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易前良-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20130418

轉型中國“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

易前良 孫淑萍

易前良：博士，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新聞傳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傳播與社會變遷”和“電視理論研究”，***,yiqianliang@126.com。地址：江蘇南京市西康路1號河海大學公管院，210098.孫淑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新聞傳播系碩士研究生。

摘要：共意性運動的媒介動員是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互激互滲的結果，前者主要通過“合理化”扮演理性動員的角色，后者則通過“建構認同”進行情感動員。共意性運動在轉型期紛繁復雜的沖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而且媒介動員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賴性，但探討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具有“昭示”意義，因為作為“媒介”與“國家”、“民眾”之間進行良性互動的對話機制，它展示了轉型中國在“國家-社會”重構進程中積極的面向。關鍵詞：轉型中國、共意性運動、媒介動員

Media Mobilization in China’s Consensus Movem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Times Yi qianliang，Sun shuping

Abstract：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between the constructive media and alternative media, the former of which mainly plays the role of rational mobilization through “rationa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carries on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rough ”identity construction“.Actually, consensus movement itself plays little part in all kinds of conflicts during transitional China and media mobilization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s.In spite of the insignificant role of consensus movement, the study about media mobilization in consensus movements is magnificent.As an inter-medium, media mobilization creates the well-functional systems between the ”media“, ”state “and “people” and it shows the positive aspect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state-society” in China during its transitional times.Key words：China in Its Transition, Consensus Movements, Media Mobilization

當代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在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積累了不少問題，尤其是利益格局的 重新調整使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從而引發各種社會沖突和集體行動，本文集中關注大眾媒介在沖突性事件中發揮的功能。在建構主義的觀點看來，對事實的報道與傳播與其說是客觀反映，毋寧說是對現實的重構，本文據此認為大眾傳媒在沖突性事件中可能扮演社會動員的角色。基于這一研究旨趣，下文選擇了四個案例作為考察對象，它們是分別發生在廈門、北京、廣州、南京的PX事件（2006）、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建事件（2007）、番禺垃圾場焚燒反建事件（2009）、梧桐樹事件（2011），這四起事件分布在一定時間跨度上并具備代表性，抗爭較為溫和，參與者眾，影響范圍廣，訴求指向一定范圍的共同意愿，本文將它們指稱為“共意性運動”。共意性運動在轉型期紛繁復雜的沖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但具有積極的“昭示”意義，這些事件最終都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反映了中國在轉型時期“國家-社會”關系重構中積極的面向。

一、共意性運動與大眾傳媒

關于社會沖突，西方知識界自20世紀以來形成了新的觀點，齊美爾認為，“沖突是一種社會交往形式，具有安全閥的作用”，科塞更是明確指出，“沖突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可以避免社會發生根本性的分裂”（于海，2011:206、300）。國內學術界也逐漸認同這一觀點，盡管研究者避免使用“社會運動”的概念，代之以“集體行動”、“抗爭性政治”、“群體性事件”、“新社會運動”和“新民權運動”等稱謂，但在對本土的社會沖突展開研究時，大多借鑒西方的社會運動理論。

