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慈善業何時跳出窘境 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瞭望》：慈善業何時跳出窘境 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瞭望》新聞周刊連日來在全國進行慈善業調研時發現，盡管這幾年我國慈善業發展較快，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國富人對慈善事業的捐贈小于15%，而他們擁有的社會財富卻在80%以上。不少富人寧愿揮霍浪費，也不愿扶危濟困。一些國有企業盡管效益好，但很少主動參與社會捐贈。

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我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之一：標價上千萬元的某高檔品牌轎車和法國高檔葡萄酒在我國銷量最大。我國一些富人揮金如土，他們住幾千萬元的洋房，戴上百萬元的手表，穿幾十萬元的服裝，甚至捧明星、一擲千金地豪賭，卻很少為慈善事業奉獻。

相關專家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慈善業尷尬現狀的背后，有慈善意識欠缺的原因，也有體制制約等深層次原因。讓慈善業走出目前窘境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面對貧困的一種冷漠

慈善捐贈被稱作“第三次分配”，在化解社會矛盾、扶助弱勢群體和建設和諧社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每年有近6000萬以上災民需要救濟，有3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需要救助，有6000萬殘疾人需要關懷。

面對巨大的慈善需求，我國富人卻少有善舉。《瞭望》新聞周刊調查了解到，2003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國富豪，七成沒上2004年“慈善榜”。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只有1%的企業曾經參與慈善捐贈。中華慈善總會的捐贈物資中，近80%來自海外，只有20%來自內地。截至2004年底，我國慈善機構獲得捐助總額約50億元，僅相當于中國同年GDP的0.05%，而美國同類數字為2.17%，英國為0.88%，加拿大為0.77%。

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往往只是在政府明確要求下才被動捐款。重慶市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冉茂民說，這幾年重慶市國有企業向紅十字事業捐款很少。重慶市成立白血病基金會，長安集團、重慶電信公司等國有大企業分文不捐，許多民營企業卻紛紛捐款。廣東省慈善總會秘書長方炎松認為，遇到大災大難時，國企捐款多，但它們是在地方領導機關的要求或授意下捐的。

許多人士認為，我國慈善業與不少國家差距較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慈善意識不足，“感恩文化”欠缺。重慶市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馮秀文說，發展慈善業，首先要提高社會公眾的慈善意識。目前重慶市多數企業捐贈的動因，是為了提高知名度，純粹為幫助他人而捐贈的企業不多。

資料顯示，美國人均收入是我們的38倍，其人均捐助金額卻相當于我們的1000倍。有關專家認為，盡管樂善好施是我國傳統美德，但目前我國社會慈善意識和國外差距較大。在國外，助人確實為樂，很多人都喜歡做善事。有一名澳大利亞記者，讀初中時就把所有的業余時間用來做義工，這在國內就很少見。

慈善活動不該有的怪現象

《瞭望》新聞周刊近日在天津、重慶、廣東等地調查發現，不僅慈善意識欠缺阻礙了我國慈善業的發展，慈善活動中出現諸多不和諧的“怪現象”，為慈善“抹黑”，也減損了慈善業的社會公信力。

冉茂民說，我國目前對于大型公益募捐出臺了相關法規，但對于民間的個人募捐卻沒有相關的法律來規范，如個人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能發起募捐，捐贈的款物該由誰來管理、誰來監督等。這種情況下，有人可能打著“扶危濟

困”的旗號為自己“募捐”。

企業作秀“口惠而實不至”。重慶市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馮秀文說，日前一企業向慈善總會認捐20萬元，但后來慈善總會多次追要這筆善款，該企業均以企業經營困難為由，不兌現捐贈承諾。馮秀文說，用慈善來作秀的類似現象不少，這些企業喜歡在媒體和領導面前許諾認捐，以獲取廣告效應和其他回報，但往往“口惠而實不至”。

還有一些企業為了虛名而在捐贈金額上弄虛作假。冉茂民說，經常有企業向紅十字會認捐物資，但在對外公布物資的價值時企業卻提出以市場零售價折算，而不是按出廠價折算，不同算法的結果往往相差十幾倍。更有的藥品企業，將快過期或僅剩一個月有效期的藥品捐出來，卻對外宣稱捐贈了“價值很大的藥品”。

義演不“義”，“錢”字當先。義演是我國目前常見的一種募集善款的形式，但由于相關法規不健全，造成義演被商業化、金錢化。前不久，一家北京的演出公司希望以重慶慈善總會的名義在重慶舉辦一場義演，但當慈善總會提出簽訂關于義演的成本、善款的使用、確保最低善款數等的合同后，該公司取消了義演計劃。

馮秀文說，目前很多打著“義演”旗號的演出都是以金錢為目的的市場行為，它們的首要目的是賺錢而并非慈善，常常鉆法規和監管的“空子”，要么不經有關部門審批，要么自行處置善款，從中牟利。

另外，按照規定，參加義演的演職人員不得獲得演出報酬，但實際并非如此。據一位熟悉義演運作的演出商說，要讓藝人參加沒有任何經濟回報的演出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演出商既要給他們不少勞務費和出場費，還得為其戴上“公益使者”的“帽子”。

