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史綱要第九、十章讀書筆記

第九章 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第一節 良好的開局

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開端

（一）提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全面確立，標志著中國進入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

1．建國初期我國照搬蘇聯模式的原因

（1）為了生存與安全不得不與蘇聯結盟（2）建國初期我國生產力水平非常落后

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又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并沒有現成的道路可循，必須在實踐中進行艱苦的探索。

（3）黨剛剛取得政權沒有經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上只得學習甚至照搬蘇聯的做法。“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

2．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進一步暴露了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缺點和錯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決心走自己的路，開始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首先有一個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實行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任務，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導原則。

（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進一步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向現代科學進軍”。周恩來在會上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支偉大的力量。正確地估計和使用這些知識分子，有計劃地幫助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不斷進步，是黨和國家的極其重要的任務”。會后，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集中數百名科學家，經過反復研究，于同年10月制定了《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這個規劃的實施，填補了科學技術領域的諸多空白，奠定了中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方面的重要基礎。

二、早期探索的積極進展

（一）《論十大關系》的發表

從1956年初開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為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從1956年2月到4月，毛澤東等先后聽取了國務院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財政、計劃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領導集體開展的一次廣泛而深入的對經濟工作的調查研究。

在聽取匯報的基礎上，毛澤東逐漸形成《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工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經濟建設的初步經驗，借鑒蘇聯建設的經驗教訓，概括提出了十大關系。這十大關系，圍繞一個基本方針，即：“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成為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指導思想。

（二）中共八大路線的制定 1．中共八大的召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2．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正確分析

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3．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方針

在經濟建設上，大會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政治建設上，提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使黨和政府的活動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執政黨建設上，強調要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水平，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堅持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

4．對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的探索

在大會發言中，陳云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這個思想為大會所采納，并寫入決議，成為突破傳統觀念、探索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體制的重要步驟。

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他們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中共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同年12月，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并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這個意見得到了劉少奇、周恩來等

領導人的贊同。

（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對新的社會制度還不能馬上適應，再加上黨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門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區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等情況。與此同時，國際上出現的波蘭、匈牙利事件，也在國內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動。各級領導干部對此缺乏思想準備，或者束手無策，或者習慣于把一些鬧事問題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

1．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理論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還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區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強調，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說服的、教育的、“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

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個重要的指導思想，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

2．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作出科學分析

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這實際上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石。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篇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它創造性地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四）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指出：由于黨在全國范圍內處于執政地位，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在執政的條件下，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錯誤傾向，更需要采取整風的辦法宋加以解決。根據中共中央的設想，這次整風應當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是一次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自我教育運動，通過發動群眾向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提意見，幫助黨來糾正官僚主義等問題。

1．整風運動的形式

這場運動采取開門整風的形式。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迅速在全社會形成一個“鳴放”的高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真誠地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加強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批評、監督，進一步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系。

2．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

在整風運動中人們提出的各種意見，絕大多數是誠懇的。但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要求“輪流坐莊”；他們竭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們還把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說成是產生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

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動性言論，鼓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鬧事。這說明，事情正在起變化。

3．反右派運動的全面展開及擴大化

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么?》的社論。一場全國規摸的群眾性反右派運動全面展開。

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實行堅決反擊，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如果不能旗幟鮮明，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運動結束時，全國劃定的右派分子達552877人，其中絕大多數屬于錯劃。許多黨的干部和有才華的知識分子由此受到長期壓抑和打擊。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損失，更是黨和國家整個事業的嚴重損失。而在運動中采取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錯誤斗爭方式，也是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4．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重要影響

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改變黨的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認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后來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確認了這個判斷。這一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的失誤造成了長時期的嚴重后果。

第二節 探索中的嚴重曲折

一、“大躍進”及其糾正

（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動

1．揭開“大躍進”的序幕

1957年“一五”計劃提前完成，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祖國“一窮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強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經濟建設的自信心。在勝利面前，毛澤東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干部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經濟規律，急于求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估計嚴重不足。

同年10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隨后在農村開展了關于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大躍進”的序幕也由此揭開。

2．錯誤地批判反冒進

1958年1月和3月，毛澤東先后在廣西南寧和四川成都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錯誤地改變了中共八大確定的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嚴厲批判反冒進，一些堅持正確意見的中央領導人被迫在會工作了檢討。這些做法破壞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

3．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國家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總路線提出的“多快好省”這四個字，本來是相互制約的，但在宣傳中和實際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個“快”字，提出“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

“大躍進”的發動表明，中國共產黨力圖抓住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現的有利于

國內和平建設的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開創一個跨越式發展的局面。但是，實踐的結果證明，由于錯誤地批判反冒進，實際上改變了中共八大確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又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由于“大躍進”中片面地追求建設的高速度、高指標，在各項高指標中又特別突出地強調鋼鐵指標和糧食指標，嚴重地破壞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綜合平衡。

4．開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在誤以為農村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增產增收的思想指導下，1958年7、8月，毛澤東在視察期間對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給予肯定。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9月初，《人民日報》公布了這一決議，在全國范圍掀起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成為2．6萬多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的體制，其基本特點被概括為“一大二公”，實際上就是搞“一平二調”。所謂“大”，就是規模大，原來一二百戶規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被合并成擁有四五千戶甚至一兩萬戶的人民公社；所謂“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它嚴重地脫離了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調”之風泛濫，損害了廣大的社員和小集體的利益。

（二）初步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

毛澤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又是中央領導集體中較早地覺察并實際糾正“左”傾錯誤的領導人。1958年1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指出當時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業、消滅商品生產之勢，發展下去勢必會重犯蘇聯剝奪農民的歷史性錯誤。這次會議對于正在急劇膨脹的“左”傾錯誤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1958年11、12月間，毛澤東在武昌先后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著重糾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傾向，以及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傾向，并決定開展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針對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問題，提出隊為基礎、分級管理、三級核算、各計盈虧、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的方針。同年3、4月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制定了《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并開始調整鋼產量的高指標，進一步鞏固了武昌會議和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糾“左”成果。

（三）廬山會議與糾“左”進程的中斷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18個問題，要求與會者討論。其出發點是統一全黨的認識，鞏固糾“左”成果。但是黨內的高層領導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和當前形勢的估計存在著嚴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著重指出“大躍進”存在的嚴重問題和突出矛盾，認為這些矛盾的性質“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主觀原因，一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7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錯誤地對彭德懷的信提出尖銳批評，認為這代表了黨內外的右傾勢力對“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8月2日至16日，毛澤東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作出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后在全黨范圍開展了“反右

傾”斗爭。

這場斗爭，在經濟建設上打斷了糾“左”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尤其是使農業生產遭到了極大破壞；由于把黨內正常的意見分歧當作階級斗爭來處理，這就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理論和實踐進一步升級，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

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斗爭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專家，中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1960年糧食和棉花產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許多地方因饑荒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減少1000萬人。

（四）國民經濟的調整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同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以后又幾經修改，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求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的原則，廢除供給制，停辦公共食堂。農業六十條的貫徹執行，對于克服嚴重存在的平均主義，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的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五）“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及影響

1．“七千人大會”的召開

1962年1、2月間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三年調整時期具有關鍵性的作用。當時，調整初見成效，但困難依然很大，黨內的高級干部對形勢和問題的看法還很不一致。為了統一思想，會議采取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做法。來自中央、大區、省市自治區、地區、縣五級的黨政軍領導干部七千余人，圍繞討論和修改劉少奇1月27日向大會提交的書面報告，暢所欲言，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在講話中著重闡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極端重要性，并帶頭做了自我批評。這次會議恢復和發揚了黨內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對全面貫徹八字方針起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2．調整國民經濟任務基本完成

從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貫徹執行八字方針上，加上黨和國家在經濟、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國民經濟開始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并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3．“左”傾錯誤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發展

但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的“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中尚未得到徹底糾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后來更發展成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間，中共中央領導進行了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一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不應

有的打擊，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它使中國共產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

