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電視民生新聞構造的世界——對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文本的內容分析

電視民生新聞構造的世界——對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文本的內容分析

前言

2002年1月1日，江蘇廣播電視總臺城市頻道〈南京零距離〉正式開播，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場從地方臺開始，在兩年之內波及全國的電視新聞改革。” 這場改革的名稱，業界和學術界統一給出了一個名字----“民生新聞”。何謂民生新聞？有學者認為是指“采用平民的視角，站在百姓的立場，去播報平民百姓喜聞樂見的新聞，評說百姓關心的事情并為百姓排憂解難，從而體現出社會主義媒體對百姓的社會關懷”。因此，以民為本、貼近民眾被認為是民生新聞的精神核心。

〈南京零距離〉在央視索福瑞的收視調查中成為“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十大新聞欄目”之后，引發了全國各地方臺的“民生”熱潮。在繼起的一批節目如湖南經濟電視臺的〈都市一時間〉、安徽電視臺的〈第一時間〉、浙江電視臺的〈阿六頭說新聞〉等等中，安徽〈第一時間〉欄目成為了民生新聞改革中的又一次制高點。〈第一時間〉是安徽電視臺經濟生活頻道的一檔60分鐘直播類新聞咨訊節目，2003年7月28日開播。節目開播以來，收視率節節攀升，2004年6月在合肥的平均收視率達到２６％之高,在安徽地區達到9%左右，成為安徽收視率最高的欄目。然而，如此紅火的節目、如此大的受眾群，它是否為民眾描繪了當地環境的真實全貌呢？ 民生新聞在嚴肅、冰冷而高高在上的眾多報道領導活動、會議內容、官方消息等新聞中脫穎而出，第一次以貼近普通百姓生活的姿態出現，從而大受追捧，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官方的意識形態因此減弱或者讓步了呢？顯然沒有。那么，官方意識形態是以怎樣的一種隱蔽方式，以民生新聞作為幌子來宣揚的呢？民眾又是怎樣被這種表像所迷惑、所利用的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存在于氣象萬千的民生新聞中，只有對其內容的仔細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是本次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的出發點。

目前國內對于電視民生新聞的研究偏重于兩個方向，一是對民生新聞現象的描述，包括定義、興起背景和原因分析、發展歷程和意義；另一個是從新聞業務層面對其現有的問題進行揭示和尋求解決，包括新聞媚俗化、碎片化、膚淺化和同質化等等。但是這些研究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淺層面，而對于民生新聞所構建的議程的分析，這些議程背后是怎樣的意識形態在主導，這種機制對于受眾的不利影響等，卻較少有研究探討。本次研究想以議程設置理論為基礎，通過對電視民生新聞文本的內容

分析來嘗試深層解讀電視民生新聞，并借重媒介批評的角度來探討分析結果。

一、理論基礎和文獻回顧

議程設置理論最早植根于美國著名新聞學家W.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一書，其中提出了“擬態環境”和“刻板成見”兩個重要概念。李普曼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他的時代主要是報紙和雜志----創造了我們關于世界的圖像。而且，他還指出，由報界提供的現實圖像常常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這些圖像在人們頭腦中構成了關于世界的圖景，它“鍥入在人和環境之間”，形成了一種“擬態環境”。人們往往錯把這個擬態環境等同于現實環境本身，并且通過它來對環境進行調適。另外，在李普曼看來，輿論通過各種渠道----如媒介、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影響，在人們頭腦中累積下來印象、偏見和固定的成見。一旦這種成見即刻板成見形成，它就會“淹沒”人們對“事件”進行描述和報道的“新視野”。〈輿論學〉作為議程設置的奠基之作，對這一理論體系的建構和發展產生了高瞻遠矚的影響。最早對其進行了實證檢驗、并明確將其概括為“議程設置功能”的，是美國傳播學家麥考姆斯（Maxwell E.McCombs）和蕭（Donald L.Show）。他們在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查佩爾希爾（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地區，首次運用實證方法檢驗了媒介議程與受眾議程之間的顯著性關系，即“媒介對不同競選議題的強調（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競選者對議題的強調）與選民對各類競選話題重要性的判斷有緊密聯系。” 他們還將這一新的傳播理論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關于議題的顯著度從媒介議程走向公眾議程的傳播過程，也即社會層次；二是關于公眾頭腦中構成這個議題和對象時新聞媒介的作用，也即社會心理層次。

