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當代中國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不知從何時起，清朝的瓷器、繪畫、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歷史、傳說??這一切都撲面而來，構成了當代中國人對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圖景。與這種多維形態的晚清想象相呼應的是，關于晚清的學術研究也不斷推陳出新，這不僅包括面向普通民眾的學術講座，也包括更為專業、嚴格、細致的學術論證。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間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為當代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當代學界對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屬于中國現代學研究的范疇。所謂中國現代學是關于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學問，涉及中國現代 政治、經濟、社會、哲學、語言、歷史等諸多方面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作為思考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 發展 的視野和框架，現代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問題意識，也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時無法規避的先驗結構。[2]但是，當代的晚清研究與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還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種對歷史啟蒙話語、中國革命話語的邏輯演繹的話，那么當代的晚清研究則試圖跳出這一話語結構，在一種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內、注意從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角度審視晚清。晚清之際的民族關系、社會狀態、報刊出版市場、經濟生產情況、民眾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諸多問題得到凸顯；同時，這些問題與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之間復雜的交互關系，還有這種關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價值觀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關注。在論述形式上，關于晚清的研究，雖依然不乏宏觀的、歷史性的、形而上價值觀念的辯證書寫，但更多的是微觀化的、空間性的、形而下和經驗性的語言形式。而這正是當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們在此提出的問題是，這種變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樣的力量促使當代學人將研究的視角從單純的學術 理論 思考轉移到了對那個 時代 諸多層面的描述？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新時期以來晚清研究的學術邏輯演變上。

上世紀80年代，對于晚清的學術梳理，在邏輯思路上基本上屬于革命和啟蒙的現代性話語之一翼，比如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盧善慶的《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論》、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等著作。這些研究專著的特點是注意對晚清這一時期特定研究領域中知識性理論的建構，也因此在追求歷史邏輯和描述客觀性的同時，側重于從哲學、美學、文學等特定的理論視角梳理相關的問題。但是這一表面上客觀的梳理實際上遮蔽了晚清社會現實的復雜多樣性，晚清被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在時間序列上、價值轉換上、個體和民族主體的建構上，自然 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時序界定更成為這種中介價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這種理論描述中，晚清的現代性“起源”問題被遺忘了。因為一切似乎客觀的學術梳理的邏輯前提——啟蒙和革命，以及為這一話語提供支撐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理性要求——都被視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時這種描述的后視性，也因為描述的知識性、客觀性的學理結構而被掩蓋。因此，這與其說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說是在既定的邏輯話語的要求下對晚清的現代化重構——它已經內在地承認了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合法性地位，內在地將話語模式界定在服務于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基礎之上，內在地想象了一個現代性的文化主體——這個主體涉及民族主體和個體主體兩個層面。而晚清的學術梳理也因此而蛻變為這一話語的顯性形式。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現代民族主體與個體主體的觀念，還有啟蒙話語與革命話語想象世界的形式，它們的歷史性、生成性、文化結構特征等，都在這種既定的話語結構中被預設為不證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學者已經指出的，過于重視晚清研究的學理層面，實際上忽視了晚清之際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匯的復雜語境中，現實中的個體面臨復雜多樣的西方現代性的力量時，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沖擊，還有在這種沖擊之下的復雜的日常生活體驗。這種體驗與感受的復雜性恰恰是中國現代性生存體驗、現代性邏輯話語，以及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體和個體主體得以誕生的前提。而這個前提，在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書寫歷程中，長時間處于被遺忘的狀態。中國現代性話語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強勢政治文化話語的沖擊而被迫與傳統的古典文化話語斷裂之時，不可能是一個自然的生成過程，而必定是一個復雜的接受與抗拒的互動過程。價值觀念上的激烈沖擊所帶來的反作用與現實生存體驗中西方器物引入時“潤物細無聲”的復雜感受之間存在著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復雜互動關聯，這被當下一些學者描述為一種“怨羨”體驗。[3]而這種直接的生存論層面的個體或群體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啟蒙和革命話語的線性邏輯形式所無法承載的。回到這種現代性體驗和邏輯話語生成的語境、也就是回到中國現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這種思考形式，與其說是對啟蒙與革命的邏輯話語的顛覆，毋寧說是這一邏輯話語的自然延伸——它試圖重新發現中國現代性研究中曾經被遮蔽的問題——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問題。如果說，在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支撐下，中國現代性的起源被描述為一個自然的、客觀的歷史過程，那么當代的晚清研究則在質疑這一邏輯話語起源“自然”性的同時，消解了其理論邏輯上的時間性進程，突出了從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結構上、從經驗的層面上，梳理中國現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畫出這一起源中所隱含的各種異質性力量，以為中國現代性的“起源”提供更為合理的學術論證。

如果說，晚清研究由學理性的知識性建構向日常生活狀態研究的延伸具有學術研究邏輯上的合理性的話，那么這種研究的發展也可以說是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現實狀況的折射。1993年，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化語境發生了逆轉，大眾消費社會文化的建構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已經變成現實。然而，這一社會形式的轉型所暗示的卻是自1840年以來以獨占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制度的轉變： 以哲學、美學、文學為核心的現代精 英文 化結構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眾消費為核心的多元化娛樂文化的興起則難以阻擋。

第二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

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1]

——當代中國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石天強 《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7期

不知從何時起，清朝的瓷器、繪畫、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歷史、傳說??這一切都撲面而來，構成了當代中國人對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圖景。與這種多維形態的晚清想象相呼應的是，關于晚清的學術研究也不斷推陳出新，這不僅包括面向普通民眾的學術講座，也包括更為專業、嚴格、細致的學術論證。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間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為當代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當代學界對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屬于中國現代學研究的范疇。所謂中國現代學是關于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學問，涉及中國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哲學、語言、歷史等諸多方面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作為思考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視野和框架，現代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問題意識，也成為我們思考中國問題時無法規避的先驗結構。田但是，當代的晚清研究與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還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種對歷史啟蒙話語、中國革命話語的邏輯演繹的話，那么當代的晚清研究則試圖跳出這一話語結構，在一種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內、注意從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角度審視晚清。晚清之際的民族關系、社會狀態、報刊出版市場、經濟生產情況、民眾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諸多問題得到凸顯；同時，這些問題與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力量之間復雜的交互關系，還有這種關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價值觀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關注。在論述形式上，關于晚清的研究，雖依然不乏宏觀的、歷史性的、形而上價值觀念的辯證書寫，但更多的是微觀化的、空間性的、形而下和經驗性的語言形式。而這正是當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們在此提出的問題是，這種變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樣的力量促使當代學人將研究的視角從單純的學術理論思考轉移到了對那個時代諸多層面的描述?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新時期以來晚清研究的學術邏輯演變上。

