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問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適用存在的有

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適用存在的有關問題

劉建國 李友誼

長期以來，我國法律體系中，證據法是極不完善、極不發達的，教見于各訴訟程序法的證據規則，過于抽象、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對于證據規則，不僅老百姓在觀念上遠遠沒有這個意識，就連司法人員和律師也過于片面追求實休法律條文的理解和掌握，對于證據規則認識不足，更不用說熟練運用了。這種熟于法律、疏于證據的觀念及操作傾向對準確處理案件大有弊端。

2002年4月1日起生效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雖未形成獨立的證據法，但其確立了舉證時限，證據交換、證據的審核等一系列制度，它改變了長期以來當事人舉證時限無法可依、無序可循的混亂局面，不僅很好地規范了當事人舉證的權利義務，也對防止當事人證據突襲、濫用訴權、節約審判資源提高審判效率有著重大意義。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新的規則在適用中也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筆者亦有不同的理解和認識，現對此進行如下分析，以求教同仁。

一、約定舉證期限和指定舉證期限誰應優先的問題

根據《民事訴訟法》和《若干規定》的有關規定舉證時限可分為：約定舉證時限和指定舉證時限兩種。《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

依照《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一款之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由于案件受理通知書和舉證通知書同時送達原告，應訴通知和舉證通知書同時送達被告，也就是說原告在知道案件被受理時法院已經對原告指定了舉證期限，被告在知道訴訟發生時法院也已經對被告指定了舉證期限。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在收到舉證通知書之前不可能對舉證期限作出約定，只有在此之后，當事人才有可能就有關舉證的

期限進行協商。因而，當事人約定舉證期限的行為只能發生在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行為之后。這就產生一個問題，當事人一旦通過協商約定的舉證時限是否應優于法院指定的舉證時限。筆者個人意見是肯定的，否則《若干規定》中賦予當事人所享有的約定舉證期限的權利將成為一紙空文。約定舉證期限優于指定舉證期限的使用，不僅有利于當事人行使自已的訴訟權利，而且可以減少因法院依職權指定舉證期限而在當事人訴訟心理上可能造成的不平衡感。但在當事人約定的舉證期限過長或影響法院審限的情況下，法院對約定舉證時限可以不予認可。但應指令當事人重新約定，只有在當事人不約定舉證期限或者就舉證期限協商不成時，才適用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

二、管轄異議條件下舉證期限的如何適用

按照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天。實踐中大多數法院在受理案件之時就在舉證通知書中限定當事人的舉證期限。遺憾的是《若干規定》對管轄異議情況下舉證期限的適用沒作出明確規定。實踐中有的法院以當事人管轄異議的期限為15日而舉證期限為30日還來的及為由認為應當將異議期限包含于舉證期限。

筆者認為以上做法不妥。

一、當事人管轄異議乃重要的訴訟權利，不容剝奪，民訴法的原則是對管轄異議優先裁定，而當事人答辯、證據的提交則說明對管轄的認可，在涉外訴訟中尤其如此，這顯得前后矛盾。

二、管轄異議的期限為15日，審理管轄異議的一審期限為15日，這就已經30日了，再加上不服一審上訴期限為10日，二審期限30日，解決管轄問題就得70日，還沒算上在途時間就遠遠超出舉證期限不低于30日的規定，將管轄異議包含于舉證期限事實上做不到也不符合常理。

三、如果說向法庭遞交證據視為應訴答辯的話，那對當事人來說只能西瓜玉米選其一了。要么提出管轄異議放棄舉證權利，要么應訴答辯放棄管轄異議的權利。這顯然是剝奪當事人的訴權，于法不合。

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第七項規定，審理當事人提出的管轄異議和處理法院之間的管轄爭議的期間不計入辦案期間。既然不計入辦案期間，也應當不計入舉證期限。

綜上，筆者認為舉證期限不應包括管轄異議期限。其他如公告送達、當事人申請法院組織鑒定期間同樣也不應計算在舉證期限之內。

三、簡易程序轉換為普通程序舉證期限的變更問題

根據《若干規定》，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實務中，法院一般在適用簡易程序時指定期限往往少于30日。但根據民訴法的規定，一定條件下簡易程序可以轉化為普通程序，這時就會出現要不要重新指定舉證期限補足普通案件舉證時限不少于30天的差額。有人主張不必補足，理由是在簡易程序中指定的舉證時限，是法院依法進行的有效指定，不宜因程序改變而作變更，而且變更也沒有司法解釋做依據，況且《若干規定》已經為在指定舉證期限內無法完成舉證的當事人設立補救措施，即給當事人申請延長舉證時限的權利，如果當事人在原指定的舉證時限內無法完成舉證的，可以向法院申請延長舉證時限。

筆者認為在簡易程序中的舉證時限如是當一事人約定的轉為普通程序后則不應予以變更。如是法院指定的則應予變更。因為，《若干規定》不少于30日的規定是對普通程序普遍適用的，既然轉為普通程序，就至少應該補足當事人的舉證日期，否則對當事人的舉證權利是一種變相剝奪。按照簡易程序變更為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都是案情較為復雜的案件，當事人的舉證工作量就有可能增大，舉證期限早可能屆滿，如果還拘泥于簡易程序的舉證期限明顯是不合理的。

四、經當事人申請后延長的舉證期限是否適用于同案其他當事人的問題

實務中的做法也不一樣，從公平的角度出發，有的法院將延長的期限適用于未申請的一方;從對權利自由處分的角度出發，有的法院并不將延長期限當然適用于未申請一方。

筆者認為，根據《若干規定》的舉證期限內不能完成舉證的可以申請延期舉證是個授性規定，該規定賦予了不能完成舉證的當事人的申請延期舉證權。既然其他當事人沒有要求延期舉證，表明其認為自己的舉證已經完成，對此其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這樣也保持了程序的穩定性。從另外角度出發，如果將延