1．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愿望

是為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消除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等現象，防止國內資本主義復辟，并為人民群眾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監督和管理尋找一條途徑。新中國成立后，他曾為此作過多次嘗試。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支配下，毛澤東對當時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作出嚴重的錯誤估計，甚至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整個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因此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上述陰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2．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上述論點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在晚年提出的這些理論及其實踐嚴重地背離了客觀實際，明顯地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并被他重用過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3．“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成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統地闡發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個小組被江青等人把持，實際上凌駕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隨后，由毛澤東批示在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攻擊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對于鼓動許多城市的大中學生“踢開黨委鬧革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許多學校的黨組織陷于被動以至癱瘓。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在全會上印發《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再發動。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

（二）全面內亂的形成

1．全國掀起“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狂潮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等人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奪取了中共上

海市委、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權，號稱“一月革命”。毛澤東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斗爭。在奪權過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組織普遍形成兩大對立面，加上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趁機煽動，在全國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狂潮。他們把批判的矛頭，集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實際上，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運動中被打倒的所謂“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在運動中，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家、陰謀家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領導崗位。

2．老一輩革命家的抗爭被誣為“二月逆流”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人參加的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的批評。然而，這次抗爭卻被誣稱為“二月逆流”而遭到壓制。

3．許多地方發生大規模武斗

按照毛澤東原先的估計，“全面奪權”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來。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組煽動北京和外地的上千個造反派組織成立‘“揪劉(少奇)火線”，聚集上萬人圍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口號。8月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公安系統)檢(檢察院系統)法(法院系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煽動奪外交部大權。此后，許多地方發生大規模武斗，局勢發展到幾乎失控的地步。

4．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

為了穩定局勢，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派工人宣傳隊進人學校等。經過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歷時20個月的社會大**，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夕，各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通過所謂《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并錯誤地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確鑿的事實證明，加給劉少奇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

5．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

1．林彪集團“搶班奪權”陰謀被識破

中共九大閉幕后，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全國開展了“斗、批、改”運動。

1970年3月，毛澤東提出準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修改憲法，還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集團把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看成是奪取更多政治權力的機會，認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不好擺”，并同江青集團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召開。林彪在開幕會上講話，把原定的全會議程擱置一邊，搶先表態，堅持在憲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堅持稱“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隨后，按照事前統一的口徑，陳伯達和林彪集團其他成員在各小組討論會上一齊發難，企圖左右全會的進程。毛

澤東由此覺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動，決定停止討論林彪講話，對陳伯達實行審查。1971年4月，黨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責令有關人員檢討。

林彪反革命集團決心鋌而走險。他們一面敷衍檢討，一面策劃武裝政變。同年8月中旬，毛澤東到南方巡視，尖銳地提出林彪問題。林彪等人獲悉后大為恐慌，在密謀殺害毛澤東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倉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機身亡。

毛澤東在周恩來等協助下領導全黨進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使黨和國家避免了一場大分裂。隨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實干部政策，并進行整頓，提出批判極左思潮，努力恢復國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

2．“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形成

毛澤東承認自己用錯了人、聽信了讒言，并對錯批“二月逆流”承擔了責任，但不允許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73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方針。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王洪文還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四）挫敗“四人幫”“組閣”圖謀

中共十大后，毛澤東希望實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盡快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一時間派性斗爭又起，極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還利用籌備全國四屆人大之機，達到實現“組閣”的圖謀。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告誡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當眾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隨后，他建議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等人的“組閣”圖謀，遭到挫敗。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大會決定了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領導人選。會后，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五）1975年整頓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 1．鄧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頓

經過八年“文化大革命”，問題成堆，困難重重。1975年，鄧小平著手對各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形勢開始有了明顯好轉。這次整頓實際上是后來撥亂反正的預演。

鄧小平領導的整頓最初得到毛澤東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意見，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檢討。

2．“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隨著整頓的深入發展，逐漸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1975年底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四人幫”趁機想把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國又陷入混亂。

3．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舉國悲痛。清明節前后，爆發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運動。這場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并為后來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受到“四人幫”的蒙蔽，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錯誤判斷，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

同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在這場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舉國上下一片歡騰。中國人民在經歷了十年磨難和挫折之后，終于迎來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六）“文化大革命”的性質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這種歷史悲劇，決不允許重演。

“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民族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訓是極為沉痛和深刻的。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錯誤和挫折并沒有摧毀中國共產黨。它能夠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最終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幫助，徹底糾正了這些錯誤，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

三、嚴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訓

（一）錯誤的性質

對于發動“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說過，“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這樣就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干部，并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也是一位犯了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就毛澤東的一生來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

（二）犯錯誤的原因

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所以會犯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并且持續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這些錯誤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剛剛處于起始階段

2．黨在觀察和處理問題時出現了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 3．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遭到了嚴重破壞

4．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于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系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中國共產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三）對錯誤進行科學分析

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所犯的錯誤，需要做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1．中國共產黨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其性質和宗旨都沒有改變。人民群眾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對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國共產黨能夠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并在廣大群眾的支持和幫助下，發現錯誤，抵制錯誤，糾正錯誤

3．即使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事業仍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重要成就

歷史一再表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黨，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第三節 建設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國從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以來，盡管經歷過嚴重的曲折，還是取得了重大的顯著的成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本建立

（一）較快的發展速度

（二）從根本上解決“從無到有”的問題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文化、醫療、科技事業的發展

（一）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

（三）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三、國際地位的提高與國際環境的改善

新中國從建立之日起，就把堅持獨立自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作為對外工作的目標，努力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在新中國成立后長達20年的時間里，美國等國不但拒不承認其合法地位，而且實行封鎖、遏制政策，阻撓中國統一，并讓臺灣當局長期占據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新中國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獨立自主基礎上的“一邊倒”政策，積極爭取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國內建設與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時機地發展同西方國家的民間外交，同這些國家進行貿易往來，以民(間)促官(方)，以經(濟)促政(治)，并在1964年實現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隨后召開的日內瓦國際會議和萬隆會議，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同印度、緬甸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成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公認的國際準則。

（二）同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友好關系

同中國接壤或臨近的亞洲國家，絕大多數是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國先后同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妥善地解決了邊界問題。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國長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贏得了抗法戰爭的勝利，隨后又積極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戰爭。美國深陷于越南戰爭的泥潭之中，難以自拔。

20世紀50年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中國在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中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友好關系。這些國家積極爭取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獲得成功。從此，中國在聯合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的一支中堅力量。

（三）中國外交格局發生重大變化

新中國長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終于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20世紀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開始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向中國領導人發出改善關系的信息。毛澤東、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美方的變化，抓住時機向美國發起了“乒乓外交”，被國際輿論稱為“小球轉動了大球”。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同年9月，中日兩國發表關于建交的聯合聲明。

隨著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1972年出現了西方國家對華建交熱潮，中國外交格局發生

重大變化。中國同英國、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國先后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從此出現重大轉機。中蘇關系也趨于緩和。這為后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從1965年的49個增加到1976年的111個，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國就有62個。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鄧小平曾指出：“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

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重要原則

在探索剛剛起步時，毛澤東就論述了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闡明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此后，毛澤東等又進一步總結經驗，對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初步作出了正確的論述，提出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步驟，并且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重要原則。

1．關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

2．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步驟 3．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

4．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

5．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

6．在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面

7．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方面

第十章 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第一節 歷史性的偉大轉折和改革開放的起步

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在徘徊中前進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文化大革命”遺留的問題極其嚴重，廣大干部和群眾迫切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開展揭批“四人幫”運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他批準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①，即“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按照這個方針，“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可能得到糾正。1977年8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

為了沖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鄧小平提出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支持從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場討論，是繼延安整風之后又一場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舉行了為期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充分準備。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為隨即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指導思想，成為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宣言書。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全會公報指

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全面的撥亂反正，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

二、改革開放的起步

撥亂反正的推進和國民經濟的調整

在進行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認真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這是撥亂反正期間社會最關注、情況最復雜、成績最顯著的工作之一。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徹底平反并恢復名譽，從而糾正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樁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賀龍、烏蘭夫、彭真、羅瑞卿、陸定

一、楊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進行了徹底的平反，還為以往遭到誣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恢復了名譽。

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290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和糾正。① 通過平反冤、假、錯案，許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這既有利于全黨團結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調動全社會的積極因素，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針對1977年至1978年在徘徊中前進的這兩年中出現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了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經過兩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比1980年減少21%，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系漸趨平衡。1978年到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7.3%。1982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270元，比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職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費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增加了38.3%。

