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海鸰：作文題形式多樣 引考生社會思考

王海鸰：作文題形式多樣 引考生社會思考

高考作文題每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高考作文題也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今社會中的焦點和價值取向。王海鸰老師在研究高考作文題方面已有許多經驗，2013年高考語文考試結束后，騰訊教育第一時間采訪到她，請王海鸰老師分享她對于今年高考作文題的看法并逐一分析了各省的作文題目。

對于陜西的高考作文題《經驗與勇氣》，王老師提到考生在備考階段見過的有關“無知者無畏”的例子舉不勝舉。因此這道題目對選擇寫議論文的考生而言可以有很多例子參考。同樣，對寫記敘文的考生而言，也比較容易結合個人經歷。所以此題難度不大，但所反映出的價值觀過于單一。

海南卷的作文題是有關同學間的人際關系的。這道題看似簡單，但考生要寫出新意并帶有質感其實并不容易。王海鸰老師覺得此題由于和學生生活息息相關，日后的高考作文合集中有關這個題目的文章或許社會價值更大一些。在學者們潛心研究青少年人際關系的同時，青少年自己發出的聲音則顯得尤為珍貴。

《愛迪生如何看手機》是大眾尤為關注的北京卷的作文題。在當今的社會背景下，世界已經清楚的認識到移動終端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所以這個題目給予了考生很大的發揮空間。王老師說：“可以就手機本身出發寫出手機的發展，也可寫成幻想類小文。但與此同時，這樣的題目對于那些對手機不了解的同學是否有失公允還值得探討。”

除了陜西，海南和北京卷的作文題之外，王海鸰老師還對其它的作文題進行了簡要的分析：

上海卷的《更重要的事》是非常開放的題目，考生發揮空間很大，角度很多，類同上海卷往年的風格。

四川是我國生活節奏相對緩慢的省，所以四川卷出現《過一種平衡的生活》的作文題并不令人意外。現今社會價值觀較為單一，對于“平衡生活”的呼吁很有現實意義，是王老師比較期待看到考生作文的題目。

江蘇卷的題目是《探險者與蝴蝶》。相比于其他省市題目，此題角度較為新穎，從另一個側面闡述了蝴蝶效應，因此哲學邏輯比較好的考生可能更容易發揮。

福建卷的“憂天”在題中給出了顧城的詩《憂天》，但題目要求卻禁止寫詩歌體，這一點比較令人遺憾。除此之外，考生如果找不到良好的切入點，這種看似發散的題目實則有較大的寫作難度。

湖南卷“走過”的題目是比較難讀懂的。多讀幾遍，又似懂非懂。王老師個人認為高考語文試卷已經有了大量的閱讀理解題目，而作文題考的更多的應該是考生的寫作能力。所以這樣在題目上對考生設置障礙不知是否可取。

遼寧卷的“沙子與珍珠”在題目中就把“一事無成”與沙子等同，實在令人悲哀。王海鸰老師認為：“由此可見，對多元化價值觀的認同，應該從教育做起。”

浙江卷的題目“三句話看青春”中的三句話從成年人的角度來看是非常絕妙的。但從青少年的角度來看，或許并不能很好理解。所以該題目對心理較為成熟的同學是有優勢的，但“心理過早成熟”又從客觀上違背了題目所表達的精神。王老師感覺讓孩子去描寫青春的美好是有欠考慮。

天津卷的“___而知之”的題目確實有點繞，但內容尚清晰。面對現今這種信息碎片化的時代，這樣的題目頗具有現實意義。題目本身難度不小，可發揮空間不大。但平日對此有所積累的考生更容易發揮一些。

廣東卷的作文是以捐助為題的。捐助確實是當今社會一個很普遍的問題；由于道德綁架、媒體輿論、各種組織等問題，使得捐助本身變了味道。對于捐助行為本身的探討，能夠引起社會對此的反思，不失為好題目。

山東卷的“咬文嚼字”的題目實在有些俗套，以人為鏡應該是學生時代接觸最濫的論調之一，而再度在高考作文中看到此類題目令人遺憾。

江西卷的“學生有三怕”是非常貼切、新穎的題目。相信很多同學都對此有或多或少的切身感受。王老師覺得很高興能在高考題目中看到對現行教育制度的反思，也很期待能看到江西題目下的考生作文。

