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把階級分析帶回來——再談李世默與去政治化問題

把階級分析帶回來

——再談李世默與去政治化問題

【觀察者網按】12月21日，春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世默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論中共政治與改革，引發強烈爭議。清華大學研究生王琪的回應文章是各類爭議中較成體系者。這篇《去政治化時代的政治敘事——李世默的清華演講錯在哪里》頗具銳氣，以汪暉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為表，以“階級斗爭”思想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種典型看法。

之后，寒竹先生對此從理論性高度做出回應，不僅開啟媒體層面少有的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的嚴肅辯論，而且將中共代表性作為問題公開討論。

之后，王琪同學繼續舍我其誰再次回應，批評寒竹文章中的全民黨不可能存在。雖然這篇文章將主張瓜分國企產權的吳曉波先生的眼淚引為同道，因而影響其思維的一致性，可能引起讀者的困惑，并且援引早已經被辟謠的媒體新聞作為了解社會的論據，但其赤誠之心和理論堅持比曖昧的學院派更能將問題帶入視野。

對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應，集中討論西方政黨的偽階級性與中共的代表性問題，并希望借此討論令春秋研究院和觀察者網讀者對于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時，獨立學者凌魏行長期研究西馬，關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論，此番也撰文參與探討，拓展討論的面向，歡迎各方繼續參與。

在前文發表后，范勇鵬、文楊、寒竹三位老師先后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參與了討論，對前文的觀點提出了中肯的評價和批評。范勇鵬老師認為，李世默和汪暉分別站在了“績效合法性”和“實質正義合法性”兩個維度提出問題，而這兩個角度不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補充。文揚老師在《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中認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張是懷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條，無論是階級斗爭，還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對化處理，拒絕任何極端和二元對立化傾向，激進化的高調宣揚，就像是輕松過周末一樣。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則直指爭論的核心“去政治化”問題，對西方式話語能不能適用于中國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幾位老師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筆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見，本文以寒竹老師的文章為例做出回應。

一、“去政治化”理論能不能解釋西方政治？ 寒竹先生認為，當汪暉和筆者用“去政治化”這個概念來表達對當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時，就開始誤讀了當代西方政黨政治的性質。他認為，西方政黨的本質是‘party’，是部分，是某個或某幾個階級或社會群體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會真的如汪暉講的那樣，各個政黨已經拋棄了自身特殊的黨派性而趨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黨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接著他繼而以福山對美國的論述為例，認為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不僅沒有在價值和利益上趨同，而是分歧和沖突進一步加劇，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認為，就美國的政治現實而言，生活在美國政治中的福山對美國兩黨政治的描述遠較汪暉合乎實際。

寒竹認為，就美國的政治現實而言，生活在美國政治中的福山對美兩黨政治的描述遠較汪暉

合乎實際

那么事實到底如何呢？我們先看看觀察者網最近翻譯的一篇《紐約時報》上的文章，這篇文章中說：“富人對政策的影響力之大，與其社會規模極不相稱。精英階層的政策偏好被擺在首要的位置——他們近乎迷戀地關注預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減社會福利計劃，使沮喪谷愈發深不見底。所以，誰來為那些被壓在谷底的人說話呢？你或許認為傳統左派政黨會采取民粹主義立場，代表本國工人階級發聲。但大多情況下，這些左派政黨領導人——從法國的奧朗德，到英國的米利班德，到美國的奧巴馬——都在尷尬地喃喃自語。”

這篇文章看來，傳統“左派”政黨曾經是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盡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義意義上）的，但是在當今西方各國政壇，曾經的“左派”政黨都或被迫或主動接納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無論是哪個政黨上臺，都只會在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減福利、解除管制、打壓工會等），而不會做出有利于下層民眾的轉向。這篇文章正好為西方社會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黨趨同的問題做了很好的注腳。

