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doc555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軍國主義擴張道路,對鄰近國家和民族發動了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學術界往往從政治、經濟、軍事角度分析日本對外侵略的原因，對日本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對戰爭的影響分析論述不足。本文試從日本文化角度分析日本在近代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原因。

一、文化與戰爭的關系

戰爭是人類共同體之間圍繞生存為核心的各種具體利益，有目的、有組織、動用一切共同體社會內外資源，以暴力方式堅持自己意志，并將這種意志強加于沖突對方的行為。因此可以說：戰爭是人類暴力行為的最高表現形式，戰爭是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我們的先人也早已悟到這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不僅是歷史主題，也是國家的主題。所以，研究歷史必須研究戰爭，而戰爭背后的歷史文化現象更值得人們關注。

要徹底了解一種文明、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深入考察其在戰爭中行為，考察其中一切與戰爭有著直接、間接關系的事物。具體到戰爭中的是非觀念、生死觀念、道德觀念、參加戰爭的目地、以及在戰爭中的表現等等，許多重要的文化特征和秘密都隱藏在戰爭行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戰爭狀態下才顯現出來。一定程度上，戰爭目的、戰爭行為、對待戰爭的態度以及對戰爭本身的思考也是判別文化優劣、探析民族文化本質的試金石，是分析一個民族文化選擇時必須優先考慮的因素。

文化是民族產生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即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為不同的文化形態。戰爭與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策動戰爭的最終目的在于經濟利益，這樣他又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作后盾。毋容置疑，政治、經濟、軍事因素是侵略戰爭的靈魂支柱和動力機制。但是戰爭中人們的階級立場、對待戰爭的情緒態度、進行戰爭的動機目的、在戰爭中的表現行為卻源于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特別是民族傳統文化潛移默化、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說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除了政治、經濟因素外，還有文化的因素、文化的背景、文化的選擇。

二、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文化因素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強國發展之路，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發動對亞洲特別是中國的侵略戰爭，從日本軍國主義先是吞并中國藩屬國琉球，侵略朝鮮半島，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到加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從1904年在中國東北發起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期間，強占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拋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從阻撓國民革命政府北伐；到 “九一八”事變揭開日本軍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野心，隨后它占領東三省，建“偽滿洲國”，開啟在中國“以戰養戰”的序幕。又緊接著發動“一·二八事變”，步步蠶食，籌劃“華北自治”。到“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發動！[1]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為什么美國、英國沒有發動日本這樣的對華侵略戰爭？為什么古代的中國一直很強大，也沒有像日本這樣侵略別國呢？可見，解釋日本在近代對外擴張除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原因和因素外。文化上的因素也是日本對外侵略的一個動因。

如同任何一個歷史久遠的民族文化一樣，日本文化也有它對世界文化的獨特貢獻，而且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文化產生的內在驅動力令許多西方國家也望塵莫及。但日本文化在顯示其優點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足甚至是欠缺，特別是文化中的消極和不健康成分。因為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導引走向僵化和極端的時候，會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2]本文抽取日本文化特點中以下四個方面，分析其對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影響，探索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深層文化動因。

（一）島國心態與侵略擴張意識

在日本歷史上，曾多次發動對外戰爭。發起戰爭的原因，傳統的分析是認為經濟危機或政治

危機，這是不具有完全說服力的。世界上隨周邊環境變動或國內經濟狀況的惡化而發生經濟、政治危機的國家不計其數，但象日本這樣好戰的民族卻不多見。一個勿庸質疑的事實是，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其國民心態、歷史文化乃至國家政策都離不開其獨特的地理環境的影響，這種地理環境的影響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滲透在這個民族或國家的方方面面。日本國土狹小，四面環海，資源匱乏，地震頻繁，這種島國地理環境帶來的是一種“島國情結”。用日本史學家的話說，“素稱島國根性的閉鎖、排他的精神，就是從四面環海的地理環境中產生的，還由于島國內部地形的孤立性而變得更為嚴重。”[3]

