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審批權力下移與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
行政審批權力下移與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
摘要:為構建服務型政府,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和治理方式。當前我國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將行政審批權力下移,施行擴權強縣政策。但由于現行政府層級管理中存在著體制性與結構性問題,如省級政府制度供給不健全、縣域公共管理基礎薄弱等,使擴權強縣政策真正落實遇到困難。這就需要重新考慮行政區劃與政府機構的設置,不斷探索縣域新型財政體制的構建和各級政府治理模式的轉型,在分權與賦權結合的基礎上理順上下級政府之間的關系,逐步下放行政審批權,以促進我國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轉變。關鍵詞:行政審批權;擴權強縣;政府治理方式;權力下移 我國傳統的行政審批權力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直接相關的,在當前社會轉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的過程中,其審批層級過多、審批手續繁瑣、審批時間過長的問題已嚴重阻礙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為轉變政府職能和治理方式,必須將行政審批權力下移,而行政審批權力下移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施行擴權強縣政策。本文將以此為切入點,具體分析當前我國擴權強縣政策實施中面臨的體制性困境及原因,探討行政審批權力下移和轉變政府治理方式的有效途徑。以期對推動我國行政體制的改革和縣域經濟的迅速崛起有所裨益。
一、行政審批權力下移的重要舉措——擴權強縣政策的實施 行政審批權力的下移是行政管理體制向扁平化、寬領域發展的有力舉措,它對于減少行政層次、提高辦事效率、激活縣域經濟和政
府廉政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在我國各省實行的擴權強縣政策,即是推進行政審批權力下移的一項重要舉措,它將帶動基層政府在行政審批的權限、范圍、程度及制度方面的探索創新。“省直管縣”的改革是國家“十一五”規劃的重要改革內容之一。2009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穩步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和依法賦予經濟發展快、人口吸納能力強的小城鎮在投資審批、工商管理、社會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權限;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指出,應推進擴權強縣改革試點,提高縣鄉基本財力保障水平,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下放管理權限,合理配置機構和配備人員編制。目前,以浙江省為先導,全國已經有24個省(市)進行了擴權強縣改革。與擴權強縣政策相配套,2010年7月9日,《國務院關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層級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正式頒布,要求各地大力精簡行政審批項目,規范審批流程,創新審批方式,提高行政效率,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變政府治理方式。黨中央和國務院這些政策措施為各地行政審批權力的下移提供了法律規制和保障,進一步加大了放權力度。
目前在我國擴權強縣政策推行過程中,已有的審批放權方式大約有三類:一種是取消和暫停執行,即省直部門不再行使該項行政審批權或暫停實行;=是下放和改變管理方式,即某項權力直接下放到縣,由其自主行使或交由社會中介機構和行業組織自主管理;三是委托、授權或分級管理,即委托縣以省直部門的名義行使某項權力,或將權限授予縣市行使,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總體來看,目
前行政審批權力的下移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強審批透明度和調動地方積極性方面已初見成效。如浙江、四川、安徽等省的權力下移工作已全面推進,放權事項基本落實;寧夏、湖北、吉林、河北等省也通過制度創新,使縣域經濟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權力下放促進了中國縣級城市的發展。
二、行政審批權力下移到縣的體制性困境
目前擴權強縣政策作為行政審批權力下放、振興縣域經濟的具體措施已在多數省份推廣實行,但現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權力下放的定位模糊,部分省市只是片面地把改革看作是審批數量的減少,沒有在相關領域設置行政許可制度和相關行政許可權力的法律規范;市縣之間的政策銜接也沒有做出明確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制度性與結構性問題。這種情況與我國傳統的行政區劃、職能設置、政府運行方式等密切相關。在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之前,審批權分散在省、市各個政府部門手中,在政府內部由不同的內設業務機構掌握不同的審批權,體現出權力高度集中的特征。其核心是各級政府行政權(包括事權、財權、資源配置權等)和行政責任的界定,涉及的主要問題是利益調整問題。隨著《行政許可法》從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行政審批的事項、范圍、方式、程序和監督:才有了具體的相關規定。但在行政審批權力下移的具體操作環節中,仍存在以下阻力:(一)省級政府制度供給不健全
我國加入wto后,政府一方面不斷放松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方位
