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希望之為絕望——魯迅《忽然想到(六)》解讀

希望之為絕望

——《范愛農》文本探釋

北京八十中

賈小林

魯迅是很深刻的，所以我總是想先生是不會隨便寫一詞、一句乃至一段文字的；魯迅是很難理解的，所以我總是想盡可能地去讀懂先生的意思。這想法也使我吃盡了苦頭，有時候繞來繞去，使自己鉆進了死胡同。可我又總希望在山窮水盡時柳暗花明，在疑云重生時豁然開朗；然后再把這種思考和頓悟傳達給學生。于是便有了這篇關于《范愛農》的題為《希望之為絕望》的短文。

一

文章從徐錫麟被殺寫起。1907年光復會組織安慶起義，7月6日徐錫麟在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上刺殺巡撫恩銘，乘勢起義。后因寡不敵眾，起義失敗。陳伯平戰死，徐錫麟、馬宗漢被捕。消息傳到東京，便引發了所謂的“同鄉會”爭執。徐錫麟被殺是和“同鄉會”爭執確實有因果聯系，所以有人認為，這兩個方面重點是寫二人的爭執。這樣的理解是有失偏頗的，事實上，前后兩面是各有其用意的。徐錫麟刺殺恩銘，“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凈盡。人心很憤怒。”這里僅用寥寥數語即點出了問題的關鍵：封建統治的兇狠殘暴。死的有徐錫麟，有秋瑾，家族亦將被牽連。封建統治者對革命者的反抗的血腥鎮壓是決不手軟、決不姑息的，致使“人心很憤怒”。前一層意在揭露封建統治之殘暴。

徐錫麟之被殺，引起了“同鄉會”之爭執。魯迅主張發電，“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這部分緣起于先生的喚醒民眾的啟蒙思想；范愛農不主張發電：“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么屁電報呢。”這是范愛農滿腔悲憤的宣泄。持論者以為，“年輕氣盛的魯迅不理解這一切，只是偏激地認為‘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可惡。’”（《教師教學用書》15頁。北京出版社，2007年6月）以為是在將范魯二人作比，突出表現范愛農思想的冷峻深刻，而魯迅的膚淺偏激。這里先生的偏激是有的，但著意不是為了寫二人誰對誰錯，誰深刻誰膚淺。實際上，魯迅還是比范愛農年長些，而且見解似乎魯迅也較深之于愛農。作者只是為了用自己的憤激來反襯范愛農的悲憤。打電報有無用姑且不論，單是滿懷悲憤的范愛農，怎能一份電報或幾行電文就能一紓愛農悲憤的心情！后一層重點在突出愛農無比悲憤的情感。

二

第二件事，寫的是二人故鄉重逢。相同的人生境遇，便是二人“理想的頭碰了一個大釘子”（《為了忘卻的記念》）。于是“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閑談之中，說起了當年的逸聞舊事，不僅冰釋前嫌，也給我們留下了思索的余地。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這些號稱革命者的青年，依然為“師母”背負著一雙沉重的“繡花鞋”；中國讀書人的迂腐，即使是革命者，甚至是青年，也是難脫其桎梏的。“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對此，魯迅都“很不滿”，連續兩次搖頭。意在說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對封建主義和封建思想的批判，魯迅先生是從來不隱諱的，總是給予無情地鞭撻和嘲諷。這里我們看范愛農的態度：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么？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范愛農的答話是帶有強烈的語氣和感情色彩的。“還不是”有明知故問的反詰，“誰知道呢？”是無可奈何的感喟。其中自然隱含了范愛農對此種種的態度：不滿和無奈。可見，魯迅和范愛農反封建的思想認識的基點是一致的。

三

課文第三部分是全文之重點，作者著墨也最多。“報館案**”，是這部分所寫的主要事件，作者以此為介，勾勒了辛亥革命的全過程，同時也婉曲地寫出了范愛農對革命的心里路程。這里作者巧妙安排了兩條線索：