這種“島國情結”具有強烈的排他主義。因為自身資源非常有限，氣候不是很好，在自我生存空間極為有限的條件下，人們對任何自己已經占有的產權都會有強烈的排他意識。在文化上，日本文化從彌生文化開始，一直受到我國漢、唐、宋各代的影響，古代朝鮮、印度文化及近、現代西方文化都曾輸入日本，外來文化的輸入必然會和本土文化產生交流、碰撞、融合，但也會有沖突，抵觸。在文化心理上，就表現為一方面積極吸收，一方面又極力排斥，這實際上是一種自卑的心理，這種自卑的心理可能會產生一種自強的沖動，也可能在嫉妒心的驅使下對一切異己力量，在自己強大后，必欲摧殘而后快。因此，日本在近代國富民強后，對歷史上優于自己的國家，特別是對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后文化心理上有敵視、蔑視、征服而后快的心理，也就不足為奇了。

此外，日本從強大的大和政權開始。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稱為大和民族的單一民族結構，這是一個強悍、堅韌、生息不已的民族。日本國民對自己的民族充滿自豪感，但是膨脹的民族優越感在處理民族關系時極易演變為民族沙文主義；民族精神的情結過度濃重也會轉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壓力大并且資源匱乏，現實問題和盲目尊大的觀念結合，對外侵略擴張就成了人們容易接受的誘餌。

“島國情結”的心態還伴有嚴重的危機感。危機感主要源于國土面積、自我資源的匱乏和外部世界與自身文明的差距。當身處封閉的地域時，如果經濟能夠以平穩的勢態發展，那么在日本排他主義也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一旦封閉的大門自愿或被迫洞開，并且外部文明以相當的優勢炫耀于自身時，日本民族好大好強的根性很容易萌生一種群體的危機感的。這種危機感會滲透到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當中，在排他主義的作祟下，往往使本民族的人們格外團結，特別關注本民族的生存空間，個體價值往往被某種宗教理念和危機意識所泯滅，而關注群體的命運，關注集體的生存，所以在國內階級矛盾和政治、經濟危機出現時往往開展對外擴張，對外侵略，轉嫁國內危機，以求得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這是日本歷史上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一個深層文化動因。

（二）恥感文化與崇尚暴力的價值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日本的民族性進行研究。《菊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一書的出版，在西方社會和日本本國引起了強烈反響。該書從價值體系和文化模式上探討了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是即生性好斗又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愛美；既桀驁自大卻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與刀正好象征了這種矛盾。”[4]這些幾乎相互對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為一體，而這些表現，如果從“恥感”出發，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日本文化不同于歐美“罪感文化”和“個人主義”，而是“恥感文化”和“集團主義”。

“恥感文化”在日本社會中表現為日本人道德觀念薄弱。行為觀念的是非與善惡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標準,從內心去評價,而是依據周圍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映來判斷,對自己的行為缺乏自律性，因此,“恥辱感”可以說是日本人決定思維與行動方式的主要精神動力之一。[5]很大程度上恥感文化注重外界對自己的評價，自身缺乏發自內心的道德約束，因而行為很容易陷入盲目過激的地步。

這種文化心理培育了整個日本民族對暴力的崇尚，對戰爭的狂熱。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學者的話來說，日本民族是一個一旦發動起來,就永遠不會主動停止下來的民族,除非有外力的強制

作用，這正是對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約束力狀態的真實寫照。而他們的殘暴、貪婪、亡命、服從、好斗、剛愎自用、嗜血的一面，正是他們有恥感而無罪感的表現。恥感文化在客觀上導致“崇尚暴力”價值觀的泛濫。對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壞是對他們那極易受傷的自尊心的補償，平日在現實壓力下產生的恥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過程中得到轉移和發泄。