此后，該假說引起了傳播學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學者紛紛對它進行探討和驗證。較有體系的研究有美國學者D.H.韋佛在1976年的調查，日本學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進行的調查等等。這些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了，在傳播媒介的“議程設置”和受眾的“議程認知”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者們從最初的探究媒介議程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追溯到“誰設置了媒介議程”上來，對議程設置理論進行了新的拓展，但目前新領域的結果還比較零散。

國內到目前為止對該領域的研究非常少，但也已經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如復旦大學的張國良教授和上海財經大學的李本乾副教授，在2003年以上海和云南兩地受眾、〈人民日報〉以及兩地黨報和晚報為研究對象，首次驗證了我國受眾議程與大眾媒介議程在宏觀層面上顯著相關，但在微觀層面上相關性較低。

然而，對這一理論的研究始終存在著不足和爭議。首先，該理論只重視媒介的告知和安排議程的作用，而將行為的效果問題排除在外；其次，一系列中介因素的引入導致對該理論的“不確定性”； 另外，目前的實證研究只證明了大眾媒介能夠影響議題的排序和議題本身，而對于是否影響公眾的言論和價值判斷，則因為涉及態度的轉變等更難驗證的課題而尚不能確定。

本次研究并不屬于以上所說的傳統意義上的議程設置理論的兩大研究范式，即既不是比較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之間的顯著性關系，也不是探究媒介之間議程的相互影響。確切地說，本此研究利用了議程設置理論“媒介設置議程”的研究成果，以在此基礎上媒介設置了怎樣的議程、構造了怎樣的擬態環境為研究對象，并力圖揭示這些議程、這一擬態環境背后的本質。

二、研究目的與假設

根據李普曼的“擬態環境”理論和議程設置理論，新聞媒介在構造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圖景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像〈第一時間〉這種以民生為定位、在當地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新聞節目，在構造當地民眾對其周圍世界的認識圖景中自然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很多觀眾通過〈第一時間〉來了解合肥和安徽社會的方方面面。李普曼說過：“新聞機構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光束，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了明處，再去照另一個。” 作為安徽本地的意見中心，〈第一時間〉照向的事件是哪些呢，或者說它為觀眾設置的議程是什么呢？它為受眾所構造的這樣一個擬態環境是怎樣的？這是本次研究力圖探尋的問題。

在新聞報道之中，人物往往是構成事件的主線，而且很多報道都是以突出人物為著眼點的。〈第一時間〉也不例外。那么，在這個欄目中出現的人物又都是哪些，他們都是與什么樣的事件相聯接的呢？在對人物的描述過程中，是否會由于將特定人物與特定事件的經常性連接，使得對某些人群的“刻板成見”得以形成和強化呢？這也是本文想要求證的假設。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說明

本文采用的是內容分析的方法，即通過“一種對明顯的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文本文字內容的分類，以及對報道中所出現人物的歸類總結，來解讀這些新聞報道為當地民眾所構造的擬態環境。

本文的樣本是安徽電視臺的《第一時間》所報道的新聞文本。為方便取樣，所分析 的文本都是刊登在安徽電視網（www.tmdps.cn）上的內容條目和文章，由于電視網上并沒有上傳當天報道的所有新聞條目，而只是把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登錄上去；而且天數上也有缺失，為盡量彌補因文本缺失而引起的樣本不準確性，本次抽樣特地適當延長了抽樣時間，因此抽取的是2006年2、3、4月3個月發布在電視網站上的所有該節目的文章，一共124篇。

依據文章性質的不同，文章依次分為以下6類：描述類、信息提供類、表揚類、警示類、發現問題類、以及后續類。描述類為中立的描述，一般是對一個社會現象或事件的描述，沒有深層分析和挖掘。信息提供類是對一些信息的報道與發布，比如相關部門新的政策法規，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咨訊等。表揚類是含有褒意的報道，報道角度為贊揚、宏揚好的風尚；包含對故去優秀人物的追思等也被歸為這一類。警示類是通過對一個事件的報道來提起大眾對同類事件的注意，并指導民眾的行為。發現問題類是指媒介對一些被忽略的問題提出疑問，并呼吁有關方面給予解決的文章，其中包括民眾的舉報、抱怨、以及記者隱蔽拍攝的新聞等；這一類也包括對事件的批評。后續類主要是對以前報道過的內容再進行追蹤報道，有延續報道未解決的問題的、有報道事件解決的結果等。

