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八個“務必從嚴”,全面推進從嚴治黨要點

八個“務必從嚴”,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11月20日,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四川省委關于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決定》,強調思想教育從嚴、干部選用從嚴、管理監督從嚴、懲治腐敗從嚴、改進作風從嚴、制度治黨從嚴、紀律約束從嚴、落實責任從嚴等“八個務必從嚴”。

“八個從嚴”是全面貫徹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管黨治黨的重大部署,突出了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把制度建設貫穿從嚴治黨全過程,堅持以嚴的標準要求黨員干部、以嚴的制度管理黨員干部、以嚴的紀律約束黨員干部。

當前,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發展已步入“深水區”,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受拜金主義思潮影響,在形形色色的誘惑下,我們黨的一些干部理想信仰動搖、思想道德滑坡、法紀意識淡薄、“四風”問題突出,將“為人民服務”宗旨拋到九霄云外。這就嚴重破壞了黨群干群關系,極大損害了人民群眾利益,嚴重影響了黨在廣大群眾中的良好形象,對黨的執政地位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打鐵還需自身硬就必須從嚴管干部隊伍建設開始,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切實改進工作作風,提高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強化自身監督,防止“燈下黑”,讓從嚴治黨真正成為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營造良好從政環境,凈化政治生態環境。

推進從嚴治黨,必須要從嚴選拔任用干部,按照好干部標準,嚴把動議關、考察關、程序關,防止帶病上崗、帶病提拔。要著力解決干部隊伍建設中存在的與當前“科學發展、加快發展”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努力營造求真務實、真抓實干,破難攻堅、敢于擔當,爭先創優、比追趕超的濃厚氛圍,為加快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打造一支對黨忠誠、一心為民、干事創業、清正廉潔的干部隊伍。

第二篇：四川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提出八個“務必從嚴”

四川全面推進從嚴治黨 提出八個“務必從嚴”

新華網四川頻道11月20日電 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11月19日至20日在成都舉行。針對當前反腐敗斗爭的特殊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全會致力于推動從嚴治黨要求具體化、鞏固深化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從制度層面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對四川省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作出具體安排，提出要做到八個“務必從嚴”。

全會由省委常委會主持。省委書記王東明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指出，黨的建設是黨領導的偉大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從嚴治黨是我們黨鞏固執政地位、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肩負歷史使命的關鍵所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四大考驗”“四大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四川省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扎實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正風肅紀，黨風政風迅速好轉，從政環境明顯改善。但要看到，四川省黨組織建設狀況和黨員干部的思想素質、能力、作風還存在不少問題，消除積弊，根除消極腐敗現象，必須強化從嚴治黨意識，健全從嚴治黨規范，持續用力、久久為功。

全會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群眾監督作用，使為民務實清廉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著力營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從政環境，為推進“兩個跨越”、譜寫中國夢四川篇章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思想教育務必從嚴，著力解決好“總開關”這一根本問題。堅持把思想建黨放在首位，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武裝全體黨員。重點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加強黨性修養，加強主觀世界改造，加強法治教育，加強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經常性開展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著力解決精神狀態問題，進一步增強為實現黨的綱領和任務而奮斗的思想自覺。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干部選用務必從嚴，著力形成正確的導向和風氣。要貫徹落實“好干部”標準和“三嚴三實”要求，堅持重品行、重實干、重公認，建立科學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嚴格干部選用問題責任倒查和追究，真正把好干部選出來、用起來。選人用人必須堅持標準、嚴格把關，凡是政治上不過硬、廉政上不過關、作風上仍然我行我素、熱衷搞人身依附、拉幫結伙、為官不為的干部堅決不用。要把加強黨委領導與發揚民主結合起來，完善干部考評辦法，強化日常考核權重，既不能簡單以票取人，也不能搞少數人說了算。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管理監督務必從嚴，著力規范管班子帶隊伍的制度措施。重點解決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運行監督不夠、日常管理不到位、好人主義盛行等問題，強化原則性和是非標準，堅決抵制和糾正歪風邪氣，絕不能美丑不分、導向不明，遮遮掩掩、回避矛盾。要在加強黨內監督的同時，發揮人民監督作用。要暢通建言獻策和批評監督渠道，加強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擴大監督管理實效。要把從嚴要求與關心關愛結合起來，特別要關心愛護基層干部，對德才兼備、實績突出的干部要按照相關政策及時大膽使用。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從嚴，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深刻認識四川省反腐敗斗爭形勢的嚴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樹立持續作戰、長期作戰思想，進一步堅定懲治腐敗決心。各級黨委（黨組）要切實擔負主體責任，主要負責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責任人職責，各級領導干部要落實“一崗雙責”，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承擔監督責任。凡是一個地區和部門連續發生重大腐敗案件，出現系統性、區域性腐敗問題，對腐敗案件遮掩姑息致使腐敗蔓延勢頭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要嚴格追究領導責任。要繼續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堅決貫徹中央反腐敗決策部署，充分發揮巡視“利劍”作用，強化“不敢腐”的震懾氛圍。認真貫徹省委“兩個意見”，針對腐敗易發多發領域加強建章立制，狠抓已出臺制度規定執行，著力構建“不能腐”的防范機制。加強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強化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廉潔觀念，消除封建腐朽思想影響，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線。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改進作風務必從嚴，著力形成為民務實清廉的作風常態。當前，作風建設正處在關鍵節點，干部群眾最擔心的是問題反彈、“四風”回潮，最盼望的是常抓不懈、保持長效。要在抓細抓常抓長上下功夫，讓好作風內化為信念、外化為習慣、固化為制度。鞏固拓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成果，推進正風肅紀常態化，持續抓好“七項專項治理”、“9+X”突出問題專項整治和中央部署的專項整治任務，重點開展領導干部收受紅包禮金、濫發獎金工資補貼、違規購置和使用車輛、庸懶散浮拖、選人用人問題專項整治，一抓到底、除弊鏟根。持續開展“走基層”活動，在聯系服務群眾中解難題、辦實事、惠民生。每位黨員干部都必須適應作風新常態，習慣在清新的風氣中生活，習慣在監督的環境里工作，習慣在法治的軌道上用權。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制度治黨務必從嚴，著力完善管黨治黨的治本之策。要深刻理解制度治黨的科學內涵和重大要求，將制度治黨貫穿黨建工作的全過程，推動黨的建設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制定制度不在多，重在務實管用。要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加快構建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防止“牛欄關貓”、留有“暗門”。制度治黨，核心在治之于行。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進一步強化制度執行力，確保剛性運行。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紀律約束務必從嚴，著力強化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全黨意志。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化黨的觀念和黨員意識，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變成實實在在的行動，堅決防止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利益輸送，堅決反對自行其是、陽奉陰違，堅決查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為，嚴格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從嚴執行民主集中制。強化黨規黨紀的剛性約束，動真碰硬懲處違紀違法行為，真正使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

全會強調，全面推進從嚴治黨，落實責任務必從嚴，著力構建黨委抓、書記抓、一級抓一級的工作格局。各級黨委（黨組）書記要認真履行第一責任，堅持黨建工作與中心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考核。要健全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推進機制和黨建工作保障機制，深入開展黨建工作三級聯述聯評聯考，認真落實市縣鄉黨委書記黨建工作專題述職制度。