因此在“恥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懺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較淡漠,所懷有的內疚及悔過,往往是因為受外界刺激而產生，是對外部世界行為的被動反應。因此說，恥感文化是一種缺乏內心道德感制約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指導之下,日本政治、軍事、外交策略直接受利益的制約比較明顯,較少對道德因素進行權衡和考慮,具有很重的實用主義色彩。在歷史上中華文化圈勢力強大時,日本主動地爭取融入、接納和吸收的政策;但是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對比之下,日本開始以作為東方一員為恥,提出“脫亞入歐”,同時加入西方列強的隊伍,開始了向鄰國的侵略擴張,給東方文明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三）神道教與軍國主義的產生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日本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所在。可以說,日本的民族文化就是廣義上的神道信仰。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長的宗教。它以傳統的民間信仰為基礎,吸收佛教、儒教等思想而逐漸系統化、理論化,不僅在傳統的宗教實踐中形成了以遵照天照大神為中心的宗教信念,而且還構成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誠心尊奉的道德、情操、禮儀,形成了日本人對生活的態度和對事物的基本看法。

神道教宣稱日本為神造之國——即為“神國”，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這種“神國”觀念使日本人認為自己在世界上有著絕對優越地位，他們負有統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為“神的子民“的優越感和島國國民所特有的封閉性，使他們產生了排斥他者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支配下，日本人會對被征服者作一些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做的事、他們會在被侵略國做一些在日本國內從來不做的事情。

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話以及對皇室的崇拜為基礎，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歡迎，成為統治者統一團結日本的工具。宣稱“神皇一統”、“萬世一系”的神國觀念經過歷代統治階級的人為強化，發展成為日本人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的“皇國史觀”。把天皇當作“現人神”吹捧，導致人們對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統化了的神道教又極力地鼓吹把為國獻身的人當作神一樣的敬仰和供奉，導致普通民眾對戰爭的認識完全失去理性認識。二戰中，日本統治者又在其教義中加進“圣戰”、“八肱一宇”等內容, 鼓吹戰爭，鼓吹對外侵略，宣揚為天皇而戰，死而盡忠。將國家神道的惡性發展到極點, 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間宗教發展成為國家神道，成為推行軍國主義政策的精神支柱，使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有了輿論宣傳上的思想基礎。

此外，日本軍國主義傳統的形成又和日本的武士道、天皇制密切相關。日本歷史上曾經歷了很長的戰國時期，大名領國群雄割據，混戰不已，并逐漸形成了專事征戰殺伐的武士階級。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從此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武士統治時代。“武家習氣”、“弓矢之道”與中國的儒家倫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節義、廉恥、武勇、堅忍等一整套封建倫理規范，統稱“武士道”。在武士統治的數百年間，武士道一直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內容而加以宣揚，武士道潛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兇悍尚武的特點和動輒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與軍國主義緊密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天皇制。天皇制政體是明治維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個封建殘余。日本的天皇制有兩個特點：一是萬世一系，從未改姓，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天皇有著絕對的、統一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實權。天皇制的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軍事領域。日本軍閥可以借助天皇的名義對外用兵，日本的政黨體制對日本軍方不起約束作用。別有用心的軍國主義者利用天皇制、國粹主義等觀念煽動起民族盲目好戰的劣根性，把日本民族推向了向外征戰、侵略、擴張的道路。

可以說，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教是日本推行軍國主義政策的理論淵源，而日本文化隱藏的濃厚的軍國主義基因又是日本侵略成性、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根源所在。

（四）集團主義與日本對外侵略

在考察日本的文化現象時，有這樣一個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即集團主義精神不僅對其國民性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而且作為民族性格還影響到思想領域和國家政治上。[6]日本人歷來有一種傳統,即崇尚集團主義。在一個集團中，一套完整的等級制度協調著人際和權力關系，使人們能有效合作。

