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勞動教養場所制度建設若干問題的思1

勞動教養場所制度建設若干問題的思考

勞動教養場所制度是指勞動教養場所為實現黨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勞教工作方針，運用管理、教育、行政等手段，維護場所安全穩定，發展勞教經濟，加強場所隊伍建設及組織機構建設所制定的一系列規章制度。目前，勞動教養場所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規章制度體系，制度建設在場所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近十多年來對創辦勞教特色工作的探索，也為場所制度建設提供了創新的空間，但隨著制度改革向縱深發展，在場所制度的建立、執行和監督上也出現一些問題。

一、勞動教養場所制度建設中存在幾點問題

（一）在制度建立上，雖注重創新，但制度創新不夠深度。客觀地講，勞教場所制度的“立”上體現了制度創新這個理念，并注重制度創新與場所創辦勞教特色工作的關系。但受各種因素的限制，一是在制度成文上，場所舊的行業經驗制約了制度起草創新理念，制度創新顯得心有余，力不足。二是出現制度創新內容與實際工作不相吻合的現象，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限制了制度創新，制定出的新制度僅僅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上，在實際工作中沒有與創辦特色工作產生良性的互動。

（二）在制度建立上，理性思考和調查研究深入不夠，存在著統一性和協調性不夠的現象。

制度建設存在問題在先，制度在后或領導指示在先，制度在后等制度滯后的現象。由于制度理性的特質要求制度的形成必須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制度建設必須未雨綢繆，超前謀劃，以保證規章制度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可操作性，同時必須把握場所各項規章制度的統一性和協調性，避免制度相互沖突和前后矛盾的現象發 生。理性思考和調查研究的不深入，在制度制定上出現了不統一，從制度的實際運行反饋情況來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相協調的現象。

（三）在制度執行上，存在著執行的隨意性，制度執行的力度不夠。

有章不循或循章不嚴的現象不同程度的存在，這主要是勞教場所過去小社會文化氛圍與法治精神不相吻合造成的。一是彈性的心態。民警不以制度規范作為唯一甚至最重要的價值取向，“規章制度為準則”往往演變為“萬事有商量”，重靈活輕約束；受傳統的“人情味”文化氛圍影響，在獎罰上，瞻前顧后，制度執行的嚴肅性被削弱。二是法治精神不能真正溶入場所意識形態中。民警往往習慣于服從了事，常常按領導指令行事，照文件指示辦，表面上按制度該做的都做了，實際上制度落實不夠深入，缺乏對制度應有的理解，在制度推行中往往不自覺地流于人治慣性。三是對制度存在漠然心態。民警潛意識地把規章制度進行人為界定，涉及到切身利益關系的則有所重視，可松可緊的則漠然待之，事不關己則不屑一顧。四是經驗唯上。抱住一時的經驗而忽視開拓創新，對創辦勞教工作特色的制度認識不到位，滿足于過去舊的管理模式的成功經驗，對新的管理教育模式存在排斥心理，在新的現代模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用老經驗來理解新模式，出現“新”對“舊”的反哺，造成創新制度的在執行中變味、走形。

（四）在制度監督上，監督主體職責不明，制度監督受到各種因素限制。

勞教場所制度建設重視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場所監督的方式也不少，監督主體也不再單一，卻出現監督主體對監督內容和職責不明確，相互推諉，不能發揮應有監督作用。且受各種因素的限制，強硬而有效的監督不多，仍存在著上級監督霧里看花，內部監督縮手縮腳，群 2 眾監督紙上談兵，社會監督水中望月的監督不明、不愿監督、監督無權、無法監督的問題，使許多監督形同虛設。監督只是隔靴搔癢，使制度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好的制度也失去了原有的“光環”。

二、勞教場所制度建設問題的思考對策

制度是理性的、穩定的，是保證理性處理社會事務的一種工具。一個理智成熟的社會需要制度的保障。勞動教養場所作為國家的專政機關，必然要求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權，一切按章辦事、依法行政，這體現了勞動教養場所理性管理的法治精神。而制度是無形的，如何把無形的理念有效地轉換成管理領域的行為準則，發揮制度令行禁止的功能，現就制度的建立、執行、監督的三個環節做一些初淺的探討。

（一）把握場所改革發展方向，克服經驗主義，提高理論水平，致力于場所制度創新上的突破。

制度不是一個純粹主觀的現象，也不是一種純粹的事物，它的制定體現了主觀同客觀、理性和經驗相結合的原則。場所的制度創新是為勞教工作的改革發展服務的，應順應場所改革發展的要求，制定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規章制度，清理和廢除一些已經過時的規章制度，從勞教工作發展的走勢上破除長期囿于我們創新意識的舊理念，克服經驗主義，提高專業理論水平，掌握分析事物的正確方法，從“獨特制度要體現特色”的高度，真正樹立以教育挽救為中心的理念，制定既體現勞教工作屬性，又體現法制文明和時代特征、符合勞教工作發展趨向的制度。

（二）嚴格制度建立程序，保證制度的嚴肅性、權威性；加大對制度的審核力度，保證制度的合法性、科學性。

規章制度的制定，必須經過部門起草、會議討論、集體研究的程序通過，避免以領導個人意志及起草者個人好惡來制定制度，必要時 3 還應報送上級業務部門審核把關，實行制度草案試行制，廣泛征求基層反饋意見再予以執行，以保證制定出制度的嚴肅性、權威性。

制度建設要求規范化，法制化，必須發揮場所法制部門對場所規章制度合法性審核工作，以保證制度合法性。合法性審查即審核規章制度是否與國家憲法和國家法律法規相違背，要考慮場所規章制度制定權限，國家法律法規已經明確了的，只能結合實際作具體細化，提出具體要求；對涉及到與立法上具有保留的、國際人權存在爭議的規定要慎重審核，考慮其是否違反國際公約，同時還應審核把關場所各項制度之間統一協調性。

制度執行慣性很大，一個不合理制度的推行，在執行中遇到不適應再予糾正則成本太高，需要解決的后遺癥也多。在制定制度時，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預測將要出臺制度的成本支出，包括組織成本和人力成本，可綜合各方面對制度進行成本測效，預測它實行可能要耗費多大成本支出，不能偏面地強調制度的表面完美，而忽視其可操作性。

（三）牢固樹立場所法治精神，嚴格按章辦事，依法管理，使執行制度成為一種個人需要。

制度再全面、再規范、再科學，如果得不到有力的執行，落不到實處，也只是一紙空文。制度執行首先要從領導機關、領導干部做起。領導是排頭兵，領頭人，其言行目標集中，影響面大。特別是處于場所中堅力量的中層領導能否帶頭遵守各項規章制度，是關系到整個場所各項制度得到有效落實的關鍵。二要發揮制度的強制性功能。只要是制度所涉及的范圍，都必須按照制度要求去認真執行，做到既要有正向的行為規范制度，又有逆向的監督保障制度，使民警自覺克服對制度的漠然態度，形成場所良好的執行制度的氛圍。三要著力提高執行制度的自覺性、主動性。通過對制度的宣傳教育，把制度內容化為 4 個人的自我意識，強化個體的責任意識，增強執行制度的責任和使命感，使執行制度成為一種個人需要，提高制度執行的自覺性和積極性。

（四）注重對科學的教育改造手段的深入研究，打破傳統管理理念，使勞教特色制度在實踐上有所突破。

制度建設必須與時俱進，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陳舊觀念。場所管理模式改革是勞教工作大勢所趨，我們必須改革和突破傳統管理模式的束縛，加強制度創新深度力度，為勞教工作管理模式入軌做好充分制度準備。

堅持理論先行，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搞好理論先行工作，開辟學習交流勞教工作特色制度討論領地，營造場所濃厚的學習氛圍，在理論和實踐結合上對制度創新進行多角度的探討，積累制度創新的理論底蘊，加深民警對創辦勞教特色工作制度的理解和認識，進一步統一思想，確立勞教工作的新理念，為創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前提條件。

樹立對創新制度信心，倡導制度目標能動性即“踮腳可觸蘋果”原則，讓制度在實踐中得到提升。勞教特色工作制度就像樹上掛著的蘋果，并非可望不可及，更不是望塵莫及，只要能動地踮上腳即可夠著。制度的執行者必須有這種精神，不排斥抵觸，不灰心喪氣，不消極觀望，在實踐中摸索執行特色制度的規律性，使制度在實踐中得到提升。

（五）理順場所監督體系，明確各監督主體的職責，防止監督不力。

強化場所內部監督，理順內部監督體系，實行監督制度化，對出臺的有關規章制度，建立配套的監督制度，明確各監督主體的監督內容，細化各執行環節監督內容，保障制度的順利貫徹。

在制度監督上可實行獎懲機制，促使內部監督主體真正履行職能，對監督部門不能只獎不罰，要將是否履行監督職能與崗位的職能 5 績效考核結合起來，不斷強化監督職能，防止監督不力或流于形式。

實施監督規范化，防止出現制度主體既是制度的執行者又是制度的監督者的現象，任何監督工作都必須按照規范的監督程序進行，履行監督職能的部門必須嚴格按照工作程序完成監督任務，通過執行監督程序，保證制度落實到位。

二OO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篇：勞動教養制度論文立法問題論文

勞動教養制度論文立法問題論文：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立法

問題淺析

[摘要]勞動教養作為一項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創立以來,教育、感化、挽救了大批違法犯罪人員。然而,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勞動教養制度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尤其在立法諸方面都明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因此,分析勞動教育立法存在的問題，完善勞動教養立法,使勞動教養有法可依,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字]勞動教養；立法；缺陷；必要性；完善 勞動教養制度創建50多年來，應當說我們已經有了不同層次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勞動教養制度一直隨著我國社會治安實踐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發展而不斷改進、完善，勞動教養立法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至今還沒有制定出一部比較完整地、系統地調整勞動教養各方面關系的法典，現有的法律、法規是在計劃經濟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制定的，已經不能適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客觀實際的需要。同勞動教養的法律地位相比，同勞動教養工作50多年來極其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相比，可以說，勞動教養立法工作明顯處于滯后狀態。近年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各方面的法律專家、學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從進一步完善勞動教養法制建設出發，多次呼吁制定勞動教養法典，表明了對勞動教

養立法的緊迫要求。因此，制定一部勞動教養法典已勢在必行。

由于在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中很難找到可資借鑒的勞動教養立法資料，因而給我們國家的勞動教養立法帶來了一定困難。我國學者的幾種立法建議值得關注：第一種建議是主張將勞動教養納入刑法規范，在立法上擺脫傳統的勞動教養觀念、理論和實踐模式的影響，從勞動教養的處理對象和我國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社會事實出發，著眼建立適合中國的輕罪制度。第二種建議是主張將勞動教養保安處分化，借鑒西方國家的保安處分，構建有中國特色的保安措施體系。第三種建議是對勞動教養現狀加以立法完善。從功利角度看，任何一種制度在價值取向的選擇上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勞教立法完善同樣面臨在社會本位與公民本位的價值取向、維護秩序與保障公正的法制目標之間進行平衡。

筆者傾向于第三種建議，制定一部單獨的勞動教養法典，鑒于勞動教養法典是一部集實體、程序以及執行于一體的綜合性法律，其內容既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之間的職責分工，又牽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剝奪或限制，因此，它已經超出了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的調整范圍，逐一由權力機關通過單行決定來解決問題已不可能，由國務院某一職能部門牽頭立法也力所難及，依據《憲法》精神，只能有賴于國家權力機關牽頭來完成這部法典的制定任務，因而需要全國人大來制定《勞動教養法》，提高其法律層級。筆者認為，還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確定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原則：一是行為與處罰法定原則。由法律明文規定適用這項措施的行為，并規定對不同類型和情節的行為的教養期限，禁止類推，以體現“法無明文規定者不為罰”的精神，防止隨意濫用這項措施。二是行為與責任相適應原則。教養的期限應當與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相適應，實現處罰的個性化。三是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對行為人的違法行為不能重復設置和重復處罰。[1] 第二，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予以明確法定化。法律應對勞動教養適用對象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以免導致混亂和隨意。就現階段認識看，與當前的社會治安形勢、《刑法》相銜接，解決勞動教養在打擊違法犯罪斗爭中存在部分“ 盲區”和徇私枉法、降格處理的弊端，對那些尚不夠追究刑事責任，而治安處罰又太輕，起不了懲戒作用的違法分子予以有力的懲處，這樣才能有效遏制違法犯罪的猖獗勢頭。[2]所以，勞教制度大體應包括以下五類人員：一是各種輕微犯罪但不需要刑事處罰或不宜于刑事處罰者；二是嚴重或多次違反治安管理法規、屢教不改的慣犯、累犯及職業犯，雖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但又不構成犯罪者；三是利用邪教、迷信等手段危害國家安全或擾亂社會秩序、經濟秩序者；四是

嚴重行為失當違害社會良俗者，如吸毒成癮及多次賣淫嫖娼者；五是青少年犯罪者。

第三，縮短勞動教養期限未來立法中勞動教養的期限首先必須符合教育矯治的目的，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應當根據教育措施功能的多樣性和適用對象的復雜性，分層次、分種類決定不同的期限，實行處罰的個性化和多樣化。

第四，改革現行勞動教養的適用程序,實現適用工作的司法化。程序立法是勞動教養立法的一個重要部分,勞動教養的司法化是勞動教養立法和改革的必由之路和最終選擇。目前,正在進行的立法討論中,比較傾向一致的意見是勞動教養應引入司法程序,實現適用工作的司法化。司法化是指勞動教養的適用程序應改變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采用法院審理裁定的司法制裁方法。[3] 最后，完善監督程序。一要實行上級復查議制。應堅決取消與行政復議條例精神相悖的同級復查議，實行上級復查議制，4以防止復查議走過場，克服自行糾錯難。二是強化檢察院對勞教工作的法律監督力度。對經

兩級檢察機關認定有誤或違法的勞教決定，審批機關應當予以糾正或撤銷。三要充分保障被勞教人員運用訴訟這一有效手段保護自己的權利。由于進行訴訟時，勞教人員幾乎都處于勞教期間，因此應當規定勞教人員有權通過合法途徑行使用訴訟權利，可以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師代為起訴、上訴，行使辯護權。另外，復議前置的作法于法無據，剝奪了當事人的選擇權，應堅決取消。四是重視勞教人員的申訴。對勞教人員的申訴，檢察院駐所檢察室和勞教所應當幫助復查，原審批機關應有專人辦理申訴案件。五要建立勞教錯案追究責任制。對冤假錯案，應按法律規定給予賠償，并嚴肅追究辦案人員的責任。

[參考文獻] [1]改革與完善中國勞動教養制度（下）.中國司法.2004,(4).[2]張奮成.反思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發展.2005,(10).[3]曹化霞.勞動教養制度面臨的挑戰與出路.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5,(5).

第三篇：勞動教養制度

小議我國勞教制度的廢除

勞動教養制度，簡稱勞教制度，指的是政府相關機構根據現行相關法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對有違法和輕微犯罪行為，而又不夠或不需要給予刑事處罰的人施加的一種剝奪人身自由、強迫勞動、進行思想教育的處罰制度。

追根溯源，我國的勞教制度實際上是從前蘇聯引進的。據考證，勞動教養制度的原型即為列寧時代的“勞動營”，全稱是“蘇聯勞動改造營業總管理局”。新中國建立后，我們引進了前蘇聯的這一制度，并將其演變為我國獨有的一項行政處罰制度。應該看到，勞教制度施行50多年來，確實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會治安秩序的違法人員，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維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勞動教養制度的實質在于：公安機關無須經過法院審判程序，即可將尚不構成犯罪的違法之人投入勞教場所，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一至三年，必要時甚至可延長一年。由此不難看出，我國的勞教制度之所以在較長時期內飽受詬病，完全在于其從內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廢除勞教制度應當注意兩方面問題：一是勞教制度的廢除必須依照相應的法律程序。勞教制度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廢除。本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明確：勞教制度廢止前依法作出的勞教決定有效；勞教廢止后對正在被依法勞動教養的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剩余期限不再執行。二是勞教制度的廢除應與其他相關制度改革完善同步進行。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刑法、刑事訴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條款進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對原來屬于勞教的對象進行分流處理。

勞教制度廢除后，將有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代替其懲罰犯罪分子，比如社區矯正。在我國，社區矯正是將管制、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假釋等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放在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他們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他們順利回歸社會。在監督管理方面，制定社區服刑人員報到、居住地變更、外出請銷假、教育學習等制度，成立由司法所、村委會、居委會、其所在單位、就讀學校、家庭成員或監護人、保證人、社會志愿者等組成的矯正小組，他們會和服刑人員談話，對其進行走訪，對服刑人員監管，防止他們脫管、漏管和重新違法犯罪。還會對在社區服刑的人員進行法制教育和社會公德教育，幫助他們提高道德修養和法制觀念。執法人員、社會工作者和志愿者們還運用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法學等專業知識，對服刑人員進行心理矯正，矯正他們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正常生活。

勞教制度廢除后，或許會被其他懲罰制度取而代之。然而，無論采用何種制度，也無論對何種制度進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勞教制度，我們都應該徹底摒棄隱藏在勞教制度背后的潛意識：即由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一家獨斷的觀念。做好權力的分工和制約，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勞教制度覆轍，是我們工作的當務之急。當下，在勞教制度廢除后，我們應該防止出現另外一種超越憲法法律的懲罰制度，特別是要避免“換新瓶、裝舊酒”的情況再現。勞教制度被廢除后，各級行政部門在失去了這一用慣且有利治理社會的“工具”時，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適應，甚至可能會想辦法通過其他方式加以 “彌補”。對于這些可能出現的現象，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并堅決予以杜絕。特別是在進行相應的制度設計時，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原勞教制度給公民基本權利帶來的嚴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權力過度行使的理念下，設計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第四篇：勞動教養1