長期限適用于未申請一方則有點法院不基于當事人的申請而“主動”延長的意思。綜上，不應當將延長期限當然適用于未申請的其他當事人，但在追加當事人的場合舉證期限的延長，對其他當事人應該適用。

五、生交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應否免除當事人舉證責任問題。

《若干規定》第九條對于已為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的規定。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不盡合理，在實務中應區別對待。對于與本案有關的生效判決書所確認的且當事人無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事實應當認可。對于與本案有關的生效裁決則有應認可，因很大一部分裁定并不允許當事人上訴，且裁定一般只解決程序性問題故其對事實的認定不管當事人有無相反證據則不應認可;對于與本案有關的生效調解書所確認的事實則不應免除當事人舉證責任，因為與本案有關的其他案件當事人可能是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協所涉及的對案件事實的認可，不過應允許其作為證據材料使用。其他性質的生效裁決或文書亦應是這種情況。

六、關于證人出庭作證的問題

證人是指了解案件情況并受人民法院傳喚出庭作證的人。我國規定證人原則上應出庭作證，并向法庭作出忠實事實和法律的陳述。但是證人本身具有容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以及各種人為因素影響的特點，再加上證人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司法實踐中，證人拒不作證拒不出庭、作偽證，甚至前后矛盾作證的現象普遍存在。

《若干規定》第五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先行支付，由敗訴一方當事人承擔。”《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證人費用??應由法院向當事人收取后，再支付給證人。這些雖然在立法上補償了證人因出庭作證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對證人出庭作證是一大促進。但因其規定的過于籠統，操作麻煩，且數額界定不明確，一般均沒有落實。筆者認為首先應從立法上對證人的誤工損失、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等屬訴訟費用范疇建立費用標準、預交方式和負擔方式。另外可在證人出庭作證時，由法院告知其向法院申報具體費用，經法院審查核實后，根

據該證據采信情況分別處理：即若該證人證言屬對案件真實陳述，可作定案依據，該費用由敗訴方負擔;若該證人證言與案件無關，不被采納，該費用由舉證的當事人負擔，若證人出庭不作證或作虛假證明，該費用除由其本人自行負擔外，還根據情節輕重，依照作偽證的有關規定承擔法律責任。

七、關于“新的證據”與再審立案條件的沖突問題。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新的證據”是指原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何為“新發現”的證據?沒有具體解釋，筆者認為只要是基于有義務提供證據一方當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能提供而不提供的不能視為新發現的證據，因為主觀意志之外的原因導致不能提供的可以認為是新發現的證據。比如，正常情況下，公司有義務提供有關自身財務方面的證據而不提供的，就舉證期滿后提供的財務方面的證據不能視為新發現的證據，因為按照法律規定，公司必須建立健全財務制度，保管有關財務憑證。不同的情況是，假如該公司房屋意外倒塌，公司有證據表明提交的有關財務資料是舉證期滿后從廢墟中清理得到，則應視為新發現的證據。

那么，結合《若干規定》第43條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要不是新發現及其他客觀原因不能提交的證據，當事人交將在該案舉證期滿后永不得提交。應該說這樣的規定雖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對于抑制當事人惡意拖延搞證據突襲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中國法制進步的表現。但是在2002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規范人民法院再審立案的若干意見(試行)》，該意見第八條規定對經審民事裁判、調解的再審申請，具備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再審，(一)有再審申請人以前不知道或舉證不能的證據，可能推翻原裁判的??

該意見關于再審立案的兩個條件中“申請人以前不知道”的證據規定與已確立的證據規則并不矛盾，問題關鍵是對“舉證不能”的證據的爭議。何為舉證不能?

有人認為舉證不能是指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無法舉證或證據不存在，是由于客觀原因而無法舉證，如當事人的舉證能力有限，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被對方當事人占有等。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

定》第二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第二十五條規定，對需要鑒定的事項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內無正當理由不提出鑒定申請或者不預交鑒定費用或者拒不提供相關材料致使對案件爭議的事實無法通過鑒定結論予以認定的應當對該事實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規定，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由以上解釋可看出不管當事人主觀有無過錯均可構成舉證不能。因此筆者認為舉證不能的定義為負有舉證義務的當事人因各種原因在舉證期限內因客觀原因不能舉證，或有條件舉證而沒舉證從而承擔不利后果的情形。也就是說，對于像拒不繳納鑒定費等導致舉證不能的可在判決生效后允許其再審。這一規定與《若干規定》精神相抵觸。這也不知是立法上的疏忽，還是立法機關出于對中國民眾法制意識淡薄，考慮社會穩定的無奈之舉。但按照后法優于先法，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這一規定應看作是對《若干規定》第44條的修訂。也就是說凡是涉及再審立案的問題不再拘泥于“新的證據”的規定。

第二篇：《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的理解與適用

對《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的理解與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稱《規定》）第九條規定：“下列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

（一）眾所周知的事實；

（二）自然規律及定理；

（三）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

（四）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

（五）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

（六）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前款

（一）、（三）、（四）、（五）、（六）項，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根據這一規定，實際上是把載有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確認事實的裁判文書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據之一種來使用的，應屬民事訴訟證據書證之列。應當看到，這一規定對維護法院的司法權威，避免審判人員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和重復勞動，降低案件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司法實踐中，依據已生效的裁判文書所確認的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仍有不少問題值得研究，有必要區分不同情況進行處理。比如，在一方當事人對已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提出異議或法院在審核證據時認為已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與本庭認定的未決案件事實(以下稱本案事實)有矛盾的情況下就更應該慎重對待，以防止如果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確有錯誤時以之作為確認本案事實的依據可能出現一錯皆錯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既對當事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又有損于法律的尊嚴。

一、對以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作為認定本案事實依據的局限性之認識

審判實踐中，以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作為本案事實依據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是時間性上的局限性