全會通報了中央對李崇禧的處理決定。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第十屆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于追認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給予徐孟加開除黨籍處分的決定》。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省委委員82人，候補省委委員14人。省紀委常委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省第十次黨代會代表中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第三篇：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的八個方面

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的八個方面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九大作報告。報告指出，要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以調動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著力點，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一）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

（二）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

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

（三）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

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堅持事業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標準落到實處。

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要堅持黨管人才原則，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設人才強國。

（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五）持之以恒正風肅紀

加強作風建設，必須緊緊圍繞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增強群眾觀念和群眾感情，不斷厚植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凡是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堅決糾正。

（六）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

人民群眾最痛恨腐敗現象，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只有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深化標本兼治，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七）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

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日常管理監督。

（八）全面增強執政本領

領導十三億多人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要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

第四篇：解讀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戴焰軍:“打鐵還需自身硬”—解讀推進全面從嚴

治黨

作者：戴焰軍

創建時間：2015-05-22 今天，圍繞著總書記關于從嚴治黨的一系列論述，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學習體會和認識。“全面從嚴治黨”與其他的三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構成了當前“四個全面”的總體戰略布局。從領導、組織、政治上講，全面從嚴治黨起到的是保證作用。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四個全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在“四個全面”總體戰略部署中，又具備一個比較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我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意義。為什么現在要提全面從嚴治黨。第二，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全面從嚴治黨，主要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第三，全面從嚴治黨的途徑是什么？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來把工作做得更好。

一、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

首先，來談一談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為什么要提倡全面從嚴治黨。這個意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去理解，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第一，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總體戰略部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和基本保證條件；第二，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黨目前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從嚴治黨，是總結黨自身發展歷史經驗的一個必然結論；第四，全面從嚴治黨，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一個緊迫任務。

第一，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總體部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基本保證。那么“四個全面”相互間是什么關系？就“四個全面”的內容來講，無論是建成小康社會也好，改革也好，依法治國也好，治黨也好，都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但是把四個全面作為一個總體部署的確是今天提出來的，是一個新的東西，那么它新在哪？為什么今天要提“四個全面”？四者之間是怎樣的邏輯關系和歷史既定關系呢？

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期間，在和田中角榮談話時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構想。小平同志講的小康，實際上指的是一個經濟指標，或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當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戰略目標，第一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也就是200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800美元，實現小康；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當時講的人均800美元的小康，實際上我們已經在上世紀末如期實現了。但是正如黨的十六大所講，回過頭來看，我們實現的小康不是一個合格的小康，一是不夠全面。所謂不全面，就是雖然人均達到了800美元，但它是人均值，可能有些人遠遠超過了這個指標，但是大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地區間、行業間、城鄉間，以及社會各群體之間存在這種不均衡、不平衡，所以這個小康是一個不平衡的小康。二是不平衡。我們在經濟上雖然達到了人均800美元，但是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其他各方面，并沒有跟經濟發展同步提升。比如生態，可能還不如前些年了；社會保障問題、社會就業問題、社會分配公正的問題等，大量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的話，就不是我們所要的小康了，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實現小康。這個全面，一方面是能夠覆蓋十幾億人口，讓大家共同富裕的小康；第二個方面是能夠讓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同步發展、相互協調的小康。

十六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放在了2020年，也就是本世紀前20年要達到全面小康的目標。為了實現這樣的小康，首先，我們要轉變發展理念，不能僅僅把發展放在經濟指標上，或者僅僅滿足于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就是要以人為本，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在現實中的貫徹，在提出來十年后我們明顯地看到了它起到的作用，但是并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效果。很多地方講的是科學發展觀，但事實上做的并不是科學發展觀，并不是按科學發展觀去發展。問題出在哪呢？其實，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僅是一個發展問題。比如，要解決社會公眾的問題，這中間就會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問題；要解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就涉及到文化體制的問題；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涉及到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只從發展的角度著手，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它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發展到一定時期往往就容易受到體制框架的約束，所以必須進一步推進改革，通過改革為發展鋪平道路、掃除障礙，才能有進一步更好地發展。有人說我們一直都在改革，中國30多年來不是一直在講改革嗎？為什么沒有解決發展中的這些問題呢？原因就在于隨著改革的深化，改革本身所面臨的問題也在變化。

中國最早的改革是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地改，農村實現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實現大包干，是一塊一塊地來。但是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抓住一塊就能推進了，因為今天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到了攻堅階段，實際上講的就是改革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層次問題。現在改革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強，改了這方面馬上就會涉及到另一方面。比如說現在的改革，我們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市場要發揮作用勢必意味著政府要放權，而政府放權勢必意味著要轉變政府職能，轉變職能意味著機構要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要發展文化產業，就要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局，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就必須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會將改革的總目標定位在“實現國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實際上就是說，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我們越來越向現代化邁進；隨著經濟的現代化，各方面的現代化，改革發展的步伐越來越快，就會涉及國家治理的問題。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員、管理部門、管理水平能不能適應現代化發展，歸結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總體目標。改革的總體目標要求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因為單方面突進改革措施已經不能在總體上提高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

伴隨著改革的推進，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也出來了。那就是要按照什么樣的規則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一樣，改革初期農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人提出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違反憲法的，因為當時的憲法是在文革時期修改的，這么做是違反憲法的。鄧小平同志有一句話可能讓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說違反憲法，把憲法修改一下就行了。小平同志的破冰之舉告訴我們，可能改革的很多東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為法是過去形成的，這種情況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這也只是權宜之計，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處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狀態，那不就亂套了嗎？特別是在今天，一邊形成法治，一邊改革，自己違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證？按什么規則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問題，要按照什么規則來處理？

比如，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果沒有法治為民主作保障，是會搞亂的。無論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現在還沒緩過來，搞亂了。所以鄧小平早就提出民主必須跟法治統一起來，必須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樣，比如要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沒有法，要靠什么來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所以這樣一來，法治問題就必然會被提出來。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伊始就談民主法制，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國作為一個基本治國方略。但是為什么搞了這么多年的法治，到現在我們的法治并沒能如我們所愿真正為改革、為發展起到完全的保證作用呢？為什么現實中“有法不依、有法難依、權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現象屢屢發生呢？不是因為沒有法律體系。在人大會議上，吳邦國曾經宣布說，“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當時理論界還有一些爭議，因為鄧小平同志當時講，在下個世紀的前十年，我們一定要建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們已經建立起一套以憲法為核心的完備的法律體系。但是有了這樣的法律體系，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貫徹？為什么在現實中還會出現有法不依，有法難依的情況？從現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問題，絕不僅僅是有幾個法律條文就是法治，或是有幾個明確的法規就叫法治。這涉及到以什么條件來保證法的貫徹，保證法在執行中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督，以及執法的政府機構、官員、干部等的素質問題，法律意識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法能不能得到執行的非常重要的條件。所以可以看出，要推進法治，真正讓法治為改革，為保障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就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四中全會，中央提出要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全面加強法治的目標。這樣一來，改革和法治就成了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兩個條件。總書記在講話中曾經用過這樣的形容詞，叫“車之兩輪，鳥之兩翼”。這講的一是動力，因為改革要為建成小康社會開辟道路，要解決發展中的各種障礙；二是法治，為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制度層面的保障。有了這兩個條件，就可以保證小康社會的實現。但是隨著現實的推進，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法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要人去做的，所以人的狀況怎么樣直接決定著工作的效率。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能力，黨的干部的整體狀況，隊伍建設狀況，黨的作風等，都直接關乎前面這些任務的完成。那么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個條件落到實處？首先，就要從治黨入手，也就是要全面治黨。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講治國必先治黨，強調治黨必須從嚴。那么今天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黨呢？因為如今在黨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設中，也出現了新的情況，黨建的各個方面的關聯性、關聯度越來越強，因此解決黨的建設問題也必須堅持全面入手，單純從某一個方面，是很難解決的。歷史上，我們解決黨的自身問題是比較單純的。比如遵義會議是解決黨內問題，延安整風也是解決黨內問題，確切地說延安整風解決的是黨內的思想問題，主要是教條主義。當時解決教條主義的問題比較單純，為什么呢？因為當時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有很多人，他們都是思想認識問題，或者說是思想方式問題。現在有些問題跟那時候不一樣，僅僅通過一個方面是很難解決的。比如，反腐敗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問題。首先要加強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線。其次，整體上講，要有一個良好的黨風作為基礎，如果作風出了問題，反腐敗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邊，要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

