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案例1_ 1979年深圳百萬人逃港事件

案例1： 1979年深圳百萬人逃港事件

案例呈現：

1979年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兇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這場驚天驟變是被一則謠言引爆的。不過，事發前并沒有任何颶風來臨的征兆。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于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 “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時光流逝了30年，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劫難，無法想象三座人煙繁華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間幾乎等同于被6000米寬的海浪抹去的駭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堅守安土重遷的農漁民拖兒帶女踉蹌越過邊界時回頭一瞬的心情和淚光。

一位72歲的深圳土著，說起這一幕時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尸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眼前，天空闊遠，萬籟俱寂。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尸費——在他埋葬的50具尸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紀念日。大霧當道，我的目光越過浩淼的煙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樓上。我恍然如夢，心底無數的懸念冰結為一個追問：在這條荒涼的海岸線上，歷史是怎樣錯步向前，演繹了一個100萬人蹈海求生的夢呢？

“5?6”事件徹底戳破了因在20世紀60年代拍攝反特片《秘密圖紙》和《跟蹤追擊》而名揚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寧靜”面具，也再次喚醒了人們對二十年來100萬村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往香港的駭人記憶。

1949年10月19日，深圳獲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惡，雙方從1951年便封鎖了邊界。隨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現了4次大規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后，實行公社化運動期間，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經濟困難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萬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有7萬多人沿著幾條公路成群結隊地擁向邊境線，伺機越境。最后外逃3萬人。對于只有11萬勞動力的寶安縣來說，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們沒有準確的數據可以查證，但可以從人口數據對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當時的寶安縣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總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長0.26%。寶安縣志有記載，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長是負數。1962年年末總人口下降到26.7萬人，比1960年少4.7萬人。解放30年，寶安縣人口增加3.8萬，年平均增長率為0.48%，與全國同期增長率1.93%比，僅四分之一。一些老寶安說：寶安縣人三十年沒有生小孩。沙頭角鎮的人說：這個有l,000余戶5,000多人的鄉鎮，解放后向香港流動了累計有兩個鎮的人。

官方數據說，歷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劉寶樹的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

“中國改革實踐第一人”袁庚回憶說，那時，港英當局每天從文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員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三偷”：偷聽敵臺；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劃著一只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這在當時也算是尋常事，相比之下，生產隊干部更心疼的是那只不再劃回來的小船。

制止村民外逃，不僅是當地政府的顏面所在，更攸關珠江三角洲的穩定和發展。盡管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對這個問題嚴防死守，保持著高壓狀態，但是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純的報告文學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兒》中描述了70年代末發生在深圳南嶺村的一幕：該村黨支部書記張偉基開著手扶拖拉機，急吼吼地趕到深圳與香港的界河邊，停在國防公路上，向著黑壓壓的逃港人群扯開嗓門喊:“南嶺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邊的人群中，就有張偉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這一夜，南嶺村有400多名青壯年從張偉基淚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據深圳地方史記載，從1978年3月開始，萬豐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萬豐魚塘、石巖水庫、求雨壇水庫里苦練游泳技術，以備偷渡。當時，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著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萬豐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臺風之機從陸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由于勞力大量流失，有9萬畝土地被拋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燦燦的水稻爛在田里無人收割，附近的村莊里幾乎難以見到15至35歲的青壯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勛甫，發現在上任的頭一個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體。

任何對深圳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1977年11月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一個人口不足3萬的邊陲小鎮，首次闖入了鄧小平的視野。鄧把廣東作為復出后首次視察全國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與他同行。

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把這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匯報者愕然地是，鄧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于衷。沉默了好一會兒，鄧小平才背過身，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這兩句話讓廣東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報告文學《突破——中國經濟特區啟示錄》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劉波聽得非常清晰，他先是驚詫，繼而疑惑……

省委領導的心掉進了云里霧里。直到10天后鄧小平離穗回京，這兩句話仍然沒有解開謎底。

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悟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這個人就是后來奮力挑起廣東經濟特區改革大旗的吳南生，吳當時是廣東省委書記。不久，吳南生帶上秘書一桿子插到深圳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

吳南生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

眼前的事實終于使省委書記恍然大悟，他這時才明白了鄧小平的兩句話。經濟收入對比如此之懸殊，難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沒有一個什么羅芳村，居住在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1979年初，袁庚驅車返回闊別二三十年的家鄉，準備興建蛇口工業區，他的回鄉見聞也冰冷地印證了吳南生的考察結果。袁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兩座舊樓房，深圳充斥的是一排排凌亂、破舊的黑瓦平房，以及橫七豎八的臭水溝，坑坑洼洼的瓦礫堆。

袁庚回到家鄉大鵬島，卻已看不到當年的鄉親了。解放初的2萬鄉親，到70年代末，只剩下5000多人。大多數人都逃往香港，甚至流落到了英國、美國、荷蘭。

也是在這一年的5月14日，谷牧視察深圳時針對逃港現象說出了與鄧小平意思一樣的話：“現在往那邊跑的多，將來一定往我們這邊來的多。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谷牧意識到，邊民往哪兒逃，取決于哪兒有吸引力。制止偷渡，最根本的辦法是發展生產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饑餓中的群眾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沒有說服力的。正如鄧小平說：“現在我們雖然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還沒有資格大談自己制度的優越性。只有到下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到此，鄧小平留下的兩個謎才真正解開。鄧小平回京后對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會議上幾次出人意料地點到了它，并迅即將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香港居民返回內地生活，更已成為大趨勢。規劃署調查發現，到內地居住的港人每兩年以50%的速度增長。以2005年計算，有9.1萬多人，而01年只有4萬多人，增幅已超過一倍。事實上，調查更顯示，港人在內地自置的物業數量，達18.16萬個，而且多集中在深圳、東莞和廣州。

案例討論：由偷渡香港到港人回內地定居說明了什么問題? 案例點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說明我國搞社會主義改革和對外開放是正確的選擇。它不但沒有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而且還大大增強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更好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勃勃生機。

第二篇：2014年事件案例分享模版(上傳命名為XX事件分享X年X月X日-姓名)

一、事件描述

主要風險：

執行標準：

二、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三、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改進措施：

相關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