管理,同時結合市場經濟運行不斷增設新的行政審批項目。這種綜合了等級控制與權力層層分解的制度是建立在上級政府能對所轄地區的發展要求作出正確判斷,并能采取有效的制度供給與制度選擇的基礎上,否則容易產生“上級政府主導”型制度缺陷。我國有32個省級行政單位(不含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管轄1636個縣和374個縣級市,平均每個省級單位下轄89個縣。而轄縣最多的省依次是四川180個,河北172個,河南159個。當前部分省已經嚴重超出能夠有效管理的范圍。由于存在管理幅度過寬、管理難度過大的問題,必然產生機構運行的低效率和非均衡。因此只能通過行政權力下移、擴權強縣來解決以上問題。另一方面,當前出臺的省直管縣政策只涉及到財政權力和經濟管理權限的下放,在機構職責和人員待遇問題上缺乏相關政策的實施細則,沒有對擴權縣進行“定職能、定機構和定編制”的三定工作。數量眾多的縣級行政單位、錯綜復雜的行政環境必然對省政府實施管理造成巨大壓力。在領導與監督不力的情況下,省政府很難對每個縣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研并做出科學決策。(二)市級政府面對分權的力量博弈
當前行政審批權力的下放需要借助我國職責同構的垂直行政系統來推行,但來自市級政府的阻力成為行政權力下放的障礙。一方面,每一級政府都有其行使權力的固定空間,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思維導致一些地方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市級政府作為執行者需要通過大幅度出讓自身權力和利益來推行權力下放政策。作為
被改革的對象,權力下放到縣意味著利益的重新調整、權力的重新分配,利益格局變動必然使相關利益集團采取博弈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市級政府傾向于把事盡量往下壓,把資金盡量往上調,往往對一些重要的審批權力抓住不放。另一方面,一些市趕在政策出臺之前迅速“吞縣變區”,以防權力外流。如河北省在2005年開始實施省直管縣政策后,保定市就對所轄的徐水縣、清苑縣、滿城縣、安新縣實施按區管理,將其統一為保定市的功能分區;再如被譽為“蘇北第一大縣”的江蘇省銅山縣,在省直管縣的政策下也撤縣變區,并入徐州市,改稱銅山區。呵見市級政府并不愿放棄手中握有的行政管轄權力,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與省政府進行利益博弈。這樣
就容易強化市級政府的商業化傾向,必然會影響全省整體的經濟發展,損害上級政府的行政權威。(三)縣級政府擴權后權力運行不良
由于各個權力下移后擴權的縣經濟發展不平衡,民主政治水平的差距較大,與行政審批權相關的法律政策的缺失和行政管理的不規范,導致下放的審批權力在基層的執行和效能都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省直管縣的審批制度改革受到縣級政府自身權力有限的影響。特別是市級政府握權不放、權力上收會削弱縣的直接管理職能,同時改革無法涵蓋質檢、金融、工商、稅務等相關審批部門,造成了行政審批層級過多和效率低下。其次,縣級政府的審批機制不健全。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集中的行政審批中心,相關的審批單位也
沒有進行整合,審批事后的監督制度,如行政過錯追究、效能投訴、首長問責、電子監察等也沒有及時建立;縣人大、政協、司法和群眾的監督作用還不明顯。最后,在一些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和調整后,要求專門的社會組織承擔部分政府職能,但此類專門的社會組織在縣域內數量少、資質不規范、人員素質不高,缺乏行業自律和相關的評價標準,難以承擔起規范市場和協助政府的職責,造成縣級政府權力運行不良。
三、行政審批權力下移不暢的原因分析(一)我國現有的行政區劃不合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縣在中國行政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并沒有很大的改變。根據我國憲法,地區行政層級只有省、縣、鄉三級。地級市政府最初是作為省級政府的派出機關即地區行署來管理地方,實質上是一種管理上的委托關系,一個地級市管理若干個縣級市和縣。地區行署在發展中逐漸實體化,形成了地級市這一級管理機構。改革開放后在中央和國務院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在經濟管理體制中的作用這一思路推動下,從1982年起,大部分省開始實行”市管縣”的新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加強了城鄉聯系,加大了城市支農力度,促進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在經濟發達的市,所屬縣有依賴城市的思想;在轄縣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市刮縣”和“市卡縣”。市級政府的機構設置與人員編制與省政府無異,導致編制激增和機構臃腫,增加了政府管理的層次,降低了管理效率。在省和市出現了較快的發展勢頭下,縣的功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就被弱化了。(二)市縣級政府之間權責配置不明確
目前在擴權強縣政策下,單純的財政權力和行政審批權力的下放與縣級的行政架構仍不匹配,市縣之間的矛盾體現在經濟利益、行政權力以及公共政策的選擇上。首先,經濟利益是市與縣沖突與摩擦的根源:行政審批權力下放到縣無形中弱化了市級政府的管理權限,但其仍握有與之相匹配的土地、金融、工商、稅務等垂直部門的管理權力,這種權力下放的非整體陛會影響縣級權力的整體運作;其次,縣級政府在獲得了較大的經濟管理權限后,容易出現將縣城做大的沖動,造成縣與市的產業結構趨同與重復建設問題。在人事方面,擴權縣的縣委書記可直接升格為副廳級。打破了市、縣領導之間的領導關系,但縣級相應的人事權仍受控于市的領導,使得領導權力“放而不開”,縣級領導的管理角色轉變滯后,影響擴權效果;在公共政策的選擇方面,市級政府在服務導向上往往偏向于市的發展,背離了“市帶縣”的思路,而縣仍然是兼包城鎮和鄉村共同發展的地區性政府,其公共服務供給主要以鄉村地區和鄉村人口為主,二者在公共資源配給的優先性方面容易出現矛盾。總之,當前體制下市和縣多方面的沖突將導致行政審批權力下移運行不良。
(三)縣域公共管理基礎薄弱