根據報道內容所涉及的領域，報道文本被分為以下8類：問題、糾紛與不幸（包括災害、糾紛、維權等）、法制（違法犯罪和案件破獲、官司等）；交通（和交通狀況有關的內容，以及相關信息）；消費和民居（對消費市場、消費者、商家等的報道）；公共生活（對公共設施建設、有關部門的檢查治理活動、環保、治安等的報道）；文化（文藝、體育、節慶等）；服務類信息（指教育、就業、培訓、旅游等信息）；好人好事及其它報道。各個條目下還根據內容涉及不同而有更細的分類。人物分析著重于分析以個人形式突出的人物，在報道中所出現的人物，根據其職業不同分為：消防員、警察、司機、軍人、民工、打工者、老板、工人、執法人員、學生、老師、政府工作人員、家庭主婦等等；根據年齡分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兒童等；根據人物行為分為行人、消費者、居民、政府職能部門人員等。所分析的人物都是在報道中個別出現過的人物，評價的指標為正面，負面和中立。對人物行為持肯定態度的為正面，比如在對人物的形容中出現“積極”、“親切”等詞語；而對人物行為頗具微詞，如出現“無力”、“無知”等詞語，就歸為負面；其它為中立。人物的分類會出現重疊，比如一個軍人可以同時是一個消費者，行人，和青年人。另外,對以集體形式展現的人群做綜述和簡單分析。

四、統計結果及分析

（一）、文章性質分類及分析 表1.1：文章性質分類 總計 百分比（%）描述類 55 44.4 信息提供類 16 12.9 表揚類 11 8.9 警示類 12 9.7 發現問題類 22 17.7 后續類 8 6.1 Total 124 100 從表一可以看出，在《第一時間》的報道中，描述性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大，達到44.4%；其次是發現問題類，占到17.7%；信息提供類是12.9%，表揚類和警示類所占比例都較小，分別是8.9%和9.7%，而后續類所占比例最小，僅6.1%。描述類占如此大的比例，說明描述性是該節目報道的最主要方式。這類報道往往只是講述了一個事件的發生，結構和內容簡單，沒有挖掘新聞現象背后的本質。雖然報道的內容都是和群眾很近的事情，但報道形式流于表面，使得新聞內容看起來很單薄。例如3月29日的〈女孩離家出走 鐵路警方護送回家〉講述六個初三小女孩離家出走，被警方找到并護送回家。報道采訪了家長和警方關于出走和找回的過程，卻沒有交代女孩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把新聞中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忽略掉了，讓人看起來匪夷所思。又如2月22日的一則《好心人 義務為村民挖水渠》，報道只采訪了村民，說是有一位好心人，自己出資為村民挖水渠。而對于當事者，即這位好心人，竟然沒有一點采訪，對于為什么要私人出資來挖水渠、相關職能部門的責任，報道更是失語，只停留在表面很淺的一層。分析中發現，這樣一味羅列現象的報道在節目中并不少見。

發現問題類雖然所占比例并不低，但也同樣存在表面化的問題，這首先可以從后續類報道的極少數看出來，后續報道6.1%的比例約等于發現問題類的1/3，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新聞只是提出了問題，而不去關心問題的發展和解決。例如2月10號的《季大爺的煩心事》，講有人破壞高速公路旁邊的防護網，季大爺很憂心，文章結束。全篇報道中只有對季大爺一個人的采訪，而對有關管理部門的職責，卻只字不提，更沒有問題的解決。4月12日的一則《有家不歸，夜臥樓道》，敘述了3個未成年的孩子因無人管教睡在居民樓樓道里，報道采訪了鄰居和民警，表達了擔憂，就以此結束了；對新聞最重要的當事人家長，卻沒有半句采訪，新聞沒有原因，更

不求問題的解決。

即使在后續報道中，也多數是已有定論的問題的報道，這不但割裂了問題發展的前后進程，使呈現在受眾面前的只是簡單的事件碎片的拼合，而且不知不覺中助長了新聞的懶惰、缺乏跟蹤和探究的習氣，因為記者編輯們知道沉默可以遮蓋媒體的失語，而受眾的注意力又會被后來無窮盡的、熱熱鬧鬧的新問題所吸引，再簡單報道、再沉默，如此循環下去，縱容了所謂“貼近民生”的新聞的繁衍和壯大。