重慶卷要求考生根據大豆寫作文。這道題和湖南卷有相似的感覺，就是命題者在題目上設置障礙，而且價值觀較為單一，因而感覺選“錯”了角度的考生很容易被標上跑題的帽子。王老師強調如果要求考生寫主觀感受，作文題目還是清楚點的好。

安徽卷的“為什么能或不能這樣”的母體并不新，但題目本身頗為詩意，考生的發揮空間很大。議論文或敘事文或散文都有很多憑據可依。

湖北卷的作文是以方圓為題，但印象中見過三次高考題目和圓相關，這是第四次了。

第二篇：王海鸰批評比同情更重要

王海鸰 批評比同情更重要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4 月27 日 | 文章來源：北京青年報

不斷地涉足婚戀家庭題材，然而離過婚的女人王海鸰，卻從來不把同情的視點放在婚姻中女性的一方。于是，有人問：“女人何苦難為女人？”然而王海鸰反問：“你們難道不覺得這正是對女性的關注嗎？”

去年最具轟動效應的電視劇，《中國式離婚》算一號大概無甚爭議。片中在婚姻狀態下的女人極度缺乏安全感，于是多疑、猜忌、偏執，最終到歇斯底里、無以復加的程度，導致了婚姻的覆滅。該劇引來紅塵中眾多男女的共鳴，也引起了業內外觀眾的爭議，有人說這是一部《現代婚姻啟示錄》，也有人罵編劇王海鸰身為女人卻取悅于男人，憤怒的聲音大多來自女觀眾。這是自《牽手》之后，王海鸰又一部轟動全國的電視劇。

而今，《中國式離婚》所帶來的**余威仍在，編劇王海鸰卻又有新內容向觀眾呈獻，昨晚（4月26日），總政話劇團首度面向社會、走向市場的“戲劇演出季”隆重開幕，開門大戲就是王海鸰編劇的《洗禮》。這是王海鸰第一次將她作為一個話劇編劇的成果向社會展示，同樣她也期待著觀眾的認可。

對于普通觀眾而言，一個話劇編劇和電視劇編劇或許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只關心編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好看，故事是不是讓他們有所共鳴，是不是能牽動他們的喜和憂。而這也正是作為編劇的王海鸰最為看重的東西，所以她會留心觀眾對她的創作的反應，會認真看人家給她的來信和對她作品的評論。因此，無論是《牽手》、還是《中國式離婚》，那些罵她的言論，她都了然于心。

不斷地涉足婚戀家庭題材，然而離過婚的女人王海鸰，卻從來不把同情的視點放在婚姻中女性的一方。于是，與王海鸰的電視劇大紅相對應的，是人們對這個女人的諸多不理解。在網上，有人問：“女人何苦難為女人？”然而王海鸰反問：“你們難道不覺得這正是對女性的關注嗎？”她說，正是因為關注女性，所以她才會批評女性。因為，在婚姻關系中，女人不能永遠當怨婦，不只是要求同情，而需要更多的自省。

寫戲我追求讓人哭讓人笑

身為軍人，王海鸰至今讓我們看到的作品，有關軍隊題材的卻不太多，她說自己輕易不敢觸碰，萬一寫砸了怎么辦？此外她說自己總有這樣一種直覺：這樣寫出來我能通過嗎？但是如果不這樣寫，她又不甘心。就像是她當年轟動一時的作品《牽手》，曾經因為她對第三者塑造方式的爭議而遲遲未能開拍。但是最終《牽手》拖了三年之后能拍出來，王海鸰說并非她的劇本改得有多好，而是大環境在改變，能認可。但這給了她很大的教訓，因為人是經不住拖的。因此她覺得，在創作中必要的不是為一時的需要去妥協，而是去尋找適合自己表達、而又能讓大家都接受的方式。