當前我國行政審批權力的下移,是為配合大部門機構改革而進行的。政府機構的精簡和扁平化管理方式相應要求各級政府管理權限的擴大。而對于作為擴權主體的大多數縣級政府而言,原有經濟結構層次較低、縣級財政負擔重、資金來源渠道少、政府調控能力也相對較弱;縣級工作人員對于新增管理權限的掌控能力、組織和協調縣域經濟發展的能力都有待提高,尤其缺乏對于新增的項目管理和審批管理的能力。同時。行政審批權限的全面下放要求明晰縣級政府各部門的具體職責,重新編制行政審批流程,把權力下移政策同群眾、企業的實際需要及機關制度、作風建設結合起來,這都對縣級政府管理模式的轉變提出了挑戰。而當前有些基層單位的審批受理仍存在官僚作風和拖沓習慣,并沒有深入貫徹簡化審批程序、規范行政行為、提高行政效能的精神。在與市級、省級相關部門的工作對接和溝通上也存在著信息不暢、效率不高的情況。
四、行政審批權力下移中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
在行政審批權力下移過程中多重利益主體的存在和日益顯性化的層級權力沖突,要求必須轉變政府治理方式。行政審批權下移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化審批程序的問題,它涉及行政價值取向與行政制度的轉變。
(一)調整行政區劃與政府機構設置
當前各省推行的行政權力下移政策是省直管縣之前的漸進過渡和增量改革,最終將實行“省直管縣”體制,取消省、縣之間的地級市,這是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大勢所趨,也符合我國憲法有關省、縣、鄉三級行政區劃的規定。行政審批權力下移只是深化我國地方管理體制改革的第一步,省直管縣后,省級行政單元的管理幅度將
會進一步拓寬,管理難度將進一步加大,管理成本也將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因此減少行政層級、撤銷地級市必須在并鎮擴縣的基礎上進行。可考慮適當縮小省級行政范圍,增加中央直屬的市級行政建制,在落后地區也設立一些直轄市;進一步調整和理順縣級政府的工作體制、機構設置與人員組織。對部分規模較小、人口較少的鄉鎮要加以合并,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直接放權、委托放權、調整派駐機構管理體制、內部調整放權等方式,強化中心鎮的財權和人事權。同時要相應調整各級政府機構設置,解決我國“職責同構”式的條塊矛盾。協調稅收、工商、土地等部門與縣市級政府的關系,應考慮取消地級市和縣擴權后哪些機構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合并以及裁撤的具體辦法,同時做好相應的人員分流與安置工作,將矛盾降至最低。
(二)構建縣域新型財政體制
擴權強縣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農村變為城市,而是要實現“強農村、富農民”,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真正實現行政審批權的下移需要調整和優化現有的財政支出結構,在財力分配上加大向基層政府的傾斜力度,增強縣級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同時強化省對縣的再分配功能。一方面要幫助各縣立足優勢,突出個性,準確定位,加大縣城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建立一批縣域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要落實分稅制,嘗試實行與事權相匹配的稅收屬地原則。按區域收入情況確定財力和測算共享稅分成比例,實行不同地區不同共享稅分成比例,取消困難縣的上繳任務,共享稅的返還部分要盡可能多的留給縣級財政,把增加的財力更多地用于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現代農業的發展上,更多地投入在鄉村基本公共設施建設以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上。同時,省級財政在體制補助、一般性轉移支
付、專項轉移支付、財政結算、資金調度等方面應盡可能直接核算到縣,減少財政管理層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三)轉變各級政府的治理模式
為改變當前行政審批權下移所面臨的政府層級之間控制與反控制行為,應著力于改進和完善地方政府執政的制度環境建設。首先,省級政府需要逐步規范擴權制度,以制度保障擴權縣的各項權益,通過出臺專門文件使權限制度化、規范化,依法行政,厘清權責,使各級政府行為有法可依;在下放財政權力的同時,協調理順人事、行政關系,減少行政權力條塊分割對縣域擴權的負面影響。其次,作為中間層級的市級政府要從公共利益的角度而非自身角度出發,拋棄級別和部門利益的狹隘價值觀,使權力真正回歸公共性。權力下放并不是要通過行政層級的降低來弱化市級的管理,更不是要取消其行政監管權力,而是要建立起與縣級政權相適應的行政制度,因此要特別注意防止因權力的調整和下放帶來的市級政府管理能力的“淘空”或“回退”,必須把后續的制度重建和權力監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縣級政府要走出對擴權政策理解上的誤區,放權的目的并不是縣級與地市級政府在利益上的分權,而是要按照“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要求搞好縣級政府的職能定位,把能放的權力放給企業,放給社會,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實施行政審批權力下移,實質上就是對放權和擴權主體的觀念更新和體制創新。擴權縣只有適應改革要求,進一步推進體制創新,以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為指導,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依法行使行政審批權力,才能更好地實現擴權強縣的目標,有效促進縣域經濟活躍和加快發展步伐。(四)完善行政監督,推進縣鄉政府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 針對權力下放后省級政府將直接管理數量眾多的縣域單位,需要建立起新的控制、監督縣政府的機制。行政審批權的下放意味著風險的加大,要防止“一放就亂”的現象出現。一方面要強化體制內監督主體的獨立性,發揮黨代會、黨委會、紀檢機構、組織部門的監督權能,保證司法機關實行垂直領導和嚴格按照法律程序獨立辦案。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即縣人大、政協、社會公眾和媒體構成的社會輿論監督體系,重視社團組織和新聞媒體的有序參與。要強化縣人大的作用,明確縣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行為的監督權力和程序,逐步引入聽證機制、信任表決機制和彈劾機制。總之,行政審批權下移后縣級政府要通過與社會的互動來提升治理水平,降低治理成本。