上世紀80年代，對于晚清的學術梳理，在邏輯思路上基本上屬于革命和啟蒙的現代性話語之一翼，比如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盧善慶的《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論》、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等著作。這些研究專著的特點是注意對晚清這一時期特定研究領域中知識性理論的建構，也因此在追求歷史邏輯和描述客觀性的同時，側重于從哲學、美學、文學等特定的理論視角梳理相關的問題。但是這一表面上客觀的梳理實際上遮蔽了晚清社會現實的復雜多樣性，晚清被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在時間序列上、價值轉換上、個體和民族主體的建構上，自然向現代社會過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時序界定更成為這種中介價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這種理論描述中，晚清的現代性“起源”問題被遺忘了。因為一切似乎客觀的學術梳理的邏輯前提——啟蒙和革命，以及為這一話語提供支撐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理性要求——都被視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時這種描述的后視性，也因為描述的知識性、客觀性的學理結構而被掩蓋。因此，這與其說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說是在既定的邏輯話語的要求下對晚清的現代化重構——它已經內在地承認了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合法性地位，內在地將話語模式界定在服務于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基礎之上，內在地想象了一個現代性的文化主體——這個主體涉及民族主體和個體主體兩個層面。而晚清的學術梳理也因此而蛻變為這一話語的顯性形式。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現代民族主體與個體主體的觀念，還有啟蒙話語與革命話語想象世界的形式，它們的歷史性、生成性、文化結構特征等，都在這種既定的話語結構中被預設為不證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學者已經指出的，過于重視晚清研究的學理層面，實際上忽視了晚清之際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匯的復雜語境中，現實中的個體面臨復雜多樣的西方現代性的力量時，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沖擊，還有在這種沖擊之下的復雜的日常生活體驗。這種體驗與感受的復雜性恰恰是中國現代性生存體驗、現代性邏輯話語，以及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體和個體主體得以誕生的前提。而這個前提，在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書寫歷程中，長時間處于被遺忘的狀態。中國現代性話語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強勢政治文化話語的沖擊而被迫與傳統的古典文化話語斷裂之時，不可能是一個自然的生成過程，而必定是一個復雜的接受與抗拒的互動過程。價值觀念上的激烈沖擊所帶來的反作用與現實生存體驗中西方器物引入時“潤物細無聲”的復雜感受之間存在著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復雜互動關聯，這被當下一些學者描述為一種“怨羨”體驗。咖而這種直接的生存論層面的個體或群體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啟蒙和革命話語的線性邏輯形式所無法承載的。回到這種現代性體驗和邏輯話語生成的語境、也就是回到中國現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這種思考形式，與其說是對啟蒙與革命的邏輯話語的顛覆，毋寧說是這一邏輯話語的自然延伸——它試圖重新發現中國現代性研究中曾經被遮蔽的問題——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問題。如果說，在啟蒙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支撐下，中國現代性的起源被描述為一個自然的、客觀的歷史過程，那么當代的晚清研究則在質疑這一邏輯話語起源“自然”性的同時，消解了其理論邏輯上的時間性進程，突出了從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結構上、從經驗的層面上，梳理中國現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畫出這一起源中所隱含的各種異質性力量，以為中國現代性的“起源”提供更為合理的學術論證。

如果說，晚清研究由學理性的知識性建構向日常生活狀態研究的延伸具有學術研究邏輯上的合理性的話，那么這種研究的發展也可以說是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現實狀況的折射。l993年，隨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化語境發生了逆轉，大眾消費社會文化的建構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已經變成現實。然而，這一社會形式的轉型所暗示的卻是自1840年以來以獨占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制度的轉變：以哲學、美學、文學為核心的現代精英文化結構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眾消費為核心的多元化娛樂文化的興起則難以阻擋。

遍觀世界，現代精英文化的衰落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由于包括文學、美學、史學、哲學等在內的精英文化是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建構的重要組成。有意味的是精英文化的建構和發展恰恰是以一種“反體制”、“反政治”的姿態出現的，[4]而所謂的“個體自由”、“民主”、“革命”等現代性話語的存在則將個體與國家、自由與政治、革命與保守、同族與異族等觀念置于相互對立的關系上，這一“對抗”的幻象遮蔽了它們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同源性。同時，在這種遮蔽中，民族國家的建構也被延伸到了歷史的深處；而這種自然延伸恰恰是站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后視視角上所進行的邏輯演繹：通過對所謂“舊”的文化觀念的否定，以建立起新的文化觀念；同時借助對民族歷史的再敘述，為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合法性鋪路；而民族國家起源的現代性則在這種敘述中被遮蔽了。因此，文學、哲學、美學、史學、語言學以及民俗學等諸多學科的建立，并不是什么外在性的、結果性的東西，毋寧說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體制性要求。這些學科直接服務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和發展，論證其存在的合法性，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自我想象的話語形式；它們與現實政治性話語、經濟性話語緊密糾纏在一起，并得以維系并保持其對各種異質性話語的支配性地位。1993年，當中國成功地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以后，在全球化語境下，以資本生產和市場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形式成為主角，而緊密服務于現代性社會建構的精英文化的邊緣化在所難免，精英文化不得不進行資本重組與市場化轉型，以適應新的政治經濟形勢帶來的挑戰。由是，重新思考精英文化的歷史定位，反思精英文化的發展歷程，成為知識精英階層的內在需求；這種反思以回到精英文化得以起源的“晚清”研究的形式表現了出來。而這正是國內學界晚清研究興盛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背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今天，具有后現代色彩的消費文化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現代性精英文化的一次抗爭與復權行動。這種新的話語形式，或者說曾經在中國現代歷史長河中一直被壓抑的各種異質性話語力量，都以反現代性的姿態重新出現在了歷史舞臺上。中國現代性的發展，在“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話語形式下，是以壓抑包括大眾消費文化、傳統的民間俗文化等在內的其他異質性文化為代價的。清末民初的現代都市消費文化的萌芽和發展，還有其他各種與啟蒙革命話語形式格格不入的異質性文化形態，都在“啟蒙與救亡”話語的強制力量下被壓抑了下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知識型精英文化貶低為一種低級、下流的趣味。而這種貶低和壓抑，恰恰是現代性話語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要求和在民族矛盾尖銳等外在壓力下所做出的必然選擇。因此，誠如有學者試圖闡明的，本來是多元化的文化生態，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關系中被簡單化了；本來可能存在著多樣性選擇的現代性，在一種特定的政治語境中被否定掉而為某種單一的現代性所取代。嘲因此，當以全球資本和市場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形態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力量后，伴隨這一經濟形態而誕生的大眾消費文化，還有其他曾被壓抑下去的異質性文化的復蘇就具有強烈的、對現代性進行清算的象征意義。它們不僅毫無顧忌地排斥了精英文化，取消了精英文化的霸權地位，并以市場競爭的形式與精英文化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使市場成功成為文化成功的重要根據和標準。這對于整個社會文化的沖擊顯然是難以估量的，并一再引起知識精英階層對現實的各種思考。而當代學界這種回到中國現代性的起源之地重新思考晚清文化的研究形式，就不僅是對現代性精英文化在歷史進程中過于強勢姿態的一種反思，更是現實生活中多元消費文化興起的一種折射。