集團主義使人們注重內部團結，有時甚至需要壓抑個性來迎合集體的“和諧”。集團主義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集團主義既能把個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個人的責任縮小。但與此同時，對由集團所作的決定，只有集體可以承擔責任，這就削弱了每個人承擔后果的責任感。集團主義在強調內部和諧一致的同時，對集團外部卻有很強的排外性和封閉性。

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長期作用培養了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因此以集團為本位的日本社會從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獨立人格之個體的存在，而是集團主義精神。集團主義發展的最終歸宿是所謂“忠君愛國”，就是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引導下，抑制和放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天皇和國家。在日本發動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中，集團主義的變種——剝奪自我、抹殺人性的軍國主義被作為軍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無數愚昧、狂熱的軍人。使日本軍人在戰爭當中無視人道主義、無視宗教道德、無視生命價值。我們不能不承認近代日本為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在國民動員方面的成功——這種成功不是憑借一時的宣傳與說教、而是源于長期的集團主義熏陶所養成的犧牲精神與惟命是從精神。只是這種成功越顯赫，它給被侵略國家造成的傷害就越大，其自身的失敗也就越慘重。

強烈的集團主義情結使許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對當年發動的對外略侵略戰爭進行深刻地反省。對于強調集體觀念、認同等級制度、恩義大于是非善惡的日本人來說，戰爭中的殺人行為不過是執行上級命令而已，因此很難有很深的道義負疚感。許多日本人至今仍然認為：當年的對外侵略戰爭不是個別人發動的，而是全民族的集體行動，不應怪罪個人。日本人“獨特的”集團主義不僅為戰爭罪犯開脫罪責提供了“道義”的依據，同時也為軍國主義思潮的死灰復燃培植著思想的根基，應引起人們的警惕和思考。[7]

綜上所述，日本文化中無論是島國情結，還是恥感文化心態；無論是神道理論、軍國主義思想，還是集團主義、武士道精神都是研究日本民族心態，探討日本在近代發動對外侵略戰爭文化上不可忽視的原因。由此有助于更深刻的認識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原因。

第二篇：在黨代會后迅速召開職工大會傳達會議精神

政府辦在黨代會后迅速召開職工大會傳達會議精神，要求每位職工精學、學懂，融會貫通到辦公室工作上，具體落實到各自崗位中；振奮精神，保持良好的工作狀態，圍繞辦公室工作目標，以高昂的士氣，用心、用情、用力完成工作任務，創一流工作業績；超常工作，快速反應，立即行動。圍繞縣委“立足成南門戶，搶抓仁壽機遇，聚力趕超跨越，實現富民強縣”的工作思路，以更加飽滿的熱情，真抓實干，自覺投入到加快“打造一節點，建設兩新城，構建三基地”的各項工作中；結合辦公室實際，緊緊圍繞黨代會制定的目標和要求，全力協助縣領導抓好今年縣政府的各項工作，切實做好領導的參謀助手。進一步強化協調功能，努力提高辦公室辦文、辦公、辦事能力，著力增強辦公室服務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水平；認真履職，以一流業績，讓領導、部門和群眾滿意，為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足，生態良好，努力打造西部幸福縣”的奮斗目標貢獻一份力量。

事事關切群眾 盡心盡責做好

——訪縣勞動和社保局局長代平

本網記者 吳錕

在仁壽縣第十一屆黨代會第三次會議上，縣委書記李酌作了《搶抓新機遇 樹立新形象 實現新跨越 為打造西部幸福縣而努力奮斗》的主題報告。仁壽縣勞動和社保局如何圍繞《報告》貫徹落實黨代會精神，如何結合勞動保障實際開展全局工作，日前，記者專訪了該局局長代平。