一是客觀表現辛亥革命的過程：（辛亥革命的“革命者”）投機革命——收買革命——鎮壓革命———竊取革命果實。

王金發做了革命的都督，“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那些原本“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大概換上了皮袍子了”。魯迅用極其形象而簡潔的語言，一針見血地點明了辛亥革命的實質。這也就恰如阿Q革命之洋錢和女人，革命性質之狹隘局限略可窺見一斑。而這些所謂的革命者對革命之認識亦如阿Q一樣膚淺。當一群少年看到了這一點，便“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然而卻未能看清王金發的蛻化變質，錯誤地將其用來收買革命的錢視之為“股本”，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寫都督的蛻變，辛亥革命已經變質變味；二是少年對政府和革命的基本認同，對革命的性質缺乏根本性的理解。“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后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王金發派兵搗毀報館，德清遭難，“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連紹興師范學校校長的職位也落在了孔教會會長傅力臣手中。投機，收買，鎮壓，竊取，這才是辛亥革命之全過程和本來面目。今天我們回視德清帶著寸長刀痕的照片，無形中會有這樣的認同：辛亥革命不過是一場革命者自取其辱的游戲。

二是寫范愛農對辛亥革命的情感態度的變化。革命前，范愛農和作者一樣，熱切地向往革命，這是他們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追求。所以當革命到來時，素以喝酒為好的愛農帶著“從來沒有見過的”“笑容”：“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革命的到來，使愛農一掃久抑的苦悶，雖然真相卻并不盡如人意。“滿眼是白旗”，“內骨子是依舊的”。可愛農還是竭盡自己之能事。做了學監的范愛農“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紹興革命也不過是曇花一謝，一切又恢復了舊觀。魯迅要前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凄涼，說：‘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這“凄涼”是愛農在認清了現實，對革命的失望乃至絕望之再次碰壁。這也就自然成為愛農之死的社會因素。不難看出，愛農對革命正是循著這樣一條線索：向往革命——參加革命——絕望革命——（殉葬革命）。

四

這里我們不妨截取上面分析的幾個結論，一徐錫麟被殺，揭示了封建統治在政治上的兇狠殘暴；二繡花鞋事件和讓座**，表明了封建統治在思想上的根深蒂固；三“報館案**”，昭示辛亥革命的結局和范愛農精神理想的破滅。一二 兩部分從歷史的客觀性上表明辛亥革命的艱巨性，為下文寫辛亥革命的失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作了張本。和魯迅一樣，范愛農也是一個精神戰士。當一個革命者的精神理想被徹底扼殺時，無異于抽卻了范愛農的精神生命之靈魂。所以說，辛亥革命的失敗是范愛農之死的社會根源。

文章以徐錫麟被殺開頭，結尾又以范愛農之死作結，巧妙連綴，別具意義。徐錫麟被滿清統治者血腥鎮壓，預示了革命之殘酷和艱巨性；范愛農卻死在辛亥革命的當口，死在封建遺老遺少的圍攻和排斥中，充分表明愛農的悲劇正是辛亥革命悲劇的縮影和寫照。

當然，范愛農之死也有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文章的結尾寫范愛農死有這樣一句話：“第二天打撈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直立著”三個字，形象地歸結了愛農的性格特點——固執，倔強，耿介，狷直。這是他與黑暗社會格格不入的體現，也是他追求精神獨立的真實寫照。他是一個“眼球白多黑少的人”，作者刻意表現了他的冷峻，揭示他作為一個革命者對封建統治者的仇恨。“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回憶“同鄉會的爭執”，坦然地告白自己對魯迅的情感態度，表現出了萬分的坦誠和直率。辛亥革命時的熱情和勤奮，表現了他暫時走出苦悶和頹廢的欣喜和興奮。“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單是這句話，我們又不難看出他生活的窘迫和性格的天真。這讓我忽然想到魯迅評價筆下的另一個人物——劉半農時的一句話——“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魯迅《憶劉半農》）。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直至他“景況愈困窮”、“在各處飄搖”，已是“唯死而已，端無生理”（范愛農致魯迅信）。所以先生才疑心“他是自殺”。

愛農去了，帶著他對革命的滿懷隱痛的絕望，也淡去了周遭世界對他的厭惡和迫害。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死，是他對腐朽社會強烈不屈的抗爭，也是他作為一個精神戰士對辛亥革命的生命的薄奠。

五

行文至此，我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魯迅和范愛農經歷大體相同，都留學日本，又都參加了光復會，都是革命的精神戰士，可是他們的人生命運之結局卻不盡相同，為什么？