如果寒竹覺得福山生活在美國，對美國政治的了解要比汪暉更為熟悉，那么筆者就引用兩位生活在美國學者的觀點。小阿瑟·施萊辛格說：“在美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中，政黨一直是表達政治觀點的基本工具，一個人拋棄他的政黨，就像拋棄他的宗教一樣痛苦。但是，這種情況已開始發生變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兩黨候選人票的現象已司空見慣。無黨派選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輕人中間，對黨的忠誠從來沒有這樣薄弱，黨員和黨的關系從來沒有這樣變化不定，黨的各級組織從來沒有這樣松散。”羅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國人看來，政黨并沒有太大的意義，美國的兩大政黨總是叫人覺得有點相似，彼此在基本價值觀，意識形態以及政綱上有大量雷同之處，大選通常是依靠政黨候選人的個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黨的公眾親和力。美國的許多政治學家擔心政黨變得如此虛弱，難以發揮它的必要的保持政黨體系正確運轉的政治功能。”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西歐，那么這種趨勢就更加明顯。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是傳統的工人政黨，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它們各自的綱領以及社會黨國際的各種綱領性文件中，一直還保留著“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取代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主張和口號。但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潰敗的局面下，各國社會民主黨也紛紛轉向，放棄了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政策主張和綱領。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在90年代末執政后，完全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的信徒，執行了比右翼政黨更加激進的私有化方案，進一步瓦解福利制度，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貧困問題和社會分化，和右翼政黨已經沒有任何的區別。不僅是英國，在德國、意大利等國也都出現了同樣的現象。

以上事實已經充分說明，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都出現了廣泛的“政黨趨同”的“去政治化”現象。西方民眾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跨黨投票都是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當然不可否認，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不同政黨之間仍然會存在矛盾，但這種矛盾是同一社會集團內部的矛盾，也就是“1%”內部的矛盾，這種矛盾也可以鬧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但遠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無論是民主黨上臺，還是共和黨上臺，都不會改變1%統治“99%”的局面。

二、“階級黨”還是“全民黨”？

在文章第二部分，寒竹轉向對中國國內的分析。寒竹認為：“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暉的論述涉及了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理論問題：在中國的話語中，政治的含義為何？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無法討論中國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現象；第二個是事實問題，中共究竟有沒有背離勞工階級，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究竟有沒有發生‘代表性斷裂’的問題？”

我們先討論第一個理論問題。在寒竹看來，西方和中國關于“政治”的理解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政治性就是“黨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黨的“去政治化”就是放棄了自身的派別性而自我標榜為“全民性”和“中立性”。而在中國，講政治的含義就是講“大局觀”和“公共性”，而決不是講派別性，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準則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務看成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親和“小人黨而不群”的現象。

標榜“全民性”和實質上是不是“全民性”是兩回事。不論中國古代儒家倫理怎么自我認知，“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幾乎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常態。幾千年的傳統政治從來不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政治，而只是一小部分壓迫大多數人的階級政治。這種作為“公共性”和“全民性”的政治在中國古代就從來不存在。

從這種中國式“政治”出發，寒竹進而認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論，講政治不是講政黨自身或某個社會群體局部的利益訴求，而是講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因為中共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黨派利益。中共給自身設定的歷史使命并不是要滿足社會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訴求，而是要追求全體中國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帶領全體中國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舍此無他。”我認為，這段話并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論。

中共的政治理論認為，在存在階級對立和沖突的社會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時代表對立雙方的“超階級”、“全民”的政權和政黨。一切剝削階級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合理化，這幾乎是規律性的現象。不論是寒竹說的中國傳統政治，還是現代西方“去政治化”的政黨，都是這樣。馬克思曾嘲笑說這種不屬于任何階級、代表一切人的思想和政黨只存在于云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與之相反，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從不諱言自己是一個階級的政黨，是作為一個“part”的政黨而存在的。共產黨不可能同時代表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的利益，共產黨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領導工人限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維護工人的權益，直至最終消滅這種吃人的社會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政權，這一切都是在針對資本家的浴血抗爭中實現的。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共產黨之所以還依然存在，是因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到后者的“革命的轉變時期”。這個時期社會中還殘存著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法權，社會生產關系還沒有實現徹底的改造，仍然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證明），此時共產黨作為一個階級的政黨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逐步改造，隨著階級和階級產生的條件逐漸消亡，共產黨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共產黨總有一天是要滅亡的，這是毛澤東曾明確表達過的觀點。在共產黨的政治理論中，超越“part”的“全民黨”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因為一旦有可能代表“全民”的時候，那說明階級和階級統治已經不存在了，政黨本身也就消亡了。

