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穎超秘書回憶：周恩來逝世前后鮮為人知的真相

鄧穎超秘書回憶：周恩來逝世前后鮮為人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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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趙煒陪同鄧穎超每天去醫院探望周恩來之后，給周恩來讀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擔當起來。在西花廳工作了那么多年，趙煒已經熟悉了周恩來的語音和聲調，因此，當周恩來在病重期間說話聲音很弱時，鄧穎超聽著費勁兒時，她便又擔當起給這老兩口“翻譯”的重任。

在醫院這段日子，有幾件事一直讓我難以忘懷。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總理讓工作人員打電話，叮囑我再去時把《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片兒帶去。我們雖然不知他要歌片兒干什么，但還是在辦公室找起來。當時，我們手里都沒有現成的歌片兒，一時還很著急。后來，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廳門口站崗的警衛戰士，就去他們那里找，結果還真找到了。歌片兒送到了醫院，周總理很認真地看了幾遍，還輕輕哼唱起來。過了十幾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點半左右，我陪著鄧大姐來到醫院。這天周總理的精神好像還不錯，他讓鄧大姐坐到病床邊，兩人說起話來。周總理對鄧大姐說：“我昨天的情況你可以去問吳院長（吳階平），還有熊老（上海來的醫學專家）。不要責怪任何人，要感謝他們，要感謝大家。”接著，周總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說這話時，他的兩手緊緊地握成了拳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敝夭≈械闹芸偫硗蝗粡堥_嘴唱起了《國際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句，卻也讓在場的人都感動不已。唱完歌，周總理向在場的服務人員一一表示感謝，最后，他面向鄧大姐深情地說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p>

周總理這天的舉動很讓我心里難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醫生對他生命旅程的預測，但就從剛才的話和行動來猜測，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來日無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謝。這時候，最讓人感動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計時時刻，周總理也沒有露出一點悲觀失望的情緒，也沒說過半句沮喪消極的話。

周總理好像還在有意識地安排著自己的最后時光。又過了幾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筆紙，寫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了名字和日期。

周總理為什么要寫這樣幾句話，我心中思量了好久。確實，那一陣子“四人幫”一伙挺囂張的，他們不停地組織人“批林批孔批《水滸》”（注：1974年由江青提議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運動），還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頭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來—其實，他們就是想整倒周總理。

這幾句話，周總理放在心里已經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術之前，他就說了一遍，當時周總理這話是對著鄧大姐說的。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總理說的話轉告給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回去以后向毛主席報告。話雖然說了，但沒有落實到文字上，周總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一個條子。

1975年12月，周總理已經進入時而昏迷時而清醒的狀態，他已經不能看報了，但每天清醒時卻依然很認真地聽報，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點也不要刪掉。到了12月12日，周總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聽讀報。我們就想，也許他心里一直在惦著什么事兒，想從報紙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們把情況向鄧大姐講了，鄧大姐就約張樹迎、高振普、張佐良和我一起進行分析。最后，我們一致認為，周總理在生命的垂危時刻還提出要聽報紙，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對將來的政治形勢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擔心的是鄧小平同志能不能順利主持工作……我們把自己的想法都說出來后，鄧大姐沉思了。過了一會兒，她做出一個決定：為了不給總理增加負擔，新近的報紙就不要給他讀了。

但不讀也不行呀，萬一周總理真要聽呢？“那就念舊的吧?！编嚧蠼阏f。這樣，在周總理病重時我們還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報紙改了日期再讀給他聽。當時改報紙的任務交給了留在西花廳的錢嘉東、趙茂峰和紀東三位同志，他們從國務院印刷廠借來同《人民日報》同樣字號的鉛字，每天改報紙上的日期，這樣一直堅持了20多天。