農村改革的突破性進展

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從1978年開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等一些地區的農民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農民的意愿，決定實行“放寬政策”、“休養生息”的方針，鼓勵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探索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集體經營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相結合（即“統分結合”）的經營管理方式。它沒有否定農業合作化特別是土地集體化的積極成果，而是將農民家庭承包經營的積極性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因而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

“統分結合”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促進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

從1979年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9%。再加上國家提高了糧食和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允許農戶自主進行多種經營，農民收入明顯增加。

在充分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鄧小平多次強調農村經濟“兩個飛躍”的思想。他反復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目前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特點，是農村發展的第一次飛躍。但這不是終點，而是進一步發展的起點，還要推動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力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在農村經濟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農民生活極大改善的基礎上，就要逐步實現

第二次飛躍，即“高水平的農業集體化”。

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后，也有部分農村沒有實行以分散經營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繼續堅持統一經營的集體制經濟。這種集體制經濟同樣擺脫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得到極大的完善和鞏固，逐步發展成為扎根農村、造福于當地農民、適應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發展要求的農工商聯合體和新型農村社區。這些集體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初步具備了鄧小平所說“高水平的集體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希望所在。

對外政策的調整

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中日睦鄰友好關系發展到一個新起點。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同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實現了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這些外交成就，為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

根據新的國際局勢，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作出一個重要判斷：“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他還提出：“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為中國適時調整外交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到中共十二大召開前夕，經過3年多的時間，中國的面貌大為改觀，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順利地實現了。

三、撥亂反正任務的勝利完成

闡明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極少數人利用中國共產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錯誤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極少數人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給以支持。

針對這種情況，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他對“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學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完善和發展。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是旗幟鮮明、始終如一的。

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

當時，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亟待改革；二是還有一億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這些都涉及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問題。全面總結新中國的歷史 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全面撥亂反正，必然要求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便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團結一致向前看。從1979年11月起，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著手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討論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議。

只有正確地總結過去，才能勝利地開辟未來。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是一個關系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性問題。

鄧小平指出：起草歷史決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

是最核心的一條。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歷史。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錯誤要批評，但一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這些觀點，成為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基本指導思想。

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二個歷史決議還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強調：“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第二個歷史決議實事求是地、客觀公正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評價黨的領袖人物。這再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在政治上、理論上成熟的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長的時間里作出這樣一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決議，表現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成熟和遠見，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反省錯誤、糾正錯誤的過程中總結新經驗、探索新道路的能力。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作出，標志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

第二節 改革開放的起步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展開

一、改革開放的起步

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

當時，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亟待改革；二是還有一億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這些都涉及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問題。

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從1978年開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等一些地區的農民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農民的意愿，決定實行“放寬政策”、“休養生息”的方針，鼓勵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探索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保障基層干部和農民因時因地制宜的自主權，發揮其主動性。

盡管如此，農村能不能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還是引起了黨內外的爭論。1980年5月，鄧小平發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指出：“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這次談話，極大地推動了農村改革。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五個“一號文件”，指導農村改革有步驟地深入發展。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集體經營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相結合（即“統分結合”）的經營管理方式。它沒有否定農業合作化特別是土地集體化的積極成果，而是將農民家庭承包經營的積極性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結合起來，因而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

“統分結合”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促進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體制的解體。

從1979年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9%。再加上國家提高了糧食和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允許農戶自主進行多種經營，農民收入明顯增加。

在充分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鄧小平多次強調農村經濟“兩個飛躍”的思想。他反復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適合目前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特點，是農村發展的第一次飛躍。但這不是終點，而是進一步發展的起點，還要推動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力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在農村經濟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農民生活極大改善的基礎上，就要逐步實現第二次飛躍，即“高水平的農業集體化”。

廢除人民公社體制后，也有部分農村沒有實行以分散經營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繼續堅持統一經營的集體制經濟。這種集體制經濟同樣擺脫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在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得到極大的完善和鞏固，逐步發展成為扎根農村、造福于當地農民、適應市場經濟和城鎮化發展要求的農工商聯合體和新型農村社區。這些集體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初步具備了鄧小平所說“高水平的集體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希望所在。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綱領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鄧小平在大會開幕詞里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

這次大會還確定了中國在20世紀末要達到的發展目標。胡耀邦在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中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報告根據鄧小平的設想，進一步提出了國內工農業生產總值在20世紀末“翻兩番”的奮斗目標，即由1980年的7 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萬億元左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是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奮斗目標。

二、改革開放的初步展開

開設經濟特區

以中共十二大為標志，中國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的新道路，改革開放在全國各條戰線逐步展開，初步形成以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格局。

開設經濟特區，這是新時期對外開放的一個創造。這一嘗試，首先從地處對外開放前沿的廣東開始。1979年1月，廣東省和交通部提出，在廣東蛇口建立工業開發區，得到國務院的贊同。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和第二書記楊尚昆建議，在深圳、珠海、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得知后表示贊同，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把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的出口特區正式定名為經濟特區。此后，經濟特區加快發展，深圳特區的發展尤為顯著。

1984年2月，鄧小平在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地回到北京后，提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鄧小平的建議得到

中共中央的贊同。

1984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開放大連等14個港口城市。1985年2月，決定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門泉州漳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4月，又設立海南省，并將全海南島辟為經濟特區。這樣，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下，逐步形成以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為龍頭，以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為紐帶，帶動并輻射內地的對外開放格局。

實踐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不行。對外開放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可以通過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和運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

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志著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從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夕，經濟體制改革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第一，所有制結構的改革突破了單一公有制結構，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開始發展的局面。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值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體經濟的產值比重由22.4%上升到34.6%，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成分從零起步上升到5.6%。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等各行業從業人員由15萬人增加到569萬人。

第二，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逐步使政府和企業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1987年同1978年相比，國有企業留利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從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了各種稅費后的實際留利仍為20%。到1987年，全國有80%的國有企業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

第三，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經濟杠桿在國家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明顯增強。1987年同改革前相比，國家計劃管理的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120種減少到60種，國家統一調配物資由259種減少到26種，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由188種減少到23種。全國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通過財政籌集的由76.6%下降到31.2%，通過銀行籌集的由23.4%上升到68.8%。

通過上述初步的改革，國民經濟開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朝著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變。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在經濟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的同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給農村經濟再次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鄉鎮企業是從原先人民公社中的社、隊企業發展而來的，大多從事農產品的初加工和農機維修等，從業人員不足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0%。農村改革的迅速發展，鄉鎮農副產品市場的空前活躍，農村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現，為鄉鎮企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然而，鄉鎮企業在發展之初，招來不少非議。主要是由于鄉鎮企業供銷員的某些活動，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針對歧視以至人為解散鄉鎮企業等情況指出：“現有的社隊企業，不但是支持農業生產的經濟力量，而且可以為農民的多種經營提供服務，應在體制改革中認真保護”。到這年底，全國社、隊兩級企業已有134萬個，從業人員3 134萬人，創造產值1 222億元，占農村總產值的1/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農牧漁業部《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并同意報告的提議，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從此，“鄉鎮企業”這個名稱被正式確定下來。

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發展到1 750多萬個，從業人員8 805萬人，產值達到4 764

億元，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4%，破天荒第一次超過農業總產值，成為農村經濟的龍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不僅帶動了農村經濟，還帶動起一大批小城鎮。從1983年到1986年，全國建制的鎮增加了7 750個，平均每年增加1 608個，開始改變全國城鄉分布的格局。

政治體制改革任務的提出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分析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1986年下半年，鄧小平又在多次講話中闡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政治體制改革要認真解決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事實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等問題，認真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遵循統一領導、循序漸進的原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總結本國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絕不應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顯得越發重要。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闡述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和根本任務，指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抵制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防止種種迷失方向的危險，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考驗。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推進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制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和奮斗目標。

中共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中共十三大前后，在全面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整個國民經濟提升到一個新水平。1984年到1988年這5年間，國民經濟進入加速度發展的飛躍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從7 171億元增加到14 928.7億元，財政收入從1 642.86億元增加到2 357.24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從535.5億美元增加到7 44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從27.05億美元增加到102.26億美元。全國出現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

