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漢字起源說之一

漢字起源說之一：漢字起源于結繩記事

漢字的起源是上古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是伴隨著先民自身的器官、思維能力的發展和健全而逐步產生的，目前對漢字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結繩記事說、倉頡造字說、圖騰族徽說、八卦說、陶符說、起一成文說和眾人造字說等多種學說。無論哪種觀點，都與中華先民所生存的社會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人類由自然群體發展到母系氏族社會，繼而發展到父系氏族社會，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發明文字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標志著人類從愚昧走向文明。

人類在群體生活中，由于信息、情感和思維的交流，產生了語言，文字是語言的記錄，也是凝固的語言，有聲語言是依據聲音傳遞信息，它受到時空的局限。這些局限，迫使我們的先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去開發視覺的功能和長處，使視覺中的某一對象能與語言建立起對應的關系，這一視覺的對象或媒介能準確表達和體現語言的意義，又能加以復制和保存，并能傳送到空間的其他位置，文字的產生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今天漢語的語音相對要比已知的上古時代，來得豐富多樣，即使今天要分辨漢語語義中有如此眾多的同音和近音現象，需要用別的詞語或書寫來加以說明，更不用說上古時期，先民所用相對較少的語音來表達自然、社會和人生的錯綜復雜的概念，更需要用視覺能得以體現和加以定格的載體來。需要就是發明的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動力，漢字的產生就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了。

漢字起源之一：結繩記事說

繩子，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是極其不起眼的，但它卻是人類自身在進步過程中所發明的工具和器物中的一件劃時代的產品。試想一下，要是人們沒有繩子，何以把捕獲的野獸帶回洞穴，何以把野性十足的動物加以栓養和馴服，何以把戰俘捆綁凱旋，何以去搶親成婚，更何以讓自身得以遮體避羞。繩子取材的廣泛性，加工的簡易性和繩子本身具有的延伸性、柔弱可曲性和易于成形性，使人們從視覺對象上找到一樣日常的固態物體來表達和體現瞬間消失的語言。

在我國古籍中關于結繩記事的記載相當豐富： 《易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冶，萬民以察，蓋取諸夬。”[1]

《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2]

《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根據以上說法，上古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神農氏應是用結繩的最后時代，至于結繩這種記事具體方法，目前的文獻已無從考證，只能參考其他民族在結繩記事時的一些方法。根據記載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過結繩之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國的藏族、高山族、哈尼族以及直到20世紀50年代前的瑤族、獨龍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還保留著這種古老的記事方法。秘魯的土人用數條不同顏色的繩，平列地系在一條主要的繩子上，根據所打結或環在哪條繩上、什么位置和結、環的數目，來記載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的人口數。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交往的擴大，人們需要記憶的事情越來越多，而人的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共識的標志來提示它。雖然，結繩的方法所能承載記事的功能并不豐富，但不同顏色、不同粗細、不同位置、更是不同繩結，使作結治事和“各執以相考”的誓約功用，在逐漸的約定俗成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使語言能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位置，得以保存、記憶和流傳（見圖2－

1、2－2）。

圖1

圖2－1

圖2

圖2－2（圖2－

1、2－2 采自牟作武《中國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北史·魏本紀一》說：“魏之先岀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后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3] 這段史料告訴我們，當古代中原早已進入發達的封建社會時，在一些少數民族的原始社會部落中還在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事件用刻木結繩的方法記錄下來。而且明白地告訴我們北魏鮮卑族的祖先是黃帝之子昌意，他的后人所用結繩記事的方法應該就是由黃帝時期的祖先昌意傳給他們的，這是黃帝時期中華先民曾經使用過結繩記事方法的很有價值的史料。由于他們以畜牧游獵為生，過著淳樸而封閉的生活，使這種刻木結繩的記事方法還一直保留到北朝時期。