另外，在選拔干部方面，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方式，好的程序，選拔任用干部管理，教育干部是組織建設的問題，要從綜合的角度解決這個問題。黨的建設問題，必須頂層設計，光靠“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出一個抓一個”，是抓不完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現在黨的建設問題，在各方面的關聯度也越來越大，今天，我們提出治黨已經不像過去那么簡單的治黨理念了，我們叫做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是其他三個全面的保證。因為改革也好，治國也好，建成小康也好，都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去干，都要靠中國共產黨的干部、黨員率領群眾去干，黨能不能治理好，直接關乎這幾個方面能不能實現。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另外三個全面的保證，同時又是四個全面的組成部分，全面從嚴治黨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意義。

第二，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黨目前面臨的問題的必然要求。多年來，通過不斷探索、推進黨的建設，我們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黨在今天的確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央把這些問題做了各種各樣的概括，其中“四個考驗、四個危險”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做得最集中的一個概況。四個考驗包括長期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境變化的考驗。所有這些考驗，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經受住這種考驗，取決于我們黨。

四個危險，包括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清理出大批的腐敗官員，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男女老少，犯錯誤的途徑、方式也是各種各樣。但是有一點可能是一樣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是執政黨，我們是掌權的。1957年，鄧小平說：“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今天看來，哪個組織的干部最有資格犯錯誤，恐怕是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最有資格犯大錯誤，因為你手里掌握著權。所以解決考驗的問題、危險的問題，歸結起來只能從我們黨內解決，只能從我們治黨的角度來講，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我們黨內目前面臨的問題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從嚴治黨是總結我們黨歷史經驗的一個必然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建黨至今已經有90多年歷史了，在這9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我們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從嚴治黨。我們之所以能堅持到今天，能走到今天，這恐怕也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是以紀律嚴明著稱一世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按照列寧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黨，而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強調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為什么呢？因為蘇共奪權要面對的是當時的執政者，一個遠比自己強大很多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沒有一個嚴格的組織紀律，形不成凝聚力，沒辦法跟對手作戰，所以列寧突出強調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為奪取政權我們黨奮斗了28年，這在世界政黨史上都是沒有的。相比列寧當年領導蘇共奪取政權的時間要長得多，因為蘇共走的是城市暴動的路線，我們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在這28年中我們經歷了各種艱難險阻，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使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特點更為明顯，那就是我們有著非常嚴格的組織紀律。第二個重要經驗就是我們的黨內生活。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嚴肅性、戰斗性，是我們又一個傳統。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不是沒有犯過錯誤，早在革命時期我們就犯過“右”的錯誤，犯過“左”的錯誤。執政以后，我們還犯過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帶有全局性的錯誤。但是，我們不是靠外部力量來糾正錯誤的，我們是靠自己糾正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自己糾正自己錯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內生活。通過黨內思想斗爭，通過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進行正常的黨內生活來認識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所以我們能一次一次地站起來。如果一個黨內部沒有這種自我糾錯機制的話，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內部沒有恢復機能一樣，那就麻煩了。一個黨內部沒有這種自我恢復機能是很危險的。那么自我恢復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黨內生活，這是我們的傳統。

第三個經驗就是我們黨在處理各種問題時，都講“干部帶頭，官民平等”。我記得張學良當年拿國民黨和共產黨比較，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國民黨搞不過共產黨。為什么呢？他說共產黨有三個長項是國民黨沒有的。一，共產黨有信仰，國民黨沒有；二，共產黨有基層組織，國民黨沒有；三，共產黨講“官兵平等”，國民黨不講。共產黨講“官兵平等，干部帶頭”，是非常重要的。記得有一次，一位教黨史的同志給一波老干部講黨歷史上怎么有戰斗力，怎么能戰斗，我們的軍隊怎么勇敢，講了很多的理由。其中有一個老干部講，他說其實你講的那些，歸結起來很簡單，我是參加過那個時候的戰斗的，為什么我們的軍隊在戰場上比國民黨打得好呢？就是因為每到最關鍵的時候，我們的干部總是沖在最前面，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的干部總是沖在最前面，而國民黨在最危險的時候，當官的總是拿著槍在后邊壓陣，所以他打不過我們，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傳統。今天在黨的作風建設，在各方面，恐怕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關系。

第四個經驗就是反腐敗。其實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就有過反腐敗的斗爭，早在蘇區的時候，黨內就專門制定了關于反貪污方面的懲治條例。在延安像黃克功案、肖玉壁案，都是非常典型的。黃克功是經歷過長征的老干部，肖玉壁，據說身上受過80多處傷，有人稱他為”體無完膚的老干部”，但是犯了法該怎么處理就得怎么處理。解放以后，劉青山案、張子善案，都很能說明問題。據有關資料講，在劉青山、張子善案發生時，正值共產黨剛剛進城，很多干部在農村時沒看過燈紅酒綠，面對新的環境，很多人都被卷進去了，據有關資料顯示，當時大大小小的案件，光上海就有幾萬起。如果這股風在當時剎不住的話，共產黨是很難站住腳，很難維持自己政權的。所以，在反腐問題上我們非常堅決。當時毛主席可以說是揮淚斬馬謖，因為這些人也是有功之臣，但是犯了錯是不能留情的，毛主席講，我們殺兩個人是為了救20個、200個、2000個。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能站得住，就是因為它有這些好的經驗、好的傳統，就是因為從嚴治黨是黨的一貫作風。新形勢下總結歷史經驗，依然要從嚴治黨。因為今天的很多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發展下去后果會非常嚴重。第四，全面從嚴治黨是鞏固我們黨執政地位的緊迫任務。可能黨外有些同志會講，中國共產黨怎么能站在自己執政地位的角度考慮問題？其實這一點不奇怪，世界上沒有一個黨不是在自己執政地位考慮問題的，要不然西方那些黨，為了競選一個執政地位費那么大勁干什么，不就是為了執政嗎？政黨本身就是為了執政而存在的政治組織，這是政黨跟其他任何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的本質區別。凡是政黨，都是為政權而存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也要考慮自己的執政地位。總書記在群眾路線總結會上講黨的建設工作時，講到現在有些領導不知道抓黨建，如果不抓黨建，經濟搞上去了，黨卻垮了，那些工作又有什么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講，不抓黨建，在中國當今的政治環境下，在中國當今的國情下，其他工作肯定也搞不好。腐敗不治，黨的作風等問題不解決，其他工作怎么搞的好呢？不可能搞好，因為這些工作都是需要人去做的。如果今天，黨的很多問題還不下決心解決，威脅到執政地位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前不久，有一個同志在一個研討會上聊起來，他跟**在一起共事了11年，他所看到的**的一些所作所為，讓人聽起來簡直是匪夷所思。我們黨內怎么能有這樣的高級干部？我們的軍隊中怎么能有這樣的高級干部？很難想象他能做出這樣荒唐的事，而且這樣荒唐的事竟然可以在那種環境下大搖大擺地去做,你看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現在的很多問題再不解決，恐怕黨失去民心，恐怕黨完全失去自己的戰斗力已經為期不遠。所以有人講，現在我們從嚴治黨已經晚了十年了，如果再不整治就會威脅到黨的執政地位，因為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從這一點上來講，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本身也是鞏固黨執政地位的非常緊迫的任務。所以現在我們提出來，要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任務，黨建任務分很多方面，更何況今天我們講的黨建是一個大范圍的黨建，包括黨的執政能力、執政方式、黨群關系建設等，范圍很廣。那么加強黨建主要要解決什么樣的問題呢？習總書記在多次講話中都強調了一些問題，我按照自己的認識做了一個歸納，我覺得突出的貢獻大概有這么幾個方面。

