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你或許不信,《星球大戰》塑造了里根總統乃至整個時代

你或許不信，《星球大戰》塑造了里根總統乃至整個時代

你以為《星球大戰》只是一部科幻片嗎？那你還是太年輕了。

1.星球大戰系列其實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式的故事：我們似乎可以在《星球大戰》中看到美國西部邊境蠻荒之地燃起了戰火，隨后又蔓延到了各個種族，范圍不斷擴大，并最終演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一個關于流浪者與夢想家的故事，他們在一片死寂的不毛之地中找尋到了自己的方向，并最終領導了一場與一個龐大帝國為敵的革命。

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的這一系列以太空探險為主題的電影誕生之時，恰好是美國陷入到一片巨大的質疑聲中無法自拔的時候。“心神不寧”這個如今看起來只適用于神經質、萎靡不振的嬉皮士們的詞語，用來形容當時的美國實在是再合適不過。剛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因一場骯臟的丑聞被逼辭職。與此同時，在一場不光彩的慘烈戰爭中，美國被迫與越南議和。經濟滯脹讓美國經濟積重難返，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看起來將會一事無成。

在很多觀察家眼中，盡管星球大戰系列對于當時美國式的樂觀以及愚蠢的道德準則是一次徹底的顛覆，但是它出現的時機恰到好處，并幫助美國重新樹立了自信心。正如《華盛頓郵報》在1983年所說，《星球大戰》的初作“彌補了越南戰爭給美國人帶來的心靈上的創傷，《星球大戰》挖掘到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靈感，超越了政治上的忠誠。它反映了人們在政治上最原始、最樸素的訴求----做正確的事，與正義為伍，推翻暴政。”

盧卡斯實際上是在同美國當時荒淫無道的暴行作斗爭，作品中的邪惡帝國指代的正是美國。但是盧卡斯同時也希望借鑒在他成長過程中使他著迷的那些電影，包括西部片、閃電俠系列以及那些反映了二戰時期英雄主義的史詩巨作。他所借鑒的這些電影在本質上都是對美國雄厚軍事實力的宣傳，盧卡斯成功將它們提煉出來，并把它們用一種最為純粹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這又為羅納德·里根當政期間美國的復蘇搭建了舞臺。

2.在1975年，喬治·盧卡斯正處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被確定為電影《現代啟示錄》的導演。這是一部越戰題材電影，改編自約瑟夫·康納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黑暗之心》。在他的制作搭檔加里·庫爾茨（Gary Kurtz）尋找影片的拍攝地時，他已經著手開始制作《現代啟示錄》。盡管現在，拜電影《教父2》的巨大成功所賜，這部電影交由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人生導師弗蘭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執導，但是盧卡斯在完成了一個叫做《星球大戰》的劇本的初稿之后，也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參與到《現代啟示錄》藍本的創作。所以在這部電影制作之初，他也被折騰的精疲力竭----之后科波拉對他說，拍攝《現代啟示錄》如今正是時候，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正如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在他的著作《〈星球大戰〉是如何征服世界的》里寫的那樣：對于盧卡斯的朋友來說，這或許是一步好棋。但是盧卡斯畢竟是一名獨立電影人，那時已經到了他實現他的野心的時候了，他要拍出像《唐人街》和《出租車司機》那樣黑暗而現實的電影。

最終，盧卡斯沒有讓拍攝《星球大戰》的計劃繼續拖延下去，他從《現代啟示錄》的拍攝之中抽身，一門心思撲到了《星球大戰》的制作中，科波拉只能獨自導演他的電影。而關于他這樣做的原因，泰勒寫道：這是因為他在看到他的前作《美國風情畫》對于青少年們起到了重大的積極影響之后，他決心為孩子們再做一些事。

在1977年《滾石》雜志的采訪中，盧卡斯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我看到如今孩子們的生活里已經沒有了像我們之前那樣的奇幻色彩，他們沒有西部片，沒有海盜題材的電影，也沒有曾是我們這一代人信仰的天真的幻想世界----我們并不一定相信它們，但我們發自內心熱愛它們。當今的年輕人除了一些警匪題材的電影，和一些諸如《人猿星球》以及雷·哈里豪森（Ray Harryhausen）的電影之外一無所有，但這些電影并沒有值得深究之處。我意識到如果這一代人成長的過程中失去了那些幻想的元素，那么這對于我們的文化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心副主任凱思琳·莫蘭（Kathleen Moran）介紹，在盧卡斯提到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和他研究神話之謎的著作《千面一人的英雄》的很久之前，他就已經承認星球大戰系列借鑒了許多他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電影。