對于《洗禮》，以及她即將開拍的一部新的電視劇《大校的女兒》這樣軍隊題材的作品，她有信心，因為好看，因為人物的命運豐滿，能和普通觀眾形成情感上的溝通和共鳴。《洗禮》是王海鸰寫于1998年的一部話劇，從1999年開始這部話劇在軍隊系統進行了長時間的巡演，廣受歡迎，也獲得了包括“五個一工程”、文華獎、曹禺戲劇獎在內的各種大獎。然而此番在北京的公演，卻是王海鸰的話劇第一次面對社會和市場檢驗，她說：“到了我這個年紀寫東西，如果要在專家認可和觀眾認可中間選擇的話，我寧可傾向于后者。”

對于自己這部主旋律題材的話劇，王海鸰似乎并不擔心觀眾的反應，因為在這部戲過去巡演的經驗中，很多年輕的觀眾都經歷了從一開始的抵觸到看完之后感動。她說：“應該是好看的，因為我把軍人當人來寫。有人跟我說看的時候都哭了，寫戲我追求讓人哭讓人笑。”她顯然很有成功編劇的自信，所以她說，在專家、領導和觀眾之間，總有大家都會滿意的一塊地方，不能因為拿不出好作品，就抱怨觀眾不懂、專家苛刻或是領導的審查。一個好編劇、一部好作品顯然是在這三者的需求之間長期磨練的結果。而她寫戲的第一要求，就是好看。

身為話劇編劇的王海鸰還有一個深切的感受，如今的話劇市場非大腕明星不能演的現象，給軍隊話劇團體闖市場帶來一定的難度。不過，她卻認為用影視明星來推廣話劇的做法，短期內雖然有效，長此以往卻會對話劇本身帶來傷害，因為影視紅星的光芒固然可以招徠觀眾，但很多明星缺乏舞臺演出的訓練，會影響到觀眾對真正話劇魅力的了解。她對于現在話劇舞臺上不是動輒就用影視紅星，就是走所謂先鋒、前衛不知所云的路線，感到很不理解。她說有一次和曹禺的女兒萬方聊天，萬方對于舞臺上有人將父親的經典名作改得不知所云、亂七八糟感到非常生氣，然而她向媒體表達自己的看法時，所有批評的話卻在公開發表時全被掐掉了。她說：“如今誰有話語權？”她認為話劇還是要靠劇本、靠臺詞、靠人物命運、靠戲劇的本體去打動觀眾。她說，最近剛聽說張藝謀買下了曹禺話劇經典《雷雨》的電影版權，這就說明扎實的劇本的魅力。

她說自己的失敗婚姻與所寫的《牽手》和《中國式離婚》都毫無可比之處

王海鸰說，自己一直生活在主流的生活狀態里，比較陽光，本人不邊緣、不另類，生活也沒有給過她特別大的挫折，因此自己也寫不出偏離主流生活的東西。于是我問她，既然如此，為什么會寫出像《中國式離婚》這樣極端的東西呢？

她說，《中國式離婚》里或許有極端的成分，但涉及的中年人的婚姻問題卻是主流的。她說，《中國式離婚》里女人的那種狀態，即望夫成龍、夫貴妻榮是很多女人很普遍的心理，而極端只是一種行為達到某種程度而已。而且這極端的東西是有生活的影子的，比如，劇中林小楓為了讓丈夫承認自己與別人有染，不惜給丈夫下安眠藥，好拍下捉奸照片的瘋狂行為；比如主人公的孩子為引起父母注意用刀子劃自己的手，等等情節，都是在聽到生活中類似的事件之后，加上她自己的合理想像，進行了合乎劇情創作的使用。她強調，這種極端和“生活的影子”與她自己的經歷無關。雖然如今很多人也知道，她有過失敗的婚姻，是一位單親媽媽，然而她的婚姻和她所寫的《牽手》和《中國式離婚》都毫無可比之處，她的婚姻只維持了短短的一個多月，連吵架翻臉都沒有就快速地解決了。

《中國式離婚》在播出之后，反應最為強烈的恐怕是女性觀眾，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編劇對于婚姻當中的女性這樣的苛責，而給予男性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對于這樣的反應，王海鸰說，在創作中，她認為自己是站在中性的立場上來看的，她說：“長久以來，在婚姻關系中的弱勢群體是女性，但是在輿論上的弱勢群體是男性。這勢必導致受到傷害的是女性，因為女性就會認為婚姻的殺手永遠是男人，而不是我們自己，我覺得提醒比同情更重要。你永遠在說男人花心或怎么樣，永遠把女人當作怨婦，為什么我們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同情男性還是更愛惜女性？”