淺論勞動教養制度及其改革

摘要 勞動教養制度作為我國特有的一項法律制度，從1957年誕生至今已近有50年的歷史了。毫無疑問勞動教養制度在維護社會穩定，改造輕微犯罪人員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其弊端亦日益凸現，并在中外法學界引起了較大的爭議。本文擬從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粗要的分析，并結合黨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國”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粗略的設想。

關鍵詞 勞動教養；法律制度；依法治國

一、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現狀

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肇始于建國初期。1955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對這次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和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立功而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黨中央提出的第一個關于勞動教養的指示。1956年1月，黨中央發布了《關于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對勞動教養的性質、任務、指導原則、審批權限、領導和管理等問題作了原則的規定。從此，勞動教養機構陸續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已具雛形。1957年8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8月3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勞動教養法規[1].1979年11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12月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并重新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82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發布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具體實施作了詳細規定。概言之，50年來，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相關內容體現了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變化：

（一）勞動教養的性質與宗旨

在勞動教養制度建立之初，勞動教養“既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方法。”其主旨是為了把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維護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會的建設[2].至20世紀80年代初，勞動教養被確定為“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其主旨也被進一步明確為：“在嚴格管理下，通過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遵紀守法，尊重公德，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材[3].”因此，與創建時相比，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不再是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而成為打擊處理違法行為的一項重要手段。至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體規定對勞動教養人員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強制性的教育改造[4].由此可見，勞動教養的性質和宗旨隨著我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變化而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這體現了法律的時代發展性。

（二）勞動教養的對象和范圍

1957年發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確定應當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的人，包括四種：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等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5].至20世紀80年代初，收容勞教的對象被進一步規定為：

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

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

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

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6].并規定對精神病人，呆傻人員，盲、聾、啞人，嚴重病患者，懷孕或哺乳未滿一年的婦女，以及喪失勞動能力者，不應收容[7].可見，勞動教養的對象范圍在不斷擴大，同時也加以了細化和有所突破。

（三）勞動教養的期限

早期的勞動教養，未規定具體的期限。直到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才確定了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又對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和減少勞動教養期限的條件作了具體規定：提前解除勞動教養，一般不超過原勞動教養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長勞動教養，累計不得超過1年；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和減少勞動教養期限，均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批準[8].概言之，勞動教養的期限從創立時的未做規定到有期限的規定，再到對提前解除、延長或減少等方面都做了規定，體現了我國立法技術的進步性。

二、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誠然，作為一項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勞動教養制度自1957年創立以來，在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感化、挽救大批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的功能方面曾發揮過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的看到，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變化，特別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和憲法對人權保護的日益重視，以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勞動教養顯然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并在多個方面都明顯滯后于時代的要求，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主要體現在：

（一）勞動教養委員會有名無實且不符合法定原則

1957年，國務院在《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勞動教養機關，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建立或者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批準建立。勞動教養機關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門共同領導和管理。上述規定，既明確了勞動教養機關是一個獨立的執法機構，同時又明確了這個機構有名無權。為改變這一現狀，國務院在《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中又規定了“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的工作”。由此，勞動教養機關由原來的獨立執法機構變更成為勞教委員會這一集體執法機構，并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有名有實[9].但在實際執行中，勞教委員會早就形同虛設，有名無實，其勞動教養工作的領導、審批和管理，均由公安機關獨家行使，在作出勞動教養決定和參與行政訴訟時，卻又以勞教委員會的名義進行。1996年，隨著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健全，為規范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我國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該法第16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10].這是法律授予公安機關的專屬處罰權，其它行政機關均不能行使。因此，以勞教委員會的名義作出勞動教養決定，既沒有法律依據，也不符合法定原則[11].（二）勞動教養的程序規定存在嚴重缺陷

勞動教養是一種較長時間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本應當為其設定較為嚴密的法律程序。但現行勞教法規更側重于實體方面的規定，導致程序規范嚴重缺乏。《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中沒有涉及程序上的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雖規定有一定的程序，但又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如第12條規定：“承辦單位需查清事實，征求本人所在單位或街道組織的意見，報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準，做出勞動教養的決定，向本人和家屬宣布決定勞動教養的根據和期限。被勞動教養的人在勞動教養通知書上簽名。”這一規定，是目前行政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的主要操作規則，用這一規則與刑罰的適用相比較，沒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經偵查、起訴和審判后才能交付執行的嚴格司法程序，而且勞動教養決定一經作出立即交付執行。與治安處罰的適用相比較，沒有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規定的被處罰人在提供擔保人或交納擔保金后可暫緩執行的程序規定，沒有向被勞教人員送達勞動教養決定書的規定，更沒有向被勞教人員告知復議權和起訴權的規定，這與行政處罰法所嚴格要求的具體處罰程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12].（三）勞動教養的執法存在很大的隨意性

正是由于勞動教養在程序規定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使得公安部門在適用勞動教養和勞教機關在執行勞動教養過程中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隨意性[13].勞動教養機關在審批和執行勞動教養過程中缺乏統一的標準，難以對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處理。在執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罪情性質、情節基本相同的行為人，而被決定勞動教養的期限卻懸殊一年甚至兩年的情況，這樣的結果不僅影響了法律尺度的統一，執法的公平、公正，而且也影響了勞動教養的執行。對處罰過輕的起不到教育警示的作用，相反還會縱容犯罪；對處罰過重的，會使被勞動教養人產生抵觸情緒，不安心服教，既給勞動教養執行機關增加了教育轉化難度，又給法院增加了訴訟成本。另外由于執法上存在隨意性，也為司法腐敗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在現實辦案過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規定滋生的以罰代教、以教代刑的不正常現象。

（四）勞動教養適用范圍過窄

根據現行勞動教養法規的規定，我國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是：大中城市（即3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城鎮（但必須控制在城鎮內吃商品糧的人的范圍內），存在個別違法犯罪行為（賣淫和嫖娼）的縣城、集鎮和農村[14].這種地域限制的弊端，一是使在農村發生的大量違法犯罪行為得不到有效地懲治，不利于社會治安的全方位綜合治理，二是人為地造成公民之間在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狀況，破壞了法律實施的統一。

（五）勞動教養的期限過長且無具體的適用標準

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第3條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4年。與刑罰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勞教期限的起點要比自由刑的起點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長，甚至高于對輕罪適用的有期徒刑。盡管勞動教養和刑罰屬于性質不同的制裁方法，但實際執行效果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所以，在實踐中，有些違法犯罪之人寧愿被定罪處刑也不愿被裁處長達3年之久的勞動教養。另外，現行勞動教養法規雖然規定了勞動教養的期限，但對于每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究竟應當決定多長的勞教期限，以及對哪些案件從重處罰，對哪些案件從輕處罰，都沒有作出具體規定，這就給執法工作帶來很大的隨意性。同一種案件，基本相同的情節，可能由于審批機關和審批人員的法律意識、法律水平和執法習慣的不同，而處以輕重懸殊的勞教期限[15].（六）勞動教養法律依據效力不足且與其他法律制度存在較大的矛盾

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中央的兩次《指示》創辦的，是一項政策性措施，《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勞動教養法律制度的創立，此后在1979年全國人大又批準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國務院的《決定》和《補充規定》也就成了勞動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但從法理上講，《決定》和《補充規定》只是只具有“準法律”性質的行政法規[16].1982年國務院批準了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作為現行勞動教養制度運行的主要法律依據，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試行辦法》是對《決定》和《補充規定》的完善和補充，其只能算是“準行政法規”性質的部門規章。以這些法規、規章為依據的勞動教養制度顯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據。

同時，勞動教養制度也與其他法律制度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沖突和矛盾，主要表現在：

首先，與《憲法》存在沖突。

《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勞動教養制度規定的是屬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這點與《憲法》精神有沖突。

其次，與《行政處罰法》和《立法法》相矛盾。

現行勞動教養法律法規和我國已公布生效的《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有關內容相矛盾和沖突。《行政處罰法》第10條第1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64條第2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由此可見，作為行政法規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這樣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不但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與規定矛盾和沖突，而且已經在事實上處于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態。另外，《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立法法》第8條第5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而作為限制人身自由長達1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的勞動教養的法律依據都是由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者其他規范性文件組成，沒有一部基本法律對勞動教養作出規定，作為一種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是直接與《行政處罰法》、《立法法》的規定相矛盾的。

最后，和我國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

我國已加入了由聯合國主持制定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我國現行勞動教養制度與這項公約有很大沖突，特別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1項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有資格向法庭提起訴訟，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時命令予以糾正”。而在目前勞動教養制度下，確定一個公民是否應受勞動教養的根據不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根據前述公約的有關要求，這種行政部門制定的規章，是不能直接用來作為剝奪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據的。另外，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的精神，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都必須始終處于司法機關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國目前勞動教養制度中，只要被勞動教養人本人對勞動教養決定沒有異議，司法機關就無權對決定勞動教養對象的決定過程進行合法的控制。這一現實，顯然是違背了該國際公約的上述精神。

三、對勞動教養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對于勞動教養的出路，學術界大致有三類不同的主張：一是保留并強化，二是廢除，三是改革。從近幾年的討論情況看，絕大多數人傾向第三種觀點，筆者也不例外。但對勞動教養制度如何改革，其中又觀點紛呈，現就幾個主要方面的討論作一粗略考察，并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一）勞教立法應明確勞動教養制度的性質

性質不明是制約勞動教養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勞動教養進行定性是完善勞教法律制度的關鍵。創建初期，勞動教養的性質被看作是一種強制教育措施[17].但是從目前我國勞教工作的實踐看，特別是《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貫徹實施意見，進而明確把勞動教養列為一種行政處罰。因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和完善勞動教養法律制度時，首先應明確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為了防止勞動教養法律成為“準刑法”，應明確堅持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的性質，將其歸入行政法范疇。目前，有些人認為把勞動教養歸入行政處罰，會與《行政處罰法》某些規定相矛盾。筆者認為，雖然《行政處罰法》中列舉的處罰種類沒有勞動教養，但它有兩條彈性條款。《行政處罰法》第8條第7項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行政處罰”，第9條規定：“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這就為把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行政處罰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勞動教養的立法應采用單獨立法模式

關于勞動教養的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兩種主張：一是由全國人大制定專門的法律來設定；二是可以將勞教法的內容納入其它法律條文中，單獨專章規定。筆者傾向于第一種方案，理由是：第一，勞動教養事關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牽涉面大；第二，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程序和執行方式等，都具有不同于治安管理處罰的地方；第三，勞動教養具有保安處分的性質，應有自己獨立的立法思路[18].（三）應適當限制勞動教養的嚴厲程度及期限

從現行立法規定來看，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與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嚴厲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顯然是違背了罪（錯）罰相當原則，在實踐中往往會導致種種反常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仁文教授認為，改革后的勞動教養制度應從根本上有別于刑罰，降低其嚴厲程度，從期限上應予以縮短，并考慮設定為3個月以上1年以下[19].通過縮短期限，以消除勞動教養與短期自由刑在嚴厲程度上的失衡現象。筆者也基本認同這種做法，認為這種期限是合理、可取的，能充分發揮勞動教養作為一項我國特有制度的最大作用。

（四）應準確界定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

根據社會治安形勢發展的要求，應當通過修訂現行勞動教養的法規或者在將來制訂專門的《勞動教養法》時，取消適用范圍上的地域限制，規定把勞動教養普遍適用于全國城鄉，適用于每一個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中國公民，以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五）勞動教養的程序設置應當司法化

現行勞動教養法規在程序規定方面相當缺乏，應通過適當的簡易司法程序，決定是否對行為人實行勞動教養。公安部門的治安機關負責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治安案件進行調查，認為需要收容勞教的，應在規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設立“治安法庭”，受理公安機關訴請勞動教養的治安案件，開庭審理并作出是否將被告人收容教養的判決[20].法院開庭審理治安案件應通知檢察院，檢察院認為必要時，可派員出庭監督審理過程。被告人有權自行或委托律師辯護，不服一審判決的，有權依法上訴。

四、結語

我們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批評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否定其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中國目前不僅在國家法制的目標上從過去的單一看重社會保護轉變到更多地關注人權保障，而且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公正觀也在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變革勢所必然。從本文對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歷程及其存在問題的改革探討中，不難看出，對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是中國司法制度改革乃至法律改革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實現依法治國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司法制度與國際接軌的必由之路。其意義在于：不僅能體現依法治國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權利的實質性統一，達到既能適應21世紀新形勢下與輕微違法行為作斗爭的需要，又符合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原則，而且能為社會安定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書目：

[1]參見力康泰、韓玉勝：《關于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教養法的思考》，《中國監獄學刊》1997年第2期。

[2]參見《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2條。

[3]參見國務院批準、公安部1982年發布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2條、第3條。

[4]參見司法部發布的《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1992年）第2條。

[5]參見《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1條。

[6]參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0條。

[7]參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4條。

[8]參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57、58、59條。

[9]參見魏慧梅：《勞動教養在實踐中存在的矛盾與弊端》，轉引自《法律圖書館》

[10]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

[11]參見宋雅芳：《勞動教養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

[12]參見周志剛：《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思考》，轉引自《法律圖書館》

[13]參見陳艷青：《淺論勞動教養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轉引自《法律圖書館》

[14]參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9條。

[15]參見陳艷青：《勞動教養立法缺陷的法理學分析》，轉引自《法律圖書館》

[16]參見陳澤憲、林小春：《勞動教養改革芻議》，載丁慕英等主編：《刑法實施中的難點熱點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7]參見《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2條。

[18]參見《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主持召開勞教立法座談會綜述》，載《中國勞動教養》1999年第3期。

[19]參見劉仁文：《勞動教養制度及其改革》，轉引自《法律圖書館》

[20]參見陶積根：《關于勞動教養立法的思考》，《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第五篇：勞動教養制度（實用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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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淺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必要性

淺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必要性

國務院在一九五七年頒布實施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是根據一九五四年我國憲法第一百條之規定制定的。其出發點是立足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一些犯有輕微違法行為，尚不夠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與一部分游手好閑，違反法規，不務正業，但有勞動力的人進行勞動教養，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但時隔多年，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已有了很大變化。隨著《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及公安機關有關條例相繼出臺，勞動教養制度也有了較大演變，收教重點已轉向補充處罰一些犯有違法行為尚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也就是銜接《決定》前部分內容并填補《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之間的真空地帶，但有關內容仍無法適應已邁入的新世紀法治社會之需要。

為此，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是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戰略方針所必需的。試想，我國的憲法尚能根據社會政治經濟形勢之需要適時作出修改。何況勞教條例只是行政性法規，更應考慮社會現實和形勢發展的不斷需要，及時作出修改，以適應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前進步伐。

首先從1957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問題》處罰范圍來看，“除有盜竊、詐騙、流氓等行為及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罪行輕微，不夠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外，還包括那些不務正業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礙公共秩序的，不服從工作分配和就業轉業安置的，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礙公務，屢教不改的人都可送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即是強制性進行勞動改造的處罰措施，也是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

然而，按照上述后部分內容，似乎已不適合當前中國正在實行的在市場經濟推動下勞動用工制度。因為當今的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已有雙向權利，勞動者可自由選擇單位，反過來用人單位也可擇優錄取。那種在計劃經濟下，僅靠分配途徑進行勞動生產的方式早被淘汰。今天的大中專畢業生都要依靠自己的實力和才華才能競爭到效益好的單位和崗位，有能力和素質高的人才肯定要選擇好的職業，那種認為不適合自已發揮才能而不服從工作分配和轉業安置的行為，充其量只不過是人才流動，另謀高就吧！決不至于要受到勞動教養的處罰？反過來，現在大部分國企進行深化改革，勞動力本身就有剩余，大量工人下崗待業，不能說是他們不服從工作分配吧！下崗再就業已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如果說在今天，因為不服從工作安排和轉業安置的而要送去勞動教養，那么，對那些因管理不善，而導致企業倒閉，大量工人下崗失去勞動權利的經營者來說，又該如何處理呢？

其次，現行的勞動教養法律規定，對可收容勞動教養執法依據，似乎定義不夠準確，概念模糊，條款內容缺乏嚴密性不充分，實際操作中彈性較大，最后往往由行政首長說了算，有以言代法的橡皮筋之嫌，許多勞動教養案件往往經不起復議和訴訟。一旦被撤銷又要引起賠償的責任，這也是近年來國家賠償費用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吧！眾所周知，進行收容勞動教養，講起來是受到比刑事處罰低一級的行政處罰，但勞動教養帶有強制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百姓都認為是“吃官司”。因此，有必要對勞教處罰條款解釋作一個嚴肅的法律規定。如根據現行《刑法》的內容，比照制定相應的條款來處罰那些自己有輕微違法行為，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這樣，既可達到懲罰具有輕微違法行為的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

[1]?[2]

篇二：勞動教養的完善及其制度設計構想論文

勞動教養的完善及其制度設計構想論文

【內容提要】

勞動教養作為一項中國特有的教育改造制度，在預防犯罪和改造違法人員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諸多法理上和實踐上的缺陷。從實踐的層面來看，加強勞動教養的制度建設，尤其是建立、健全、完善合理可行的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以及勞動教養監督和法律救濟制度，顯得尤為迫切。

【關鍵詞】

勞動教養/實踐/制度建設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創立于1957年，迄今已走過了40多年的歷程。40多年來，這項制度在預防犯罪和改造違法人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公眾對民主法治要求的日益提高和對人權保障、程序正義的日益關注，勞動教養制度因其法理上的矛盾、程序上的欠缺以及實踐中的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注：從法理上看，許多學者認為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不明，有的認為是行政處罰，有的認為是刑事制裁；在程序上，認為勞動教養作為一種較長時間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卻由公安機關作出決定，且缺乏保障勞教人員人權的有效手段；實踐中公安機關濫用權力、侵犯人權的現象屢有發生等等。）