所謂社會運動，是“由許多個體參加的、組織化的、尋求或反對特定社會變革的制度外的政治行為”（趙鼎新，2006：2），大體而言，可以分為“沖突性運動”和“共意性運動”兩種。在我國，盡管具有較大沖擊力的“沖突性運動”時有發生，但還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相對溫和的“共意性運動”，即“在某個地理區域內，能獲得總體人口中較大比例的支持度、且沒有遇到有組織反對的運動”（艾爾東·莫里斯，2002:231、316）。近年來中國大陸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集體行動，除了上述的廈門、北京、番禺、南京事件以外，還有廣州南沙反石化運動、圓明園滲漏事件、寧波反PX事件、四川什邡反鉬銅項目等，與西方的共意性運動極為類似：第一，議題多集中在環保、公共衛生和城市建設等領域，與因維權和拆遷等引起的底層抗爭相區分，更容易形成廣泛共識；第二，其目標明確，訴求清晰，常采取合法、理性的行動方式；第三，沖突一般起于地區性的抗爭，規模較大，形成了全國性的影響。當然，這些運動與西方相比具有本土特色，比如，由于國內的中層社會組織不發達，行動多具有自發性，沒有具體的組織機構。此外，從訴求的提出、話語表述到行動方式來看，顯得更富有策略性。大眾傳媒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西方學者早有關注，托德·吉特林研究美國1960年代新左派運動與大眾傳媒的復雜關系，發現媒體并沒有“客觀報道”，而是“在不同的階段，以不同 的方式反映運動”（吉特林，2007:5），用自己的慣例建構關于運動的圖景。華裔學者林芬、趙鼎新則進一步指出，“西方主流新聞媒體對社會運動特別是與意識形態相左的社會運動往往不予報道。當不得不報道時，則傾向于瑣碎化和妖魔化這些社會運動”（林芬、趙鼎新，2008：96）。這樣看來，美國的大眾媒體對社會運動的態度整體上趨于“保守”，與之相比，國內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首先，媒體在不同類型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有霄壤之別。面對一些激烈的“沖突性運動”，因為特殊的制度安排和媒介政策，媒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在統攝框架下“正面報道”。共意性運動則不同，在話語表述上具有正當性，并且常采取“示弱”而非“示威”的方式表達訴求，一定程度上規避了政治壓力和懲處風險，大眾媒體因此敢于介入。其次，運動者缺乏常規的表達機制和抗爭資本，轉而對媒體有很高的期待，反之，媒體道義擔當的意識更為強烈。再加上國家盡管在努力建構一種統制性話語，但普遍被知識精英真正認可的價值體系在轉型時期尚未形成，媒體更傾向于“打擦邊球”，努力嘗試對共意性運動進行支持，甚至，“媒體在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趙鼎新，2012:289）。正是在“國家-社會”進行關系重構的轉型時期，出現了一種非常吊詭的現象：媒體一方面對社會運動小心謹慎，另一方，一旦選擇介入，則承擔了重要的社會動員者角色。

媒介動員最明顯的表現為“擴大影響”，即媒體通過新聞報道“把事情鬧大”，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實質是把事實層面的“沖突”轉化為公共議題。顯然，設置議程是媒介動員的基礎，但除此以外，它還有更豐富的意涵，指媒體在新聞實踐中對社會運動進行定義和表征，給受眾提供具有特定指向的意義框架，以爭取更多的同情者和參與者。從這一點來看，媒體在其中不僅扮演傳播中介的角色，還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

劉能（2004:58）在解釋社會運動為何發生時，總結出一個理論等式F(P)=f(G，A，C)，對我們深入理解媒介動員很有幫助。等式的意思是，“社會運動發生的可能性”或“個體參與行動的可能性”（Possibility），是由“怨恨的生產和解釋”（Grief）、“積極分子及其組織能力”（Actor）和“潛在參與者的理性選擇”（Choice）等三個變量決定的，其中，潛在參與者的選擇又受到“政治機遇結構”（PO，即體制架構所體現出來的容忍程度）的影響。如將這一等式運用到中國的情境，則需做進一步的闡釋，否則，無法彰明媒介在其間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前所述，介入共意性運動的媒體與運動積極分子共同扮演了動員者的角色，運動發生的可能性及其規模大小，與媒體的作為有直接關聯。這個等式隱約地表述了這一關聯，即媒體（A）借助話語表述對怨恨或訴求（G）進行強化與闡釋，從而吸引潛在參與者做出同情或行動的選擇（C）這一話語建構與傳播的過程就是媒介動員，其本質是媒介在“社會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進行聯結的傳播行為。

二、動員特點：情境依賴與媒介互激 前述理論等式間接標明了政治機遇結構（PO）與社會運動的關聯，但并沒有重點突出政治機遇結構的重要影響，事實上在特定的本土語境下，政治機遇結構是影響社會運動（是否發生？有多大規模？將有何種結局？）最為關鍵的變量，它不僅是潛在參與者進行理性選擇的判斷標準，而且是媒介動員需要面對的最大“現實”。不過，這一“現實”因社會轉型而處于動態的變革之中，整體來看，一方面轉型時期的政治環境具有相對穩定的結構性特點，另一方面，“統”中有“分”，“一”中有“多”，社會空間在不斷地重構，具體情境復雜多異，媒介與行動者所面對的政治機遇結構并非是總體性的，而是因時因地而異。因此，媒體作為“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兩造之間的聯結者，其社會動員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賴性”。對媒介動員情境依賴的探討，需要對媒體類型加以甄別。媒體深嵌于轉型時期的制度結構中，其科層建制、工作慣例與社會制度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依據組織化程度之不同，以及媒體與國家體制的距離之遠近，可以區分為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前者指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傳統媒體，是制度性的傳輸通道，具有高度組織化的特點，新聞的生產需經過層層把關，主流意志能通過科層化組織有效傳達。后者指以手機、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盡管同樣處于統合性的監管之中，但相較而言，是非主流的社會性表達渠道，對那些沒有太多機會近用建制媒體的公民來說，它們是替代性的傳播資源。在當下新媒體語境下，如果要對媒介動員機制做具體分析，必須兼顧到這兩種媒介，相對而言，建制性媒體比替代性媒體的情境依賴性更強。