因為病重，周總理往日洪亮的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有時他說出話來就連鄧大姐也聽不清楚。這時，如果讓他再重復那些話就太費精神了，所以周總理就說：“讓趙煒當翻譯再重復一遍吧?！边@樣，我又當起了周總理的臨時“翻譯”。有一天，周總理望著鄧大姐意味深長地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编嚧蠼憧纯此采钋榈卣f：“我也有很多的話沒給你講?！边@老兩口那些沒講出來的話是工作機密還是感情傾訴？他們誰也沒說，兩人只是心有靈犀地深情對視著。最后還是鄧大姐說：“只好都帶走嘛！”周總理無言。周總理帶走了許多話，后來鄧大姐也帶走了許多話。鄧大姐在生前跟我講過好幾次：“恩來有很多話沒跟我講，我也有很多話沒跟他講，最后只好都帶走?！?976年的元旦，毛主席的兩首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發表了，重病中的周總理顯然十分欣賞這兩首詞，多次讓工作人員念給他聽。當聽到工作人員將詞中的字音念錯時，周總理馬上給予糾正，聽到有趣之處，他還會輕微地笑笑，偶爾還議論幾句。毛主席的這兩首詞，給周總理那間充滿了濃濃藥味的病房帶來了不少歡樂的氣氛，也伴他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天。同周總理告別的時刻

從1976年走過來的中國人絕不會忘記那一年的元月，當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傳開后，很多人坐著火車、乘著飛機從祖國的四面八方趕到北京，為的是向周總理作最后告別。當靈車向八寶山駛去的那一天，長安街兩側站滿了頂著寒風自發前來送行的群眾。十里長街，不斷流淌的熱淚匯成了思念的長河，人民在呼喚：周總理，我們想念您。沒有了周總理的西花廳充滿了悲傷，同志們一個個含著熱淚在準備為周總理送行。沒有了周總理深夜回來時的腳步，沒有了往日的期待，整個院子里一片肅穆。那天中午，我們回到西花廳后，鄧大姐就口述電文讓我發電報告訴外地的親屬們聽到廣播總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許來京。鄧大姐說：人已經死了，親屬來了非但沒有什么意義反而是浪費，還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這才是對死者的最好紀念。她還交代我說：“等我死的時候也不許他們來北京?！敝?、鄧兩家的親戚接到電報后都遵照鄧大姐的意思沒有進京，只有一位親屬因為沒接到電報到北京來吊唁，鄧大姐知道后也沒說什么。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開始為周總理準備衣服，鄧大姐交代不要做新的，就選幾件他平時最喜歡又好一點的衣服吧。當工作人員把衣服選好后請鄧大姐認定時，鄧大姐含著眼淚點點頭說：“這是恩來的作風，平時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難，他死后咱們還是要尊重他，不要為他浪費人民的錢。新的舊的都一樣，一把火都要燒掉的。這樣做也許有人會責怪你們，那也是暫時的。”就這樣，在入殮時，周總理穿的是一件已經穿過多年的中山裝和一身舊布衣褲。周總理的喪事如何辦？中央拿出了個方案請毛主席批準。當報告呈上去時，毛主席正在休息，直到元月9日凌晨3時，毛主席醒來才批復了關于周總理的治喪報告。因此，從1月9日晨5時開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和全世界公布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

從北京醫院回來后我一夜沒合眼，一方面是心情悲痛，回憶起在周總理身邊度過的往事就久久不能平靜；另一方面是在等著聽廣播。清晨5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訃告，我坐在收音機旁，任憑自己悲傷的淚水奪眶而出。不一會兒，西花廳的電話忙碌起來，很多人打來電話問我們這是不是真的？

那兩天，周總理的遺像賣光了，商店里的黑布賣光了，就連做小紙花的白紙也脫銷，北京的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少都臂佩黑紗，白花掛滿了天安門紀念碑前的小松柏。

1月10日下午，鄧大姐要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我陪著她再次來到北京醫院。在告別廳里，我又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那天，躺在青松翠柏與鮮花中的周總理身著的還是那套他生前開會和會見外賓時經常穿的灰色中山裝，胸前佩戴著一塊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就一直戴著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一面鮮紅的黨旗覆蓋著他的遺體，遺體前擺放著鄧大姐獻給他的鮮花花圈。