目前，理論界在勞動教養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存廢之爭。筆者認為，決定一種法律制度存廢的根本原因是該項制度所要解決是問題是否還有存在之必要，而不是理論家的觀點。勞動教養制度所要解決的特殊人群（有違法行為而不構成犯罪且具有相當社會危險性的人群）的改造和矯治問題，這一問題目前仍然具有存在的現實性和客觀性。“即使在勞動教養受到廣泛批評的今天，大多數學者仍承認勞動教養制度建立和存在所要解決的問題，即勞動教養所滿足的治理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需要是合理的。”（注：張紹彥：《第一次勞動教養立法理論研討會綜述》，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3期。）因此，即使對這類特殊人群改造和矯治的制度不以“勞動教養”稱之，而冠以他名，也不過是“新瓶裝舊酒”。所以，在勞動教養問題上，重要的不在于是存是廢，而在于如何完善這一制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從兩個層面上進行。在形而上的層面上，使理論完善，解決的是一項制度的正當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實體正義問題，即使制度能夠“名正言順”。目前理論界對勞動教養制度的研討多停留在這一層面；在形而下的層面上，是具體制度（或曰措施）的完善，解決的是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完整性等程序正義問題。對勞動教養這一方面的研究，目前理論界尚為數不多。

實體正義的實現有賴于程序正義的保障，程序正義的設立要符合實體正義的要求，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勞動教養制度的程序正義，即具體制度的設計問題。這些具體制度的設計，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任何一種制度設計都應以人為本，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作為工具使用，在此基礎上尋求人權保障和社會保障的平衡；

第二，任何人不經過“正當程序”，都不應該被剝奪任何應享有的權利，當代憲政化所要求的“正當程序”要貫穿于勞動教養的各項制度中；

第三，人不應該被岐視性的對待。個人的尊嚴與他人的身份和行為本身沒有直接關系，那些行為有瑕疵的人理應受到應有的尊重；

第四，任何國家權力都應有一個清晰的邊界，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不應無限擴張而不受監督和節制。國家機構之間應存在相互制約機制和監督機制，以防止權力的侵略性和擴張性且侵犯公民的權利。

這些實體正義的要求，概括而言就是要合乎現代法治和憲政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權，在社會保障和人權保障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二、制度設計構想

勞動教養的運作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偵查、審判階段、執行和管理階段以及勞教安置階段。目前，勞教安置的有關制度相對比較完善，而前兩個階段的問題比較多，主要是偵查審判沒有納入司法審判程序，執行和管理制度欠缺，且整個勞教過程缺乏完善的監督機制和法律救濟機制。因此，對勞動教養的制度設計可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司法審判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三是健全勞教養監督和救濟機制。

構想一：勞動教養的司法審判制度

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收容審查制度，存在許多弊端。根據國務院轉發的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規定：需要勞動教養的人，均由省、自治區、直轄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勞動教養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而對于審查的具體程序沒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由于勞動教養委員會不是一個辦事實體，因此勞動教養的審批權實際上由其承辦機關――公安機關行使了，從而形成了公安機關自己辦案、自己判案的情形，這雖然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卻違背了國家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極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和對勞教人員權利的侵犯。現代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人都不能給自己設定權利，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現行勞動教養實踐中公安辦案、公安審批的做法，顯然與此相違背。同時，最長可達4年的剝奪人身自由的懲罰不經司法審判而由公安機關作出，也是與現代法治要求和人權保障要求相違背的。因此，建立勞動教養的司法審判制度，將勞動教養納入法治軌道，是十分必要的。“勞動教養的司法化是中國勞動教養立法起碼必須解決的問題，……不論勞動教養立法最終確定是行政處罰還是行政措施，是刑事處罰還是保安處分，或是獨立的教養處遇，司法化是勞教立法不可突破的底線，是勞動教養制度不可突破的底線，是勞動教養制度非改不可的根本原因之一。”（注：張紹彥：《第一次勞動教養立法理論研討會綜述》，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3期。）

對審理勞動教養案件的司法程序的'選擇，學界有3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主張保安處分化，借鑒國外的相關經驗，設計適用于我國的保安處分程序；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化，按照刑罰化、刑事處分的性質，在現有的刑事處分程序的基礎上，建立勞動教養適用的刑事簡易或簡便程序；三是行政程序化，在改造現有的行政程序的基礎上，建立勞動教養的行政程序。

筆者認為，以上3種觀點都有合理之處，但也存在諸多問題：

第一，以保安處分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只能將一部分人納入進來，而對于勞動教養主體部分的兩種人，一是夠刑事處分不作刑事處罰者，二是比治安違法重而不夠刑事處分者中，都存在不具有適用保安處分應具有的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的人，所以缺乏適用保安處分的法律基礎。而且，我國目前的刑法并未采納保安處分制度，也缺乏相應的程序規定，因此實踐操作起來勢必會困難重重。

第二，以刑事司法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一則勞動教養人員并非犯罪分子，適用刑事程序于法無據；二是刑事司法程序由于使用對象的特點和刑罰的嚴厲性，程序十分繁瑣。如果照搬刑事訴訟的規定，勢必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資源浪費。

第三，以行政程序處理勞動教養案件，一則勞動教養的處罰措施的嚴厲性遠超過行政措施，適用相對簡單的行政程序難以做到對勞教人員權利的充分保護；二則勞動教養的行政處罰性質一直受到學者們的質疑，因此也于法無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建立新的審判程序，審理勞動教養案件，這就是勞動教養審判程

序。勞動教養審判程序的設計，應當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原則，即既要符合程序法的一般原理和要求，又要體現勞動教養程序的特殊性。

所謂勞動教養審判程序，即由公安機關偵查案件，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報送，并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3機關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制度。它由3部分組成，即公安機關的偵查制度、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報送制度和人民法院的審判制度。具體來說，可設計為：

（一）公安機關的偵查制度。由公安機關來行使勞動教養的偵查權是適當的。因為現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所規定的給予勞動教養的6類人員，都屬于公安機關有權偵查的犯罪之列，只是其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而已。公安機關在行使偵查權時的有關規定，可以參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可在公安機關內部設專門的勞動教養偵查部門，負責勞動教養案件的偵查工作。偵查工作要依法進行。偵查完結后，認為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應將案件報送相應的人民委員會審查。

（二）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制度。勞動教養委員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審查。認為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判，并出庭作為起訴方參加訴訟。認為不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做出不移送決定，并書面通知負責偵查的公安機關。公安機關不服的，可以向做出決定的勞動教養委員會的上級機關申請復議一次，被駁回的，應當執行。勞動教養委員會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可以要求公安機關進行補充偵查。勞動教養委員會發現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有違法行為的，應通知公安機關改正，公安機關應該改正。

有的學者提出應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查移送，理由是：人民檢察院是司法機關，負責刑事案件的起訴，行使法律監督權。而勞動教養委員會不屬于司法機關，因此不應行使只有司法機關才能行使的權力，這不利于保障人權。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理由如下：

第一，根據現行勞動教養法規的規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是勞動教養的審查批準機關。在建立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時，保留勞動教養審查委員會的審查權，有利于發揮勞動教養委員會的職能，方便與原有制度的銜接。

第二，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行使的是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公訴權。而勞教人員雖然有違法行為，但不達犯罪。因此以人民檢察院對勞教人員提起公訴，在法理上也是有問題的。而且會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檢察院的負擔。如果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來行使勞動教養案件的審查權，則可以節約國家訴訟資源，使檢察院更好的行使對犯罪分子這類社會危害性更大的人員的審查起訴權。

第三，從實踐的角度看，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來行使勞動教養的審查權，不會削弱對勞教人員的人權保障。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決定，并不是最終的判決，仍需要人民法院來判決。對某人是否適用勞動教養，最終需要經過人民法院的審判。而且，勞動教養委員會所作出的不移送決定，是免除嫌疑人勞動教養的，更不會侵犯其人權。

還有的學者提出應由公安機關直接將勞動教養案件移送人民法院進行審判，這樣在理論上就不會存在行政機關介入司法和檢察院起訴非犯罪案件的困惑。誠然，從理論上來講是正確的，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的結果是，第一，不必要的加重人民法院的負擔。由于缺乏一個中間的審查機關，將大大增加人民法院的受案數量，使人民法院增加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第二，使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缺乏有效的監督，不利于保障人權。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由勞動教養委員會作為勞動教養案件的審查移送工作是合適的。

（三）人民法院的審判制度。這是勞動教養司法審判制度的核心。它應該包括兩審終審制度、回避制度、公開審判制度等制度。

1。兩審終審制度。勞動教養是涉及人身自由的案件，非兩審不足以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人權。一審由違法地（注：這里的違法地，包括違法行為地和違法結果發生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在程序上可以參照刑事簡易程序來進行。被告人不服的，可和法定期限內上訴，二審判決為終審判決。

2。回避制度。當事人及其代理人對于具有下列條件的審判員、偵查員、起訴人、書記員、鑒定人、勘驗人可以申請回避：

第一，是案件的當事人或者當事人的近親屬的；

第二，本人或他的近親屬和本案有利害關系的；

第三，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的。

3。公開審判制度。人民法院審理勞動教養案件應該公開進行。公開審判是現代審判制度的一項基本要求，使審判公正性得以保證的基礎之一。對勞動教養案件公開審判，使其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有利于公正審判，切實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但對于涉及國家秘密或公民隱私的案件，出于維護國家利益和公民個人權利的需要，不公開審理。對于被告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也不公開審理。

各項具體制度的設計可在實踐的基礎上參考刑事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來制定。人民法院可設立獨立的勞動教養審判庭來審理勞動教養案件。勞動教養審判庭的設計，可參考刑事審判庭來進行。

構想二：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

勞動教養執行，是指勞動教養根據審判機關做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勞教判決或裁定，依照有關法律規定的程序，將對勞教人員的處罰措施付諸實施的司法活動。勞動教養執行制度，就是在勞動教養活動中建立的各項制度的總稱。

勞教執行制度不同于勞教管理制度。勞教管理制度是對被勞教人員進行管理的各項制度的總稱。二者的區別在于：第一，勞教執行制度解決的是勞教處罰如何執行問題，后者解決的是被確定執行勞教處罰的人員如何管理的問題。第二，勞教執行制度由減罰制度、暫行釋放制度、所外執行制度和處罰消滅制度等構成，勞教管理制度根據現行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由升掛國旗制度、現場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中隊管理制度、請示報告制度和檔案管理制度等構成。

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執行和管理制度還很不完善。主要表現在：第一，缺乏完善的假釋制度和所外執行制度；第二，管理模式陳舊，沒有充分發揮社會對勞教人員的教育改造功能。

（一）所外執行制度。所外執行制度是指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勞教人員，在勞動教養場所以外由原單位或家庭等代為執行勞教處罰的制度。所外執行制度，有利于充分發揮社會對勞教人員的改造功能，避免在勞教所集中改造容易產生的違法人員的抵觸情緒和違法交叉感染現象，而且有利于減輕國家負擔，使勞教所能夠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來改造那些難以改造的勞教人員。

我國現行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16條規定：“對決定勞動教養的職工，因有特殊情況原單位請求就地自行負責管教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可以酌情批準所外執行。負責管教的單位，應將管理教育情況和本人表現，定期向單位的保衛組織和當地的公安派出所匯報，表現不好的，仍送勞動教養管理所執行。勞動期滿，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辦理解除手續。”這是對所外執行制度的簡單規定。這一規定還很不完善：

1。將代為執行勞動教養的單位僅限于勞教人員的原單位，而不包括其他單位和家庭，過于狹窄。對于那些有能力而且愿意代為執行勞動教養的社會單位，在符合法定的條件時，應該允許。另外，家庭對于勞教人員，尤其是未成年人來說，家庭所特有的親情和關懷，在改造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因此，將所外執行的主體擴展為有執行能力

且愿意執行的單位或家庭，更有利于充分利用社會的力量來改造勞教人員。

由勞動教養所以外的單位或家庭對勞教人員進行教養，應符合以下條件：（1）單位和家庭有執行的條件，由它們代為執行不會造成社會危害的，且有利于勞教人員改造的；（2）需有關單位或家庭自愿申請，不得指定執行或強迫執行。

2。適用條件不明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只原則規定了所外執行的適用條件――有“特殊情況”，而沒有明確規定哪些情況屬于“特殊情況”。適用監外執行應該把握兩個原則：一是必要性原則，即對勞教人員有必要所外執行；二是有效性原則，即適用所外執行能夠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根據已有的實踐經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勞教人員，可以適用所外執行：（1）勞動教養人員的勞教期限為兩年以下，所外執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2）勞教人員是原生產、科研單位的骨干人員，正在負責大型項目的生產或開發的，但衛生、教育行業除外；（3）勞教人員是未成年人，且原單位或家庭有能力加以管教的；（4）法律規定的其他人身危險性小，適用所外執行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3。取消所外執行的條件不明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僅規定，對“表現不好的，仍送勞動教養管理所執行”。但對表現不好的情況沒有作具體規定。根據實踐經驗，對勞教人員在所外執行期間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可以認定表現不好：（1）所外執行期間又有違法或違紀行為的；（2）因生產、科研需要適用所外執行的人員，消極怠工，不積極進行生產、科研的；（3）拒不執行原單位和家庭的管理和改造規定、要求的；（4）有其他對抗改造行為的。

對勞教人員適用所外執行的，應由有關單位或家庭向勞動教養所提出申請，由勞動教養所報請有關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勞動教養委員會認為申請符合法定條件的，準許所外執行。負責管教的單位或家庭，應將管理教育情況和本人表現，定期向當地的公安派出所匯報。對于勞教人員在所外執行期間有法定的不好表現的，應該由公安派出所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取消所外執行的申請，由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取消所外執行，交由勞動教養所執行剩余期限的勞動教養。所外執行期間沒有法定的不好表現的，教養期滿，由單位或家庭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申請，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辦理解除手續。在所外執行期間有犯罪或者違法行為達到勞教處罰的，應取消執行，對其犯罪或違法行為按照有關程序（刑事程序或勞教程序）進行司法審查和判決。

（二）暫行釋放制度。暫行釋放制度是指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勞教人員，予以附條件提前釋放，在法定考驗期內沒有法定違法情節的，則未執行的勞動教養歸于消滅的制度。勞動暫行釋放制度和勞教提前解除制度是不同的。前者是附條件的提前解除，在法定考驗期如果暫行釋放人員有法定違法情節的，要撤銷暫行釋放，繼續執行未執行的勞動教養。勞教提前解除則是勞教人員在勞教過程中符合法定獎勵條件的，予以提前取消勞動教養的一種獎勵措施。《勞教試行辦法》和第57條對提前解除勞動教養作了詳細的規定。

實行勞動教養暫行釋放制度，使已經改造好而改造期限未到的勞教人員提前回歸社會，有利于勞教人員的權利保護和節約國家資源。我國《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沒有規定這一制度，是不完善的。參照刑法有關假釋的規定，對勞教暫行釋放制度設計如下：

1。適用條件。對于下列勞教人員可以暫行釋放：

第一，勞教人員被執行勞教超過原勞動教養期限1/2以上，但最低不少于6個月。

第二，勞教人員認真遵守勞教紀律，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暫予釋放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符合暫行釋放條件的勞教人員，由勞動教養所報請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

2。暫行釋放考驗期及有關規定。勞教人員暫行釋放考驗期為未執行完的勞動教養期，從暫行釋放之日起計算。對暫行釋放的勞教人員，由當地公安機關或派出所會同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負責監督。暫行釋放的勞動教養人員應該遵守以下規定：（1）遵守法律，服從法規，服從監督；（2）按照監督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3）離開所居住的大中城市，應該報監督機關批準。

3。暫行釋放的法律后果。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遵守有關規定，沒有違規違法犯罪行為的，考驗期滿，經勞動教養委員會同意，解除勞動教養。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違反有關規定的，由監督機關報請勞動教養委員會批準，撤銷暫行釋放，重新交由勞教所執行未執行的勞動教養，考驗期限不計算在已執行的勞教期限內。暫行釋放人員在考驗期內又犯新罪或者應受勞動教養處罰的違法行為的，取消暫行釋放，交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三）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是指利用社會的力量來對勞動教養人員進行改造的制度。

“我國傳統的勞動教養管理形式，是將勞動教養人員全部集中到勞動教養場所進行強制性教育和改造，不經特別許可，勞動教養人員不得越勞動教養所大門一步。”（注：韓玉勝著：《監獄學問題研究》，第285頁，1999年10月第一版。）這種管理方式有利有弊。有利之處在于勞動教養人員的全部活動都在勞動教養機關的監控之下，便于管理和教育，有利于維護社會安全，但也存在很大弊端，主要有：第一，將眾多勞教人員集中在一起，很容易產生違法交叉感染。許多勞教人員經過勞動教養，不但沒有改掉原來的惡習，反而學到了新的惡習；第二，將勞教人員集中管理，不能充分利用家庭和社會力量對勞教人員進行教育，容易使勞教人員產生失落感和被遺棄感，從而對勞動教養產生抵觸情緒；第三，將勞動教養人員在較長時間內集中于勞教所進行管理，容易使社會公眾將勞教人員作為犯罪分子看待，從而產生厭惡感和偏見。而且，勞教人員被較長時間隔離于社會，會造成對社會的隔閡，不利于勞教人員重返社會。