1989年政治**的發生與平息

在經濟加速度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一是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社會總需求大大超過社會總供給。1988年夏季，國家宣布放開大部分商品價格，實行價格改革“闖關”，結果誘發了全國性的搶購風潮。二是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上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積極推進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但未能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給予應有的重視。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由趙紫陽接任。

1989年春夏發生的政治**，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嚴重曲折。極少數敵對勢力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利用人民群眾對腐敗現象的不滿，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從5月13日起，北京的非法組織在天安門廣場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絕食。隨即，許多大中城市出現大規模游行活動，黨政首腦機關受到沖擊。5月20日，國務院發布命令，在北京地區實行戒嚴。**的組織者利用政府的克制態度，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煽動攔截參加戒嚴的軍車，最終發展成反革命**。在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斷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這場政治**，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相繼發生問題，1989年的政治**，證明了鄧小平的一個重要論斷：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始終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為了更好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要長期堅持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平穩交接

平息1989年政治**后，國內外許多人士紛紛猜測，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此就要中斷了。同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個別語言有的需要變動一下，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決定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平穩實現了新老交替。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受命于改革開放的艱難時刻。當時面臨兩個重大問題。首先是實現國內社會穩定和經濟治理整頓；其次是應對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制裁”。在20世紀90年代初接連發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情況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不能走得下去，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下去，國際國內都在拭目以待。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把一度被延誤的治理整頓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90年4月，根據鄧小平的建議，啟動了上海浦東開發的戰略舉措。為現代化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上海，再一次煥發出青春和活力，其國內生產總值在5年內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個上海。

治理整頓工作到1991年底基本結束。工業生產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恢復到正常年份的增長速度。農業生產連續兩年豐收，扭轉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1990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宣布，第一步戰略目標，即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已經基本實現。

中國最終挫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制裁”。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面對“制裁”的嚴峻形勢下，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方針。中國在國際上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利益。到1992年，中國已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貿易、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中國贏得了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

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南方談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先后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重要談話。這篇談話，在經歷國際國內政治**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深刻回答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是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

鄧小平在談話中集中回答了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向何處去。鄧小平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抓住時機，發展自己，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發展才是硬道理”。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二，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鄧小平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決不能掉以輕心。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在談話的結尾，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為指導，作出三項重要決策：一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二是明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確定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為貫徹十四大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召開7次全體會議，分別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建設、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了規劃和部署。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必須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觀調控上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集中力量進行重點建設，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

1992年，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從1992年到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1%，國民經濟實現了“軟著陸”的目標，既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又有效抑制了通貨膨脹，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5.7%，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到1995年，中國提前5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總的指導思想和總要求，提出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21世紀 1997年2月19日，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在新時期，鄧小平作出了兩大歷史性貢獻：一是堅持科學地評

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二是創立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功地開辟了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

鄧小平逝世后，中國能否繼續沿著鄧小平開辟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即中國今后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舉世關注。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在報告中提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并明確指出，“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中共十五大完成了三大使命：一是確立以鄧小平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二是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三是明確了中國跨世紀發展的奮斗目標和任務。

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又是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中共十五大閉幕不久，1998年中國遇到了兩大考驗和挑戰。首先是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比上年下降了0.4%。其次是長江、松花江、嫩江等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全國受災面積3.18億畝，受災人口2.23億人，直接經濟損失2 000多億元。人民解放軍在搶險救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在應對這兩大考驗的斗爭中，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得到發揚。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8%，積極的財政政策初見成效。

就業和再就業，是一大社會系統工程。從1990年到2001年，全國從業人員由6.5億發展到7.3億，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重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1998年到2002年6月，全國累計國有企業下崗職工2 600多萬人，其中有1 700萬人實現再就業。

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又一大社會系統工程。1998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會議，決定實行“兩個確保”、“三條社會保障線”。“兩個確保”即：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確保企業離休、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從1998年到2002年底，全國90%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基本能按時領取生活費；3 000萬左右的離休、退休人員補領和及時領取了養老金8 296億元；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達到1.04億，累計發放失業保險金額270億元。

中國政府從1986年7月10日提交要求恢復世界關稅貿易總協議締約國地位的申請，經過長達15年的艱苦談判，終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權利與義務共擔，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共中央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趨利避害，取得了可喜的成績。2003年，中國進出口總額達到8 512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535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對外勞務合作、對外設計咨詢完成營業額172億美元。

千禧之年，世紀之交，舉國歡慶。只用了半個世紀，中國就從“一窮二白”的貧窮落后國家一躍成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前兩步目標。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義思潮沖擊下，一些原先發展看好的國家紛紛陷入經濟、政治危機，中國卻“風景這邊獨好”。這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得益于中國共產黨抵御風險、駕馭全局、應對復雜局面能力的增強。

五、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行動綱領的制定與實施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21世紀中國的和平發展指明了方向。十六大完成了四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第一，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第二，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戰略部署；第三，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第四，選舉產生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形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共十六大報告闡明了必須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做到“兩個毫不動搖”。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人民在21世紀頭20年的行動綱領。按照鄧小平現代化“三步走”戰略的規劃，21世紀的前50年，將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50年中，前20年是關鍵。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新世紀、新階段、新舉措

中共十六大以后，在經濟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勢頭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主要是糧食供求關系趨緊，固定資產投資膨脹，貨幣信貸投放過快，旱纈馱私粽擰Ｖ泄倉醒搿⒐裨杭笆弊鞒黽憂亢旯鄣骺氐木霾吆筒渴穡帕餼鲇跋煬悶轎冉峽旆⒄溝耐懷鑫侍狻＞舷鹿餐Γ旯鄣骺厝〉妹饗猿尚В苊飭司么蟮鈉鷴洹Ｖ泄拐絞ち?003年“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從容應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變化，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步伐加快，“十五”計劃確定的主要發展目標提前實現。

為了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戰略思想。2003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闡述了科學發展觀；隨后，又相繼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創建創新型國家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一系列戰略思想。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它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精髓，提出新世紀第二個五年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指導方針和重大部署，是新世紀新階段指導科學發展的綱領性文獻。

2006年3月4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委員時提出：要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味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這些論述豐富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為

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指明了方向。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以來，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它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產生，又通過這一帶有革命性的社會實踐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證明了一個真理：發展才是硬道理；而要發展，就要把發展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節 建設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國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體現，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一）現代化建設穩步推進，經濟實力快速提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從“六五”計劃到“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連續超額完成了五個五年計劃。各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7.9%、10.7%、12%、8.3%、9.5%。

從1979年到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 473億美元增加到1.65萬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 200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六位，進出口貿易總額躍居世界第三位。在此基礎上，2005年又取得新進展。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元人民幣。國內生產總值的世界排位繼續前移。

（二）西部大開發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等順利實施

從2000年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到2004年底，陸續開工60多個重點工程，投資總規模達8 500多億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衛生、環保等方面。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步伐加快，東、中部地區在宏觀調控中繼續推進特色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步伐加快。

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推動下，國家創新體系、科技基礎設施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得到加強。2005年，相繼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節約型社會。同年11月3日，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2006—2020年）》。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同年2月，國務院又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這標志著科技創新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國家下決心加大這方面的投資力度。2005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2 367億元，比上年增長20.4%，占國內生產總值1.3%，其中，基礎研究經費135億元。各級各類教育全面發展。全國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超過95%。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穩步推進。在此基礎上，國家決定從2006年起用兩年時間在全國農村普通實行免除學雜費的義務教育。這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必將對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高科技和國防科技以載人宇航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標志，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99年11月20日，“神舟”1號飛船發射成功，揭開了向載人宇宙航行新高峰沖擊的序幕。2003年10月15日，“神舟”5號飛船載著航天員楊利偉進入太空，中國成為繼俄美之后第三個將航天員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國。2005年10月12日，又成功發射了“神舟”6號載人飛船。

（三）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1979年到2004年，城鄉居民年均收入增長較快。城鎮實際增長4.5倍，農村實際增長4.9倍。2005年，城鎮新增就業970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 493元，農村居

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 255元，扣除價格因素，分別增長9.6%和6.2%。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2 365萬人。

到2004年底，全國城鎮參加基本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的人數分別達到1.64億人、1.06億人、1.24億人和6 845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5 378萬人；全國共有2 205萬城鎮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國人民總體健康水平已超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人的平均期望壽命已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到2004年的近72歲。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和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得到加強。200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5.87‰以內。