已生效法律文書所確認事實與本案的法律事實之間有時間上差異。而每一法律事實的發生均有很強的時效性。有些“事實”盡管當事人對其有疑議，但因時過境遷，往往無法收集到必要的證據，對其進行證明，可能因此而喪失了舉證的機會，對其合法權益造成一定的影響。再者,有些事實發生時受客觀環境因素的制約,不可能完全被人們所認知,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才逐漸顯現出其本質,給人們造成認識上的差異。

其二，法官對法律事實認知程度上的差異

誠然，對案件事實認定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觀真實，因為客觀事物不可能再現，所以，法官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進行證明所追求的不是絕對的客觀真實而是相對的法律真實。這已成為現代訴訟證據學的經典理論，而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進行論證、推理、判斷就是法官追求法律真實的過程。由于法官的專業知識、業務技能、個人素質、世界觀、方法論等各方面的差異，必然存在著對法律真實認知上的差異，法官自由心證所形成的結果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其三、案件其他證據與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和本案事實之間的關聯程度上存在差異

證據對此案事實與彼案事實的證明力因案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千案千面，有的可能是決定作用（近因），有的可能是次要作用（間接力），不宜不加區別地予以認定。鑒于以上諸點差異，故筆者認為，在運用已生效裁判文書所確認的事實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的時候，法院應當對此事實進行全面地審查，找出其內在聯系，根據其與本案的關聯程度予以分析、認定，不宜簡單地照搬照抄。既不能在案件事實清楚的情況下，對一方當事人提出的異議一概予以支持，無謂地加重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負擔，也不能在案件事實尚存疑點的情況下，對當事人的異議不予理睬，不加分析地對事實進行認定，影響對案件的正確裁量。

二、當事人一方對已生效裁判文書所確認的事實提出異議的，法庭應當對確認事實所依據的證據進行重新質證。在訴訟過程中，一方當事人向法庭提出以已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來證實自己的主張或法院直接以上述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作為本案定案的事實依據，如果對方當事人對此無異議，那么，提出主張的當事人可以免除舉證責任，即“無須舉證證明”，作為本案的待證事實就成為了已證事實,法庭在庭審中對有關證據可不再予以質證，可以以此“事實”直接作為本案的事實予以認定。但如果對方當事人對此“事實”提出異議甚或一并舉出相反證據的，法庭就應當審查其異議是否成立,其所舉的相反證據的證明效力是否足以推翻已被確認的事實,而不應置當事人的異議于不顧，不對相關證據進行綜合審查、質證而直接對“事實”予以認定。

對一方當事人提出異議的，法庭可以根據案情的需要要求主張權利方就此事實重新舉證，按《規定》的要求重新確定舉證范圍和舉證期限，并結合證據與證據之間的相互關聯性進行綜合審查。而當法庭根據本案的證據對本案事實作出了與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不一致認定時，當事人不愿再行舉證的，如該證據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有直接影響，應明確告知其如不提供證據可能承擔的不利后果，不能免除主張權利方的舉證責任。

對一方當事人舉出相反的證據對已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進行反證的，應當對其所舉證據進行質證，找出證據與證據之間的矛盾沖突點，運用證據規則的規定和邏輯推理的方法進行綜合判斷。如果當事人所舉證據足以推翻該“事實”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認定，依據《規定》和對本案事實的認定對案件作出裁判。

三、本案裁判能否直接改變已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

這實際上是本案裁判文書在發現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確有錯誤時的表述問題。當事人對前案事實無異議的或雖有異議但未獲法庭支持的，本案裁判文書的表述較為簡單，實際上是把前案確認的事實作為證據加以采信就可以了。如果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已生效裁判確認的事實確有錯誤的，其表述方法就應該采取另一種表述方式。一般情況下，案件事實認定錯誤，導致裁判結果錯誤，應當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予以解決。如案件已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的，應先裁定終止原裁判的執行，所以已被提起再審的案件其效力已經終止，此不必論述。對雖發現錯誤但尚未提起再審的案件，不宜在本案裁判文書中直接對其進行論證、否定，以免在審判監督程序尚未啟動的情況下，以本案事實否定了前案的事實，造成兩份法律文書沖突的現象，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遇此情況，審判人員可以通過對當事人重新舉證并對相關證據進行重新質證情況的表述，綜合全案證據，結合案件實際情況作出對本案事實的認定，而無須先駁后立。

審判人員如發現已生效裁判確有錯誤的，應依法定程序報請本院院長提起再審。對其他法院的法律文書確有錯誤的也應實事求是地向其提出建議，以維護法律的尊嚴。

（作者單位：江蘇省徐州市云龍區人民法院）

第三篇：淺析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存在的問題研究與分析

淺析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存在的問題

崔可景 李向偉 白耀

為了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審理民事案件，保證和便利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 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結合民事審判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完善了我國民事訴訟證據的制度，明確了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規定了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和舉證時限問題，進一步明確民事訴訟證據的要求和證明標準，同時還完善了法官依法獨立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和非法證據的判斷標準。該規定的公布實施是最高人民法院為實現民事審判公正與效率的又一重大舉措，對于實現民事審判的公正與效率的目標，具有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是人民法院深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它對于加快審判改革的進程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將更加方便人民群眾利用訴訟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更便于法官依法獨立、公正、正確地行使審判權，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為適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民事審判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但該規定在適用過程中也存在有一定的問題。

一、舉證責任的屬性與司法解釋內容的兼容

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就訴訟上的特定待定事實，根據舉證責任分配規則，為了滿足法官形成某種確信心證的需要所應負擔的相應責任。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中盡管以“誰主張，誰舉證”的責任原則為基本點，但法官都以裁判者的角色居中裁判，享有“心證”的職權。證明責任又分為行為責