勞動教養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對違法人員的改造和矯治，使其重新成為守法的公民，因此，一切有利于對勞教人員改造和矯治的方式都可以采用。將一部分人身危險性小，不至于危害社會的勞教人員，交由社會和勞教所共同改造，既有利于對勞教人員的改造，還有利于減輕勞教所的負擔，充分發揮社會的改造功能，并有利于勞教人員的重回社會。在實踐中，有的勞動教養所在這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為建立有效的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提供了寶貴經驗。如遼寧省司法廳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院外試工”制度。（注：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從1994年起，經過上級主管部門的批準和沈陽啤酒廠的支持和協助，于1994年9月5日正式成立了“試工隊”。“試工隊”并未改變勞動性質。“試工隊”的勞動教養人員每天7點準時到隊里報告，經過早操和每日安全教育后，到啤酒廠從事跟車裝卸的勞動，下午3點左右回到隊里，自由活動后，組織學習普法，進行每日講評，6點半之前回到家。凡是違反“試工隊”勞動紀律的，送回教養院重新實施院內管教。實踐證明，這種勞教方式效果很好。）在國外，有的國家，如加拿大對罪犯規定了“社區矯治”制度（注：國外的“社區矯治”制度，是將犯罪較輕、人身危險性低的罪犯交由社區矯治中心進行改造的制度。這種缺席可以有效的發揮社會在改造罪犯中的作用，而且有利于罪犯重回社會。）。雖然不是關于勞動教養的制度，但是其具有的改造和矯治功能，也是我們在設計勞動教養社會改造制度時可以借鑒的。

參考已有的實踐經驗，勞動教養社會改造

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1。由勞動教養所負責的“院外教養”模式，即由勞動教養所將在勞動改造中表現好的、實行院外教養不會危害社會的勞教人員，組成院外教養隊，定期到聯系好的單位勞動或接受教育。院外教養隊要制定嚴格的紀律和保衛措施，以免對社會造成危害。院外教養隊的勞教人員在勞動之外的時間回家居住，但應遵守有關規定。違反院外教養隊紀律或有其他違法違紀行為的，送回教養隊重新實行院內管教。沒有違法違紀行為的，院外教養達到教養期限的，解除勞動教養。

2。由社區矯治中心負責勞動教養的“社區教養”模式，即建立由勞動教養所、居民委員會、勞教人員家庭成員共同組成的“社區矯治中心”，由它負責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勞教人員進行教育和改造。勞教人員在“社區矯治中心”的管理下進行社區勞動或服務，接受矯治中心的教育。教養期滿，沒有違法違紀行為的，解除教養。在社區教養期間內，有違法違紀行為的，送交勞教所進行教養。

對于那些不好好接受改造或者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險性高的勞教人員，不能適用社會教養的，仍然在勞動教養所內進行勞動教養。

構想三：勞動教養監督和救濟制度

“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任何一種制度，不管設計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在實踐中也無法做到公正、合法和有效的保障人權。在一個真正實現法治的國家，必定要有完善的國家權力監督機制。正如個人會犯錯誤一樣，國家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會有不當之外，會給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國家法律制度的設計，應該保證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能夠得到有效救濟。與其相信國家權力是善的，不如認為它是惡的。這種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這種惡的后果沒有補救措施。因此，建立、健全勞動教養監督和救濟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勞動教養監督制度。勞動教養的監督制度包括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其中國家監督尤為重要。

1。勞動教養的國家監督。對勞動教養的國家監督，包括公安機關、勞動教養委員會、人民法院自身內部的監督和彼此之間的監督以及檢察機關的監督，主要是檢察機關的監督。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探討檢察機關的監督。

《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和《人民檢察院勞教檢察工作試行辦法》等法規中明文規定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進行監督，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一直沒有發揮應有的監督作用。除了對勞動教養監督工作不夠重視的主觀因素外，客觀上有以下原因：第一，檢察機關沒有具體的監督程序和監督手段；第二，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的監督范圍不明確。（注：對這兩點的具體論述見朱洪德主編：《勞動教養研究論文選集》，第254頁，群眾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的法律監督應該包括對勞動教養的偵查、勞動教養的審查、勞動教養的審判和勞動教養的執行的監督，即檢察機關的監督要貫穿于勞動教養的全過程。為了防止檢察機關的勞動教養監督流于形式，應當賦予檢察機關檢察建議權、糾正權和檢察處罰權

具體而言，檢察機關的監督包括：

第一，在勞動教養偵查階段，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對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提出改正建議，公安機關應當改正，或者直接行使糾正權。

第二，在審查階段，檢察機關對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移送活動進行監督。監督勞動教養委員會的審查活動是否合法，做出的審查決定（移送審判和不移送審判）是否合適，并提出建議。

第三，在勞教審判階段，監督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對于不合法的行為，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議，人民法院應該改正。

第四，在勞教執行階段，對執行機關的執行和管理活動進行監督，看執行機關適用各項勞教執行制度是否合法。不合法的，向執行機關提出改正建議，或者向人民委員會提出建議。監督各項管理活動是否合法，對于不合法的管理行為應該提出建議，或者行使糾正權。

第五，對于已經生效的判決，檢察機關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向勞動教養委員會提出申訴建議，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向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申訴。

2。勞動教養的社會監督，就是社會單位或者個人對勞動教養的偵查、審判和執行等活動的監督。社會監督對于勞動教養的監督是勞動教養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勞動教養工作合法、公正的重要保證。勞動教養的偵查、審查、審判和執行機關對于社會的監督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對于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要認真聽取。

（二）勞動教養的救濟制度。救濟制度，主要包括勞動教養人員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的國家賠償制度和審判監督制度。前者解決的是勞教人員的經濟損失問題，后者解決的是勞教人員取消非法勞動教養的問題。二者可以并用。勞動教養人員對于加諸其身的確實錯誤的生效判決可以通過審判監督程序提起訴訟。對此不多論述。在此重點探討勞動教養的國家賠償問題。

我國現行的《國家賠償法》只規定了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而勞動教養既沒有包括在侵權的行政處罰和行政措施中，又沒有包含在刑事賠償中。因此，勞動教養人員往往在權益受到侵害后得不到國家賠償。筆者認為，應該建立勞動教養賠償及相關的賠償程序，以便更好的保護勞動教養人員的合法權益。

三、結束語

制度的設計是書面的，而實際操作的過程是復雜的，一種制度要在現實中得到應用，有賴于制度本身的明確、合理和穩定，以及有執行這一制度的高素質的人。

制度的明確和穩定，最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確規定。而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統一的勞動教養法。因此，加快勞動教養的立法進程，使勞動教養做到有法可依，是完善勞動教養的根本途徑。而加強勞動教養辦案和管理人員的培養，提高他們的素質，是提高勞動教養工作質量的重要保證。只有這兩方面都實現了，勞動教養才能真正走上法治化軌道。

篇三：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探討

關于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探討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初立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載。勞動教養制度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制度，從實踐上看，勞動教養在控制和預防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弊端。

今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我國現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法律制度方面，我們還有相當多的立法空白和謬誤亟需梳理審查。作為限制公民人身權的勞教制度，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導致其先天不足，與現行法律背離，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根據《立法法》第8條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則規定，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設定權，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權。在此前提下審視現有的勞教制度，不難發現，當前的勞教的.法律依據是：1957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等法規，均非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當前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規定

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對40多年來各種法律、法規中關于勞動教養對象的規定進行了梳理。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至第12條的規定，可以將適用勞動教養的條件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適用勞動教養的主體條件

所謂適用勞動教養的主體條件，是指接受勞動教養處理的人在年齡、身份、身體狀況、責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適用條件和處罰原則方面的必要條件。《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至第12條中有如下規定：

1、適用勞動教養的人必須年滿16周歲。對未成年人決定勞動教養，應當嚴格控制。

2、適用勞動教養的人應當是具有責任能力的人和無生理缺陷及其他身體情況的人。

3、適用勞動教養的人應當是在中國境內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特定的中國公民。

（二）適用勞動教養客觀方面的條件

所謂適用勞動教養的客觀方面的條件，是指使用勞動教養的客觀事實，即違法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條件和情形。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第9條共十項的規定，適用勞動教養的行為可歸納為下列兩類：

1、應當依法決定勞動教養的行為：即第9條中的十項規定；

2、可以決定勞動教養的行為：即第9條第十項后半部分規定的“對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的人，因犯罪情節輕微人民檢察院不起訴、人民法院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可以依法決定勞動教養。”

二、完善勞動教養對象范圍的構想

雖然公安部的《規定》對勞動教養對象范圍做出了明確規定，但在實踐中，還存在理論與現實脫節的情況，結合勞教案件的辦理實際，我認為今后在立法完善勞教對象范圍方面還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調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確勞教人員的法律地位

勞動教養人員的法律地位是指作為勞動教養法律關系主體的勞動教養人員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勞動教養人員雖犯有罪錯，但仍是國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剝奪或限制的公民權。對此，《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及有關的法律法規中均未做出明確闡述，我認為應當予以補充。

明確勞動教養人員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將勞動教養機關的執法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在勞動教養法中，明確有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與義務，一方面確定了勞動教養人員在勞動教養期間的行為規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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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從一案看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宋飛法律論文網

宋飛

一）案情簡述

2004年5月29日縣公安局以賭博為由將胡某刑事拘留，后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以同樣理由對其作出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的決定，胡某認為：該決定違反法律規定，是違法作出的，其違反了《立法法》第八條第五項之規定；而勞教委員會對其實施勞教適用的是《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該辦法不是法律，故此，他請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銷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勞決字（2004）第44號勞動教養決定書。

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稱：原告胡某參與聚眾賭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勞動教養是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它不同于一般的剝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所以本委對胡某決定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適用法律正確，量處適當，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維持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對胡某勞動教養一年三個月的決定。

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所舉證據有：一、胡某的供述；二、證人李某的詢問筆錄；三、鄰縣公安局對朱某的詢問筆錄；四、縣公安人員詢問王某的筆錄；五、方某的詢問筆錄，以上證據說明的是胡某開賭場并參與賭博的事實存在。六、《治安處罰條例》；七、公安部關于勞動教養的批復；八、公安部公復字（2002）第1號批復；九、《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十三條；十、《行政訴訟法》，以上證據證明對胡某作出的處罰適用法律正確。

庭審質證時：原告對被告證據一至五、七、八、九、十沒有異議，但對證據六有異議，認為《公安處罰條例》不能作出對勞動教養處罰的決定之一的理由。

原告沒有舉證。

一審法院合議庭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該處罰程序合法實體處理恰當，應當予以維持；另一種意見認為，該處理決定書沒有法律依據，僅僅就運用《公安處罰條例》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人身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適用法律錯誤，不符合《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應予以撤銷。一審判決支持了第一種意見，即認為該處罰程序合法實體處理恰當，應當予以維持。在押的胡某又委托律師上訴。此案進入二審。近期，二審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是國務院公布的，在法律還未明確對其進行廢止的情況下，該《辦法》仍是有效的。因此，駁回了胡某的上訴，維持原判。

二）問題分析

關于勞動教養，歷來存在主張廢除與保留的兩派觀點。

外國學者和我國的一些比較西化的學者對我們的這項制度一直以來就非議很多，說勞教由公安機關提起，又由公安機關決定，又沒有立法依據便剝奪人身自由。結合上述案例，持廢除勞動教養理論的人會認為：

1、證據不足，被告提供證據一--五均為言詞證據，在沒有其他事實如物證、書證的情況下，只有言詞證據不足以證明案件事實。

2、行政處罰過重，雖然目前勞動教養仍然是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但在相對人無嚴重事實危害的情形下，僅憑言詞證據就處以“一年三個月”的勞動教養過重。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辯稱無有力事實佐證，而處以勞教，是違法的。

3、“縣公安局以賭博為由將胡某刑事拘留”，之后“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以同樣理由對其作出勞動教養”。此行為混淆的刑事偵查的強制措施與行政強制措施，公安局有濫用職權行為。

法律依據是：《行政處罰法》“第九條 法律可以設定各種行政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立法法》“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第九條 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國務院關于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通知》（二０００年六月八日國發〔２０００〕１１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已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經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將于今年７月１日起施行。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件大事。全面、正確地貫徹實施立法法，進一步加強政府立法工作，提高政府立法工作質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既是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政府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有關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各部門對立法法的實施都要高度重視，切實做好各項實施工作。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充分認識貫徹實施立法法的重要意義，認真做好立法法的學習、宣傳、培訓工作。二、深刻領會立法應當遵循的原則，并以此指導政府立法工作。三、政府立法工作要符合立法法規定的權限。四、政府立法工作要遵循立法法規定的程序。五、加強法規規章備案審查工作力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六、通過貫徹實施立法法，把政府法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他們認為立法法出臺后國務院是有準備的，只是地方各級政府沒有及時扭轉老的觀念，仍然死守那“勞動教養”。《國務院關于轉發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通知》“ 第一條 根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及其《補充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結合勞動教養工作的具體經驗，特制定本辦法。第二條 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１日國務院轉發、公安部發布）“第二條 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第三條 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針，教育感化第一，生產勞動第二。在嚴格管理下，通過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遵紀守法，尊重公德，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材。” 他們認為勞動教養可謂是中國特色的改造教育辦法了，其頒布實施有特定的歷史條件，該部門規章的權限可大呀。但現在繼續適用是有害的。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門是執法機關，應當有這個素質，怎么還在沿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呢，實在可悲。《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本來是公安部的規章，但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的認可，具有法律的效力；立法法出臺后國務院是有準備的，只是地方各級政府沒有及時扭轉老的觀念，仍然死守那“勞動教養”。如該市政府的有關部門就沒有及時落實《國務院關于貫徹實施＜行政處罰法＞通知（國發［１９９６］１３號）精神，違法行政，應承擔法律責任。在立法法出臺之后，勞動教養的決定法律依據不足，盡管目前并未廢止，但已與新法即立法法、行政處罰法明顯沖突，屬明顯越權，不應適用，應視為違法的。

4、對于“勞教”的行政措施的處罰力度明顯超過刑罰，且

法律依據不足，程序不嚴格的行政行為，在實踐中廣泛使用，說它的效果好，是由于“威懾力”很強，能起到暫時的強制作用，為各級政府所慣用。法學界已意識到勞教的危害性，國際上也有侵犯人權之說，從法學理論上講，勞教在過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社會的發展，對人權的要求也更多，如今收容遣送都廢止了，勞動教養也不遠了。故對勞教的依據和程序提出質疑，故認為應取消勞教，削弱行政權力，加強司法改革，以更有利于教育違法的人同時保障人權。

主張保留的人則認為：廢除論并不能抹殺勞動教養制度的巨大的社會作用。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1、列寧有一句話：“我們需要國家，我們需要強制。法院應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這種強制的機關。法院還應當擔負起教育公民遵守勞動紀律的巨大任務。”勞教不可廢。這是從我國國情考慮的。“勞教”搞了50多年，立法法出臺其是有悖于立法法，是明顯越權，也有許多人員反映，但是在沒有明確廢止前，他還是會“發揮”它的作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正如收容遣送辦法，也只有等到被正式廢止才可以做到真正無效。即便勞動教養制度要廢除，也需要公安部批準。即使有哪個法官要從法階去審查，各地法院也只有報請最高院，最高法再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效力與適用問題！如果走到這個程度那還不等于廢止啊！如果要廢止，應當提請人大常委會廢止該條例。況且我國有眾多勞動教養委員會和勞教所，勞教一旦廢除，這些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去留就成了一個問題，必須慎重考慮。在沒被明示廢止，在行政機關直至法院進行處理時，都可以直接適用，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適用這個條條并不是無依據！所以不存在違法問題！而法院進行審查時對法律法規只有直接適用。

2、勞教本身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無法嚴格進行司法審查，結合上述案例，對這類案件應適用寬泛審查的原則，只要認定的事實有證據支持，程序和適用法律的問題過得去就行了，當然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是不能作為勞教的法律依據的。行政訴訟對證據的認定與認可是有別于刑事與民事訴訟的，行政訴訟中對詢問筆錄（包括當事人）是最具有證明效力的，因為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是審行政機關處理的過程與適用的法律而不是去真正審事實（當然會涉及到一些事實的查明過程）。所以只要行政機關作出行為程序合法、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等一般都是沒辦法的！行政處理程序沒有沒有刑事處理程序那么嚴格，所以言辭證據就能定案。

3、現階段如果廢除勞教，對于有些違法難以起到震懾作用。如盜竊八百可判刑幾年，而盜竊七百只能治案處罰，最多十五日。兩者之間差距太大，不能責罰相當。勞教就是針對惡習教深，危害教大，危及政權的行為（頓號砸打），不從嚴打擊，缺乏威懾力。為什么人們對勞教有爭議，因為它不是立法機關設立的，又不是司法機關執行的，故勞動教養不應該是行政處罰而是一種準刑事處罰，之所以人們那么認為是因為我國行政權力過大，導致的司法錯位。所以，我們不僅不應該撤銷，還應該鼓勵和完善。當然廢除論者會反駁認為既然是一種邊緣性的東西不要也罷！不錯，行政職權越來越小這是事實，而司法權力卻并不強大，如果廢除勞教，兩者之間的真空如何彌補，社會秩序如何維護。公安局有多少人，法檢兩院才有多少人？如果廢除勞教，由司法權力來處理，公安局對有些行為無法打擊，法檢兩院又無人力，財力，精力進行處理，這樣一來一定會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還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法律制定要保障人權更要符合國情，如果廢除勞教，對有些違法行為處理缺乏力度，必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法律不完備，勞教廢除了，行政權力沒有了，司法權力又無法處理，之間真空無人彌補。

廢除論者對保留論者的第三條辯護理由還是存有微詞的，比如他們會說：為什么盜竊幾百元，法官就要讓行為人坐牢幾年呢？感覺被勞教的人基本上都是社會上的小混混，偷點搶點吸點賣點，并且這些人還夠不上犯罪。感覺對我們正常的秩序有干擾，不過還不至于危及政權。反而是違法亂紀的官員才是國家地基的蛀蟲，但是沒有看到誰因為貪賄構不成犯罪被勞教的。