王海鸰說，她遇到的怨婦太多了，永遠在怨別人，她就總是在想：這是怎么造成的？她得出結論：“由于她是弱勢群體，無論在媒體還是一般的輿論上會表現出對弱勢群體的同情。但我覺得除了法律上的同情會有用之外，其他的同情都無濟于事，反而造成錯覺，越來越怨天尤人，越覺得是對方的事情，越自己不明白。其實婚姻只要失敗就是雙方的事，過分強調是男性的原因的話，女性往往不反省自己的問題，往往看不到廬山真面目。當我這樣揭示出來了，你罵我也好，其實我是在關注女性。”

或許就由于要讓女性反省的用心，深深刺痛了不少女性觀眾，也使王海鸰遭到一些女觀眾憤怒的痛罵，有人甚至相當刻薄地罵：“你這個老女人，再討好男人，你也無人問津！”她說，即便這樣，自己的作品還是立足在女性，無論幾年前的《牽手》還是今天的《中國式離婚》都是如此，對于女性，批評、提醒比同情要重要得多。她說自己前些天由于身體不好到301醫院看病，碰到一個小女孩對她說：“王老師，我看了《中國式離婚》，覺得我怎么那么像林小楓。真可怕！我也老查他的手機，我也??”為此王海鸰說：“你要非說我替男人說話我也無話可說，因為也確實是這么回事。我就是要用這種方式來提醒你！”

王海鸰提起幾年前的《牽手》，笑稱當年自己“尚幼稚”，幼稚的典型標志就是最后讓女人一工作就解決問題了：“怎么可能呢？多少職業女性婚姻失敗？”《牽手》也有誤導，《牽手》中把第三者寫得太好，也曾讓女性觀眾說出“想打她一頓”的話來。她說：“你就沒看到我給第三者揮手指路，讓她看到別人家庭的痛苦而離開了嗎？后來我就想，你不能指望觀眾達到你想達到的那個程度。”

但有意思的是，她說《中國式離婚》的小說拿給出版社的男編輯的時候，那個男編輯欣喜得很不好意思，像是受之有愧一樣對她說：“哎呀，謝謝你對我們這么體諒，從來沒有人對我們男人有這么深的理解。”

我總是試圖喋喋不休地告訴大家：愛不是永恒的，別怪我沒提前告訴你啊！所以你說我尖刻或什么，我覺得我的初衷是善良的

從《牽手》到《中國式離婚》，王海鸰覺得自己對婚姻中女性關注點的變化是：前者哀其不幸，后者怒其不爭。

因為這兩部作品，對女性婚姻愛情問題的探討，也似乎成了她創作的主攻方向。王海鸰說，這完全是一個被動選擇，是由于寫不了別的。她說，就像人們常說的：“男人把事業當愛情，女人把愛情當事業。”這是男女性別的差異造成的，是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主流觀念。對男人而言，人生價值主要在事業等方面，而像她，作為女人的天性，似乎對兩性的婚戀家庭等問題就會格外敏感一些，這是自然而然為之，而非刻意設計的。

然而，同樣是女性作家表現女性婚戀感情問題的作品，有些女編劇可能表現得更為溫馨寬容，王海鸰卻為何選擇如此犀利尖刻呢？她說自己不喜歡把愛情推到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愛情并不比親情或其他的感情更高，如果非要這樣說，那是一種欺騙，是一種麻醉。“很多人在生活中失望，可能就是因為期望太高了。能領會到這些，我還算聰明吧，但是真是大智慧的話，你能明白這就是人生，然后很坦然地面對。我這個人達不到大智慧，所以我只能做旁觀者。我總是試圖喋喋不休地告訴大家，愛不是永恒的，別怪我沒提前告訴你啊！所以你說我是尖刻或什么，我覺得我的初衷是善良的，我傳遞出來我所領悟的。”

