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哀婉的繁華——從“一人三詞”簡析王安憶《長恨歌》（定稿）

哀婉的繁華

從“一人三詞”簡析王安憶《長恨歌》

《長恨歌》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王安憶的代表作，1995年，《長恨歌》在《鐘山》上連載，年底出版了單行本，很快引起評論界的注意，評論者認為王安憶的寫作直承由張愛玲所開啟的“海派”文學傳統；2000年《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繼而在一項以“三城記”（上海、香港與臺北）來命名的出版計劃中，王安憶又成為“上海”的代言人，這本寫了一個好看的“上海故事”的《長恨歌》，再次受到媒體與學界的垂青。人們不僅“在小說中閱讀城市”，更是在關于“上海”這座城市的想像和爭論中來閱讀這部小說。

王安憶是一位著述頗豐的當代女作家，其創作亦表現出多變的風格。幾經轉型后，90年代的王安憶開始了她的“上海故事”系列，這在《長恨歌》之前的實驗性小說《紀實與虛構》中已初露端倪，此后又有《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相繼問世，關于“上海”的敘述，王安憶竟是一發不可收拾。終于在《長恨歌》中達到了頂峰。

在這里，我們主要通過一個人物和三組關鍵詞來簡析《長恨歌》。這個人物就是書中主人公——王琦瑤。

王琦瑤是故事的主角，雖然她的性格不是特別突出，甚至是“性格扁平”，但是讀懂這個人物對于理解整部小說是很有幫助的。王琦瑤內在和外在有兩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堅強與美麗。

王琦瑤的美“是有些家常的”，她身上體現的是一種“過日子的情調”，“不是戲劇化的，而是生活化的”，穿著家常碎花布旗袍的王琦瑤最貼心可人。王琦瑤的美是對上海城市性特征最貼切的闡釋，縱有萬種風情、流光異彩，但是卻不是高不可攀的貴族式的，相反完全是平民化的，甚至有點俗，卻是可心的，反而很真實。正是這種形象，使得王琦瑤在上海小姐的選美比賽中脫穎而出，成為最“符合民意”的“三小姐”，給她的美麗帶來了一次最輝煌的評價。然而美麗帶給她的并不全是寵愛和眷顧，同時還有殘酷與悲哀。當時代風云變幻，隨著時代變遷的還有她失落的心境和老去的容顏，王琦瑤溫婉優雅、氣質出眾地生活在藏污納垢的平安里，平靜地等待著心中所懷戀的昔日重來。然而當歷史進入七八十年代，那久違的熟悉生活似乎又回來了的時候，雖說“美人遲暮”，歲月的流逝還是在她美麗的臉龐刻上了時光的腳步，在這場似曾相識的盛宴面前，她成了旁觀者。美麗變成了她永遠的夢。

讀《長恨歌》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王琦瑤外表柔弱卻內心堅強。在她的一生中經過幾次沒有結局的悲劇愛情，但是她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開大闔中依然頑強地走出一條生路，好像再大的困難到她那里都擋不住她優雅地日復一日的生計，即使時代更迭變遷的天搖地撼在她那里也只不過是在鄔橋轉了一個彎，最終還是回歸平靜。時過境遷，王琦瑤依然做著精細的家常菜，過著用繁華舊夢的殘片裝點寂寞的優雅自足的生活。她的紅塵瑣事，她的喜怒哀樂，她的疲憊焦灼，都在一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大勇氣下慢慢消散，所以她能夠在劫難臨頭的時候安之若素，處之泰然。“在經歷過歷史的風橫雨狂之后──她終于倒地死去了，在舊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長出一個嶄新的上海”。王琦瑤又何嘗不是這樣，所謂“百折不撓”。

