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漢樂府民歌采集方式及其文學意義新探

西漢樂府民歌采集方式及其文學意義新探

郇 宇 劉嘉偉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摘 要 樂府詩歌是漢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漢武帝時期復興樂府的顯著標志是采集民歌，結合音樂以供上層社會消遣并廣為流傳。但是由于西漢樂府編制中沒有專門設置采詩人員，當時“采詩夜誦”的民歌多由“循行”方式完成，且民歌的數量和影響也相對有限，因此，西漢樂府采詩制度目的并非專為采集民歌和保存民歌，其在文學史和音樂史上的影響也需要重新審視。

關鍵詞 樂府;采詩方式;文學意義中圖分類號 I207．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 －7725(2015)05 －0198 －04 收稿日期 2015 －02 －05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詩詞曲源流史”(項目編號:11＆ZD105)的階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郇宇，男，江蘇南京人，主要從事文藝學方向研究。

關于西漢樂府采詩的記載，最早可見于 班固《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但是自南朝以來，就先后有人否定漢代曾設“采詩之官”的說法，因此文學史上所謂的“自漢武帝立樂府采集民歌之說”有待商榷。本文擬從西漢樂府因襲樂府制度及其“循行 天下”的采集方式開始，再探西漢樂府在民 歌采集方面的制度及其文學史價值，希望對 于漢代文學史、文化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

“樂府”這一名稱作為音樂機構的出現，自漢代以前就已經開始，秦始皇陵出土的秦

［］代編鐘就鐫刻有“樂府”二字。1而由朝廷設立的專門的音樂機構管理樂曲，最早可追溯到周代的太司樂。至漢代，樂府官署沿襲秦代舊制，漢樂府作為官署或專署設立于漢高祖一朝。西漢的音樂機構，一方面繼承了設 立音樂官署的傳統，另一方面因襲了秦代的 官制，繼續稱為“樂府”。

與前代不同，此時的樂府實際上是兩個 “樂府”，一為“太樂府”，分管雅樂;一為“樂府”，主要分管俗樂。據《漢書·百官公卿 表》載 :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

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宋王應麟《漢藝 文志考證》中也有敘述 : “太樂令丞所職，雅 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也。”

在漢武帝重立“樂府”之前，兩樂府的 動主要集中在“太樂府”，且創造成分少，因襲成分多，“太樂并不領朝廟樂章，其存肄 者，惟制氏所傳、河間所獻之雅樂，僅

［］

于鄉射一用之而已。”2內廷樂府的活動較少，幾乎沒有作為。漢武帝即位后，則十分重視雅樂在教化中的作用。《漢書·禮樂志》云 :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 之。”同樣，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提出雅樂在君主心中也成了裝模作樣的禮儀，“不過供奉帝王之物，儕于衣服、［］

寶貨、珍膳之次而已。” 3可知，這一時期俗樂多為君王的偏好，漢武帝因此下決心改革樂府。也就出現了班固“乃立樂府”一說，而班固同時提到的 “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則成為漢樂府職能發生轉變，廣泛采集民歌的標志。總體來說，西漢樂府的因襲傳承自漢武帝時 期開始發生變化，并且開始注意民歌的采集。

二

這一時期的民歌采集并非有意識地收集 和保存民歌，其與先秦的采詩制度沒有本質 區別，其主要目的還是為政治服務。先秦的采詩制度可以從《詩三百》說起，周代統治者比較注重考察民情風俗，政教得失，為此采取 了“采詩”措施。《漢書·食貨志》載 : “孟春 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可見，“采詩”是用作觀察風俗，供統治階級參考，以考察政事得失為最終目的。

對于西漢樂府是否采詩這一問題，歷代 學者都有過爭論。宋代學者根據“西漢無采 詩人員編制”一說，認為西漢無“采詩”制度，《宋書·樂志》認為 : “秦、漢闕采詩之官。”因 為在哀帝罷廢樂府之時，罷黜名單有“夜誦員”而無“采詩員”。蕭滌非則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說 : “西漢之有民間樂府，因其事見班書，故可無疑。東漢則樂府之設立，史無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謠，尤屬茫昧，此誠一先決問題也。［4］潘嘯龍認為，樂府與“采詩”“觀采風謠”沒有任何關系。王運熙先生則認為，武帝創立樂府一說為太樂的泛稱，并舉《續漢書》和《后漢書》為例，加以論證。［5］

以上各家雖各有高論，但仍有未盡善盡 美之處。竊以為，班固據西漢未遠，且學風嚴 謹，他的觀點自然最具權威價值。西漢樂府 的民歌采集確有其事，并且具有重振俗樂的意義，但主要目的還是為政治服務，采詩的方式依托“循行天下”完成，采詩的結果是將民間曲調改編并配合文人詩詞，一方面考察民意，一方面代替雅樂而“夜誦”娛樂，屬于自發性質的采集民歌。

據《漢書·元帝本紀》: “朕承先帝之圣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數動而未 靜，懼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可知，經學博士循行有存問百姓、監督官吏的任務，同時又有存問鰥寡，覽觀風俗的責任，循行和采 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循行的過程中，經學博士收集民間歌謠，以備天子掌握民間情況，鞏固統治，從而達到“觀風俗，知薄厚”的目的。而風俗本身就包含民間流傳的謠，再加上班固《漢書·藝文志》所指 :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因此，雖然沒有設立“采詩員”，但“循行天下”搜集的民事民謠，一方面作為了政治、社會管理用途，另一方面，則成為了樂府創作的源泉。“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民間生活的點點滴滴登上了文學的舞臺，開疆辟土等各種主題融入詩歌，被樂府機構采集并進一步促進了樂府 歌的發展。