最后，中國當代學界對于晚清文化狀態的研究，在今天，也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后現代思潮中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學者詹姆遜就認為，西方對現代性的反思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首先是在現代性的萌發期，對現代性的批判以伏爾泰為代表。隨后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現代性的否定通過弗洛伊德和韋伯等學人的質疑性話語表達了出來。第三個時期就是當今我們生存的時代，[6]此次反思可以上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現代思潮的萌芽與發展。但在當時，對現代性的反思還只是局限在哲學、美學、文學等學術領域。隨著消費社會的建立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反思開始進入到普通人生存的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現代性曾經被描述為一個歷史演進的“自然”發展過程，同時也被描述為催生了現代社會的結構、體制、格局的積極力量。但是，隨著現代性所具有的壓制性力量日益突出，還有后現代思潮的風起云涌，對這種壓制性力量進行反思、批判，從新審視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端，成為后現代思潮的一個重要任務。

解構現代性的種種神話涉及對現實的批判和對歷史的批判這兩個層面。前者如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的《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該書嚴格地從社會學角度反思了現代性給西方現代社會帶來的諸多影響。而后者，如日本學者柄谷行人所著《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則是從“起源”的角度思考了日本現代性發生的過程，這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在柄谷行人的書寫中，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來自于一種價值意義的顛倒，本來是結果性的東西，以自然而然的狀態、本源性的狀態出現在了世人面前。如所謂的內面、風景，還有疾病、兒童都不過是一種現代主體確立后的結果，它們與其說是日本本土性的東西，不如說與西方現代文學觀念在19世紀的確立和發展具有同源性。柄谷行人拒絕將現代性的發生向更遙遠的歷史延伸，而相信，在日本l9世紀末期的文化歷史中隱藏著那被掩蓋的關于現代性起源的秘密。本來在當時是多元化的文學價值觀念，逐漸為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等西方文學觀念所替代，而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的爭議，它們在時間上被想象出的那種線性關系，則將當時多元化的文學生態遮蔽了。

應該說柄谷行人的研究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這不僅因為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在時間上與日本相近，而且還因為日本現代性的發生同樣具有后置性等特征。思考晚清，所關注的正是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問題。同時，學界所關注的已經不是這個現代性起源的“自然”狀態，而是試圖描述出這個“起源”發生時曾經出現的復雜的、異質性的社會文化語境。現代性起源的“自然”狀態恰恰是一種不自然，它的自然化是一個后視性理論描述建構的結果——正是這種描述使得現代性的起源顯得“自然”了。柄谷行人的著作誕生于上世紀70年代，那時，正是日本大眾消費文化興起、社會精英文化逐漸邊緣化之時，比較于今天我們對于晚清的再思考，歷史呈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

附帶一筆的是，當代中國學界對于晚清的研究還有著復雜的外來因子的影響。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曾有過一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在這套叢書中就有多本專著涉及外國學者對晚清所做出的系統性研究。如美國學者柯文對于王韜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作用的描述(《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雷頤、羅檢秋譯，2003)。艾爾曼詳細論述了乾嘉樸學的經驗主義思維形式從內部解構理學思維結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該書甚至將中國的現代性萌芽延伸到了17、18世紀(《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趙剛譯，1998)。此外，還有本杰明·史華茲對于嚴復的思考(《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1990)。如果說，關于嚴復等學人的研究具有鮮明的理論梳理的特色的話，那么對于王韜和乾嘉學派的關注則不僅引入了福柯譜系學的方法，更將思考的視角引向了形而下的器物層面。這種思考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0雖然叢書出版時的特定語境使得叢書在當時并沒有產生很大的反響，但很難說今天國內學者對于晚清的關注沒有受到海外晚清研究的波及。

注釋：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論建設”課題研究論文，項目批準號：05JZD00028。

[2]關于中國現代學觀念，可參看王一川，《中國現代學芻議》、《現代性文學：中國文學的新傳統》、《漢語形象與現代性情結》，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劉小楓，《現代學的問題意識》，《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

[3]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68—77。[4]趙京華，《譯者后記》，[日]柄谷45-z．，《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5]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美]F．詹姆遜，《重疊的現代性鏡像》，[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博士)

第三篇：論晚清文化以及影響

論晚清學習西方文化的先驅人物

摘要

縱觀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國社會是東方各種矛盾的焦點。民族危機，階級對抗，中華文化沖突和交融所引發的社會劇變,對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圖強的愛國人士產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內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圖強成為時代的主題。面對日亟的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晚清國民中一些先進的積極分子掀起了學習西方的熱潮。其中有我們所熟知的被譽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則徐學習西方、嘗試現代化的活動并不是孤立的個人活動, 而是近代中國謀求國家富強的一個側面。在鴉片戰爭前后, 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 和林則徐做著相似的事情, 他們關注、研究和介紹西方國家的情況, 主張學習西方例如：嚴復，梁啟超，孫中山，等。我將以這些先驅為代表研究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過程以及對當時的中國的影響。

（一）,林則徐對西方文化科技的學習以及對中國的影響：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后, 開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學習西方, 對中國現代化進行了最初的嘗試, 啟動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清政府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使中國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陳腐、愚昧的思想觀念, 對西方國家沒有正確的認識,我們就不會有新的目標, 中國就不可能主動學習西方, 當然談不上搞現代化。林則徐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走到歷史舞臺的前面, 理所當然地肩負起特殊的歷史使命。林則徐起初也不能正確對待西方文明, 剛到廣州時, 對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許多可笑的地方。林則徐比同時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當他了解到事實的真相后, 不是抱殘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與時俱進, 果斷地與自己陳舊的思想觀念決裂。他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了解西方, 認識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國傳教士、商人及其家屬等交談

第二, 翻譯西方的資料。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譯西書, 又購其新聞紙。

第三, 指派人員打聽西方國家及其商人活動的情況 第四, 親自調查和考察。

林則徐明確了中國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讓更多的中國人清醒過來, 學習西方, 因此, 他積極向國人介紹西方情況。一是通過向清廷上奏、與清政府官員交談、給親朋好友寫信等方式介紹西方各方面的情況。二是翻譯和整理西方的資料。如前所述, 林則徐組織翻譯了大量的西方人發行的書報。在報紙方面, 組織人員編輯了《澳門月報》;在書籍方面, 組織人員整理出《各國律例》、《對華貿易罪過論》、《華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則徐認為, 在我們落后的情況下, 要抵抗侵略, 保衛祖國, 就必須“器良、技精”, 即搞現代化, 而在當時, 首先就是要軍事現代化。

第一, 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 發展現代化的武器裝備,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夠海上作戰、保衛海洋的現代化海軍, 提高軍隊人員的素質。魏源進一步發揮了林則徐的思想, 明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林則徐對現代化的嘗試, 從引進西方的軍事科技著手, 謀求軍事現代化, 這有歷史的必然性