代平說，黨代會召開后，全局迅速組織了全體職工認真學習李酌書記的《報告》和黨代會精神，要求全體職工充分認識縣黨代會召開的重大意義，自覺把學習貫徹黨代會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認真學習研讀黨代會報告原文，深刻領會精神實質，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會議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實縣委重大發展戰略上來。如何結合勞動保障實際開展下一步的工作，代平說，勞動保障工作事事涉及群眾切身利益，今年該局將增強服務經濟發展的大局意識，從五個方面盡心盡責：一是抓好返鄉民工、被征地農民和城市失業人員就業工作；二是技能培訓，提升勞動者素質，增強就業競爭力；三是社會養老保險的征繳擴面工作，重點抓好新農保試點參保工作，做到應保盡保，做好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工作；四是勞動維權，建立綠色維權通道，以行政調解手段，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五是抓好信訪穩定，做好重點人群的維穩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努力建設仁壽東北強鎮

——訪龍馬鎮黨委書記魏正良

本網記者 吳錕

“仁壽縣第十一屆黨代會三次會議吹響了建設西部幸福縣的號角。通過學習黨代會精神，全鎮干部群眾倍受鼓舞，精神振奮，干勁十足，決心以黨代會精神為指針，在建設西部幸福縣大業中搶抓機遇，奮發有為，努力建設仁壽東北強鎮。”龍馬鎮黨委書記魏正良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呼應“一節點”，建成全鎮四通八達的村鎮交通網絡。在2010年全部完成村社道公路掃尾工作，改造龍曲公路，規劃建設仁簡路龍馬場鎮段過境公路。

映襯“兩新城”，傾力打造龍水河畔新興城鎮。重樹龍頭地位，匯集八方人氣，乘“擴權強鎮”之機，全面推進小城鎮建設。2010年，“兩街一區兩廣場一長廊”建設初現規模，場鎮規模擴大1倍。提升場鎮品位，完善場鎮功能，引進大型商貿企業落戶，把龍馬建成仁壽東北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珍惜“十佳”榮譽，推進環境整治，建設宜居水上城鎮。

共建“三基地”，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發揮傳統農業優勢，推進高標準糧田及鞏固退耕還林成果基本口糧田建設項目；建好成都市農產品配送基地優質糧食示范園；做大做強“華仁冬棗”生產示范基地和技術培訓基地；打造“雙龍路”優質蔬菜走廊和“東山漁村”。發展壯大銀豐公司龍馬肉聯廠、陵奧棉織品廠等重點骨干企業，籌備“九葉青”花椒深加工項目。

搭乘“幸福號”快車，全力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迅速高標準建成伏燕敬老院、萬古五保戶集中居住點、綜合文化站、文化廣場、中心計生服務站、便民服務中心、矛盾糾紛調解中心；完善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環衛設施，提升社會服務和管理整體水平。全力推進新農保、新農合及各項惠民政策，實施好各項民生工程，關愛弱勢群體，不斷豐富群眾文化生活，讓群眾更加幸福，讓社會更加和諧。

積極落實好教育惠民工程

——訪仁壽縣教育局局長辜學良

本網記者 曾建軍

“2009年，全縣學校災后重建保質保量完成，職教中心、仁壽一中新校區等重大項目順利啟動實施，受到了縣委政府肯定；2010年，我們要再接再厲，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實施，積極落實好縣委政府安排的教育惠民工程……”1月14日，仁壽縣教育局黨委中心組傳達貫徹縣委黨代會精神會議上，該局局長辜學良強調指出。

2010年，仁壽縣教育局將圍繞縣委打造“西部幸福縣”的總體目標，著力推進教育強縣戰略，強力規范辦學行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強化教育管理，促進教育均衡，全面提升育人質量，為打造西部幸福縣服好務。

該局將2010年確立為“素質教育推進年”，提出“校校有舉措，校校出特色”，打造一批素質教育特色學校；不放松學生文化教育水平的培養，千方百計提高育人質量；穩步全縣義務教育新課程改革，并全面啟動高中學校新課程改革；進一步規范全縣各級各類學校辦學行為，重點治理行業腐敗，使教育系統風清氣正。