關于小說的主題內容，有很多值得細究的地方。我們選取以下三組關鍵詞為特定的視角進行解讀，來分析這部小說的豐富內涵。

1．日常與歷史

生活經驗對一個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說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接的描摹或者復制，而是展現一種日常狀態。在《長恨歌》中，實際上是蘊含著王安憶個人對于“日常”與“歷史”的看法，她通過“日常”來表現“歷史”，表達出她的“日常歷史觀”。“歷史”在《長恨歌》這部長篇小說里，并不是由時間構成的，而是被瑣細平淡的日常人生所搭建的，這種日常的平凡瑣細構成了歷史的底子。王琦瑤是一個被“日子”所裹挾的人。她的日常生活與心思舉止都符合王安憶所塑造的那種“東方平民生存價值觀”，生活就是如絲如縷，是物質的，是瑣碎的，是與“天下大事”毫無關系的。王琦瑤就是這樣，她默默經歷著跌宕起伏的傳奇一生，但她從來不曾探詢過任何所謂“人生的意義”，她只是在認認真真地過日子，盡心盡意地做著分內的事。“浮光掠影的那些東西都是泡沫，就是因為底下這么一種扎扎實實的、非常瑣細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們的生活蒸騰出這樣的奇光異色”。王安憶以封閉的歷史時空和高超的敘述技巧完成了獨特的歷史觀的審美表達，深刻體現了對細密柔韌、獨立堅韌的市民精神的禮贊和對樸素人性與城市歷史精神價值的悲劇性體驗。

2．時尚與懷舊

王安憶的“懷舊”，與文化市場上的時尚大相徑庭，她將目光掠過洋場，從“外灘”轉向“里弄”，不是想像上海光彩奪目的樣子，而是描摹“芯子”里樸素安穩的日常人生。王琦瑤的故事，只在小說的第一部里有著繁華旖旎的色調，小說也只有這一部分描寫了40年代的上海，能為時尚的“懷舊”提供素材。但這只是王安憶為王琦瑤僅有的好日子所搭建的一個“盛麗的舞臺”，“1946年”的時間選擇也大有深意，充滿了“夕照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傷。王安憶所“懷”的，也是消失在八九十年代大規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風景”。王安憶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隨母親茹志鵑來到上海，她將成長時期關于上海的知覺經驗，編織進《長恨歌》整部小說關于細部人生的瑣屑敘述之中，塑造了一個她所感知和認同的“日常上海”的形象。小說有一個令人驚悚的結局，長腳在殺死王琦瑤的時候，發現她是一個丑陋的女人：“這時他看見了王琦瑤的臉，多么丑陋和干枯啊！頭發也是干的，發根是灰白的，發梢卻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至此，王琦瑤的不受時間侵蝕的美，成為幻影，她所代表的上海“芯子”里的生活和歷史也戛然而止，這是王安憶對文化時尚中無所不在的“懷舊”的反諷，也是對自己那一個失去了的時代的哀悼。

3．女人和城市

王琦瑤這個角色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上海這座城市息息相關、血脈相連，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進程與社會變遷的映射。“長得好”讓王琦瑤這個外表柔順乖覺的女孩子內心潛藏了一股涌動的暗流，她認為靠自己的外貌可以去改變弄堂出身的命運。其實在40年代的十里洋場，活躍著很多這樣的女子，她們通透世故又有著小小的天真，她們熱中于“不動聲色”甚至“漫不經心”地乘勢推展。這些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海短暫卻又永恒的華美。但是，在巨大的社會變革襲來的時候，個個心中期許的“好花常開”“好景常在”成為最先破滅的童話，分崩潰散。女人們的夢想、榮耀、無奈、悲涼、堅韌、守候??均隨著繁華舊夢此起彼伏地枯容不迭。“花好月圓”不是“長聚不散”的，但是“王琦瑤”卻是永遠“長痛不息”的。所以，王琦瑤的身世遭遇具有象征意義，代表“過去時”的上海，是由歷史與現狀構成的上海舊幻的神話。王安憶試圖將上海40年飄搖變遷的歷史濃縮于王琦瑤一個人的經歷之中，試圖將舊上海的風貌濃縮在王琦瑤生活的那個陋巷蝸居之中。

《長恨歌》這部小說以委婉從容細致的筆調，虛構了一個美麗、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劇的命運。我們可以從她虛榮而又務實、精致而又凄涼的生活中窺見很多人類共通的無奈，人活著就是一種艱辛，無處可逃，別無選擇。同時，在更深層面上，小說可以說是通過一個女人的故事來表達一個城市的傳奇與命運，并寄寓了自己對這種滄桑嬗變的哀傷。在娓娓敘述的筆調中，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包含著作者的思考，是一種對于所謂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與開掘。這種上海所特有的“弄堂文化”，是由歷史和傳統所造就的，同時也是每一個上海的平民所參與形成的。作者在思考“弄堂文化”與“城市命運”的同時，對于那些遠離時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女性們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所以，在整部小說里，是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間情懷洋溢在字里行間的，正是這種情緒，浸潤出作品強大的藝術感染力，讓每一個讀過它的人都回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