近來，有不少學者認為，從漢字的本身也可找到結繩記事的蹤跡。“己”字，在甲骨和金文的字形中，像繩彎曲形，為了和古文乙、乃區別開來，“己”之彎曲作橫三折豎二折之形，不僅與盤曲的繩索有共性，而且，現存古代早期的字書中，已經對“己”有明確的解釋。《釋名·釋天》：“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4]此后的《廣雅·釋言》也解為：“己，紀也。”清代的朱駿聲似乎看到了“己”解為“紀”的緣由，《說文通訓定聲·頤部》：“己即紀之本字，古文象別絲之形，三橫二縱，絲相別也。”絲，當然也包括絲繩之類。“紀”即“記”也。《釋名·釋言語》：“紀，記也。” 繩結的多樣性，不僅為紀錄事情提供了方便，而且繩帶的線條性，也許為用線條來描繪和勾勒象形符號，獲得某種啟迪。[5] 漢字起源于結繩之說，不僅有文獻的記載，當代中外民俗資料的佐證，更可以從漢字內在的形體結構中，得到較合理的解說。

以上見于：王繼洪《漢字文化學概論》學林出版社 2006年28—31頁（未及校對，引用須注明出處）。

[1]清阮元主編《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9月版87頁 [2]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93年4月版262頁 [3]《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10月版1頁

[4]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古籍書店1983年6月版174頁

[5]參見董來運《漢字的文化解析》中“結繩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版

第二篇：漢字的五種起源說

文字源于繪畫

文字是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最初的文字是從繪畫演變而成的，后人將其歸為表形文字，是文字發展的第一階段。

倉頡造字的傳說

《旬子·解蔽》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呂氏春秋》記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相傳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他所處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6世紀。據此推測，四、五千年前，我國的文字就比較成熟了。

漢字的五種起源說

人類有了語言，就可以積累知識，形成文化。有了文字，就可以記錄語言、交流信息。語言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文字把人類社會的原始階段和文明階段區分開來。文字更打破了語言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限制，將語言傳送到遠方，擴大了語言的交際功用。

有關漢字起源的說法繁多，有結繩說、八卦說、河圖洛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圖畫說等。

一、結繩說

《北史·魏本紀》說：北朝魏的先世“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記錄了原始社會部落或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在文字出現之前，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記錄下來。

過去亦有學者據《周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論說，推斷“文字起源于結繩”。

二、八卦說

八卦解說及八卦方位

孔安國《尚書》序（屬偽作，但年代甚古）里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緯·干·鑿度》認為：干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離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風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兌卦，澤字的古文。

三、河圖洛書說

河圖

洛書

《易·系辭上》：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

《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狩，發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I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圖”、“書”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秘！神秘主義正是此說的一大特點。虛而言之，可以理解為圖畫與書錄，實而言之，可以理解為《易經》與《尚書》。《辭海》“河圖洛書”條下說：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書”畫成八卦，就是后來《周易》的來源。一說禹治洪水時，上帝賜給他以《洪范九疇》（《尚書·洪范》），劉歆認為《洪范》即洛書。

揭開此說的神秘面紗，不難發現，它真實的核心就是算數，能對照“九宮”算法。所謂“九宮”，在讖緯家來說，是八卦加上中央，合為九（“五”位于中央，還可以和五行聯系起來）；在術數家眼中，則其數橫、豎、斜偏、相加得數恒為15。

四、倉頡造字說

倉頡像

倉頡書跡

“倉頡造字說”在戰國時即已流行。《呂氏春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后稷作稼。”《荀子》、《韓非子》也有記載。《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倉頡到底是什么人呢？傳說他是黃帝的史官，黃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聯盟的領袖，由于社會進入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階段，聯盟之間外交事務日益頻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聯共享的交際符號，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倉頡的手上了。宋代淳化年間，有一部著名的書法集子叫《淳化閣帖》，其卷五載有古篆書二十八字，傳說是倉頡所寫。

經過人民長期摸索、反復試用、逐漸完善起來的約定俗成的漢字體系，絕不會是一人之力所能創出的。不過，如果說有如倉頡這樣的人物，曾在漢字的發源階段進行過收集整理、推廣應用之類的工作，是大有可能的。

五、圖畫說

現代學者認為：漢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圖畫。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劃的圖形，很可能與文字有淵源關系。

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土于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性質應是此地原始氏族的徽號，當時正處在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氏族社會階段），有四個鳥形圖案，與古漢字中的“鳥”（上行）和“隹”（下行）對照，十分相似。《說文》說，“隹”是短尾鳥的總名。

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銅器上的魚形圖案，形態逼真，栩栩如生。拿它們與古漢字中的一些“魚”比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確信漢字是從原始圖畫演變出來的。