全力落實縣委、縣政府惠民政策，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幸福。健全貧困學生就學保障體系，落實好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和中職一二年級學生生活補助政策。免除城鎮低保、農村特困、庫區移民、退伍軍人、扶貧易地安置5類家庭和殘疾學生學費，通過多種形式讓4500名貧困生，300名殘疾兒童享受資助，積極做好貧困大學生生源信用地貸款證明。

全力推進項目建設，促進仁壽教育事業新發展。目前，教育系統在建項目8個，即將啟動項目1個，項目的穩步實施，將極大優化全縣教育教學資源，提高全縣辦學水平。

確保教育系統安全穩定，構建和諧教育。實行安全隱患日查季報制度，安全穩定工作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區域負責制、屬地負責制、一票否決制和責任追究制。

抓實督導保障。加強教育督導制度建設，充分運用教育督導評估結果，做好省政府對縣政府教育工作督導評估迎檢工作。

打造城郊型經濟強鄉

——訪寶馬鄉黨委書記雷文忠

本網記者 曾建軍

仁壽縣黨代會閉幕后，寶馬鄉黨委立即召開黨委會，組織鄉、村干部，各單位負責人150余人參加會議，全文學習了縣委工作報告。“通過學習，大家一致認為，報告實事求是總結了去年縣委各項工作，2010年的工作，思路新，目標明確，措施具體，催人奮進。”寶馬鄉書記雷文忠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通過對黨代會報告的學習，該鄉黨委結合自身實際，進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提出了“強工重農興三產，修路治水調結構，全力打造城郊型經濟強鄉”的發展目標。

2009年，寶馬鄉全鄉工業總產值7.2億元，固定資產投入9280萬元，招商引資5580萬元，稅收1500萬元。2010年，該鄉將圍繞奮力打造工業經濟強鄉，進一步營造良好環境，筑巢引鳳，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力爭工業總產值達到8億元，固定資產投入達到1億元，招商引資達到8000萬元，入庫稅金達到1800—2000萬元。

同時，充分利用寶馬鄉鄰近城區的交通區位優勢，在洪水村、石聯村、三友村、軍民村、尖兵村、鎮山村發展時鮮蔬菜基地6000畝，力爭總收入達到3000萬元。依托縣城和成赤高

速公路的開通，充分利用兩個水庫和石錢坳3000畝種養業資源，奮力打造鄉、村旅游基地，新建休閑旅游、農家樂10個，旅游收入達1000萬元以上。奮力打造鋼班子、鐵隊伍，按照抓班子、帶隊伍、樹形象的要求，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高標準、嚴要求，用敢爬坡、干成事來檢驗干部隊伍。

建成仁壽第一幸福鎮

——訪視高鎮黨委副書記黃世文

謝宜軒 本網記者 曾建軍

“在組織學習縣委黨代會報告后，我們結合鎮情，決心把視高建成仁壽融入成都的橋頭堡，率先發展、三化聯動的示范鎮，全力打造仁壽幸福第一鎮。”近日，視高鎮黨委副書記黃世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縣黨代會閉幕后，視高鎮認真學習貫徹落實黨代會精神，黨委班子討論研究后決定，充分發揮視高區位優勢，立足視高實際，搶抓視高機遇，圍繞建設“工業新城，物流重鎮，美麗視高，幸福家園”，全力打造仁壽第一幸福鎮。

全力保障工業發展。牢固樹立服務園區、建設園區的理念，同園區管委會一道全力將視高打造成為成都產業轉移承接基地。2010年力爭工業招商引資項目30個，協議投資30億元，確保新開工項目25個，新竣工項目20個以上，完成工業投入18億元，實現規模企業達23戶，工業增加值9.6億元，銷售收入35億元。

加快建設工業新城。堅持工業化、城鎮化共融互動，加快推進工業新城、物流重鎮的建設。高起點、高規格完成5平方公里的控制性詳規（含1.33平方公里的城市設計）和2平方公里眉山仁壽視高物流園區規劃；投入5600萬元加快建設商業街、景觀大道、成黑快速通道兩邊綠化等基礎建設；完成視高老街整治改造黑化；啟動自來水廠、污水處理廠及管網建設；完成10萬平方米的商住房開發建設；啟動2平方公里集工業、農副產品倉儲和物流于一體的眉山仁壽視高物流園區建設。