媒介動員機制包括三個面向：是否介入？何時介入？怎么介入？建制性媒體在各個面向都具有較強的情境依賴性，具體表征為“相機而動”和“見縫插針”。所謂相機而動，是對政治機遇結構在某一具體時期呈現出來的“氣候”加以研判，而后擇取時機。廈門PX事件中，行動者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歧從2006年就開始了，但直到2007年3月全國的“兩會”期間，趙玉芬聯合104位政協委員提交了提案之后，《中國經營報》和《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才開始加以關注。無獨有偶，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反建運動中，也正因為“兩會”政協委員的提案為媒體的報道提供了很好的時機，《中華工商時報》最早在兩會期間的3月份質疑該項目，4月份中央電視臺、《中國證券報》、《北京青年報》、《財經》和《南風窗》等大批媒體全面跟進。不獨在運動之初需要相機而動，在運動的發展階段也需要判斷形勢，“明是非，知進退”。2007年6月，PX事件沖突激化，上萬名廈門市民上街“散步”，從3月以來就持續關注該事件的所有媒體隨即“失語”，直至8月份地方政府宣布重新環評，形式有所松動，才重新發聲。中國的改革具有特殊的邏輯和機制，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漸進式改革導致國家對社會依然有掌控權力，但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裂性的威權政體，上級和下級、條和塊之間既有依存，也有矛盾，在復雜的權力關系中存在著制度縫隙（夏、袁、陳，2012:50）。通常，下級政府對上一級政府的媒體、地方政府對異地媒體、地方對行業媒體無法實行有效規制，建制性媒體 因而得以在權力的縫隙中“見縫插針”。略加考察，幾乎所有的共意性運動中，積極介入的都是異地的或更高級別的媒體。無論是見縫插針，還是相機而動，媒介動員高度的情境依賴性，實際上是建制性媒體對政治機遇結構的衡估，是對轉型社會中某一具體情境的權宜與調適。替代性媒體被體制整合的程度較低，對于解決問題和實現訴求的動員效力顯然不如建制性媒體，相對而言，仍然是輔助性的力量。但建制性媒體的言說空間更大，傳播便捷高效，容易把“動靜”弄得很大。在共意性運動的社會動員中，替代性媒體更多地扮演議程設置、信息擴散的角色，建制性媒體則通過話語建構，將運動訴求與政治機遇結構進行聯接，努力將媒介議程轉化為政府議程，二者互補互激，形成互滲動態的動員機制。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對2007年發生的77件影響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進行分析表明，由網絡爆料引發、民眾廣泛關注的有23件之多，共意性運動的比例更高。本文關注的幾個案例，在運動之初無一例外都是由替代性媒體設置議程，隨后，建制性媒體再相機而動，選擇介入。此外，在運動當中的敏感時期，替代性媒體可突破“封鎖”，持續進行信息擴散，讓事件和議題不至于淡出公眾視野，起到“新聞保鮮”的作用。2007年6月，廈門市民“散步”事件發生以后，建制性媒體集體噤聲，直接參與行動的積極分子通過手機短訊、網絡直播、網絡評論等方式，傳播關于“散步”事件的相關資訊，以“潛隱”的傳播方式繼續進行社會動員。研究者注意到，新舊媒體并不是相互隔絕、壁壘分明的兩套系統，而同屬于一個資源分享、議題互涉的“擴展了的媒介生態系統”（黃月琴，2012:98），這種獨特的媒介生態系統正是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相互激蕩的結果。綜觀各個案例，共意性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大多是媒介的意見領袖，或者在建制性媒體中從業，或者從事與媒體相關的職業，如自由撰稿人、新聞評論人，媒體觀察者等。他們有很強的新聞敏感性、社會紀錄意識和話語表述能力，同時，對新媒介技術的關注和運用也異乎尋常，故在替代性媒體的話語空間中顯得非常活躍。譬如，在番禺垃圾場反建事件中，運動發起者是居住在擬建垃圾焚燒廠附近小區的媒體從業者，其中不乏建制性媒體的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最早通過網絡論壇進行信息傳遞。廈門PX事件的活躍分子連岳、北風、令狐補充等既是網絡名人，也是著名的專欄作者和自由撰稿人。南京梧桐樹事件在這一點上表現更為明顯，正是影視等建制性媒體的明星們，如體育評論員黃健翔、導演陸川、主持人孟飛、媒體人李承鵬等在網絡上發聲，將運動推向高潮。他們借助各種體制的、非體制的資源，往來穿梭于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之間，在共意性運動中扮演了組織者和動員者的角色。