當然，在新聞實踐中，時間的緊迫性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以《第一時間》為例，它的播出時間是每天傍晚6：30，這意味著記者編輯必須在一天中采寫編當天的新聞，扣除來回采訪地的和成稿后等待審稿的時間，所剩的用于采寫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另外，還與播出時間的限制有關系，一條新聞一般來說一兩分鐘，要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講清楚經常是錯綜復雜的問題，是比較難的，因此，很多記者往往選擇了簡化和淺嘗轍止。而在新聞業務以外的原因，就涉及社會權力系統中的敏感神經了。

信息提供類的新聞比例也較小，說明節目為受眾提供的信息量不大；表揚和警示類報道通過傳遞什么是應該、什么是不應該來傳承社會的規范，但在統計中這兩類的比例都很小，顯示《第一時間》引導受眾認知和行為方面做得明顯不足。

（二）、文章內容分類及分析 表1.2：文章性質分類 總計 百分比（%）

問題、糾紛與不幸 38 30．6 交通 10 8．1 公共生活 22 17．7 服務類信息 11 8．9 消費 8 6．5 法制 9 7．3 文化 17 13．7 好人好事及其他 9 7．3 Total 124 100

根據表二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在報道的內容中，問題、糾紛與不幸類的比例是最高的，占到30.6%，其次是公共生活，17.7%，與人民生活聯系最緊密的消費、交

通和服務類信息，所占比例都很低，尤其是信息量大的消費領域，在《第一時間》的報道中卻受到了極低的關注，比例只有6.5%。而一向新聞素材豐富的法制領域，也只有7.3%。讓人欣慰的是，文化和好人好事類所占的比例并不低，說明《第一時間》在人民精神生活和倡導良好風尚方面，還是給予了一定重視的。

在所有的報道中，《第一時間》把鏡頭更多地對準了問題、糾紛與不幸。單獨來看，這樣做更容易貼近廣大的民眾，因為報道實際生活中出現的眾多紛繁復雜的糾葛，利用媒介的地位賦予作用使事情得到解決，就恰恰表達了媒體“群眾利益無小事”、為民代言的立場。但如前文所述，這類報道致命的缺陷就是表面化的報道方式。觸及范圍很小，往往到達政府職能部門等強勢集團那里，報道就結束了，再也不會挖掘下去。因而此類報道往往只是探到冰山一角，對于這個社會的反映是膚淺的。比例之大占第二位的公共生活類報道，與政府職能部門的關系最為密切，它包括了公共設施建設、部門督查等涉及職能部門工作的領域。在這些子項目中，部門督查的報道比較多，10條,占公共生活類(22條)的差不多一半，其次是公共設施建設，8條。而對職能部門工作的報道中，正面、積極配合的報道是17條，中立報道5條，負面報道0條。職能部門幾乎都是稱職的、行動果斷的、卓有成效的，即使在部門明顯失職的新聞里，部門的過失也被淹沒在對事件本身的報道里而視而不見。例如4月21日的《裝修困局：無資質的公司是如何進入市場的》，講述合肥市70%的裝修企業無“資質證書”而如何混跡市場，有關部門如何進行清查。而事實是，“馬路裝修”市場存在十幾年了，新聞卻對此輕描淡寫；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報道的最后，責任被推給了業主，說是“自我保護意識淡薄業主的存在,才讓這樣的?馬路裝修?市場能夠長期存在”，對于有關部門是否執法不力，卻沒有絲毫質疑。在職能部門行動時，媒體往往著力報道問題的解決，并從言辭中透露出對執法人員的贊美，而忽略了更為重要問題的挖掘。如公共設施建設類報道，在8條報道中，只有一條反映了拆遷戶的不情愿情緒，其他的都是配合的、支持的，執法人員行動也是迅速的和眾望所歸的；對于拆遷戶的安置、拆遷的原因和建設工作的拖延卻一筆帶過或干脆不提。

在號稱以民為本的民生新聞中，這部分的報道是有意思的、微妙的、難于辨別清楚的。從以上分析來看，所謂的“民生新聞”在現實報道上看來卻只是盡量配合了權力部門的聲音。新聞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做到客觀，它在呈現在受眾面前已經經過了層層把關，“在任何體制中大眾傳播媒介都是那些掌握經濟、政治、社會權力的人們的代理人”。