加快統籌城鄉發展。堅持“三化聯動”，統籌城鄉發展，結合視高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拆遷，高起點、高標準建設新農村，力爭建成新農村建設一類示范村2個。緊緊圍繞縣委打造“成都農副產品配送基地和成都市民休閑度假基地”，結合視高實際，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打造二峨山休閑觀光走廊，以現代農業的發展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把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產業化有機整合起來，努力打造全縣“三化聯動”示范鎮。

努力營造和諧環境。真情改善民生，緊緊圍繞關系群眾生產、生活的公共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改善民生、富民惠民，認真解決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營造良好治安環境，圍繞突出的治安問題和防控薄弱環節，切實加強基層防范工作。加強城鄉環境治理，加大投入，治建并舉，注重實效，努力構建美麗視高、幸福家園。

第三篇：會計專才在剛走上職業道路時總面臨兩個選擇.docx2

會計專才在剛走上職業道路時總面臨兩個選擇，是首先進入會計師事務所開始職業生涯，充分了解審計事務后再進入企業參與財務工作；還是先成為企業的基礎類會計，隨后進入事務所工作？簡單區分兩者的話，事務所代表著專業訓練，卻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企業則意味著平穩發展，但卻能打下扎實的基礎。那么，今后在職業道路上再想在兩者之間進行調整將更為困難。面臨會計職業道路上的第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向左走：如何從事務所跳到企業

Lucy是今年畢業的財會專業學生，目前已拿到了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Offer.不過，雖然即將走上會計師之路，但Lucy個人對于將來的職業規劃是在事務所工作兩三年后去企業從事財務工作，她這樣的打算究竟是否妥當？

ACCA會計師公會的專冶硎荊訪ucy來說，在事務所經歷幾年的審計生活，會讓她對各個科目的財務工作有個總體了解，對她將來進入企業從事財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事務所雖然能夠催人早“熟”，但其工作范圍與企業仍有差別，因此，想從事務所轉型到企業，必要的充電和證書是轉換的關鍵，如CPA，ACCA等。一方面，事務所內的競爭十分激烈，在這樣一個氛圍內非常能“刺激”學習競爭；其次，參加這些財務類證書考試，本身就是補充更新以前所學知識，并對以后進入企業參與財務工作壘好基礎。因此，總體而言，如果做好計劃，并在工作初期注意嘗試考取一張財會專業證書，事務所是財會職場新人們不錯的職場第一步。

向右走：企業會計要的是耐心

與Lucy相反的是，去年畢業的Mag-gie選擇在一家500強的公司內擔任成本會計。剛開始她感覺很有挑戰，可是時間一長，每天都是重復同樣的工作，缺乏挑戰和學習的機會，這讓Maggie覺得自己踏錯了第一步，并且打算明年跳槽去事務所。

Maggie究竟是否選擇錯了職業發展道路？ACCA會計師公會的專家覺得Maggie還是可以再給自己多點時間。財務工作最需要的是經驗累積，在人才市場上，具有3-4年工作經驗的財務會計人才最受青睞。相比會計師事務所，大公司在崗位設置上分工相對較細，其財務構架的規范性對于職場新人卻有很好幫助。

因此，ACCA會計師公會的專家建議Maggie，嘗試先向領導申請輪崗機會，此外，為自己制定一個可行的學習計劃，選擇促進將來工作發展的培訓或考試。據有關數據表明，審計行業對于擁有4年以上工作經驗，并且獲得專業資格認證的人需求很大。如果Maggie能在未來2-3年獲取某些專業資格認證，再加上她已經具備的財務背景和經驗，一定會為她下一份工作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