局認為，在物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物質財富的增加不一定會提高生活質量，關鍵是在好的環境、好的城市生態下活出健康，活出質量，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與內資企業相比，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創造相同產值的條件下，是否能夠排放更少的污染物？ 第一，從技術上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擁有更為先進的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技術。他們要求生產環節的技術手段更為先進和清潔，能源利用效率更高。對企業來講，要實現更少的污染物產生量，必須依托整個生產技術和設備的升級換代。而發展中國家則是一種在現有生產技術和設備沒法升級換代情況下的一種“亡羊補牢”的方法。它的問題在于，處理一種污染物本身常常以增加另外一種污染物為代價。

對上海市主要排污企業的生產和污染物排放的數據調研表明，在相同的產出水平、勞動力投入等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有比內資企業更少的水和氣污染物的總排放量和超標排放量。同時外商直接投資資本所占實收資本份額和企業環境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此外，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更低的污染物總排放量和超標排放量主要歸因于更低的污染物產生量；而內資企業則去除了更多的污染物。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有更高的技術含金量。這也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擁有更為先進的生產技術。第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有比內資企業更先進和更有效的環境管理手段。絕大多數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都通過了ISO14000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而內資企業尤其是集體和私營的小企業很少申請并通過該體系認證。該認證標準來源于歐美發達國家在環境管理方面的經驗，是一種完整的、操作性很強的體系標準。國外的研究表明，通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的企業比其他企業有更高的環境績效。

第三，從外部的法規約束和監管角度來看，外資企業面臨的排污約束比內資企業更大。我國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層通常也是政府官員，行政級別甚至比環境監管部門領導的級別還要高。他們有很強的與環境監管部門討價還價的能力，實際面臨的排污約束比較弱，直接導致他們的環境績效低下。相反，監管部門和公眾對外資企業環境違法行為的容忍度通常要差得多，嚴格的環境監管就會促使被監管企業采用更清潔的生產過程，清潔的生產過程要求企業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由此帶來企業生產績效及競爭力的提高，從而實現企業經營和環境績效的共贏。

第四，從企業倫理角度來看，外資企業有更完備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和管理規范。198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日益興起和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CSR），要求企業在營利的同時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的發展要合乎社會道德規范，以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企業推動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CSR建設，有利于其更好地樹立公司的正面形象，不斷鞏固其品牌的影響力。所以，外資企業對環境保護的活動投入都非常多，同時，對自身生產過程中的環保規范也有相對嚴格的要求。

很多事件由于涉及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而在媒體和公眾的輿論中被放大了。例如中石油在大連的輸油管爆炸事件與康菲蓬萊19-3號事件其實是類似的，然而輿論監督和政府處理的態度卻不盡相同。中石油事件已經發生一年多了，至今還欠公眾一個正式公開的道歉，事件發生后中石油也沒有為此被罰款，對養殖戶的賠償采用的也僅僅是“以投資抵賠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