任和結果責任，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為避免不利裁判所承擔風險而向法院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存在的責任，而行為責任卻包括了主張責任與證據提供責任兩方面的內容。其中：主張責任是當事人為贏得勝訴，向法院提出自己的利于自己事實的一種根據。主張責任一般先于提供責任而產生，當事人在提出訴訟請求之后，其主張事實根據就必然涉及證明責任的問題。我們通常所稱的行為責任的轉移，則是指行為責任中的證據提供責任的轉移，而主張責任則作為一種權屬能力，構成未然的結果責任產生的成因，不發生轉移問題。因此，當事人一方提出請求，必須要有主張其請求原因的存在，否則其請求即失去依據，而有遭受不利裁判的風險。當事人在訴訟上既享有主張之權利，亦必為享有此種權利而承擔提供證據的義務，這就是“主觀上的證明責任”的實質內涵。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第一條即規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證據材料”。本條規定，即指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通常屬原告一方，即本訴的原告與反訴的原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又規定了起訴的條件，卻沒有從提供相應的證據加以規定，也就是說：《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并沒有從負有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來加以設置、規定，所以，本條立法彌補了這種缺陷。為了更好地、正確地適用《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第二條與第七條規定，針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以及相應法律的根據及相應的證據，本條規定有助于法官從實體法的角度對具體當事人的證明責任加以確認。這些也是實行證據交換以及在法庭上由法官對證據進行調查的必要前提條件。證明責任分配是確定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的固定規則，基于這一規則，證明責任歸于特定的一方當事人實際負擔，作為訴訟上的原告，在起訴時提供相應的證據材料，主要是基于為法官確認當事人具體的證明責任作準備。否則，由法官依職權確認的待證事實尚不明確且當事人對事實爭執點和法律爭執點均持有不同意見，會給及時開展證據交換帶來負面影響。但該司法解釋對法官在哪一階段依職權確認證據沒有明確的規定，為了便于及時審結，可以在一審辯論終結的前提出，如果一審辯論終結后再要求進行證據交換，法官可以不予準許，這樣便于與該司法解釋的第三十五條銜接。《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五條事實上是對舉證時限的一種例外規定。但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告在答辯期屆滿前應當提出書面的答辯，但未硬性規定其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據，也就無法避免舉證時限上有效地對其加以制約的一種情況，可以這樣說《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在此存在著重大缺陷。行為責任從主觀上、程序上和動態上反映了證明責任的內容。隨著訴訟活動的開展，行為意

義上的證明責任會發生轉移。所以，行為責任此時在程序上呈現為動態，它隨著庭審過程的不斷深入而轉移于當事人之間。在訴訟上，這種證明責任是否由一方轉移給相對一方當事人，主要取決于在對某一當事人提供證據進行質證過程中，是否能夠促使法官滿足確信其心證的要求。在此，《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第二條二款規定：“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它體現的是證明責任的一種結果責任。

所謂結果責任，亦稱客觀的證明責任，或稱實質上的證明責任，它指當訴訟進行到終結而案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主張事實的人則要為此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對行為責任的履行，其目的是為了防止結果責任出現。承擔結果意義上證明責任的可能性的存在，是促成當事人必須履行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原因。該種原因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分析，承擔行為責任的系在原因是法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的所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內在原因是為了避免當出現事實真偽不明狀態時對其可能造成的不利訴訟后果。行為責任的履行正是適應了這一裁判機制。因此，當事人在提供證據證明他所主張的事實，并為法院所接受之后，即履行了行為責任，其法律效果是避免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

由此可知，證明責任在本質上具有雙重性，即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證明責任，前者指當事人對所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的責任;后者指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訴訟結果。所以，證明責任的法律性質為敗訴風險負擔。

二、對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司法救濟與限定

在訴訟上由于實際證據裁判主義，凡當事人提出訴訟請求，必須就這種訴訟請求所根據的事實主張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凡未能提供證據或者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該訴訟請求就不能得到裁判上的支持。

《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更加明確了當事人的證明責任以及不能提供有效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所應當承擔的不利訴訟后果。據此，應從證明責任的角度將審判上所認定的案件事實與客觀上所實際發生的那種事實在一些情況下相互區別，以客觀地反映訴訟論在審判上的這種特殊性。為此，《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條針對我國目前當事人證明意識和證明能力上所出現的薄弱環節，要求人民法院應當在訴訟上負有向當事人闡明證明的要求及其法律后果的職責，以促使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積極、全面、正確、誠實地提供證據。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提供證據證明其事實主張的行為能力將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決定著訴訟后果。我國目前法官的總體素質尚無法保障在當事人因客觀因素證明能力受限制時，一方面予以必要救濟，另一方面還要同時保障在訴訟上給雙方當事人提供平等攻擊與防御的機會。當事人委托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的，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簽發調查令，由委托律師調取證據。調查令因故未使用或者被調查人不能提供證據的，應當在調查令的有效期間屆滿后繳還人民法院，并說明未使用或者被調查人不能提供證據的情況。作為訴訟證據的合法性問題，由作為一方當事人的律師前去調查，收集是欠妥當的，因為，由法官發出的這種命令，應針對訴訟外的第三人，而由一方當事人的律師持有這種命令向訴訟外第三人收集、調查證據，將有損司法的權威性，還極有可能危及有關證據來源的可信度。《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一)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并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資料;(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三)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這些特殊的例外情形，并不等于人民法院由此而成為證明主體或者舉證主體，并且即使由人民法院依照當事人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也是作為提出申請的一方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來看。

三、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免除與啟動程序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明確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原則。但在審判實踐中，并非為當事人主張的所有事實都需要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有些情況下，對某些事實不需證據證明即可被視為真實，并免除有關當事人的證明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依職權對有關當事人的事實主張采用司法認知，從而導致免除該有關當事人證明責任的訴訟效果的產生。法律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承擔證明責任，其

目的是通過當事人的證明能力，幫助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是非責任，正確處理案件。如果案件中的某些事實已經清楚，不必再由當事人負責證明，則可免除當事人的證明責任，證明責任的免除也是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重要內容。此外，《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所規定的當事人的處認亦應當屬于免除相對一方當事人證明責任的范疇。