為切實有效地推進縣鄉政府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我們應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層、壯大基層力量,整合基層資源,強化基礎工作。”味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將是權
力繼續下移,不斷賦予基層政府決策權與執行權,優化農村公共資源,加大縣鄉級機構改革的力度,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整合功能,促使治理規則由支配性向共識性轉變,以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推動擴權強縣政策的真正實施。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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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減少行政審批與轉變政府職能
減少行政審批與轉變政府職能
作者:張霽星時間:2012-04-03瀏覽次數:352 次
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改革問題提出“五個理順”,其中之一就包括“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在3月20日閉會的全國民政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講話中又進一步強調說,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政府工作報告》和溫總理的講話,為未來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政府改革,尤其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進行了6次大的行政管理改革,分別是1982、1988、1993、1998、2003和2008年。尤其是2008年開始的“大部制”改革,應當意味著圍繞機構、人員的改革將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階段。下一步的改革,中、上層將著眼于結構、職能的科學調整和制度安排;基層的改革,還會從技術角度進行深度創新。那么,審批制度,也即行政許可服務和社會管理創新,無疑是下一步基層政府改革的著力點。因為大力減少行政審批與轉變政府職能、與“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政府要“瘦身”,撤并機構、精簡人員當然是必要的,但只有真減事,才能真減人。怎樣才能做到減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大力減少行政審批,把政府不必管、管不好、管不了、可管可不管的事情轉移出去,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政府專注精力去管那些必須管的事情,營造公平公正的環境,做“引導者”與“裁判者”。如此,才能逐步實現政府職能轉變,也即,用“轉移”促“轉變”。
減少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的實踐探索
從《行政許可法》頒布至今,天津市行政許可服務中心是全國建立最早、環境最好、功能最完善,一直保證正常運行的省(市)級中心之一。而我市基本普遍建立的各區縣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大多數都運行良好,并且取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可與好評。
南開區在全國首創“超時默許”新機制,2006年榮獲第三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原塘沽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被中組部、中宣部、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國家公務員局授予“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河西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率先進行“ISO2000”認證;靜海縣“整合審批權”集中進入行政許可中心,力度之大,成為全國同級中心的一大亮點;尤其是和平區引入中介機構參與行政審批服務,在轉變政府職能、培育中介組織方面意義重大,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做了重點宣傳。
三年來,天津市市級審批事項由1033項減少到495項,減少了52.1%;申請材料總量由8325件減少到3945件。市級行政審批事項3年減少五成以上。區縣級審批事項平均由344項減至236項。為加快轉變政府職能,2月20日市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入推進我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實施意見》,根據意見,凡是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不再設置行政審批或利用“紅頭文件”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提出限制性規定。對現行的上述行政審批和限制性規定要研究退出的辦法,對市級行政審批事項再進行一次深入清理,逐一審查評議,提出取消或調整建議,按程序報批;對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從事某種活動必須辦理的管理手續,進行一次全面清理;按照國家規定,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按法定程序設定的登記、備案、年檢、監制、認定、審定以及準銷證、準運證等管理措施,一律取消。同時繼續擴大濱海新區行政審批權限下放的事項,試點后逐步推開。