三、動員機制：合理化與建構認同

媒體在介入運動之后如何進行動員？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先來探討一下民眾何以能夠被動員？即民眾為何要參加運動？對此，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 種是勒龐和莫斯科維奇的看法，他們認為，群氓是“掙脫了鎖鏈的民眾”，狂熱自負又極端不負責任，故社會運動是基于情感和奴性的群體行為。另外一種觀點以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為代表，認為社會運動是民眾理性選擇的結果，具體而言，他們有清晰的訴求，并且s是在對政治環境做出判斷的基礎上，充分動調動一切資源進行的理性抗爭。上述兩種觀點是“理想型”的認知框架，非常深刻而富有啟發性，但與經驗事實并不符合，尤其在中國的語境下，共意性運動是情感驅動和理性選擇雙重作用的結果。

接下來的問題是，媒介透過何種機制對民眾進行情感和理想的動員？這關涉到新聞實踐，需要借助建構主義的理論來解答。“建構論”認為，獨立于主觀認知的客觀事實是不存在的，現實中進入人們視野的都是被表征過的事實，同理，作為一種被生產的事實，“新聞是建構的現實”（塔奇曼，2008:17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媒介動員”是借助話語表述以爭取更多資源和成員的過程。對此，孫瑋（2008:14，2007:140）通過考察國內的社會運動，概括出“建構集體認同感”和“建構集體行動框架”兩種動員機制，在筆者看來，這種概括未能切中要害，而且，她的考察對象僅局限于報紙，顯然不盡周全。如果對國內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做一番全面考察，我們將發現，“合理化”和“建構認同”是兩種主要的動員機制，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正是借助于這兩種機制，分別從理性和情感兩個面向對民眾進行有效動員。合理化的概念源自于馬克思·韋伯，他把人的行為區分為兩種“純粹的反應”和“理性的行為”，前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本能反應，后者則意味著“人對自身的行為有自覺意識并賦予其意義”。韋伯認為人的社會行動都是理性行為，具體可分為四種，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情感理性和傳統理性（于海，2011:221），其中，價值理性是最富自覺性的行為，行動者篤信其行為符合某些價值，進而堅定地根據信念而行動。由此觀之，共意性運動能否有效動員潛在參與者，關鍵在于運動訴求是否符合某些價值。需要指出的是，價值并不是事實的天然屬性，二者是分離的，價值與事實的結合是被賦予、被建構的過程，此一過程就是“合理化”。國內共意性運動的合理化主要仰賴建制性媒體的新聞實踐，在既定的社會情境中運用一定的話語策略對事件和訴求進行表述，通過賦予它一定的主流價值而使運動變得合理合法，借此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和參與者。

