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屬階級的生存哲學：國家力量下的“生存為上”

農村社會學課程作業

從屬階級的生存哲學：國家力量下的

“生存為上”

——基于對《八卦營村志》的分析

所謂“村志”，其實質意義上是“方志”的一種延伸，其記錄的是“一地的自然與社會”。具體而言，村志是以資料性著述的方式來記錄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的歷史過程與社會現狀。雖然村志其本身所記載的只是一個自然村歷史范疇中的社會事實，但是從社會學視角來看，從這些微觀社會事實的聯系中，我們能夠透視出宏觀的社會變遷過程以及國家-個人的互動機制的變遷模式。

在本文中，筆者將從關于我國甘肅河西地區的一個自然村——八卦營村的志書《八卦營村志》入手，通過對兩個不同歷史時間段中的具體歷史事實的比較分析，從而探得在國家力量影響下，市民社會與被動個體的作為從屬階級的應對機制，以及建立在應對機制上不斷模塑形成的“生存哲學”的特質。在具體論述中，筆者同樣會引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關于東南亞農民研究的分析框架，來進行深層次的闡述和理解。

一、兩個史實：國家力量下的不同應對機制

八卦營村如今的行政區劃是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永固鎮管轄的一個行政村，其中包括兩個自然村：八卦營村和元興村。筆者要聲明的是，作為“自然村”的八卦營村是本文的論述重點。八卦營村的村名由來可謂是頗有歷史淵源，這也與村莊本身的基本特征密切相關。八卦營村處于漢族與西部少數民族活動區域的交界處，這塊地方在西漢之前為月氏族的領土（在如今八卦營村西還保留著月氏族的王城遺址），在西漢文帝年間，八卦營村所處的地域被匈奴占領，而在元狩年間（公元前121年左右），西漢大將霍去病西征匈奴時，曾在八卦營村附近的永固城外與匈奴單于之子右賢王有過一戰。據《八卦營村志》記載，當時霍去病為了攻下永固城，在如今八卦營村所處的位置附近擺下了一個八卦陣式的軍陣圍攻匈奴軍隊，最終永固城也成功告破，八卦營村因霍去病所布下的“八卦陣”而得名。

正因為八卦營村處于與少數民族接壤的軍事扼要位置，在之后的兩千多年中，歷代中原王朝的統治機構都出于穩固國防的目的，大量征調中原農民和軍隊士卒前往八卦營村進行“屯田”，這便是八卦營村的顯著特征。按照村志中的說法，從西漢武帝年間起政府就啟動了在河西地區大規模的屯田行動，具體實施過程通常為，政府在山西河南一帶地區給予中原貧苦農民以一定經濟補貼和耕作必需品，強制他們從中原遷徙到了八卦營村進行耕作。這一屯田制度在明朝年間達到了高峰，朝廷特設陜西“行都指揮使司”來總管河西地區的屯田事務，并對屯田農戶實施“永不起科”的獎勵免稅政策。通過這一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盡管政府的“屯田”行為對于作為從屬階層的百姓來說帶有很強的強制性，但在八卦營村與河西廣泛地區的歷史中并未有成規模的農民反抗行為的記載。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所看到的是，在歷史范疇中作為從屬階級的遷徙農民對于國家力量的強制干預似乎只是表現出一味的忍耐與消解。

我們再來看《八卦營村志》中的另一組歷史事實。時光推移到晚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因為政府機關與鄉紳階級強勢聯合，不斷加重民間稅收，致使八卦營村及河西一帶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行動，農民們紛紛前往當地的山丹縣城進行請愿活動。據史料和村志記載，八卦營村相當部分的村民也參與了此次活動。而這次運動卻遭到了政府的鎮壓而轉向失敗，農村社會學課程作業

活動發起者也被迫自縊。在這個語境中，國家力量沒有得到從屬階級的忍耐，迫使從屬階級結成了組織化的反抗行動。

二、“生存為上”：從屬階級公開斗爭行為的動機 縱觀以上兩組不同的歷史事實，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同是處于國家力量壓迫下的從屬群體，為何在反抗行動的產生與否的問題上大相迥異呢？這里，筆者認為可以引入斯科特對于東南亞農民運動的分析框架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解釋。在其代表作《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斯科特在開篇就強調了東亞地區農民秉持的“生存第一”的原則，這一觀點也與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上海罷工》中基于對上海底層階級分析所提出的底層“自我保全”的生活邏輯相一致。他指出，農民的基本處事原則往往關注的是“生存和現狀的維持上，而不是被附加到現狀的變革和改善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力量下，農民關注的更多是自我保全而不是發展與效率。這正好解釋了八卦營村農民屯田遷徙這樣一個情境：對于農民來說，如果遷徙前后生活條件無甚改變，國家力量并沒有過分壓榨個人基本利益，甚至在明朝年間有政府維護基本利益的體現，那么公開性的、規模化的抗爭就會被認為是多余的。這其中反映的是這樣一個邏輯：如果基本的生活要求能夠得以滿足，那么有意識的反抗行為會被認為的是多余的，即使為了爭取更多權益進行公開斗爭，其帶來的風險系數也是相當高，農民通常要付出承受范圍之外的代價。其中體現的即是“生存至上”邏輯，這一分析框架對于《八卦營村志》中提到的清末農民運動也有解釋力。斯科特認為，“生存為上”的原則的關鍵假設是，以生存為目的的常規活動能夠較好地運行。如果不能，則冒險行為就會變得有意義，而大量的農民革命性運動都具有孤注一擲的特征。如果農民從屬階級的基本生存都被國家力量所壓擠，那么“生存至上”的原則在這里也就失效了——因為不反抗與反抗所付出的成本是接近的，農民會傾向于鋌而走險。在這里我們可以認為，從屬階級是否最終產生公開性斗爭行為的動機，其關鍵的分野便在于“生存至上”原則有沒有被破壞，即他們的基本生活有沒有被過度侵害這一標準。