二、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任務

重點任務，首先就是干部問題。第一，從嚴治黨關鍵要從嚴治理，關鍵要解決好干部隊伍問題。鄧小平同志當年曾經判斷，中國將來要出問題就出在共產黨上。當年他跟金日成談話講過，他說如果中國共產黨內不出問題，別人拿我們是沒有辦法的，美國人拿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這個說法的基礎上，總書記又做出了一個判斷，他說共產黨要出問題就出在干部身上。那么反推過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干部隊伍在整體上不出問題，我們黨是出不了大問題的。因為其他人是要干部去帶的，我們現在建設的不是一般的黨，我們現在建設的叫執政黨，執政是什么意思？執政就是掌權，不是說我們這8600多萬黨員都在同一個水平上參與執政，執政是干部在執政，是執政骨干在執政，掌權是干部隊伍，不是每一個普通的黨員在執政。執政績效怎么樣，執政能不能讓老百姓滿意，主要取決于干部隊伍，所以說從嚴治黨關鍵是要先解決好干部的問題。

干部隊伍建設是一個很系統的、龐大的工程，從干部標準的提出，到干部的選拔任用，干部的管理、教育、考核、評價，干部選拔任務的責任與追究等等，是一個很系統的問題。習總書記在不同的講話中從不同的方面強調干部問題，包括干部的教育問題，干部的理想信念問題，干部的擔當意識問題，干部選拔任用的程序問題，干部選拔任用以后責任的追究問題等。在不同的講話中，從不同的層面多次談到這個問題。那么干部的選拔任務首先是一個標準問題，就是我們要按什么樣的標準來選干部。習總書記提出“好干部的五條標準”，之后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三嚴三實”，“四有”等等。“好干部的五條標準”首先強調就是信念堅定，為什么要反復強調干部的理想信念呢？首先是因為理想信念對我們黨整體上非常重要。我們黨現在擁有8600多萬黨員，8600多萬是個什么概念？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一個超大的黨。拋開8000萬不說，單把600萬拿出來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就是一個最大的黨。8600萬如果放在西方就是一個大國的人口總數，像德國、英國、法國等這些國家的總人口數也就七八千萬，我們光黨員就8600萬。但是一個黨不是黨的規模越大、人數越多，就一定越有戰斗力。有一次習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特別舉到一個例子，蘇共二三十萬黨員的時候能奪取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蘇聯之所以能頂得住德國人的侵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有蘇共這樣的領導核心，打不垮。德國人把斯大林格勒占了一半，包括工廠，前邊占了一半，后邊拖拉機廠就生產坦克，開出去直接上戰場，把列寧格勒圍了三年就是拿不下來，就是因為蘇聯當時有蘇共這樣一個領導核心，有這種凝聚力，當時蘇共有200萬黨員。蘇共垮臺的最后一年，黨員數量最高發展到了1900萬，政變前的那一年大概有400多萬黨員退黨，剩下1500多萬。人數最高時有1900萬黨員，大約比奪權的時候增加了100倍，黨員數量雖然增加了100倍，黨卻把當年奪得的政權丟了，而且丟得莫名其妙又很平靜，人家沒費一槍一彈就把政權拿走了，而且還把黨搞垮了。所以黨不一定是隊伍越壯大越有力量，關鍵是看黨員本身有沒有信念，黨本身有沒有凝聚力。中國大不大？清朝時期我們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像荷蘭這樣的西方彈丸之國都可以割你一塊領土，因為你是一盤散沙，沒有戰斗力，打不過人家。共產黨要有凝聚力靠什么？在任何時候，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追求都是非常需要的。幾千萬人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追求，你想干這個，他想追那個，最后怎么能有力量？所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在任何時候對黨來講都是必要的。還有就是黨員個體的動力，做事時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做；黨員個體要有定力，面對很多新的情況、新的問題，有沒有這樣的定力。目前，我們面臨的考驗是非常嚴峻的，這就需要黨員要有相當的定力。總書記多次強調，他說我們現在有些干部、有些黨員缺鈣，得了軟骨病，經不起誘惑、經不起考驗，實際上就是沒有這樣的定力。信念實際上是定力的基礎。前兩年，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在重新裝修、布展以后開館時，從北京請了一些同志、專家，還有一些老干部的子弟參加開館儀式，當時像董必武的兒子、王若飛的兒子都去參加了開館儀式。其中有一個人的名字我一時記不起來了，他姓謝，他父親當年就在紅巖村和周總理他們一塊工作，他的父親原來在上海工作時，就是給共產黨管經濟，管帳的。后來，國民黨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黨中央從上海轉移到了蘇區，謝老跟中央失去了聯系，可手里還拿著這么多錢怎么辦？他就把這些錢打包起來，從上海一路乞討到蘇區，最后把錢一分不少得交給了組織。說老實話，那些錢隨便拿出來一點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他一分都沒有拿，靠乞討從上海到蘇區，他是靠什么一直堅持到最后的？我想就是信念，是對自己的事業最終必然成功的一種信念。信念，越是在特殊時期越能顯出它的作用，所以習總書記一再提倡干部的信念問題、理想問題。另外，總書記強調，一個干部要敢于擔當。這個敢于擔當我理解是指兩個方面，一是在工作中要敢于擔當。工作中有責任、風險，我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比如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搞改革開放，很多事沒有現成的經驗，就要靠探索。這中間肯定是有風險的，所以習總書記強調，干部要敢于擔當。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擔當工作就沒辦法干了，當然這個敢于擔當我理解，也是一種制度要求，就是我們的制度也要更為健全完善，從而保護干部的擔當精神。因為擔當是有風險的，比如干部在工作中真正是出于公心，真正是為了工作去探索，那么犯了錯誤應該是被允許的，應該給他這樣的機會，干部制度應該留有這樣的空間。敢于擔當也是黨內問題。對于黨內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干部要有擔當精神。比如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處理黨內矛盾的有利武器，但是批評是要得罪人的，特別是有一些度量小的人，你批評他一次他會記你一輩子，遇到事情就想給你穿小鞋。所以批評別人是要得罪人的，那么敢不敢擔當？現在有時候黨內批評工作開展不起來，有同志講現在“表揚與自我表揚”相結合了。所以黨內提倡干部要敢于擔當非常重要，干部要忠誠，要干凈，要擔當。