她還認為，尖刻也能給人一種審美滿足，她自己也愛看尖刻的文章。如果不尖刻，可能《中國式離婚》的力度就會差一些：“我重在批評和提醒，溫情脈脈怎么去提醒？”

王海鸰就像一個生活的旁觀者，敏銳而興致勃勃地感受著紅塵俗世間男女的悲歡。而實際上，她形容自己個人的生活是“簡單得要死”，她把所有的需求都放在作品里完成了。她說自己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但她知道完美是不可能的，所以寧愿不要。自己的生活之所以只有工作和孩子這兩塊，就是這樣性格的結果。

今年5月，王海鸰的一部新作，根據她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大校的女兒》又即將開機，這部作品未拍先熱，很多人爭著要上這部作品，使得導演也覺得很有面子。王海鸰自己對之也充滿期待。小說《大校的女兒》曾經被認為是帶有某些王海鸰自傳色彩的一部作品，但是她否認了電視劇帶有自傳性的說法，她說，在小說創作的時候，寫軍隊題材、寫個人的成長經歷會揚長避短、游刃有余一些。但改成電視劇就不行了：“因為電視劇是集體創作集體欣賞的東西，不像小說，愛看不愛看都是個人的。電視劇要強調它的包容性和大眾性，電視劇對小說做了很大的改動，如果照本宣科地按小說搞根本沒法搞。《大校的女兒》實際上是軍隊的女兒，寫軍隊的女兒的成長經歷，寫她的奮斗和感情的過程。寫女人的成長，是我過去的作品中所忽略的。這一次，我寫了完整的人。”

然而，婚戀家庭題材始終是王海鸰孜孜不倦要寫下去的，她尚在創作中的《新結婚時代》、《男人底線》，從劇名就透露出其性質。當然，王海鸰也表示，不是每一部劇她都會扮演一個尖刻的批評者，如何在好看之余帶給人們一些有關婚戀家庭的反思，才是她強調的一貫方向。

從海島女兵到著名編劇不是一夜暴富

是英雄總要問其來路，或者庸俗地說，一個成功者的成長道路總可以說出來供后來者借鑒。我總要問一問，王海鸰是如何從一個海島女兵成為備受女性觀眾們爭議的著名編劇和作家的。

王海鸰說，一個高中生曾經寫信問過她這樣的問題，大約是覺得，從海島女兵一下調到北京的軍隊里做編劇，總有些一夜暴富的意思。事實上，真的就像那句歌詞：“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文革”中到海島當兵，王海鸰在海島一當就是14年，從通信兵到醫院到宣傳隊，那些年一個女兵能干的她都干過了，在海島上沒什么出路，只不過，王海鸰自嘲地用一個很俗的形容——“但我的心在飛翔”。于是不甘平庸的她開始寫小說，經過了漫長的偷偷地向往、努力、期盼、等待、被退稿之后再努力、再期盼、再等待的過程，終于有一天，小說發表了。

王海鸰很慶幸自己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命運是接軌的，那時候正是中國小說創作的黃金年代，一個人寫小說發表了，是很容易被關注的。于是乎，幾篇小說亮相之后，她很快在軍隊系統受到矚目，正值部隊文藝建設需要人才的時候，她就被推薦到總政話劇團做編劇。但是總政的要求是試用半年，半年之內若寫不出公演的劇目，就會被退回小島。

從來沒寫過話劇的王海鸰急得滿臉長包，緊急“補課”，白天看劇本晚上看話劇演出，緊著要寫出話劇來。她寫的第一部獨幕劇《我想跟你說句話》一出來就引起很大的爭執，說是“精神污染”。原因就在于以往部隊的題材都是正面表現沖鋒、奉獻，她卻寫了一個家庭內的場面，妻子懷孕了想跟丈夫說，丈夫第二天有任務要離開也要跟妻子說，兩人在吃飯的時候各懷心事，其中有妻子穿睡衣讓丈夫看好不好看的情節，人家反映說軍人戲怎么在舞臺上表現勾引男人上床呢？這樣的質疑讓尚未結婚的王海鸰十分尷尬。幸而當時的團長拍板認可了。演出之后，新劇大獲好評，領導認為這是軍事題材的新突破。王海鸰也順利留在了北京。她說，雖然自己吃過很多苦，但她覺得命運對她真是很公平，所以她對生活充滿了感恩之情。