繼200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萬億元之后，2004年首次突破5萬億元大關，比2003年增長了13.3%。2005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7 177億元,比上年增長12.9%，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12.0%。

（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穩步推進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發展迅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憲法，以后又通過四個憲法修正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00多件現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7 500多件現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頒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協商進一步制度化和規范化。截至2004年底，有19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的領導職務；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有非中共黨員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27人。

以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為主要內容的基層民主自治體系開始形成。截至2004年底，全國農村建立村民委員會64.4萬個，全國城市建立符合新型小區建設要求的居民委員會71 375個。

公務員制度初具規模。從1993年10月《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實施起，一大批素質好、年紀輕、學歷高的優秀人才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200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頒布，并從2006年1月起實施。

（五）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成效顯著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呈現出繁榮景象，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精神動力、思想保證和輿論支持。

全國城鄉廣泛開展群眾性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大力推進和發展紅色旅游，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迅速推進，質量穩步提高。通過各類政府獎、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的設立，在文化思想領域體現了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的導向要求，涌現了一批反映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根據這一要求，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全面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注意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新自由主義思潮，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隊伍在健康成長。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出現新氣象。

國家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加大。1993年至2002年，全社會文化基本建設投資年均增長18.6%，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最多的時期。到2004年底，全國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4.1%，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5.3%，基本建成了多種媒體分工協作的現代化傳播體系和覆蓋城鄉的文化網絡。

文化在促進對外開放、推動對外交往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2004年中國文化節在法國成功舉辦后，2005年華盛頓中國文化節再度高潮迭起。

（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貫徹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少數民族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上下，大大高于少數民族占全國人口8%左右的比例。人口特別少的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這一做法始終得到堅持。

民族自治地方經濟迅速發展。1994年到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9.8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近1個百分點。2003年，西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 871元人民幣，相當于全國人均的75.5%；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9 700元人民幣，相當于全國人均的106.6%。

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有22個少數民族使用28種本民族文字。蒙古、藏、維吾爾、朝鮮、彝等少數民族文字已有編碼字符集、字型、鍵盤的國家標準，文字軟件已實現Windows系統上的運行和激光照排。

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區共有1 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清真寺約2.39萬座，教職人員約2.7萬人。

（七）祖國統一大業取得新進展

1984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個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斗》的講話，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八點建議。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祖國統一大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臺獨”勢力成為全中國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高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同年3月4日，胡錦濤就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系提出四點意見。第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第二，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第三，貫徹寄希望于臺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第四，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

同年4月至5月，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相繼率團訪問大陸，使兩岸關系在長期缺乏有效的政黨高層互動之后出現新的轉機，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政治基礎進一步穩固。

（八）國防和軍隊建設邁出新步伐

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已經完成兩次大規模裁軍，共裁減軍隊員額150萬。2003年9月，中國政府決定，2005年前再裁減軍隊員額20萬，軍隊總規模將保持230萬人。在裁軍的同時，注重改善官兵編配比例，優化軍、兵種結構，致力于全面推進以軍事信息系統和信息化主戰武器系統建設為主體、以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撐和保障的軍隊信息化建設。發展高技術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根據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的思想，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

實施人才戰略工程。2003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提出，力爭經過一二十年的努力，使人民軍隊擁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戰爭指揮和信息化軍隊建設的指揮軍官隊伍，一支善于對軍隊建設和作戰問題出謀劃策的參謀隊伍，一支能夠組織謀劃武器裝備創新發展和關鍵技術攻關的科學家隊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裝備性能的技術專家隊伍，一支能夠熟練掌握手中武器裝備的士官隊伍。

依法從嚴治軍。在新的歷史時期，軍隊先后頒布和修訂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隊列條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警備條令》以及新一代作戰條令等一大批軍事法規，基本上形成了以

條令、條例為主體的軍事法規體系。

政治工作制度化。始終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軍隊各項建設的首位，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2003年12月重新修訂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堅持把政治工作作為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軍隊履行職能的根本保證，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構成軍隊戰斗力的重要因素，強調發揮政治工作的作戰功能。

（九）全方位對外開放取得新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一直是推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引擎。特別是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2004年7月1日，首部《對外貿易法》頒布實施。2002年到2004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從6 208億美元猛增到11 548億美元，外貿進出口的年均增長率達31.5%。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42萬億美元，增長23.2%。2005年末國家外匯儲備由2004年末的6 099億美元增加到8 189億美元。

出口商品結構繼續改善。紡織品、輕工產品出口穩定增長，繼續成為外貿保持順差的主要因素。機電產品連續8年穩居出口的“半壁江山”。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幅迅速。2002年至2004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分別為679億美元、1 103億美元、1 655億美元，增長幅度分別為46.1%、62.6%、50.2%。

2006年初，中國平均每天進出口總額達到30多億美元，相當于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和1951年兩年的總和。一周的外貿總量就相當于改革開放前夕的1978年全年的總量。

中國外貿發展已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據國際權威機構統計，2003年中國外貿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率達34.3%。2000年至2003年，中國進口增長占世界進口總增長的26.4%。

2004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增長13.3%。2005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3億美元。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數量明顯增加。

（十）積極推進國際和平發展合作事業

中國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努力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中國堅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稱霸。

進入21世紀，中國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宗旨，提出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主張，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主要包括：積極倡導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觀；認真實踐以平等互利為核心的新發展觀；推動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為主要內容的新安全觀；主張形成以尊重多樣性為特點的新文明觀。

在睦鄰、安鄰、富鄰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已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在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上，中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全面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與印度簽署了關于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海地區共同開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中國的發展已成為亞洲振興的重要動力。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堅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并向有關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中國成為亞洲區域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和支持者。自1996年以來，中國對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4%。2004年，中國同亞洲的貿易額達6 650.3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7.6%。

中國努力推動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向亞洲、非洲最不發達國家提供了優惠關稅待遇，并減免了38個亞非發展中國家137.78億人民幣的債務；積極推動建立中國同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的合作論壇，加強新形勢下與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對話與合作。

中國同主要大國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為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不懈的努力。中美關系總體保持穩定和發展，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繼續深化，中歐全面戰略伙

伴關系的內涵不斷充實。中國在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進國際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外交成績。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依靠社會主義制度，是可以在前進中解決的，也只有在前進中才能解決。世界是充滿矛盾的。原有的矛盾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矛盾，又需要探索新的辦法去加以解決。這是一種合乎規律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堅持用辯證的、發展的觀點觀察形勢，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應對挑戰、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滿懷信心地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二、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繼續前進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作出了一系列戰略決策。這些重大舉措，是對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和執政黨建設指導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認識的深化，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

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發展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為人民享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還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以積極主動的姿態應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這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這是科學發展觀在社會建設問題上的必然要求和具體體現。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大力發展科技事業。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決策。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走出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堅持自主創新、跨越發展、重點支撐、引領未來的指導方針，推動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中國共產黨。黨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領導力量。為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要求，以便在新世紀、新階段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有力而生氣勃勃的核心力量。

第二篇：近代史綱要_讀書筆記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

2008130540.梁晉力

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算起,時間只有一百多年,但卻千頭萬緒,吩咐繁雜.蔣廷黻用他自己稱之為“簡略的初步報告”的一部只有五萬字的小書，卻能條分縷析，將近百年的時事寫得深入淺出，充滿真知灼見，成為一個時代的學術精品，堪稱奇跡。

蔣先生這本五萬字小冊子成書于1938年.蔣先生1928在清華教書的時候,已有一個長期規劃,準備用十年時間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并為此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可惜自1934年后,蔣先生便在國民政府中任職,隨著走上仕途,這種計劃實現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彼時他”已辭去駐蘇大使的任務,還未恢復行政院政務出處的執掌,在漢口有幾個月的安逸” , ”身邊圖書雖少,但是…把對近代史觀感做了一個簡略的初步報告”,便有了此書.(引文自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小序)