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體現在干部的工作中就是要為老百姓辦事。勤政務實是執政的要求，不能惰政、怠政，那是執不好政的。清政廉潔是對掌權的要求，執政就是掌權，權力是個好東西，我們黨28年革命不就是為了權嗎？權是什么？權就是資源的調配機會，有了權就可以調配相應的資源。但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也會出來，就是有權就面臨著考驗，因為你可以調配資源謀公，也可以調配資源謀私，所以就要面臨選擇，面臨考驗，對干部來講清政廉潔就成為執政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些標準都是具有非常突出的現實意義的。

關于干部的選拔任用，干部的管理，干部選拔任用或者責任追究等等，總書記在講話中從不同的角度反復加以譴責，指出要如何進一步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干部管理教育制度。干部制度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要管理干部，管理干部手中的權力；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護干部。現在有一些犯錯誤的干部，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相應的制度健全的話，他可能就不至于走到今天這一步。所以制度在這方面沒能更好地發揮出保護干部的作用，要建立一整套完備的、科學的干部制度，這才是從嚴治理最終要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

第二，從嚴治黨要嚴在作風上。黨的作風實際上是黨性的外部表現，直接關乎黨的形象。黨性是內在的東西，老百姓如何衡量一個黨？如何判斷一個黨呢？我以為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看政策，二是看作風，黨的政策直接跟老百姓的利益相關。8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講過一句話，他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變不了，否則老百姓不會答應，因為當時農村大包干等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給老百姓帶來了利益,帶來了實惠，老百姓自然就擁護你，所以老百姓擁護一個黨首先就是看政策，其次是作風。所謂作風就是黨員干部、黨組織的做派、所作所為，老百姓根據這個判斷一個黨，作風直接關系到黨的形象問題。

習總書記還強調，作風問題絕不是小事。作風涉及到方方面面，領導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學風等各個方面的作風，實際上涉及到我們的生活、工作、學習等方方面面。十八大以后黨風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央帶頭，八項規定。我們到哪去上課也好，吃飯也好，人家都講最近我們有八項規定，可見八項規定已經在最基層社會發揮作用。其實八項規定的內容很清楚，它不是對一般干部做的規定，而是對政治局委員做的規定。但是為什么管全黨呢？就是中央帶頭。總書記講“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央帶頭，下邊基層都知道該怎么干，十六條規定，十二條規定，各種各樣的規定全出來了，這就是領導帶頭抓作風的作用。前些年，我們其實也搞了很多先進教育、創先爭優，有些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沒有這一次這么聲勢浩大，也沒有這一次這么見效，原因就是那個是在基層，而這次是從中央最高層做起。所以領導干部帶頭改變作風是作風建設非常重要的一個命題。

習總書記強調解決“四風”問題，要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抓住要害。這是在群眾路線教育總結會上講到的問題，為什么強調這個問題呢？ “四風”就是我們講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四風主要有這幾個特點。

第一，一般來講，“四風”很難在規章制度里邊找到對應的措施來解決，或者很難給它上綱上線。比如，有的領導平常愛搞形式主義，但是在黨章、黨規、黨法里邊沒有一條是可以對應約束他的，官僚主義其實也是這樣。官僚主義有不同的表示形式，推諉、扯皮是官僚主義，擺官架子是官僚主義，有些領導見了群眾不搭腔，有各種各樣的表現，而這些表現也很難給他上綱上線，在黨規黨法里邊沒有非常絕對的界限。正因為沒有界限，所以平常不容易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腦子中不會把它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四風”問題是執政黨最容易犯的問題。革命時期我們黨沒有那么嚴重的“四風”問題，為什么呢？沒那個條件。形式主義搞得最典型的，比如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路邊工程，這是形式主義搞得最典型的，勞民傷財。但是那個時候不行，今天是修高樓大廈才有形象工程的，那時候我們整天被人家追得在山溝里邊挖戰壕、修工事，哪敢搞形式主義，那時候沒有條件。官僚主義也是如此，執政才有官，沒執政的時候我們算不上官，那時候我們的干部官越大越危險，國民黨懸賞捉拿，彭德懷多少，朱德多少，從來沒有說哪一個伙夫或者馬夫多少。那時候我們只是黨內的干部，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執政以后的官，掌握了政權才有官，那時的官僚主義，當然就不會像今天這么厲害。享樂主義也是這樣，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享樂的條件，有資料講，當年在延安的時候，抗日戰爭期間，美國有一個考察團要到延安，我們黨很重視，把當時延安最好的一間窯洞給美國的觀察團住，結果美國人住完以后很不滿意，說我們的條件這個差那個差，因為他沒住過延安窯洞，當然跟美國比起來條件是很差，但那就是我們延安最好的窯洞了。所以那個時候你說你還要享樂，你說你怎么享樂？那時候不存在享樂的條件，所以在革命時期這種東西不容易出現。但是執政后不一樣，執政之后“四風”問題出現的條件都具備了。現在有些干部享樂已經出格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認真看待這個問題，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抓住要害，不要輕視。

關于解決作風問題，總書記提出，要踏石留印、抓鐵有痕。把石頭都能踏出個印，把鐵都抓出痕跡來，肯定有狠勁，不能老是扶在上面，蜻蜓點水，抓不出成效。毛澤東講“抓而不緊等于不抓”。其次要有韌勁，抓作風怕的就是抓一陣放一陣，作風一旦反彈起來是很難收拾的，它會變本加厲，而且一次一次反彈的話，最后老百姓會對我們失去信心。今天的作風建設在很多方面必須靠制度，如今和過去的條件不一樣，革命年代就那個條件，不艱苦奮斗還能怎么奮斗？但是今天不一樣，今天有條件，他不愿意艱苦奮斗，他可以有別的途徑，有了奢侈的條件。如果今天還要做到艱苦奮斗，就得靠制度，因為外在環境變了，只能靠制度來形成新的外部條件。

