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是不是原始漢字

古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是不是原始漢字 主要內容：關于漢字的起源，一直都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古今眾多學者對此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最近幾十年由于中國考古界的發現，有不少學者提出，古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很有可能是原始漢字。這種說法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呢？本文將圍繞此觀點展開討論。關鍵字：漢字的起源 刻畫符號 文字的使用，是人類文明一大進步。漢字以象形文字為特征而在人類語林中獨樹一幟，它在文字、語言上的優點，也正在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們所認識和接受。漢字起源于何時，又是誰創造的，至今并沒有一致的說法。從倉頡造字的古老傳說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發現，歷代中國學者一直致力于揭開漢字起源之謎。關于漢字的起源，中國古代文獻上有種種說法，如“結繩”、“八卦”、“圖畫”、“書契” 等，古書上還普遍記載有黃帝史官倉頡造字的傳說?，F代學者則認為，成系統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個人創造出來，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所以很多學者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偏向于認為，殷墟甲骨文，又稱“卜辭”，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是中國漢字的起源。而最近幾十年，中國考古界先后發布了一系列較安陽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面的刻畫或彩繪符號，另外還包括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梢哉f，它們共同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下文我們將根據不同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來具體分析。通過系統考察、對比遍布中國各地的19種考古學文化的100多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鄭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蘊智認為，中國最早的刻劃符號出現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賈湖遺址，被確認為中國二十一世紀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其考古成果在世界具有非常大的震憾力。并被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青銅甬道顯要位置，垂青史冊。經專家鑒定，賈湖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第一個具有確定時期記載的文化遺存”，是“人類從愚昧邁向文明的第一道門檻”。作為8000多年前人類文明文化的象征，賈湖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賈湖遺址出土的遺物中，發現了１６例刻畫而成的符號。這些符號分別刻于１４件龜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龜甲符號９例，骨器符號２例，石器符號２例，陶器符號３例。有些從其形狀看，具有多筆組成的結構，專家認為這應承載契刻者的一定意圖。如刻于龜下腹甲右側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刻于殘腹甲上的“曰”字等。關于這些符號的性質，發掘者認為具有原始的性質，與商代甲骨文有某種聯系，而且很有可能是漢字的濫觴。對此，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７日，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網站就發表了一則驚人消息：“在中國河南賈湖發現的烏龜殼上的符號，很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知最早的文字?！睂τ谟鴱V播公司（ＢＢＣ）中文網站發布的消息，賈湖遺址考古發掘的主持者張居中反應很謹慎：“ 文字的發展要經歷記事符號、圖形記事、語段文字三個階段，最后才進入成熟語詞文字階段，賈湖刻符也許是處于第三階段（語段文字）?！逼鋵?，早在多年前發現賈湖遺址龜甲上的契刻符號后，張居中就和時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郝本性等人前往北京求證。求證的結 2 果并不樂觀。有些專家認定賈湖遺址出土的契刻符號就是文字，而不少專家卻認為“這些符號肯定是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刻畫的，但不能確證為文字”。因為一種成熟的文字應該具備固定的形、音、義，同時還要上下成文。專家們對賈湖甲骨刻符的形、義都進行了考證，但現在要去準確判斷這些８０００年前的符號的讀音卻根本不可能，而且這些符號大多是單獨刻畫，也就不可能有上下文。這使得賈湖刻符的文字性質未能得到專家們的一致認可。賈湖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與殷墟甲骨文相比較，兩者在年代上相距四五千年，但并非沒有一點可聯系之處，如甲骨文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而賈湖遺址也有刻在龜甲和骨器上的。賈湖的刻畫符號與甲骨文相比，有些地方也確實有相近之處，只不過甲骨文是作為一種相當完備的文字而存在的，而賈湖刻畫符號還有待進一步考證。而由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教授牽頭，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古文字研究組的名義和美國 Brookhaven國家實驗室G.Harbottle教授合作撰寫的論文《最早的筆跡？中國河南賈湖遺址公 元 前 七 千 紀 的 符 號 使 用 》（The earliest writing ？ Sign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China），發表在的國際考古、文物界權威刊物《Antiquity》（古代）上。