共運史上出現過兩種“全民黨”。一種是繼承了伯恩施坦衣缽的西歐各社會民主黨，他們不承認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認為自己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以此來掩飾自己與資產階級右翼政黨逐漸趨同的現實，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去政治化”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第二種是赫魯曉夫所鼓吹的“全民黨”，這種自我標榜的“全民黨”實際上不僅不是“全體人民”的政黨，而實際上變成了一小部分特權階層統治廣大工人階級的工具，蘇聯的解體就是特權階層背叛工農的最終結果。所以這些政黨表面上說是要超越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質上是拋棄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變成資產階級的同謀，不僅不是擴大自己的階級基礎，反而是從代表大多數人的黨變成了少數人的黨。如果一個共產黨宣稱自己成為了“全民黨”，那么這個政黨毫無疑問已經走上了背叛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寒竹先生雖然區分了西方式作為“part”的“政治”和中國式作為“全體人民”利益體現的“政治”，但仔細分析這兩種“政治”我們發現，寒竹的中國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義的，本質上是用超階級的“全民”話語來替換共產黨的階級話語，而這種替換與共產黨的政治理論是完全不符合的。

三、存不存在“代表性斷裂”？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個事實問題。寒竹認為中共不存在汪暉所說的“代表性斷裂”的情況。他說：“斷言中國存在著‘代表性斷裂’的汪暉和王琪都只有邏輯推演而缺乏具有說服力的調查數據。”那么事實到底如何的？

習近平指出：“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工人階級卻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這是大多數嚴肅地面對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的人都必須承認的命題。在九十年代末的國企改制大潮中，幾千萬老工人下崗、買斷、失業，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鋼的琴》這部電影表達了數千萬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憂傷：

“——當時鐵西區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崗，生活無著，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位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沈陽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一戶家庭夫妻下崗，生活艱辛，一日，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說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里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我至今記得那些向我講述這些故事的人們的面孔，他們靜靜的說，無悲無傷，苦難被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到今天，我常常在夢中遇到他們，渾身顫栗不已。

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技能高超——否則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臺鋼鑄的鋼琴，忠于職守，男人個性豪爽，女人溫潤體貼，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摘自吳曉波：《鋼的琴——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國企老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無私奉獻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正是奠定在這一基礎之上。九十年代之后，國家政策的失誤以及國企管理層的大面積腐敗造成了國企大范圍的虧損，可是最終的代價卻由這些沒有犯過任何錯誤的“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來承擔，他們忍受著“懶漢”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歲的年紀被拋棄到市場上（私企只接納30歲以下的勞動力），一句“從頭再來”輕輕抹去了這背后的苦難和傷痛。而國企虧損的直接責任人——腐敗的國企管理層不僅沒有任何的懲罰，卻搖身一變，在改制的過程中空手套白狼，鯨吞國有資產而變成耀眼的“民營企業家”。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又誕生了從農村走向城市的兩億多新工人。他們必須每天像機器一樣勞動十小時以上才能掙得僅能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流水線吞噬了他們汗水、青春和夢想，卻換不了在城市里最低限度的尊嚴和體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詩人這樣寫道：

流水線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了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 卻襯托不出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出了每一聲OK 卻喊不出我們內心的FAIL 24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們的白天黑夜 千萬次的重復動作打造了完美機臺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旋轉 卻轉不出我們想要的未來