建制性媒體的合理化有兩種路徑，一是“歸因”，一是“連綴”。歸因指媒體對事件本身的背景與事實予以“澄清”，或進一步挖掘事件之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從而使運動具有正向的價值。南京梧桐樹事件中，《南方晨報》刊登了記者對地鐵二號線移植樹木存活率的調查，“80%的死亡率”成為公眾反對移樹的重要依據；中央電視臺將人們反對移樹的原因歸結為“樹木移植的審批、方案的公示和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的程序和機制”方面存在問題；《新京報》則將梧桐被遷歸因于“政府封閉的決策，管理者缺乏‘執政為民’的能力，缺乏與公眾對話的能力，缺乏吸收公眾智慧的能力”，以上種種歸因為行動者提供了合理性依據。所謂“連綴”，也就是“借題發揮”，將運動同某些具有相似性的事件聯系起來、為它們建立共同的認知框架。《中國經濟時報》將南京梧桐樹事件與廣州騎樓、北京雙興堂事件進行類比，探討城市發展、城市建設與城市文化之間的關系；《廣州日報》將該事件與潘石屹改建復興路之爭相聯系，反思應如何平衡歷史保護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光明日報》則回顧了近年來南京發生的與“梧桐讓路”事件類似的“外秦淮河溝通建設工程”項目、“中山陵景區私自擴建別墅群”事件，倡導城市建設應該科學規劃。

如果說，建制性媒體主要通過合理化扮演了理性動員的角色，那么，替代性媒體則通過構建心理認同更多地扮演了情感動員的角色。楊國斌注意到情感是網絡動員的基礎，因為，“在中國的廣大網民中，普遍存在著對正義的追求，對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對貪官污吏的痛惡，對權貴的嘲諷，對溝通的渴望，這些因素有共同的內在邏輯，即情感邏輯”（2009：61），這里提到的“情感邏輯”基于轉型中國怨恨積累、情緒郁結的嚴峻現實，而以網絡為代表的替代性媒體為情感邏輯的實現提供了傳輸通道。建制性媒體是高度組織化的，它本身就是社會動員的主體，替代性媒體則不同，它不是動員主體，而是動員的手段和工具，活躍分子借助它與潛在參與者直接進行互動和交流，從這一點來看，替代性媒體的動員實質上是一種自我動員。自我動員遭遇的規制相對要少得多，交互的參與程度較高，故帶有濃厚的情感色彩，附著情感的雙向互動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共鳴，所謂“認同”正是在共鳴基礎建構出共同的身份，并對此一身份進行心理確認的持續進程。

“認同”不是個體所擁有的固有特征，它是個體認可某一群體且自愿歸屬進而構建自我的心理過程，為此，動員者必須要為之提供一個集體身份。國內共意性運動的情感動員最常見的身份認同是地方共同體，因為引發運動的事件通常只對某一社區、城市或地域造成影響，故運動主體自然被建構為“XXX地方的人”。當然，這種建構是比較消極的，其訴求只針對自己的生活領域不受負面干擾，對更大范圍內的公共利益漠不關心，即所謂“別在我家后院”的“鄰避運動”（Not In My Back Yard）。誠如研究者所認識到的那樣，國內的共意性運動近年來正發生一些變化，意圖在更大范圍形成對社會公益的維護，體現了公民意識的增長以及公民社會的發育（黃煜、曾繁旭，2011：167）。與此相關，集體身份的認同超越一地之利益，如連岳在博客中批評有些廈門網民狹隘的地域觀念，指出，“廈門民眾反對在不知情之下的PX項目，并不意味著他們支持污染其他城市”，“中國其他地方毀了，廈門也是不能幸存的”，“我們熱愛中國每一座漂亮的（或曾經漂亮的）城市”，這些言論在網絡上引發了關于廈門人、中國人和公民的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孫瑋，2007:142），從而為運動主體的認同提供了多重指向的集體身份。

運動積極分子借助替代性媒體進行情感動員，通常采用“悲情敘事”和“嘲弄諷刺”的方式。“悲情敘事”指將苦難或災難性后果用夸張的手法展示給受眾，營造悲憫的氣氛，如在南 京梧桐樹事件中，微博上跟帖最多的是諸如此類的說法，“以修剪為名砍梧桐的頭，斷梧桐的根”，“感覺那些樹就像一個人，它們沒有能力去挽救自己，只能慢慢等死”，“砍樹是在砍我們南京人的心”，種種情緒化的表述和評論很容易相互感染。“嘲弄諷刺”則是在表達中注入譏諷和惡搞，拓展出情緒釋放的交互空間。南京梧桐樹事件當中的“植樹節”前后，網友發起微話題“南京只有砍樹節”，利用人們對節日與儀式的關注進行情感動員，據統計，該話題有五萬余人參與，各種批評已遠超出事件本身，如某網友留言“南京碩大的法國梧桐樹，甚喜愛。據說是當年國民黨政府種的”，另一網友借用電影《活著》中的臺詞調侃道“那是反革命的樹，該砍”，更有網友戲稱“當年審批這個項目的時候領導在喝茶，沒注意”，真可謂“群情洶洶”。不過“嘲弄諷刺”終歸不是直抒胸臆，它既滿足了公眾情感宣泄的需求，也有助于降低話題的政治敏感性。

