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杜牧與李商隱詠史詩的特點和風格之異同點比較

淺析杜牧與李商隱詠史詩的特點和風格 本文來自

http//www.tmdps.cn 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詠史詩體是由東漢的班固創始，可惜“質木無文”。爾后越來越多的詩人投身于詠史詩歌的創作。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普通是對歷史人物、事情停止敘說或概括，來表達本人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較多作者的個人理性認識。而詠史詩開展到晚唐時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現出激烈的歷史理性考慮。

一、晚唐詠史詩的創作背景與開展

（一）晚唐詠史詩創作的社會背景

中晚唐時期君主崇尚經史、以史為鑒的思想認識，以及科舉考試強化了對歷史學問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導向,構成了學問分子們討論歷史興亡、論辯古今盛衰的史論風氣[1]。另外，晚唐社會內憂外患交錯，敏感的學問分子們感到國事日非，因此大量停止詠史詩的創作企圖解救社會衰落局勢。其選材上的寬廣與豐厚、內容上的大膽與挖苦、感情上的哀怨與敏感等，將詠史詩的創作視界帶入到一個全新的范疇。

（二）詠史詩體裁流變

唐代詠史詩體裁可謂眾體皆備，但中晚唐以前的詠史詩多為古體，律詩與絕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劉禹錫為代表的詩人越來越多地創作七絕、七律詠史懷古詩。直到晚唐，杜牧成為第一個大量采用七絕方式寫作詠史詩者。爾后，七絕便成為人們詠史經常用的體裁。李商隱也是當時詠史詩之大家，詠史之作多達六十多首，而且各體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絕的成就突出。杜牧與李商隱是眾多的詠史詩人的優秀代表,在詠史詩的開展長河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位置。

二、生平背景與創作心理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處境微寒，生活困難。李商隱終身都被卷入牛李黨爭難以自拔，跟隨雙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牽連。他的悲劇遭遇，從基本上來說是唐后期整個社會上的種種積弊理想所形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終身仕途不很自得，使得杜牧對社會理想有著超于常人的較為蘇醒的認識，從而在其詩中得到了較為客觀全面的反映。杜牧繼承了他祖父杜佑經世致用的傳統，入仕之前便關注歷代興衰得失，好論政談兵[2]。二十三歲時他就寫下了著名的《阿房宮賦》，以挖苦敬宗的耽于聲色游樂。這些都為他后來的詠史詩創作打下了堅實的根底。

杜牧、李商隱都處在唐朝社會黑暗及內憂外患的時期，都盼望力挽狂瀾。兩人寫詩時的個人心態是不同的。李商隱在歷經了無數人生道路的坎坷后，已朦朧覺得唐王朝中興無望，又覺察本人缺乏挽救時局的力氣與自信心，于是悲觀心情漸濃，思想上產生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傍晚”(《樂游原》)的危機感和破滅感。他內心的苦悶和悲憤都反映出一種每況愈下、傍晚漸近的時期氛圍。黑暗的理想與他急迫想挽救理想的愿望鋒利地沖撞，他只能把本人對理想地深入了解，完整融入在歷史事情的抒寫之中。

杜牧的心態與李商隱則迥然有別。杜牧終身有著“愿補舜衣裳”的雄心壯志，置信只需本人的政治才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會在挽救大唐的危機命運中大有作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詠史詩中都得到充沛的表現。理想嚴酷，報國無門，杜牧短少一個讓他發揮才干的平臺，因而他才好作昭雪詠史之作。在《赤壁》、《題烏江亭》這兩首詩中，他嘲笑周瑜憑仗運氣在赤壁取勝，嘲笑項羽不能委曲求全，缺乏百折不撓的肉體。他在翻歷史陳案時突出強調個人的作用就能充沛表現對本人政治才干的自信。

三、“諷”與“鑒”的創作目的

哲學是籠統地考慮著世界，詩則是詳細地表著著世界——目的都是為了可以改造世界。李商隱和杜牧詠史詩都懷著高度的創作認識以期救國難于水火。

因生世的迂回與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隱對社會有更冷峻與明晰的認識。他的詠史詩多為“借古諷今”。挖苦產生于詩人對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類的理性向它的毀壞者的一種還擊[3]。諷是其目的，也是其創作手腕。而他還不是坦率的挖苦，而是直接行事，多為指事切近，大膽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龍池》有關唐、楊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就寫過，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飾和修正，借以歌詠二人生死不渝的愛情。李商隱卻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兒媳的淫穢丑行，據實直錄，毫不掩飾，雖無一惡字，卻無一字不貶。李商隱在《華清宮》用了明顯的反諷手法發難于當朝皇帝唐玄宗，使語調愈加尖刻冷峻。致使紀昀曾用“尖酸苛刻”來形容其詩，很多人也以為“大傷詩教”。其實他是順應本人的激烈情感，沒有遵照自古以來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傳統規范而已。

杜牧的詠史詩大多是就史而論史，有感于晚唐頹勢，較為籠統地表達興亡之感，固然其詩不乏挖苦意味，但其中“鑒”的作用更為明顯，以期到達警誡作用。如《泊秦淮》一詩嘆商女唱曲，世風日下，迂回影射了他所處的晚唐統治階級醉生夢死的衰敗理想，以警醒眾人不要沉溺于聲色而重蹈亡國覆轍。詩人在《江南春絕句》中憑吊南朝毀滅時的寺廟，對其來歷稍作點撥，使人既縱向想象當年這些佛寺建造的歷史，又能橫向聯想唐王朝過火崇佛致國力衰退的結果，含蘊地揭露當時崇佛修寺的情形。無論偏重于“諷”還是偏重于“鑒”，他們都以嘆古懷昔的舊方式，反映了理想社會，及難以排遣的興廢之感，擴展了詠史詩表現的容量，加強了詠史詩的理想性。