減少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的理論探討
暨2002年6月6日“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研討會”在天津召開以后,2004年5月26日,“全國迎接行政許可法實施與轉變政府職能研討會”在天津召開;2007年10月11日,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服務質量,推動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為主題的“第二屆全國行政服務創新論壇”在天津舉行;2010年7月22日,以“多元參與、全程代辦、陽光政府、公共服務”為主題的“第三屆全國行政服務創新論壇”在天津開幕。這些重要研討會議的召開,在全國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對展示我市減少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培育中介組織參與承擔公共事務,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
當然,撤并機構和減人是很難的,因為他直接涉及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但減事更難,因為把一些公共事物交給社會,取消一些審批項目,意味著政府或部門失去了部分利益,因此社會改革必須輔之以政府改革,將不合理的、不必要的利益堅決剝離出去,把這部分空間讓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這對于激發社會活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大力度減少行政審批,是行政管理改革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是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的前提,當然也是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發展壯大的基礎。政府把一些事放出去了,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才能把這些事接過來;政府在微觀領域退出來了,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才能進得去;也只有如此,政府的職能才有轉變的可能,而基層技術層面的行政創新和社會管理創新才有更大的空間。
《政府工作報告》和溫總理最近的講話,給減少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明確了方向,同時,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契機。天津在此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行政管理的科學研究也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相信,天津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力度會越來越大,政府職能轉變的程度會越來越深,各類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的發展壯
大空間會越來越寬闊,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會更加和諧,天津的經濟社會發展必將會更加科學、平穩、健康。
第三篇:政府監管與服務方式應如何轉變
政府監管與服務方式應如何轉變?
安慶市市政工程管理處
左雷
一、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一個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的政府,不僅會加重財政負擔,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導致效率低下,遠遠適應不了行政管理現代化的要求。經濟想要加速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設廉潔勤政、務實 高效的政府。建設廉潔政府,就要充分認識政府在反腐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設,真正樹立起廉潔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約行政權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約機制。在公務員收入相對不高,而又面臨市場經濟種種利益誘惑、物價頻頻升高的情況下,要從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務員廉潔行政的機制。同時,必須保證每一個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都要廣泛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特別是來自人民群眾的輿論和批評監督。建設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簡機構,建設精干的強有力的政府系統,進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脫穎而出;要下放權力,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調控,維護中央的權威,又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建設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絕官僚作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同時還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體現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強化市場監督職能。