同時，在樂府詩創作過程中我們必須注 意到，民間采集的歌謠并不是直接采用或者 說是選擇性保留，而是與其目的一樣，帶有強 烈的政治色彩。具體表現為利用其中有用的成分，制成符合漢武帝要求的新聲變曲。這一點可見于《漢書·佞幸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變曲。”雅樂衰微，李延年、司馬相如等人的詩作并不能夠直接與樂調契合，便從民間收集曲調，通過改編，使詩歌的演唱符合藝術要求。由此可知，“樂府”官署確實利用循行等方式采集全國各地的民歌，但并不是為了進行傳播和推廣，而是為了研究各地民歌的曲調，從中提取有用的成份，制作新樂章。

三

從文學影響上看，西漢樂府民歌的影響 也是需要重新審視的。一般的文學史表述將 漢樂府的建立看作是大規模民歌采集的開 端，且具有重大文學意義的事件，“感于哀 樂，緣事而發”開創了詩歌現實主義的新風。但是，重新考察西漢樂府的文學作品，筆者認 為，其文學價值和影響并不是那么深遠，出現 上述誤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將東漢民歌誤 入，并且沒有將其音樂價值單獨區分。

西漢民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現實主義 精神。當時文人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崇奉《詩經》，效法《詩經》的形式，尊崇四言詩，輕視民歌詩。古代士大夫在生活中不能大量接觸民歌，對民歌的樣式不能熟練地掌握和運用，僅僅局限于對民歌的改寫中。漢代詩人，從司馬相如到揚雄，都沒有寫出如民歌般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民歌體的詩歌創作。如果說樂府民歌得到廣泛采集整理并傳頌，影響巨大，耳濡目染，文人也會創作出大量的民歌體的詩歌，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幾乎沒有影響到文人的創作。鐘嶸《詩品序》談到 :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他們沒有寫出過達到民歌藝術水平的詩歌，漢代的民歌在漢代四百年 間，對當時文人的詩歌創作，沒有產生實質性 的推進作用。其影響在文學史上是有限的，至于而后的《古詩十九首》，建安時期曹氏父子等，寫有許多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擬樂府詩”，表現出現實主義精神，是由于東漢民 歌采集內容增多，且常年在戰爭離亂中生活，直接受到民歌的熏陶，受樂府的影響較低。

西漢樂府收集民歌對我國音樂的發展卻 起過重大的作用。首先西漢樂府曾經譜制了大量的“新聲曲”，致使雅樂衰微，而民俗音樂得到繁榮發展，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續后漢書·禮樂錄》 : “周衰，禮壞樂崩，雅 亡而風遂變，盡違先王之禁，其音聲不復合于律呂，莫不淫而失正，過而失中，兇而惡怒，慢 而瀆褻，列國皆然。然鄭衛尤甚。”這段的話主要說明我國音樂自西周末年，雅樂開始喪 失其統治地位，民間樂曲逐漸興盛。加之兩漢時期，西域音樂陸續輸入，與內地音樂相互融合吸收，民間樂曲占據了音樂舞臺，成為統治階層賴以制樂的根據，形成了宮廷內外皆奏“鄭聲”的局面，促進了民樂的廣泛流傳和發展，證明了西漢樂府在民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時，西漢樂府對民歌發展最大的影響 就是使民歌成為合法的音樂。西漢以前，具 有教化作用的雅樂是主流文化，而俗樂則難 登大雅之堂，僅供文人雅士消遣娛樂。馮夢 龍在《東周列國志》里寫了師涓獻樂的故事，晉平公要聽新聲，師涓把外出船行途中所聽 之新曲加以演奏，才至中途，晉平公就稱好，然而師曠按琴止之，說這是殷末師延為紂王 所做的靡靡之聲，乃亡國之音，不能再演奏 了。漢武帝成立“樂府”官署，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采用民歌曲調譜制“新聲曲”。這樣，我國的音樂發生了重大地變化，民歌開始 受到重視，并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

漢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吸取民歌曲調中的有用成分，譜制“新聲曲”，對我 國音樂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我國音樂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卻未能 影響文人的詩歌創作，整個漢代沒有出現偉大的詩人，沒有增加中國文學史總體發展進 程中的民歌的影響力。

總體來說，西漢時期的樂府因襲了前代 的音樂機關的官制，同時進行有意義的劃分。在漢武帝重立樂府之后，民歌的采集較之先 前雖然沒有脫離政治目的，并且數量上遠不 及東漢，但作為民歌采集的重要源頭，整體上 重塑了民歌在音樂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其 研究價值還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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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黃本驥．歷代職官表［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0． 363． ［ 3］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M］ ． 哈爾濱: 黑龍江 人民出版社，1984．92． ［ 4］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M］ ．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71．

［ 5］潘嘯龍．漢樂府的娛樂職能及其對藝術表現的 影響［ J］．中國社會科學，1990，(6):159．

［ 6］王運熙．樂府詩述論［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74． 【責任編輯: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