（二）：嚴復學習西方文化的歷程以及他對中國的影響: 一百多年前, 嚴復所處的時代, 正是封建王朝末世, 民族危機深重, 帝國主義列強憑借其堅船利炮, 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華民族忍受著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中日甲午戰爭之后, 西方列強更是肆無忌憚地瓜分中國。嚴復從小在老舉人的私塾中接受啟蒙教育, 而后又跟宿儒黃宗彝熟讀經史古籍, 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后開始接受新式教育, 留學英國期間更廣泛地博覽西學。他通過對中國封建時代的傳統文化與西方資產階級近代文化的反復對比, 既鮮明地看清了中西學之間的明顯差別, 又發現了中西學之間內在的會通”。他認為中西之間最本質的差別就在于自由、平等的有無。這一根本差別決定了中西之間的政治社會的不同, 以至學術思想的差異。因此, 他反對“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這種將中學與西學機械割開的主張,提出要“ 闊視遠想” , “統新舊而視其通, 苞中外而計其全” , 把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 洋為中用, 古為今用。嚴復的這種中西會通的思想, 表現在他所翻譯的著作中最為突出。根據嚴復的譯文、按語和其他論文來看，嚴復對西方學術的理解是相當廣泛而有深度的,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演論》、被嚴復推崇為集《大學》和《中庸》的精華為一身的《群學肄言》、《社會通詮》和《名學淺說》。嚴復是精通國學、傳播西學的大師。他才兼文理, 學貫中西, 著譯豐富, 開創了中國近代文化史的新紀元。

（三）梁啟超對西方文化的學習以及對國民的影響：

出身晚清末年的梁啟超，一生經歷戊戌政變，八國侵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共崛起等重要歷史事件，他熱心政治，關心民眾，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和對新事物的敏銳的悟性和洞察力梁啟超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和學術殿堂。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改革未果，救過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尋找到救治祖國的良藥。他借助日本平臺進一步接觸到西方社會科學，在日本文明史學和歐美社會科學的共同影響下，梁氏與20世紀初揭起“新史學”大旗，批判中國傳統史學的種種弊病，在史學內容上倡導為民作史，在史學方法上倡導跨學科研究，在史學理論上倡導歷史進化理論。尤其是他倡導援用西方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及統計學等學科進行歷史研究的跨學科方法，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梁啟超解開了中國20世紀“新史學”的歷史篇章。梁啟超曾于1901年作《過渡時代論》，稱“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在他看來過渡時代既有希望，又有危險，處于過渡時代的國人應具備三種道德品質：冒險性，忍耐性，別擇性。可以說，處于世紀之交的梁啟超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處境，他不余遺力地號召改革，以期中國順利度過那個風雨交加的時代。政治環境的過渡必將帶動學術文化的過渡，以向以資鑒為己任的中國史學也正處于新舊交替的十字路口。以梁啟超為代筆的中國知識人自覺承擔起了“雙肩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歷史使命，揭起救亡與革新大旗，以歷史進化論為指導，以平民百姓為主角，以跨學科為主要方法的中國“新史學”誕生了。

（四）孫中山研究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結集出版，有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孫中山全集》，臺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國父全集》等。[2]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為了改造中國耗盡畢生的精力，在歷史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政治上也為后繼者留下珍貴遺產。孫中山的名字是和中華民國緊緊關聯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國的艱辛締造者，又是民國的忠誠捍衛者。孫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歷史感召力，武昌起義成功，民國創建，隨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自己的座右銘，強調要“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眾長，益以新創”。孫中山先生注重學習世界上的先進知識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結合中國的實際用來改造中國。孫中山先生十分關注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傳播，敏銳地認識到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對中國變革的重要影響，毅然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賦予三民主義思想以新的內涵。三大政策是孫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張，是他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從屢受挫折轉向成功、進而取得顯著成就的正確道路。孫中山先生畢生堅持“三民主義”，堅持民主、共和救中國和三民主義救中國的信念與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權”、“民生”為核心的“三民主義”理念。倡導“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推行“萬能政府”——“廣興福利，大有為式”。注釋“人民之權”——政權應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項。注釋“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闡明人民行使政權的基本訓練與條件：民權初步，即議事規則。提出中央與地方的“均權制度”，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

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在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主張漸進主義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說：“軍政時期優先消滅軍閥土匪，應實行軍管。訓政時期優先基礎建設與民權初步訓練，應實行一黨執政。憲政實行之條件是全國半數以上縣市具有選舉罷免地方首長之條件，公民具有發動創制復決之條件，則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還政于民，實行多黨競爭的現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政治架構：大亞洲主義，以及向國際投資開放的實業計劃。

[1]林則徐奏稿[M].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85 [2]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3]嚴復：《嚴復集》第五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4]嚴復：《嚴復集》第四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5]嚴復：《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

[6]俞政：《嚴復著譯研究》，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

[7]戚學民：《嚴復〈政治講義〉研究：文本淵源、言說對象和理論意義》（博士論文）。

[8]嚴復：《嚴復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 年版。[9]梁啟超：《中國近三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頁。[10]胡去非：《總理事略》，第260頁

[11]胡去非：《孫中山先生傳》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2頁 [12]甘乃光：《孫文主義發凡》，國民書局1925年版，第45頁

第四篇：雪珥演講稿：被誤讀的晚清改革（定稿）

雪珥演講稿：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雪珥演講稿：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被誤讀的晚清改革

雪珥

【按語】雪珥近期回國做了多次公開演講，與朋友們共同探討晚清改革。根據報刊媒體的要求，以商務印書館北京涵芬樓書店的演講為主，結合在北京電臺和廣東電臺的訪談，根據錄音，在盡量保留演講原貌的基礎上，進行文字整理，并做了適當修訂。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演說畢竟不同寫作，語言的“自由化”、“口語化”或許更為嚴重，請大家見諒。

此前在網絡上流行的另一個版本《被誤讀的晚清改革》，未經我本人審閱校訂，且亦被整理者多處刪節修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爭議。特此聲明，不敢掠美，亦不負文責。本文已發表在5月24日《中國經營報》上，發表時報社已獲授權做了部分刪節。

1、地方離心造成政權瓦解

幾乎所有的史料都證明了：滿清王朝、幾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頭一聲炮響，幾個潛伏在軍隊當中的黑道一鬧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國家就毀了，這與革命黨是決然沒有關系的。事發時，孫中山還在國外洗盤子，他在吃面的時候才偶然看到這則新聞的。