不過，從她的第一個話劇開始，王海鸰的創作特色就已經初露端倪了，那就是不會直接寫概念，而是寫人的情感，寫打動人的東西。

說到進入影視界，王海鸰說帶路人是王朔。早年，同為小說作者，大家以文會友，因此相識。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王海鸰形容自己因結婚生子飛快墮落，而王朔則在影視界四處開花，紅到不行。正是此時，王朔找到她，與她合作《愛你沒商量》。王海鸰說，在電視劇的創作道路上，一開始與強手通力合作，是一條很好的捷徑，從此她在這一領域的創作便一發不可收拾。

由于所寫電視劇連連轟動，王海鸰如今成為行業里十分搶手的劇作家，邀約不斷，讓她在今年累得病倒，有兩個月時間幾乎不能寫作。痛定思痛，王海鸰決定尋找合作者，不再單打獨斗，她的下一部作品，就是與她眾里尋她千百度找來的才女陳彤合作的。有人合作的感覺讓她舒服了很多，她打算把手里的活干完，“從明年開始過人的生活”。（劉凈植）

王海鸰與茅獎無緣豪無遺憾 采訪只談話劇

------------------2005-4-19 9:20:14

術術

 來源：新京報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曾創作《牽手》、《中國式離婚》等影視劇和小說的作家王海鸰，對《中國式離婚》未能入選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感到憾。

17日，記者向王鸰求證時，她驚訝地表示，這是一則荒謬的失實報道，己從沒有發表過這樣的言論。

王海鸰表示，她知道茅盾文學獎四年一屆，第六屆是在1999——200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中進行評選。而《中國式離婚》是2004年出版的作品，根本不在本屆評選的時限內。她說：“原報道稱我為未能入選感到遺憾，顯得我很，連茅盾文學獎評獎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另外，王海鸰還特別強調，自己是一個不得獎的作家，幾乎沒有得過什么獎，因此，對茅盾文學獎以及各類獎項的評獎情況從未認真關注過。作為一個面向大眾，寫主流生活狀態的作家，如果作品一定要在專家認可和讀者認可之間選擇，她選擇者。她說：“能得獎我當然高興，但我沒有那么貪得無厭，我對任何評獎都完全沒有期待。”對于報道中這個言論的來源，王海鸰回憶說，她前幾日參加由自己編劇的話劇《洗禮》即將公演的新聞發布，一位記者要求采訪，她當時特別表示了自己希望只談話劇。

但在交流中，談到本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結果因為剛剛看過本報的報道，她就聊了幾句，但從未表示過遺憾遺憾，她說：“遺憾實在是無中生有。”她強調，自己之所以愿意在媒體澄清這件事，是不想讓同行們覺得自己斤斤計較。

王海鸰還解釋說，她當時說的是，她認為一個獎項應該有雙重功能，一個是對作者的肯定，有一定世俗的功能；另一個是把優秀的作品引薦給讀者。如果茅盾文學獎評出的作品都能像《塵埃落定》那樣，得獎之后成為暢銷書，這個獎項就能保持它的權威性，否則可能成為圈內人自娛自樂。

第三篇：王海現象中的法理學思考

“王海現象”的法理學思考

摘要：“王海現象”對宣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加強人們的法律意識，遏制制假貨蔓延無疑有著積極意義，但是，“王海現象”引出的法律問題卻更值得我們深思。

關鍵詞：“王海現象” 打假 權利 利益

一、“王海現象”概述

1993年10月，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該法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則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但感召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這便是《消法》所創立的“1+1”賠償制度。正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引發了王海等人知假買假，通過訴訟索賠，獲得收入的行為，媒體稱之為“王海現象”。

二、“王海現象”的產生發展及引發的爭議 ⑴“王海現象”的產生發展

1995年3月，山東無業青年王海，從消法第49條規定發現了謀生的機會，他四處購買假貨然后向商家索取雙倍賠償。由于他的打假行為帶著鮮明的牟利動機，一時間在社會上引發熱烈爭議。中消協支持他，同年12月，他獲得了中國第一個“消費者打假獎”；《南方周末》記者發表專欄文章《郭振清與王海》，在肯定前者“雷鋒式打假”的高風亮節的同時，從“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效果的角度為王海辯護。1995年底，“王海現象”的出現，引發了許多爭議。比如說購假索賠是不是消費者，是不是一種不道德行為，對國有大商場的打假是不是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購假索賠中與商家私了是不是合法等等。