0

推

薦

第三篇：漢字起源

試論漢字的起源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當我們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樹枝上刻下歷史性的一筆時，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跡，文字的發明與使用記錄了原始人類的生活起居及從事的社會活動，例如打獵，祭祀，很好地傳承了古國文明，可以說文字的產生，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雖然是夸張的描述，但也可見文字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因此，關于文字的起源，歷年來各家眾說紛紜，據《易?系辭》、《老子?八十》、《莊子?胠篋》、《說文解字?序》,在倉頡造字之前我們的祖先曾用結繩記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然后是“倉頡作書”，即有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圖畫說，原始意象說等，且各說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勢。圖畫說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內容上的豐富含義得到文字學家們的普遍認可，并命名為“文字畫”或“圖畫文字”（裘錫圭先生贊同“文字畫”），唐蘭先生用“文字等于圖畫加上語言”支持圖畫說。從信息學的角度來說，“文字畫”說包含的信息量明顯大于其他表現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圖是個強有力的證據。圖畫給人的直觀感受即是彎弓搭射箭去射，這是顯性的信息量；隱性的信息量是該圖以直觀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腦，通過大腦的加工，聯想與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論是射人，射馬，還是射虎，”，這是結繩，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們往往認為圖畫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態。我認為，圖畫是作為漢字的主要起源的，結繩，契刻，八卦可認為是次要起源，為研究文字的產生和發展起著不可抹滅的作用。

在文字產生之前的古代社會，原始記事主要可以歸納為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三種方式各施其職，實物記事與符號記事可以說是原始人類為幫助記憶的最初嘗試。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發生和發展 ,在結構上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刻劃系統 ,另一個是圖形系統。”“刻劃系統應在圖形系統之前 ,“因為任何民族的幼年時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畫客觀形象而要能象 ,那還需要一段發展過程。” 等系列觀點的提出和史前刻劃符號的發掘極大地震撼了“人類文字起源于圖畫”的理論。首先,從工具性角度出發，刻劃，記號，圖畫等視覺符號形式的存在狀態都是以“原始人類”的需求為出發點，作為客體，它們之間并無高低優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達工具，都是滿足使用主體不同的需要，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其次，從主體行為的主動性來說，遠古人類之間的人際關系是很簡單的，更不帶政治色彩——將主流的意識形態強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說，選擇結繩，刻劃或圖畫是有相對自由的，雖然有些學者根據汪寧生先生的《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一文的調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劃記號”只是一種“隨意的刻劃記號”的結論 ,認為它們既“沒有社會性”、“本身也沒有自我說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傳達不了”，這種說法未免太絕對化和武斷了，圖畫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認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的結繩記號同樣也負載著一定的信息量，遠古人類用隨意的結繩動作有意識地保存記憶，避免遺忘。我們說“文字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結繩也是作為原始交際工具在幫助記憶的同時，也作為相互交際往來的憑證，“工具”性質是可以肯定的，從這點上足以說明結繩與文字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排斥結繩起源說可以說是否定結繩記事的這段歷史。結繩的方式雖然簡單，但足以表達簡單的意思，例如記憶與盟約，而且在后代結繩方式亦有遺跡，如朱熹記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結繩記事，并父子相傳，林勝邦亦考證過硫球結繩法分指事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為指事類；結繩記事也成為后來有些漢字的取象之源，如漢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結繩，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認為，在聲符文字未發生以前，圖畫文字里只有極少數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圖畫文字演化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據上所證，象形字與會意也可以在結繩記事上找到一點證據，可見，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前奏和預演，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準備。