廢除了勞教就無法維護秩序么？即使無法維護又如何？須知法的價值中，自由最高，正義其次，秩序再次。是呀，公檢法人手不夠，所以要把精力放在危害性更大的職務犯罪上面。至于這些以前的勞教對象，要充分發動社區基層組織的作用進行幫教。這樣應該效果更好。另外，一般認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于貧富差距拉大和官員的嚴重腐敗，勞教對象的行為還沒有被認為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綜上，主張廢除與保留的兩派似乎是各說各有理，從法理學角度來看，主張廢除的人多站在應然法角度分析問題，主張保留的人多站在實在法角度分析問題。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推出不同的行政法學命題，這是不是更值得人們去深思呢？

篇五：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類型化分流與處置

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類型化分流與處置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確定“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同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在我國實施50多年的勞教制度被依法廢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如何處置原來勞動教養所涉的違法行為。與此相聯系，不少學者和司法實務界人士擔心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輕微違法犯罪行為會存在規制方面的空缺，會在《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之間留下空白，從而影響社會秩序的安定。如何在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對原勞動教養對象進行有效規制和處理？筆者試對此問題略述管見。

一、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原勞動教養對象

基于懲罰犯罪的需要，刑法作為最嚴厲的懲罰制度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現代的刑法發展至今，根據其所包含的法律后果不同，理論上有“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和“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分。一國的刑法如果僅僅承認刑罰或者保安處分的，可以歸入“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中。現在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典都采用“二元化”原則。“理解現代刑法的關鍵，是理解刑法中這兩種法律后果之間的區別。如果人們暫時擱置關于刑罰和保安處分作用的爭論，而采用最簡潔的方式來表述這個區別，那么可以說：各種刑法都是以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所具有的罪責為條件的，各種保安處分則是以行為人對將來的持續危險為條件的。……罪責作為刑罰的條件和危險性作為保安處分的條件，是共同存在于兩個相互關聯的領域之中的，結果，刑罰和保安處分作為法律后果不僅可以各自獨立適用，而且也可以同時出現”①。當然，刑罰和保安處分的區分不僅僅在于是否以罪責作為基礎，保安處分被納入到刑法中的一個重要的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據是：刑罰不能充分地滿足保衛社會的任務，所以必須通過保安處分，以預防某些犯罪行為的實施。“籠統地使用‘刑法’這個名稱實際上是不正確的。準確地說，人們本來應當稱之為‘刑法和保安處分法’”②。

我國目前的刑法典盡管有類似于保安處分的內容(如關于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但尚算不上“二元化”刑法，而應歸屬于將刑罰作為犯罪的主要法律后果的“一元化”刑法的范疇。在我國當前的“一元化”刑法模式下，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是否應該像有學者主張的將其中一些行為犯罪化？筆者認為，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勞動教養對象。

“一元化”刑法模式不僅將行為犯罪化，并且在相應的法律后果的設定方面基本上是刑罰手段，實施的結果也是以刑罰懲罰為主。這就存在一個刑法干預的界限問題，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將刑法干預的界限擴大化。為此，在考慮將哪些行為犯罪化、刑罰化的時候，要盡可能地推后刑法干預，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刑法干預。美國學者帕克在他的《刑事制裁的界限》一書中，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刑事制裁的正當根據、刑罰懲罰的得與失、程序制約等不同視角，通過一般論證和具體例證，分析和嘗試回答了刑法干預的界限，得出的結論是能用別的社會控制方式就不用刑罰這一制裁手段。“因犯罪而被處以刑罰既不同于出于公共利益的規制，也不同于因行為損害他人時被迫付出的賠償，更不同于因疾病而受到治療。這種制裁不僅極具強制性，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也極為昂貴。它應該被適用于那些真正危害嚴重的行為”③。他還在該書中提出了六項刑事制裁的最佳使用標準④。除了美國學者帕克的刑事制裁的界限理論，關于犯罪化、刑罰化的根據的探討即將哪些行為犯罪化、哪些行為納入刑法調控的范圍的理論，代表性的還有英國學者密爾的“損害原則”理論⑤和德日刑法學中的法益理論⑥。我國目前刑法理論對于刑事立法標準的探討，基本上都是基于法益理論而提出的，當然也有學者是從刑法謙抑主義的立場來討論刑事立法的界限問題的⑦。

雖然圍繞刑事立法的干預范圍問題，還存在一些爭議，但也形成一些共識：犯罪不僅是對行為之“惡”的評價，還涉及對這種“惡”的程度的評價，此外，還需要考慮刑法與其他法律甚至道德等的銜接問題，這是構建一國或地區和諧法律體系的要求。犯罪化處理要為社會主體留下足夠的自由的空間、刑法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要優先讓路于道德、社會自治與自律、國家的其他法律手段。誠如羅克辛教授所言：“法益保護并不會僅僅通過刑法得到實現，而必須通過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發揮作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應當最后予以考慮的保護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其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例如民事起訴、警察或者工商管理規定、非刑事懲罰，等等——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它才能允許被使用。人們因此稱刑罰是‘社會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將其任務定義為輔助性的法益保護”⑧。

所以，是否將某種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要放在整個社會秩序的維護和整體法秩序的范疇來考慮。受刑法謙抑理念的制約，基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刑罰處罰的必要性以及需要具備明確的客觀要件的行為類型等對行為進行犯罪化的基本認識，當思考將某種行為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時，要排除如下情形：(1)人的內心想法屬于道德調整的范圍，刑法不能規定腹誹罪或者思想犯。(2)屬于私人自治領域的，不能違法化和犯罪化；本應歸屬于社會自治自律的，不需要違法化和犯罪化。(3)屬于社會主體私權利處理的事項，如果發生侵害與被侵害，由民事侵權法來調整的行為，不能將其犯罪化。(4)靠單位的規章制度約束的行為，不能夠違法化和犯罪化。(5)某種行為屬于政府行政管理解決的范圍，不能為了行政執法的簡單、省事，而使用嚴厲的刑罰措施以實現政府的管理職能。如果某種行為的后果能夠由行政機關及時消除，就不宜作犯罪化處理。(6)由于程序法的規則而不可能證明的行為，不能規定為犯罪。

原勞動教養制度規定的對象主要包括8類：(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7)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除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外，予以強制戒除，進行治療、教育。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8)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⑨。基于上述非犯罪化的標準以及刑法干預的謹慎性要求，我們認為，對原勞動教養對象的犯罪化處理需要慎重。例如，第(5)項“有工作崗位……不聽勸告和制止的”，即可以通過單位規章制度來規范其行為，而無需犯罪化、非法化處理。再如第(1)項提到的“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鑒于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加之《刑法》已經放棄使用反革命的表述，如果有叛國、叛逃等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可以直接適用刑法的規定，已經具有足夠的威懾性和懲罰力，無需再重提其犯罪化的問題。所以，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勞動教養對象，是有失偏頗的。

而且，如果按照有些學者的主張，通過建立輕微罪體系或者通過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刑事立法來對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后原來列入勞動教養的行為進行管控⑩，一個最不應該忽略的問題是“犯罪”標簽問題。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在我國，刑事法律的主要功能被用于對違法犯罪的打擊上，對于實施違法犯罪的人員，總體上懲罰手段多些，而矯治手段少些；在中國，每一次刑罰的施加都意味著對當事人而言幾乎是“一輩子的恥辱”，不僅犯罪者本人回歸社會難，家人和親屬也跟著抬不起頭來。“犯罪”這個標簽給中國人帶來的附帶后果、道德上的否定，比西方社會給人帶來的負面后果要嚴重的多。

綜上，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不適宜在“一元化”刑法懲罰制度之內通過刑法分流原勞動教養對象。

二、通過“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對原勞動教養對象進行分流和規制

“二元化”刑法懲罰制度是指將刑罰與保安處分一同納入刑法作為應對犯罪的手段的制度。刑罰和保安處分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主要立足于對已然犯罪的懲罰，以行為人當時所具有的罪責為條件；后者主要立足于對未然犯罪的預防，以行為人對將來的持續危險狀態為條件，適用的對象主要是一些需要對其人格或身體進行矯正治療的“病人”，如吸毒成癮者、精神病人以及有責任能力但有特種危險性的人。保安處分的必要性已由德國學者克萊恩在18世紀末進行了闡述，其作為具體制度則是19世紀末被提出來的。1893年瑞士的《刑法預備草案》是世界范圍內較早地將保安處分與刑罰并列的法案，這種將刑罰和保安處分分別規定在刑法中的二元主義立法模式，對許多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影響，后來的《意大利刑法》、《波蘭刑法》、《瑞士刑法》等紛紛采用這種模式，并逐漸普及。另外，比利時、西班牙在刑法典之外的特別法中規定了保安處分，也屬于采用二元主義的國家，1960年的《蘇俄刑法典》也采用二元主義。還有的國家，盡管刑法典自身采用的是一元主義，但在法律制度上則采用了二元主義。因此，現在二元主義刑法懲罰制度已成為世界性潮流。在英國、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雖沒有保安處分的觀念，但是其刑法也是以二元主義的刑罰觀為依據的(11)。

筆者認為，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廢除后，有必要在刑法中規定保安處分制度，對一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通過保安處分來分流和處置。這就涉及我國刑法的“二元化”轉化問題。上文將我國的原勞動教養的主要事由概括為八類，這八類對象中，有違法犯罪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占五類。在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首先應該考慮這五類行為有無可歸入《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如果能夠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教育懲罰，就沒有必要將其納入刑法的規制范疇。當然，對違法的慣犯、累犯，比如吸毒人群的復吸人員以及多次小偷小摸、多次欺詐他人、不時地尋釁滋事之人，定不了罪，治安處罰拘留又過輕，如果任其在社會上行偷、行騙、尋釁滋事，會導致對社會及其個人的更大危害，不能夠放任不管。從我國的現實出發，借鑒他國的做法，可通過在刑法中規定保安處分制度，把常習性違法者納入保安處分的對象。這樣一來，我國刑法的內容要發生由“一元化”向“二元化”轉變。刑法中既要有關于犯罪和刑罰的規定，同時也輔助有“非犯罪”和保安處分的規定，并且二者可以配合適用。

在我國刑法中設立保安處分制度，應該取保安處分為“社會防衛處分”的定位，名稱可直接稱為保安處分。保安處分與刑罰分別獨立規定在刑法典中。要強調其防衛社會的主要目的，淡化其懲罰的目的；要將保安處分的適用納入司法程序；要避免將不是“非犯罪化不可”的行為犯罪化而帶來的消極影響(12)。盡管該類措施放在刑法中，但是，它并不是以與犯罪直接對應的措施名義出現的，就如同現在我國刑法中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的規定一樣，從犯罪成立標準的角度來分析，它不具備構成犯罪的充足條件，從最終的裁判來說，也不認為是犯罪以及觸犯了哪個罪名。這樣，犯罪的標簽在這里不存在，自然它的消極作用也不會發生。

結合原勞動教養對象，可以說，“二元化”刑法在確保社會和行為者本人安寧的同時，又連帶地解決了兩個關鍵的問題：一是將原勞動教養的部分對象納入保安處分的范疇，使其進入司法審查程序；二是去除犯罪標簽化，避免犯罪標簽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到此，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原勞動教養對象可以納入保安處分的范圍。首先要注意，我國有《治安管理處罰法》，因此，“不夠刑事處分”不是原來勞動教養對象納入保安處分的充足條件，如果通過治安管理處罰能夠起到懲罰、教育和預防的效果，就一定不能將其納入保安處分的范疇，尤其是非常習、偶然違法之人，應通過治安管理處罰來規制。應當承認，我們過去的勞動教養立法特別是實踐中勞動教養的適用，存在功利性、不規范、甚至耍特權的做法，在此應該予以清除。因此，我國原來勞動教養對象中，可能列入保安處分的只有如下幾類：(1)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的、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2)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的，除依照前款規定處罰外，予以強制戒除，進行治療、教育。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3)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概括起來，即是說，對于上述這些原有的勞動教養對象類型，除了構成犯罪的情形之外，不要刻意地將原有的違法甚至嚴重違法行為非要進行犯罪化，可以保留其“常習違法”或者“嚴重違法”的評價和稱呼，但不要犯罪化，適用保安處分。我國刑法中設立的保安處分，可以與刑罰同時適用，也可以單獨適用，它是非刑罰措施，但應通過司法審查程序來適用。

三、保安處分范疇以外其他原勞動教養對象宜做治安管理處罰與非違法化處理

對于以往的勞動教養對象，無非存在犯罪化、非犯罪化、違法化、非違法化幾種情形。筆者基本上不贊同犯罪化的作法。對于常習違法者，仍屬于違法但非犯罪，將其納入保安處分的范圍。保安處分范疇以外原來的勞動教養事由可以通過治安管理處罰、非違法化等途徑來分流和處置。

1.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的治安管理規制

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是一種懲罰性的制裁手段，適用于擾亂社會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違法但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對照原勞動教養對象的事由、類型，除常習性違法者納入保安處分范圍之外，其余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進行處罰。以賣淫、嫖娼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賣淫、嫖娼行為屬于無具體被害人的行為，危害性相對較小，《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此類行為已經作出處罰規定，因此對于賣淫、嫖娼的勞動教養規定廢止后，對于因賣淫、嫖娼被發現，但尚不屬于常習性的賣淫、嫖娼者，進行治安管理處罰即可。特別是有的從事賣淫的女性是因為貧困，這些人過去被勞動教養后，無正當謀生手段，繼續重操舊業的不在少數，故教給她們合法正當的謀生手段比懲罰更為重要。當然，嫖娼者不同于賣淫者，這些人通常不是因為生存危機而從事嫖娼活動，其罪過重于賣淫者，因此，對嫖娼者給予的治安管理處罰應較賣淫者嚴厲。

此外，對照原來被列入勞動教養對象的事由，其中的危害國家安全，不夠刑事處分的；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有盜竊、詐騙等違法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均可以通過區分是常習違法者還是非常習違法者，以決定是通過保安處分或治安管理處罰來進行懲罰。

2.部分原勞動教養對象的非違法化處理

原勞動教養對象中的以下幾類，可以進行非違法化處理：(1)“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盡管不應該鼓勵和認同這類行為，但這類行為也并未達到非違法化不可的邊界，因此，可以進行非違法化處理；(2)原來勞動教養對象中的吸毒行為。吸毒是一種自損行為，不涉及直接的被害人，已經為國際社會作為無被害人犯罪而非犯罪化，對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放在戒毒所強制戒毒的效果更好，因此對一般的吸毒者，應重在幫助其戒毒；(3)類似流氓行為、無理取鬧等現象，缺乏明確的行為類型的，從防止權力濫用、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也應該從法律規制中剔除，將其非違法化。

將原來部分勞動教養對象非違法化分流，主要有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從社會控制資源優化分配的角度來看，任何國家在對社會規控時，都不能不考慮資源和成本問題。一個國家對犯罪的追訴需要花費一定的甚至很大的成本，治安管理處罰也不例外。因此，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是否意味著原來的勞動教養對象應歸入治安管理處罰的范圍，這不能一概而論。治安管理處罰只是社會控制的措施之一，如果依照英國犯罪學家斯坦·科恩的社會控制理論，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屬于“硬性”控制，是充滿了強制性的控制。作為“硬性”控制手段，治安管理處罰同樣需要我們將資源進行合理地分配和適用，不能超越行為的嚴重程度隨意進行治安管理處罰。研究社會控制的英國學者馬丁·因尼斯說過：“每一種方式，無論我們討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懲罰，我們都傾向于假設，我們之所以選擇某一種特定的懲罰方式，是因為它違反了社會規范所認為的該種越軌行為的`嚴重程度”(13)。社會越軌行為，或者稱之為社會異常行為，可以表現為用犯罪、違法、不軌、不道德、邪惡、墮落等概念或多個概念的集合概念所包含的行為和表現。相對應的控制手段包括懲罰、治療、制止、隔離和預防等，目標無非是用來控制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異常的行為(14)。

第二，將哪些行為進行犯罪化和違法化處理，除了要受刑事可罰性理念約束之外，與該社會在一定時期的社會容忍度有關聯。隨著社會價值多元化發展，社會主體行為的劃分也不再是簡單的好與壞、對與錯、主流與非主流的二元化區分，而是變得多元化，有的表現出中性的特征。為給社會主體留出最大的自由空間和私人自治領域，為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穩定，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為思想和言論留出很大的空間，腹誹罪、思想犯被排除在刑法之外；社會不僅要容忍人的內心思想，還要容忍人的非主流的行為，并且要提升對非主流行為的容忍度。立法決策要將社會的態度適當地納入考慮的范疇。社會的態度匯集著民意，左右著某種行為或現象在一國的生存狀態。如果一種行為或者現象在社會上的容忍度高，它就有了繼續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會容忍度低，它就可能被驅逐出去或者被置于嚴厲的控制之下。那么，原勞動教養對象的行為的社會容忍度如何呢？從一些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學界對于類似于賣淫、嫖娼、吸毒等無直接被害人的行為的犯罪化基本上持反對態度的。此外，社會對違法行為的認識和看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人們價值觀的轉變和多元化，有些變得為社會所容忍，有的原本就可以為社會所容忍。對于社會能夠容忍又不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應從違法和犯罪中排除。

社會容忍不僅有“質”的一面，也有“量”的一面。犯罪是對一種惡的行為之評價，它不但涉及性質的價值評判，即犯罪必須是一種“惡”，還涉及對這種“惡”的程度的評價。因此，社會對某類行為容忍度的不同，有關公權力主體對該類行為的規制、矯正或懲罰的手段的性質和輕重也應該有所不同。由于原勞動教養的對象包含種類多樣，每一類型的危害程度，行為人自身因素，被害人因素，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對原勞動教養的對象有必要類型化進行分流，更多的要被非違法化、有的應非犯罪化、少數的才可以納入刑法調控的范圍。