三、隱形的反抗和緩和“被剝奪感”：“生存為上”原則的補充 通過“生存至上”原則來單純了解八卦營村農民作為應對機制的外在、公開的反抗行動，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社會行動的“內在性意義”更應當被重視，我們應該對于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理解”，考察行為的主觀意義。所以筆者認為，“生存至上”的自我保全原則也需要延展到從屬階級的精神層面。

我們來考察以上兩個歷史事件中的一些相關細節。首先，《八卦營村志》中記載了一個村中流傳至今的關于農民屯田制度的民謠：“問我祖先哪里來，山西洪洞大槐樹。”根據記載，自明朝洪武年間起，政府在山西專設“移民司”，先把要遷往河西地區的農民集中在山西洪洞縣的大槐樹下，然后進行分批遷徙。而民謠中“山西洪洞大槐樹”無疑是這一歷史事實的符號化體現，這作為一種共生的社會記憶，被不斷流傳保存至今。筆者認為，這一類帶有社會記憶的民謠可以被認作是一種“訴苦”的符號。

其二，在民國建立之后，八卦營村同樣處在軍閥馬步芳的高強度統治力之下。村志記載，馬步芳的軍隊多次進駐村莊進行強取豪奪，使得百姓物質生活困窘不堪。而就在這里，《八卦營村志》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1936年底，共產黨的紅西路軍曾路過村莊，盡管當時紅軍境遇困窘，但他們卻得到了村民們暗中的資助——具體來看的話，這一種活動形式也算不上公開，但也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某種意義上的反抗性質。

通過這兩點，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從屬階級在道德或精神層面、或是在不公開的場合中的對于支配階級的“隱形的反抗”。筆者認為，這種特殊的反抗形式相對于公開反抗來說，對于國家力量本身并沒有特別大影響，其作用主要體現在緩和從屬階級的“被剝奪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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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農民日常反抗形式》中提出的分析框架有關。斯科特分析東南亞社會的從屬階級與優勢階級的互動中，提出了“意識形態斗爭”這一概念，即從屬階級的支配地位只體現在物質世界之中，而在精神與道德領域，從屬階級同樣可以通過編輯文本（如貶斥某人不再遵守共同守則）來占據道德制高點，從而在主觀上獲得了某種“情感性平衡”的撫慰感。用這一框架來闡釋屯田移民的“民謠”，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國家強權下的一種“訴苦式”的情感發泄機制，從而使得自身得到撫慰，緩和被剝奪感；對于民國時期的八卦營村村民也是如此，給共產黨軍隊提供幫助，盡管未對統治階級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影響，但這還是意味著主觀上宣布與統治者的對抗，在獲得了某種期待性的撫慰的同時，被剝奪感也得以消除。

而這種從屬階級相對剝奪的緩和機制某種程度上有自我保全的功能。具體來說，一方面，從屬階級通過理性權衡基本生活需求的成本與公開斗爭的代價來決定是否進行公開反抗，這種精密計算體現了最大化自我保全的傾向；另一方面，從屬階級通過隱性的、不為統治者所察覺的反抗形式，獲得了最大程度上的心理剝奪感上的緩和，也抑制了從屬階級沖動行為的出現，也達到了自我保全的傾向，這可以認為是對于前一種機制的補充。

四、討論：從屬階級的生存哲學

通過以上的一系列聯系既有理論框架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八卦營村志》記載中的農民從屬階級的以“自我保全最大化”和“生存為上”為原則的“生存哲學”。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筆者所論述的生存哲學不免帶有很強的被動消極性，在八卦營村的場域中，不論是公開的反抗還是私下的反抗，不論是現實社會中的反抗還是精神領域的反抗，都無法真正對于統治者產生影響從而對從屬階級的生存狀況進行“根本性逆轉”——在過分強調自我保全的同時，這種生存哲學也放棄了主動與統治階級進行角力的機會。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發現一些東亞社會所獨有的文化相對主義的因素。

參考文獻：

[1] 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鄭廣懷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

[2] 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程立顯、劉建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

[3] 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 于海：《西方社會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