令人意外的是，《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學）兩家著名刊物竟對此文迅速作出評論，并引起國際學術界與有關媒體的濃厚興趣和積極反響。從國際學術界的反映可以看出，國際主流學者未能接受論文的主要觀點，他們對距今八九千年的賈湖遺址的刻劃符號難以理解，認為文字規范化持續發展的時間，不應長達5000年。不過，論文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其中，Harbottle教授的一位朋友指出，賈湖遺址龜殼上有一符號，猶如右手持著叉形器的人。賈湖遺址出土有18個類似的叉形器，考古學家雖不能明確其具體用途，但推斷它確為原始宗教或祭祀用具無疑。有趣的是，除去右手的叉形器，上述符號的剩余部分與甲骨文中某些表述人的符號十分相近，由此可見，這一符號應表示著與原始宗教或祭祀相關的特定含義。倘若如此，它應該就是文字，而且是一個會意文字，當然，這也只是一種假設。根據中國考古界發現，大約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遺址等仰韶文化遺址的陶器外壁上的刻劃符號，共達五十多種。它們整齊規劃，并具有一定規律性，不少專家認為那是具有漢字性質的符號，更有許多學者認為，這些刻畫符號至少具備簡單文字的特征。此類相似的刻畫符號在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7處。據統計，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發現113共約32種刻畫符號。其后在陜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合陽莘村、銅川李家溝、黃陵橋山和臨潼姜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化遺址中，又曾多次發現，其中以姜寨發現最多，共發現129個約40多種符號，有的與半坡的符號相同，有的不見于其他遺址。上述遺址都是分布在關中地區東西長300公里、南北寬100公里的三萬平方公里的范圍之內。這些刻符大部分是刻在陶缽的口外緣黑寬帶紋和倒三角紋上，并且大部分是在燒之前所刻，每件器物上僅刻一個符號，它們是人們根據需要經過深思熟慮設計的符號。在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發現的刻符有許多是相同的，如此眾多的陶器上都刻著大致相同的符號，絕不是偶然，對此有不少學者推測，它們一定代表著某種意義。難道這些符號會是文字的雛形嗎？ 而且，其中有的符號開始規范化，王志俊在他《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畫符號綜述》，一文中就認為“一些符號肯定是數字，如Ⅰ、Ⅱ、Ⅲ等，并為后世繼承和采用。這說明居住在這一地區的遠古居民，曾使用過相同的記事符號，這些符號與我國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聯系和影響，是漢字的先驅”（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畫符號綜述》，《考古與文物》，1980 年第3期）。一方面，一部分考古學家對這些刻符謹慎地表示“這些符號在一定的范圍內得到認可，3 盡管仍是符號，卻具備了文字的某些特征”（見徐達立《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刻劃初論》，《文物研究》1989 年總第 5 緝）。“這些符號是人們有意識刻劃的，代表一定的意義 ……

也很可能是我國古代文字原始形態之一”（《西安半坡》，第 186 頁，文物出版社，1963 年）。裘錫圭先生則將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分為幾何符號及實物圖形二種，他認為半坡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即是幾何符號，一般認為只是記號，尚不足以稱為文字。但是對于我們下文即將討論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刻畫符號，他認為則有可能與漢字起源有關。同時另一方面，許多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還是撰文直指其為早期文字，如半坡遺址的陶器刻畫符號發表后，郭沫若就曾指出：半坡彩陶上的刻畫，其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彩陶上的那些刻畫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 年第1 期）劉寶才認為： “大量見于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各有一定的含義和相對固定的形狀，具備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畫符號沒有讀音，還不能算作文字。它的進一步發展才是最初的中國文字。”（《先秦文化散論》，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4 頁）臺灣學者李孝定還曾用“六書”理論，認定半坡陶器符號里已有象形、會意、假借等方面的字，但尚無形聲字（《中國文字的原始流變》）。由此可見，無論如何，對于文字起源于仰韶彩陶文化的說法，還有待考證。在距今約四五千年的大漢口文化遺址晚期和良渚文化遺址的陶器上，發現有更整齊規則的圖形刻劃。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東、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年代在公元前4300 年一前2500 年之間，其后身是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符號屬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發現最早的是1959 年山東寧陽堡頭（即大汶口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壺，上面有毛筆繪寫的朱色符號。后來在山東莒縣、諸城陸續發現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號一處或兩處，有的還涂填紅色。這些符號的位置和結構很像商代青銅器銘文。1977 年，唐蘭先生曾把他所見到的幾種符號釋為“斤”、“戌”等字。到現在為止，這種符號已出現9 種。最近，在安徽蒙城尉遲寺也有發現。除此之外，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連的良渚文化也有類似的符號。良渚文化在江蘇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當。