從社會容忍的角度來思考將哪些行為犯罪化時，不能不提及到刑法要表達誰的意志、誰的價值觀和評斷標準的問題。某一行為是否有必要動用刑罰，不能是政府出于社會管理需要的權宜之計，同樣不能因為政府管理的乏力就動輒依仗刑罰威嚴來管理社會的失范行為。將某種行為犯罪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公眾認同基礎，一種行為如果需要動用刑罰，必須是社會廣泛認同此種行為應成為犯罪，才具有刑事可罰性。刑法所表達的應該是廣泛的社會主體的價值觀。對哪些行為是社會公眾普遍不能容忍甚至是強烈反對的行為，必須做出謹慎的選擇和研判。將這類行為犯罪化能夠得到公眾的信賴和社會主體的廣泛的認可，從而使得法律的施行得以正常運行。以賣淫為例。社會主體對賣淫行為的不贊同、不認可，不等于不能容忍，不等于社會的“集體意識”或者“意志”是主張對賣淫者一定要采取嚴厲的制裁方法，也不意味著當勞動教養制度廢止后，轉為動用刑罰懲罰來處理。

第三，從社會控制理念的轉變角度來看。我們過去崇尚“硬性”的社會控制手段，對社會治安、社會風尚堅持通過懲罰、隔離以實現絕對化甚至道德優化的理想化狀態，隨著我們對社會認識的加深，應該樹立懲罰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的理念。“我們尚未對吸煙、飲酒、通奸或者吸毒的‘道德性’達成共識，更不用說言行之間還有鴻溝巨壑。社會越是多元化，這種壓制可能對社會精神特質的背離就越嚴厲”(15)。因此，對于道德中性行為，法律不宜干涉。就所謂社會越軌行為的干涉手段來說，過多地“硬性”控制效果未必理想，不妨學會使用一些“軟性”控制手段。“軟性控制是指那些更靈活地運用心理學的，以及對話、勸說和干預等方式的控制，其目標是使正式社會控制機構減少使用‘硬性’資源去處理各種異常行為，更少地使用強制技巧”(16)。對原勞動教養對象的某些能夠為社會容忍的行為可以進行非違法化、非犯罪化處理，實際上也是社會控制理念由“硬性”向“軟性”轉變的體現。

①[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3-4頁。

②[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第4頁。

③[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46頁。

④這些標準包括：(1)行為須是在大多數人看來有顯著的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且不專屬于任何意義的社會階層。(2)將該行為納入刑事制裁不會違背懲罰目的。(3)抑制該行為不會約束人們合乎社會需要的行為。(4)須通過公平且不歧視的執行來處理。(5)通過刑事程序來控制該行為，不會使該程序面臨嚴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負擔。(6)沒有合理的刑事制裁替代措施來處理該行為。[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293-294頁。

⑤密爾的“損害原則”理論集中體現于他所概括出的兩條格言：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他人若為著自己的好處而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對他忠告、指教、勸說以至遠而避之，這些就是社會對他的行為表示不喜歡或非難時所僅能采取的正當步驟。第二，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假如社會的意見認為需要用這種或那種懲罰來保護他的話。[英]約翰·密爾：《論自由》，許寶?Y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112頁。

⑥德日法益理論，從刑法只允許保護確定的預先規定的“法益”為出發點，將“法益侵害”作為刑事可罰性的條件之一，堅持無結果(未侵害法益)則無犯罪的原則。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2-16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劉明祥、王昭武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2頁；[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⑦劉艷紅：《當下中國刑事立法應當如何謙抑？——以惡意欠薪行為入罪為例之批判性分析》，《環球法律評論》2012年第2期。

⑧[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第23頁。

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國務院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和《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

⑩分別參見周建軍、方益花：《勞教制度的廢除與輕微罪體系的完善》；蘇云、夏瀟瀟：《淺論勞動教養廢止后相對合理的分流矯治與標本兼治的犯罪概念分立》；魏霞：《〈違法行為矯治法〉的立法構想》，均為2013年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辦的“廢除勞教制度后非法行為矯治體系建設”會議論文。

(11)[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9頁。

(12)按照日本大谷實教授的觀點，在法律規定以保安處分或保護處分代替刑罰的場合，原則上應作為非刑罰化來處理。參見[日]大谷實：《刑事政策學》，黎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6頁。

(13)[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陳天本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9頁。

(14)[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第4頁。

(15)[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第261頁。

(16)[英]馬丁·因尼斯：《解讀社會控制——越軌行為、犯罪和社會秩序》，第9頁。

作者介紹：王瑞君，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威海 264209

篇六：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問題思考

關于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問題思考

【內容提要】勞動教養是一項獨具中國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勞動教養立法是我國法制建設和法學理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必需建立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夯實勞動教養立法的“四大支柱”：立法和法理學上的法治化支柱；制度設計上的憲法或憲政支柱；處罰體系設計上的實體法支柱；處罰適用上的程序法支柱。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是勞動教養立法面臨的基本任務。

【關??鍵??詞】勞動教養/輕罪處罰/立法/法治/基礎/任務……

差不多與勞動改造立法同時起步的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工作，在經歷了十幾年的步履維艱之后，雖然也形成了十幾稿甚至幾十稿各式各樣的《勞動教養立法（草案）》，但最終并沒有象人們期待的那樣，用“八年抗戰”(1986～1994)的辛勞弄出一部勞動教養法典來，而是“腳踏實地”地回到了這一工作的起點。盡管這絕不意味著十幾年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徒勞和枉然，但她卻無情地告訴人們：立法決不就是條文的起草和法典的編纂。一部法典的誕生，不只是法學家、立法官和勞教專家們辛勤操勞的果實，而更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更是形勢變化的結果。從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順利、健康發展的立意出發，本文專門就事關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進程的幾個基本問題，應當說是比較基礎、邊緣和綜合的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注：為了配合和推進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開展，1999年籌劃、2000年成立了由刑法學、監獄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憲法學、法理學、法律史和行政法學與行政訴訟法學等相關學科的10名專家組成的“北京大學刑事法理論研究所《中國勞動教養（輕罰處罰）立法研究》項目課題小組”。項目主持人、課題組副組長兼秘書長：西南政法大學監獄學和犯罪學教授張紹彥，課題組組長：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儲槐植，課題副組長：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中青年法學家陳興良，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副所長、犯罪學研究員郭建安；課題組成員包括：西南政法大學憲政學和外國法律史教授、法學博士王人博，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程燎原，北京大學刑事訴訟法學教授、法學博士陳瑞華，司法部勞動教養管理局研究室主任姜金方，西南政法大學監獄史和法律史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王利榮，中國人民大學行政法和行政訴訟法學副教授、法學博士楊建順。）我認為，對這幾個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是勞動教養立法科學化的基礎和前提。

一、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我對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基本形勢的認識可以簡括為“四個歷史必然性”：

（一）中國勞動教養獨特存在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的勞動教養產生、存在和發展于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功過是非”無需專門和過多的評價，簡單地講，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在至今確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現在困擾勞動教養的法治和人權兩大難題，在勞動教養產生時代的中國社會并沒有形成為一個普遍問題。那時的中國可以說處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專政”是整個社會的主導意識。政府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也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行政權的范圍和規則也都沒有明確、嚴格的規制。這是勞動教養問題與監獄行刑問題最大區別，也是勞動教養立法遲遲難以出臺的根本所在。這就是十幾年來人們一直難于弄清楚的勞動教養的性質和法律地位問題。因為，如果我們假定行政權――不經司法程序有權在勞動教養的范圍內處理公民的自由的前提能夠成立，那么，中國過去把勞動教養作為行政處罰措施時已經制定的《決定》和《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就已經使勞動教養立法問題得到了基本的解決。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行政權是無法如此處理公民自由的。因此，當我們再來為勞動教養立法尋找勞動教養性質的根據時，卻又把上述法規的規定作為法律根據，顯然是犯了邏輯上循環證明的錯誤，是沒有證明力的：

命題一：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的法律依據。

證明一，因為法律規定了勞動教養是行政處罰措施，所以，它是一種行政處罰；

命題二：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的事實根據。

證明二，因為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所以，法律規定它是一種行政處罰。

法律和事實互為根據，相互地循環證明。這是十余年來的一個最為普遍的現象。

但是，勞動教養在中國的產生和迄今為止的獨特存在卻是歷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應當說是合理的――在其存在客觀必然性、不以人的主觀意志和良好愿望為轉移的意義上說。我們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并非指在價值評判的意義上事物所具有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或者說這種合理性并非價值判斷意義上的合理性，即不能成為其存在正當性的理由或者根據，而是哲學之必然意義上的合理性。所以，我認為，今天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從實際的意義上講，無需過度地對現實的勞動教養進行這種“回頭看”式的價值層面的分析和評判，而只需從現實的要求和發展的趨勢出發即可。

（二）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同樣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幾乎與當時的勞動改造立法同步，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也被歷史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這個時代不僅僅是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真正的歷史性變革。法制和法治成為社會生活普遍的基本規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人們尚欠清晰的理念中特別是在與勞動改造結合的意義上，提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是必然的。勞動改造要立法了，看來如此相似的、被俗稱為“二勞改”的勞動教養立法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出乎人們預料的是，正是在進行這種勞動教養立法的努力中，才逐步發現了勞動教養與監獄問題的根本不同。因為，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開始轉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直接地引發了政府及其權力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培育是以獨立自主的公民和市民個體為其基本的社會基礎的。所以，8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期進程的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日益深入，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基本目標――法典的出臺越來越渺茫。政府權力的規制、公民自由和權利的確認以及勞動教養的司法化建構等，都是監獄立法不曾遭遇的十分復雜的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歷史必然性

經歷了十幾年的艱苦跋涉，勞動教養立法沒有能夠像勞動改造立法那樣――“八年抗戰”總算弄了一個監獄法典出來，恰恰相反，時至今日勞動教養法典似乎沒了說法。我們認為，這種狀況的形成也具有其歷史必然性。畢竟與勞動改造相比，勞動教養才真正更具中國特色，它的產生也更具創造力和隨意性；它的存在和發展都缺乏基本的理論說明和社會基礎；而中國社會自20世紀80年代后開始出現的“國家、社會、公民、個人”關系的變化，應當說發育得并不成熟，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對這種變化正確認識為基礎的勞動教養立法的科學認識；當然，在上述過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些人們認識上特別是勞動教養立法活動本身努力方面上的偏差。如此等等。

我們對勞動教養立法現狀基本認識的結論性意見是，在過去15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社會不具備出臺勞動教養法的條件，勞動教養立法的時機發育尚不成熟；目前，中國的勞動教養立法也不具備直接著手條

文起草或者立法論證的條件。簡單地說就是勞動教養立法在經歷了過去15年左右的努力而其“成果”幾近為零之后――當然，這絕不等于否定15年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成績和貢獻，事實上，如果沒有這15年的基礎，至少我們現在也難于形成對勞動教養立法的正確認識，今天的勞動教養立法應當從零開始，從科學性的而不是工作性和事務性的調查研究開始。因為，目前在缺乏必要論證和準備的條件下，直接從事勞動教養法典起草的立法工作的社會條件、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都是不充分的。

首先，勞動教養立法與國家的體制即憲法規定的國家與公民和個人的關系有關、與政府的行政權力有關、與國家的司法程序有關、與國家的司法體制特別是刑事司法體制有關。因此，必須基于對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形勢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才能真正把握勞動教養立法的要領。相信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育將漸趨明朗。上述客觀情況實際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就只能是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在某種意義上講，前15年勞動教養立法就是走過了這樣的路程。

其次，勞動教養立法工作的健康進行有賴于一系列基本理論準備的支持。這些基本的理論準備包括：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國家、政府――公民――個人”關系及其對國家和政府體制的影響；國家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對“權力――權利”機制的影響；國際社會刑事立法、行政立法和人權保障的發展方向；中國社會現階段法治社會建構中包括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內的刑事法制的改革與完善、政府行政處罰的分析；在憲政體制、刑事法制、行政法制和司法程序中對勞動教養問題的定性和定位等等。這些重大的基本理論問題，都是需要在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進行專門、系統和深入研究的。只有這樣，才能使勞動教養立法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國立法實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已經反復地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類似中國勞動教養的實際做法，在國外早已存在，諸如保安處分、違警罪、輕罪等皆有相同或者相似之處。盡管這些國家的基本國情、立法思想和具體做法等都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但應當說在基本的方面，它們對中國的勞動教養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借鑒意義。可是，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我們從客觀的角度對之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察和研究還相當薄弱，特別是從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借鑒角度的理性觀察更是十分微弱，甚至當我們帶著自己的某種框架或者期待去了解時，還會覺得那些東西與中國的勞動教養是“零相關”，對中國國情而言，那些東西根本就是“水土不服”，其實并不盡然。所以，目前從借鑒和使用人類文明成果及國外有益經驗的角度看，我國勞動教養立法法典直接起草的條件也不成熟。

（四）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上述勞動教養司法實踐和立法問題的基本狀況，便形成了如下人們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一，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法治的國度里，勞動教養成了法治建設和完善中的法治“荒地”；第二，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里，勞動教養又成了一個被敵對勢力用作攻擊中國人權狀況口實的人權“荒地”，她時常在國際政治和經濟舞臺上出現。更為突出的是，她的對象是人，是人的人身權利本身。

“窮則思變”，這成為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產生的直接和巨大的力量源泉！同時，從客觀上講，近20年中國民主、法治、人權理論的研究和改革實踐，也為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條件，成為產生科學、合理、完善的勞動教養立法新思維的事實基礎。總之，我認為，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勞動教養立法的上述必然性，從正確地分析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及其發展趨勢著手，對勞動教養立法相關的基礎性問題進行深入地科學研究，是重新開始的勞動教養立法工作健康發展并取得最后勝利，制定出科學的勞動教養法典的必由之途，這是不可缺少、無法跨越的根本環節。否則，我們必然付出的昂貴代價將無情地被時間和實踐所證實。

我們認為，勞動教養立法的當務之急不是進行條文的草擬，或者為法典的起草而進行所謂的“調查研究”，這些技術性工作是勞動教養立法的堅實基礎牢固地建立起來之后自然而然地會得到解決而相對簡單的事情。問題的關鍵和難點在于，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解決建立和尋求其理論的和實踐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制度和體制的、歷史的和發展的、中外比較的、刑事的和行政的、實體的和程序的等各方面的基礎和支撐。這是一項十分艱巨而必不可少的工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企圖憑借任何其他力量，走捷徑，回避問題與困難，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欲速則不達，徒勞而返。我認為這也正是勞動教養立法與監獄立法同步開始，雖然經過了十余年的多方努力，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甚至形成了十幾稿的勞動教養法典草案，但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根本所在。（注：當然勞動教養立法，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從立法上還是司法上，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還是國外相關或者類似的制度等方面，較監獄立法都要復雜得多。并且，勞動教養立法還從根本上受制于中國經濟社會關系的發育和變遷，牽涉到比監獄立法復雜和艱難得多的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立法本身并不就是一項法典起草活動，法典的起草不過是對立法問題解決的文字記錄和研究成果的條文記載。沒有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成果，法典的起草最多只能成為一種專門的技術化的文字書寫，其與真正具有立法意義的活動除了身體動作的相似性以外，并無更多的實質性關聯。事實已經無情地證實，勞動教養立法必須從理想和急切的空中樓閣當中回到現實和科學上來，必須在堅實的基礎之上，構建中國勞動教養法治、民主與人權事業發展的高樓大廈，這是完成歷史賦予當代勞動教養立法使命的唯一選擇。

二、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和支撐

從中國社會民主、法治與人權保護發展的當代進程等角度考察，勞動教養可以說是一塊尚待開墾的處女地，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因此，這一領域在立法與司法、理論與實踐等方面都沒有形成比較集中的問題和對這些問題分歧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研究，需要以勞動教養立法為主線，以這一問題內在的理論邏輯為支柱，以立法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為顯象，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共同指向和解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

根據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本身的特點和需要，研究勞動教養立法的基礎和支撐，首先是夯實勞動教養立法的“四大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法治化、法理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憲法或憲政――制度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實體法支柱；勞動教養立法的程序法支柱。在上述“四大支柱”的堅實基礎上，進一步具體設計和論證勞動教養處罰的體系、內容、司法程序和具體的管理與執行制度，以及勞動教養立法中的相關制度和措施的一體化問題。上述兩個方面研究的目標和結果便是形成勞動教養立法的專家草案及其理論注釋。勞動教養立法基礎研究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勞動教養法治化建構的基本框架

這一問題的研究是要從總體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做出基本理論的框架，研究和解決勞動教養在當代中國社會民主、法治與人權保護等方面的發展所處性質和地位，即首先給勞動教養定性和定位。其次，論證勞動教養在中國法治建設和法律體系及司法體制中的恰當位置和角色。第三，從實體法、程序法和司法組織等方面進一步論證勞動教養立法體系的基本結構。這一問題的研究實際上是整個勞

動教養立法的基本理論假設，在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中是一個統領的綜合性部分，著重從法理的角度，從中國的立法進程和發展趨勢出發，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進行論證和界定，從而為勞動教養立法提供法理上的法治化支撐。

（二）勞動教養中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和限制

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憲法和人權保護的角度，論證中國社會在民主與法治化進程中對公民權利的設定和規制。從“國家、社會、公民個人”關系的角度，分析中國市民社會的發育及其與憲政制度的內在關聯，進而論證市民社會民主體制下，憲政對公民權利的設定和人權保護的基本機制，以及國家對公權和私權的設定與規制的科學原理，即在什么范圍、通過什么形式或程序，可以對公民權利進行何種的法律調整和限制。特別是要解決行政權與公民權利尤其是公民人身權利之間的關系，從度上和質上對二者進行嚴格而合理的界定。總括而言，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是從憲法或憲政的角度，著重解決勞動教養立法的制度設計，從而為整個勞動教養立法提供憲法上的制度支撐。