拉捐款，提回扣。隨著慈善活動的增多，一些本來并不熱心慈善事業的“局外人”，將市場經濟的一些概念和不規范的做法，如“回扣”，運用到慈善領域，充當起慈善機構和捐助者之間的“掮客”。

天津市紅十字會副會長韓軍說，日前就有一位慈善“掮客”承諾為紅十字會募捐100萬元，條件是他本人要從中提取“回扣”30萬元。因為擔心違規操作，韓軍拒絕了這個“提議”。

據調查，慈善“掮客”市場化的募捐模式是：先策劃出一個與慈善有關的能為各方接受的金點子，冠之以一個響亮的名稱；再找一些知名科研所、公益社團等作為主辦方；然后以主辦方的名義尋求媒體合作，通過媒體大肆廣告宣傳；最后用“慈善”、“公益”和為贊助單位提供宣傳的名義，尋找出資方。

政府“越位”慈善業“縮水”

究竟誰是慈善業的主體？很多人肯定認為是各類慈善組織，但《瞭望》新聞周刊調查中卻發現這一問題具有“復雜性”，政府部門的越位參與使得慈善業主體混亂，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慈善業的發展。

有關專家認為，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說明政府部門在對待慈善業發展方面還存在嚴重的越位行為，將慈善與政府救助混為一談，并理所當然地視之為政府的事情。

一些專家呼吁，政府與慈善組織應明確分工，完善社會救助和慈善體系。上海慈善事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克勤認為，政府社會救助金來自于財政收入，屬于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而慈善救助資金來源主要依靠社會捐贈，屬于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政府社會救助以面為主，即以弱勢群體的經濟收入為救助標準，管理模式是層級制，救助金按級劃撥，層層落實；而慈善救助則以項目為主，更關注效率，減少中間環節，實行直接救助，更具有靈活性、機動性與多元化。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盧漢龍建議，政府應該用財政撥款、政府基金、福利項目招標等多種方式向社會

慈善機構提供資源、購買服務。政府職能部門應該與慈善組織建立信息傳遞和反饋機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協商通報救助項目或救助形式，實現信息共享。

健全法規加強監管

有關專家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國內慈善業面臨的種種窘境的背后，是目前國內慈善業相應的法律體系和政策法規還不健全，慈善組織自身建設也有待于進一步的規范。

廣東省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徐火周說，目前全國沒有針對性、特定性的專門規范慈善公益組織活動實體內容的法規條款，現有的法規沒有可供參照的“實施細則”，法規比較“粗放”，操作性不強。相關專家提出以下建議：

——應將慈善立法統一到社會保障的法律體系內，加快慈善專項立法工作，加快出臺規范、保護和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專門法律或專項法規。

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副司長龐陳敏認為，可通過立法，明確慈善組織的性質，規范慈善事業的準入、評估、監管、公益產權界定與轉讓、投融資、退出等行為，對募捐主體和受捐主體的資格明確界定，對發動社會募捐活動實行許可制度，改變多頭募捐、頻繁募捐、重復募捐、強制募捐等現象。這些做到位了，慈善機構就能夠逐步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南開大學博士蘭花以美國為例介紹說，美國慈善信息局是民間專業評估機構，它制定了衡量基金會好壞的九條標準，包括董事會管理職能、目標、項目、信息、財政資助、資金使用、年度報告、職責、預算等，它每年分四次公布對全國幾百家基金會的測評結果，該結果直接影響公眾選擇哪個基金會捐款。

——對慈善機構自身來說，行業自律是慈善組織提高公信力、增加美譽度的關鍵所在。尤其在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面，要規范運作。

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慈善機構加強了內部管理，積極自律。重慶市慈善總會從今年3月起建立起合同管理制度，慈善總會分別同捐贈方、受贈方簽訂合同，通過法律明確各方權責和善款的用途。慈善總會跟捐贈者的合同中明確了受贈項目內容、善款數量、雙方的權利義務等，慈善總會還將對項目進展進行全程監督，項目進展和效果都將反饋給捐贈者。同時，合同也對捐贈者有約束，如果捐贈者不兌現承諾，慈善總會可以按法律追回全部善款，并在媒體上“揭丑”；還可以依法上訴，或向上級部門匯報。

天津市慈善協會制訂了《財務管理制度》、《接收捐贈實施辦法》、《捐贈款物管理工作的規定》等規范性文件，明確責任，嚴格操作。廣東省紅十字會接收的每筆捐款都專賬管理，并開具專用收據，然后跟蹤善款使用情況，并接受有關部門的審計，再在媒體上公示。所有信息均公開、透明。

——慈善組織自身也亟待“煥發青春”。

長期以來，我國慈善會、紅十字會等都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社團組織和“養老院”，尤其是不少地方民政部門興辦的慈善組織，都由退休人員組成。盡管他們德高望重，經驗豐富，但由于缺乏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工作者，這些慈善組織已不適應現代慈善業發展要求。重慶市慈善總會只有8位退休老同志，該市渝北區慈善會則是一個“臨時性”組織，只有兩個人，會長是原副區長。天津市紅十字會干部隊伍老化，處級干部平均年齡50歲以上。

編輯：胡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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