契刻是遠古人類在結繩記事的基礎上創造的用于幫助記憶數字的一種方法，契字做動詞，《釋名》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由于數目記憶的困難，所以刻木來作為一種信約，由于古代文獻的大量記載，如《管子?輕重甲》、《列子說符》、《易林》、《曲禮》等，文字家們對契刻說給予了適當肯定，認為契刻的“約定俗成”的性質已經十分接近文字，已經帶有書寫的性質，然而仍不承認它是文字的起源，雖然有人推測漢字的一到八數目字來源于契刻，但不能作為有力證據。我認為，契刻的符號與漢字是相當接近的，服從于交際需要，具有“約定俗成”的特征，服務于小地區，小范圍人們的交際圈，從認知學的角度，遠古人類的簡單思維已經創造了奇跡。刻劃符號與人類思維具有直接的關系。為使對事物的直觀認識能夠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劃）來實現，刻劃的符號即代表現實中的事物，若我們把遠古人類為保存原始記憶的意圖叫做“意”的話，通過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圖象即刻劃的符號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圖式，可見遠古人類有了“我手寫我口”的可能，雖然這些刻劃符號并沒有語音形式，但無語音并不妨礙小范圍的交流，并不影響突破時空限制的記憶，雖然所記憶的內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簡單的具體的事物，但“約定俗成”的性質和工具的職能足以證明它在文字產生之前的重要性，作為次要來源來說，并不過分。由于各種起源說都有一定的道理，贊同一種起源說而排斥另一種起源說顯得太主觀化，還有學者折衷一說，認為結繩和象形漢字之間有個中間環節，即是以“河圖洛書”為代表的原始“數字卦”，闡述思路是結繩主要是用以記數的，實際上結繩是原始的數字形式，先民用這種原始的結繩數字進行占卜，“河圖洛書”正是這種原始結繩數字排列而成的數字卦圖式，這些圖式可以排演出眾多的數字卦，不同的數字卦代表著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間的相互聯系，可以說數字卦粗略地具備了文字的功能，但這些數字卦所代表的內容畢竟讓人難以把握，為了更形象準確地記錄數字卦所蘊含的內容，掌管卜筮的巫師們才逐步地發明、創造了象形漢字。實際上，各種起源說法都有其理論基礎，然而我要說的是，人們在重視事實考證的同時，忽視了最本質最重要的問題，文字學家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審視中國古文字時，懷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謂文字成為衡量的標準，裘錫圭認為，語言文字學者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大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認為這種分歧只是使用術語的不同，很難說這里面有什么絕對的是非。然而實際上，文字的定義卻成為探索文字起源的關鍵。也就是說文字學家對文字定義存在廣義和狹義的區別，由此導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時的理論基礎不同，驗證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會有各種文字起源說。狹義派的觀點是：“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書?序〉正義》）這句話道出文字的性質。文字是為了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中國的文字是方塊漢字，自然，狹義派文字學家以這定義做衡量標準，以古推今，進行嚴格的一一對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號界限分明，結繩記事，契刻記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條件，如不代表語音，只是遠古人類隨意做的記號，一個個繩結并沒有同語言中的語素或詞建立起固定的聯系，認為漢字是高級的符號體系，其復雜的構形是不可能從簡單的契刻演變而來的。從固有的文字構形來判斷史前符號，根據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漢字發生的源頭較近，絕大多數文字個體是通過象形的誘導產生的圖形式文字，文字符號與它所代表的詞之間的聯系，很明確地表現了漢字與圖畫的淵源關系，“文字本于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廣義派文字學家在“用來傳遞信息，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的理論指導下，支持圖畫說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從宏觀角度來說，只要可以用來傳遞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義，都可以作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證據。根據目前考古工作的進展，我們沒有有力的證據非常肯定地說圖畫說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當的說，這是主流觀點，也有人持否定意見，認為以指示性的圖案作敘事型的描繪的“圖畫文字”在中國尚未發現任何痕跡，而古埃及前王朝時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圖畫的形式來表示的。不能因為甲骨文中象形字數量眾多而斷定漢字起源于圖畫，但大部分文字學家如唐蘭，裘錫圭還是持肯定意見，我認為，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可以像廣義派的做法，認為圖畫說是主要起源，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豐富文字起源說的理論，形成多元化的觀點，但其中還是有主次之分的。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在文字定義做廣義和狹義區分的同時，我覺得有必要對文字起源說也做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在遠古人類時代，結繩，契刻，八卦，圖畫作為符號形式，依表達者的需要來選擇，處于一個較自由選擇的階段。圖畫符號以其整體的優勢（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說的基礎,但從廣義上來說,可以把結繩說，契刻說，八卦說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和發展漢字起源的理論。

第四篇：【漢字起源】

【漢字起源】

1、漢字是漢民族的祖先經過長期社會實踐而創造的一種文字符號系統，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字體系。

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其他古老文字，早已失去了記錄語言的功能而成為歷史陳跡，例如古埃及的圣書字、蘇美爾象形符號等，只有漢字從古代一直沿用至今。