第三，要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是我們一貫堅持的根本制度。談到民主集中制，首先，涉及到我們怎么看待黨內民主問題。十六大關于黨內民主講得很高，黨內民主就是黨的生命，黨內民主就是黨生機與活力的源泉。黨內民主是我們黨凝聚的橋梁，黨員在黨內的權力和地位直接關系到黨的凝聚力的問題，也是我們黨做正確決策的條件，因為民主和決策是直接相關的。黨內民主也是黨內監督的必要條件，黨內監督得有民主，它也是我們黨具有活力的一個條件，從各方面看，黨內民主對我們黨是很重要的。發揚民主的目的最終是要使黨有活力，有戰斗力，形成一個有戰斗力的整體，那么就涉及到集中。可能有些人談到集中就容易把它跟權力高度集中理解在一起，其實不然，集中是客觀存在的，世界上哪有一個組織不講集中？不講集中就夠不成一個組織，凡是組織都是集中的，要組織共同的東西才能形成組織。但是靠什么來集中，靠專制、靠個人，還是靠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列寧和盧森堡辯論的時候提出來的，列寧提出講組織、講紀律、講集中，盧森堡講集中就是專制，列寧講的是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集中。那怎么才能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集中呢？這不僅是一個領導藝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制度問題。總書記說領導干部要善于正確集中，毛澤東同志過去也多次強調這個問題，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怎么才能正確集中？第一，是領導水平。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知道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原則，要真正把這個東西吃透。第二，要靠制度。民主集中制是一個根本制度，根本制度要具體化到工作中會有很大空間，凡是根本的東西落到具體中，肯定都有很大的空間。所以現在在地方，有時候會出現民主集中制空轉，民主集中制落不到實處，說是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搞得卻是個人說了算，沒有具體的程序和制度來保證，所以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整套非常科學的民主集中制度與程序。

談到民主集中制，總書記多次強調黨的紀律。我們黨是講紀律的，紀律有很多方面，組織紀律、政治紀律、財經紀律、群眾紀律、外事紀律等等。對于一個政治組織來講，最關鍵的就是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首先，組織紀律。一個政治組織的組織內部能不能政令暢通，能不能令行禁止，直接關乎這個組織有沒有戰斗力，如果一個組織沒有自己的組織性、紀律性，那它肯定是一盤散沙，肯定是指揮不動，政路不通的。其次，政治紀律。政治組織是要有政治紀律的，因為在現實中，有一些黨員、干部，可能對到底什么是政治紀律很模糊。共產黨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政治紀律。比如當年的蘇區肅反擴大化冤枉了很多同志，我記得有的同志寫回憶錄，說當時把有的同志冤枉了以后，要殺他的時候，他給組織提出要求，說最好用刀把我殺了，不要用槍，為什么？你可以留下一顆子彈去打敵人。今天我們不是講忠誠嗎？這就是忠誠。當然我們不提倡冤枉好人，那當然是不對的，但在那種情況下，還能做到這種地步就是忠誠。其實共產黨之所以能堅持，能在那種環境下一步一步走過來，就是因為有一大批這樣的人，否則是很難想象他怎么從那個環境中一步一步走過來。所以在新條件下強調黨的組織紀律、政治紀律，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第四，要做好基層組織建設。在基層組織建設方面，當前我們面臨的新的挑戰是全黨的建設都面臨著最為嚴峻的挑戰，為什么呢？因為社會組織形式變了，人們的就業方式、活動方式變了，而我們建立在社會基層中的基層組織，本身從功能、內容、組織形式、工作任務等方面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個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黨員隊伍的管理教育難度越來越大。這一點在農村、社區，以及各種新的企業是最明顯的，黨員隊伍的活動性、流動性越來越大，管理難度也越來越大。二是基層組織在發揮功能、發揮作用中遇到了很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所以總書記講，要把從嚴治黨落實到黨員隊伍的管理中去，基層黨組織是我們黨執政和全部戰斗力的基礎，強調基層組織建設，要求扎實地做好“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基層組織作用，基層組織建設，黨員的模范作用，說起來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機關的黨建，農村的黨建，新社會、新經濟組織黨建、社區黨建、高校黨建都不一樣，因為功能定位、遇到的問題不一樣。因此，總體上來講這兩個方面是必須注意的。首先，要從黨內把問題解決好，這是基礎。比如講到基層組織，不能說你沒有作用還要讓人家重視你，講到黨員的模范作用，不能說我沒有發揮模范作用也要讓你認同我，那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先把組織健全起來，把功能體現出來，把模范作用發揮出來，才能得到外在的認可，這是不應該講條件的，要講條件事情就沒法干了。等著別人給你把條件創造好，好做了我才能做，好做了誰都會做。基層組織建設是難，但是再難能比我們革命的時候還難嗎？難也是相對而言，所以首先我們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其次，作為執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一定要為自己基層黨組織的建設，為黨員更好地發揮模范作用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執政黨治黨治國是一體化的，革命的時候我們治黨不能治國，國家是人家管的，你想管你管不了。治國跟治黨是一體的，治黨是治國的前提條件，治國必先治黨，如果黨治理不好就沒辦法治國，黨是治國的主體，是領導者。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講，治國的同時也必須為治黨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否則黨也很難治好。比如現在我們提出要推進黨建的制度改革，黨建制度我理解，一是黨內制度，二是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如果沒有外邊的制度，里邊的制度也不可能實現。比如國有企業的良心問題，原因在哪？就是在80年代初我們搞公司法的時候，沒有在法律里給黨組織留位置，于法無據。所以你要求國有企業的黨組織要干什么，沒有法律依據，公司法里沒有你的位置。共產黨是執政黨，作為執政黨，自己制定的法律沒有給自己的黨組織留位置，所以我們要創造外部環境。現在在一些地方，比如縣、社區等有一些地方搞的好的，外部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黨員的模范作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一方面要給它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要讓社會充分地肯定它、認可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社會的認可度高了，積極性就高，積極性高工作就會干得更好，干得更好，社會認可度就越高，它是一個良性循環。社會認可是很重要的，需要我們去導向。為什么現在電影學院、戲劇學院招一個學生，恨不得有一千人去報名？因為導向讓大家覺得那玩意最容易出名，最容易發財，一夜之間就成名了，所以年輕人都愿意干這個，這是導向。什么時候我們也搞到，發展一個黨員有1千個記者來報名，那我們黨不就更壯大了嗎？這也要靠社會導向。