在我看來，魯迅與范愛農的交往時間不長（1905——1912），可二人的思想認識，情感態度，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對革命的熱情期盼，革命失敗后的苦悶和彷徨，對朋友的真誠，甚至嬉笑怒罵，很相像。“同鄉會的爭執”，魯迅對范愛農有過誤解：“天下可惡的人，-------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這是作者憤激的言語，借此來突出范愛農無比悲憤的心情，對于徐錫麟被殺，魯迅主張發電報，也表現出了悲痛和憤怒。就此而言，二者的情感態度所指是一致的；甚至后來范愛農直言相告：“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也不過是因誤會而起，沒有根本的矛盾。第二部分寫魯迅兩次搖頭，表現出對封建思想的否定和批判；而透過范愛農的語言和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認識和思想和魯迅毫無二致。第三部分對辛亥革命的態度，魯迅和范愛農一樣，經歷了向往革命，熱情投身，悲愴失望三個階段。即使在私人感情上，也是相互牽掛，包含著對對方的無盡的思念。一個在北京，一個在紹興。“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在范愛農死后不久，魯迅 即寫了三首詩悼念，“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甚至在愛農死后十多年，魯迅還依然牽掛著他唯一的女兒。“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殷殷之情，系于言表。所以貫穿二人生活思想的共同線索為：憤恨——無奈——絕望——苦悶——思念。

身處同樣的時代，歷經相同的遭遇，感受了同樣的思想變化，可他們的結局卻迥然而異。在我苦思冥想的當兒，忽然記起了魯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裴多菲的一句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和范愛農，一個是在絕望中抗爭，走向新生；一個是在絕望中沉淪，走向死亡。

忽然又想起錢理群先生的一句話：“帶著極大的屈辱，竭誠奉獻了一切，卻被為之犧牲的年輕一代，以至整個社會無情地拋棄和放逐。”（《與魯迅相遇》285頁。三聯書店，2003年8月）這話是在寫魯迅，我以為更適于范愛農。

（賈小林，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北京八十中語文教研組長。電話：***，郵編：100102 曉喻，本名喻祖權，語文特級教師）

第二篇：“救救孩子”魯迅的希望還是絕望

“救救孩子”魯迅的希望還是絕望

摘 要: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以短短六千余字揭露了幾千年舊社會的黑暗和罪惡,“吃人”就是它的總罪狀,而結束語中“救救孩子”的呼喊也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對象。本文著重分析了“救救孩子”這一呼喊其實表現了魯迅深深的絕望,由此反映出魯迅終其一生都在“反抗絕望”的戰斗精神。

關鍵詞:魯迅 《狂人日記》 “救救孩子” 希望 絕望

眾所周知,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不僅是因為其作品的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他將手中的筆化作利器,毫不猶豫地刺向封建社會的本質,以此來喚醒國人的靈魂。“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為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就是這種“極其少見”的作品之一。

《狂人日記》于1918年5月發表在《新青年》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掘源頭,學界對于《狂人日記》的深度闡釋,其實早已超越了作品自身的文本意義。作者在文中對“狂人”心理的細膩描寫和對中國歷史的獨特發現,以及白話體的日記文本和文言的小序,都給作品的解讀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此,我們簡單地分析一下文中“救救孩子”的意蘊。

對于文章結尾“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喊,常被人們解釋為表示魯迅還有希望,他們認為“孩子”象征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希望,他們的心靈純潔天真,具有極大的現實可塑性,他們應是一種現代啟蒙思想的接受主體,故他們的被“救”也就意味著中華民族的被“救”。事實上,我們深入分析一下文本就會體會到,“救救孩子”這一呼喊是“狂人”在病中發出的,現既已痊愈,這句話的力量自然要減弱了,更何況“狂人”也不能確定還存在著“沒有吃過人的孩子”,這聲呼喊其實更深刻地表達了魯迅的失望甚至絕望。

最后一個章節,總共就只有兩句話: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這是“狂人”在病中發現歷史“吃人”的本質后,在極其痛苦中發出的微弱的呼喊。這兩句話的標點是“問號”和“省略號”,很顯然,“問號”代表著作者的疑問,而“省略號”則代表著一種不確定性,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方面把它理解為作者的一種疑問。兩個疑問重復疊加,代表了一種更深的疑問,其實也是在暗示作者對于自己所提問題的一種不自信、不確定的態度。如果作者對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那么“孩子”自然有其可“救”之意義,可如果“或者沒有”了,那么“孩子”究竟還有什么可“救”之價值呢?我們可能還會繼續追問:到底由“誰”去“救救孩子”呢?“趙貴翁”與“大哥”他們當然不行,難道“我”就行嗎?