（三）勞動教養罰的體系設計與論證――行政罰、刑事罰、治安罰：沖突與協調

這一問題的研究是在上一部分的基礎上，進一步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的體系。著重解決的問題是，勞動教養應當是一種行政罰，還是刑事罰，或者在行政罰與刑事罰之間是否還可以合理地存在另一種性質的處罰比如“治安罰”等。這里需要對勞動教養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歷史進程進行系統、深入的考察，把握勞動教養在中國社會管理和治理中的角色。同時，需要對國外與勞動教養相關或類似的問題系統考察并進行比較研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保安處分和替刑措施等問題，從而尋求和借鑒適合中國勞動教養的內容、方式和程序。

上述問題研究的結果必然牽扯到勞動教養置于中國法律體系特別是刑事法律體系后與已有法律的沖突與協調問題。比如：如果是行政罰，那么與當前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訴訟法以及整個行政法律體系的沖突與協調；而如果按照另一種假設――屬于刑事罰，那么，則涉及與中國刑（事）罰體系的沖突，及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沖突和協調。而如果在充分的實證調查和理論研究之后，選擇了勞動教養應當屬于“治安罰”的“第三條道路”，那么，在中國的立法體系中，特別是社會管理的處罰體系中，治安罰與行政罰、刑事罰在性質、地位、作用及體例上又如何銜接和協調；中國社會和法律體系如何科學合理地對犯罪化的范圍進行界定，在可能的法定犯罪化的擴大和治罪的法治化之間如何協調和選擇等等。但是，應當看到，勞動教養罰作為與刑罰體系銜接的一種處罰，其性質應當是較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中的處罰為輕的，盡管它在期限上勢必高于現行的短期徒刑，但在法律后果、處罰的內容即對當事人權益剝奪和限制的內容與范圍以及執行的方式等方面，都與現行實際上是對重罪的刑罰有著原則的區別。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勞動教養罰具體的設計與論證中一并研究和解決的。無論如何，勞動教養罰的法治化，都必然給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帶來沖突和創新。這是勞動教養立法在立法體系上必然面臨而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點、重點和突破點。在解決了勞動教養罰的定性、定位及其與已有法律的沖突和協調等問題之后，還需要進一步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罰自身的體系、適用條件等屬于刑事實體法方面的問題。這是勞動教養立法的實體法支撐。

（四）勞動教養司法程序設計與論證

我們認為，勞動教養罰無論如何定性、定位，其對公民權利的限制都必須經過一定的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勞動教養罰應當屬于刑事罰的研究假設，則必須經過嚴格的刑事司法程序；如果按照勞動教養應當屬于“治安罰”的研究假設，那么，在性質上，我們認為它仍然應當屬于刑事罰的性質，但在適用程序上則可以采取專門的“治安罰”的程序。同時，不論這種程序的具體設計如何，但最核心的司法性質和意義是不可突破的最后底線：即這種“治安罰”的裁量或決定機關只能是司法裁判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相應的司法體制改革中，可以通過設立“治安法庭”或者“刑二庭”、“刑三庭”的方式，實現勞動教養司法裁判的專門化，使公民權利不僅在“程序前”和“程序中”得到保護，而且在“程序中”和“程序后”，都能夠具有通過律師援助、聽證、申辯、審判、上訴或復議等相應的司法救助的可能和條件。程序的公正、公開、合法與科學，是勞動教養立法中面臨的一個具有根本性和保障意義的重大問題。因此，在整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研究中，必須解決勞動教養的程序設計問題，這是整個問題研究的程序法支撐。

程序和實體是現行勞動教養及相關的其他制度與措施遇到的兩個根本性的困難和挑戰，是勞動教養立法中需要著力解決的兩個基礎性核心問題。

（五）勞動教養立法中的一體化問題

這一部分主要是解決將目前勞動教養之外的其他相關行政處罰或強制措施納入統一的法律調整，實現法治化和法治統一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強制戒毒、婦女教養（強制治療）收容教育和工讀學校等。實際上，雖然在現實的中國司法或行政的體系中，勞動教養具有與這些事務并不完全相同的情況和特點，但在中國社會法治化和民主化及人權保護事業的發展進程中，它們之間的聯系更為突出，所以將它們一并納入勞動教養立法的視野中進行研究，也就是將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和限制都根置于民主與法治的框架和機制之下，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勞動教養立法中的一體化支撐。

從中國現有的法律體系特別是社會治安管理及其處罰體系來看，勞動教養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的輕罪處罰問題。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犯罪觀念的沉重，加之現行刑法中的犯罪定義實際上加入了很多定量或者情節因素的規定，刑法中給予處罰的實屬“重罪”的范圍，對于輕罪和其他違法行為則是在“犯罪化”和“刑罰化”的視野之外進行處置。這種方式遇到了前文所述在實體上和程序上的雙重挑戰，法治化受到了根本的威脅。因為，對這些處罰對象的權利特別是人身權利的限制和剝奪，依行政權而不經審判和司法程序是從根本上違背法治和人權規則的。而如果依法治原則，那么，就意味著中國法定“犯罪化”和“刑罰化”的擴大，就會面臨更多的人會受到被定義為犯罪之累的現實威脅。在上述法治化和人權保障與犯罪化擴大的價值沖突之中，我們面臨著必須做出的二難選擇。我們選擇了法治化與人權保障，也就是在勞動教養立法中，應當將現存的強制戒毒、強制治療、收容教育等實質上與勞動教養并無根本區別的相關制度和措施，都統一地納入輕罪處罰的法律調整中，通過勞動教養立法，全面解決中國社會公民的人身權利，非經審判和司法程序不受剝奪和限制的問題，從立法上、制度上不再給行政權可能對公民私權和人權施加的侵害留下余地。當然，在對這些處罰進行統一的輕罪治安罰規范的同時，必須從適用的對象、處罰的內容、法律后果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這種法定犯罪化給當事人可能造成的影響，盡量降低這些處罰的社會成本和制度成本。

（六）勞動教養的具體管理和執行制度

這是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中的基本問題之一。在前述研究基礎的框架下，具體地設計與論證勞動教養的管理和執行制度，包括對勞動教養人員的處遇、管理、勞動、教育、生活、衛生、醫療等方面的內容，從接收到期滿解除（釋放）以及延期或減期等變更執行的程序、方式及其法律監督等。這是解決整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實踐支撐。

勞動教養立法的創制，在管理和執行制

度方面，如同它在實體上和程序上具有的創新性一樣，作為中國的輕罪處罰，它在性質和程度，即對公民權利剝奪或者限制的范圍和內容上，都應當是較現行刑罰體系中的輕刑為輕的。所以，這決定了這種處罰應當是低于剝奪人身自由程序的，在立法創立的這種新的處罰制度中，對處罰對象處遇的基本形式應當是社會化或開放式的。但是，如何建立這種全新的管理和執行機制，則是勞動教養立法必須解決的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面臨的主要任務

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應當包括：

(1)圍繞勞教立法，從相關角度考察、研究中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把握勞教立法的社會條件；

(2)從理論上對勞動教養立法進行相關的基礎性研究，并形成階段性成果，包括研究論文、研究報告和論著等，為勞教立法作好思想的和理論的準備；

(3)根據勞教立法的需要，對中國勞動教養及治安處罰、工讀學校等進行全面、系統和深入的調查研究，為勞教立法作好實踐基礎的準備；

(4)對國外的相關立法和司法領域進行考察，并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形成對中國具有借鑒意義的成果，為勞教立法作好國外經驗的準備；

(5)綜合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法〉（草案）及注釋》（專家組），送交立法機關和有關部門，直接作為立法的參考，為勞教立法作好法典起草的準備。在法典專家草案中，附有對每一個條文的理論說明和注釋。說明的內容主要是從理論和實踐的、立法和司法的、中外比較的、以及歷史與發展的等角度，形成對條文全方位、多視角、立體式的有力支撐。從根本上支持法典草案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提高科學研究的效益。

綜上，我認為，在勞動教養立法上述5項主要任務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在勞動教養立法所必需的“四大支柱”沒有基本確立之前，勞動教養法典草案的起草和法典的出臺便不具備起碼的科學基礎和現實條件，也不具備起碼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司法體制的組織準備和實踐準備。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當務之急就是組織和集中有關專家，圍繞勞動教養立法的課題集體攻關，走科學的勞動教養立法之路，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否則，違背了規律與客觀，結果只能是欲速則不達，事與愿違。

篇七：論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論勞動教養立法的基本形勢

從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順利、健康發展的立意出發，本文專門就有關勞動教養立法工作進程的幾個基本問題，應當說是比較基礎、邊緣和綜合的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對這幾個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是實現勞動教養立法科學化的基礎和前提。

我對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基本形勢的認識可以簡括為“四個歷史必然性”：

（一）中國勞動教養獨特存在的歷史必然性

中國的勞動教養產生、存在和發展于中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功過是非”無需專門和過多的評價，簡單地講，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在至今確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現在困擾勞動教養的法治和人權兩大難題，在勞動教養產生時代的中國社會普遍地還沒有形成為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政府的行政權和司法權也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行政權的范圍和規則也都沒有明確、嚴格的規制。這是勞動教養問題與監獄行刑問題的最大區別，也是勞動教養立法遲遲難以出臺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我認為，今天進行勞動教養立法時，從實際的意義上講，無需過度地對現實的勞動教養進行這種“回頭看”式的價值層面的分析和評判，而只需從現實的要求和發展的趨勢出發即可。

（二）中國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基于同樣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幾乎與當時的勞動改造立法同步，勞動教養立法問題也被歷史性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這個時代不僅僅是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真正的歷史性變革。法制和法治成為社會生活普遍的基本規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人們尚欠清晰的理念中特別是在與勞動改造結合的意義上，提出勞動教養立法問題是必然的。但出乎人們預料的是，正是在進行這種勞動教養立法的努力中，才逐步發現了勞動教養與監獄問題的根本不同。政府權力的規制、公民自由和權利的確認以及勞動教養的司法化建構等，都是監獄立法不曾遭遇的十分復雜的問題。

（三）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歷史必然性

我們對勞動教養立法現狀的基本認識是，在過去15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社會不具備出臺勞動教養法的條件，勞動教養立法的時機發育尚不成熟。至少我們現在還難于形成對勞動教養立法問題的科學認識，今天的勞動教養立法應當從零開始，從科學性的而不是工作性和事務性的調查研究開始。因為，目前在缺乏必要論證和準備的條件下，直接從事勞動教養法典起草的立法工作的社會條件、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都是不充分的。

首先，勞動教養立法與國家的體制即憲法規定的國家與公民和個人的關系有關、與政府的行政權力有關、與國家的司法程序有關、與國家的司法體制特別是刑事司法體制有關。因此，必須基于對中國社會結構、政治經濟形勢和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正確認識，才能真正把握勞動教養立法的要領。上述客觀情況實際上對勞動教養立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離開了對這一社會條件的科學而深刻的分析，勞動教養立法就只能是就事論事，只見樹木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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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構建勞動教養的司法審查機制

構建勞動教養的司法審查機制

勞動教養是我國特有的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質疑勞動教養制度的合理性，并就此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建議和方案，但學者們的改造思路多是從實體法的角度即刑罰體系的角度考慮勞動教養制度的配置，或者將勞動教養歸屬于一種刑罰措施，或者將勞動教養定位為保安處分。顯然，這仍然是一種“重實體、輕程序”的理論進路。實際上，考察勞動教養制度的機理缺陷，不僅體現在實體層面上的性質歸屬不清，而且表現在程序設計上司法審查機制的.缺位，因此，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需要從實體層面上厘請勞動教養的性質，而且需要從程序層面對勞動教養的適用程序予以規范和重構。我們認為，勞動教養作為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從程序法的角度說，不管是將勞動教養定位為刑罰措施，還是保安處分措施，關鍵的是必須對勞動教養的實施貫徹司法審查原則，即必須由法院經過審查后才能作出勞動教養的決定。

一、透析現行勞教制度的缺陷

作為我國特有的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勞動教養制度誕生之初，主要是為應付反革命案件而設。根據195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公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動教養是對于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www.tmdps.cn－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勞動教養制度設立之初，對于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勞動教養制度逐漸演變為一種懲戒和改造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常習犯”的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同時，勞動教養對被勞教人員的人身自由的強制性也越來越大，遠遠超出了其作為一項行政性措施所需的限度，而且其適用程序也越來越簡化而缺乏有效的監督。總之，在現行勞動教養制度下，被勞教人員的地位趨于惡化、其權利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于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開始普遍反思勞動教養制度的合理性。

從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現行司法體制中的運行效應來看，已經展現出了以下兩個機理缺陷：

一是在實體層面上，勞動教養的性質歸屬不清。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明確宣稱：“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行政處罰。”而且在實踐中，頒布有關勞動教養方面的法規、規章的多是行政機關。因此，勞動教養似乎應當是一項行政處罰措施。但是，勞動教養性質中的行政性與勞動教養的現實所反映出的勞動教養性質的應然性相去甚遠。從勞動教養對人身自由的強制性程度來看，它遠遠超越了行政處分的范疇，而與刑罰大同小異，甚至比刑罰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頒行的《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得延長一年。從這一規定來看，勞動教養對被勞教人員的人身自由的剝奪最高可達三年，這就使勞動教養在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限上甚至比管制、拘役、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罰措施更長，而且兩者在人身強制性的嚴厲程度上并無明顯差別，這些特征使得勞動教養實際上很難同刑罰措施區分開來。也正因為此，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司法悖論：比如一些被勞教人員寧愿就重（刑罰）避輕（勞動教養），或罪行重者（主犯）處罰輕（拘役），罪行輕者（從犯）處罰反而重（勞動教養3年）；或作一次違法行為，處罰重（勞動教養3年），在勞動教養期間逃跑再犯罪，處罰反而輕（有期徒刑，可能較之作一次違法行為提前獲得人身自由）。

二是在程序層面上，勞動教養的采用缺乏法院的司法審查。根據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將勞動教養的審批權限確定為：由省、市、自治區、和大中城市的民政、公安、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批準。但在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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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著裝管理規定

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著裝管理條例

第一條 為加強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隊伍正規化建設,規范人民警察著裝行為,樹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結合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隊伍的實際，特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監獄勞動教養人民警察(以下簡稱人民警察)，按照規定穿著全國統一的制式服裝。

新錄用或調入的人民警察必須經省(區、市)司法廳(局)政治部警務部門培訓合格后,方可著裝。

第三條 下列人民警察工作時間必須著裝：

(一)監獄、勞教單位的人民警察;

(二)警察專業技術單位的人民警察;

(三)到下級單位調研、檢查工作的上級機關人民警察;

(四)警車駕駛員;

(五)經省(區、市)司法廳(局)批準著裝的其他有關人員。

第四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按照規定配套穿著：

(一)執勤、訓練、勞動、搶險救災、處置突發性事件、執行追捕等任務時，通常著執勤服。其他場合通常著常服，也可以著執勤服。

(二)著常服時，內著襯衣，扎系制式領帶。外著制式襯衣時，襯衣下擺扎于褲腰內，并扎系制式腰帶。著長袖襯衣時，扎系制式領帶。著短袖襯衣時，不扎系領帶。

三級警監以上警銜的人民警察，著白色襯衣、扎系深藍色領帶;一級警督以下警銜的人民警察，著鐵色襯衣、扎系淺灰色領帶。

(三)著多功能服附內膽時，內著襯衣、冬常服。不附內膽時，內著襯衣、春秋常服。

(四)著常服時,佩帶硬肩章。著作訓服或者外著制式襯衣時，佩帶扣式軟肩章。著多功能服時，佩帶套式軟肩章。

(五)除工作需要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外，應當著制式皮鞋、膠鞋。

(六)參加授銜、宣誓、閱警等重大儀式或者外事活動時的著裝，按照主管(主辦)單位規定執行。

第五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除在辦公區、宿舍內或者其他不宜戴警帽的情形外，應當戴警帽。

(一)著常服、多功能服或者外著制式襯衣時，男人民警察戴大檐帽，女人民警察戴翻檐帽。著執勤服時，戴警便帽。

(二)戴大檐帽、翻檐帽、警便帽時，帽檐前緣應當與眉齊高。大檐帽飾帶應當并攏，并保持水平。戴冬帽時，護腦下緣應當距眉一至三指。

(三)進入室內時，通常脫帽并將其掛在衣帽鉤上(帽徽朝下);無衣帽鉤時立姿可以將警帽用左手托夾于左腋下(帽頂向體外側，帽徽朝前)坐姿可以將警帽置于桌(臺)前沿左側或者用左手托放于左側膝上(帽頂向上，帽徽朝前)。

在宿舍內時，警帽應當統一放置在衣帽架或者床鋪被褥上。

(四)駕駛或者乘坐警用摩托車時，必須戴警用頭盔。

第六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應當按照規定綴釘、佩帶警銜標志、警號、胸徽、帽徽、領花、臂章等。警號佩帶于外衣左胸處，胸徽佩帶于外衣右胸處，臂章佩帶于外衣左臂處。不得佩帶其他與人民警察身份或者執行公務無關的標志。

第七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嚴格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警服和便服混穿;

(二)不得歪戴警帽，不得披衣、敞懷、挽袖、卷褲腿。常服內著毛衣(衫)或者襯衣，內著內衣時，毛衣(衫)、內衣不得外露;

(三)不得在外露的腰帶上系掛鑰匙或者飾物;

(四)不得赤腳穿鞋或者赤足。男人民警察鞋跟不得高于3厘米，女人民警察鞋跟不得高于4厘米;

(五)不得系扎圍巾，不得染指甲、留長指甲，不得染彩發、化濃妝、戴首飾;

(六)男人民警察不得留長發、大鬢角、卷發(自然卷除外)、剃光頭或者蓄胡須，女人民警察發辮不得過肩;