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還十分薄弱,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壟斷嚴重,加上執法不嚴,管理松懈,紀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突出表現為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偷稅、逃稅、騙稅、走私等,建筑領域弄虛作假、工程質量低劣等問題嚴重。
為此,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監管制度,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建立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關市場規范的法律法規建設,比如盡快出臺反壟斷法,采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壟斷,防止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價格聯盟,損害消費者利益;其次,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格執法,從嚴治政,采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各種違法亂紀、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再次,在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與政府維持公平市場秩序密切相關,在實施政企分開改革的同時,要建立獨立的監管委員會,將政府決策職能與監管職能分開,以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三、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過多過細。特別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項目審批制度,已成為影響我國投資環境、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的嚴重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勢在必行,只有擺脫了大量微觀審批事項的政府,才能夠研究超前性、深層次的戰略性重大問題,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準,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 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四、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實現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的轉變。微觀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資者立場上,依靠行政命令、參與企業治理結構或直接介入市場的方式,對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一種直接管理,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對公有制企業的直接管理活動。宏觀調控,指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運作所進行的“控制”或“調節”,它是政府通過調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經濟變量(如財政支出、貨幣供給),來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量的取值,從而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政府壟斷一切,宏觀、微觀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后,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主體的直接管理,更多地運用間接調控手段,以更靈活多樣、更講究效益的方式進行宏觀調控。凡是企業和個人能夠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場能夠優化資源配置的領域,政府盡力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即使在“市場失靈”領域,也要考慮是否需要政府發揮作用,政府發揮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在不僅需要而且能夠做好時,政府才進行干預。
五、切實轉變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轉變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嚴格依法行政。根據世貿組織要求,政府要保證法律法規在全國的統一實施,有比較完善的依法行政體制,政府行政過程應當是透明的、可預 見的、公開的。各級政府部門應當摒棄陳舊的管理方式,嚴格依法行政,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從隨意裁決轉向依法辦事。其次,要公開。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改進政府管理方式的一個基本方法。各級政府在管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決策公開、過程公開。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盡快實現政府管理信息化,不僅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強政府各級機關及各級部門間的信息溝通,也有利于政府與內外商人之間的聯系和方便商人們辦事,使行政管理更準確、快捷地實現互動。