為什么幾個潛伏在軍中的黑道一鬧事兒，一個國家就垮了？因為國家本身已經四分五裂。滿清王朝作為那么龐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礎已經被掏空了。不用玉樹那樣強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垮。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們一直說的其改革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車。我們傳統的史家通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或者說有意回避這種觀點。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權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認為，當權的人應該把權力釋放出來，但是，權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現彼此制衡、大家都有發言權呢？未必。放權有兩個不同的路徑，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權，一是對過度龐大的行政權力進行約束，將其中的司法權、立法權剝離出來，互相監督。晚清的立憲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標是建立三權分立。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行政權一權獨大。當地的知縣、知府，所謂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權，又掌握司法權，甚至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權。憲政改革就是要對這種行政權進行約束。但在實踐過程中，日益成為中央向地方的放權，從一個中央的“大集權”變成18個行省的“小集權”，行政權還是沒有受到足夠的監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權上的一種分離主義傾向，地方日益離心，最為寶貴的中央權威喪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當時大清國那樣的財政狀況下，一窮二白，改革和發展都需要國家有相當程度的集權，中央財政、地方財政、民間財富，不應該再分散。在這點上，最典型的就是鐵路的建設。到了1909年宣統年間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意識到要想富先修路，這個富既是帶動地方的富裕，也是帶動建設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順應民意，允許鐵路大量民營。但事實證明，鐵路的民營造成了國家財富巨大的浪費，出現了很多“死路”、“僻路”,更關鍵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貪污盛行。

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喊的口號是不讓路權流失給老外，實際上它真正和中央發生爭執的是，民營的四川鐵路公司有200多萬被老總拿到上海炒股票虧了，他們要求中央在收回鐵路時，拿財政來補貼他們這個損失。盛宣懷堅決不同意，反駁的文書中就說，中央政府拿的錢是全民的錢，我們沒有能力，沒有權力來補你的窟窿。民營的17個鐵路公司，基本都是烏煙瘴氣，都比原來的國有企業更腐敗，因為沒有人監督它。國有企業至少還有官方的紀檢機構盯著，雖然它形同虛設，但“有一點”在總比“什么都沒有”要好些。民營企業什么監督機構都沒有，就是那么幾個領頭的人說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談不攏，董事會就要折騰，他們高高地舉起的，是民族主義的大旗。罵中央賣國，把路收回去是賣給老外，其實中央是借外資來推進鐵路國有。但這就成了賣國，川路的股東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為自己的血汗錢著急，加上革命黨利用這機會，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攪得更混，最好能把火點起來。然后，中央只好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造成武昌空虛，暴動就成功了。

3、權力下放剎不住車

清代的放權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太平天國**開始的。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大清王朝這下子可能撐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國，北方有英法聯軍，真的叫內憂外患。咸豐皇帝又死了，兩個寡婦加一個年輕的親王，三個年輕人，恭親王最大，也才28歲，慈禧26歲，慈安24歲，三個年輕人頂起了王朝整個的基業。最終把內憂外患都處理好了，還開始洋務運動，把政權鞏固下來。

但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中央除了權利外，別無資源。只好放權，讓曾國藩他們自己征兵、就地籌糧籌款，這就造成太平天國打完了，軍隊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財權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碼嚴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時候，中央一方面繼續下放權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權，把司法權、立法權從原來的省長、市長手中分割開，在各個省建立咨議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一些地方領袖，來與地方官員形成制衡。各省咨議局成立之后，不斷與地方衙門出現矛盾。而當時中央政府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議會。地方的長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場上混到總督巡撫，那都是人中龍鳳，他們馬上就看明白了，紛紛向議會靠攏，憲政的旗子舉得比誰都高，民主的聲音喊得比誰都響。于是各省行政長官就開始與議會“共和”，這下子中央就被動了，這就像三國演義一樣，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長官是一方，地方議會是一方。地方行政機構和議會合流后，不斷向中央要政策。廣東想在香洲搞個特區，就給中央打報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稅收全免，比如公開搞黃賭毒。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權力越來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權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沒有有力的行政資源去保障，你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權威資源的放棄，來換取改革的推進，最后事與愿違。中央放了很多的權力給地方，最終地方拿這些權力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了嗎？最終的情況是，18個行省變成18個獨立王國。

所以我個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敗，恰恰不在于國民黨后來所說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導致失控。

4、政治幫會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衛刺殺載灃。當時大清國推行法制化，剛修訂了《大清刑法》，這種“恐怖行為”依法就是死刑。當時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職能，部長善耆很開明，他就勸載灃，說你別殺汪精衛了。最后汪精衛免了一死，還在牢里享受了優待，不打不罵不刑訊，還給報紙看。

若干年后，汪精衛在南京當行政院長，有知識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權，汪精衛說，不行，我們的政權是國民黨的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用腦袋換來，你得拿鮮血來換！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腦袋當年是誰留下來的。

大清王朝覆滅之后，中國傳統的政治游戲規則沒有了，政治幫會化。同盟會是什么，就是幫會呀，這也是我們以前老嘲諷的資產階級革命依靠對象有問題。另外一股政治勢力康有為，也是幫會啊，在海外徹底幫會化了。中國從此進入漫長的幫會政治和痞子運動。什么叫痞子運動，就是其實毫無信仰，卻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擇手段，去實現某些人、或某個團體的私利。

地方已經離心，中央已經失控，幾個幫會分子一場嘩變，就造成了整個國家土崩瓦解。這種“革命”也是很中國特色的。但是，國家沒有發生內戰，因為還有一個“強人”——袁世凱。

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究竟在哪里？我認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們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徹底性”。你想想，在一個王朝覆滅之后，勝利者竟然沒有對失敗者趕盡殺絕，勝利者之間的不同派系也沒有立即打仗，這在中國是非常難得的。但是這種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殺之后就結束了。當時，國民黨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凱刺殺的，但現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孫中山稱為“民國長城”的陳其美，這個人連自己的同志也是說殺就殺了，甚至幕后還有更高層。包括袁世凱在內，大多數的人都要求通過法律渠道解決這個事件，但孫中山拒絕，非要用槍桿子解決。辛亥革命難得的勝利果實，五千年來難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寬容，就是在這個“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說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槍桿子說話才算數，憲政改革徹底靠邊站。

5、知識分子猛開藥方

1840年之后，很多知識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國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我們現在都知道，但是，當時在中國，《海國圖志》根本就不是暢銷書，很多人都沒聽說過。日本有一個改革者，叫做高杉晉作，是明治維新時著名的奇兵隊隊長。這個人23歲時（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書店，要買魏源的《海國圖志》。書店老板沒聽說過，但是《海國圖志》當時在日本是暢銷書。他又要買陳化成、林則徐的兵書，也沒有。老板給他推薦《佩文韻府》之類。人家去買救國救民的書，我們卻推薦那種高考指南、公務員指南之類。于是高杉晉作又對書店老板談起國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現的對任何“夷狄”很不屑。這事對高杉晉作刺激很大，他感嘆中國知識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實學，“口頭盡說圣賢語，終被夷蠻所驅使”，而他的使節團中的一名下層武士峰潔，在滬上目睹清軍狀態后，便聲言：“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可縱橫南北，征服清國。”