⑵“王海現象”的引發的爭議

王海的這一行為不但打擊了經營者的售假行為，而且從中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利益。在王海這一獨特方式的鼓舞之下，全國出現了一大批和王海一樣購假索賠的職業打假者，比如張磊、臧家平、葉光、喻暉、劉殿林、童宗安等人，一時間，這些職業打假者受到英雄一樣的崇拜。由此，“王海現象”發展到巔峰。

王海等人的打假行為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他們通過買假索賠使售假者承受損失，以懲罰銷售假貨的不法經營者，客觀上打擊了售假行為，致使不法經營者有所收斂。同時，王海等人本身的行為也引發了頗多爭議。比如說購假索賠是不是消費者，公民個人能否打假等等。

三、簡析

所謂權利，是指國家通過法律加以許可的自由意志支配的行為范圍。它的特點是法律性和利益性。

⑴法律權利具有利益性，權利是為了保護一定的利益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因此，權利與利益是緊密相連的。而通過權利所保護的利益并不總是個人利益，也可以使他人的、集體的或國家的利益。正因為權利與利益緊密相連，所以才使得以王海為代表的打假者在行使權利打擊售假行為的過程中帶上了“鮮明”的牟利動機，從而引發了強烈的爭議。但是，王海等人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不僅實現了個人利益，而且在對售假者的打擊之下減少了售假現象，從而更多的保護了廣大消費者和國家的利益。從這一角度來看，王海等人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使本屬于社會利益的東西分解為個人利益，通過個人行使自己權利的行為使社會利益得到實現，這一行為是完全合理的。

對“王海現象”持反對意見者的觀點之一，就是打假是政府的權力，公民個人打假是越權，所以是不應該支持的。但是，打擊假冒偽劣，凈化消費市場，最終實現的是社會利益，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受益。如果這種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僅僅依靠執法部門的執法手段去實現，而不賦予消費者相應的權利，就會形成消費者即使知道自身受害，但卻不能向制造、銷售假冒偽劣者主張權利，長此以往，不僅大量的假冒偽劣充斥市場，而且消費者也會因為抱怨政府執法力度不夠而怨聲載道，形成老百姓與政府機關的嚴重對立。

⑵法律權利具有法律性，權利的本質是由法律規范所決定得到國家的認可和保障。當人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時，國家應當通過對侵權行為的制裁來保證權利的實現。對“王海現象”持反對意見的另一種觀點是王海“知假購假”不是消費者。但是，“消法”沒有對“消費者”下明確定義，只在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如何正確理解“為生活消費需要”成為確定消費者含義的關鍵，對此的認識取于人們的價值取向，贊同王海行為的理所當然認為他是消費者，而持反對意見的則認為他不屬于消費者。

“消法”的目的是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當前，在我國市場經濟的初期，假冒偽劣產品屢禁不止，欺詐消費者的行為時有發生的情況下，對“消費者”的含義作廣義的理解，加大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不僅能使一些消費者獲得賠償，而且對于喚起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調動廣大消費者的打假積極性，對于規范經營者的行為，保護正當競爭，最終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積極作用。如果對“消費者”的理解與解釋過于狹窄，使諸如王海等打假者得不到雙倍賠償，則不僅制止不了假冒偽劣，反而會縱容假冒偽劣。所以，依據法律權利的法律性特征，國家應當保護王海等人的打假行為，而不是像某些法院一樣，以其不符合“消費者”定義為由打擊他們的行為。

四、結語

王海等人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更大程度上維護了社會利益，并且他們準確行使了法律規范所決定并得到國家認可、保障的權利，喚起了廣大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所以，就法律權利的利益性和法律性來看，王海等人的打假行為是無可厚非的，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參考文獻： 《法理學導論》，舒國瀅主編；

《法制日報，評論：對“王海現象”的法理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