這本書,乃是蔣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學術生涯的終結,書里,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歷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沒有事件的具體描述,有的只是對他對歷史融會貫通后的思考,因而書重于分析應由,追溯流向,發表感慨.一路讀下來,正如作者在讀者面前,將各種人人事事娓娓道來,親切之極,沒有絲毫晦澀之感.說他打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全書共分總論和四個部分.總論中,作者直接指出中華民族在19世紀內憂外患時期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能夠現代化嗎?能夠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組織一個現代國家嗎? 通過總論,直接指明了經史致用的目的.第一部分剿夷與撫夷，專講外患.這一部分里,他指出了晚清政府不顧19世紀世界已經進入貿易與商業時代,一味閉關自守,既是”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第二部分洪秀全與曾國藩,講內憂.內政乃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作者認為,晚清在外敵襲來的同時,又受到了太平天國的沖擊.高爾泰一篇文章說曾國藩是”為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同信仰基督教的太平天國進行的戰爭,實際上保護了滿清人皇朝.” 這實在令人難以茍同.在這一點上, 蔣廷黻看得很準.他說,洪秀全的真實

心智不在建設新國家,而在建設新朝代.從某種意義來講,是洪秀全而非曾國藩才是王權的崇拜者.第三部分,自強與失敗.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應付大變局,謀取富強的實踐,最后卻歸咎于失敗的原因何在?蔣先生認為這在于他們的不徹底.這不徹底來源于他們接受的舊時教育讓他們束縛在了傳統社會和文化上;來源于閉關自守;來源于妄自尊大的士大夫階級;來源于外國人的趁火打劫;來源于民眾的迷信無知等等.最后的結果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戰勝了低度西洋話,近代化的中國”,宣告了半殖民地社會的開始.第四部分,瓜分與民族的復興.作者認為,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歌名方略才是”我民族唯一復興的路徑”,”只有我們謹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我們必定能找到光明的出路”.不知為何,給人的感覺有如提出了許多問題,最后卻給出簡潔而又高度概念化的解決方法,不管是由于邊幅原因還是真的無計可施,很想知道,蔣先生知道總共近代史的總結是這么一個結局時,是什么感覺?

第三篇：近代史綱要讀書筆記--《毛澤東選集》

人 民 的 力 量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讀書筆記

讀“毛選”確實給了我許多思考，雖然早已是兩個時代，但是，閱讀當時的文章，再現了共產黨發展的艱難歷程，再現了中國發展的艱難歷程，竟是如此生動而真實。有時，讀歷史不必借用別人當作媒介（指通過當代人的歷史研究了解歷史），而直接的交流往往更行為有效（指讀當時的文章著作）。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其各類文章、演說稿、發言稿中，我們可以讀出一代偉人的人格魅力，讀出一代偉人的偉大思想，讀出中國發展的真諦所在。

《毛澤東選集》第一到第四卷輯錄了毛澤東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直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期間所創作的文章、演講稿、發言稿等。反映了各歷史發展時期中國所處的境地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歷程。每一卷大體上都是以一個時期為主題。各卷也各有側重，在此我僅以第三卷為例談談我在讀“毛選”時的收獲。

第三卷輯錄了抗日戰爭后期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其中不乏重要篇章和名篇。比如說：論聯合政府和為人民服務等。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抗戰處于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漸占據了上風并且眼看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將以反法西斯力量的勝利而告終，毛澤東在憧憬抗戰取得勝利的同時也開始考慮中國當時的問題以及抗戰勝利后中國將何去何從。當時的中國處于一個怎樣的環境呢？二戰勝利的天平開始逐漸偏向于反法聯盟，日本在中國戰場上也逐漸開

始力不從心。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歷史的機遇，歷史給予了中國一個大好時機可以一舉擺脫列強的侵略，擺脫半殖民地的性質。但是，同時毛澤東也看到在光明的背后是陰暗的一面，那就是國民黨伺機發起內戰，企圖***并在中國建立獨裁專制，如果這樣的話，就意味著人民會失去自由，失去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國家。所以，毛澤東開始思考，中國共產黨無疑應當擔當拯救中華民族的重任，然而中國共產黨應該以一個怎樣的姿態出現在歷史的舞臺之上。這是毛澤東面對的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問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探索著這個問題。并且很快便有了答案，這些答案也很容易便從一些文章中找出。

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貫穿全書的一個關鍵詞我想應該是“人民”。的確，毛澤東對于“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中國共產黨對人民也有著深厚的情感。自古中國就重視“人民”（百姓）的力量，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永遠是最廣大的“人民”推動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毛澤東完全看清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國民黨這樣一直壓迫最廣大的民眾最終將會導致失敗。他們所謂的“國民大會”1只是代表了少數人民的意愿，代表的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2國民黨蔑視民主，迫害民主人士，發動反人民，反民主，反共

3的反動政策。與此相反，毛澤東認為共產黨應當聯合最廣大的人民，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45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45 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46

認為這是一場“人民的戰爭”4，勝利由人民獲取，成果由人民享用。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5，在任何時候拋棄人民，反對和壓迫人民的做法都是大錯特錯的。

回顧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力量的確是驚人的。在當時如此危急惡劣的形勢之下，可以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己拯救了自己。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澤東形象地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比作是兩座大山，中國人民就是“北山愚公”。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6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可見，毛澤東始終是充分肯定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毛澤東在實踐中逐步發現了這個真理。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國革命的進行必須依照人民的意愿，而這里的人民是指最廣大的階級，即工農階級。所謂實踐出真知，當共產黨的軍隊在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的雙重打擊下被迫轉移到農村，并且軍隊的力量在不斷被削弱。在如此情形之下，毛澤東和共產黨積極覓尋到了一條新的道路，那就是聯系群眾，聯系最廣大的人民。歷史證明這是十分正確的決策。在陜北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和當地百姓一同抗擊日軍和國民黨軍的打擊。在軍隊所在地，號召一切工人的、農民的、青年的、婦女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團體之中的人民積極熱烈地參與到抗日的工作中。7軍民一心，共同抗敵，軍隊為人民提供安全保障，人民為軍隊提供后勤支持。即使是面對再大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3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04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102 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4

1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軍民魚水情也是從這個時候發展起來的吧！

毛澤東的確看清了當時的中國，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看到了人民的訴求，于是，他主張建立“聯合政府”8，要把自由與民主還給人民，并且在中共七大將它提出，作為黨的政治指導方針。毛澤東把革命叫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且這次革命旨在徹底解放民主，解放人民。中國人民實在是被壓迫地太久了，而久久積壓之后的爆發是十分可怕的。在新時代繼往開來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地擰成一股繩，面對帝國列強的侵略，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他們是毫無畏懼的，并且最終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將國民黨反動派打到臺灣，建立了民主、自由、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起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之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今天成立啦！”然后便是舉國歡騰。人民的戰爭是人民獲得了勝利。毛澤東對中國國情的分析是帶有高度前瞻性的，并且這種建立在人民基礎之上的指導思想在今天的發展中也是不可拋棄的。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人民建立并且也是由人民來保衛的。如今的黨也在不斷強調民生工程的建設，這與毛澤東對于人民的政策不無關系。我們是民主共和性質的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可以忽略人民的巨大力量，任何反人民的企圖都會被人民的潮水淹沒。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我們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輝煌！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1029

人民是時代發展的主流，是一個國家的最寶貴的財富。建設好一個國家就必須要重視人民的力量，而要充分發揮人民的力量就要做好人民的工作。這是黨建設中國的唯一途徑，卻又是一條捷徑！借用毛澤東慣用的方式結尾：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偉大的廣大的人民萬歲！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第四篇：近代史綱要讀書筆記--《歷史研究》

歷史的重新思考

----《歷史研究》讀書筆記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歷史研究》這本書所講的內容貌似與中國近代史綱要這門課沒有太大聯系，而我認為，實則不然。因為歷史最深刻的內涵是不會受到時空限制的。作者湯因比在書中所闡述的觀點大多是圍繞著中古時代世界文明而建立的，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用湯因比這樣的眼光來研究和探索近代文明與歷史的發展。湯因比從最宏大的視角向世人描述了文明的特質，并且傳輸了研究歷史最行為有效的方法。