大清國的知識分子的確提出了一些救國的方案，但中國人的特點就是藥方滿天飛、神醫遍地走、誰也不服誰，最搞笑的甚至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使用漢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識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幾十種，卻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進兵器。

在那樣巨大的外部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本應該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和引導者，但卻全然亂了陣腳，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躍進。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聽我的，中國就立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認為只要用拼音，輪船就能比國外造的高，槍炮就能比國外打的準。這樣浮躁，相互就開掐，救國的路線之爭，最后成了野心和權力之爭，雅的、俗的，都無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6、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認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義者，而當年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恭親王，卻在臨終前再三叮囑光緒皇帝，遠離他所說的康梁“小人”。

有關康梁的早期改革，我們得到的幾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國后偽造的。研究戊戌變法的嚴肅的史學者，在這方面已經發表了大量的論述。

康梁為了在海外獲得市場，刻意將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描寫中央的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保守的腐朽的，一個是改革的進步的，以便為自己加分。在他們逃亡初期，日本、英國的外交官就向國內報告，這兩人、尤其康有為沒有他自己說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兩國當時的態度，無非就是先收留個吃閑飯的，不定哪天就能作為對中國政府打出的一張牌。在海外，康梁和孫中山是完全競爭關系。國民黨說，華僑是革命之母，這也是一廂情愿。有為這樣的“反革命”，籌錢也是靠華僑，那豈不成了華僑也是“反革命”之母？華僑固然是愛國的，但大多數人不關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討生活。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穡的，那就要想辦法圈錢，康圣人就偽造了一個衣帶詔，作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動員華僑捐款。當然，也動用幫會手段，比如，當時兩廣在吸納華僑資金回國投資，但華僑回國投資必須先獲得康有為的同意，“未人黨不準招股”。只要沒經過保皇黨的認可，任何人回國投資就成了“叛逆”，而不給保皇黨上貢，則會被當作“入寇”。他的同志葉恩，后來就公開揭發他，“視美洲之地為其國土，美洲華僑為其人民，華僑身家為其私產”。

籌到的錢都拿來干嘛了？我們只知道，康有為逃亡出去時身無分文，后來當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換一個二奶，而且還在全球到處投資地皮。他在杭州西湖邊買下地皮，還強娶了一個足以當他孫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評論他的愛情生活，我只是關注，這些高級愛好，都是十分花錢的，這些錢是哪里來的呢？

7、革命幫會

同盟會在海外，首要目的也還是籌糧籌款，維持日常營運，時機成熟了，才雇傭些幫會人員回國搞點恐怖行動。這是我們之前對這類“資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蔑視和批判。

幫會出身的革命者，的確是沒有任何條條框框約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體現了革命現實主義精神。李鴻章曾動用過孫文去暗殺康有為，酬金是10萬兩，孫文答應了，當然，最后沒行動。

八國聯軍攻下大沽炮臺這天，李鴻章派廣東賭王劉學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誰，接孫中山。他們兩約定在廣東舉行秘密會談。孫中山的想法是鼓動李鴻章做大總統，兩廣獨立。這一年，同盟會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舉行惠州起義，策應日軍登陸并占領廈門。但日本內部局勢變了，山縣有朋下臺，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個穩健派，他嚴令日軍從廈門退出、不得支持中國的反叛勢力、并且將孫文從臺灣驅逐。斷了日援，惠州起義就失敗了。孫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劉學詢，讓他出資，孫文在親筆信里說：請大哥捐點錢，作為回報，你來坐江山，可以直接稱為大皇帝。

這是記載在國民黨的正規黨史里的，他們解釋說，這是偉大的總理的革命策略，蒙賭王一下，蒙點錢出來。但后人看到的，的確是革命者要擁立一個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8、讀書人不可下崗

保皇黨、同盟會或許真有些理想，只是選擇了幫會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擠進公務員隊伍。

晚清改革失敗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沒有給大量的知識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務員考試也沒有出現，大家最后要憑推薦函。原來還是科舉面前人人平等，現在只能去找關系。

有條件的就去日本留學，幾萬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個什么文憑，回來就對應一個什么級別。留學成了就業的捷徑，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窩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聰明，辦了很多野雞學校，“速成的”，賺外匯。一個奇怪現象是，很多留日學生從日本回來后，還是不會說日語。學會了什么呢？學會了喝酒，學會了穿馬靴，配著劍，學會了口口聲聲鬧革命。不大會念書的留日學生回來后，幾乎成了職業造反派。，會念書的留美學生回來后，幾乎都成了建設者。留美學生的選拔門檻很高，要考試，除了漢文一門，其余數學、化學、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華大學，就是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

科舉之外，知識分子進步的另一條路線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當然是壞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講得赤裸裸，讀書人那么多，公務員崗位就那么幾個，國家就必須給那些落榜者留條補救的路，至少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這樣才能減少在社會上積壓大批有文化的失業者。有文化的失業者，當然是社會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這樣，讀書讀成半吊子，看他寫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準，但高考落榜后，沒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來。當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點錢，給他捐個官，或許歷史也會不同了。

晚清政治體制改革，大家都說賣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虛銜，給個級別，給個政治待遇而已，方便自己到公堂不必下跪、不會被脫了褲子打板子。但后來就開始賣實職，那就成了生意了，買官不是富豪們的業余愛好，而成了將本求利的生意，負面作用就很大。政改開始，要建立廉潔、高效政府，一刀切，把這個給停了。

按下葫蘆起了瓢。科舉和捐納兩條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識分子或準知識分子下崗失業，郁悶在胸，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幸好此時要建有文化的軍隊，新老文人都很歡迎，這群心懷不滿的知識分子就又握上了槍桿子…… 這就是社會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過大，實際成了革命，改革代價的承受者們，就成了社會的離心力量。

9、審視自我晚清改革最終失敗，演變成了革命，乃至綿綿不絕的革命。這樣的結局對我們究竟有什么樣的啟示呢？辛亥革命十分偉大，因為它居然在王朝崩潰的廢墟上，實現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寬容。

中國人骨子里有一種改朝換代的意識，如同項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儀仗過去，就覺得做男人應該像他那樣，要取而代之。在環境允許的時候，特別是晚清改革開放的時候，政治寬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發出來了。這種欲望不像西方那種經過很多很多年的積累以后，它有邊際，這種欲望是沒有邊際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礎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別人的尸體、鮮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上，它就會導致不斷的折騰，口號，大家是跟著行情在變，這會兒我們時髦憲政就拼命喊憲政，又時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變。萬變不離其宗，根本的以知識分子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奪權，我來坐皇位，我來做坐導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說。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較困難嘛！

改革被革命中斷后，就開始鹿鼎記。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決誰坐金鑾殿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問題。什么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等，這些問題不是靠革命就能解決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還得靠改革，靠建設。但前提是，不能總想著我來當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給滅了。以革命的思維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個狼人的同時，它的基因就會潛入你的身體，你就成了下一個狼人。