當人民法院對某一事項采用司法認知時，勢必在當事人之間的抗辯對峙關系上造成某種失衡狀況。因為，司法認知的采納，意味著有關事實不需證據即可被認為系一種真實，從而免除了有關當事人的證明負擔。根據《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二款，除了第九條一款(二)項規定的自然規律及定理外，在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這些事實的情況下，這些原本屬于負證事實，將按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由當事人恢復其證明責任，以便于相對一方當事人提出的反證相抗辯，其反證是否能夠構成足以推翻原免證事實，則由法官根據自由心證作出判斷。所謂無需舉證，是指在審判上免除了當事人的證明責任或證明負擔。在訴訟效果上，產生這種負證事實應當與法官依職權在審判上予以認知或接受這些事實為真實來看待，其效果是，無需當事人的提供證據以及經過法庭辯論便可直接將這些事實作為裁判的基礎。

由法院依職權采用司法認知，其對象一般限于應當予以認知的那些事項。而屬于法院可以予以認知以及當事人認為應當屬于認知范圍的事項，一般以當事人的主動申請為條件。在立法上應當明確法官采用司法認知的程序規則，除了法官可依職權對某事項直接進行司法認知外，還應允許當事人就與待證事實有關的事項申請采用司法認知，同時賦予相對一方當事人享有抗辯權。

根據我國現實國情與證據法的法理，對于免證事實應當設置相應的操作程序。對于眾知的事實，自然規律及定理，當事人的自認，可由法官依職權加以認定;對于推定事實，已為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已為仲裁機構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由當事人申請法官予以認知，當事人在申請時，應當提供必要的證據或信息材料。另外，在一定條件下，對于有關特殊定理以及當事人的自認，亦可采取由當事人申請認知的方式。

四、當事人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

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一款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此條規定設定了證明責任分擔的一般原則。但是，僅此一項原則性規定，顯得過于籠統，可操作性不強。《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指出：“案件的同一事實，除舉證責任倒置外，由提出主張的一方當事人首先舉證，然后由另一方當事人舉證。另一方當事人不能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實的證據的，對這一事實可以認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實的證據的，再轉由提出主張的當事人繼續舉證”。然而，這一解釋中有關證明責任分配的設置，是在處理當事人在證明時的主張責任與行為責任之間關系，以及產生的相應的后果，仍然不能圓滿地解決各種紛繁復雜的證明責任分配問題，如果在實踐中當待證事實處于積極和消極狀態時，仍按證明責任的一般規則就當事人的主張責任來分配證明責任或負擔，在許多情形下是顯失公平的。

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分配的問題非常復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些特殊情況下，存在看不屬于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證明責任倒置，依照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又無法確定證明責任負擔的情形。為此《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規定，在這種情況下，由人民法院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證明能力等因素確定證明責任的承擔。該條規定是在有關法律、司法解釋的適用前提基礎上，賦予法官據情根據民法的基本原則和相應的規則，決定有關證據的證明責任分配的權力，是法官享有一定幅度自由裁量權的體現，該條規則的具體適用是有層次的效力性和適用前后順序的排列性，只有出現了有關法律沒有規定的情形，并且《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其他司法解釋仍無法具體確定當事人的證明責任負擔時，法官按照審判職能又不得拒絕裁判，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據民法上的公平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并結合當事人的證明能力等因素來具體確定證明責任的具體分配。有的因素屬于主觀因素，有的屬于客觀上的因素，當一個涉及相同的待證事實時，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合同內容系采用口頭方式訂立的，相比較就證明難易程度而言，后者所遇到的難度應當大于前者;再如，與證據的遠近距離而言，當患者主張醫療機構并未對癥下藥，造成巨額醫療費用而構成侵權時，就這一待證事實而言，醫療機構較患者更接近于有關證據。

第四篇：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商事審判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指導意見

保障當事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提高民商事審判效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及有關批復，結合審判實踐，提出以下指導意見：

第一條 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不明確的，法官應告知當事人明確訴訟請求。

第二條 人民法院根據《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告知當事人變更訴訟請求，當事人不變更訴訟請求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審理。

第三條 舉證期限屆滿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確定舉證期限。重新確定的舉證期限可少于30天。

（一）被告未在答辯期內提出答辯意見，而在答辯期屆滿后才提出答辯意見，原告據此要求補充舉證的；

（二）被告在答辯期屆滿后提出新的答辯意見，原告針對被告新的答辯意見要求補充舉證的；

（三）由于送達等原因，原告收到答辯狀時已超過其舉證期限，原告針對被告的答辯意見要求補充舉證的；

（四）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證據未經庭前交換，一方當事人在開庭時針對對方提交的證據要求提交反駁證據的。

第四條 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后，當事人協商一致要求變更該舉證期限的，人民法院可予認可，并根據當事人的約定，重新確定舉證期限。

當事人約定的舉證期限明顯過長以致影響案件在審限內審結的，人民法院可責令當事人重新約定舉證期限；當事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

第五條 人民法院應一方當事人的申請延長舉證期限的，該延長的期限適用于未提出申請的當事人。

第六條 被告在答辯期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的，原定的舉證期限失效。管轄權確定后，人民法院應依照《規定》第三十三條的規定重新確定舉證期限。

第七條 需公告送達舉證通知書的案件，當事人的舉證期限從公告期屆滿之日起計算。

第八條 人民法院在二審程序中指定的舉證期限可少于30天。

第九條 原告撤訴后又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應重新確定舉證期限，原告的舉證不受前一訴訟舉證期限的約束。

第十條 發回重審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不重新確定舉證期限。當事人提供“新的證據”的，應當在法庭辯論結束前提出。但案件發回重審后需追加當事人的，應重新確定舉證期限。第十一條 《規定》第四十一條中“新發現的證據”，包括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新出現或新形成的證據；或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已經存在，但當事人因客觀原因無法知道其存在的證據。第十二條 一方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以屬于“新的證據”為由，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證據，對方當事人認為不屬于“新的證據”的，一方當事人對其負證明責任。

第十三條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收集證據或申請鑒定。

（一）被告沒有在答辯期內提出答辯，答辯期屆滿后才提出答辯意見，原告針對答辯意見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或申請鑒定的；