六、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服務型的政府。建立服務型政府就是要確立服務理念,樹立服務意識,當好人民公仆。新形勢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是為企業發展和各類創業者提供良好的環境。政府應通過發揮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的職能,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通過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為企業及人民群眾干事創業提供優質到位的服務;通過不斷完善硬環境、優化軟環境,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氛圍,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繼續推進機構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機構改革必須以政府職能轉變為基礎,與政府職能轉變同步進行。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行政機構改革,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轉變政府職能仍然是一個努力的目標,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審視它。尤其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領域要同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慣例辦事,政府行使其職能(尤其是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須相應地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我們既要有長遠規劃,又要有近期目標,循序漸進,不斷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第四篇:轉變政府職能與行政審批制度試題
轉變政府職能與行政審批制度
1.()是政府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一種事前控制方式
行政審批 轉變政府職能 宏觀調控 創新能力
2.對于國與國達成協議的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通過()來促進改革。抵制 開改 放松 簽約
3.國務院提出取消和下放()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已提提前兩年多完成。2/3 1/3 1/4 1/2 1.截至2015年,國務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項。
600 300 800 100 2.轉變政府職能有得于()的決定性作用。
資本勞動力的調動 充分發揮市場資源配置 提高國民素質 發揮創新能力。
3.國力院修訂過《政府核準投資項目目錄》()次 3 4 2 4.轉變政府只能是建設法制政府的()
客觀需求 主觀條件 必然要求 偶然需要
5.行政審批主要是用()管理經濟社會的事前控制方式。
行政手段 政治手段 行政控制 宏觀調控
6.轉變政府職能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
主要條件 客觀條件 主要需要 客觀需要
7.轉移支付分為()和專項性轉移支付兩大類。
特殊性 一致性 個別性 一般性
12.2014年8月黨委會第()次會議,分別對安全生產法和保險法等五部法律進行修改
五 六 四 十
8.在2015年環境報告中中國雖比上年上升3位,但在()個經濟體中仍排在第()位。195.80 200.90 195.95 189.90 13.以()明確政府該怎么管市場,“法定職責必須為” 任務清單 負面清單 責任清單 權力清單
9.行政運行機制不包括
決策 計劃 執行 監督
10.按照權責一致,有權必有責的要求,建立權力清單,同時要建立
負責清單 責任清單 任務清單 管理清單
11.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相繼成立了(),作為議事協調機構。
推進社會發展協調小組 加強經濟建設推進小組 完善組織協調工作小組 推進職能轉變協調小組 16.李總理提出本屆任期()年內至少取消和下放()以上的行政審批的目標已近提前完成。5.1/31
2015年5月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其他不直接涉及公眾的事項調整為政府()
內部審批
多選 題
1.將政府工作重點轉到()上來,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
創造良好發展環境 提供優質公共服務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提高國民素質 2.政府的職責是
加強宏觀調控 加強市場監管 提供公共服務 維護市場穩定
3.轉變政府職能和推進政府改革采取的措施有 持續的發展經濟 不斷的改善民生 維護公平正義 堅持宏觀調控
3.為了加快我們改革創新的步伐,我們要求做到()和其他方面的創新。
管理創新 制度改革 科技創新 宏觀調控
4.()和()事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科學的宏觀調控 有效的政府治理 創新管理方式
增強政府執行力
5.更好的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做到()提高投入比例
加大轉變政府職能的力度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激發市場的創新動力