節目把相當的報道篇幅給了問題、糾紛與公共生活，而與民眾生活最為密切的消費、交通、服務類信息的報道卻只占了很小的比例，這說明媒體對“民生”定位存在著誤讀，即把居民個體或其周圍小范圍的問題視同于大眾的問題，以個體新聞取代大眾新聞，構成一種隱形的、另類意義上的“新聞暴力”。

（三）、人物分析

在對人物的分析中，由于有重疊現象的存在，就不以表格和百分比的形式來敘述，而是把研究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做如下討論。（1）以職業分，有以下討論。

公務員通常以集體的身份出現，而所有公務員的表現都是正面的。警察、消防隊員、城管人員以及各類執法人員等，都是在參與某項公務的執行中出現的。無論是對執法活動本身的描述，還是對這些人物的刻畫，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公正盡職的、高效的。

在單個人物分析中，出現得最多的是相關職能部門或政府工作人員，共出現72次之多。一般出現的形式主要是對某問題或糾紛給予調解或者“說法”；其次是對于某項政策、執法行動的解釋和說明。對其所有的報道中，沒有負面報道。他們的總體形象是稱職的、辦事有依據的和公正的。即使在問題類報道中，他們也是沒有過失或無法判斷的。比如3月13日的一則《阻撓施工打警察 治安拘留沒商量》，敘述了村民阻撓一處農貿市場工程的施工，鎮黨委書記稱“補償費早就發下去了”，于是警方對其實施拘留。報道從頭至尾沒有給予村民任何發言機會，更沒有解釋他們為什么要阻撓、政府的補償費真實發放情況等。在報道里，村民的“鬧事”和被處罰成了聚焦點，而政府卻被放置在燈光之外。

其次是警察，共出現39次。警察多是出現在對糾紛的調解、對問題、交通、事故和違法犯罪的處理活動中。對警察的行為都是無疑義的、贊同和認可的，沒有負面報道。并且警察本職范圍內的行為被媒體有意放大而帶上了贊美的色彩，甚至忽略了某些值得質疑的事實。如4月11號的〈18年黑戶身份 今朝終于解決〉，講一家人收養養女18年，終于解決了她的戶口問題。報道沒有對18年的時間拖延在意，卻對派出所人員的戶口迅速辦理、讓一家人“喜出望外”給予了褒揚。派出所的高效、為民辦實事的形象得以突出。

私人老板的出現次數比較多，15次，但9次與假冒偽劣商品生產和銷售、拖欠工資有關。在此類報道中，他們被塑造成損人利己、黑心、不遵紀守法、貪婪的形象。司機出現9次，其中4次為事故、車禍，1次為無牌照駕駛。只有一次正面報道是司機拾物找尋失主，其余為中立報道。

企業經理、負責人和打工者出現的次數都很少，分別是7次和6次。企業經理出現于投資、經營的報道中（4次），負責人是對涉及企業責任的問題做出解釋（3次）。而打工者，出現6次中4次與事故、災難有關，1次無資質作業，1次勞資糾紛。農民出現的次數很少，作為報道對象的只有4次，分別是阻撓施工、索賠、莊稼無收和事故身亡。農民的形象雖然著墨不多，但卻與無力、無助、無理等聯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社會中的精英階層，比如大學教授、學者、公司高級白領等，在報道中是可以說是缺失的；占安徽本省人口比例很大一部分的大學生群體，也極少出現在節目中。

（2）以年齡分，老人出現9次，涉及的事情各不相同，比如火中被救、為財產而爭奪孫女的監護權、公井收費、舉報公共設施被破壞等，其中1次捐款的正面報道。但記錄老年人生活狀態和活動的報道幾乎沒有。

兒童出現11次，其中兒童受到侵害的描述有7次，如被拐賣、體罰、砸傷、絆倒等，其余4次多與教育有關，如大人釣魚教壞小孩、小朋友宣傳整治“四亂”等。在這里，兒童被塑造成弱小、需要保護和引導的形象，而對兒童成長狀態的關注卻很少。