事實上，盧卡斯稱《星球大戰》與他在《現代啟示錄》中所要表達的主旨并無二致，只是將故事發生的地點重新設定在了很久以前的另一個星系。他希望將《星球大戰》寫成當地居民起義反抗慘無人道的暴君的故事----莫蘭指出，在盧卡斯的初稿中，皇帝的原型就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星球大戰》曾被認為意指“在越南所發生的一切”。盧卡斯是在“嘗試用劇本中的帝國映射美國的軍隊”。這一點在星球大戰系列的的第三部電影作品《星球大戰之絕地大反擊》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從伊沃克族中可以看到越南共產黨的影子，”泰勒說道。“這很明顯地表達了他想要表達出來的東西：即使是弱小的力量也可以在與強大對手的較量中掀起波瀾。” 直到他在幾年之后制作了這個系列的前傳之后，盧卡斯才將他希望用《星球大戰》所傳遞出來的政治主題完全表達出來----這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它們的可看性或許并不算高。

但與此同時，盧卡斯也從西部片、海盜電影、傳統冒險題材電影以及二戰題材電影（如《轟炸魯爾水壩記》和《虎！虎！虎！》）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如《華盛頓郵報》在1983年所說，盧卡斯在《星球大戰》系列中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復興了瀕死的好萊塢動作片流派”，包括“黑幫題材、西部片、戰斗情節以及科幻系列題材”。

所以在盧卡斯的腦海中，《星球大戰》是關于美國的力量過度擴張的一個顛覆傳統、超越了政治性的故事。但他依然堅持要給年輕人們帶去樂觀、陽光的電影----他在宣揚他年輕時不顧一切熱愛的美國精神上（盡管他自己并不這樣認為）做得遠遠要比他在傳遞反獨裁的信息上做的要好。沒有人在看過《星球大戰》之后會高聲咒罵“狗娘養的美國佬！” 3.事實上，沒有人會在看的時候關注影片中所標榜的惡棍，除非讓艾倫·里克曼（Alan Rickman）或者西格妮·韋弗（Sigourney Weaver）來扮演這樣的角色。《星球大戰》在使觀眾認同盧克·天行者和莉亞公主上做的尤為出色。盧克·天行者的身世就是就是一個關于美國式英雄的游戲：他是一個農家孩子，被暗中賦予了偉大的使命，走上了絕地武士的道路并最終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盧克對認識自己和認清自己的命運所系的渴望是《星球大戰》系列的情感紐帶，正是它將這個國家里的探險者、冒險家和救世主們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

每一個熱血的美國人都夢想著來到邊境，為了征服這片土地同賈瓦人和塔斯肯襲擊者浴血奮戰，掌握著機器人的控制權；或者成為像漢·索羅那樣的英勇的浪子，驍勇善戰但卻有著一顆金子般善良的心；或者帶領著美國革命軍對抗英國軍隊，而這正是當莉亞公主還是一個命運凄慘的少女時最合適的角色。

當你看到電影結束的時候，你會發現有大規模的飛船空襲和炸彈轟炸的場面，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場面---而這場戰爭正是每一個美國人都認同自己代表正義一方的最后一次戰爭，而且很明確，我們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第一部《星球大戰》并不僅僅是一部脫離現實，只是為了取悅觀眾的電影。他也是對懷有必勝信念的人們和意義重大的戰爭的一部禮贊。

在《星球大戰》出現的前十年，戰爭題材的電影幾乎已經絕跡。盡管據《Back to Our Future:How The 1980s Explain The World We Live in now》的作者大衛·西羅塔（David Sirota）所說，五角大樓愿意為好萊塢提供免費的軍隊和器械供其拍攝使用，但這一類型的電影依然鮮有出現。《星球大戰》的誕生拯救了垂死的戰爭電影。也許你會提到在1968年上映的《綠色貝雷帽》和1970年上映的《虎！虎！虎！》，但是在越南戰爭期間，相比于歌頌英雄主義和英勇士兵題材的戰爭片，這兩部電影更像是反戰題材的影片。

“星球大戰顯然是關于戰爭的，”西羅塔說。但是“因為它發生在太空這一科幻的設定，它可以利用那些在越南戰爭之前人們已經習慣的手法，來表現越南戰爭剛剛結束之后人們已經不情愿提及的現實中的軍事主題。當然，之后的十年里又涌現出了一大批越戰題材的電影，包括《現代啟示錄》，但是《星球大戰》找尋到了一條以好萊塢的手法表現英雄主義軍事故事的道路，同時又避免了在一場現實的慘烈的戰爭之后讓國人的內心無法接受。”《星球大戰》展示了“美國軍隊中的英雄是一個保險的設定，因為它將其置于幻想之中”。在此之后，五角大樓重新對這一題材的電影表示了關注，好萊塢也可以在拍攝戰爭題材的電影時從美國軍隊那里得到必要的援助，電影《壯志凌云》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星球大戰》的過人之處不僅僅是將戰爭片重新帶回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也在于他可以讓你幻想在戰爭中可以“做一個好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對在現實生活中阻止如核武器一類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發明的愿景，它向我們展示了任何勝利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都要忍受民不聊生的混亂。《星球大戰》中有一個名為“死星”的超級武器，它傳遞出了盧卡斯對于“科技所引發的恐怖”的全部看法，在《現代啟示錄》中，這一主題同樣得到了展示。但是“死星”有一個巨大的弱點，它的覆滅也使得《星球大戰》的戰局被重新定義。4.我們之中大多數的科幻小說愛好者在談及上世界80年代的電影時都會心懷一種特殊的敬意。80年代是經久不衰的英雄形象和無可比擬的動作場面不斷涌現的大片時代的濫觴。在觀看它們奢華的特效時，人們感受到的是一種最純粹的力量。