從周總理去世那天起，鄧大姐就每天向他的遺體獻上一個鮮花花圈，當時，北京的氣候很冷，鮮花幾乎無處可買，花店就每天從廣州空運過來一批鮮花。當廣州方面知道鮮花是鄧大姐為周總理買的時，曾堅決不收費，但鄧大姐不依。她對我說：“這筆錢，趙煒你一定要為我付的。”悼念周總理那幾天，鄧大姐買花一共用了480元錢，當時她怕我不照她的要求辦，還堅持親自看過買花的發票才放心。1976年1月10日葉劍英在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在鄧大姐獻給周總理的花圈上，絲綢挽帶上寫的是“悼念恩來戰友，小超哀獻”幾個字。當時，是鄧大姐自己提出這樣寫的，雖然只有寥寥幾個字，但那不尋常的落款卻體現了他們夫妻至深至愛的情感。在幾十年共同的戰斗和生活中，只要是單獨相處，周總理總是稱鄧大姐為“小超”，如今，幾十年聽慣了的聲音從此不再，鄧大姐心中的悲傷是可以想見得到的。可鄧大姐十分堅強，在向遺體告別的時候，沒有放聲痛哭，但我挽著她時，卻分明感覺到了她的身體一直在輕輕顫抖。

出殯的日子到了。1月11日下午4時30分，一輛覆蓋黑黃兩色綢帶的靈車載著周總理的遺體緩緩由北京醫院開出，我陪鄧大姐坐車緊緊地跟在靈車之后。北京醫院門口的馬路兩旁擠滿了人，哭泣聲為冬日的北京蒙上了一層悲哀的色彩。從北京飯店到八寶山，自發地站在馬路兩旁的老百姓足有幾十萬，其中有不少白發蒼蒼的老人和抱著小孩的婦女。他們中的很多人從早上就開始等候，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里默默地等待了七八個小時。當我們在車里看到這種情景時既感動又悲痛，我當即告訴鄧大姐馬路上站滿了人，并將車窗簾打開讓她看。鄧大姐讓司機加快點速度，說好讓群眾早點回家。然而，前面的靈車依然走得很慢，也許是司機不想把周總理盡快送走，也許是他也想到要讓群眾多見一眼周總理……車緩緩地、緩緩地向前行進著，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這段路程平時只需半小時，這次卻足足用了1小時35分鐘。下午6點5分，靈車終于到了八寶山，我扶著鄧大姐下車后朝著周總理的靈棺走去。在告別室，鄧大姐再也無法抑制住自己心情，她一下子撲在玻璃靈棺上，望著周總理的遺容放聲痛哭，嘴里喊著：“恩來！恩來！我們永別了！讓我最后看你一眼吧！恩來呀！”

這是所有人與周恩來總理的最后的一面，以后永遠、永遠，我們都看不到他了！此時，玻璃靈棺前被擠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拼命往前擠，每個人都想最后多看一眼周總理，痛哭聲和悲愴的呼喊更是驚天動地。這時，我們在最前面被擠得動不了，雖然我也想再多看周總理一眼，但又怕擠壞了鄧大姐，我的任務就是要保護、照顧好鄧大姐呀。不要再停留了，我忍住悲傷拉住鄧大姐說：“大姐，咱們走吧！咱們回家吧！”鄧大姐一面哭一面對我說：“再讓我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見恩來啦，這是最后一面。”聽鄧大姐這樣一說，我的心都要碎了，兩行長淚似乎總也流不盡。這時，同志們為我們打開一條通道，我拉著鄧大姐的手，護士劉新蓮扶著鄧大姐擠出了人群。我們邊走還不時回頭看看，院子里的哭聲、喊聲更大了，在黑暗中沖上無邊的天際，任何人聽了都會心碎欲絕。為了保護好鄧大姐，我們把她扶上車，黑夜中，車子向西花廳駛去，留下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等著火化遺體。晚上8點多鐘，我們到家了。鄧大姐一進門就流眼淚了，她對我說：“趙煒，我心里這些天來壓得難受，你就讓我大哭一場吧！”我理解鄧大姐此刻的心情，含著眼淚說：“大姐您哭吧，把幾天來的悲痛都全哭出來，您也會好受些。我也是感到壓得難受，好像心中有一堆大石頭堆著似的，喘不過氣來?！?“那讓我們大家都放聲地大哭吧，以后誰也不要再哭了?！编嚧蠼阍捯粑绰?，在場的所有同志都哇地大哭起來。幾天來，我們都不敢在鄧大姐面前過分悲傷，這樣放聲痛哭一場總算使心中的壓抑得到了舒緩。