良渚文化個別陶器有成串的刻劃符號，同時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號。有符號的玉器有壁、琮、環、臂圈等，符號的刻劃位置獨特，不同器上花紋混淆。有的符號為了突出，還特別施加框線或填有細線。良渚文化玉器符號已發現 11 種，其中5 種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相同或近似。這些符號試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夠釋讀。如良渚出土三件玉璧刻有復合符號，像一鳥立于另一圖形符號之上，李學勤便認為鳥所立圖形符號是有五峰之山，而鳥立山上，恰成“島”字，連帶認為可能與禹貢所提之島夷有關。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兩種頗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著密切的關系。1987 年在江蘇新沂花廳發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這說明兩種文化的人民存在著交往。兩者符號的相通，很可能標志著這些符號是原始文字。而且。根據考古發現，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出土的一大批帶有記事符號的陶器，有些確實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符等圖形被釋讀為斤、戌、炅、炅山或斧、錛、旦等，因此有些專家就認為中國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4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新澤西羅格斯州立大學東亞系的陳光宇在他的《試論漢字起源定點與世界古文字溯源比較》一文中提到說，“良渚、丁公陶文即使不是漢字的前身，它們應該可以作為中國大陸在龍山文化時期已有文字存在的間接證據?！绷硗庵档米⒁獾氖橇间居衿魃系镍B符與埃及的神鷹—宮殿符有著驚人的相似處。據陳光宇的觀點來看，埃及、瑪雅最早的文字考古證據均是與鳥圖形并置的時王名號。埃及的王名在神鷹保護之下，而瑪雅—沃美克陶璽上的王名則由鳥嘴中吐出，不由令人聯想到詩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從埃及與瑪雅的考古資料相似例證來看，良渚玉器上的鳥壇符或非偶然。《左傳》昭公17 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由此看來，良渚玉器鳥壇符中的不同符號是否可能與王名、族名有關，頗值得思考。因此，根據文獻上三代人名多為單音節文字來推斷，如果假設良渚鳥壇符中之單符或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畫符號是代表器物主人的識別記號，如個人私名，或氏族名，或氏族共主之名，那么這些單體陶文應該已具表音功能，符合文字是符號結合了語言或語音的定義，應當可以推測已是文字，并且可能與漢字起源有直接關系。另外，大汶口文化陶器、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這些單體刻畫符號多由二或三個圖符組成，符合漢字造字六書方式中的會意，與殷商甲骨金文可以相連接。例如其中數見的一個刻畫符號含日、火（或云氣）及山三個形符，另有符號只含日火二個形符。而且，同一符號出現在相距達二百華里的不同遺址，這表示這種刻畫符號已經固定，為廣大地區的人接受，已具傳遞一定信息的功能，有相當的社會性與共識基礎。因此，更是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陳光宇就說“漢字起源應該至少可以定點在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時代”。當然，除了以上討論的幾個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外，還有其他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中也有相似的記事符號，如在山東章丘縣城子崖發掘的龍山文化陶片、二里頭文化陶器上、青海馬家窯文化、鄭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發現有相似符號。這些符號多半刻在陶缽外口緣的黑寬帶紋和黑色倒三角紋上，極少數刻在陶盆外壁和陶缽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個符號。對于這些不同文化遺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畫符號，裘錫圭裘認為是“記號”，郭沫若認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而于省吾等學者則認為已屬文字范疇。唐蘭先生在談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時也說，這“是現行文字的遠祖，它們已經有5500 年左右的歷史了”。然而，平心而論，現有陶符接近漢字的還不多，而且能釋讀的更少，而且正如王宇信說： “在甲骨文之前，現已發現的許多新石器時期晚期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雖然說是漢字萌芽，但都是單字且無規律?！币虼?，漢字起源于刻畫符號的結論似乎過早，我們不能單純地下結論說，漢字的起源便是這些文化遺址中的某一個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但是，另一方面，從上文討論中可得知，這些刻畫符號經多數專家學者證明，在很大程度上來確實具備漢字的基本記事表義功能，具有傳遞一定信息的功能。更何況，文字起源與陶器符號有關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實例。據有的外國學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 年一前3000 年的陶器上繪寫、浮雕或刻劃的符號。這個年代，和中國的陶器符號是差不多的，這一點，就至少為刻畫符號是中國漢字的起源這一假設提供了一定的前提。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刻畫符號極有可能就是中國漢字的起源，即使假設不成立，這些刻畫符號與漢字有極深的淵源關系，甚至是有直接關系，這一點也應該是肯定的，不容置疑的。5 參考書目： 李學勤：《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李學勤：《論新出大汶口陶器符號》，《文物》1987 年第2 期》 王蘊智《漢語漢字論集》河南美術出版社第745 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5 字數統計：5669 20009 年4 月12 日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