6.除關系()等投資項目外,一律有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國家安全 生態安全
戰略性資源開發 重大公共利益
行政審批等于()行政許可 內部審批
非行政許可審批 外部審核
為了深入推進(),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相繼成立推進職能轉變協調小組。簡政放權 放管結合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 制度改革
開展“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力度”督查,拽出貫徹落實不力的問題有 工作不協調 落實不到位 工作進度慢 工作進度慢
在欺上瞞下,弄虛作假
下述選項中有關大部制的內容,正確的是
大部門體投師是指推進政府事務綜合管理與協調,按政府綜合管理職能合并政府部門,組成超級大部的政府組織體制。特點是擴大一個部所管理的業務范圍 大部門改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 大部門制改革可以降低行政成本
權力清單的理論基礎是行政權是對
政府 社會 公民 法人
國務院的政策實施通過()途徑得到落實 國務院各個部門 領導人審批 基層和地方政府 國務院部門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
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完善行政組織法律制度,推進()機構 職能 權限
責任法定化
行政審批大范圍都是中央設定的,中央通過()方式設定。
判斷
1.出臺的簡政放權措施已落實到位×
2.對商場和社會放權的同時,要限制行政體系內部中央向地方放權。×
3.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歷的多次行政體制改革中,政府職能轉變并不是重點。× 4.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優先發展的全國范圍內可以做到直接登記。× 5.國務院修訂《政府核準投資面目目錄》,擴大了對項目投資的核準范圍。× 6.對于行政審批如設定不規范,過多過濫,就會對經濟活動造成不必要的干預。√
7.深化行政體制改革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創新管理方式,增加政府的執行力等√
8.對項目的投資就是申請,審批和備案。× 9.轉變職能需要減少行政性收費項目。√
10.2013年11月1日召開國務院政府職能轉變和結構改革的電子電話會議。×
11.對直接面向基層,重大或出地方實施方便有效的投資項目和生產經營活動,應一律下放地方。√
12.國務院提出取消和下放2/3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已經提前3年多完成。× 13.簡政放權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取消下放行政審批。√
14.轉變政府職能應該大幅度減少,合并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
15.轉變政府職能并不能解決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 16.轉變政府職能中轉給市場和社會的,任何一級政府不得截留。√ 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行業恰恰是行政審批比較控制的行業。×
轉變政府職能法治整合建立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提高公共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十八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已的事業,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按照成本補償和非擬定性原則向這些對象收取的費用,一般來說必須由省一級的財政廳才能設行政收費項目,而且√
第五篇:9轉變政府職能 放權行政審批
轉變政府職能 放權行政審批
日前,國務院決定取消、調整314項行政審批項目。涉及投資領域、社會事業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特別是涉及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發展、民間投資等方面,對轉型或反彈中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不啻于一場“及時雨”。(中國網絡電視臺)
行政審批是政府對經濟社會事務進行管理和干預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它有利于國家充分發揮“有形的手”的作用,對經濟社會和其他事務進行宏觀管理;另一方面,它又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遏制自由競爭、擾亂市場秩序、滋生腐敗墮落等消極影響。政府參與的行政審批種類過多、數量過大,會導致辦事效率低下、市場秩序亂,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諸多不利因素。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給行政審批“做減法”,減輕政府負擔。溫家寶強調,“凡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設定行政審批”,這樣一來把那些政府不該管的、管不好的、可管可不管的事轉移出去,便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負擔,避免政府“費力不討好”。
簡化審批流程,明確審批權限,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嚴格依法設定審批程序、實施審批事項,將審批任務細分至明確的政府部門,按規章辦事,各司其職,既提高了政府辦事效率,又避免了因“公章旅行”而飽受公民詬病。
政府行政審批能簡則簡、能放則放,才能提升職能,為群眾謀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