（二）被告在答辯期屆滿后提出新的答辯意見，原告針對新的答辯意見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或申請鑒定的；

（三）由于送達等原因，原告收到答辯狀時已超過其舉證期限，原告針對答辯意見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或申請鑒定的；

（四）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證據未經庭前交換，一方當事人在開庭時針對對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或申請鑒定的。

第十四條 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向非國家機關的證據保管人、持有人提取證據不能，符合《規定》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的條件，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

第十五條 下列案件，可以不組織庭前證據交換：

（一）所有被告均下落不明、公告送達的案件； 

（二）證據材料不多的案件；

（三）被告答辯時認可原告在起訴狀中陳述的事實的案件；

（四）合議庭或獨任法官認為不需要進行庭前證據交換的其他案件。

第十六條 人民法院組織庭前證據交換，可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采取以下不同方式：

（一）由人民法院主持證據交換。對當事人無異議的證據記錄在卷；對當事人有異議的證據，按照證據證明的內容分類記錄在卷，并記載異議的理由；確定當事人的爭議焦點；

（二）組織當事人相互直接交換證據；

（三）當事人營業所在地或住所地遠離法院，交通不便，或因其他正當原因不能參加庭前證據交換的，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通過郵寄方式交換證據復印件；

（四）以當事人協商同意的其他方式進行證據交換。

第十七條 人民法院主持庭前證據交換，應當在證據交換日3天前通知雙方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加人。

第十八條 證據交換日應安排在最后一個舉證期限屆滿日之后。

第十九條 證據交換日與舉證期限屆滿日不一致的，以證據交換日為提交證據的最后日期。

第二十條 對于當事人提交的反駁證據，是否需要再次進行證據交換，由人民法院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

第二十一條 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前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或者提起反訴的，舉證期限應通過當事人協商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重新確定。當事人增加、變更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可少于30天。當事人提出反訴的，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不得少于30天。第二十二條 當事人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或者提起反訴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法庭辯論結束前增加、變更訴訟請求或者提起反訴的，作如下處理：

（一）一方當事人減少原有的訴訟請求，或者一方當事人增加、變更的訴訟請求依附于原有的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予準許；

（二）一方當事人增加新的獨立的訴訟請求，不屬于《規定》第三十五條規定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審理，告知其可另行起訴；

（三）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才提出反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審理，告知其可另行起訴。第二十三條 一方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提出 “新的證據”的，或雖不屬于“新的證據”，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人民法院可以組織質證并予認證。但在必要共同訴訟中，對方當事人眾多只有少數同意質證的，人民法院可不組織質證和認證。

第二十四條 一方當事人在庭審中以對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屬“新的證據”為由不同意質證的，由不同意質證的當事人對對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發表意見。庭后經評議認定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屬于“新的證據”的，視為該證據已經過質證。

第二十五條 一方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承認對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產生自認的效力：

（一）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合法權益而作出的承認；

（二）對與身份關系案件相關事實的承認； 

（三）當事人在訴訟中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和解的目的，基于妥協作出的承認；

（四）屬于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的事項。

第二十六條 在普通共同訴訟X，共同訴訟的當事人一人或數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表示承認的，僅對作出承認的當事人產生自認效力。

在必要共同訴訟X，共同訴訟的當事人一人或數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表示承認，其他共同訴訟當事人不予認可的，不產生自認的效力。

第五篇：深圳中院關于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的指導意見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指導意見

（討論稿）

為正確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保證人民法院正確認定案件事實，公正、及時地審理民商事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并結合深圳市兩級法院民商事審判實踐的經驗和實際情況，制定本指導意見，供本院及各基層法院參照適用。

第一至十五條為舉證時限問題的規定，已較為成熟并報市中院標準化辦案領導小組審定。

十六、當事人對于自己主張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主張的事實，均有義務提供證據加以證明。

人民法院通過雙方當事人提供證據、依法調取收集證據并且在采用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仍然不能對案件事實確切認定時，即案件處于真偽不明狀態的，可以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于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進行裁判。

十七、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舉證責任依照下列原則分配：

（一）主張權利或者特定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就權利產生或者特定法律關系存在的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二）主張他人權利受到阻礙、消滅或者特定法律關系變更、消滅的當事人，應就他人權利受到阻礙、消滅或者特定法律關系變更、消滅的要件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十八、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的證明程度，必須明顯大于對方所提出的反駁主張的事實的證明程度，并且符合經驗法則，但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十九、在訴訟過程中，審判人員應當向當事人釋明以下內容：

（一）必須共同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沒有參加訴訟的，應當向當事人釋明；

（二）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不明確、主張的事實不清楚或者提供的證據不充分，應當要求當事人予以明確或者補充；

（三）當事人主張的法律關系的性質或者民事行為的效力與人民法院認定不一致的，應當向當事人釋明；

（四）當事人對于舉證責任的分配、證明標準、以及舉證時限等問題存在爭議的，應當向當事人釋明；

（五）其他為及時、公正審理案件所必要的釋明行為。人民法院向當事人釋明的事項、內容應當記入庭審或者調查筆錄。

二十、下列情形不產生自認的效力：

（一）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權益的事實；

（二）涉及身份關系存續與否的事實；

（三）當事人為達成調解協議或者庭外和解，基于妥協作出的承認；

（四）屬于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或者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不能自由處分的其他事項。

二十一、人民法院依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范圍包括：（1）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并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

（2）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向非國家機關的證據保管人、持有人提取證據，因客觀原因無法提取的；

（3）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4）需要鑒定、勘驗的事項；

（5）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二十二、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應當具備以下條件：（1）調查收集證據的，一般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七日提出申請，申請鑒定或勘驗的，一般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申請；

（2）屬于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范圍；（3）申請應當以書面方式提出；

（4）申請書應當載明被調查人的姓名、單位名稱、住所地及聯系方式、所要調查收集的證據的內容、線索、需要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事實。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明顯與案件事實無關聯，或不影響案件的實體處理結果的，人民法院不予準許。