（3）以性別分，男人在報道中出現的次數明顯多于女人，以政府相關部門人員為例，72次的出現次數中，女性僅出現3次。男性廣泛出現在社會的各個層次，而女性多以家庭主婦、居民、行人、旁觀者等身份出現。男權社會的印象在報道中無形得到表現和加強。

（4）城鎮居民和鄉村居民中，后者的出現率大大低于前者。而這與安徽省目前鄉村人口占64.5%的現狀 是格格不入的。盡管〈第一時間〉把自己定位于“服務市民、以民為本”，但只以市民為主要關注對象的新聞節目，本身就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以民為本”。因為這多少表現了對龐大的鄉民群體的漠視。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傳播學議程設置功能為理論基礎，通過對電視民生新聞文本的內容分析，窺視了電視民生新聞中描繪的擬態環境的面貌。并由此得出，像安徽電視臺〈第一時間〉這樣的節目，雖然突出了節目對當地群眾的貼近性，但其所謂的“服務市民、以民為本”的宗旨卻全然沒有實現。在這檔節目日積月累的報道中，其所構建出的關于現實環境的擬態環境是偏頗的。報道的立場還是主流利益集團的立場。

在〈第一時間〉中，人物的形象通過人物與特定事件的聯系表現出來。在這種聯接過程中，刻板成見得以形成。對某些人群的正面描述和對另一些人群的負面描述，使優勢人群的形象得以強化，并進一步主流化；而邊緣人群的形象在固定成見的作用下變得更加邊緣化。

有學者認為，民生新聞是國家統治中文化軟力量新的集中體現，這是因為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和精英/白領意識形態越過另外兩種意識形態，對民生新聞實行了高明的、不著痕跡的控制 ：首先，民生新聞通過逗引消費的快感，達到虛擬的滿足（市場/消費主義意識形態）；通過“生活投訴、家長里短、實用訊息”的提供，使相對處于弱勢的百姓被夸張成世界的全部，其現實生活的落差與缺憾被新聞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虛妄的媒體景象縫合，被關注被承認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補償與滿足（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然而，精英/白領意識形態和強大的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卻以“缺席的在場”的姿態完成了對民生新聞的根本掌控。因為白領/精英大致永遠也不會遭遇平民遇到的各種困境，而“民生新聞中白領/精英的缺席卻堅定了人們對于他們的?信仰?，白領生活與成功故事成為人們對于生活的想象與憧憬、渴望與撫慰。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則因為民生新聞營造的溫情、世俗、人性的氛圍而和藹可親，” 人們因為被民生新聞糾纏于家庭瑣事、身邊小事、百姓難事中，而恰恰忽略了自己在整個社會博弈中所處的位置和被忽視的利益。而這，正是隱藏在紅紅火火的民生新聞之中的陷阱。

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并不是公開的，而是隱蔽的，“每一個被賦予了?意識?的主體，會信仰由這種?意識?所激發出來的、自由接受的?觀念?，同時，這個主體一定會?按照他的觀念行動?，因而也一定會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主體的觀念納入他的物質實踐的行為。” 因此可以這么說：觀看民生新聞的過程，就是不斷內化國家/民族/執政黨意識形態和精英/白領意識形態的過程，就是不斷淡化或者休眠百姓/平民意識形態的過程，并且當自己被日積月累地植入這些意識形態時還渾然不覺，仍舊相信自己是一個自由主體，卻一面把被偷換了的“觀念”納入到物質實踐中去。

以上結論與目前學術界對民生新聞盲目樂觀、認為民生新聞的出現和發展是民本主義的回歸等等的觀點，是背道而馳的。本次研究采用的具體而仔細的內容分析法和媒介批評的視角，較之以前大而泛之的定義界定、走向預測、“俗”化批判等研究內容，更加務實和清醒。甚至對于“民生新聞”這個概念本身是否存在和是否必要，也提出了疑惑。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樣本來源是登錄在網頁上的〈第一時間〉的新聞內容，這些新聞條目比實際播出的要少，而且又經過了新聞網站工作人員的再次把關。分析的文本全是新聞文字方面的內容，沒有涉及圖像方面的分析。電視媒體是一種同時包含

聲音文本和圖像文本的媒介，只分析聲音文本的文字資料是不全面的。對數據背后所隱藏的各種動因以及控制力量的分析不夠深入，后面的研究如果能從這兩個角度深入挖掘，對于電視民生新聞的理論和實踐的改進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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