最后，還是鄧大姐先止住了淚水，她緩緩地對我們說：“人死了，哭是哭不活的。大家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痛為力量?！?聽鄧大姐這樣一說，誰也不敢再哭了，更不能當著鄧大姐的面哭了。我們陪著鄧大姐在客廳休息了片刻，隨后，她拖著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進她的辦公室兼臥室。這時她對我說：“從今以后，我再也不哭了，要繼承恩來未完的事業?！?擦干了眼淚，鄧大姐的心里還在想著火化的事。她交代工作人員說，對周總理的遺體火化要“安全完整，不能流失一點”。后來我才知道，那天火化時用的是特制的不銹鋼火化工具，爐膛也進行了專門的清理。當時火化工人也是極為悲痛，都不忍心火化周總理。周總理的遺體終于在夜里火化完畢，由西花廳的黨支部副書記張樹迎將周總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尋找撒骨灰的合適地點

當聽說周恩來總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時，中國的老百姓的確無法理解將要發生的事，他們都希望能把周總理的骨灰留下，以便將來有個悼念的地方。身為周總理生前黨支部委員的趙煒雖然也有這樣的愿望，但畢竟她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20多年，對周總理的想法和遺愿比普通老百姓理解得更深。因此，當鄧穎超把為周總理尋找一塊合適的撒骨灰地點的任務交給她和兩位同事時，她鄭重地接受了。雖然周總理生前有遺囑，但當1月12日黨中央、毛主席批準他撒掉骨灰的要求時，我們的心情還是悲痛得難以形容，同時更是充滿矛盾。不這樣辦吧，違背了周總理生前的心愿；這樣辦吧，心里確實十分難受，一個共和國的總理，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和人民，如今去世了連骨灰都不能留下，這是一件讓全國人民多么不理解的傷心事啊。然而，我們是多年來在周總理身邊工作的人，我們不能違背他的遺囑，我們必須去完成這個令人傷悲的艱巨任務。

12日上午9時，鄧大姐把張樹迎、高振普和我三個人叫到一起，她鄭重地向我們交代任務—讓我們去尋找適合撒掉骨灰的地點。鄧大姐說：“恩來的去世是我們黨的損失，我的心情非常悲痛。但黨中央、毛主席批準了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我很高興。因為恩來同志生前最擔心的是怕我辦不成這件事，現在可以完成了。咱們要為共同去實現他生前這一愿望而繼續工作。我很想自己親自去完成，但是，目前條件不允許我去做，我出去目標大，再說天氣太冷，我也年紀大了。恩來是黨的人，也是你們黨支部的黨員，所以這件事也要依靠支部。請你們三位同志去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時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選好，不要被人發現，一旦發現將來又是紀念的地方，反而違背了死者的心愿。你們不要驚動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煩組織，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撒骨灰，總之不能留下痕跡。”

說這話時，鄧大姐一直看著我們。這時，高振普提出為尊重億萬人民懷念周總理的感情，能否把骨灰在西花廳擺放幾天再撒，鄧大姐卻執意不讓這樣做。她說：“我很理解你們的心情，但你們要認識到這是十幾年前我們共同約定的相互保證的事。由土葬到火葬是一場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而撒掉又是一場革命，這是恩來和我的一次徹底革命??！你們一定要認清楚這一點。這一場革命也是同幾千年以來的舊傳統習慣決裂?！彼€告訴我們，如果選好地方，等開完追悼會后不要驚動任何人，一切從簡，夜里我帶領你們少數同志去撒骨灰。聽完鄧大姐的一番話，我們三個人都很感動，沒有什么好說的，只有按照鄧大姐的話去辦，我們不能辜負她對我們的信任。

從鄧大姐那里出來，我們立即出發去找適合撒骨灰的地方。但1976年的北京似乎特別寒冷，尤其是在數九的天氣里，到處都是冰封大地，骨灰撒在哪里??？我們驅車在北京附近察看了幾處地方，都覺得不理想—玉泉山的水很小，八一湖大部分河段都凍了冰，只有一小段地方有點水流，如果骨灰撒下去就會在不遠的地方聚集起來，再說就這樣把骨灰隨隨便便地一撒我們也覺得對不起周總理、鄧大姐和全國人民哪！

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我們三人當時的心情別提多難受了。下午回來后，我們把看的幾處地方如實向鄧大姐匯報了，同時提出應該報請黨中央尋找一處合適地方的建議，鄧大姐同意了。送別周總理