四、同而不同的藝術特征

杜牧、李商隱的詠史詩比擬考究立意構造、遣詞造句，其詩的藝術特征與表現手法，有些是相近的，有的則是各有特征。

（一）選材典型，常常以小見大

李商隱的詠史詩常選取典型的人物、事情來到達對昏君奢淫誤國的有力揭露挖苦。選用歷代昏君,將他們作為歷史的背面典型,以此諷喻當代君王。如《隋宮》（絕句）選取了典型的歷史事實，總結隋朝亡國的經驗，著力描寫隋煬帝禍國殃民的暴君形象。而選用正面之人如屈原、宋玉、賈誼等，借詠嘆這些人的不幸遭遇,表達本人的身世之感和人生慨嘆。李商隱還常選取昏君玩耍淫樂的小物品,小題大作,以小見大,寄寓深入慨嘆，如在《齊宮詞》中，詩人借用九子鈴來串演北齊后主、梁臺新主相繼荒淫亡國的悲劇,寄予興亡的慨嘆。

杜牧的《赤壁》是由一件從江沙打撈出來的三國時的鐵戟聯想起那場歷史上觸目驚心的赤壁之戰。還運用銅雀、二喬這些雖與戰爭無關，但卻是三國時的標志性人物、建筑意象，來引發宏大的時空逆轉與深長的歷史考慮。《過華清宮絕句》不曾羅列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現象，而只選取千里急送荔枝博取貴妃一笑這樣一件“小事”簡單陳說。謹守了歷史的真實，又高于歷史的真實，到達了藝術的真實，構成十分富于戲劇性的局面，于細微處發現歷史問題。

（二）比照激烈，敘寫形象

在詩中展現鮮明對照的歷史畫面，能以最省儉的筆墨，將詩人豐滿豐厚的感情，表現得痛快淋漓。

李商隱寫作詠史詩,與很多詩人有所不同,常常很少直接談論和詳細評判,用籠統的道理來經驗人們,而多經過展開合理聯想和形象敘寫，從比照鮮明的畫面和意象中寄寓諷喻之情。《北齊二首》篇中“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剪裁了發作于不同時間的兩個場景，不留情面地將昏君的丑態用鮮明的比照展示出來, 國之將亡，昏君仍沉浸后宮，字里行間充溢著鋒利而辛辣的挖苦意味。《南朝》則把陳后主的荒淫較比于齊廢帝有過之無不及，后代荒淫甚于前朝。

杜牧也常運用鮮明對照的特寫鏡頭。如《臺城曲二首》其一描寫陳亡時陳后主在國破后竟可笑地躲入井中，而城外軍隊戰勢劇烈，城內城外的場景形象而雜亂無章的逐個展開，比照激烈，情節形象可感。更為著名的《過華清宮三絕句》,更是勞民傷財，生活樸素的進貢荔枝只為博美人一笑，真正所謂“一笑傾城，一笑傾國”。宮中歌舞升平，宮外則社會政治形勢劇變，畫面雖簡單，卻將當時外表波濤不驚，實踐暗流洶涌的政治無限延伸到了整個社會的動態，將山河破碎的緣由逐個用形象的筆觸作了提醒。

（三）擅長“點鐵成金”，談論不落俗套

詠史詩題材多為眾所周知的不新穎題材，可是“小李杜”可以對陳詞濫調的典故“點鐵成金”，顯現了他們特殊的見解，使詠史詩的藝術觀賞價值和歷史鑒戒意義都得到了很大進步。

如李商隱的七絕佳作《夢澤》，關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典故，自古以來人們都習氣性地責備殘暴荒淫的“好細腰”的楚王。李商隱卻將批判重點放在自食其果的宮女身上。他不是外表性的挖苦這些人的媚主邀寵，而是深化地挖苦這些悲劇人物麻木不仁的人生狀態。這種深層次的考慮曾經遠遠超越了這個題材原有的普通意義，將腐朽丑陋的世風作了最實質的暴露。其詠史佳作《賈生》，也打破了借賈誼的閱歷以表達己之不遇的習氣做法，從賈生被君主賞識的角度動身，先抑后揚，反其意而用之，將事實的真相與表象自我矛盾。

杜牧很擅長對歷史人物事情重新做出評價與出其不意的談論,浸透著一種對歷史和理想的體察。他在《題桃花夫人廟》（七絕）深究息國之亡的緣由。正如《甌北詩語》中所評：“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低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訕，尤得風人之旨耳。”[4]他可以這樣鋒利地提出問題，是那些人所盡知的美色誤國之粗淺見解所遠不及的。而《題商山四皓廟》取典于呂后請商山四皓出山以固太子儲位之事，歷來人們對此事評價甚高，而杜牧能超出常人的目光，指出因四皓出山而致呂后專權的惡果。這種立意的高絕，見解的獨到正如趙翼所云:“杜牧之作詩，恐流于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昭雪語，無一平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