第五，要堅持走群眾路線。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第一，在聯系群眾時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記得有一次總書記在外地視察工作時特別引用了山西平遙一個老縣衙的例子，那個縣衙門口有一副對聯，對聯下聯叫“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勿道百姓可欺，自己就是百姓”。這是當時那個縣官給自己寫的一幅自勉聯。總書記講，過去封建社會的官都有這個境界，共產黨人當然應該有比他更高的境界是不是？他都知道自己吃的是百姓飯，穿的是百姓衣，老百姓是不能欺負的，自己就是老百姓。那么我們當然應該有更高的境界，我們不是講公仆嗎？第二，搞清楚你的目標是什么，工作為了什么。第三，搞清楚自己的立場是什么。毛澤東同志過去講了“要站在最大多數中國人的一邊”，習近平同志講“要緊緊依靠人民”。在這個前提下，怎么通過發揚優良作風，把我們跟人民，把黨跟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如今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為什么呢？近幾年我們反復講執政黨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什么是最大的危險，我理解就是執政黨最容易出這樣的危險。還有就是執政黨一旦出了這樣的危險，比別的危險更可怕。為什么呢？因為一個執政黨如果脫離了群眾，沒有群眾基礎是站不住腳的，最終可能導致執政地位的動搖。今天面臨新的形勢，我們要認真研究在新條件下聯系群眾的新特點，作風建設的新特點。黨聯系群眾是一個優勢，但這個優勢是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形成的，當時我們面臨著強大的生存壓力，那時候如果不找群眾就沒辦法生存，那時不光中央，每一個黨員在現實工作中都有切身體會，今天如果不去找群眾，群眾不支持你，不掩護你，你可能就被抓了，這個仗可能就沒法打，所以那時候，群眾給我們抬擔架、送軍糧、送情報、帶路。前不久我到河南大別山，大別山當年有一個將軍叫王樹聲，當年他在當游擊隊長的時候，有一次敵人要抓他，他就跑到一個老鄉家里去了，敵人把老鄉家圍住，非要把他搜出來，這個老鄉就把王樹聲摁住，把自己的親生兒子交出去了，交出去就讓敵人殺了，解放以后，王樹聲一直把這個女救命恩人當自己的親娘養活。那時候，老百姓一旦把我們當親人，他可以舍出命來保護我們。沂蒙山區當年的紅嫂，老百姓為了喂我們的傷員，把自己的親生孩子斷奶，他把你當親人。但是今天，群眾把你當親人不再是過去那種情況了，環境變了，沒有那種壓力，沒有那種危險了，那么在這種新情況下，怎么結合這種新特點來密切聯系群眾，來解決黨群關系問題，是目前我們黨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習總書記一再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要識民情、接地氣，要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第六，要堅持反腐肅貪工作。反腐敗是大家最關心的，是十八大以后我們在黨建方面，推進力度最大的一個方面。那么反腐敗，首先要認識到反腐敗的這種長期性、艱巨性，所以習總書記講“趕考依然沒結束”，“趕考”是毛澤東同志當年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從西柏坡要進京了，老人家那時候說我們要趕考，考過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種什么心情，忐忑，怕考不上，當年我們能站住腳說明我們考深了，所以這個沒有結束，所以反腐敗是長期的事。解決反腐敗的事怎么辦呢？他講，一要夯實思想道德，這是一個基礎性的東西。在任何時候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有空子可鉆的。二，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去執行。如果執行制度的人出了問題，這個制度有什么用？所以首先思想教育，道德的根基是要扎牢的。反腐敗講的是“不想腐、不愿腐”，首先是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前提下，再靠制度進一步約束限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制度是一個底線，為什么要把制度跟教育結合起來呢？因為制度作為一種底線，一旦逾越就犯規了。比如按照法規規定，不能偷人家東西，這是一個底線，一旦偷東西就要抓你，因為你違法了。但是道德教育不光是不能偷東西，它提倡的是還應該幫助人，還應該把東西奉獻給人，應當有奉獻精神，樂于助人。如果人都能夠達到樂于助人的境界，達到樂于奉獻的境界，大家都離不能偷人的底線遠遠的，那當然這個國家好治了。如果人都沒有這個境界，全部都躺到不能偷人的底線上，隨時準備去越底線，隨時每個人都準備去偷人，這個國家是沒法管了。因為大家都躺在底線上怎么管？所以底線這個東西是必要的，一定要跟思想道德教育結合起來。

制度建設是要有一個過程的，大家知道，反腐敗制度跟國家的根本制度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建立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反腐敗制度，這對我們來講本身就是一個探索。在制度還不夠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我們要怎么辦呢？我們要保持高壓態勢，剎住腐敗之風，用治標為治本來贏得時間，創造條件。如果任其腐敗蔓延，恐怕最后沒有治本的時間了，沒有治本的機會了。所以現在我們講，要保持一種高壓態勢，做到有腐必懲、有案必查。剎住這股風，以反腐肅貪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

最后我想簡單地說一下，根據總書記的講話，全面從嚴治黨應該注意從哪幾個方面推進。一，從嚴治黨，必須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包括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思想道德教育在當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今天我們黨，我們的黨員、干部，面臨的很多問題跟歷史上不一樣。因為掌權者在權力面前所經受的新的考驗，跟歷史上像長征、井岡山、延安事件，我們打仗時面臨的那種考驗的性質是不一樣的。那時候可能面臨著今天敢不敢沖上去的問題，是生和死的考驗，這個任務能不能完成，這個戰友敢不敢救，是一個生和死的考驗，可能是一瞬間。今天在和平的環境，長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誘惑，各種各樣的干擾，在這么一個條件下面臨的考驗，這跟當時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所以思想道德教育在今天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要加強制度建設。這些年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制度建設。但在現實中，我們的制度似乎并沒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原則在哪？可能是我們對制度的理解有時候還不夠全面，什么是制度？我覺得起碼有這么幾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有制度的實體。要規定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這個必須明確，不能模棱兩可，不能似是而非。現在有的制度規定一般情況下不能省，原則上不能省，這就麻煩了，你看犯規的全是一般情況以外的，全是原則以下的，就麻煩了。所以制度規定不能留空間，一旦留有空間就很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因為彈性的東西是沒辦法平等的。個子高的就往上提，個子矮的就往下壓，怎么能平等？平等不了。制度必須是剛性的東西才能平等，所以制度的規定必須明確。第二，要有程序，有很明確的規定。如果沒有相應的程序，保證不了制度的實行，那就像總書記講的，“稻草人”，擺在那很嚇人，但是解決不了問題。莊稼地的稻草人不就那樣嗎？遠遠看起來搖搖晃晃挺嚇人的，但是膽大的鳥在下面吃食都沒人管，因為稻草人不會傷人，只是個樣子，沒有能真正起作用的機制。所以制度必須用相應的程序保證它能落到實處，誰來執行，誰來監督，誰來負責任，靠什么樣的程序來執行，如果這些東西落不到實處制度就難以執行。第三，制度要成體系。制度跟制度之間不能打架，制度如果不能形成一個整體是很難起作用的。前幾天我在一個地方上課，有一個同志提出一個問題，他是搞紀檢工作的，他說對一個干部的考察程序他覺得已經做到了完美無缺，按照我們的相關規定，一步一步扎扎實實，一點都沒有放松，比如找群眾談，找領導了解，民意測驗，考試，查檔案，該做的工作都做了，整個做下來發現干部都是合格的，但是剛把他提拔到位上，問題就查出來了，還是不小的問題。這跟制度有關嗎？如果是完全按制度做，竟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這是制度的問題嗎？我覺得這其實也是一個制度問題，這個制度問題出在哪呢？這個制度問題不是出在干部考察的環節，而是出在另一個環節，就是干部的日常管理環節。能出這么大問題，能貪污那么多錢，竟然沒有人發現，那說明他所在的單位的財經制度肯定是出問題了，肯定是存在很大的漏洞。沒有漏洞的話你怎么能把那么多錢從財務科提出來呢？平常對干部的管理有漏洞，程序做得很完滿，但是問題沒有考察出來。干部的管理、教育跟考察提拔制度應該是一體化的，是一個整體，一旦把它割裂開來，考察的只負責考察，管理只負責管理，那不就出問題了嗎？出了問題還照樣提拔，那能不出問題嗎？所以制度體系和制度環境是很重要的。現在有一些地方的潛規則運行得比桌面上的制度好很多，原因就是制度環境壞了。制度的環境包括體制、機制、人員素質、規則意識等等，還包括整體的政治形態，如果這個方面出了問題，那么制度在這個地方是很難管制的。所有這些合起來，最后才能形成制度的執行力。所以加強黨的制度建設，是一個很系統的問題。