結語

共意性運動的媒介動員是建制性媒體和替代性媒體互激互滲的結果，其間，建制性媒體主要通過合理化扮演理性動員的角色，替代性媒體則通過建構心理認同更多地扮演情感動員的角色。從助推事件解決的效力來看，建制性媒體因為與體制的密切聯系，成為國家與行動者的聯結者，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替代性媒介的動員功能是輔助性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賴性，這是由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所決定的。一方面，在由國家主導的社會轉型中，“社會”逐漸從國家權威的控制和滲透中釋放出來，獲得部分相對自治的領域，另一方面，國家對社會依然有掌控權力（孫立平，2002），因此，媒介動員受制于政治機遇結構，空間并不大，而且不具有延展性。共意性運動通常發生在大型城市，抗爭者掌握著大量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社會資本（夏倩芳，2012:52），媒介即在其列，這是問題得到解決的根本原因。但無論如何，共意性運動中的媒介動員，作為“媒介”與“國家”、“民眾”之間進行良性互動的對話機制，它展示了轉型中國在“國家-社會”重構進程中積極的面向。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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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護理質性研究中易存在的倫理問題及對策

護理質性研究中易存在的倫理問題及對策

質性研究是對某種現象在特定情形下的特征、方式、涵義進行觀察、記錄、分析、解釋的過程[1]。質性研究在護理中的應用只有20多年的歷史，由于質性研究可用來深入了解一些量化研究所無法解釋的問題或現象，為護理領域提供了另一種方式來了解特殊群體的健康需要或現象，因此越來越引起護理研究者的關注[2]。在我國采用質性研究方法探討護理現象的研究可以說才剛剛起步，由于大部分護理質性研究的資料是來自于觀察和訪談，這些過程有時候盡管是匿名，但很易使參與者的身份或資料被暴露，探究私人生活，并將研究報告公之于眾，其中復雜性易引發大量的倫理問題，而這些倫理問題往往沒有引起研究者應有的關注，在實際研究過程中一些護理人員常有意無意違反了倫理原則。本文嘗試對護理質性研究中易存在的倫理問題進行探討，旨在為進行質性研究的護理人員提供參考。

1.參與者了解信息不充分，未做到真正“知情”

所謂“知情”是指要告知參與者有關研究的足夠信息，在此基礎上再讓其決定是否參與研究[3]。進行護理質性研究時往往易出現信息告知不充分，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來自研究者本身，如自身學識欠缺或有意避免告知研究中可能給參與者帶來風險的信息，以取得參與者的同意合作；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開始雖然告知參與者并取得同意，但研究過程是動態的，有時可能發現最后的研究結果與最初的目標并不相呼應，許多新的情況不斷的產生，卻沒有繼續與參與者協商，告知有關信息。

讓研究參與者了解研究并征求其同意，是進行質性研究關系發展的序幕，要真正做到知情，研究者應注意：①研究前充分告知參與者相關信息，如研究的主要內容、流程、研究者的身份及聯系方式，參與者的自愿性、參與者參與研究有可能的益處或危險，匿名保密的保證等，因參與者有權知道他同意的是什么、參與是從哪里開始、到哪里結束；②知情同意是在當下發生的，在研究的所有階段，研究者與參與者都需圍繞知情同意不斷進行協商。2.參與者受“守門人”的影響，未做到真正“自愿”

研究者進行護理質性研究，需接觸參與者，因此很多時候需依賴“守門人”，所謂“守門人”是指為研究者接觸參與者提供通路的人，如機構主管、臨床科室的主任或護士長、醫院管理者、社區居委會領導等，他們有權決定研究能否進行[4]。有時參與者的“自愿”卻可能是“強迫”，其原因主要是受“守門人”權利的影響，當參與者內心不愿意參與研究，但又感到“守門人”權利的潛在威脅時，此時就可能不是真正的自愿，如通過護士長訪談該科病人，病人礙于護士長的引薦，可能是不情愿的同意。