二十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

（一）涉及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

（二）涉及身份關系的事實；

（三）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止訴訟、回避等程序性事實；

（四）應當由人民法院進行勘驗或者委托鑒定方可查清的事實；

（五）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且人民法院不依職權調查取證，將導致案件主要事實無法查清或者裁判明顯不公的其他材料。

上述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二十四、對于非經鑒定無法查清專門性問題，如果當事人未在舉證期限內申請鑒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進行委托鑒定，并指定對于鑒定事項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預交鑒定費用、提供相關材料。

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內不預交鑒定費用或者拒不提供相關材料，致使對案件爭議的事實無法通過鑒定結論予以認定的，應當由該對鑒定事項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二

十五、當事人對于書證真實性有爭執時，人民法院應當對有爭議的書證進行查證。

人民法院可以責令書證制作人說明情況，也可以核對筆跡或者印跡證明書證制作的真偽，必要時還可以通過鑒定筆跡或者印章辨別。

二十六、錄音帶、X射線膠片、錄像帶、電影膠卷、光盤以及其他通過電磁方式記錄儲存的信息等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視聽資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二十七、視聽資料應當提交原件。

從電腦或者其他電子存儲設備中打印或者輸出的能準確反映有關數據的可讀物，以及未經刪改、變造、未在的其他視聽資料的復制件視為原件。

二十八、提出視聽資料的當事人應當就其來源、制作手段等進行說明，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可以通知制作人到庭接受詢問，也可以聘請專家進行勘驗、鑒定。

二十九、當事人拒絕陳述的，人民法院可以斟酌案件的全部情況，認定對方當事人主張的事實為真。

當事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庭的，視為拒絕陳述。三

十、證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證言前，審判人員應當首先確認其身份，包括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址、與作證事項的關系等基本情況。如果當庭說明上述情況有可能使證人或他人遭受危險，在就該情況當庭說明后，可以允許證人書面回答或者以其他適當的不公開方式回答。

三

十一、證人在作證前應當進行如實作證的宣誓，但不能理解宣誓的意義和后果的人除外。證人拒絕宣誓的，視為拒絕作證。

人民法院在證人宣誓前，應當告知證人，作偽證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

十二、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人民法院可以在法庭之外對證人進行詢問：

（一）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

（二）確有必要就地詢問證人的；

（三）當事人沒有異議的。

三

十三、在訴訟中，如果證據的取得侵害了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是否導致裁判結果嚴重不公進行權衡，決定其是否可以采納作為定案的證據。

三

十四、本意見自印發之日起施行。本意見施行前已審結的案件，不適用本意見；本意見施行后尚未審結的一、二審及再審案件，適用本意見。本院過去的規定與本意見相抵觸的，不再適用。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指導意見

（討論稿）的說明

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證據規則》，在我國首次較為系統地對民事訴訟證據問題作出了全面規范，其對于訴訟效率的提高和訴訟成本的節約，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證據規則》的實施過程中也為人民法院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為了確保法官能夠在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之間尋求更為妥當的平衡，我們通過深入調研起草了本指導意見。現將有關條文的起草意旨及理由說明如下：

第一至十五條略。

第十六條解決的是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區分問題以及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適用前提。《證據規則》第二條對于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進行的初步區分，但是表述較為模糊。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具有兩層含義。其中“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于自己的事實主張負有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該責任是一種可以在當事人之間相互轉移的責任。在一個具體案件中，當原告按照證明責任的要求提供了使法官確信其主張的事實存在的證據后，其提供證據的責任即履行完畢。進而提供證據的責任便轉移給被告。當被告提供了削弱原告本征的新的證據，并使法官對本證無法確信時，被告即已履行了其提供證據的責任。此時舉證責任再次轉移到原告。總之，原告與被告均負有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只是該舉證責任是圍繞著法官對于案件事實的確信程度而不斷在當事人雙方之間轉移。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則是指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存在與否不能確定時，應當規定由哪方負擔該不利后果的風險。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的適用前提是案件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而該狀態的確定必須建立在人民法院通過雙方當事人提出證據、依法調取收集證據，采用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后仍然不能對案件事實進行確切認定的前提下。因此，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只是法官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方可適用的最后一招。法官不能僅僅因為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不能形成一方優勢，而未盡到對于當事人的充分舉證指引或者依法調查核實義務，即簡單依照舉證責任下判。故而，本條對于《證據規則》關于舉證責任性質的規定進一步予以明確。

第十七條解決的是結果意義上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證據規則》對于合同、侵權等特殊法律關系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進行了集中規定，但對于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法則沒有作出規范，本條以目前民事訴訟法學界主流的羅森貝克“規范說”為基礎，旨在填補上述規范空白。羅森貝克的規范說屬于法律要件分類說的一種，其將所有的實體規范分為兩大類。凡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就法律關系發生所須具備的要件負擔證明責任；凡主張法律關系變更或消滅的當事人，應就法律關系變更或消滅所須具備的要件負擔證明責任。第十八條解決的是當事人的證明標準。《證據規則》第73條第1款確立了我國民事案件證明標準為高度蓋然性標準，但其表述尚不夠明確。高度蓋然性標準必須把握兩點：第一、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的證明程度，必須明顯大于他方所提出的反駁事實的證明程度。所謂“明顯大于”，是指一方當事人有關案件真實性、可靠性的證明不僅明確，而且顯而易見的高于另一方。第二、當事人有關案件事實的證明必須符合經驗法則。故，在本條中加以明確。

第十九條解決的是法官釋明權的范圍問題。《證據規則》第三條對于法官的釋明權進行了概括規定。本條對于該規定進一步加以細化，為法官行使釋明權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引。這里需要說明的有兩點：第一、行使釋明權的主體只能是審判人員，即法官。法官助理及書記員無權行使釋明權。第二、釋明權的內容一般為程序性指引，特別是以舉證指引為主要內容，其主要目的在于平衡當事人訴訟能力的差異，進而實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有機結合。