2、據考古資料表明，在我國原始社會晚期已有漢字的萌芽。

漢字起源于圖畫和簡單刻畫。

1975年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距今大約有六千年)，發現陶器上有一些重復出現的有規律的簡單符號。

同時期的山東莒縣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也發現類似的符號。

這些符號同后來的甲骨文、金文有某些相似之處，有人認為它們就是古代漢字的前身。

3、關于“倉頡造字”的傳說。

據史書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的一位史官。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倉頡就是漢字的“原創”發明人。

漢字的起源有種種傳說，中國古書里都說文字是倉頡創造的。說倉頡看見一 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長得好像是一幅繪有文字的畫，倉頡便描摹他的形象，創造了文字。有的古書說，倉頡創造出文字后，由于泄漏了天機，天落下了小米，鬼神夜夜啼哭。還有一種傳說，說倉頡觀察了鳥獸印在泥土上的腳跡，啟發了他 發明文字的靈感。

這種種傳說都是靠不住的。實際情況可能是倉頡曾經從事過漢字的搜集與整理工作。但是，漢字的創造不是一時一地的事情，更不是一人所能夠完成。文字是廣大勞動人民根據實際生活 的需要，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才慢慢地豐富和發展起來的。

4、文字符號系統是在原始圖畫符號、結繩、八卦、算籌、契刻等輔助記憶方式的基礎上，經過許多世代的“知識分子”和“準知識分子”們集體創造并逐步成熟起來的。

文字的萌芽可能是分散的，不成系統的。但是經過使用者的加工整理，圖形或符號逐漸同語言中的“詞兒”對應起來，并能夠代表語言用來記事和交際，這樣文字符號體系就逐漸形成了。

漢字，其中有象，其中有意。她是一首流動的哲學史詩。“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創現，人類便找到了開啟自然與智慧之靈的鑰匙。沒有文字，便也就沒有今天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

從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國考古工作者多次發 掘了半坡遺址（今西安市東郊半坡村北，發現了早在 6000年左右半坡人在長期的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創 造了具有文字性質的劾劃符號和繪畫、雕塑、裝飾品 等藝術作品。半坡人的刻劃符號多保留在彩陶上，這 可以看作是原始的中國文字。

近年來，中國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 處遺址里發現了一批墓葬（距今已有4500多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個圖象文 字，共發現了10多個單字。這些文字是按照實物的形狀描繪出來的，所以稱為“象形字”。字體的結構 與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因此，“象形字” 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它已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其與埃及的紙草文、巴比倫的泥版文書等同為人類社會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紙草文字和泥板文書都已失傳，而中國的甲骨文幾經變異，一脈相承，終于成為現在中國通行的文字。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僅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且記錄了中華民族燦爛的５千年文明史。讓我們共同努力，使更多的人認識這“千年神甲、文字始祖”，共同留住我們的文化之根.甲骨文，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殷代人用龜甲、獸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邊，有的還把過若干日后的吉兇應驗也刻上去，最詳細的一條將近100字。學者稱這種記錄為卜辭，這種文字為甲骨文。甲骨文發現于安陽小屯村一帶，是商王般庚遷殷以后到紂王亡國時的遺物（公元前14世紀中期～前11世紀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開始是自然流露，無人注意，1899年王懿榮辨認為商代文字，從事收集。1903年劉鶚拓印《鐵云藏龜》。早期的研究者有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羅振玉又搜集實物拓印為《殷虛書契》等，并作考釋。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始于1928年，連續八九年，最大的收獲是1936年夏發掘的第127號坑，得甲骨文1.7萬多片。綜合先后所得加以拼綴挑選，編印為《殷虛文字·甲編》和《乙編》，共收甲骨13047號。董作賓根據發掘材料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分甲骨文為5期，對文字的文法、字形、書體等的演變有所闡述，其后時有修正。陳夢家在所作《殷虛卜辭綜述》中慎審總結，斷代說遂基本可信。甲骨文考釋方面學者頗多，成績突出的有郭沫若、唐蘭、于省吾等。孫海波采集編印為《甲骨文編》，初版在1934年，1964年修正再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匯集1899年以來80年間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公私收藏以及流傳海外的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具體指導，編印為《甲骨文合集》，考古研究所70年代在殷墟發掘所得甲骨4589片，由鐘少林等5人編著《小屯南地甲骨》，增加了一批重要的資料。