全書一共12卷，可謂是卷帙浩繁。但是我覺得《歷史研究》值得我們擠出一點時間去品讀。但是，讀書的目的又不是為了把書讀完，而是為了從書中獲得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或方法，也有可能是我們自己從作者思想源發散出的感悟和思考。后者往往更加珍貴。讀《歷史研究》之前我反復問自己，讀《歷史研究》是為了什么？乃至讀歷史是為了什么？歷史，膚淺地說就是過去發生的事。中國古人就明白以史為鏡的道理，而現當今讀歷史的目的又是什么？讀過這部史學經典之后，我想我已經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而讀書筆記就是用來記錄這些想法與思考的吧。

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可以出生在華麗的家族，但不可能沒有個人的苦難和坎坷的經歷。1湯因比出身于一個工業革命后的中產階級1張雄 陳明達.《文明：充滿生死搏斗的神秘劇—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家庭，過著上層階級的生活。然而，他一生中兩次經歷了殘酷的世界大戰，并且在這樣黑暗的時代下，湯因比自身的遭遇也是十分糟糕的。他經歷過不完美的婚姻，又接連遭遇父親和兒子的離去。他像馬克思那樣有著喪失人間天倫之樂的受傷心理。2在書中可以發現，湯因比對宗教的情感是特殊的，有人分析說這是湯因比從宗教尋求慰藉就像馬克思用理想的社會主義來撫慰自己的創傷一樣。了解作者的生平對深入了解他的作品是十分有幫助的。有時，設身處地地站在作者的角度我們就會發現難以理解的東西往往就變得自然了。

我認為，湯因比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他運用了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研究歷史。正如在全書的一開頭，作者就試圖向讀者傳達：以往用來研究歷史的方法是有局限的，我們不應把研究的對象過于具體化，縮小化。正由于歷史強大的聯系性和文明的相互影響性，任何試圖以單個國家或區域文明來研究文明的發展和歷史的狀態的行為都是有風險和偏差的。所以湯因比提出了歷史研究的新單位：“可被認識的研究領域”3（某種較之國家的范圍更大的共同體4）。在每一個場合，我們都不得不根據整體而不是依據部分來進行思考；把故事的各個章節看作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個事件；不是單獨分開、而是從整體上來追蹤那些社會成員的命運，把他們看做一個單一主題的變奏曲，或看作是一支交響樂隊，其意義在于各種樂音的和諧，而非眾多互不相干的音符。我們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在研究歷史方面取得成果，我們會發2張雄 陳明達.《文明：充滿生死搏斗的神秘劇—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英】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 劉北成 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4 4 【英】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 劉北成 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6

現我們的頭腦由雜亂無章轉變為井然有序，我們開始理解那些以前不可理解的東西。5歷史研究的精髓在于對其最深處的聯系性的追隨與思考。文明在全球范圍內處于一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態，我們常說四大文明，這只是全球文明的四個主流源頭，各個源頭噴發出各種絢爛多彩的派生文明（作者稱為“衛星文明”）。表面上文明間存在著地域差異，但是文明間一直在發生的交匯與交融。這種思想在當今社會是頗具指導價值的，我們要以聯系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各個文明，至于精細到國家和地區之間也是一樣。

文明既然存在多樣性，那么湯因比提出的“文明的比較研究”就十分自然了。作者指出歷史是多線式發展的，任何對于一個特定文明的研究所得結論都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在全書的第一部，歷史形態中，作者在選定歷史研究的對象之后，用其理論構造了幾種文明的歷史發展模式。有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模式以及東方文明源頭的中國模式。用作者自己的觀點來看，任何一個模式都不是全能的，甚至中國模式在運用于中國自身文明發展史時都會是前后矛盾的。此時，作者便試圖將兩種模式對比結合起來，之后便發現，這種對比之下的辯論與聯系使得希臘--中國模式6可以運用的范圍更加廣泛。

在對于歷史研究方法的闡述之后便是湯因比對文明發展的深度解剖。接下來的四個部分，作者分別講述了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解體。我不想盜用作者的某些觀點，但是我確實覺得作者對文明的歷程的分析是值得我們思考的。5【英】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 劉北成 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16【英】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 劉北成 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七章

簡單概括一下，文明起源于挑戰與應戰，個人在社會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偉人的創造性貢獻往往會促進社會的突破性發展，相反，偉人的退隱往往就會造成全社會的損失。總之，作者強調歷史發展中個人的作用。文明的衰落的實質是自決能力的喪失，這就充分肯定了本民族對自身民族發展的可控性，顛覆了環境決定論和歷史必然性理論。然而，作者并不否認歷史的循環性，不反對新文明孕育于舊文明的觀點。

由于時間有限，我只讀完全書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還沒有多少涉及。但是這并不妨礙我的思考。最后，我想回歸我們中華民族。談談書中作者對中華文明的看法以及我對我們中華文明的看法。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湯因比對中華民族的博大進深是十分欽佩和贊賞有加的。1974年的春天，在英國湯因比的住宅內，一位日本學者詢問湯因比博士：“您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八十五歲高齡的湯因比面帶笑容回答說：“我希望出生于公元一世紀佛教已傳入時的中國新疆。”7湯因比對中國的感情可見一斑。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雖然中華民族曾經長時間屹立于世界之峰。但是近代的閉關鎖國一下子就使得中華民族千年的積淀危在旦夕。然而中華民族最終還是挺了過來。這是民族的氣節，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靈魂。有人指出，中國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夜郎自大，同時又有完全相反面的自卑。但是，近代中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靈魂深處民族氣質的鞏固和多位開創時代的偉人的積極推進下，我們又開始向世7 張雄 陳明達.《文明：充滿生死搏斗的神秘劇—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146

界文明的頂峰迫近。湯因比在書中曾今說：在中國模式中，我們看到在文化上自成一系的中國人，于大一統國家建立后，為了保持這種統一，而竭力以赴的情形，甚至它每次瓦解之后，就不不斷為了恢復統一而奮斗。8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撓的品質，湯因比也看的很清楚。

晚年的湯因比開始反思他對中國的觀點的正確性，并且承認之前所犯的一些錯誤。湯因比認為世界只有走向大一統才能避免殺戮，而他認為，中華民族可以擔當此任！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一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看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民族。9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應當客觀冷靜地看待這樣的觀點。的確，中國是在日益強大，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但是，這是我們是否再次犯下夜郎自大的錯誤呢？這是我們時刻都應該警醒自己的。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一定要看清自己，否則就可能會淹溺在歷史的洪濤之中。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8【英】 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 劉北成 郭小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七章張雄 陳明達.《文明：充滿生死搏斗的神秘劇—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146

第五篇：第九、十章同步練習

高一下九章

各族人民的共同發展

2011-4-22

命題人：譚鋒

審題人： 陳冀麗

一．單項選擇題

1．我國少數民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要是通過（）A．三大改造

B．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

C．直接過渡方式

D．民族區域自治 2．我國少數民族先后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是在（）

A．1949年后

B．1952年后

C．1956年后

D．1958年后

3．目前全國共建立有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A．3個 B．4個

C．5個 D．6個 4．支援西藏自治區的大批干部中有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就是（）A．焦裕祿 B．孔繁森

C．任長霞 D．張思德 5．下列自治區最早建立的是（）A．內蒙古自治區

B．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C．廣西壯族自治區

D．寧夏回族自治區 A．下列哪個省份不是少數民族自治區（）

A．甘肅

B．寧夏

C．廣西

D．新疆

7．我國處理民族關系的一項政治制度是（）A．政治協商制度

B．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C．漢族援助少數民族

D．建立公有制經濟

8．建國后，黨和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其意義表述不確切的是（A．實現了民族平等

B．保證了祖國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 C．滿足了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愿望

D．通過和平方式廢除了剝削制度

9．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進一步落實民族政策，發展民族經濟的主要措施是（A．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B．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

C．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革開放 D．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持 10．黨和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支持主要是（）A．只給予政策上的優惠不給錢

B．只給少量錢物主要是派人支援

C．給予大量錢物支援但不派人

D．從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支持 11．下列關于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表述，不正確的是（）

A．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B．其內容是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建立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 C．體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與共同繁榮的原則

D．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建立起來的

12．我黨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采取的方法是（）

A．通過暴力消滅剝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B．通過和平方式消滅剝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C．利用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取代剝削經濟

D．采取保留一部分剝削經濟的辦法最后自行演變成社會主義經濟））

13．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關系的基本原則是（）A．長期共存，肝膽相照

B．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共同發展繁榮

C．消滅剝削，消滅貧困

D．民族區域自治

14．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最突出的變化是（）A．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立、發展起來