當你在今天再度觀看80年代的電影時，你也許會感到跟今天的電影相比，它們的節奏有些緩慢，畫面似乎也有一些粗糙。但是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總統當政期間，電影也是力求刺激，動作和場面與今天的電影也不乏相似之處。然而當你去看70年代的電影時，情況卻是完全不同。在《星球大戰》出現前的十年，慢節奏、引人深思的科幻電影在電影界占據主流。這些電影大多是反烏托邦的。相比于看阿諾德·施瓦辛格大展拳腳，這些電影給人的感覺更像是查爾頓·赫斯頓在咬緊牙關向著無盡的未來前行。這些電影鮮有大團圓結局或是很容易走出的困境。

而《星球大戰》，包括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大白鯊》和《第三類接觸》，都為后來的轟動一時的大片提供了樣板。“這些80年代的電影，”西羅塔說，“實際上沒有很大的差別。事情往往都是‘善與惡’、‘我們和他們’，并且有著清晰的道德準則。你只能選擇其中一邊。這并不像美劇《火線》中所表現的那樣。”

“你可能會好奇，如果沒有《星球大戰》與《大白鯊》開創了大片時代，我們還能看到蘭博嗎？”泰勒問道。“我們是不是還能欣賞到80年代那些充滿自信與肌肉力量的電影？”

“我們來看一下《星球大戰》最早的一部作品，然后回憶一下1977年時的環境，”泰勒補充道。“它看起來并不屬于吉米·卡特領導下的那個‘心神不寧’的1977年，也不屬于美國所經歷的那些黑暗的時光。它是昂揚向上的，也是反映了軍事化的。他告訴我們要全副武裝，天真即地獄。”

即使喬治·盧卡斯執導的是《現代啟示錄》而不是《星球大戰》，這種“概念”的電影也會成為蓬勃而出的新現象。技術的進步為更精彩的動作、更劇烈的爆炸以及更壯觀的場面提供了保障。但是《星球大戰》將20世紀中期電影里那種不完整的樂觀主義變成了一種全新的信仰。這讓80年代的電影更加昂揚，并且在道德上更加簡潔。

5.流行文化塑造了政治，我們的電影、電視節目、游戲和其他媒體為我們建立了世界是如何運行的概念。我們所虛構的英雄人物正是現實人物在我們心中內化的產物。虛幻的勝利讓我們相信我們在現實中也可以無堅不摧---盡管有些問題確實十分棘手。

羅納德·里根競選總統時適逢《星球大戰》第二部的宣傳達到了白熱化。《星球大戰》不僅代表著高科技的星球探險，也是對過往的一種追思---《星球大戰》正傳的三部曲的設定看起來好像不是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看起來更加是不久之前那個單純簡單的時期的產物。而這與里根的“懷舊主義的樂觀”不謀而合。

1983年的《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美國人已經厭倦了自我批判，討厭失敗主義。而《星球大戰》系列正如同毒品一樣，刺激了他們內心必勝的信念。我們可以把所有事情解決之后回家享受清閑。我們可以成為好人。而壞人都是很容易辨認的。

里根的政策在兩處顯示了與《星球大戰》的聯系：一次是他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另一次是他將自己的導彈計劃命名為“星球大戰”計劃。“這里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偶然的成分，”泰勒說。里根的演講稿撰寫人稱自己無意引用《星球大戰》中的“邪惡帝國”一詞，但是演講的時間正好是《星球大戰》上映的時間，所以這一聯系是人為制造的。

讓里根用“星球大戰”來描述自己的導彈計劃實際是民主黨人的主意，但是他們很快就后悔了，因為“星球大戰計劃”聽起來不僅不愚蠢，而且還出乎意料的好。

當你在冷戰時期審視“邪惡帝國”時，你會發現它簡直就是前蘇聯在“漫畫中的重現”。西羅塔說，前蘇聯是一個“高度官僚化、不民主、技術落后的帝國”，你很容易在“邪惡帝國”中找到它的影子。

“在70年代末即將進入80年代時，這個反抗帝國的故事也不可避免的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西羅塔說。“里根認為他是在與一個龐大的政府作斗爭，我認為這當然有時代精神在其中起作用。”

曾是一名演員的里根也敏銳地意識到這是電影的一個全新的時代。電影的場面比以往更加壯觀，也更能給觀眾身臨其境的體驗。正如莫蘭所指出的，里根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話：這是電影，它不僅向我們展示了我們的容貌和聲音，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我們內心的感受。在里根治理下的美國，我們不僅與盧克·天行者同行，也通過他們看到了我們內心真正的自己。

《星球大戰》給予里根最偉大的禮物就是堅定不移地同邪惡作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