第二十條解決的是自認的例外情形。《省院證據規則指導意見》第25條對于自認的例外情形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列舉，但在實踐中有幾個問題尚不夠明確。第一、對于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權益的自認是否要以當事人惡意串通為前提？我們認為，無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惡意串通行為，只要是有關自認事項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權益，人民法院均需對于自認事實的真實性進行進一步審查。第二、對于與身份關系案件相關事實的承認，是否包括身份關系案件所涉及到的財產問題？我們認為，身份關系案件中的財產問題仍屬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范圍，只要無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權益，即應承認其自認效力。第三、當事人在訴訟外，為了和解目的基于妥協所作出的承認是否具有自認效力？我們認為，庭外和解過程中的承認并非發生在訴訟過程中，法官也無從知曉，故不能發生自認效力。

第二十一條解決的是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范圍。根據《證據規則》第3條第2款、第16條、第25條、第30條的規定，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范圍就僅限于兩種情況：

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

二、人民法院認為需要鑒定或勘驗的。結合《證據規則》第17條和省高院《指導意見》第14條規定，本條歸納了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五種情形。

第二十二條解決的是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條件。本條系綜合《證據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有關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應當具備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規定而制定。考慮到實踐中，經常出現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與案件沒有關聯性，或不影響案件的實體處理，本條專門規定了調查取證申請書必須載明的內容，以及所要收集的證據與本案沒有關聯或不影響本案實體處理時的處理規則。一方面防止了當事人濫用訴權的行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第二十三條解決的是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及未能收集到時的法律后果。《證據規則》第15條規定對于《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進行了限縮解釋，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當事人的訴訟能力還普遍較低，律師進行調查取證的權限又十分有限，因此該規定有矯枉過正之嫌。而與此相反，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對于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范圍規定又顯過寬。故本條綜合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兩次司法解釋，將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綜合為四種情形，并明確上述證據經人民法院調查，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第二十四條解決的是對于非經鑒定無法查清的事實，當事人未申請鑒定時的處理規則。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專門性問題有權委托鑒定部門鑒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五條對于當事人申請鑒定的情形進行了規范，但對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依職權委托鑒定未作明確規定。我們認為，從《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的文義和立法目的來看，應當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并未禁止人民法院在必要時可以直接依職權委托鑒定。故本條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五條對于當事人申請鑒定的情形進行了規范，對于人民法院依職權委托鑒定的情形進行了明確規范。

第二十五條解決的是書證真實性的辨別方式。書證的真實性既表現在內容的真實性，也表現在制作的真實性。本條旨在為制作真實性的審查提供具體指引。即在審查方式上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責令書證制作人說明情況；核對筆跡或者印跡；對于較為復雜，不通過一定技術難以辨別的，還可以通過鑒定的方式予以甄別。

第二十六條解決的是視聽資料的范圍。視聽資料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是依據一定的科學原理，借助特定的設備將聲音、圖像或者數據記錄下來而形成的一種證據。目前當事人以視聽資料作為證據提交的情況也日益增多，本條旨在說明視聽資料的一般范圍，以便于法官對于視聽資料的判斷。

第二十七條解決的是視聽資料的原件判定問題。根據最佳證據原則，視聽資料自然也應當提供原件。但是由于技術原因，電腦數據一般無法移動，只能通過復制、拷貝。如果復制、拷貝出來的電腦數據與存儲在電腦中的并無區別，其證明力也不應有所區別，故本條規定擴大了電腦數據原件的含義。

第二十八條解決的是視聽資料真偽的辨別規則。視聽資料雖然在證明案件真相上比較形象生動，但因其是借助一定的技術手段形成的，在其形成后，又可以憑借一定的技術手段對其加以修改，并且這種修改單憑肉眼和一般生活知識是無法識別的。故本條從兩個方面對于視聽資料真偽的辨別予以規范：一是當事人對視聽資料真實性的說明義務；二是鑒別手段。

第二十九條解決的是當事人拒絕陳述時的處理規則。當事人陳述只是民事證據的一種表現形式，一般來說，當事人可以陳述，也可以不陳述。當事人拒絕陳述并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其他證據認定案件事實。你拒絕陳述最為常見的形式是在法庭上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由于當事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庭，與當事人在法庭上拒絕陳述并無二致，故本條規定此種情形視為當事人拒絕陳述。

第三十條解決的是證人身份確認規則。證人提供證言前，由審判人員確認其身份等基本情況，一方面可以確認作證者是否為證人本人；一方面也可以使訴訟參與人了解證人的基本情況，以便對證人進行詢問；同時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判斷證人證言的可采性和證明力。但在證人表明身份可能使其本人或者他人受到危險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允許證人以不公開方式回答。

第三十一條解決的是證人的宣誓義務和法院的告知義務。證人證言只有在真實的情況下，才有助于揭示案件的真相。通常認為，宣誓具有對證人的心靈進行洗滌、喚醒證人良知、增強證人責任感的作用。因此證人作證前的宣誓往往會對其隨后所述的證言起到一定的心理導向作用。故本條規定了證人的宣誓義務，以及證人不履行此項義務的后果。同時規定了，人民法院對于證人作偽證的法律后果應當提前告知。

第三十二條解決的是法庭之外詢問證人的幾種情況。原則上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詢問。但該原則有時會受制于其他因素而無法實施，故在本條中對于例外情形予以明確。需要注意的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出庭接受詢問原則的破壞，上述例外必須嚴格把握。

第三十三條解決的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于民事訴訟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行了概括規定，但是該規定過于剛性、嚴格，沒有考慮個案的具體情況，故本指導意見對于非法證據取舍的考量因素作出了更為彈性、細化的規范，以確保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妥當平衡。

第三十四條解決的是本指導意見適用的效力范圍。主要依據是“法不溯及既往”和“新法優于舊法”兩個基本法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