這就是作為領導階級的中國數億工人階級的基本現狀。當代中國社會精英離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太遠了，他們完全想象不出在這些每天勞動十小時以上、每月兩三千元工資、住著城市貧民窟、像機器一樣干活的工人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狀態，想當然地以為他們與知識精英一樣，與企業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違背共產黨的政治理念，抱著“唯GDP”的理念，為了片面的經濟發展與資本緊密結合在一起，在“資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資本一本，漠視勞動者的基本權益。當代中國工人甚至遇到了馬克思都沒有遇到過的“未解難題”。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家還只是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并沒有拿走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但是如今中國的建筑工人卻頻頻遭遇討薪難題，一年拿汗拿血換來的辛苦錢一分都拿不到，甚至到了連總理幫忙討薪都無法禁絕的程度。在去年12·13事件中，討薪農婦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領導階級的維權之難，難到總理都解決不了，難到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代工人階級所遭受的苦難，都被“去政治化”的話語給消解了，變成了為了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團和資本綁架的行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們是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共產黨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階級為了“民族復興”的“大局”必須付出犧牲，為了“全民“的利益必須付出代價。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開打出了“剝削越多越歡迎”的口號，赤裸裸地背叛共產黨的政治理念和階級基礎，為了資本的利益讓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最終也自食其果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個幾乎被撕裂的社會里談論“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么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在“去政治化”的話語下，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個現代化的強盛的中國，可是這種話語恰恰遮蔽了數億農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價和犧牲，以及這種犧牲背后的“代表性斷裂”，而這種斷裂為中國的繁榮和發展埋下了隱患。

習近平最近在縣委書記研修班上要求兩百多位縣委書記觀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作為一個與美國鼎足而立的超級大國，蘇聯當時的國力不可謂不強盛；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蘇聯仍然是一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體，經濟不可謂不發達；蘇聯共產黨作為列寧親手締造的黨，作為一個有兩千萬黨員的大黨老黨，作為一個號稱超越了狹隘的“part”的“全民黨”，其執政能力不可謂不強。但是在其亡黨亡國時竟然沒有一個老百姓、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上千萬黨員作鳥獸散，造成了“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個中原因，令人深思。

只有重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對“代表性斷裂”的現實，才有可能解決日益增長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平等問題。

第二篇：李世默：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全文)

李世默：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

本文摘譯自2013年6月13日TED全球論壇上題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講，作者是上海的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學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員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

外婆后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戰地聽著“武斗”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于正義與邪惡的斗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斗爭，正義終將勝利！

當然，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元敘事”在中國影響甚廣。

我們從小就被反復灌輸了這個宏大故事，幾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篤信不疑。

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仿佛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于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于正義與邪惡的斗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斗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采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國家的脫貧人口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零頭。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所以，我禁不住問自己，我眼前畫面到底哪里不對勁兒？我的故鄉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中產階級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在增長。但根據西方的那個宏大敘事，這一切繁榮景象本不應該出現。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

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于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激進的土改到“大躍進”運動，再到土地“準私有化”；從“文化大革命”到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而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毛時期，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的。這容易導致大權獨攬、不受制約等問題。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類似的嚴重錯誤。隨后，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并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于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后，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

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膽地判斷說，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西方主流的觀點認為，一黨制意味著政治上封閉，一小撮人把持了權力，必然導致劣政和腐敗。的確，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打開視野看一下全景。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余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升的。與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統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們必須承認中共內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廣闊的晉升空間。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

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公務人員既可以在某一類部門中長期工作，也可以在三類中交替任職。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可不是電影《龍威小子》中的動作名稱，而是嚴肅的人事工作。

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可以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可能負責城區里的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層經理。各級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還有民意調查，最終擇優提職。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升為副局和正局級干部，進入高級干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干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干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干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干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干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干部中，只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升，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干部要晉升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有著千年歷史，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歷史遺產，并發展成現代化的制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

習近平的履歷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習的父親確實是中共的一位前領導人，但他的仕途也歷經了30年之久。習近平從村干部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到今天這個崗位。在他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

千萬不要誤解，這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僅僅是事實的陳述。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長前和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小縣長。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民主是個壞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壞”。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組織部。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于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跡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

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

英國《金融時報》剛剛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后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如果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于慘淡經營的境況。關于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聽眾都了然于胸，無需我再詳述。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采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臺后，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

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后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么多國家不靈呢？

我是做風險投資的，長于預測。因此，不做幾個預測就結束今天的討論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個預測：

未來十年：

1.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計算也將在發展中國家里名列前茅。2.腐敗雖然無法根絕，但將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有望繼續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國之列。3.經濟改革會加速實施，政治改革也將繼續推進，中共仍穩固執政。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后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元敘事”就像癌癥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癥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將大把的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于像今天這樣無望。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于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于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讓我們為“元敘事”的時代畫個句號吧。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最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