中國有種受害者萬能的情結，每個人都愿意將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時將自己對他人的加害縮小。文革結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個人在說：我要懺悔！其他人都推說是受了萬惡的XXX的蒙蔽、裹挾等，似乎自己還是天使。耶穌曾說，如果你自認為無罪，就可以拿石頭砸死那個妓女，結果所有人都放下石頭默默離開。但是在中國，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大家繼續一哄而上，拿石頭砸死那個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說我只是被裹挾了一次而已……

第五篇：干部學習講稿：當代中國打工文化研究(下)

干部學習講稿：當代中國打工文化研究（下）劉忱

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

三、“工友之家”：自己搭臺、自己唱戲的農民工文化非營利機構

他們到底是怎么開展活動的呢，我在這里給大家舉一個案例。這個案例實際是我關注最久，去的次數最多，而且了解程度也最深的機構。就是北京的工友之家。它的經驗在這里就是八個字“自己搭臺、自己唱戲”，農民工文化非營利機構。當然他們有自己的堅持，就是堅持說你不要用農民工來稱呼我們，因為農民工這個字眼他們認為是帶歧視性的字眼，所以我在他面前，在工友之家開會的時候，或者跟工友之家交流的時候，我絕口不提農民工這個字眼，而用打工者的字眼。這個工友之家全稱：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是經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正式注冊、審批的非營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這是它的性質。

它的基本構成：理事會、顧問團隊、社區工會、新工人藝術團、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工友影院、新工人劇場、同心實驗學校、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女工合作社、同心創業培訓中心、工友圖書館、新工人網、大聲唱網站、同心農園等。最近正在籌建黨支部，因為他們有幾位是黨員，所以要給這些黨員找到一個家。

這個地方在哪里呢，就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皮村，皮村就在朝陽區和順義區的結合部。確實比較遠了，但是大體的方位就在機場航站樓的方向，距離北京市天安門46公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北京現在的城鎮化，就在皮村的邊上現在劃了一道杠，為什么呢，到皮村之前鄉村公路4個車道，到了皮村這個地方是2個車道。而且到了這個地方看到大卡車、大貨車，川流不息，到處弄得烏煙瘴氣。而且這個地方上空是飛機航道，按照國家規定，這個村子不能建高層建筑，所以它的樓沒有超過3層樓的。這樣一個地方，限制了它城鎮化的發展。它的好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房價對于打工者來說比較便宜，所以它吸引了全國各地到北京打工的人，大家都居住在皮村，不僅是全國各地來的，而且原來已經有一些人，從已經住在北京的城里，可是北京城中村改造的時候，把他們租住的市民房子拆掉了，但是他又住不起更好的房子，于是只好向更遠的地方搬，他們就搬到了像皮村的這樣的地方。皮村還有一個好處，既然是道路暢通的地方，是一個樞紐，所以這個地方有好幾趟公交車，雖然打車不方便，大家公交車還是有的。這樣有很多在城里工作的打工者，也住在了皮村，而皮村的情景我在北京城里走了很多地方。這是中國打工者生活的一個很典型的村莊。就是它的本地人口兩千人，可是外地人口已經將近四萬人了，我們到城里走一走，北京周邊城鄉結合部大體都是這樣的狀況，本地人口只占10%，而外來人口幾乎已經占到了90%左右。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到皮村就是這個樣子。既然沒有城鎮化，這個村莊非常簡陋，私搭亂建的房屋很多，而且街道上比較亂、比較臟。越是這樣子，確實是它的房價便宜，生活成本比較低，打工者基本上聚集在這里。他們自己當時還做了logo，打工青年藝術團正式成立logo。他們在為社區、工地演出的時候，遭遇了一些問題。就是現場的觀眾經常跟他們提出來，我們打工者如果我們遇到一些侵權怎么辦，如果孩子上不了學怎么辦。我們的工資拖欠了怎么辦，我們受了工傷怎么辦，所以他們感覺一時解答不了，于是他們開始學習國家的政策、法律條文，并且把這些政策和法律條文，用油印機油印出來，在演出場所派發。已經不是簡簡單單成了一個打工的演出問題，實際是一個打工的國家政策、法律宣傳的陣地了。這是他們的logo，這是他們當時在演出時候觀眾的情景，這個都是我在他們的紀錄片中記錄下來的。我們看這些打工者其實都帶這安全帽，安全帽都沒有摘就在里面聽他們演出。

（二）創造觸手可及的文化生活 演出時候實際上不僅僅是演出，后來他們和皮村社區合作，就把村里的文化中心接管了下來，這個中心里日常給農民工提供各種各樣的文化生活。所以后來他們成立了把自己的打工青年藝術團，也改了名字叫新工人藝術團，而新工人藝術團以后，他們逐漸提出了自己社會責任。他們說社會責任跟別的藝術團體社會責任不一樣，在這里我們倡導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這是我們的責任，而且提出自己文藝藝術宗旨，就是要用歌聲吶喊，以文藝維權。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服務，說我們的文化服務是第一要維護工人權益，而且要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為什么要參與社區建設呢，說城市并不是我們生活停留的地方，我們將來哪怕不是我們，我們的孩子也需要參與城市生活的，也要變成城市人的。所以說城市也是我們的。所以他們曾經寫出一首詩叫“北京我來了”。所以在這里，一方面維護權利，一方面要參與社區建設，其實我知道，好多跟他們私下訪問交談的時候，他們說我們其實經歷了一個過程。就是維權的時候我們是哭著的，我們哭著維權，但是維權成功以后，我發現勞動關系并沒有因此而和諧，相反的工人和廠長、和老板之間更加對立了，而且跟城市之間也越來越對立了。

比如他們曾經唱過一首歌，這樣唱的，叫做辛辛苦苦干一年，老板不給結工錢，寒冬臘月要過年，全家老小把我盼，工友們你們說怎么辦。大家一起在臺下喊，叫做“團結一心跟他干，調解一個結工錢”。每次他們工地上唱這首歌的時候都得到工人的熱烈響應，大家一起在臺下跟他喊“團結一心跟他干，條件一個結工錢”。唱到這的時候，包工頭不干了，大包工頭出來說唱的什么亂七八糟的，攆他們走。唱這個歌雖然工人很歡迎，但是表達的不是一個更高、更和諧的社會理想，不是一個夢想。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完成一個轉變，就是我們也是建設者，我們也是這里的主體，我們也是城市的主人，所以我們不要哭著維權，現在我們要笑著建設。所以在2002年成立的時候，其實這個時候主要還是自己自娛自樂，就是倡導了很多維權，跟資本家、跟老板怎么斗爭的問題。