(七)除工作需要或者眼部有嚴重傷疾外，不得戴有色眼鏡。

第八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應當舉止文明。不得邊走邊吃東西、扇扇子;不得背手、袖手、插兜、搭肩、挽臂、攬腰;不得嬉笑打鬧、高聲喧嘩;不得席地倒臥等有損人民警察形象的不文明舉止。

第九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非因工作需要，不得進入營業性娛樂場所。不得在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除參加重大禮儀性活動需要外，不得在公共場所飲酒，在任何情況下嚴禁酗酒。

第十條 人民警察著裝時，必須隨身攜帶由司法部統一監制的警官證。

第十一條 人民警察著裝執行公務時，應當按照規定攜帶必要的警械裝備。

第十二條 兩名以上人民警察著裝外出時，應當兩人成行、三人成列，威嚴有序。

第十三條 人民警察必須愛護和妥善保管警服、警銜標志、警號、胸徽、帽徽、領花、臂章、警官證等，不得變賣、出租、抵押、偽造、變造或者擅自拆改，不得贈送、轉借給非人民警察，警官證如有遺失，本人要及時向警務管理部門報告，由警務部門按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人民警察季節換裝的時間由各省(區、市)司法廳(局)規定。

第十五條 人民警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著裝：

(一)非工作時間;

(二)女人民警察懷孕后體型發生顯著變化的;

(三)因涉嫌違法違紀被停止執行職務、接受審查的;

(四)辭職、辭退、開除公職的;

(五)其他不宜或者不需要著裝的。

第十六條 退(離)休人員、調離非人民警察崗位的人員不得著裝。

第十七條 對違反本規定的人民警察，由所在單位或上級機關警務管理部門進行糾察和處理：

(一)情節輕微的，當場進行批評教育和糾正;

(二)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扣留其證件，并向其所在單位開具《違反警容風紀通知單》，必要時，帶離現場進行教育。

第十八條 違規者所在單位收到《違反警容風紀通知單》后，視情節輕重，按警務管理部門有關規定進行嚴肅處理。

第十九條 各單位要加強警容風紀的教育和管理，每年十一月作為警容風紀檢查月。對模范遵守警容風紀規定的單位和個人，要及時予以表彰，并作為年終評比的重要依據之一。要及時通報檢查情況。

第二十條 司法行政系統其他按規定評定授予人民警察警銜人員的著裝參照本規定執行。

第二十一條 本規定由司法部負責解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自發布之日起施行。凡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準。

篇十：論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

論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

摘 要：

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是對行為人予以處置的法律基礎，社會危害性屬于行為的范疇，而人身危險性屬于行為人的范疇。社會危害性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決定因素，而人身危險性是影響法官裁決結果的一個或然因素，與社會危害性相比，其只對量刑發生次要作用。勞動教養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其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的原因，其法理依據薄弱，法律地位不明。將勞動教養化解到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中，以非刑罰處罰和保安處分措施予以代替，符合法律發展的邏輯。

關鍵詞：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勞動教養；保安處分

中圖分類號：

DF3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2.12

引言

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有密切的關系，是以犯罪行為為中介發生的。刑法理論研討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行為對于某一社會形態中各種利益以及整體利益的危害的特征，即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人身危險性是行為人在將來實施犯罪的傾向性和可能性。從刑法發展的進程來看，刑法理論是依循兩個主要觀念進展的：強調社會危害性，重視報應之刑；強調人身危險性，重視教育之刑。社會危害性是犯罪行為的不良社會后果，犯罪行為自身又是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一種現實表現。

事實上，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之間關系的平衡是文明刑法的重要標準。一般而言，對于罪犯或者嚴重違法者的處置是以社會危害性為基礎，以人身危險性為補充的。在法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懲罰的目的在于報應和預防功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在我國，勞動教養制度將勞教對象的人身危險性不當擴張，打破了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之間和諧的關系，因而出現種種缺陷。

一、游走于報應和預防之間：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

在刑法學界，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自身所具有的本質決定了它們在犯罪人處置過程中應發揮不同的作用，對犯罪人的處置是以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深入探究為理論前提的。但是，在對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研討過程中會出現以下理論困境：首先，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行為人具有較小的人身危險性，對于該行為人的處理模式問題；其次，行為人實施了較輕的犯罪，但其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如何處理該行為人的問題；最后，行為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但其具有較大的人身危險性，如何解決此種類型行為的問題。

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基于對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法律思辨，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決定因素是社會危害性程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實施了犯罪行為是其接受刑事處罰的前提條件，根據罪重罪輕即對危害后果予以衡量，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處理結果。在司法判決中，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也是影響法官裁決結果的一個或然因素，與社會危害性相比，人身危險性并不影響定罪，只對量刑發生一定作用。第一種理論困惑是對具有較小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的處置問題，按照傳統的觀點，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從輕處罰；第二種理論困惑是對具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輕微犯罪人的處置問題，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從重處罰；第三種理論困惑是對沒有犯罪但又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違法者的處置問題，根據我國的法律可以對其予以勞動教養。這幾種理論困境得以解決的前提是明確人身危險性在整個法律系統中的地位，其中只有第三種理論困境是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予以法律制裁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但是，在犯罪概念中，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是沒有法律地位的；在定罪過程中，人身危險性不是定罪的依據，影響犯罪是否成立的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在量刑過程中，人身危險性是法官考慮的或然因素，相對于社會危害性，其作用是有限的。第三種理論困境將人身危險性作為對行為人予以處置的重要標準，有很大的法律風險，即對社會而言可能會導致隨意處刑、踐踏人權的結果，對個人而言可能無罪施刑、輕罪重判。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勞動教養制度就是這一困境的司法體現。根據我國有關規定，勞動教養適用于兩大類人，包括嚴重違反社會治安管理，屢教不改，適用治安管理處罰不足以懲戒的；輕微犯罪，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不明，但其可以剝奪行為人最長四年的人身自由，其理論基礎源于行為人較強的人身危險性，這為勞動教養制度的合憲性和合法性埋下了隱患。

任何嚴峻的刑罰都是不合法的[1]，刑罰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改造罪犯，行刑實際上是逐漸消除人身危險性的過程，也是逐漸實現個別預防的過程。罪刑相適應理論、犯罪報應論即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為基礎，社會危害性對刑事責任的大小、刑罰的輕重起著重大作用，決定著刑事責任的有無。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只能影響量刑，而不能決定罪之有無。但如果忽視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僅強調社會危害性，則會在報應犯罪的過程中有所偏頗，忽略預防犯罪功能的存在。人身危險性作為一種犯罪傾向，在刑罰理論中與刑罰個別化思想有密切的關系。個別化思想以人身危險性作為對犯罪人予以懲罰的依據，體現了對不同犯罪人區別對待的思想，以及刑罰的適用同每個罪犯所需的限度相適應的理念，使刑罰的適用更加高效合理，最終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犯罪人再次犯罪。但是，個別化思想忽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只依托行為人的再犯可能性，導致國家侵害公民人權的風險增大。

二、勞動教養制度的緣起：人身危險性的不當擴張

我國刑法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應當根據犯罪人的社會危害性，并結合其人身危險性大小，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定罪處罰。學者們對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關系形成了相對統一的觀點。當然，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在刑事立法、適用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變的，兩者的關系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隨著法律文明的進步，法學界逐漸重視人身危險性對刑事處罰的影響，尤其在一些西方國家，一些具有較小人身危險性的犯罪人獲得較大幅度的寬恕，人身危險性在刑法理論中的地位逐漸提升，對法官的量刑產生更多的影響，“在凡是可以實行寬大的地方實行寬大，也是自然法的要求”[2]，這種傾向是刑法人道思想和恢復性司法理論的產物。無論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法律地位如何提升，對行為人予以各種法律制裁的最重要因素還是社會危害性，因此，基于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在受到越來越強烈的質疑。勞動教養在中國的法律歸宿一直是文明法治理念所追問的問題。全國人大正在起草的《違法行為社區矯治法》或許是化解勞動教養法律缺陷的一種途徑。勞動教養需要法律人的再度審視，澄清其所具有的法律品性，將其化解于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中。

勞動教養是1957年我國為加強人民政權采取的一種法律制度。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勞動教養制度從鞏固政權的需要轉化為維持社會治安的需要。1991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人權的狀況》中宣稱勞動教養是一種行政處罰措施。但是，于1996年通過的《行政處罰法》未將勞動教養納入行政處罰體系中，勞動教養的法律性質一直未有定論。勞動教養制度不斷擴充，成為廣泛、頻繁適用的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僅憑國務院和公安部的幾個法律文件，就可以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四年之久，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的適用是缺少法律依據的。隨著法治文明的進步，勞動教養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備受批評。

勞動教養成為解決違法犯罪問題的重要制度，因此，勞動教養廣泛適用，勞動教養適用對象不斷地擴充。各個地區、各級部門都將勞動教養作為控制社會治安形勢的有效手段。國務院公布或轉發的行政法規也擴大了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甚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也不斷擴充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

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適用對象某種程度上是重合的，有時甚至規定在同一部法律的同一條款之中，都要求行為“構成犯罪，尚不夠刑事處罰”，勞動教養的期限是1至3年，必要時延長至4年，而行政處罰中行政拘留時間為1到15日，二者剝奪人身自由的時限差距巨大。勞動教養剝奪自由的時間甚至高過一些刑罰方法，例如管制、拘役以及3年以下有期徒刑。總體而言，勞動教養既適用于行政違法行為又適用于輕微刑事犯罪行為，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共同作為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可見，受到勞動教養制裁的相對人社會危害性都不大，有些僅僅是違法治安管理法規的行為，但基于其違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較大的人身危險性，為避免其繼續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立法者對勞動教養相對人剝奪其較長時間的自由，有特殊預防之義。

三、勞動教養制度的缺陷：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失衡

勞動教養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不少缺陷，這源于勞動教養制度并沒有扎實的法律基礎，因而，適用勞動教養的各個環節均容易出現問題。首先，勞動教養制度缺乏適用的程序規定，對于立案偵查、調查取證、追訴時效、傳喚訊問以及辦案期限等勞教案件的法定辦案程序都沒有嚴謹、詳細的規定。其次，勞動教養期限較長且無具體適用標準，依照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第3條的相關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是1至3年，必要時延長至4年。勞動教養雖然規定了籠統的期限，但對于何種情況應該從重、從輕處罰都未作詳細規定，對于具體的違法犯罪行為究竟應當決定適用多長的期限也不明確。再次，勞動教養的法律監督機制并不健全，勞動教養的執行和監督主體是同一的，當被勞動教養的人對勞動教養決定不服時，可以要求審批機關即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組織復查，而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又是勞動教養的執法主體，可見，這種監督機制的存在有名無實。

勞動教養制度影響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在國際上也多受詬病，因此，法學界的學者們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審視，試圖尋求更加完善的解決思路。基于對勞動教養性質的不同理解，在具體如何改造上，學者們存在較大分歧。第一種觀點主張改變勞動教養的決定程序，適用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予以決定，認為勞教制度是介于治安處罰和刑罰中間的一種處罰制度，對于一些違法不斷，危害嚴重，卻不夠入罪的行為，需要勞動教養予以制裁。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相應地調整兩部法律，降低刑法的“門檻”，以輕罪的方式吸納以往不夠刑事處分的盜竊、詐騙等違法行為，將勞動教養的各種處罰措施“分散”到刑法和治安處罰法中。第三種觀點認為治安處罰法和刑法之間已經實行了“無縫連接”，因此，我國應規定類似于其他國家“保安處分”的法律。這幾種觀點都有不足，第一種觀點很難操作，勞動教養實體規定彼此矛盾、交錯混亂、可操作性差，在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都不適合受理勞動教養案件，這將導致勞動教養案件無法操作。第二種觀點將勞動教養分化到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中，并降低刑法的'門檻容易導致刑法的泛化，犯罪化的幅度過大。第三種觀點是將勞動教養全部納入保安處分體系中也不全面。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觀由報應刑論向教育刑論轉化的結果，保安處分就其字面意義看，它含有為了確保社會和行為者本人安寧而行處分之實[3]。在客觀方面，被適用保安處分的人必須實施了犯罪行為或者至少實施違法行為[4]。保安處分分為刑法和行政法兩類，將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納入保安處分中與保安處分的實質功能相脫節。

四、勞動教養制度的重塑：化解于以社會危害性為基石的刑法體系中

勞動教養制度的重塑是我國法律面臨的重要挑戰，對學術界各種觀點進行融通最能接近勞動教養制度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即將勞動教養制度分解到我國非刑罰化和保安處分的實現方式中，依此，將勞動教養融入到我國的刑法體系中，實現法律的文明。勞動教養制度的適用范圍大體上包括兩種類型，即嚴重違反社會治安管理，屢教不改，適用治安管理處罰不足以懲戒的；輕微犯罪，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事實上，勞動教養制度所制裁的對象與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是重合的。

單純宣告有罪和非刑罰處罰是我國實現刑事制裁的途徑，其中，非刑罰處罰的適用對象與勞動教養制度適用的部分對象范圍一致，都是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人。基于我國《刑法》第37條的相關內容，適用非刑罰處罰必須具備下列條件：首先，犯罪人實施了輕微犯罪是適用非刑罰處罰的前提要素，對于情節輕微、顯著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是不能適用非刑罰處罰的；其次，針對犯罪人的情況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依照法律對其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再次，對犯罪人免予刑事處罰后，不是一放了之，需要給予其適當處置。在勞動教養制度所能適用的對象范圍內，非刑罰處罰與勞動教養制度的第二種適用對象重合，都要求犯罪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為其適用的法定條件。對于免于刑罰的輕微犯罪人既可以運用非刑罰處罰進行處理，也可以運用爭議較多的勞動教養予以處置。可見，針對相同情形的犯罪行為的處置方式是孑然不同的。澄清非刑罰處罰與勞動教養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追究勞動教養制度法律歸宿的途徑。作為我國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非刑罰處罰與單純宣告有罪、刑罰共同實現刑法防衛社會的目的，勞動教養制度失去了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可能性，因為，無論從制度理念上還是具體實現方式上，勞動教養所倡導的以勞動的方式達到教育和改造目的的優越性并不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一直保持。同時，勞動教養制度的實踐與刑罰和非刑罰處罰的具體實現方式相比無論從程序還是實體上都有較多缺陷。因而，對于符合勞動教養適用條件的罪行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那部分人的處置是可以運用非刑罰處罰來代替的。勞動教養制度適用的又一領域是對于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人予以處置。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違反治安管理的一般違法行為，可以運用罰款和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手段進行處理，對于一部分違反治安管理，但又屢教不改的人因其潛在的人身危險性強化了其再犯可能性，因而被處以勞動教養進行規制。有學者主張將勞動教養作為我國的保安處分措施，納入刑法體系，這種觀點是需要謹慎論證的。在我國，保安處分包括刑法上的保安處分和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兩種情形，可以適用我國《刑法》規定的保安處分措施的行為具體包括：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無刑事責任能力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或者有特定人身危險性的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針對這些人，可以適用的保安處分主要有收容教養、強制治療和沒收財物等，這些措施被限定在刑事法律范圍內，不具有行政性質，因此，作為刑法上的保安處分體現在《刑法》的具體規定中。我國的保安處分目前尚處于發展階段，保安處分不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方法，與是否承擔刑事責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它與承擔刑事責任的各種制裁手段互相補充。我國刑法體系中，刑罰并非是犯罪的唯一法律后果，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與刑罰共同實現著刑法的目標。我國刑法的基本目標是懲罰與預防，保安處分制度的建立對我國法律體系產生了重要意義，我國的保安處分以因人施治和事前積極預防的刑法理念避免了刑罰和非刑罰處罰、單純宣告有罪在犯罪后才予以補救的局限。

保安處分也是依據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予以處置的措施，但總體而言，保安處分的具體手段都避免較長時間剝奪人身自由，只是在某些方面控制相對人的部分自由，例如禁止駕駛。當然，在特定情形下，保安處分才針對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在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對人身自由予以剝奪，例如收容教養。作為承擔刑事責任方式的刑罰、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與刑法中的保安處分措施根據其不同的法律性質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發揮著各自的功能。刑法中的保安處分作為我國刑事制裁體系的補充，以化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為其目標，與刑罰、非刑罰處罰和單純宣告有罪共同成為我國刑法針對犯罪的反應方式。但是，由于勞動教養是針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人適用，與刑法中保安處分適用對象不同，因此，勞動教養并不能由刑法中的保安處分予以代替。

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措施是對行政違法行為采取的各種預防再犯的手段，體現于我國各種具體行政法律規范中，包括強制治療、強制禁戒、禁止駕駛和禁止執業等。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勞動教養針對具有較大人身危險性的行政違法者予以適用，可以說，勞動教養與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在適用對象方面具有一致性，用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代替勞動教養具有片面合理性，但在現實中，運用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措施代替勞動教養存在一定的難度，涉及勞動教養的監督機制和勞動教養期限的縮減、勞動教養審批程序的重新規范等等方面的重新考量，這就需要對行政法上的保安處分進行全方位的調整，與勞動教養的本意相契合，實現法治的進步，并最終運用我國法律發展的先進成果解決勞動教養的法律歸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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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egal Analysis of Its Social Hazard an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DU Xuejing1，2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2.Fengxian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Shanghai 201400，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hazard an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are the legal base on which an actor is judged.Social hazar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behavior，but personal dangerousnes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actor.The social hazard is the determining factor for man to undertak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but the personal dangerousness is a probable factor to affect the result of the trial.Comparing with the social hazard，the personal dangerousness only plays a secondary role to the discretion of punishment.The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deprives a man’s personal freedom for a long time in case of personal dangerousness.Its legal theory is not well grounded，and its legal status is unclear.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hall be assimilated into the current law system of China，which conforms to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law，namely，replacing the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by depenalization punishment and security measures.Key Words： social hazard； personal dangerousness； education through labor； security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