1976年1月12日到14日，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設立的靈堂里，首都各界人士和許多外國友人開始悼念周總理。數九寒天，人們排著長長的隊伍，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絡繹不絕地走進勞動人民文化宮。12日上午，釣魚臺賓館派人給鄧大姐送來兩盆盛開的水仙花，表示賓館全體同志對周總理的悼念和對鄧大姐的慰問，我們把花收下了。水仙花開得十分茂盛，我想家里熱，水仙花很快就會開敗，不如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放在周總理的骨灰盒兩邊，讓它們陪伴著周總理，同時也寄托釣魚臺的同志們對周總理和鄧大姐的一片深情。我把自己想法同鄧大姐講了，她表示同意，并讓我馬上送過去。這時正好是中午12點半，勞動人民文化宮外面還排著很長的吊唁隊伍。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我把水仙花擺放在骨灰盒的兩側，素雅的白花頓時使莊嚴肅穆的靈堂增添了幾許生機。20年后從一位經辦同志的嘴里，我才知道由于“四人幫”的干擾，那時每天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吊唁總理的人數和時間都要受到限制，但實際上組織者既不去限制也不想阻止，所以來吊唁的人實際是規定人數的兩倍。從勞動人民文化宮出來，我去了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里群眾獻的花圈很多，連紀念碑四周的小柏樹上也扎滿了白花，周總理的大幅遺像被掛在紀念碑的正面，很多人還獻上了悼念周總理的詩文。回到西花廳后，我將自己親眼所見的情景告訴了鄧大姐，她從中得到很大的安慰。

在三天的吊唁中，西花廳一直很平靜，因為鄧大姐讓我婉言謝絕了所有想來看望她的客人。

1月14日晚上，我們提前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因為鄧大姐吃完晚飯后要在7點鐘準時到達勞動人民文化宮。第二天將是周總理的追悼大會，我要陪著她將周總理的骨灰送到人民大會堂。

我扶著鄧大姐來到周總理的靈堂前，她站在骨灰盒和遺像前三鞠躬，我們在場的所有人也站在兩側隨同鄧大姐一起三鞠躬。隨后，鄧大姐輕輕捧起周總理的骨灰盒，轉身向同志們說：“我現在手捧著周恩來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聽到鄧大姐這兩句感人至深的答謝，靈堂里一下子悲聲四起，哀樂被哭聲掩蓋。鄧大姐強忍著悲痛，手捧著周總理的骨灰盒，邁著沉重的腳步，一步一步地在凜冽的寒風中向外走去，我和護士劉新蓮怕她捧著那個沉重的骨灰盒太累，就從兩邊各伸出一只手幫她托著，后面，那些曾經為周總理守靈的同志們緊緊相隨。

在周圍的一片哭聲中，鄧大姐上車了，我們的車緩緩離開了勞動人民文化宮。不知為什么，那天的夜晚天特別的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奇怪的是，天安門前面那段路沒亮一盞路燈，整個廣場一片漆黑。這是誰的主意？我們悲痛的心又蒙上了一層氣憤。汽車在黑暗中慢慢地行駛，我掀開窗簾向外看看，呀，路兩旁站滿了人。也許，人們想到了今晚會將周總理的骨灰移送到人民大會堂，因此，他們不顧寒冷在這里等候。這時，鄧大姐囑咐司機說：“慢點開，別碰傷人?！蹦翘焱砩咸彀查T前為什么不開路燈？這是有人預先布置好的還是突然的事故？這在我心中成為一個始終猜不出結果的謎！

汽車在大會堂的門前停下來，鄧大姐慢步走上一級級臺階，最后親手將周總理的骨灰盒安放在臺灣廳。之所以選擇把總理骨灰放在臺灣廳是經過一番考慮的，周總理生前一直關心和致力于祖國的統一大業，很多年來他一直在期盼臺灣的回歸。讓他骨灰于存在的最后時刻擺放在臺灣廳，寓意著他的心永遠和臺灣人民在一起，也意味著周總理的遺愿就是兩岸人民的統一早日實現。周總理的骨灰在臺灣廳停放了一夜，第二天又送到了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