“狂人”其實是能夠清醒地透視社會的“吃人”本質的,在日記文本中,他研究發現:

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如果單是這樣的人,是完全可以肩負起拯救“孩子”的重任的。可問題是魯迅塑造的“狂人”并不是一個清醒的反封建的斗士,而是一個患有“迫害狂”的“病人”,即患有精神病學上的“被害妄想”。所謂“妄想”,是指患者堅持相信某種不真實的思想內容,這是一種思維障礙。這種患者,也有可能出現“幻覺”。“幻覺”與“妄想”是有區別的,它是一種虛幻的知覺,屬于知覺障礙。例如“狂人”時刻以為別人要吃他,這是“妄想”,它從歷史書的字縫里看出“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就是幻覺。由于他患有被害妄想型精神病《,狂人日記》中所反映的客觀事物,都經過了他的幻覺的折光,不管事物原來是如何,同吃人、迫害他有沒有聯系,“狂人”都把它與吃人特別是要迫害他、吃他聯系起來。試問這樣一個精神病患者怎么樣去拯救“孩子”?在文本第四章中“,狂人”知道了“大哥”是“吃我”的真正主謀,而“我”與“大哥”之間有著無法割斷的血緣關系,如果有一天他自己被人吃了,也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這樣,他便陷入了內心世界的巨大恐懼之中。于是,在想要說服“大哥”而終究失敗后,“狂人”大徹大悟: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這是“狂人”對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確認。那么,我們是否真的還能依靠這樣一個與其他“吃人”者并無本質區別的人來拯救“孩子”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通過分析《狂人日記》的整體故事結構和內涵,筆者認為結束語中的“救救孩子”,其實包含著“孩子不可救”的深層意蘊,也透露出作者無限的絕望。首先,作者在文本第二章節中寫道:“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這樣。”這說明“狂人”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小孩子是“趙貴翁”與“大哥”的“吃人”同伙,而“他們娘老子教的”那些“吃人”法寶,恰恰又反證了“吃人”文化的一種連續性。在這樣的連續性中,我們看到連小孩單純的心靈也早已受到了毒害,何談希望!其次,回想魯迅在其他的小說創作中對“孩子”命運的一些描寫:《藥》中華老栓的“孩子”死了,《明天》中單四嫂的“孩子”也死了,《故鄉》中的“孩子”變得麻木了,《長明燈》里的孩子也更是孺子不可教也。這些相似的描寫向我們暗示了:如果說魯迅將“孩子”視為民族“拯救”的最后希望,那么這些“孩子”最終都歸于肉體或精神的徹底毀滅,無疑是作者對于自己所謂脆弱“希望”的無情否定,終歸于失望甚至是絕望。還有,我們還可以試作分析:“孩子”既然是“吃人”者的嫡子嫡孫,那么“吃人”之類的傳統文化早在他們生命的孕育過程中,就已通過其母體血緣被賦予了這種遺傳基因。因此,“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在“狼子村”里過去不存在,現在不存在,將來也不會存在!“孩子們在瞪眼睛中長大,又向別的孩子瞪眼睛”,在作者的眼里,“趙貴翁”反不了,“大哥”以及“狼子村”那些下層村民們勸不了“,孩子”更是救不了。

當魯迅棄醫從文,拿起筆打算以此來喚醒民族的酣夢時,卻“猶如獨處大漠荒野,得不到應有的回應”,他失望至極。在錢玄同邀他為《新青年》撰稿時,他回答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個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反映了魯迅的悲哀和深深的絕望。然而如果僅有悲哀與絕望,也就不會有可景仰的魯迅了。錢玄同力辯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因此,縱觀后來的魯迅,筆者寧愿相信,他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直在力行他自己“反抗絕望”的至理名言,因為感到“絕望”,所以要“反抗絕望”。魯迅終其一生都在進行著這種抗爭,這才是他的偉大之處。

參考文獻:

[1]魯迅.狂人日記[A].魯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陸耀東,唐達暉.論《狂人日記》[A].魯迅研究(1)[C].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3]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趙芬 重慶 西南大學文學院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