參與者參與研究應完全是自愿性的，參與者有權決定是否參與研究，并有權決定在任何時候退出研究，因此研究者應注意：①在研究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而較難接觸的群體時，需全面考慮，實際上是誰在同意，同意什么，參與者是否是真正的自愿，因決定同意的控制權也許不在參與者自身；②反思那些作為“守門人”的行為，評估通過這樣的“守門人”而“自愿”的參與者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抵制參與，并思考是否有些潛在的參與者因“守門人”的影響而無法接觸。3.欺騙和隱瞞

在質性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有時會有意無意在某些方面進行欺騙和隱瞞，主要表現在：告知參與者的研究目的不是研究的真實目的；隱瞞研究者的身份；整理分析資料時對資料預附答案；寫作中隱瞞或杜撰事實。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研究者過于考慮自己的研究利益而忽視參與者的權益；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慎獨意識差，缺乏科學嚴謹的工作態度。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做到誠實負責任：①原則上應如實告知參與者研究的目的、主要內容及研究者的身份；②不能預先就有了答案，并把答案加在材料身上，不能想象材料告訴他們什么，需要“聽從材料” [5]；③加強慎獨修養，因通常只有研究者才能接觸采訪錄音或筆錄，研究者完全支配他們，沒有任何人監督他把哪些部分挑選出來作為重要的部分；④培養嚴謹的科學態度，不能為迎合研究者或讀者的需要而隱瞞、偽造或杜撰事實。4.對參與者過于拉關系，假扮友誼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需與參與者保持良好的關系，以保證研究的順利進行，因此易出現為達到研究目的，有意無意和參與者過于拉關系，假扮友誼的現象，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對關系的興趣來自于研究本身，為盡快順利收集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資料，研究者會采取一些方法拉近彼此的距離，使參與者對自己敞開心扉。盡管我們為訪談能順利進行，需掌握些談話和采訪的技巧，但過于拉關系假扮友誼易帶來一些問題，如研究者通過“拉關系”技巧在訪談中引出參與者信息時，可能會剝奪參與者對訪談過程提出質疑的機會，因為提出質疑似乎會傷害研究者假扮的友誼，這對參與者是不公平的；研究中建立親密關系可能會把訪談帶向一種半治療性的訪談，可能會侵犯參與者對自己內心最深處想法的“不知情權”；建立親密關系可能會引出研究范圍以外的信息，有時還會超出研究者能處理的范圍[6]。

研究者在與參與者建立關系時應注意：①真正做到尊重每一個參與者，努力地與每一個參與者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②需經常進行充分的反思，關注每一次研究和每一次個人訪談中出現的問題，同時知道只要研究者不過于的拉關系，參與者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參與程度；③進行換位思考，因研究發現如果不是自發的感到和參與者之間有共鳴的話，建立良好關系比較困難。5.工作不慎，參與者受到傷害

參與者在參與研究過程中易受到的傷害主要有：要求參與者回答一些對其心靈傷害很深，甚至寧愿忘記的問題，使其再次經歷失敗、恐懼不安的感受；在研究敏感問題時，如傳染病、自殺、吸毒等隱私泄露；因研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這些傷害輕則使參與者遭到身體、精神壓迫及不適，嚴重時可能造成被訪者人格或名譽上的永久傷害。其原因主要與研究者極力挖掘更“豐富”的資料而忽視參與者的感受及研究設計中保密措施不嚴密有關。

在質性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使參與者免遭不舒適或傷害，故在研究前，研究者應謹慎評估研究參與者的利益和風險，并盡最大可能將風險減少到最低水平，工作中應注意：①避免選擇易對參與者造成傷害的研究問題；②尤其關注易受傷害的群體，如未成年人、心理障礙者、傷殘者等；③應清楚知道參與者有權隨時退出研究，不能因此使參與者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④對參與者匿名保護，絕不能泄露參與者的隱私；⑤訪談中應讓參與者遠離可能很敏感的話題，看到參與者情緒低落、而無法控制自己情緒、痛苦時，應暫停訪談并提供適度的支持，雖然這樣做可能不會達到情感上袒露的程度，而這卻是“好的訪談”的特征。

總之，我們要知道倫理道德問題在任何一項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質性研究中更加重要。護理人員在進行質性研究過程中須遵循一系列倫理原則，如知情同意原則、有益原則、自然原則、保密原則、公正合理原則等[7]，使護理質性研究能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