到了2009年的時候，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就以舉辦打工文化藝術節為平臺，邀請了社會各界來參與他們的文化創造的活動。其實我就是在那個時候介入到他們的事情。所以我們這里以2009年舉辦第一界打工文化藝術節為界，它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自主發展時期，后一階段為與社會各界積極合作、共同建設時期。這是兩個歌手先，演出的時候我們看到，這些歌手們都沒有化裝，沒有穿演出服，演出的設備非常的簡陋，其實就是簡單的一個話筒，只要找個磚頭話筒架起來就可以了，穿的都是工裝、牛仔衣、牛仔褲，這是他們最簡單的。而且他們最普遍的問題就是不穿演出服，不化裝，另外所有唱的歌曲全部是自己原創，不唱別人的歌曲。這也是他們的演出特點。展示新工業文化的第一次是2009年1月2號，第一界打工文化藝術節，這個場景就是在新工人文化劇場里拍照的。新工人劇場里可是沒暖氣、需空調，所以冬天冷的要命、夏天熱的要死，但是我們看，人人都在這里表達自己、表現自己，用文藝的方式表現自己的時候，我覺得這里有一種感覺，就是彼此靠近，相互溫暖，這樣非常友善的氛圍。這是當時的孫恒在延長。就在第一節文化藝術節上，工友之家第一次提出我們要建設一個打工文化，提出這樣的口號：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這是提出來打工文化。又在同年的11月份，又是在皮村舉辦了第二屆新工人文化藝術節，我們第一屆叫打工文化藝術節，第二屆改名了叫新工人文化藝術節。因為我們國家在2006年《國務院關于農民工發展的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已經把新工人，把農民工叫做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大軍和建設大軍，新興勞動大軍和新興建設大軍是新工人。所以他們提出一個口號，我們叫做新工人。參加的人多了，而且場面比第一次更加熱鬧了。

到了2010年的10月份時候，又舉辦了第三屆新工人藝術節。這是藝術節上拍到的照片，都是我拍到的，而且我還獲得了參與他們內部討論的機會，這是內部討論。我們看到很多來自于打工者的人，大家在一起討論，一些我們工人的發展問題、我們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他們對自己的命運開始覺醒。

除了這樣一些活動外，他們也開始了一些藝術創作，像這樣一些藝術創作，全部都是由工友之家的年輕人自己寫出來的，自己演出來和唱出來的。比如這樣的詞曲和演唱者叫姜國良。姜國良就是來自于遼寧營口的一個打工青年，他原來干過建筑工人，后來因為會打鼓會跟走江湖、賣藝的民間藝術團體，到處流浪過，賣過唱。來到皮村工友之家找到了歸屬感，而且自己開始創作。而且不僅是唱歌，他還自己會寫歌。他這樣寫的，歌的名字叫做《邊緣年代》。他說：月兒升起來，人兒想起來。漂泊在外的這些年，一直在城市邊緣徘徊。風兒吹起來，淚兒流出來。酸甜苦辣都嘗盡，你是否一直在期待？城市因為有了我們才更加可愛；天空因為有了我們更加絢麗多彩。我們要用執著的心追逐未來，我們在用勤勞的手改變這個時代。話兒說出來，歌兒唱起來，無奈離家在外的我們，也要擁有自己的舞臺！心兒還在期待，夢兒醒過來。我們在用漂泊的青春，去編織一個美好的未來。這首歌寫的昂揚向上。

這是一個女歌手，也是一個新工藝術團的一位女歌手段玉，寫的一首歌，叫《我的名字叫金鳳》。她寫這首歌來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故事。她認識了一位叫金鳳的打工女孩，這個金鳳長的圓圓臉，非常靦腆不敢說話，很長時間才慢慢跟別人講自己的精力，那一年我離開家鄉，在一家工廠打工。長長的流水線，流走了我的夢想。雙手每天都在忙碌，在那針線中，經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兒工作兩年整。后來我又去開電梯，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后來我又去學美容，也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我又到飯館里端過盤子，他們把我呼來喚去，沒有一個人叫我的名字，他們都叫我打工妹，其實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嘿嘿依兒呀兒呦，嘿嘿依兒呀兒呦。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鳳。我們看了很簡單的是對自己名字的堅持，實際是對她自己個人主體的堅持，是對自己個人尊嚴的堅持，我有自己的名字，我不愿意讓自己抹殺在所有的數字當中，統計表格當中我是一個有生命、有自己尊嚴的人。這是段玉寫的歌曲。

這首歌叫做，詞作者叫來子，來子是一個建筑工人，他討薪討不到，然后在勞動局碰了一鼻子灰，坐在馬路牙子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車流和來來往往的人群，發出自己的感慨。叫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熱好熱，北京有沒有我的家？歌很長，我選的都是一些其中的片斷。他說，我心中的姑娘，你到底要何時才會出現？我心中的夢想，已慢慢模糊了。北京啊北京，你是否還是我心中的北京？你難道只是我的驛站，離開你，我又要去何方？ 這是來子坐在馬路牙子上發出的感慨，這些歌詞并沒有多少詩意，甚至也不太講究韻律，但是它里頭提出一個很嚴峻的事實，就是農民工對于城市的疏離感，這首歌就是由許多，是個浙江人，頭發上有個卷毛的一個年輕人，由他把它譜成曲子唱起來。后來我才發現全國打工者都很喜歡這首歌，而且這首歌的歌詞經常被改掉。我們看這是北京北京，有人把它改成廣州廣州，有人把它改成上海上海，還有人改成深圳深圳，大家把它改成北京好大好大，深圳好大好大，上海好大好大。可見它這首歌傳達了很多工友共同的感情，它引起了廣大工友的一種共鳴。這首歌寫的并不是說很高亢，很主旋律，但是它是工友的心聲。

另外是孫恒寫的這首歌，它所講述的事實，雖然已經逐漸的發生了變化，但是這首歌傳達的情緒，其實到現在工友們都覺得傳達的還是非常到位的。不光這個彪哥，詞曲作者都是孫恒，也是孫恒演唱出來的。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寫這首歌的時候，孫恒也是認識了一個建筑工人，叫彪哥，很瘦，不善言辭，可是在工友中有很高的威望。有一次他喝了酒，就向孫恒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孫恒把這段故事記下來，然后就寫成這首歌，這首歌非常口語化，很親切、很家常，但是這首歌所傳達的內容確是一個很嚴峻的現實。他說，認識你的時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兒以后。（現在大家都知道，建筑工地上是嚴峻干這么長時間的活的。不能夠干十三個小時，但是加班除外）。大伙兒都管你叫彪哥，你說這是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說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每天起早貪黑，你說你感到特別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你說你最痛恨那些不勞而獲的家伙，他們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卻總是看不起你。你說究竟是誰養活誰？他們總是弄不清這個道理。一天天一年年就這樣過去，你擁有的只是一雙空空的手，你總說也許明天日子就會改變，可清晨醒來后，只能繼續拼命地干！這就是一個農民工的自述，彪哥這個也可以改成一個農民工的自述。這是簡單我把他們有代表性的歌詞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些年他們已經出版了唱片，出版了七張唱片。我在這里舉了幾張，并沒有舉完。這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張，都已經出來了。所以他們這幾年是非常勤奮的編歌、寫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