1月15日下午，周總理的追悼大會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大姐飯后稍事休息，我們就準備前往會場。出發前，鄧大姐對我交代說，追悼會后還能有點時間，將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人員和親屬留下來，我要對他們講幾句話。鄧大姐想講些什么，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那時也沒時間細問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即通知有關同志具體安排。2時15分，鄧大姐離開西花廳去人民大會堂。下午3時，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響起哀樂，周總理的追悼大會開始了，大廳里又是哭聲一片，有的人甚至哭得昏倒了。然而，這一刻的鄧大姐特別堅強，她身著一套十幾年前做的黑色舊西裝，一個人堅強地站在家屬的位置上，雖然淚水從她的臉上不停地往下淌，但她沒有哭出一聲，透過悲傷的面孔，表現出的是一個老革命者非同尋常的堅毅?？吹綗o兒無女的鄧大姐一個人站在前面，再看看她的神情和臉上的熱淚，人們的心都要碎了，我更是難過得只想流淚。那天，是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致的悼詞，當時毛主席已經身罹重疾，他已經無法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了。

開完追悼會，鄧大姐帶著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內的北小廳，在那里，她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塑料袋里，還不時地拿起一塊遺骨仔細地看看。鄧大姐含著淚水對周總理說：“恩來，我完成了你的意愿，你的愿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我們永遠跟隨毛主席戰斗。”看到我們流淚，她又說：“要化悲痛為力量?！?骨灰裝好后，我們開車去通縣機場。這一天，雖然老百姓都不知道周總理的骨灰什么時間送走，在什么地方揚撒，但他們還是早早地站滿了西長安街兩側，每一個人都想最后再送周總理一程。然而，由于鄧大姐一再強調保密，不要再驚動人民群眾，車隊只好從人民大會堂西北門出來，上了長安街后一直往東開，等到群眾發現時，我們已經走遠了。這一晚，好像老天爺也知道我們要送周總理似的，明月高懸，繁星閃爍，夜空格外清澈。在通縣機場，一架平時撒農藥用的“安二”型飛機正等在那里，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同志和周總理生前的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將代表鄧大姐去撒骨灰。飛機起飛了，鄧大姐、醫生陳士葆、護士劉新蓮和我一直站在冰冷的土地上靜靜地目送，直到飛機穿入云端。

回家的路上，鄧大姐對我說：“我一塊石頭落地了，恩來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興，也得到安慰。”我們到家時已經8點多了，在家的同志都在客廳等候鄧大姐回來。我們進門后鄧大姐在客廳稍稍坐了一會就起身慢步走進她的辦公室兼臥室，她對著墻上周總理的遺像對我說：“完成了恩來的囑托，恩來的愿望實現了。大家都不要哭了，要化悲痛為力量，我們要繼承死者未完成的事業?！?/p>

撒周總理骨灰的飛機預計夜里12點才能回到北京，鄧大姐身體不好，我們讓她先休息，由我守在電話機旁等待空軍的報告。這次飛行對于空軍的同志來講是終生難忘但同時也是極為難過的一次任務，空軍司令員張廷發親自守在電話機旁，每當得到機組的一點情況就及時打電話向西花廳報告。夜里12點，負責撒骨灰的四位同志順利完成任務，按原定計劃準時返回北京。第二天，鄧大姐一起來就問我昨晚撒骨灰的情況。我將空軍報告的情況簡單講了一下，鄧大姐馬上說：“等9點鐘老張和小高他們來了就知道全部經過了。”不到9點，鄧大姐已經在客廳的門口等著了，她心里急于要見到張樹迎和高振普，了解昨晚的每個細節。當老張和小高進來時，鄧大姐上前緊緊抱住他們二位說：“我謝謝你們！也代表恩來謝謝你們！你們倆為恩來同志服務到最后?！?張樹迎和高振普向鄧大姐詳細匯報了撒骨灰情況：周總理的骨灰由他倆負責往下撒，飛機起飛后不久，首先在北京上空撒掉一份；第二站是密云水庫；第三站是天津海河；第四站是山東黃河入口處。當時，鄧大姐再三交代我們，不管誰問，也不要說出周總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在鄧大姐在世的日子，我們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她去世后才把周總理骨灰的撒落地點透露出來。

聽完匯報后，鄧大姐走到周總理臥室的辦公桌前，對著他老人家遺像下的空骨灰盒對我們說：“現在面對著恩來同志的骨灰盒對你們說，恩來同志生前十幾年的愿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祖國的江河和大地上，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今后也支持我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節省一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