B．人民政府給予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支持更大

C．改革開放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推廣

D．大部分地區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15．當前，我國雖然建立了新型民族關系，但影響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因素仍然存在，主要是指（）

A．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

B．各民族沒有實現真正的平等

C．國內存在極少數分裂分子

D．民族歧視仍然存在 二．非選擇題

16．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已經確立，并將繼續加強。在維護民族團結的斗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材料二

少數民族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區建立自治地方,管理本民族內部地方性的事務。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實施，對于發揮各民族人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實現民族平等，增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的統一，加強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請回答：

（1）據材料一，我國各族人民已共同締造成了一種怎樣的民族關系？

（2）據材料二，我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有何重要作用？

高一下第十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和國防

2011-4-22

命題人：譚鋒

審題人： 陳冀麗

第一節

新中國初期的外交

一．單項選擇題

1．新中國成立初期國際關系最突出的特點是（）

A．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嚴重削弱

B．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形成C．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高漲

D．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對立和斗爭 2．新中國成立時，對華采取仇視政策的主要國家是（）A．英國

C．美國

B．法國 D．日本

3．打破帝國主義孤立封鎖政策應選的史實是（）

A．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B．蘇聯給中國貸款3億元

C．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D．周恩來出訪印、緬 4．建國初期出任外交部長，為中國外交積極活動的是（）A．朱德

B．劉少奇

C．周恩來

D．彭德懷

5．新中國政府在外交上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為此推行的外交方針是（）A．另起爐灶

B．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C．一邊倒

D．團結世界各國人民

6．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實行的“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主要是指（）A．不承認國民政府建立的一切舊的屈辱的外交關系

B．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C．清除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取締帝國主義在華特權

D．團結世界各國人民

7．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結盟的根本目的是（）A．支持蘇聯與美國對抗

C．恢復和發展中國經濟

B．推進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高漲

D．打破美國的孤立封鎖政策

8．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外交工作的重點是（）

A．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B．大力發展和亞非拉國家的友好關系

C．重視和第三世界發展關系

D．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

9．1953年周恩來同志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內容有（）

①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②互不侵犯 ③互不干涉內政 ④平等互利 ⑤和平共處 ⑥平等互惠 ○7求同存異 A．①②③④⑤

C．①②③⑤○7

A．日內瓦會議

B．①②③⑤⑥

D．①③⑤⑥○7

B．瓦隆會議

10．新中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參加的國際會議是（）C．第二十六屆聯大

D．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

11．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朝鮮問題，一個是印度支那問題，在中國代

表團的積極推動下（）

A．兩個問題都解決了

B．兩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C．解決了朝鮮問題

D．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

12．最能說明中國外交政策走向成熟的事件是（）A．提出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

B．第一次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日內瓦會議

C.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D．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

13．1955年，在印尼舉行的亞非國際會議體現出的“萬隆精神”是指（）A．和平、反帝、進步

B．團結、和平、友誼

C．和平、合作、進步

D．團結、文明、發展

14．在萬隆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出了“求同存異”的原則，其背景是（）A．亞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

B．亞非國家宗教信仰不同

C．一些亞非國家間存在著嚴重的邊界沖突

D．一些國家的代表在會議中提出“反對共產主義”的問題 15．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的共同點是（）A．以世界上五大國的身份參加

B．加強了同與會各國之間的關系

C．我國代表團在會議上起了積極作用

D．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了與會各國的承認 二．非選擇題

16．閱讀下列材料：

1955年，在萬隆召開了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存異〃〃〃〃〃〃〃我們并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我們應該承認，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

請回答：

（1）材料中所說的與會各國的“異”是指什么？結合所學知識說明與會各國的“同”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2）簡述周恩來是在什么情況下提出“求同存異”方針的？這對會議起了什么作用？

第二節 外交事業的發展和國防建設成就

一．選擇題

1．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是（）

A．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

B．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

C．中美關系逐步緩和

D．中日邦交正常化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被恢復是在（）

A．1971年10月第25界屆聯合國大會

B．1971年10月第26界屆聯合國大會

C．1972年10月第25界屆聯合國大會

D．1973年10月第27界屆聯合國大會 3．20世紀7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得以恢復的主要原因是()A．美國等西方國際的支持

B．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

C．中日關系的正常化

D．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

4．新中國成立后，美國的對華政策經歷了由封鎖、威脅、孤立到關系正常化的轉變。導致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是（）

A．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

B．中國綜合國力增強

C．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D．全球爭霸的戰略需要

5．直接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因素是（）A．中美關系的緩和

B．朝鮮戰爭的結束

C．越南戰爭的結束

D．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6．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多次波折，但經雙方努力又恢復和發展，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A．中美雙方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

B．在美蘇爭霸中美國實力的變化

C．中美矛盾已徹底解決

D．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正逐步消失

7．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外交活動首要目標是（）A．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

B．提高國際地位

C．同社會主義國家建交

D．制定務實的外交策略 8．1972年，訪問中國并簽訂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協定的日本首相是（）A．橋本龍太郎

B．田中角榮

C．中曾根康弘

D．小泉純一郎

9．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我國國際地位提高最主要的標志是（）

A．以五大國的身份參加國際事務

B．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

C．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

D．成為第三世界的突出代表 10．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逐漸形成“三個世界”劃分的估計的是（）A．周恩來

B．鄧小平

C．毛澤東

D．尼克松

11．在“三個世界”的劃分中，中國是屬于（）A．第一世界

B．第二世界

C．介于第一與第二世界之間

D．第三世界

12．新時期，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具體表現為（）

A．不結盟政策

B．只與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關系

C．相互結盟

D．一邊倒政策

13．下列各項中最能體現中國在國際社會長期發揮重要作用的是（）A．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B．“在亞非會議倡導求同存異方針 C．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D．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

14．新中國成立后，對人民軍隊的要求是（）

①人民化 ②現代化 ③正規化 ④革命化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5．為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從1956年起中央選派主管國防尖端武器研究和生產工作的領導是（）A．林彪

B．羅榮桓

C．彭德懷

D．聶榮臻 二．非選擇題

16．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

圖一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問蘇聯，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首腦第一次出訪活動。圖為毛澤東在斯大林70 歲壽辰宴會上

圖二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在上海簽訂《中美聯合公報》

圖三 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

材料二：世界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不論其社會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自主權利是必須得到尊重的。各國人民都應該有選擇其國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不應受到其他國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如果這些原則能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而侵略和干涉內政的威脅和對于侵略、干涉內政的恐懼就將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史文件集》 請回答：

(1)概括指出圖一會談的背景。這次會談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怎樣的外交基本方針？

(2)指出圖二會見的國際背景，這次會見有何重大影響？

（3）圖二的會見與圖三的會見有何聯系？指出這兩次會見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4）材料二中所說的“這些原則”指什么？概括其主要內容和意義

參考答案: 第九章

各族人民的共同發展

同步練習

1-5 BDCBA

6-10

ABDCD

11-15 DBBDA

16．（1）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2）民族區域自治。其重要作用是：有利于發揮各民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對實現民族平等，增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十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和國防

第一節新中國初期的外交

1-5

DCACC

6-10 CCDBA

11-15 DABDC 16.（1）“異”：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

“同”：大多數于會國家都曾遭受過殖民主義的侵略；許多國家面臨著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本國經濟的任務；有維護和平的愿望。

（2）帝國主義國家陰謀破壞會議，與會各國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有可能使會議走向歧途。

作用：促進了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第二節 外交事業的發展和國防建設成就

1-5 CBBDA

6-10

AABBC

11-15

DAABD 16．

（1）背景：①蘇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②美國和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孤立遏制中國。方針：“一邊倒”（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2）背景：①美國在美蘇爭霸中處于守勢。②蘇聯推行霸權政策，威脅中國安全。結束了中美二十多年的對抗，兩國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

（3）聯系：中美關系緩和，直接推動了中日關系的改善。影響：許多國家與中國建交，中國外交僵局被打破，出現外交新局面。

（4）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內容：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意義：成為指導中印、中緬關系的基本原則，并逐步得到亞非各國的贊同，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問題的基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