三，要加強群眾的監督。治黨不是關起門來治黨，是開門治黨，是要接受群眾監督的治黨。首先，權力要在陽光下運行；其次要暢通群眾的監督渠道和途徑，要讓群眾的監督也能夠做到有章可循。此外，要讓監督真正發揮作用，在工作決策、干部使用等方面發揮作用，否則監督過后，反映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沒有監督的積極性。要讓群眾有這種監督的積極性，把監督落到實處，必須讓監督真正的發揮作用。

四，要總結黨的建設規律。從嚴治黨要總結治黨的規律，黨的活動、黨的執政、黨的自身建設有很多內在規律，研究規律、認識規律、把握規律、按規律辦事可以事半功倍，可以真正把問題解決好。否則違背規律的話，可能有些事就很難處理好，這些規律有很多層次很多方面，需要我們認真地去總結、去探索、去提煉。

五，要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政績，要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總書記強調要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為什么呢？首先為什么要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政績？它的意義和作用到底在哪？第二，就是要科學地來設計黨建工作的考核評價制度體系。黨建應該形成一個考核評價體系，這個評價體系本身是個很復雜的問題，不像抓經濟、抓其他方面那么簡單。第三，要認真探索“抓黨建”對其他工作的作用。抓黨建不能跟其他工作兩張皮，不能抓黨建的抓黨建，抓經濟的抓經濟，各干各的，互不搭界。特別是像企業，抓黨建如果不能促進企業的發展，跟企業完全是主要任務兩張皮，企業就沒有生命力了。所以一定要認真研究“抓黨建”對其他工作的作用和途徑。特別是機關的黨建，因為機關黨建的定位跟其他方面不一樣，主要是圍繞著服務大局，服務中心工作。那么你就要更要研究它跟其他方面工作的關系，否則抓成兩張皮的話，領導不太高興，群眾也不太滿意，你就很難抓下去。這是怎么樣去從嚴治黨，我講的途徑，途徑主要是把總書記講話這幾個方面做了一個解釋，談談自己的看法。那今天關于全面從嚴治黨的認識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五篇：層層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如何層層推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黨的第十八屆六中全會，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重大問題，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許多部署。這次全會，將進一步全面推進這項工作。整體布局，步步推進，目的就是將治黨管黨一抓到底，標本兼治，保持長效。新華網《學習進行時》原創品牌欄目“講習所”今天推出《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如何層層推進？》，為您細細梳理。作風問題是一個抓一抓會好轉，松一松就反彈的“老大難”。為什么一些不良作風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長一茬？癥結就在于對作風問題的頑固性和反復性估計不足。

因此，總書記明確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貴在經常”，“絕不允許出現?爛尾?工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的布局，就是一個由破除積弊到固本培元、由“關鍵少數”到廣大黨員、從集中性教育到經常性教育的完整、有序的過程，不斷抓常、抓細、抓長。劍指“四風”以點帶面

2015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同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進行座談并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攝

針對“四風”問題，習近平嚴肅指出，如果任由這些問題蔓延開來，后果不堪設想。他說，“奢靡之始，危亡之漸”，要“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因此，中央率先出臺“八項規定”，并從2013年6月18日起，用一年多的時間，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這次活動明確提出“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習近平將這4句話、12個字概括為“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習近平對民主生活會要求非常嚴格，要讓每個黨員、干部都在思想上受到觸動。

脫離群眾的種種問題，主要表現在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中，因而這次活動以縣處級以上領導機關、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為重點。“先禁其身而后人”，“打鐵還需自身硬”，領導干部要率先垂范、做好表率。習近平強調，一級做給一級看才能落到實處。

2015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李濤攝

這次活動在部署階段就明確了，中央政治局要帶頭開展。第一批教育實踐活動中，政治局常委都要分別聯系一個省，第二批活動中分別聯系一個縣。這不是點個卯，而是要真正起帶動作用。第二批活動，習近平聯系的是蘭考縣，這里是焦裕祿同志工作過的地方，是焦裕祿精神的發源地。期間，習近平兩次來到這里，深入解析焦裕祿精神，強調要把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作為一條紅線貫穿始終。這一要求直接映射出整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的大主題：為民、務實、清廉。

經過一年多的集中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精神上補了“鈣”，“四風”問題得到有力整治，黨的優良傳統得到恢復和發揚。但群眾還是擔心問題反彈、雨過地皮濕。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活動收尾絕不是作風建設收場，必須以鍥而不舍、弛而不息的決心和毅力，把作風建設不斷引向深入。

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當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將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并列，形成了“四個全面”重大戰略布局。“三嚴三實”立根固本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收尾數月，中央又印發了《關于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方案》，對2015年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作出安排。

“三嚴三實”是2014年3月9日，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安徽代表團審議時提出的，即“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這是黨的領導干部的為官之道和行為準則，是為人為政之本。

部署“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就是在“四風”問題得到有力整治的基礎上，繼續聚焦不嚴不實的問題，進一步查擺整改，讓廣大黨員干部立根固本。它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延伸深化，是持續深入推進黨的思想政治建設和作風建設的重要舉措，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重要抓手。

這次專題教育不進行明確的階段劃分和詳細的程序設計，不派督導組，但以上率下的作用更明顯了。中央政治局參加專題教育，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為全黨立起了標桿。

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三嚴三實”。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踐行“三嚴三實”，要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要落細落小，注重細節小事；要修枝剪葉，自覺改造提高；要從諫如流，自覺接受監督。這“四要”成為廣大黨員干部踐行“三嚴三實”的重要遵循。

同時，習近平將“三嚴三實”的要求歸納為：凡是有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就堅決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就堅決改、徹底改、一刻不耽誤地改。“凡是”、“堅決”、“一刻不停”，一組關鍵詞昭示了中央對踐行“三嚴三實”常態化、制度化、長效化的大思路。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踐行“三嚴三實”情況，討論研究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措施。會上中央政治局同志逐個發言，講認識、談體會，擺問題、查不足，出主意、說措施。會議自始至終嚴肅活潑，體現了“嚴”和“實”的要求，體現了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體現了開誠布公、團結和諧的精神。“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在思想、作風、黨性上進行了又一次集中“補鈣”和“加油”，黨風廉政建設有了更加明確的方向。“兩學一做”強化思想政治建設

2016年2月，中央印發了《關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啟動，是面向全體黨員深化黨內教育的一次重要實踐。

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是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建設的一項重大部署，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特別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有力抓手，基礎在學，關鍵在做，各級黨組織要履行抓好“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主體責任，堅持區分層次，突出問題導向，確保取得實際成效。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后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對于解決黨員干部特別是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存在的突出問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起到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建設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部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就是要推動黨內教育從“關鍵少數”向廣大黨員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堅定廣大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保證全黨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我們黨始終成為有理想、有信念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這段論述既回答了“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重大意義，也勾勒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清晰布局。

習近平進一步對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作出明確、嚴格的要求：突出問題導向，學要帶著問題學，做要針對問題改，把合格的標尺立起來，把做人做事的底線劃出來，把黨員的先鋒形象樹起來，用行動體現信仰信念的力量。要整頓不合格基層黨組織，堅持和落實行之有效的制度。要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以改革創新精神補齊制度短板，真正使黨的組織生活、黨員教育管理嚴起來、實起來。

從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再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既是整體的有機布局，又是有序的層層推進。在習近平的心中，全面從嚴治黨沒有止境，黨的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