甲骨文是現存中國最古的文字，大約有4500個單字，可識者約1/3。它的基本詞匯、基本語法、基本字形結構跟后代漢語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許慎六書來檢查，在字形結構方面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皆已齊備；在文義使用上轉注（互訓，即義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斷代，早晚分明，從某些常用字的變化可以領會許多中國文字發展的知識。例如：①簡化，形體復雜的字，日趨簡單，筆畫減少。②形聲化，象形字增加聲符，假借字增加形符，變成形聲字。甲骨文是占卜者寫刻的，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包括商代的所有文字。而有些占卜術語，一般人也未必通用。又由于是用刀刻成，不免變形，驟見不易理解。

甲骨文原來專指安陽殷墟所出，從發現至今已80多年，經過許多學者努力，取得很大成績，在中國文字史上可以看作一個單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各地發現周人有文字的甲骨，如陜西省西安市灃西張家坡出土三片卜骨，山西省洪洞縣坊堆村出土1片卜骨，北京市昌平縣白浮村出土3片卜甲，陜西省岐山縣鳳雛村出土292片卜甲，又扶風縣齊家村出土1片卜甲，6片卜骨。其中以岐山、扶風所出比較重要，片數既多，不同單字在250字以上。這些資料出土地點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內容簡單，字形與殷墟不盡相同，確是中國考古學之新發現，而從中國文字史看，還沒解決什么問題。

第五篇：漢字起源

漢字起源

人類有了語言就可以積累知識形成文化。有了文字就可以記錄語言、交流信息。語言把人和動物區分開來文字把人類社會的原始階段和文明階段區分開來。文字更打破了語言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限制將語言傳送到遠方擴大了語言的交際功用。

有關漢字起源的說法繁多。有結繩說、八卦說、河圖洛書說、倉頡造字說和圖畫說等。結繩說

《北史·魏本紀》說北朝魏的先世“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記錄了原始社會部落或中國一些少數民族在文字出現之前以結繩記事的方法把戰爭、獵獲、會盟、選舉、慶典、聯姻、生育、疾病和災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記錄下來。

過去亦有學者據《周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的論說推斷“文字起源于結繩”。

八卦說

孔安國《尚書》序屬偽作但年代甚古里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緯·干·鑿度》認為乾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離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風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兌卦澤字的古文。

河圖洛書說

《易·系辭上》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

《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狩發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I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圖”、“書”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秘神秘主義正是此說的一大特點。虛而言之可以理解為圖畫與書錄實而言之可以理解為《易經》與《尚書》。

《辭海》“河圖洛書”條下說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書”畫成八卦就是后來《周易》的來源。一說禹治洪水時天帝賜給他以《洪范九疇》《尚書·洪范》劉歆認為《洪范》即洛書。

揭開此說的神秘面紗，不難發現它真實的核心就是算數能對照“九宮”算法。所謂“九宮”在讖緯家來說是八卦加上中央合為九“五”位于中央還可以和五行聯系起來在術數家眼中則其數橫、豎、斜偏、相加得數恒為15。倉頡造字說

“倉頡造字說”在戰國時即已流行。《呂氏春秋·君守》說“倉頡作書后稷作稼。”《荀子》、《韓非子》也有記載。《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說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到了秦漢時代這種傳說更加盛行。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倉頡到底是什么人呢？傳說他是黃帝的史官黃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聯盟的領袖，由于社會進入較大規模的部落聯盟、階段聯盟之間外交事務日益頻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聯共享的交際符號。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倉頡的手上了。

宋代淳化年間有一部著名的書法集子叫《淳化閣帖》其卷五載有古篆書二十八字傳說是倉頡所寫。

經過人民長期摸索、反復試用、逐漸完善起來的約定俗成的漢字體系絕不會是一人之力所能創出的。

圖畫說

現代學者認為漢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圖畫。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劃的圖形很可能與文字有淵源關系。

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土于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性質應是此地原始氏族的徽號當時正處在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氏族社會階段有四個鳥形圖案與古漢字中的“鳥”上行和“隹”下行對照十分相似。《說文》說“隹”是短尾鳥的總名。

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銅器上的魚形圖案形態逼真栩栩如生。拿它們與古漢字中的一些“魚”比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確信漢字是從原始圖畫演變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